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华东的“淮南李庆云案件”

      李庆云案件是“文革”思潮的必然产物，一度扫荡了以中国五大煤都之一著称的淮南市，严重破坏了中国的能源生产，破坏了华东地区五省一市的经济建设，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甚至震动了整个国家，使得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为之震惊……

      1971年“国庆”前后，一种神秘的气氛又突然笼罩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挂满街衕的“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与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合影的的大幅油画悄然撤了下来，接着，单位里就开始“秘密”到公开传达有关中央红头文件。原来，全中国人民“最最敬爱”、“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竟然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而且是自我引爆了！

1972年，我们除了上班，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创“高产”，就是学习中央文件。所有的正经八百的文件无非就是说，曾几何时，这个在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排在第二位，这个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中曾经替代了“红军之父”朱老总的显赫人物，这个被毛泽东物色了几十年才选中的，而且已经写进新党章的接班人林秃子，原来是个头顶长疮、脚地淌脓的忒坏家伙。所谓“林副统帅”，比“大工贼、大叛徒、大内奸”刘少奇还要坏。他居然企图干掉“全世界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自己去当“红太阳”。

      他，当然是早就死有余辜、该死一万次了。

      1973年，中央的政策从表面上看来是“继续批林整风”，这期间却发生了“李庆霖一封信”、“张铁生交白卷”、“小黄帅反潮流”事件，全都是煞有介事，全都是中央红头文件下发到地方进行大肆宣传。工人下了班不许走，要得“学习”，要求每一个人都得知道张铁生为什么交白卷、小黄帅为什么反潮流，中央为什么支持他们。

      接下来，“评《水浒》、批宋江”、“评儒、法斗争”开始了。“伟大领袖”老人家直接挂帅，御笔直批，说《水浒》要搞投降路线，宋江是“投降派”，很显然，“二当家”的是个坏蛋。妖妇江青与她的文化走狗引申了一下：西周时期的周公，也是“二当家”的。

      《水浒》是虚构的，宋江是乌有的，那么，谁在搞“投降路线”呢？“伟大领袖”肯定不是说着玩的，肯定是有所实指的。为什么说“二当家”的是坏蛋呢？为什么直接点名“周公”呢？中国的航船出问题了！老人家又有新的“战略思想”、新的“战略部署”了！敬爱的江青首长要有新的动作了！中央的首要喉舌“两报一刊”、中央广播电台天天在说，文章、漫画、名人演讲连篇带牍。我们天天“学习”、“讨论”；宋江坏在哪里，什么叫投降派，什么是儒家，什么是法家，儒家到底有多坏。有文化的要写出大批判稿，不识字的要有发言纪录，“吃不透”不许下班！

      再接下来，中央发布了“元旦社论”，发布了“12号文件”，把批判林秃子与批判孔老二联系起来，顺带又加上了“批周公”。批周公什么？批他“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包庇反革命分子，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中央广播的大喇叭昼夜不停的叫喊的尽是这些东西。于是，“批林批孔运动”应运而生！

      我们这些真正当过“红卫兵”的人，以及年龄再大一些当过“造反派”的人们，从“李庆霖一封信”、“张铁生交白卷”、“小黄帅反潮流”的时候，就看出来毛泽东与其妖妇又要生事了，而且也很快看出这回要“解决”什么问题、要“打倒”谁。有这个经验的人当然也有一个明智的选择：老子们上过一次当了，随你鼓动，不会再买账了，我得好好上班，挣工资孝敬父母，而且还要娶老婆。“老三届”的一代人，凡是招工返城的人，此时正是谈婚论嫁的时候，本人也是1973年年底，“批林批孔”正红火的时候成的家。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想。

      淮南煤矿机械厂支柱车间有个名叫“李庆云”的普通工人。1966年，大家起来造反，他嗤之以鼻，说：“不识数，你们造谁的反？现在是谁的天下？想找死吗？”1967年，“司令部”遍地开花，各种“司令”多如江鲫，李庆云动心了，拉了十多个十几岁的顽童，成立了“太阳升司令部”。而后实行“三结合”，造反派头头犯下血债的逮捕枪毙，而没有血债的则大多当了官。李庆云没有犯罪，但因为资本甚微，只给了个车间宣传干事的位置。没过多久，因为报销上有作弊（用捡来的汽车票报销，算贪污），连这个不入流的小地位也丢掉了，仍然是普通工人一个。他家里很穷苦，妻子是农村户口没有工作，三个子女。为了生活，他在家里养了母猪，有时自作字画偷偷出卖。

      从“李庆霖一封信”、“张铁生交白卷”、“小黄帅反潮流”，到批林批孔批周公，李庆云也闻出了气味。1973年秋末到年底，他开始以“反潮流勇士”的名义出现在社会上。他到处张贴大字报（其特殊之处是先把整张白纸贴在墙上，一直贴几十张，然后写他想说的东西），在淮南煤矿机械厂工人食堂、篮球场等等地方，不断以发出海报的形式召集观众，向大家宣讲为什么要反潮流，为什么要“评《水浒》、批宋江”，为什么要讲儒、法斗争，为什么要批林、批孔、批周公？

      1974年3月，“批林批孔”方兴未艾，李庆云更加亢奋，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新的战略思想”，大力宣扬“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到现在正好八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的论调，开始宣讲“第一次解决了刘少奇，这一次要解决的人比刘少奇更为重要”。他对群众“循循善诱”说：宋江是二把手，孔子是老二，周公是宰相，而且姓周，这都和现在的哪个人可以联系起来呢？

      事实上，有正义之心的人们对毛泽东的“运动”连连不断，一个接着一个地整人的做法已经产生了信仰上的动摇，或者说已经有了反感。很多人敬仰周恩来，因此，有人在淮南煤矿机械厂职工医院的对街围墙上在刷出巨幅标语：谁攻击周总理，谁不得好死！

      1974年4月份，李庆云郑重宣称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全面复辟，这个势力的总代表曾与蒋介石共过事，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最久的“定时炸弹”。他到处演讲，疯狂鼓动罢工、停产。当时中央有文件规定：此次“批林批孔运动”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准成立群众组织。但是李庆云依然强烈煽动成立造反组织，甚至招集一些流氓、暴徒、恶棍，搞了一个“夜袭队”，专门在夜间抄家、打人，直接威胁伤害那些对他持反对意见的人。

      李庆云到处做“报告”，宣传毛主席新的“战略思想”和新的“战略部署”，到处呐喊“不能为资本主义路线生产”，“哪里烟囱冒烟我们就打向哪里”，“对于各单位的走资派，能打倒的就打倒，能打跑的就打跑！”，狂妄叫嚣“我们要解放淮南、解放安徽、解放全中国、最后解放台湾，直至解放全世界！”。

      他还在千百人的集会上大肆吹嘘：“我的名字已经压在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了”、“在我的身边，就有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我什么都不怕，反正不是做张家祥，就是做王洪文”！（小注：张家祥，伤残退伍兵，据说不是因为战斗受伤，而是在战场上逃跑时受伤，因此不享受优抚待遇。退伍后在淮南做修鞋匠营生，1966年组织成立“23省红卫军”，自封总司令。中央取缔“红卫军”，张家祥组织亡命徒、社会渣泽成立专业武斗的匪徒队伍，杀人放火，制造了著名“火烧高皇寺”屠杀当地农民事件，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以“反革命破坏”罪被枪毙。）

      是月，在李庆云的极力鼓动下，社会上的地痞流氓、无知青年和其他类型的唯恐天下不乱的不良分子纷纷骚动起来。这些人皆以“反潮流勇士”自居，招降纳叛，结伙成团，到处大搞打、砸、抢、抄。有过1966年的遭遇、吃过苦头的“走资派”们见势不妙，大多是撂下摊子跑掉了。没有了头目，社会、企业的秩序可想而知，淮南市的工业主体“十矿三厂”一时间烟销火灭，全部停产。工人们去上班，没有人安排工作，只好自己把考勤表画满，然后回家。

      没有煤就没有电，华东电网瘫痪，五省一市的经济建设全部随之停顿！国家被震撼了，1974年4月29日凌晨，李庆云被秘密抓捕。

      是日上午，追随他的“反潮流勇士”们得到了消息，逐渐猬集于李庆云家。其中淮南煤矿机械厂支柱车间工人于文章、铁路职工袁炳礼以及傻子刘传伟等人提出：“反潮流”是伟大领袖亲自领导、坚决支持的，抓李庆云肯定是“走资派”们干的事，是镇压“革命群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必遭失败！

      这一观点足以给大家壮出把天捅破的胆气。于是，当人员猬集达到一定数量时，他们便暴动起来，冲击、砸毁了淮南煤矿机械厂的管理机构，接着又冲击、砸毁了当地的派出所、区政府机关，封锁了谢家集区境内的南北要道。

      第二天，“反潮流勇士”们在淮南煤矿机械厂门前马路上重新集结，拦截过往车辆，组成车队由西往东，一路扫荡过去，砸毁、抢劫了沿路所有的派出所、政府部门，接着又砸毁、抢劫了市委机关大楼、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公安局、市档案馆。遭到破坏的档案资料如同山积，有人放火焚烧。最后，“反潮流勇士”们还冲击了监狱。

      “4.29、4.30案件”由此形成！

      自此之后，歹徒横行、盗贼蜂起，女孩子大白天不敢出门。有很多人把家门用砖头砌上，阖家到乡下亲戚那里躲避。全市停水、停电、商户关闭，一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淮南市一时间又变成了人间地狱。“反潮流勇士”们并不甘休，由袁炳礼、于文章等人组成了“上访团”，搭火车北上，找毛主席告状。他们闹到了北京，哄抢南苑公社，拦截外宾汽车，一定要面见“红太阳”，请他老人家出面直接撑腰。北京人毫不客气，抓了他们，把他们一个个“遣送”回来。

      当时周恩来已病重住院，邓小平已失位，是“四人帮”实际掌权。镇压淮南“反潮流”的命令由上而下传达，淮南市有关方面立即组织起成百上千的基干民兵，发给了包括自动步枪、冲锋枪在内的武器，在“解放军”的带领下采取行动。6月13日，逮捕行动秘密展开，在案者没有一人能够逃脱，淮南煤矿机械厂钢铁分厂轧钢车间的“反潮流”分子王某逃进麻风院躲避，院长金某因为保护她被当场击毙。

      淮南煤矿机械厂的专案组于7月初成立，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清算（楚樵本人当时为刑事专案调查组成员，参加了一系列调查活动）。清算期间，人们对李庆云进行了残酷的批判，凡是遭他煽动、破坏过的地方都要召开现场批判会。在军警和基干民兵的武装监押下，他像戏剧里的“李玉和”那样戴着沉重的镣铐铁链，在批斗现场接受铺天盖地的批判和辱骂，被迫认罪。一场接着一场。他的政治赌徒的头颅从一开始的高高扬起，到后来渐渐地垂下。

      1974年“国庆”期间，“4.29、4.30案件”举行公判，曾经自封“反潮流勇士总指挥”、“北京上访团总指挥”的铁路职工袁炳礼被判死刑，于文章被判死缓（因自首，从宽处理），李庆云也被判死缓（因有悔罪表现，从宽处理）。在全市范围内游街示众时，6408南字129部队出动了数十辆卡车的武装人员帮助压阵。加上武装民兵，游行队伍长达两、三公里！袁炳礼因为喊“毛主席万岁”被人用铁扳手砸掉牙齿，往嘴里用螺丝刀捣入棉纱，最后在众人的目睹中被执行枪决。

      其后，1976年发生了“清明节事件”，全国形势紧张。“劳动节”前夕，一直自我标榜“绝对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李庆云再一次被游街示众，竟被宣布执行死刑。在轰然的枪击下，李庆云一头扎倒在无情的黄壤之上，结束了他三十多岁的生命。

      李庆云最后的罪名是在监狱里为北京“清明节事件”叫好，为邓小平“鸣冤叫屈”，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满。这样的罪名令淮南的知情者、有识之士们瞠目。是时，与周恩来、邓小平势不两立的“四人帮”甚嚣尘上，乾纲独断，杀掉李庆云的主张当然是他们做出的（当时安徽省“革委会”一把手宋佩璋、淮南市委书记丁继哲都是一直紧跟“四人帮”的人）。而李庆云却是一个强烈反周，同时积极反邓的家伙。这时候，周死了，邓完了，当权的人应该厚待这样的“反潮流勇士”才对，怎么反给杀掉呢？这，淮南人民没能想通，恐怕也是李庆云本人做梦都不曾想到的。

      李庆云死后，三个子女最大的不够十岁，孤儿寡母，没有人知道他们怎么生活！

      注明一下：截至今天，没有谁给此案“平反”，李庆云在淮南的历史上依然是一个“反革命破坏分子”，这似乎已经成了铁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