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姥姥乡的传奇故事（上）

            特别提示：本故事并非虚构，欢迎“对号入座”!

      F县是某某省一个穷de丁当响、丁当响、丁当响的“国家级贫困县”，它的刘姥姥公社——这是过去的叫法和习惯性的叫法，后来改称“刘姥姥乡”了，现在则是一个穷得最彻底、最冒烟的好地方。这个地方到底有多穷？听樵公告诉你，不许你不信：在早已广厦千万间的现代中国，那里的老百姓却仍然有人用泥巴做墙，用稻草做房顶。到了夏天，七、八岁的小孩（不分男女）光屁股。小孩子，天天喝稀饭，一个个把肚子喝的大大的，象一面鼓。

      穷有穷的妙处，每年每季都有上面发下来的救济粮、救济款。历届的县政府、乡政府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定、坚决要保住“国家级贫困县”、“特困乡”的帽子，不然，上面的救济粮、救济款就没有了，这可是地地道道天上掉下来的、夹了很多肉的大馅饼，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

      在旧社会，“刘姥姥乡”原来只是七、八个“保”，一个保仅设一个保长，算是吃皇粮的，不过是午秋二季，到农民那里敲敲锣，为上面收收课、税、捐、费而已。现在可了不得，乡里面养了好几百个比保长的身份还要显赫的“党、政干部”，盖了一栋七层大楼。

      一楼是各种会议室，接待室。

      二楼是一个乡长和九个副乡长的办公室。

      三楼是一个党委书记和九个副党委书记的办公室。

      四楼是乡政府的各个科的办公室，

      五楼是乡党委的各个科的办公室。

      六楼是乡政府、乡党委分别使用的打字室、档案资料室

      七楼是读书读报室、健身活动房、红歌献给党大厅等等、等等。

      据说，即使是这样，乡政府和乡党委还是一致认为办公楼不够气派，拟以后有个特大灾害年，上面给了大量救济款再说。

      因为乡里百业萧条，大家都没有事务可管、没有事情可做，所谓上班不过是看看报纸书刊，传传新闻趣事，谈谈股市行情，或是干脆关上办公室的门，打开电脑玩游戏、上网与异性聊天。待到下班的时候，大家便到馆子里扎堆，痛痛快快地花天酒地一番，每天都有必须吃馆子的理由。唯一重要的事就是一旦发生了水灾、旱灾，乡长、书记们就得马上行动：开会，商量怎么向上报贫，报损，怎么能够多赚一点国家的救济款、救济粮。当然，这些救济款、救济粮是不会尽数分给那些用泥巴做墙，用稻草做房顶的，真贫、真损的老百姓的。谁能嫌银钱烫手？首先这座楼房里的家伙都得拿一分，然后将剩下的分拨各个村委会，随便那些土地佬儿怎么处理。

      上级下来检查，觉得这地方穷得太离格，这个乡的干部们就会抱怨说：一是老百姓太懒，偷抢爬拿、好吃懒做，没有觉悟、不好治；二是离大城市太远，兴农业土地太孬，办工业资金太少。这有什么办法？就是让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当“刘姥姥”的乡长，他也想不出任何鸟主意来！

     “刘姥姥乡”是一抹平川，有一点奇怪，这平川中有一个水库，水库的水高出地面十几米。老人们说，原先这里地上有一个牛腰粗的洞，洞里常年向外冒水。1958年，县政府动员了十几万农民在这里筑起一道十几米高的土坝，于是形成了水库。以前的政府免费为当地农民供水，农民用来栽种稻谷。后来……后来改成受费供水。“刘姥姥乡”的干部们发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一条财源，于是就逐年抬高收费标准。

      一个叫干部们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出现了：收费标准抬高了，他们收到的费金却反而减少了。他们只得继续抬高，收到的费金仍是继续减少。直到有一天，这怪圈终于停止了转动——全乡最后一块水田也改成了旱田。农民们实在交不起那种高额的费用，只好这样做。

      “刘姥姥乡”只有一条土公路，乡干部们盯上了它。两头设上收费站，不管你出来的、进去的一概收费，小到当地农民的手扶拖拉机，大到外来的货运卡车，小有小的标准，大有大的标准。有个家伙曾经提出骑自行车的也可以照收不误，乡党委经过研究，认为其他地方尚无先例，总算是没有采纳。

      有一天，省长的车队路过“刘姥姥乡”，收费的家伙们见来的车多，不肯放过发财的机会，硬是拦下车队，要对方出高价才给放行。秘书给F县的县长打电话，县长赶忙给“刘姥姥乡”的乡长打电话，吓的乡长屁滚尿流地跑过来帮省长解围，还挨省长的小车司机抽了一个大嘴巴，把又臭又粘的口香糖渣子啐了一脸。事后，收费的家伙们还埋怨说，不晓得在这样的地方放竟能遇上是省里来的大人物，不过这省里的大人物也小气的很哩！还有人还感觉奇怪：那个小车司机为什么不打拦车收费的，偏偏打了堂堂的乡长大人？

      终于有一天，“刘姥姥乡”的这条土公路再也收不到钱了。外面的车不敢来了，当地农民把手扶拖拉机卖了，骑自行车的绕着走了。

      又一条财路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