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日的夜晚，大约十点前后，两个男人聚集到我的住处，兴致勃勃聊起《围城》。我邀请他们来，是想为其中一人的可能性未来做些铺垫。我们叫他许江，在1970年代出生的三个人中，他是最末的一个。另一人唤作培林，似已知道我的意图，所以想借《围城》做引子。

他们对唐晓芙与方鸿渐的错失良机深感惋惜，那只不过是个偶然的误会而已，却铸成莫大的遗憾。他们一致以为，唐晓芙算是小说中唯一的亮色了；如果还有其次，那必是赵辛楣无疑。接下来的着力点在于，钱钟书的黑色幽默式的语言，真个是意味无穷，每每想起来或说出来，他们都要笑掉牙齿。最后的结论似是，学校是最不适宜停留的地方，否则谁都会像三闾大学的那一伙，不死不活，不真不假，不伦不类。他们说那种氛围或基调，足以扼杀每一副鲜活的心灵，至于才气、棱角或纯正一点的本性，都会捎带着被窒息。那么反观自身，此刻大家都是学院中的卒子，和李梅亭韩学宇等人一样，虽有前后七十年的时差，以及东西千百里的距离，却一定没有本质的区别。

许江说，偶尔和生意场的朋友聊聊，他们至少还能大吹大擂，大饮大嚼，时不时放纵一回性情，倒也无所顾忌，然而我们，何曾可以自在自如地伸展。

他跟着反问，是不是要获得财富，就非得说谎投机不可；要获得地位，就非得如狼如狐不可。

培林虽沉吟不语，却似有同感。我当然知道这家伙的同感，来自汉中平原的某个角落，再经西安兰州的许多风沙的濡染，不能不在这个时候发狠发威一回。前一夜我曾对他提到，如果要赢得广泛的人缘与知己一般的朋友，就在有人求助于己的时候，全力以赴不打折扣；就在言行展现的大多时刻，保持善意的心态，合宜的语气，以及坦荡、果决的气势。再前一夜我还说，一味睡觉有什么好处呢，无所事事有什么好处呢，只想不做有什么好处呢，急功近利有什么好处呢？我极切实的建议只是，首先在作息方面体现出规律，而后在目标方面有个明确的取舍，而后竭尽所能去成全一些实绩。只要动起来，只要让悟会深深烙进心坎，只要在与他人的每一次来往中都获得教益，只要明白了某个道理就毫不犹豫去践行，那么每隔三日，他人便要刮目相看；月复一月，他人便要战战兢兢。他说好呢，一切就这么办。

他本来优秀，不啻一副挺拔壮实的身躯，还有躯体内火一样的抱负与热望，热望更深更远处的世界与奥秘，某日都一清二楚于他的股掌之间。他曾用五行的理来推衍此生此世的命运，当他发现流年不利的征兆，即欲守株待兔，兔子来不来都没有关系。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给他讲些动态的理，反复强调只有从心而动，从心而变，才能破除所有的障碍与迷茫。同时只有在跌宕起伏的流程里闲观花开花落，闲随云起云消，才见得真切不过的大千世界。我们坐而论道，不管是在高山之巅，还是在一榻之上。我想他是极有悟性的，一如他与生俱来的单纯与内敛，恰好守护了弥足珍贵的本份。

他却在谈及《围城》的此时，突然和许江有了同感，同感这世界还是现实一些，现实到要么就奄奄一息地活着，要么就抛弃一切规则与束缚，要么就如此这般只管应付工作、生计与闲聊。

不过许江的本意并不如此。他是从《围城》看见真实的无奈了，而这无奈完全可以等同70年代以来的无奈。他有一个正读硕士的女友，他却担心哪一天失去。他不乐意眼前的一份职业，他却害怕下一个场所依旧要受诸多委屈。他甚至不断地仰望天空，怀疑它会不会突然间就塌下来。诸如此类的抑郁，其实和当代中国人的大多抑郁一致，也和培林另一层面的心理一致。

我却除外了。虽然我面临了更多的桎梏与高压，我却一直笑在心头与脸上。我的笑是会心的笑，既没有胸腹的阴影，也没有思想的障碍。我在恍然大悟之前，也能不时一笑的。我笑文革的最后几年，居然叫我碰到了，否则面对人们连篇累牍的控诉，我必定因为没有感同身受的体验，轻轻悄悄就将罪恶的一页翻过。我笑乡村的偏僻与穷困，彻底打造了我作为农民的底色，否则当我挥洒于文朋诗友之中，必也只有放浪形骸的废话。我笑情感历程的无常反覆，让我饱经折磨之余，也便通透情义并不足以作为依恃的禅理。稍后我大悟，此生以来的所有细节，都是注定要这样来的，而且来时的地点与机缘，都不会差失毫厘。

我们继续谈《围城》，他们都有了写写这个话题的冲动。他们和我约定，不如各写一篇，然后在下一个夜晚交流。他们少有写些文字的想法与行为，他们却都在这个项目上下定决心。我大喜，也许走出围困自我的城，其实是从身边的一小步开始。即如谁都想要把握命运的走向，却很少有人确知，只要首先在心灵发生了嬗变，命运也就斗转星移。

那么明天，我们可能与其中一人道别。那么后天，我们可能演绎无限精彩的故事。但是围城的理一旦洞明，即知它一边在消磨生机，一边却也在滋生别样的智慧，只看你能否捕捉。

2005-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