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行仁在心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1]，斯仁至矣。”

――《述而第七》

【简  注】

[1]欲：希望，追求。

【意  译】

孔子说：“仁德难道离我们很远吗？其实只要我想追求它，它就会来到我的身边。”

【理  释】

天高高在上，天道却贯穿在我们所能听闻的一言一行与一草一木之中。仁在孔子的描述中，似乎深不可测，仁却在心头与手头，只要你想实行它，它必真实地展现。

宇宙无限宏观，无限微观，人则如沧海一粟，好像微渺到极处，根本不值一提。然而，人却可以用一颗心，去把握宇宙的真相及规律。当一颗心淡忘了尘世的任何执著与欲望，天机就接踵而来。即如释迦牟尼的“戒、定、慧”之理：戒掉各种人心，又在打坐中进入虚静无为的状态，人就能看见许多重时空与许多层生命，人也就具备了洪大无垠的智慧。人的能力为何低下？因为人多相信手脚与机器的力量。人的智慧为何低下？因为人多由低级的趣味与向往闭塞了心通天地的窗扉。

如果一心向善，一思一念都符合善的特性，一举一动都符合善的要求，即为大仁，而后便是大智，而后便是更高境界的层层升华。心中无善，而以所谓善行来沽名钓誉者，是真正的恶人。

【例  述】

战国时期魏国大夫魏芒卯不幸病逝，扔下前妻和后妻的四个孩子。后妻孟阳女坐在堂上，心里无限愁苦。3个大点的孩子嘀咕：羊肉贴不到狗肉身上，亲生父母去世，继母必将给自己气受。他们整天绷着脸，见面如见仇人。亲戚劝她说：“三子不孝，不如分家，也免生闲气。”孟阳女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孩子年纪小，不懂事，我做母亲的，怎能和他们一般见识？我用慈母之心对待，孩子总会改变。”

在孩子们故意找茬、大哭大闹时，她总是抑制自己的满腹不快，静静倾听。生活上，她冬制皮裘，夏缝葛衣，尽量让他们穿得体面而舒适；每日两餐，伙食不重样，尽量让他们吃得可口。她又辞退大多数仆人，能自己动手的都亲自操劳，以节省开支。一次，三儿子溜出学堂，在野淘了两天，回来后又吐又泻，脖子上又长了脓疮，连医生都拒绝上门。有人说：“少一个冤家，少操一份心。”孟阳女勃然变色：“不，这是我的儿子，我要救活他！”她不惜重金，请来王宫御医。儿子病了一个月，她衣不解带，日夜侍候床前。儿子病好了，她却卧病在床。

后来，三儿、四儿上学，路遇盗贼，厮打中不幸失手，盗贼吐血身亡。司寇按“杀人者偿命”的条文断案，兄弟俩争死。司寇不能明断，便呈报魏王。魏王有诏：“人母知其子，杀活随其母。”孟阳女跪在大堂说：“四儿，妾亲生；三儿，前夫人所生。大夫芒卯病重，把三个孩子托付给妾，妾岂能因亲疏而背丈夫之嘱？手心手背都是肉，请留下三儿，杀、杀……”她话未说完，哭倒在地。她爱前妻子胜过亲生子的事，在京都大梁传开。魏王称赞其嘉行美德，赦免二子，尊封她为“慈母”。

她作普通民妇，她却进入仁的圣境：大爱在心，一切又都从他人的角度来考虑，她必处在大道之中。仁心必致仁行，仁行必能感化冥顽不化的心灵：心中有仁，即使仁行还没展现，善意便能为人所捕捉；仁心与仁行，直接与宇宙大善的特性沟通，也与尘世之人明白的一面直接沟通，所以上足以得天助，下足以动人心。

4．处处据仁而行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1]，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2]？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3]，造次必于是[4]，颠沛必于是[5]。”

――《里仁第四》

【简  注】

[1]得：疑为古人之不经意处。贫与贱不是人们想得到的，因此这里不应是“得之”而应是“去之”。

[2]恶（wū）乎：怎样。

[3]违：离开。

[4]造次：急促、慌忙。是：代词，指仁。

[5]颠沛：流离失所。

【意  译】

孔子说：“发财和做官，这是人们所希望的，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是不应该的。贫困和卑贱，这是人们所厌恶的，但是，不通过正确的途径摆脱它，是摆脱不掉的。君子如果背离了仁德，怎能成就他的名声呢？君子不会有吃一顿饭的时间离开仁，即使在匆忙紧迫的情况下，也一定和仁同在，即使在颠沛流离中也一定和仁同在。”

【理  释】

行仁向善，即合天道，天道必使仁善之人大昌。大昌之于入世，在于身体的自由、财富的自由与心灵的自由。大昌之于出世，在于心性不断向更高境界升华，脚步不断向更高时空迈进，生命最终回到它初始的家园。

常人所求，多是健康、富贵与荣耀。常人多不能如愿，何也？其心不仁，其行不仁，天必不予善报。仁善之人，虽不计尘世的得失，却能自然而然得到强健的身体、充裕的财富与宁静的心灵。不得不失，不失不得，为天理，天理昭昭，毫厘不爽。不仁不善之辈，纵有所得，即为生生世世的德报；纵有不择手段所得，即为自毁安身立命的根基。

君子求道，必怀仁心，必行仁事。无论外在条件多么险恶，都无从影响君子的准则。险恶只在一时，只在表面，只在今生。天理昭昭，却是贯穿了生命的来龙去脉，关系到永生与永灭的主题。

【例  述】

宋朝范尧夫被免去宰相之职后，程颐来责怪他说：“您任宰相时，有许多地方做得不好，难道您现在不觉得惭愧吗？”范尧夫“哦”了一声。程颐接着说：“在您任宰相的第二年，苏州一带有乱民暴动，有人告诉了您，您应当在皇上面前据理直言才对，可您当时什么也没说。由于您的闭口不言，致使许多无辜的人遭到惩罚，这是您的罪地啊！”范尧夫连忙道歉说：“这是我做宰相不爱民的过错，您批评得对！”程颐又说了许多话，然后告辞。事后他经常在别人面前说范尧夫的过失，说他并非当宰相的料。有人把这些告诉范尧夫，他却只是笑笑，不作任何辩解。

有一天皇帝召见程颐，问他几个问题。皇帝听了程颐一席治国安邦之策，说：“你大有当年范相国的风范。”程颐不以为然地说：“范尧夫曾向皇上进荐许多忠言良策吗？”皇帝用手指着一个箱子说：“那些都是他进言的小札子。”程颐打开观看，见他当初指责的那些事，范尧夫早已说过了，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施行时不够好罢了。程颐次日上门道歉。范尧夫却笑道：“不知者不罪，您不必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