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盛血案不幸罹难的死者吴芊对司法抱了过于纯真的幻想。

早在2006年6月1日，凶手黄真就曾在凶杀案的案发地点企图用绳子捆绑吴芊并殴打她，造成吴芊颈部和脸颊红肿，黄真因此被检方以三级攻击罪、二级威胁、四级非法持械和二级骚扰罪起诉并判刑。这短暂的正义从此让吴芊笃信司法，以为司法既然可以保护她一时，也可以保全她一世。这或许就能解释她为何生命屡次遭受威胁，却从不思考其他选项，只是一味去法院申请保护令。

死者吴芊的丈夫郭永伟出身公检法，对司法也存了太大的指望。

曾在上海干过七年警察的他曾向媒体表示，凶手黄真因为攻击吴芊短暂入狱后，又多次跟踪骚扰她，若是在中国，凶手早就面临新的逮捕，如今的悲剧或许就能避免。他的话里虽有微词，但是每次吴芊遇险，身为丈夫他所能做的，也仅止于陪妻子报案，向法院申请保护令而已。他要谋生，他得去外州打工，保护恐惧阴影中妻子的重责托付给了司法，他相信司法该出手时会出手。自己不在妻子身边的时候，她还有一纸法庭保护令。

可是，法庭保护令究竟有多强的效力？它会适时发威，实践它本该拥有的法能吗？非但没有，它在吴芊命案中成为一张张纯粹的废纸，如同在黄大仙庙求得的护身符，在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的连声催促中，天兵神将并没有遵令现身。

什么是司法？司法是祭坛上袅袅升起的一缕青烟，只对知法守法者散布着神圣。司法是肉眼无法辨识的电滋波，只对敬法畏法者辐射着威严。

可是，一旦司法遭遇象黄真这种视法如无物的凶残暴徒时，它是极端脆弱的，它不过是一张纸。生命也如同那张法庭保护令一样，可以随时被撕个粉碎。象黄真之类丧失心魂、泯灭人性的变态狂徒，他们不仅不知法不守法，不敬法不畏法，而且对法充满着鄙视，积蓄着仇恨。三十天的牢狱之灾，非但没有起到惩罚警戒的基本效用，或是提供一次三省吾身的自新机会，反而给予心态已然开始扭曲的凶手更多独处的空间和时间，去凝固和提炼他的仇恨，不单是针对受害者本人，也是针对整个司法系统。

然而，在狂徒公然挑战公权力，司法与罪恶的正邪博弈当中，司法往往可以全身而退，牺牲的往往是类似吴芊这样无辜的生命。

美国司法的几处软肋，其一是该出手时没出手，将整座舞台交予凶手，任由发挥，只知道动用公帑去被动地处理善后。其二，司法根本就是一具塑胶制成的虎头铡刀，常常在需要展示其刚强的最后刹那，却一下子疲软弱化；往往在应该痛下杀手的关键时刻，却显现了仁慈宽厚。

司法就是如此有悖常理，它让施虐者倍感侥幸，它让受害人顿觉无助；司法就是如此不近人情，它对为非作歹者显露了宽容，它对待宰羔羊族展现了冷酷。

仅拿黄真行凶案开审后，法庭允许其进行精神状态评估一事为例。假如任何的不专业瑕疵或者「专业」的法律诱导，让冷血杀人以精神失常为由最终规避了司法惩处的话，那么，不仅在天的逝者无法瞑目，对司法心存指望的生者也定会怒其不争。

还有美国司法显然是生了一对阴阳眼。死者吴芊的族裔背景，移民身份和社会地位注定让她遭受了司法的差别待遇。假如同一案件发生在主流社会阶层或者某位社区闻人身上，警方的接案态度，对当事人的保护，对犯罪嫌疑人的监防，接到报案后的反应速度，是否会有天壤之别呢？

法拉盛血案发生之后，身为民之喉舌的州众议员孟昭文曾经指出，她觉得纽约州的保护令效力不夠强，是未來值得改进的地方。她指出，通常家暴受害者较易拿到保护令，因此她认为保护令的效力可以扩展到更广泛的受害人，例如因族裔、肤色、性別、宗教信仰或性取向而遭受迫害的仇恨犯罪受害者等。

笔者认为，从立法上去完善并增强司法的效能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在于加强执法的力度，根除司法的软肋，杜绝司法阴阳眼，彰现司法的公正，稳固司法的根基。否则，空有成文的法律条款，却无切实受到保障的安稳感，有法何用？司法的软肋，司法的阴阳眼，会让我们这些知法守法者，敬法畏法者，感到自己笃信司法的行为比迷信护身符更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