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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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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太公年寿分析
(此文2007年发表于安徽《志苑)
姜太公本姓姜,因其先祖于帝舜、夏禹之时封于吕,故又以吕为姓,名“吕尚”,“姜太公”乃是后人对他的敬称。其为西周所用,一说西伯侯姬昌即周文王按卜出巡遇之于渭水之滨,他“以渔钓奸周西伯”,因而“载与俱归”(见《史记·齐太公世家》);一说他本来是“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见《战国策·卷七·秦五》),“常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见谯周《古史考》),于市肆之中以鼓刀弄声引起姬昌的注意而后见用。如《楚辞·离骚》中“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之句,《楚辞·天问》中“吕望有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之句,说的都是这等事。
“太公”一词,自古以来多是人们对年长辈高之人的尊称,或是儿子对父亲的尊称,有时也是年长辈高之人的自称,是“老爷子”、“老人家”的意思。然而,见用于西周以后的吕尚并非就叫“太公”,他是因为姬昌说了一句“吾太公望子久矣”那样的话(见《史记·齐太公世家》),才被当时之人呼之为“太公望”的。姬昌说的这句话乃是“我这个老人家早就希望能够得到象您这样有学识有见地的人”的意思,“太公望”则是一种誉称,表达了周人由于国君的器重而对吕尚产生的敬意,是“这个人是我们的太公最喜爱的人”的意思,其实与吕尚的年龄并无关系。然而,后世之人却断章取义,片面地以“太公”这个词,认为吕尚见用时已是年迈之人。这也可能又是由于受了文王姬昌和其子武王姬发都享寿颇高的说法的影响,譬如《礼记·文王世子》所云:“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这种妄说产生了这样一个推论结果:武王在位十三年就驾崩了,他继位时已是八十岁;吕尚既是文王之臣,他理所当然要年长于武王,理所当然被称之为“太公”。于是,人们就把见用之际的吕尚当作一位老者来称道,例如《楚辞·九辩》之中就有“太公九十而显荣兮”的说法。
当然,这个说法是于理不通的。
文王姬昌在位五十年而崩殂,吕尚又辅佐第二代周王姬发。吕尚与武王姬发一同伐纣,牧野一战攻灭了殷商王朝。
《史记·鲁周公世家》载:“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武王胞弟周公旦不让别人涉问,自己操纵武王生病之事,他不是积极地寻医问药,而是一味地装神弄鬼。不久武王也驾崩,武王之子成王继位,周公旦却自封为摄政王,打破了三公(即太公、召公、周公)共同摄政的格局,个人独揽王室大权。先是召公为之不满,周公旦便挤开吕尚,将天下划分为两个势力范围,令“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见《史记·燕召公世家》。按:自陕以西并无周室封国,当时为西周敌对之邦犬戎所居,而自陕以东却是周封诸侯的主要分布地区,实质上周公旦给燕召公开的是空头委任状。)后来,同为成王叔父的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等人纷纷起来指责周公旦阴谋篡夺王权,欲将危害成王。于是,周公旦就大打成王旗号,“挟天子以命诸侯”,对政敌大张伐挞,出兵剿灭了管、蔡、霍三国。
于天下纷扰、朝纲倾移的危难之际,第三代周王成王再度寄重于吕尚,“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见《史记·齐太公世家》)实际上把他封为东方诸侯的统帅,授予攻战杀伐的特权,托以捍卫王室、维护国家安全的重任。东方诸侯原本为周公旦所窃领,成王对吕尚的这一委任其意不言自明。就是由于这一十分关键的重大决策,才使得不可一世的周公旦被迫交出了王权,最终退回到臣子的班列之中。
成王在位历时三十七年,驾崩后由其子康王继位。古本《竹书纪年》载:“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
总的算起来,吕尚先后辅佐了四代周王,即便算他和文王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十年,加上武王的十三年,成王的三十七年和康王的六年,他为周王室效力的时间也至少超过了六十年。假如见用之初真的是九十岁的话,那么加起来之后,吕尚的年寿该有一百五十多岁!
非常遗憾,这个令人羡慕的绵绵长寿在今天的史学界是很少有人认同的,相反的则是存有很多的疑问。最为甚者,是上个世纪初期的疑古派人士,他们认为吕尚在指挥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岁,去世之时不过八十岁左右(见《中国历史之谜》修订本)。依照这样的说法进行分析,吕尚初见姬昌之际该是多大年龄呢?十几岁,或者是几岁么?这当然也是说不过去的。
这里先说一说武王的年寿和成王继位时的年龄。
《礼记·文王世子》说武王“九十三岁而终”是不可信的,试想灭商之战是何等地紧张激烈,一个耄耋之年的君王如何驾驭得了呢?古本《竹书纪年》说武王驾崩时只有五十四岁,《逸周书·度邑解》载有武王克商后说过“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的话,也划出了与此相近的年龄范围,这都是比较可信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武王驾崩时只有五十多岁。
《礼记·文王世子》又说武王驾崩时“成王幼,不能临阼”,意思是说当时成王幼小得连殿堂的台阶都爬不上去。于是,《史记·鲁周公世家》又引申出了“武王既崩,成王幼,在襁褓之中”的说法。这种说法在今天的史学界也是无人认同的,原因是在多妻制的时代,特别是身为国君,父与子之间这样的年龄差距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成王是武王的长子,这样的父子关系,年龄间距一般不会超过二、三十年。这就是说,武王驾崩的时候,成王已经成年了,可能已有二、三十岁。
周代青铜器铭文《晋公 》载:“我皇祖唐公受天命,左右武王。”其唐公就是唐叔虞,周封晋国的首位国君。《史记·晋世家》载有他幼年之际与成王“桐叶封国”的故事,但以这段铭文来看,在武王尚存之时,唐叔虞已在辅助父亲打天下或是帮办政务了,倘若尚未成年岜能如此?唐叔虞是成王的弟弟,既然那时弟弟已经成人,哥哥还会小么?
事实是,武王崩殂时正当壮年,成王继位时已经成年。武王死后,虽然成王继位,周公旦却把持着王室的权柄不肯撒手,居然自“践天子之位”长达七年之久,还擅动干戈,杀戮无辜,残及骨肉。以封建礼教制度来衡量,这不是明明白白地欺君乱政么?
所谓武王耄老而成王幼小的说法,可能源自身为鲁人的孔子之辈,是儒家为“尊者讳”而编造的谎言,是想给周公旦开脱,掩饰他篡权夺位的可耻逆行。
第二代周王姬发称吕尚为“师尚父”,汉代刘向认为这是周武王对吕尚“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也说“父亦男子之美号也”,见《史记·齐太公世家》集解),即“老师”、“高人”、“父辈”的意思。按此意思,吕尚与武王的关系该与后来范增与项羽、诸葛亮与刘禅那样的关系相同。如果武王驾崩时可以肯定是五十四岁,假如吕尚在这个年龄上大于他二十岁,推算起来,吕尚的年寿还是接近一百二十岁!
然而,刘向的“师尚父”解释是有问题的。所谓“师”,在当时当是指统领军队的首领;“尚”当是指吕尚的名字;“父”则是周代对官员的一种称呼,与后来的“大人”、“老爷”的意思相同。西周青铜器铭文足可证明这一点,比如《驹父 盖》中就有“南仲邦父”、“驹父”、“高父”等称谓,这些人都是周官。所谓“师尚父”,正确的解释应当是:“统领全军的吕尚大人”。
《诗经·大雅·大明》的“牧野洋洋,檀车煌煌……维师尚父,时维鹰扬”之句,勾勒出了吕尚驾御着战车,指挥着声势浩大的周军,去攻击殷商王朝的极其壮观的战争场面。此时的吕尚,正处在事业的颠峰,正当是身体健康、思想纯熟的时候,他的年龄不会比武王小,但也不会大得太多。这个时候他可能有六十岁,至多不会超过六十五岁。按此逆推十几年或二十几年,在与文王初遇时,吕尚的年龄大概是四十来岁。这也是人生的“不惑之年”,只有到了这样的年纪,他才能获得炉火纯青的修养与学识,从而换取一个国君倚为栋梁的器重。当然,他也必须在年龄上略大于姬昌的儿子们,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心理上感到平衡,才会接受父亲让一个外人掌握国家权柄的现实。按伐纣的年代再顺推四十五年,吕尚临死肯定已经闯过了百岁大关,可能接近了一百一十岁。
《史记·齐太公世家》载:“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
《史记》还记载了汉代的丞相张仓与南越王赵佗都寿至百岁,这都是可信的,不会是司马迁的妄说。从科学的角度上讲,人的寿命是可以达到这个限度的。
参考书目:《史记》、《战国策》、《楚辞》、《礼记》、《逸周书》、古本《竹书纪年》、《诗经》、《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中国历史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