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冬至日前后，我满三十四个整岁时，梅子年届十七，恰好是我年龄的一半。窗外北风呼啸正紧的时刻，梅子打电话来朗诵一首诗歌，反复提及梅与春天的意象。我心念一动，即知她的历程与我的历程融汇，其实已是如春如梅的胜境。

梅子是我姐的长女，我的侄女，我从小看她长大。幼时她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幕，即是好哭，哭在我母亲的背篓里，哭得声嘶力竭不可开交。我怒不可遏，恨不得狠狠拧她几把。但我忍住了，因为我也想哭，我想为芳姐在婆家的不幸遭遇而哭，也为母亲与祖母及邻人的反复诅咒而哭。我禁不住猜想，她在并不和谐的家庭氛围里，仅仅因为父母的长期不在身边，即有理由哭个无休无止。

后来我们接她到成都来读书，我们的考虑在于，当我们着力兴教办学的时候，她理当受到良好的教育。她个子高挑，体型优雅，嗓音甜美，文思灵动，显然具备在文艺方面发展的条件。我和她的父母谈起，他们均表支持。他们从隔膜重重的老家走出来，再经崭新信念的一次洗礼，早已默契如一。他们还给她重取一个名，叫做“颖”，借以期待她取捷径而入正途，不再走父母曲折而困顿的老路。我说肯定是这样的，她小小年纪就能在几百人的集会里做主持，就能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就能彬彬有礼待人以诚，还能与人一道探询真理与修养的根本要义，她必定要比我们的路好走。她也坚信这一点。她一早骑自行车到八九公里之外的学校上课，傍晚再一个人骑车回来，无论炎夏与寒冬，我都过意不去了，她却没有任何怨言。她的文字都表达感恩的情义，比如对父母，师生，以及我与我的朋友。我本该对她多加指导的，但我借口眼前忙碌，此后时机还多，何况天天见面之类的理由，并不曾对她多说一句有用的话。

谁知四年前的一个冬天，我与她的父母遭遇同一场变故。一群人全副武装如临大敌而来，我们的财物被洗劫一空。当时她大声叫我，我回头去看，她一边大哭，一边要向这边扑过来。只是周娘拉住了她，周娘说他们决无错处，必定很快回来。她哽咽着点头，她说她坚信这一点，她一定等到大家回来。她一下子失去立足地，连学校也急着赶她走。小学校长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要求她表明态度。她说她决不认同他们的任何说法，更不认同坚持一种信念，就必须因为环境险恶而改变。校长说：你要么和一种立场划清界限，要么立即走出校门。她说这两点我都办不到，心怀善念与继续读书，是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但她最终还是只能回老家。三年后我们也回去，她本该在家门等候的，可我没能寻得她的影子。母亲说她脾气越来越大，性格也越来越怪异，稍有不平便会离家出走。具体到一些细节，则是她上学的时间甚少，结伴出游的时间却多；她一次次伸手要钱，钱的多少都不是小数，而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家中的事情她也不做，以前她却是抢着做的，现在她不仅悠闲得很，还对从小带大她的外公外婆恶语相加。也就是说她和我的父母有点像是死对头了，谁都抱持了眼不见为净的心态。更多的信息在于，她正读初三的，她却不准备参加中考，也不准备续读高中，最好的出路是立即去打工。

我颇觉诧异，我却必须准确判断背后的原因，然后找到对症下药的良方。她在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回来，我一见她暮色中的身影，即知她的负重太沉，远远超出她年龄的承载。我和她在夜晚的露天闲谈。她是逐渐打开心扉的，她一从城市返回老家，她才发现因为一场变故，她周围的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她，也如此这般看待我们整个家庭。家庭陷入悲苦无助的困境，尤其是心理的困境。家人和她都有应对不尽的危局，以及漫天翻飞的流言。我们这边却没有任何音讯，更不用说还能从某个角度带给她们一丝安慰。她突然不想读书了，也不想再做一个善良的人，她觉得这又有什么用呢？她曾以我为榜样的，她却亲眼见证我被无端打入一个角落，我给封闭得发不出一声呐喊，我辛苦打拼的财富一夜之间丧失，我笔耕而成的文字也大多失去踪影。我一度被全家人视为希望，后来却不但没能带来任何利益，反而牵累所有相亲相爱的人们一道来担惊受怕，一道来承受凄风苦雨的压力，以及骨肉分离、夫妻分离与兄弟姐妹分离的巨大痛楚。因此她说，她觉得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大家的心太善，没能恶到适应这个环境的程度。那么她唯一的目标，就是首先挣钱来供全家消费，也供她自己消费。而其前提，则要变得足够的狠，足够的毒。

我听得毛骨悚然。我记起她上小学前的一幕。她将一只蜻蜓抓在手里，三两下扯开它的翅膀，掰断它的腿脚，再用小刀要将它的躯体切分。我心头一激，我说它和你一样是条生命，它被肢解的痛楚无以复加，它却和你没有任何仇恨。她立即放开它了，她流露出无限愧疚与悔恨的眼神，她说她再也不会行同样的恶。我相信她的说法，因为她的善性已经返出，她在此后的岁月中真就生出博爱的心。再当一种信念也为她所把握的时候，她对善恶是非的认识，已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我即由此判断，她先天有过的善，已由后天的信念强化到了坚如磐石的程度。

可是眼前的一个女子，才十六七岁，却似一个狰狞无比的魔，撼动我三十年来的所有经验。

我们重新带她到成都。我办起家庭教育，意图开创一条最快归正与成长的途径。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的都有，她上下牵带，确有大姐的风范。然而我不能不离开，她们也不能不先后退走。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她们父母的变故类似于我，她们也就类似于她，各自在艰难流离的环境里养成太多恶习，并不易为一个狭小而孱弱的书室所熏染。二是我并没有多少自在发挥的空间，我的一举一动都被某种势力束缚，它们频频干扰与威胁，我必须出走。她依旧留在成都，一边参加成人高考，一边指导兄弟两个学习。

我在数月之后的冬日，也在胸襟愈益开朗的路上，听到她生日的祝福。她的才气、灵气与抱负，以及对于大众与万物的关爱，都在诗歌里洋溢不尽。我说好呢，梅花一开，春天就提前来了。她咯咯大笑，我也咯咯大笑，或许我们都想说，既从不断转折的一路走来，人生自是处处春天。

搁下电话，我记起托尔斯泰的《复活》。她经历了又一次嬗变，我却不需再从表面去寻找理由。理由在她与在我，都只能是信念的复苏与强大，才从根本上决定或重塑了一切。

2005-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