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及以外的事情

      战国时期，善于投机的赵国商贾吕不韦把自己的性奴赵姬送给了秦国公子异人，在此之前，他在赵姬的肚子里偷偷地留下了一颗自己的种子，这颗种子后来就成了秦王嬴政。嬴政“亲政”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干掉播种人吕不韦，第二件事就是消灭赵国，只留下一个叫赵高的家伙，而且还阉了他。

      李斯者，上蔡人也，一个玩狗逮兔子的混混而已。拾商鞅严刑峻法之牙慧，忽悠秦廷，曾向秦始皇提出“焚书坑儒”的坏点子。《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其言曰：“臣请史官非秦所记皆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什么叫“偶语《诗》、《书》者弃市”？就是所有士民不许谈论文学，不许谈论历史，犯了这条禁令一概拉到街上斩首示众。

      什么叫“以古非今者族”？就是不许说过去比现在好，犯了这条禁令就全家杀光，包括五族之内的亲戚，包括邻里朋友。

      仅仅只是因读书和议论的事，就敦请统治者对广大士子、民众如此施暴，其人心智何其刻毒，尚有半分人性乎？

      大凡天下一统总要进行天下大治。在中国的历史上每当此际多会出现一个重视文化、倡扬文明的太平盛世，李斯却置国家的百废待兴于不顾，偏偏在这种时候提出了一个如此丧心病狂的虐政。这个罪恶的主张，使得刚刚肇立的大秦帝国产生了一条极端反动的倒退路线，把经过夏、商、周三代长期发展起来的、内容丰富的先秦文化摧毁殆尽。无情的杀戮政策破天荒地深入到文化阶层，使得各界文化人士普受荼毒，遭遇了一场可怕的灾难。

      “焚书坑儒”在全人类的历史上写下了最为黑暗、血腥、可耻、可憎的一页，随之也成为强秦速亡的重要因素。因为残暴的大秦统治没有给人们带来生活的希望，既然不得人心，人民就会很快地行动起来推翻它。然而从这之后，这一虐政的幽灵一直徘徊在后代统治者的躯壳中，数千年贻害无穷，乃至“新中国”时代，依然有人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给“焚书坑儒”再次还魂。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有人狂妄叫嚣“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秦始皇长子扶苏比较正直，才器、品质在诸公子之上，平时甚受秦始皇喜爱。扶苏强烈反对“焚书坑儒”，厌恶李斯。扶苏可能是王位的继承人，李斯明白，一旦扶苏继位，他的下场不会比商鞅好到哪里去。于是他便在秦始皇面前坑害扶苏，让秦始皇安排扶苏到北方监军。这之后，李斯勾结了赵高、胡亥，让秦始皇在出巡途中不明不白暴崩于沙丘宫，伪造圣旨，赐死扶苏，抬出白痴胡亥做傀儡皇帝。

      李斯又杀掉了秦始皇的其他子女，杀掉了包括右丞相冯去疾在内所有不便驾驭的公卿大臣，凡朝廷中稍有能力的人一概诛戮。顿时间，原本人才济济、实力雄厚的秦王室一下变成了空壳，刚刚建立起来的、强大的帝国统治受到了致命的、毁灭性的破坏。

      阉奴赵高其实比李斯更为阴毒，待到李斯把所有的坏事做完，他就以胡亥的名义抓了李斯，给他加了一个类似于毛时代的“反革命野心家”的帽子，用种种酷刑折磨他。做了一辈子坏事，害了一辈子人的李斯苦熬五刑，身无完肉，最后被定为腰斩示众。临刑时，李斯与共同赴死的儿子说：“我还想和你牵着黄狗出上蔡东门逮兔子，这辈子别谈了！”父子相对大哭，而后就刑于咸阳街头。就象李斯往日对待那些犯禁的读书人一样，这一次他自己也被赵高夷灭了三族。

      秦政权以严刑峻法驭天下，灭绝人道。《汉书·食货志》载：“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一岁屯戎、一岁力役……贫者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豕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断狱岁以千万数。”

      秦政权不恤国力民情，一味穷兵黩武，国家统一后仍以百万之兵分南、北两路寻找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打仗，让人民深陷于战争的苦难之中。如《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路（在路边上吊自杀），死者相望。”

      自胡亥继位，昏君、贼臣废弃国家政治，恣意为非作歹，又加倍横征暴敛，施刑无度，天下苍生的惨象已无法言状。《汉书·武五子传》载：“死者如乱麻，暴骨长城之下，头颅相属于道。” 

      《史记·李斯列传》载：“刑者（戴着刑具或因受过刑而残废了的人）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

      在极度的昏乱与黑暗中，帝国的大厦开始倾斜了。灭绝人伦的长期压榨与残害，把广大人民逼到了绝无生理的境地，于是拆毁帝国大厦的反抗终于爆发。公元前209年，戎卒陈胜、吴广伪造鱼腹帛书，假借“大楚兴，陈胜王”的天意，率逃死之众九百人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首事反秦之举。天下士、民应声而起，旬月之间涌起百万之众，反秦之势顿如烈火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