犟驴、画匠与仙人掌

                    (此文见载于我的“山樵文学集”《天幕》一书中，该书由台湾秀威出版社出版)

      那是“大跃进”即将开始的时候，我才五、六岁。老人们常说，七、八岁的男孩子讨人嫌，踢死蛤蟆玩死猴。我还没到那个年龄，却已经格外地“淘”，敢爬到几十米高的大烟囱上去，敢骑牛、骑马（大孩子们把我抽上牛背或马背，然后任由牛、马狂奔，把我从牛背或马背上颠下来，摔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我却不怕疼痛，只管乐此不彼）。

      有一次乡下亲戚牵了一头驴来，说是一头犟驴，不听使唤，准备卖了它。犟驴栓在门口，大人们都在屋里说话呢，我凑空惹这个家伙去了。这个家伙的确不是凡角，我刚刚走到它脸前，它便身子一旋掉了个，将圆圆的大屁股对着我。没等我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它的后半身早已弹起。我只看到驴蹄子在我眼前一闪，脑门上象是被砸了一铁锤似的“铛！”地一下，雪白的星光一闪即黑，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后来．大人们把我抱到医院里，费了老大的工夫才把我从鬼门关里抢救过来。犟驴的下场比我更惨，它付出了致命的代价——被宰掉了，卖驴肉的钱勉强够我的医疗费。从此，白贴了一头驴的亲戚一看见我就破口大骂，说我捣蛋透顶、狗都不吃。从此，我的淘气当然也出了名，大人们躲着我，谁家的孩子和我一起玩，回家保准挨他爸妈训斥：

       “你怎么敢和这小子一起玩？！”

      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了当“名人”的痛苦。

      当时我家住在街上，在街的一角，有一座木制的小屋，大小与一台轿子差不多，屋内面积只有三、四平方米。屋里铺了一张两尺宽的小床，放了一张条桌。小屋朝街的一面白天总是开着窗户，里面总是坐着一个脸黑体瘦的中年人，大人们说他曾经做过“教书先生”（此乃教师的旧称，当时“解放”未久，一些中年以上的人还是习惯于旧称），因为什么什么丢了饭碗。他姓韩，街坊都叫他“画匠”，谁家老人殁了，便来找他给画一张像。那时老百姓百有九九不识字，也有人请他写个家书、喜帖或是诉状什么的。

      然而，我对所有的这一切都漠不关心，感兴趣的是他经常丢在门口的纸头。那时学生们的书本、写字簿都是稻草纸，发黄不好看，铅笔一触即烂，而画匠的这种纸特别白、特别硬，摸在手里特别舒服。其次感兴趣的是他窗台上的一盆奇怪的东西，象一片红薯干，却是绿绿的，上面长了许多刺，过一段时间，大“红薯干”上又会长出小“红薯干”，显得更加青翠可爱。

      我经常去拣那些纸头，去看那个怪怪的“红薯干”。

      画匠的生意不是太好，时常枯坐在那里无所事事。每当我过去捡纸头、看“红薯干”的时候，他总会友善地冲我笑笑，或对我打招呼，叫我“小朋友”。我那时很无知，不明白“小朋友”是什么东西，但从心底里却能感觉到他的温和。在一次他轻轻地摸了我的头以后，我便大着胆子问他“红薯干”到底是什么劳什子。他告诉我它叫仙人掌，是热带植物。我当然更不明白　“热带植物”又是什么劳什子，但是不好意思再问下去。（后来，我成家、自立门户后，家里始终栽着一盆仙人掌，历40多年。）

      就这样一天天熟识起来，他不再把纸头丢在门外地上，而是把它们订成一个比火柴盒还要小一点的本本，待我过去，他就把这小本本送给我，教我画画儿，有时画“美国大鼻子”的各种丑态。时下“抗美援朝”刚刚取得“伟大胜利”，全国的报纸、刊物和各地的墙壁上都有“美国大鼻子”的漫画，表示的内容不外乎就是“美帝国主义”被打败了、可耻地投降了，要不了多久就要彻底灭亡了。有时他还教我写字，每教一个汉字，他总会把这个字的结构、涵义给我仔细地拆解一遍，再列举使用、实用的情况，叫我再也不能忘记（由于韩老师最初的启迪，我在七八岁的时候对汉文字的兴趣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虚龄十岁的时候读小学三年级已经能够流畅地朗读《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书，被自己的父亲讶称为“奇才”）。

      渐渐地，我对他产生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感觉。搁在平时，只有和父亲在一起时，我才会产生这种感觉。于是在他的面前我开始变的驯良起来，每当我正在与其他孩子殊死战斗的时候，只要看见他走过来，我就会立即收敛自己。他也明白其中的意思，总是用他瘦得露骨的手轻轻地帮我理理头发，叫我别跟人家打了。虽然我不懂，但是他总会这样说：“君子尚智不尚勇，尚勇而斗狠者，匹夫也。”

      我的头上有一络毛总是高高地翘着，街坊郭大妈说它叫“犟毛”，还说头上长这种毛的孩子最不听话、最难整治。害得我对自己的这络头发深以为耻，总想哪天拔光它，而且永远不要再长出来。

      那是我报名上学以后的某一天。放学后走过小木屋，发现屋门口拥了许多人，肥肥胖胖的郭大妈晃动着她那伟岸的身躯，象个领袖人物似地站在大家中间，正在那里一边指天划地，一边扯开嗓门嚷嚷着什么，直嚷得嘴角边尽是白沫子。我挤在大人们的屁股之间听了一听，原来她是在骂人，骂的是画匠老韩。

      大人们说，郭大妈是个乡村集市上的女街痞子，好吃懒做、勾搭光棍男人，名声狼藉。在“土改”那阵子，乘着提倡“婚姻自由”的时机踹了原来的老公，跑来到城里另找了一个。这个新老公是个锻石磨的石匠，为人极其老实，前几天因为实在受不了她的窝囊气，把老鼠药兑在酒里喝掉，死了。一条街的市民都在暗地里指责这个女人是个扫帚星、白虎星。郭大妈心里明白，却要表演表演，以便封住大家的嘴。实际上，她刚到四十岁，当然还要嫁人的，名声太难听了，肯定要破坏她的计划。因此她在办丧事的时候“哭”得塌天倒地、声震云霄，大人们背地里说她那是嚎给众人看的。她又叫画匠给她老公画像，说是留做纪念，还说花再多的钱都不会心疼。这会儿画像出来了，她又说画匠给她的亡夫画得一点都不像，扔在地上都没人拾，竟然还敢要钱！

      画匠坐在小木屋里，脸黑得像锅底，低着头一声不吭。我的母亲知道画匠平时待我很好，便走上前劝劝郭大妈，说画匠实在可怜，每天只吃一、两个馒头，挣的钱都不够糊口的，多少给一点就是了。

      郭大妈本来是个十足的“鬼不缠”，就连“居委会”的人都算上，满街衕没有任何人敢招惹她。她使劲搡了我的母亲一把，超高音地嚷嚷道：“你的阶级立场可要站稳！我们家从我爷爷起‘三代老贫农’、‘精卵子穷光蛋’！他算什么东西？右派分子、牛鬼蛇神，白糟蹋粮食的畜生！毛主席要不宽大，这种东西早就该做砍头鬼了——呸！”

      我更加不明白“右派分子”是什么东西，也不明白“砍头鬼”是什么鬼、有什么了不起。然而，画匠竟然一点儿也没能扛住郭大妈的这句话，当天夜里，他也服毒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