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樵名博：做一个好人

      有个侄子辈的青年，口吃少言，为人老实，长得很英俊，五大三粗的体材。因为脑子笨一点，学没有上好，高中勉强毕业，他父母给他找个门路叫他当兵去了。当的是武警，看管监狱。一年后回来探亲，告诉我：监狱里有时处决犯人，都是让他们干。我的父亲是国军军官，从戎20多年，经历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在世时跟我说过杀人的事情，记忆深刻。

      我问他：“你干了没有？”

      侄子说：“我没有，都是叫老兵干的。”

      我问他：“如果派某个战士去处决犯人，这个战士可以拒绝吗？”

      侄子说：“如果说害怕，可以拒绝，领导再换人就是了，反正有人愿意干。”

      我告诉他：“那么你就千万不要接受这样的任务！因为，你只要亲手杀掉一个人，你就永远忘不掉他，你的心灵就永远不会宁静。”

      侄子退伍回来，我们爷儿俩又谈了一次这个事情。侄子说：“伯父你真神！我们那个中队有一个处决过犯人的战士变成神经病了，他睡不着觉，一闭上眼睛总是能够看到那个被他处决的犯人。幸亏我没有干！”

     “物伤其类”是为动物的天性。40年前我在八公山土坝子村暂住时，附近有一个狗屠，每天在一棵歪脖子树上杀一只狗，弄得但凡有狗走过那里都会一边哀鸣一边夹紧尾巴飞逃。人是高智商动物，人的思维、感情要比所有的动物都丰富、复杂。当然，只要是一个品质正常的人，绝不会忍看同类相残，更不会亲手戢害同类。

      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有一阶段特别血腥。

      在鼓吹“阶级斗争”的时代，人们动辄便说“枪毙人”的事，以某人被杀、杀得情景如何如何凄惨而津津乐道。社会上“教育”课程所说的一切故事都是“阶级敌人”如何杀我，我如何杀“阶级敌人”、杀得活该为宗。电影里、小人书里除了杀，就是杀。

      结果，在“伟大领袖”的亲自“号召”下，1966年“文革”被捣鼓起来了，很多人的杀戮欲望有了充分宣泄的时机。一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十七、八岁的“红卫兵”们把很多“阶级敌人”就那么整死了、打死了,​甚至是擅自“处决”了。这些被整死、打死、非法处决的人们，有未成年的孩子，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一个研究历史的北京市长，一个写国歌的词作者，一个救过毛泽东性命的官医都照样活活打死。

      当然，事情发展到后来，背负人命债的那些混账小子们大多又被押上了刑场。这些因为杀人而被枪崩了的家伙们如果活到今天，都应该像老樵我一样成为当祖父的人了。

      有人要中国人“向前看”，不想检讨毛泽东,不想清算“文革”，有人却异样地利用了这个意思，希望中国再度回到毛的时代，有人甚至干脆鼓吹“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意思？当然是重搞“阶级斗争”。那么，重搞“阶级斗争”又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是有些人又可以由此而把自己不高兴的人活活整死、打死甚至直接处决了。中国从而又可以回到自由杀戮的时代，岂不快哉？

      我们这个民族，文学家总说“勤劳、善良”，但是绝对不能说没有坏人、人渣，这几年出现的几个鼓噪复辟“文革”的跳梁小丑就足够说明这一切。但是，也不能说没有好人。30多年前，胡耀邦对所有的遭毛迫害的人大力搞“平反”，活的放出来恢复工作，死的恢复名誉，就是铁定的好人行为。当然，在中国这个地方，做好人很不容易，后来胡耀邦受了很多鬼蜮的气，其中欺负他、威逼他、把他置于死地的几个狗杂种中间就有被他“平反”、解救的人。

      胡、温也是好人。面对那些到处煽风点火、叫嚣复辟倒退、唯恐天下不乱的蠢货们，胡、温一再呼吁“不折腾”。那几个拼死折腾、跳的最凶的跳梁小丑，如果在毛泽东时代，吃饭的家伙早挨摘掉了，然而胡、温并没有怎样他们，只不过“双规”了一个薄熙来而已。前年“两会”答记者问，温总理再一次对“文革”卷土重来的可能做了警示，减轻了世人的担忧。这，肯定算是好人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