樵说退休

      十年“文革”期间（实际是1966年到1979年），一是不再增加工资，二是废掉了退休制度。干部不退休，群众也不退休，上班上到死掉为止，死了就在工作单位由工会组织开“追悼会”、办丧事。“拨乱反正”以后，退休制度得以恢复。家父当时已经71岁，接到退休的通知异常欢欣，对家里的人说：“再不要风里雨里、起早贪黑上‘八小时’了，让别人‘为人民服务’吧，我得休息几年、享享福啦！”

      家父办理退休手续那天，单位开了一场全体职工“欢送会”，祝贺家父“光荣退休”，给他戴上了大红花。然后开了一辆“解放”牌卡车，披红挂彩，让家父由单位领导陪同坐在驾驶室里，车上载着一个锣鼓队，一路敲锣打鼓送到家。把老爷子乐得好多天都合不上笑口。

      群众退休，大多都是高兴的，因为一个人退休以后不仅可以继续领取原工资的80~90%，同时还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子女接替工作。

      大约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干部退休的种种问题浮出了水面，干部们（尤其是领导）谁都不想退休，或是把自己的户口年龄改小，或是暗中运动关系，总是意图能够缓退甚至不退更好。我所在的单位有一个叫朱尚文的家伙，从单位第一次办退休开始，一直把自己的年龄改小，别人每年增一岁，他却每年减一岁。他是1950年参加工作的，到了90年代初期，依然不够退休年龄。最后他得病死了，医生说，他的生理年龄其实已满七十岁。还有一个姓唐的，单位通知他办理退休手续，他把自己户口簿上的出生、年、月的9月份的“9”字上半个用保险刀片刮掉，然后到组织部大闹，问组织部为什么提前两个月让他退休？他明明是“7”月份出生的。

      群众看不起干部们的这些行径，公开讥笑他们，说：“只要能在台上多赖一天，尻狗的点子都能想出来，真是只要帽子不要面子！”

      其实，干部们不想退休甚至害怕退休，其原因不外乎如下：

      一、当官当习惯了，不想回归，担心一旦失去权势，心理承担不起。

      二、只要在台上，利益总是有的，个人经济上可以继续占便宜，子女的就业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三、曾经贪污腐败，问题严重，害怕一旦失去地位，受到清算。

      概而言之，这其实都是私心、私念、私欲在作祟。老樵没有这些鸟想法，所以我对于端公家的饭碗，为八小时奔忙一向持以保留态度。八十年代初期，我宁可放弃提升科长的机会到北京学习园林专业。结果，单位宣告破产以后，行政干部没人理睬没人要，我却以园林工程师的资格多次受聘外单位，随便选择工作。

      有一次我和我的几个朋友聊天，我说：“我为公家只干到50岁，然后想尽一切办法退休，以便获得时间去实现自己的追求。”朋友朱瑞兴（厂部工会办公室主任）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人生在世仅有一次，上班上到60岁还有多少光阴？早早退休，可以获得自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实践自己追求的事业。”

     朱瑞兴连连称善，认为我看得透，主张很对。他承认，人生苦短，确实应该留一点光阴去享受自由。我其实没到50岁就办理了退休手续，已经“自由”了十几年。朱瑞兴却熬到了55岁才办掉了退休，惜乎哀哉，他患了肺癌，已于去年驾鹤，终年仅有6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