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立军的完蛋浅说用人制度

      审判王立军时，控罪有四：罪之一徇私枉法，指包庇杀人犯；罪之二叛逃，指为了活命寻求美国人保护；罪之三滥用职权，是指行为过头；罪之四受贿，是指享受了不该享受的利益，价值300万人民币。

      一个曾经打黑除恶、横扫犯罪分子、清除警界败类的优秀公安局长就这么完蛋了，那一枚象征无上荣耀和特权的警徽也永远与他无缘了。像王立军这样的人，警徽等于他的生命。

      仔细分析一下，其实王立军这几桩罪犯的有些亏。如果谷开来不杀人，就不会让王立军包庇他，就不会导致她的男人不高兴，乃至于暴打王立军，甚至开始迫害。没有迫害，王立军就用不着“叛逃”。“滥用职权”算什么？若无前两款，可能接受一点处分——“党内警告”就算完事。最末的一款是受贿，价值300万只能算个鸟，一届小村长的贪污都不止这些。

      谷开来杀人，居然直接告诉公安局长。因为什么？因为王立军在她的眼里不是国家的高级警官，而是她老公的门生故吏、走卒私仆。这样的人焉有不听主子的？当王立军把谷开来杀人之事在主子面前提出的时候，主子愤怒了，抽他耳光了，还罢了他的公安局长。

      抽耳光一般是儿子做错了什么大事情，激怒了老子，老子才这样地惩罚儿子。市委书记与副市长是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凭什么这样做？实际上，很多人都在这样做。但凡某一高官“培养”了某一个人，这个人公开的身份是“党的干部”，私下却成了“培养”者的走卒私仆，于是乎他们就结成私党、死党，就有了不可分割的共同利害关系。他们可以互相串通做坏事，做见不得阳光的黑事。无论是谁妨碍了他们的利益，他们都会群起而攻之。什么原则，什么党纪，什么大局，统统算个屁。早先，程维高和秘书李真就是这种关系的典型。

      有的人为了壮大、夯实个人势力，为了达到垄断权力或某种政治目的，在“培养”干部方面是不择手段、不问对象的。“文革”中，康生用聂元梓，有人说聂的作风有问题，康生说：“她就是狗娘养的我都要重用她！”大寨“红旗”竖起来以后，组织审查发现陈永贵历史有问题，毛秘而不发，竟叫他当上副总理。前些年“搞活经济”，大量贪官污吏受到重用，地位竟至市级、省级、部长级。最近几年中央打贪，他们或者携赃款外逃，或者落网，都是数千万、数亿的巨贪。

      到底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量才选拔、使用干部，还是为了个人势力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呢？用人制度是不是应该首先实行“政治改革”、真正地放在全党、全民的监督、公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