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记载中的屈原

      屈姓为楚国贵族。《左传》有“楚屈瑕将盟贰、轸” 、“莫敖屈重”、“屈到为莫敖”、“屈建为莫敖”、“屈荡为莫敖”等等记载。从史料中看，所谓“莫敖”，可能是楚国的某种高级武官，其地位相当于国家军队的大统领，而且是世袭的。楚怀王时期（公元前327年至公元前292年）有了屈原，却是一个文官，以绮丽的文采，丰富的思想，赤诚的爱国热情而流誉于世。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法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应宾客，应对诸侯。”

      按：《史记》作者司马迁是汉初人，其出身离屈原之世百有余年。但是，司马迁出于世家，先秦资料当是家族传续。他的父亲就是史官，其祖父可能也是史官，他们离屈原之世更为接近，这个家族对屈原史料的编撰，应该是可信的 。

      “左徒”相当于今日之常务副总理。

      年轻时期的屈原显然是一个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的政治活动家。先是颇受楚怀王的器重，得以主持内政，掌管外交，操持国家大事，在楚国的上层建筑据有显要的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

      可是，与屈原同列的上官大夫却是一个忌贤妒能之辈。此人为了争权夺宠，暗中进谗于楚怀王，诬说屈原恃才自傲，在诸臣面前居功于君王之上，根本不把大王放在眼里。怀王居然听信了这样的鬼话，为此开始冷淡、疏远屈原。

      楚怀王是一个目光短浅，缺乏主见，处事不明是非曲直，近乎于昏昧的糊涂虫。登位之初尚可勉强维持，宠信上官大夫这种人以后，便开始排斥贤达人士，拒绝正确意见，轻信一些谗言妄语，专与奸佞小人搅在一起。

      堂堂一国之尊如此作为，当然要产生恶劣的影响，一时间楚廷上下正气不扬，邪气驰张，楚国的政治逐渐变得黑暗而腐败，国势自此由盛转衰，每况愈下。为人严正、忠君爱国的屈原当然看不下去，于是就尽力规劝怀王，怀王非但不听，反而为此对屈原倍加厌恶，屡屡加以贬斥，甚至不欲相见。

      就在楚国国事日非之际，居其北方的秦国却因“商鞅变法”而强大起来。秦惠文君登位十四年开始称王（公元前323年），从此以后，秦国对内以严刑苛政，强制臣民为之驱使；对外则虎视天下，以诈术和武力双管齐下侵略列国，到处攻城掠地。

      秦国与楚国直接交境，对这样一个幅原广大、物产丰厚的富有邻邦，贪婪的秦人当然不会放过，可是它又确实过于庞大，想吞掉它也绝非易事。于是秦国就对楚国采取了不断攻击，不断蚕食其疆土的做法。在使用武力的同时，秦人又不断地施展种种欺诈、诓骗的手段愚弄楚怀王，使之更加昏乱。

      楚怀王十一年，齐、楚、燕、赵、韩、魏诸国苦于秦国对大家无休止的攻伐侵夺，接受纵横家苏秦的主张，结成六国联盟共同抗秦，以图自保。因比较而言楚国最有实力，诸国乃共推楚怀王为盟主。这一事件对意在吞并列国的秦国当然极为不利，于是秦惠王就派出间谍张仪，叫他到楚国进行破坏。

      张仪是个舌辩游说之徒，也是一个敢于冒险的邪恶人物。曾在楚国混迹于豪门，因出身微贱遭人猜疑，为和氏璧被盗之事挨了主人的痛打，为此刻骨地憎恨着楚国。此番入楚，张仪先是勾结楚国的佞臣靳尚和怀王的宠姬郑袖等人，用重金贿赂他们，使之左右蛊惑怀王。而后他又对怀王许赠商、淤之地六百里，还许以将秦女嫁给怀王，秦、楚结为兄弟之盟，以此诱使怀王与齐国断交，背弃六国盟约。

      是时楚廷之上已是屑小云集，诸臣多为怀王准备接受张仪的意见而鼓噪称贺。屈原当时不在国中，唯大夫陈轸看透了张仪的祸心，一力向怀王奏称：若依张仪，楚国必遭败亡！

      可是，昏聩的怀王拒不纳谏，竟以楚国相印佩张仪，听其言而从其计，遂与齐国交恶，撕毁了六国盟约。事毕，怀王遣使与张仪入秦，要求秦国兑现许诺的一切。张仪返秦之后便藏匿不出，秦惠王既不赠地也不嫁女，丝毫没有与楚结盟之意，反倒与齐国交好。怀王这才明白自己受了张仪的欺骗，盛怒之下，决意伐秦报复。

      公元前307年，楚、秦两国大交兵。楚军不敌，最后损兵八万，折将七十，不但丢失了汉中之地六百里和故都丹阳城，还割让两座楚城送给秦国，秦军方准许罢战言和。

      楚怀王恨死了张仪，可是张仪对待这位国君犹不如对待三尺稚童。在如此严重地坑害了楚国之后，此人照样还敢昂然入楚，继续进行卑劣的祸楚勾当。见到张仪又来，楚国朝野稍有良知者对这个可憎的奸细无不恨之入骨，纷纷要求怀王将其处死。可是，张仪依然靠着买通了靳尚、郑袖等人，在他们的庇护下安然无恙。

      是时屈原已身无职权，只剩下一个驻齐国使臣的身份，当他获知张仪再度入楚时，便急忙从齐国赶回，向怀王泣血陈词，力言国仇当报、张仪必诛。怀王稍被感悟，可是，此前他听信了靳尚、郑袖等人的鬼话，已放纵张仪归秦了。

      公元前294年，秦国到了昭襄王时代。昭襄王为了打楚国的主意，也是许以将秦女嫁给楚怀王，以秦、楚二国结盟为名邀请怀王入秦。

      楚大夫昭睢谏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往，有并诸侯之心。”（见《史记·楚世家》）

      屈原也全力劝阻怀王，告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可是，包藏祸心的公子子兰却鼓动怀王赴秦，说是倘若不去，就会使楚国失去秦国的欢心。昏昧至极的楚怀王偏偏采纳了公子子兰的意见，可是他一到秦国就被当作人质扣留起来，昭襄王乘机向他勒索楚国的土地。怀王倔强不服，曾孤身潜逃至赵国，赵人因畏惧秦国而不敢接纳他，辗转之中他又被秦人捉了回去，最终在秦国囚困致死。

      楚怀王死后，继位的顷襄王更为昏庸，而且毫无出息。他不但不记国耻，不报父仇，反而娶了秦女立为楚国夫人以讨取秦王欢心，还为虎作伥地帮助秦军攻打其它诸侯国家，竭尽所能巴结秦国。

      即便如此，秦国还是没能善待楚国。

      公元前280年，秦人大举伐楚，楚军大败，乃割上庸、汉北之地与秦求和。

      公元前279年，秦人再次伐楚，攻占楚之西陵。

      公元前278年，臭名昭著的战国第一屠夫秦将白起又伐楚，攻拔楚都郢城，焚毁楚之先王陵墓。

      顷襄王逃至陈城，无意收复失地，权且立都于此以避秦锋。自此以后，强盛了数百年的楚国开始走入日暮途穷的衰亡阶段。

      生不逢时、命运乖舛的屈原，在如此德行的两代楚王在位期间，因为不能随波逐流而一再失意于官场，一再遭受打击、排斥，在政治上总是处于被压制的屈辱地位。他的职位被一降再降，最后干脆削得干干净净，逐出楚廷，流放民间。

      即使遭际至此，肝胆赤诚的屈原依然“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依然怀抱着“存君兴国”之志，盈切希望顷襄王能够觉醒，自己能够重获重用，楚国能够收复失地，国势能够重新振兴。因此他又给顷襄王上书，恳切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继续为国效力的愿望，可是楚国的黑暗势力并没有停止对他的迫害。

      怀王入秦被困致死，此事原是公子子兰推波助澜而促成，楚人为之怀怨，可是顷襄王却偏让这种人当了楚相。公子子兰做贼心虚，最害怕怀王之事被人提破，最为耽心的当然是一向忌恶如仇、敢于直言的屈原。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又暗中授意上官大夫继续陷害屈原。上官大夫捕风捉影，给屈原罗织了很多罪名。愚蠢的顷襄王居然全都听信了，于是下令把屈原迁徙到边远、荒僻的地方继续流放。

      屈原是一个失意的政治家，但他却是一个才华出众的文学家。他精通历史典故，知识渊博，才思敏捷，尤擅长辞赋创作，曾写成《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诸篇。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离骚》一篇，全文数千言，结构宏伟，想象神异，语言瑰丽，可谓上古文化的精绝之作，鲁迅先生曾赞扬它“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见《汉文学史纲要》）

      此外还有《九歌》、《九章》中的《国殇》、《哀郢》、《怀沙》之诸篇，这些诗篇或为楚国的残破与人民的流离报以忧患，或者则是为了自己的报国无门抒发愤懑，字里行间倾泻着诗人的无限激情，也流露着他心灵深处的凄凉、怆然和彻骨的哀痛，催人泣下，感人肺腑。

      由于这些绝无仅有的传世之作，使得屈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消磨不去的永生人物。

      据史料载证，屈原最后的流放之地是汩罗江（位于今之湖南东北部，洞庭湖东南侧）。这里距离楚都郢城并非十分遥远，但有江河湖泊重重阻隔。在这里，屈原再也没有办法与楚王室取得联系，只能在穷山恶水之间孤独寂寞地苦捱岁月了。

      他“颜色憔悴，形容枯槁”，长久踯躅于汩罗江畔，披发长吟，曾向打鱼的老人表白心迹：“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其洁身自爱、怀瑾握瑜之心，直到此时此际依然风雨不可变、雷霆不能动！有人藉此认为，待到郢都沦陷的消息传来，屈原绝望至极，再不肯与浊世苟存，没过多久就负石投江，以身殉国了。然而，近些年来人们对此事又有了一种新的见解，说屈原是爱国志士，是一个思想成熟、意志坚强的理想主义人物，认为这样的人心理素质良好，既不会屈服于悲惨的命运，也不会在国家依然尚存的时候自杀。他的死，应当与他的那些政敌们有关。

      事情似乎真的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

      当时楚军三年连败，甚至连郢城都丢掉了。家毁国破之际多是用人之时，靳尚、上官大夫、公子子兰之流都是无用的行尸走肉，楚国江河日下的颓势明明就是他们造成的，走投无路的顷襄王，在这种时候未必不会想到曾经内政、外交都拿得起来的屈原。这时屈原年方六十来岁，并非十分衰老，若是顷襄王肯用，由他出来收拾残局也未尝不可。但是，屈原的复出必然会不利于那些祸害楚国的佞臣，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公子子兰他们才要抢先一步对屈原下毒手。

      这就是说，极有可能是政敌们或他们派出的杀手，来到流放之地找到屈原，用负石沉江的办法杀害了他，使他突然无影无踪，顷襄王就是想用屈原也无法做到了。

      明代人撰写的《枣林杂俎》记载：“黄州俗，五月十八日，有龙舟之戏，设屈原象及祗侯，俱运机捩，服饰极丽，金簪玉带，费尝二三百缗。土人舁舟送之江中，顺流至其湾，土人先泊舟掠以为常。”

      此处所言黄州是指今之湖北黄冈地区，距汩罗江三、四百华里。这种奇怪的民俗是如何产生的？从整体形式上看，它在记念屈原是十分明确的，可是全部活动过程的具体细节又在表现什么呢？是在表示屈原曾经就是这样地被政敌挟裹（或诱骗）到江中，在身上的佩物、饰品遭到劫掠以后又遭到杀害吗？

      “龙舟之戏”的活动，至少可以映证这么一点：当地的人民曾经目睹有人驾着龙舟接走了屈原，或是看到有人驾着龙舟来寻找屈原，并且有人抢劫了屈原。在那种时代，龙是至尊之物，所乘之舟能够以龙为饰的人决非一般身份，如果不是代表顷襄王前来寻找屈原的大臣，那就是存心置死屈原的公子子兰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