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年有个人叫第五伦，汉章帝时为司空。他奉公守节，廉洁清白，勇于主持正义，从不见风使舵。哪怕在皇帝面前说话，也直来直去，决不阿谀奉承。他的几个儿子都警告他，说他这样下去迟早会碰钉子，决不会有出头之日。可他就是不听，因此成了有名的无私之人。
有人问他：“你有私吗？”他说：“以前有人送我一匹千里马，我虽然没有接受，可我每当看到别人得了千里马，心里还不能忘记有人送马这件事情。我哥哥的孩子有病，我一夜可以看望十次，可是一回家，我就能安安稳稳睡下。我自己的孩子有病，我虽然不守着他，可是怎么也睡不着。由此看来，能说我无私吗？”

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罗纳。
一家规模很大的独资企业招聘一名技术员，待遇非常丰厚，报名者蜂拥而至。罗纳也去了，外文及专业技术类考题都答得十分圆满。惟有第二张考卷的两道题令他头痛：“您所在的企业或曾经就职过的企业经营成功的诀窍是什么？技术秘密是什么？”
这对曾在企业搞过技术的罗纳并不难，但他的笔始终高悬，迟迟落不下来。多年的职业道德约束着他：厂里数百名职工还在惨淡经营，我怎么能为自己的饭碗打破大家的饭碗呢？最后，他毅然在考卷上写下四个大字：“无可奉告！”
许多天之后，正当罗纳连日奔波、另谋职业之际，他交了白卷的独资企业发来录用通知。

我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心头总有一股热流在涌动。
古人常讲返本归真，大意是提倡返回先天的率真本性。婴儿无假可言，他乐则大笑，悲则大哭，勿须矫饰。因此人之行伪与变异，多由后天的观念与环境促成。当“打假”与“假打”已成为人类极普遍的一种现象，说真话、行真事倒成了另类，说假话、行假事则更能令人信服。今天即有许多人说：做好人难，说真话难，保持真性情尤难。
世界使人变异的力量，其实仍是功利使然。可是人的活着，决不仅仅只是为了功利，就像青春女子活着，决不仅仅只是为了美丽与爱情。

如果你一度为世故的套路所制约，或者一直在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我说你至少得真实一回。在关键时刻，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性命攸关、良知攸关、正义攸关的时候，你不妨直来直去，你不妨依据本心及普世的原则言行，决不再被虚伪、邪恶或专制的力量牵着鼻子走。
你可能首先要考虑得失，我当然也要替你考虑。其“失”可能很轻，也可能很重：春秋的太史为写一句真话，兄弟几人先后断了头；布鲁诺坚持哥白尼的学说，最终被烧死在火刑柱上。除开丧失生命的最重后果，其他如遭受冷遇、打压或损毁之类，尽管也令人疼痛，却终不能与所“得”相较。
所“得”第一在自我，自我一度迷失于混沌之场，却终在这里找到。这尤其重要：一旦先天的本性失尽，你已不是你自己；你是后天观念与后天环境整体营造出的怪胎，它与本来的你无关；也许你还以为你可以自主，但支配这自主的，依旧只是后天的环境与观念。用神的话说，这种人已被尘封，无可救药。无可救药者，自然要被淘汰。如果神鬼真的存在，遭遇淘汰的就只能下地狱。用哲学的语言表述，当“本我”已不存在，你便只能是“它我”；看起来是“你”，实则是“它”。你因为求真，你必然就找回了自我。自我是以本心来判断万物，而不以外来表象与外来利益为标准。
第二在与他者共鸣，冷不防就带来奇效。有私的人坦陈自己有私，却无碍于众人对他更甚一层的敬重。罗纳不忍违背本愿，却能从群体中脱颖而出。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一个逻辑：即使某人坏到极处，他也渴求与真实者往来；即使某人假到极处，他也会从内心肯定真实者的光亮。换一个角度说，诚能动人者，首先就在于“真”的力量；真想放开自我，莫如率性而为之。

我曾说过两次假话。一次是对我高中的老师，我说我的某个项目，获得了如何如何的成效。我出于某种虚荣，又虑及千里之外的真相无从为他所把握，所以就在夸夸其谈之际说了。后来他发现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情，他就说师生之间，我的一切他都能够理解，唯独这假言假语不可饶恕；虽然我不曾伤害到他，却可能伤及我人生的大局。
我极惭愧，决意此后丁是丁，卯是卯，决不信口开河。
但我在面临某种高压之时，再次言谎。我最清楚我的内心，坚守某种信念从不动摇。却当极端的恐怖行径威胁到我的生命时，我竟在口头上妥协。乍一看似不打紧，实则却从根本上背叛了信念。信念在心，因坚信而巍然不可动摇，甚至可将生死置之度外。
痛定思痛，我才忠告人们：维持心灵的本色，对得起发自肺腑的判断，在威逼利诱面前坦然而不怯懦，一生哪怕只有这一回，你也在很大意义上救赎了自我，找回了自我，强大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