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的最后一日，又到一年的最后一夜。按照惯例，我们这一家，必在晚饭后的堂屋，燃起一大堆柴火。大家围火而坐，畅谈过去与未来。因此堂屋的柴火与絮叨，便是我们大年情境的核心。用父亲的话说，火堆边的人越多，他们的心思就分开得越少。我们兄妹也常说，那么我们每年都在家过，都带了老婆与孩子，齐齐整整一堂，好让他们的心也是完整的一颗。

以往我们都这么做。我们平稳地生活，平稳地过年，平稳地总结与计划。然而变故从上世纪末开始，我们关于过年的团聚愿望，居然年年落空。

譬如今日与今夜，陪父亲上坟的，只有我的儿子，决无他的儿子；陪父亲烤火的，只有母亲和她的孙子，决无我们兄妹三人中的任何一个。芳姐及其四口之家，流落在成都的某一隅。父亲问她为何不回家，她说主要因为老二。老三到丈人家去了，老三不能不作这个选择。他妻子说，既然不回老家，就只有到她们家去过。此前无论怎样，老三都把回家过年看得最重，他说父母的身边没有儿女，必是儿女的大不孝。他却在今年不回去了，他在电话里对父亲说，因为老二牵动了一家子，我们都得从他的角度考虑。

老二就是我，我由父母送读二十年，从小乡村读到大都市，从放牛童读到研究生。姐弟则非得辍学不可，否则因为艰难的乡村境况，我便持续不了读书的历程。我一度被视为全家的骄傲与支柱，我将姐弟带出农村，一起在成都办学校，搞电脑，开文化公司，各往文学、教育与技术的路上走。那时我们的激情、潜力，以及对于生活的信心，都日复一日高涨。

但我突然去了北方。我不得不去，我坚信自己拥有表达真实意愿的权利，同时也有这种义务。谁知我回来时，一切俱已失去，包括我的满头黑发。我回老家过大年，母亲揩拭不尽泪水，父亲则笑问我的头发，都去了哪里。我们一同大笑，笑财物被洗劫一空，威胁无处不在之时，毕竟可以回来烤柴火。老三没有笑，老三将我拉到一边说，你得牢牢记住，倘若再有一遭，我们谁也承受不住。我说是的，可是有一种力量，它必无所不用其极，而我与我们的诚意及善念，又决不可能屈就。

老三长叹一声，他和父亲母亲一样，心头长驻了某种阴影。阴影在次一年的冬天达到极致，因为我的磨难成为事实，连芳姐夫妇都不能幸免。那一个大年夜，只有老三与父母陪伴。他们与我们远隔千里不说，尤其紧要的，是彼此间绝不可能通点声息，报个平安。老三后来屡屡提及，说那时的欲哭无泪，是因为泪水早已流干；那时的肝肠寸断，是因为肝肠早不能自成一体。当然他是说他们自己，他意料不到另外的处境，绝对与哭泣、伤痛无关。比如芳姐及其夫君，正被一次又一次威压；我与我的学生，也面临了身体与心灵的双重历炼。也就是说，我们唯一的心思只是在于，时刻强大自我的意志，以便存活，以待来春。因此泪水与肝肠的反应，绝对完全多余。

此后的一个大年夜，我居然可以和他们通一通电话。父亲只是笑，母亲则拿着话筒泣不成声。仅仅那一瞬间，我便透彻地悟会，当母亲的心破成碎片时，到底会是何等模样。当然父亲从另一角度，用最明白不过的话说，你并没有错处，错的只是它们。

当我终能和姐弟浩浩荡荡一路回家过年，也就是去年的今日，阴影依旧在父母的心头长存。一则因为小史不在，二则因为更多针对于我的眈眈虎目。小史是我的妻，小史在我即将自在的时候，突然置身险境。虎狼之意未尽，我便在柴火旁为大家烹调火锅。他们谁都在口头说我的味道不错，虽然我自己明白，我这手艺实在差劲透顶。然而我们的共识在于，我能得着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千难万难。

年后我就只能流浪。我不能呆在一个既定的位置，坐等虎狼的爪牙给我套上莫可名状的枷锁。虎狼之所以为虎狼，自然无须寻找任何理由，也无须事先彰显狂怒或侵袭的征兆。我从家与父母作别，我说过年一定回来，和大家一道。我从成都与姐弟作别，我说过年一定回来，以便和大家一道回家。我从沿海打电话给姐，我说我很想回来，咱们好一道回家。姐却劝导我说，目前最好不回，因为回来比不回来危险。

我说：为了春天的团聚，我可以不计较。

姐说：春天需要你去创造，却不是由你回来等待。

我说：我已明白，大年夜就由你们到父母跟前陪伴。

姐说：我们也不回去，我们也得全力以赴为了春天。

我再和父母通话，父亲说不回来也好，只要平安就成。母亲说狗依然是狗，只要它们还在狂叫，你就最好不回来。我问，可是你们呢？他们淡淡一笑，说我们还有什么期求呢，只要你们不再遭遇险恶的风浪。

我极畅快地挂断电话，我知道这一家，和有着同样遭遇的千万家庭一样，因为某种高压与磨难，早就柔韧无比，坚定无比，通达无比。

这正是我们与人的全体，所谓希望的真正所在。

2006-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