樵公新论：“民”与读书

      “民”字之用，夏、商、周三代即有，《说文解字》云：“民,氓也。”错误，按《广雅》的解意应该是：土著者曰民,外来者曰氓。民是民,氓是氓，前者指国家固定的人口，后者指流动的少数人。

      《谷梁传·成公元年》载：“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至春秋时期，士民中儒家学派崛起，自以为他们是统治阶层的帮闲或同伙，不能屈辱在“民”的范围里，于是把自己拔升出去，使古之四民变成了三民。然后，他们就彻底背叛了“民”，成为“民”的最恶毒的迫害者。他们的代表人物孔丘不许别人做学问，一朝握住刀把子，即杀掉敢以学问与他分庭抗礼的少正卯，由此诞生了文化专制主义。孔丘还提出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反动主张，就是不许“民”识字，不许“民”知道国家政治的意思，愚民思想自此产生，逐渐被统治者接受，逐步确定为亘古不变的愚民政策。

      到了秦始皇时期，“民”不再称“民”，而是改称“黔首”，用今天的汉语解意就是“黑头户”，其实是黑头发的青壮年的意思。同时建立了严苛的户籍制度，给“黔首”编制造册，官方按册征收税赋、分摊兵役、徭役，让他们不可缺一地为国家奉献、服务。

      秦始皇最得力的帮凶李斯是读书人出身，这个家伙比孔丘更为恶毒，他煽动秦始皇烧掉书籍，还制定了谁读书就砍谁的脑袋的恶政。“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什么叫“弃市”？就是在大街上砍头示众的意思，可谓穷凶极恶甚已哉！

      汉、唐以来，“民”始终是缴纳税赋、分摊兵役、徭役的人，与读书无缘。读书被永久垄断，成了士族的专利，成为他们进入权贵殿堂的敲门砖、垫脚石。“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士族们读书的目的，只是旨在如何讨好、取悦统治者，让自己得到重用，从而获得种种利益。此种思想成为一种可以传染的毒素，千百年来已经渗透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

      民国以降，“民”被昵称为“国民”，文化开始普及，读书没有禁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办民间教育，一时欣欣向荣，使得很多来自民间的普通“国民”成长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华民族的精英，成为国家、民族最艰难时期的建设者、保卫者。到了五、六十年代， “国民”的精英们大多被MZD打成“反革命”、“极右分子”予以清除。“民”被称作“人民”，“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或是“领导阶级”，或是“社会主义的金梁玉柱”，然而读书的问题似乎比秦始皇时期更加严峻，谁要是读了“封、资、修”的东西，轻者坐牢，重者判死。

      “文化大革命”袭来，古今中外所有的书全部遭到“批判”，所有的人只许“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谁要是继续读刘少奇的《论修养》，肯定要倒大霉。最甚者是“停课闹革命”，关闭了全国的高等教育，受教育者不必读书，却能以“反潮流”、“交白卷”为是。

      楚樵曾参加1982年的全国户口普查，当时“人民”的文盲率在95%以上。这个数字表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含量，而且，由于经历了漫长的腐败政治，当前这个数字不可能发生质的变化。文化含量较高的民族是优秀、进步的民族，往往走在时代文明的前列，国家发展最好；远者美国、加拿大、西欧可以为例，近者日本、韩国、台湾可以为例。反之，文化含量较低的民族是愚昧、野蛮的民族，当政者黑白颠倒、胡乱折腾，老百姓则不可理喻，轻易变成暴民，扰乱社会，杀人劫财搞破坏，使国家政局混乱，凋敝破败，一切事业难以振作。这方面例子太明显，中东地区的“极端组织”成员都是没有文化的暴民。

      因此，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含量是当务之急！

      当前之中国，又开始兴起读书运动了，新的国家领导似乎注意到了民族的文化含量问题。本月上旬，楚樵曾参加本市的“读书活动”，做报告的官员“指导”大家说，“要多读马列著作”、“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楚樵认为，让“人民”读什么书是个绝对不可忽略的问题，如果依然“指导”大家“多读马列著作”、“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那可是又绕回头路了。有用与否不敢妄议，只是老樵要说：看看现在逮起来的大大小小的“老虎”——贪官污吏们，哪一个不能把“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背得滚瓜烂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