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统传集》之序

当年易伯牙抚琴，钟子期叹曰“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志在流水”。今读启嘉之文，不由复生千古之叹：壮哉！浩浩乎其文，神游天地无际，心泣道德不振，笔破众生之迷！

反观今世，亦有所谓“大家”或诗文，都是些什么货色？一为浮名，二为实利，三为情色，身心俱受唯物、无神、进化、“科学”及强盗文化主导，笔下多是戏说、乱解、歌功、血喷、无耻、滥竽等噱头，功用只在毁灭自我，淆乱人心，败坏传统，助长纣虐。然我中华，竟是何等之中华！故昔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今必有启嘉及启嘉一群，重拾神传文化的道德根本，将世俗生活、科技文艺、宗教信仰等等一脉贯穿，于幽灵西来、犬学滥觞、群魔乱舞之世，再塑天之所以为天、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借以启蒙善性与神性，呼唤正义与良知，挽救人心与灵魂。由此，《统传集》与类似书系、文系，本负特殊使命而来，固非寻常智慧可解。

当世中国图景，已由作者清晰再现：人群已正信无存，个体已愚迷之至；弄权者多为私利弄权，经商人果然十商九奸；学术已是御用或自欺欺人的垃圾，娱乐已是麻醉或戕害灵智的鸦片；有一只黑手，连孩童、连隐秘的思想都要扼制；有一道大墙，将现代心灵与优秀传统死死阻隔。因此，我们很难听闻洪钟大吕，尤难辨识真知灼见，特难建构信仰信念。可是，人类与中华五千年文明，虽然表现各异，内涵却惊人趋同，智慧都上天入地：古印度《摩诃婆罗多》的“正法、利益、爱欲、解脱”，恰与中国《易经》的“元、亨、利、贞”相通；释迦佛的“戒定慧”，同样与《老子》的绝圣弃智、返本归真相近；孔子与苏格拉底，也都代天、代神立言，宣示天地、神佛给人确定的智慧；《圣经》启示录的预言，其实和北宋邵雍的《梅花诗》，指向都在今天。正因宇宙有其根本特性，神佛有其慈悲胸怀，人畜有其天定标准，一切才井然有序，圆融无碍。

启嘉纵古横今，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明示：变异之前的儒释道文化、基督教文明及古希腊智慧，是人类的真正精神或灵魂，是今人最该珍视的瑰宝；其核心在于敬天、信神、从道，惟真惟德而大善大忍，必沿好人、圣人、神佛的道路升华；传统文化经由神传而来，决非人的创造；人亦从天、从道、从神而来，人绝不可以背离传统；如果人竟与传统背离，人即危殆之至，倘不幡然悔悟，必致败亡之祸；人的希望只能寄托于道德的修习，人类的希望只能寄托于文化的复兴；修养道德是自救、救人、灵魂升华的根本，复兴文化必以复兴诚善、坚忍的传统标准为核心。所以，他致未来中国文人，倡导“纳文修根，复兴华夏”；赞《浙大校歌》，说其“博大”，“浩荡”，具“君子精神”；勉励后生，要“做仁义之士，成栋梁之材”，以“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为准绳。

为破除人们太多的后天观念与形式束缚，本书充分展现“启嘉笔法”的神韵：其一，繁简并用，重在内涵。比如用“咄”而不用“进”，显然前者“越走越佳”较之后者“向井里走”，更能适应精咄、升华的状态。其二，诗文嵌套，灵动不拘。容易看出，作者并无先入为主的文体意识，而是随兴所至，随心所欲――想写诗就写诗，想叙述就叙述，想议论就议论，想引用就引用；而且，诗不拘限于格律，文不拘限于严整，书不拘限于体例统一；总之，一切视需要而定，一切跟真性情走，一切由更高层面的认知统摄。其三，深则奇奥，浅则天真。其诗其赋，往往感觉古远、晦涩、陌生，以极简极约之辞，传达太多、太深、太繁之识见。而其散文中的许多段落，又细腻密集，明白如话，甚至如三尺孩童的絮语。何也？层次、角度及意图的差异使然。其四，笔力万钧，意气浩荡。无论表意之深浅，他都挟裹万钧笔力，源源不断辐射强大、威猛的能量。能量纯真、纯善、纯美，难见水份或杂质。能量源自何处？源自清净、浩荡、智慧圆融的心境。心境没有尘沙，没有人皆牵系的束缚，所以十方世界的一切，他都能心领神会，拈花微笑。由此，也便成就他浩荡的意气，于诗则瑰丽雄伟，于文则洒脱自在，于书则浑然天成，于人则撼动心魄。

这是怎样一个人呢？或言，他是传统文化的承继者，是未来文化的开创者，是十恶毒世的清醒者，是涓涓福音的传播者。然而这些，都不十分准确。我知道其人啊，玉树临风，堂堂正正，超然物外――如果有所承继，亦必超越承继的对象；如果有所开创，亦非有此一生的本意；如果有所清醒，绝非仅仅对于尘世的清醒；如果有所传播，本书也只间接、婉转的传播。因此，他的真我，需要将来才能日渐明晰，或者永远都不会为人明晰；他的诗文，需要将来才来为人所重视，虽然当前已经广泛影响于他人。因此，我们今天读他，应该越读越有滋味，越读越见深意，越读越多教益；如果竟能由此入门，进而探寻真理大道，追求此思此想的真正源泉，才属作者本意。

我强作此序，实不足言说此书之万一，且由读者自证自悟，登堂入室而渐入佳境。

2008-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