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学读书近二十年，却不能不得出几个令人悲哀的结论：学校能够给我的，不及我真正期待的百分之一；书本曾经给我的，绝大部分没有用处；大纲要求掌握的，多使我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当我愈益清醒，愈益睿智，我便愈需清除系统教材的系统毒素。

犹记得第一课，便有“伟大”一词，我无力将它与一只蚂蚁区分；第一次写作文，老师便叫我一定写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字样；语文课的千百人物似乎都带同一个脸谱，看来看去都不像真实存在过；政治课的无数“根本”、“中心”、“意义”与“作用”，似乎全与我们的实际年龄与当下生活无关；历史本该无限鲜活，但一进教科书，任何人事立即显现“阶级”、“斗争”的烙印，最终只剩下“好人”与“坏人”；纵是地理、生理、劳动、美术等等，教科书的序言里都有确定不移、惊人一致的指导思想；纵是古文与古诗，教师与教科书也只把它当成尸体来解剖，要素虽“揭示”得淋漓尽致，却毫无《古文观止》的浩荡气息与唐诗宋词的天然灵气。

但我又不能不深恶痛绝的是，我毕竟陷身学校许多年，被教科书浸淫许多年，被它知识的垃圾、观念的流毒及阴阳两面的手法、表里不一的假象熏染许多年，我曾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比如我一直以为，科学的东西总是对的，其实它的每一个结论都有阶段性、区域性的特征，算不得定理；我曾以为人一旦结束生命，必定一了百了，其实全程的生命决不仅仅局限于百年，恰恰百年之外的远景才更具有价值；我也曾天真以为，我们正处中国历史的最好时期，天天都是“形势大好”，其实列国远比我们强盛。更可恐怖的是，我差点只将理想锁定为丰功伟绩，只将宗教当成麻醉人心的鸦片，只将精神当成虚无飘渺的符号，只将道德当成空洞无力的说教。

我们的教科书是个统一、有机的生命：无论有多少学科，它都只有一个灵魂、一个标准、一个大棒；无论我们有多少姿态各异的生命个体，它都竭力想要造就同一个模型、同一个嘴脸、同一个心肝；它的灵魂不必攸关乎真理，只需攸关乎“时代”的强音；它的标准不必攸关乎于科学，只需攸关乎“现时”的至爱；它的大棒不必攸关乎对错，只需攸关乎“存亡”的利弊；它总是张开一道血盆大口，企图吞食我们的血肉与风骨；它总是冷冰冰划定各种界限，强行束缚不欲谨守本份的手脚；它总是盯紧我们的言行与心跳，唯恐我们一不小心偏离“又红又专”的轨道。

我一直与这个生命打交道，并不知不觉受它影响或支配，所以我从学院出来好几年，都难改变无病呻吟的学生腔；研读儒释道经典好几年，大脑才勉强不再出现教科书的阴魂；也拿当年的教科书去教学生，我就像手握一条大蟒或毒蛇；轮到我也编写教科书，我宁愿弃权，也不想多说一句违心话。我第一次站上讲台，便对中学生说，教科书不需一学期去学，只需三两周用功；真理不在教科书中，真理只能到别处去寻找。我第一次面对教师同行，我说老教师都像在冬眠，新教师都像污染源。我们的学生却仍在小学、中学与大学里，接受教科书清洗，接受园工嫁接，接受似是而非、亦真亦假的教化。

今天有很多人怀疑一切，其实首先是从怀疑教科书开始。今天有很多人不相信一切，其实首先是从不相信教科书开始。教科书屡有公然造假、公然犯错、公然强奸民智的嫌疑，却丝毫不影响它继续发号施令、一统全民心脑的地位。

        我们还能怎样做？我说，全家人读经典，至少可以抹除教科书的偏见，至少可以重新打量教科书的得失，至少可以多出一重视角去感知真理。我们为考试、升学、评职而读教科书，或也无可厚非。但如要真正做到对自己负责，就不能不痛切了知，真理不在当代教科书的苍白说教；只有首先从教科书的歧途拔出，才有可能解除思想、逻辑、灵魂、身体的百般桎梏，渐次步入真知灼见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