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一篇论文摆在我面前，我至今仍不会听说有个姓王名吉鹏的博士生导师。博导是辽宁师范大学的教授，据说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用他自己的话介绍，“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他的大作《“以孩子为本”――论〈朝花夕拾〉的教育思想》，发表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我也作学报编辑，自然也读过许多教授、博导、博士们的论文，我最强烈的感受是，他们大部分没有汉语言的基本功底，绝大部分没有学问与才华，更不用谈真正独立的思想。今又遇一位“大家”之作，为了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些进步，不觉读上一读。

我首先要说，博导似乎不懂得如何正确使用标号。比如“从日本回国以后，鲁迅便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将自己的满腔热忱和对革命的希望寄寓在‘立人’的教育事业中”，第一个句号宜用逗号。再如“学堂里等级森严、官气弥漫、学生中有很多不平等待遇”，其间两个顿号无疑有问题。又如“最后，封建教育受制于专制制度，因此在教育中，必然会有强烈的文化专制主义，阿长让鲁迅感到有神力是因为她给鲁迅带回了‘禁书’，那么为什么会有‘禁书’呢。因为在封建社会……”，毛病尤为明显。

其次，博导在用词、造句方面的错误层出不穷。“……对中国传统的儿童教育观念、教育方法、教育内容进行了深刻地剖析”，此一“地”，当然该为“的”。“……所以鲁迅在他的童年时期就表现自发的反抗情绪”，“表现”后面缺一必不可少的“出”字。“正如许广平在讲到关于鲁迅对待儿子海婴的态度时所指出的那样所说……”，前“所指出的”与后“所说”，因意义重复，全句也就成为病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父母对鲁迅进行的地道的传统的中国最腐朽的封建主义教育方式。《阿长与山海经》中……”，前一句关键成份缺失，句意显然未尽。“他接受……的影响，后来又做为清政府推行‘新政’的措施，被派到日本”，中间一个分句，既不符合语法，也不符合逻辑。“它在长期的封建教育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第一次……”，“在……制度上”，本无合理的搭配关系。“……无论阿长、父亲还是私塾老师，他们对鲁迅都是一种管制和套牢的教育方式”，“……向着国民执笔呐喊，希求唤醒国民的斗志和清醒对待现实的人生观”，同样是搭配问题。

再次，博导的谋篇布局与演进程序，好像都杂乱无章。除去头尾，中间以“一”、“二”作为两大部分的序码，并未提炼出明确的足以统摄相应部分的论点；而其最后一段，也并非在收束全篇。全文错杂其间的内容主要有《朝花夕拾》的作品引证、鲁迅教育经历的事实论证及鲁迅其他作品的言论转述；但它们每每出现的理由，仿佛只是因为博导的随兴所至，极难聚合成为一个论证严密、体系井然的有机整体。

最后，博导似乎根本无意表达自己的思想或个性。洋洋洒洒七八千字的论文，支撑性的观点主要是：教育要“以孩子为本位”；封建教育是“反动”的、“最腐朽的”，具有显著的“愚民性”；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坚信无产阶级和民众的伟大力量，把人民群众看作是历史前进的动力”。第一句是鲁迅自己说的；第二句和第三句是我们早就熟悉的，它们出自多年来的教科书，具有“文革”遗风，未必经得起检验。

就文论文，我且先说这些。而我所举之例，仅是小小一部分；倘用红笔圈点，估计大红将覆盖全篇。当然，我与博导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绝对无意非要抓住某些是非不可。生平第一次，我指名道姓来公开点评一篇文章，其实只在揭示当前时代的一类问题。

这类问题可以如此这般分解：我们汉语言的强大魅力，很久以来是被我们的所谓“专家”在糟蹋；我们语言文学领域的教授或博导，往往只是银样蜡枪头；我们的学术发展到当下，所谓成果其实大多是为职称、虚名而生的垃圾；我们许多道貌岸然的学人，其实根本产生不出富有价值的学问，更产生不出卓尔不群的思想；我们的宣传导向、科研规划、奖惩机制及无数期刊、编辑、研究者，是一架庞大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不仅让产品成为废物，更让操作者成为废品。

也就是说，此一博导的论文表现，并不主要由他自己造就。他是身不由己的，他和许多人一样，虽以研究鲁迅为主向，却自觉不自觉地沦为鲁迅笔下的劣性国民。他们没懂得传统，所以将“封建”及其“仁义礼智信”的教化等同于“愚迷”或“腐朽”；没懂得西方，所以总在阶级意识、主义意识及政党意识的强大笼罩下戴着脚镣舞蹈；没机会形成自由的精神与独立的思想，所以只能在人云亦云、不懂装懂、为学术而学术、为博导而博导的整体氛围下无病呻吟。

当然，听说博导的著作有十几种，论文有几十篇，头衔有很多个，我却既没深入了解他的背景，也没广泛研读他的成果，必有盲人摸象之嫌。但我是要请他谅解的，我不是为了说他，也不是为了谈他具体的一篇论文，更无意冒犯某某权威以求哗众取宠的噱头，我只是在说一类大问题，只不过恰巧他在这个时候，偶然以一篇论文进入我的眼睑，阴差阳错也就成为适得其所的佐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