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同志生平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09年06月09日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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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仲勋同志生平 （新华社北京2002年5月30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2年5月24日5时3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习仲勋同志1913年10月15日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接受革命思想，参加进步学生团体。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初，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任中共营委书记。1932年3月，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同年9月，进入渭北革命根据地，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1933年2月，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从事武装斗争、农民运动和青年工作。同年3月后，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务。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参与领导苏区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不断排除内部“左”的和右的思想干扰中，壮大了红军武装，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他以极大精力领导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为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同志为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9月，他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在错误肃反中被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关押。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后，他们才得以释放平反，从而挽救了这块在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1936年1月，习仲勋同志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6月，随红军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8月，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局党校校长。他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3年1月，毛泽东同志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同年2月，他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做出了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其间，曾担任爷台山自卫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政治委员，领导了著名的爷台山自卫反击战，取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同志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他受毛泽东同志指示，组织策动了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起义，接应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中原突围返回延安，参与指挥了西华池战斗。1947年3月中旬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协同彭德怀同志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他作为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同志，或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或组织后方支前，战胜了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习仲勋同志在主持西北局工作中，和林伯渠同志一起，为建设陕甘宁边区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土改中，他提出的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他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从实际出发，正确地、积极稳妥地领导了西北地区5省的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重要工作。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大胆而妥当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团结争取了一批少数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恢复战争创伤，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1952年9月，习仲勋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1953年9月后，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厉行节约，勤俭办事，树立了为人民当家理财的优良作风。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同志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他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

    1978年4月后，习仲勋同志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各项政策，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局势。他团结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赞同。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习仲勋同志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表现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革命胆略，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0年9月，习仲勋同志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后又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主持讨论了许多法律草案。1981年3月，他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制定，处理了许多重大和复杂疑难问题。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长期致力于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正确、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加强工、青、妇群众组织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他重视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认真批办和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他还在实现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祖国图谋，加强港、澳、台、侨工作等方面，投入了许多精力。

    1988年4月，习仲勋同志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亲自主持多部法律、条例的审议，参加了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间的交往活动，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1993年3月，习仲勋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一直关心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关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工作，拥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习仲勋同志在76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虽几经坎坷，身处逆境，但百折不挠，奋斗不息，他始终坚定地与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持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敏锐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他坚持原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习仲勋同志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公道正派，顾全大局。他谦虚谨慎，任劳任怨，淡泊名利，能上能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不居功，不护短，爱护干部，关心青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与工农群众、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和宗教界等各方面人士坦诚相见，广交朋友。他办事严谨，宽厚待人，实事求是，严于律己，为政清廉，生活俭朴，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他德高望重，高风亮节，在党内外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

    习仲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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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评赞习仲勋

    炎黄春秋

首页 -> 《炎黄春秋》1999年第11期 《毛泽东评赞习仲勋》  作者：汤洛 执笔  字体： 【大 中 小】 

　　今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86周岁华诞，他在耄耋之年，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经过深圳九年的疗养，身体健康状况很好。在庆贺他86周岁之时，将我们了解到的毛泽东评赞习仲勋的真情实感介绍出来，乃是最珍贵的礼物。 

　　纵观习仲勋的革命生涯。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鲜明的红线——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极左，是他一生信守的原则。 

　　 

　　“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 

　　“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是年，习仲勋33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毛泽东对习仲勋这个评赞，始于十年前的印象。1935年，他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后来，他在瓦窑堡，从被“左”倾分子关押中释放出来的同志里，面识习仲勋后，感到惊讶：“这么年轻。” 

　　此时习仲勋年方23岁。 

　　在陕北根据地，少数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他列举了毛泽东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 ‘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195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辰30周年之际，习仲勋以《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为题著文。“跟着毛泽东走”成为习仲勋终生不渝的信条。 

　　 

　　“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林默涵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休闲，看见毛主席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们将船划拢岸边，向毛主席问好。 

　　毛主席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毛泽东对习仲勋的又一个评赞。 

　　1952年习仲勋奉调来京之前，曾经真心实意地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怎能担当起全国宣传文教的领导工作?毛泽东曾告诫他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习仲勋从西北局调到中央人民政府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不久，在1953年3月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发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话，在文学艺术界引起热烈反响，作家、艺术家异口称赞。 

　　他对一些作家进城几年不出作品，认为作家有责任，但是，作为党的领导也有责任。领导应为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对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上的错误，就不能完全否定；即使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要耐心帮助，反复修改，而不是乱找岔子，夸大缺点，使作家无所适从。 

　　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也不能像工厂加工订货那样，限期交货，要给作家充分的创作时间。 

　　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批评的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血淋头，结果弄得不欢而散。他反对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乱找岔子。 

　　要善于引导作家前进。要鼓励作家的旺盛士气，要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 

　　习仲勋的讲话，是对当时存在在文艺工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的针砭。 

　　习仲勋对作家、 艺术家的甘苦深知入微，与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1945年，他任西北局书记时，曾亲自领导由著名三十年代初上海电影演员陈波儿编导的、以誉满解放区的劳动英雄吴满有为原型的电影故事片《劳动英雄》的拍摄工作。建国以后，他在西北局工作期间，对著名京剧艺术家程砚秋、著名豫剧艺术家常香玉、陈素贞和著名秦腔艺术家李正敏等，在政治上、艺术活动上以及生活上，都备加关怀，无微不至。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对常香玉巡回义演捐献飞机一架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行动，不仅热情支持，积极鼓励，并且作了具体安排。诗人柯仲平在创作反映陕甘革命运动的史诗时，作家柳青在创作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时，杜鹏程在创作《保卫延安》时，以及剧作家马健翎处在工作与创作之间矛盾的苦恼时，都得到习仲勋的支持、帮助与鼓励，并解决了创作条件上的种种困难。 

　　 

　　“炉火纯青” 

　　 

　　近些年，每当习仲勋的亲属去给薄一波拜年祝福时，薄一波就回忆叙述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赞许：“炉火纯青”。 

　　——那是1952年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时候。一天，薄一波去毛泽东处。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报告：《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这个报告内容：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等，内容丰富，论述精辟。这个报告为中央领导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复杂的大西北政治改革各项工作提供出一个蓝本。毛泽东欣悦异常，于是问薄一波： 

　　“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 

　　“年青有为。”薄一波讲。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过毛泽东以此语赞誉过习仲勋。 

　　毛泽东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习仲勋对事物的敏锐观察力为人们所公认。尤其是对“左”倾现象的觉察，触角十分灵敏。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各个解放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运动中，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出现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动。习仲勋于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一个月内，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三次函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 

　　在1月4日给中央的信中，习仲勋指出： 

　　“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否则“势必犯严重错误”。他严正地指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他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发生的违犯政策的现象：在辛店贺家石村，边区文化协会的胡采领导的工作团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烤，弄得人心惶惶。他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 

　　毛泽东当即于1月9日批示： 

　　“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 

　　1月19日，习仲勋就“义合会议”问题电毛泽东。 

　　义合会议，是1947年冬在陕北绥德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晋绥边区土改三查会议，会上刮起一股极“左”旋风。在所谓坚持“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的口号下，发生少数人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的极端混乱。更甚者，提出什么“志丹四大家族”，将陕甘宁苏区创建者、群众领袖刘志丹和他的战友马锡五、王子宜、曹力如等的家属，列入土改对象。部队司令员张达志的弟弟被吊打，索银洋。更甚者，有烈士家属被扫地出门。有的劳动英雄因有余粮被当成斗争对象。 

　　习仲勋在电文中严正指出：“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他又说：“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一切破坏得精光，” 

　　习仲勋在电文中，对老区阶级状况，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了科学分析：“在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的是地、富成份下降未转化好的。有因好吃懒做，抽烟浪荡致贪的。”“由他们起来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吓得区乡干部有逃跑的，有自杀的。”他论断地指出：“真正的基本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 

　　毛泽东当即于1月29日批示： 

　　“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 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不久，中央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颁发各个解放区。 

　　习仲勋曾对秘书田芳说过：当王震于1944年做为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南下之前，毛泽东曾找习谈话，大意是：我们不能老困守在陕甘宁边区，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我想建议你随王震一起南下。但没过几天，毛泽东找习谈：我考虑再三，你还是应该留在陕北，让我们一起首先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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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2年7月，习仲勋受毛泽东之命，亲赴新疆，妥善地解决了发生在那里的一场民族纠纷事件，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使各民族重归于好，和睦如初。 

　　前些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瑞环曾向一位同志讲： 

　　“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 

　　此语并非过实。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339万平方公里；民族众多：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共2350万之众。同时，政治复杂，经济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 方针进行。 

　　“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是习仲勋当时解决民族矛盾的方程式。 

　　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 一个代表。 

　　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说： 

　　“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确实如是。 

　　项谦结合马步芳一○○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争取项谦的归顺工作，自1949年12月始至1952年7月11日下午，项谦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时达两年七个月之久。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身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其复杂曲折，变化多端，颇具戏剧色彩。 

　　习仲勋亲自领导这场斗争中，显示出他那“炉火纯青”的智慧和才干。 

　　他高瞻远瞩，多次向青海领导指出：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决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于我党在青海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于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他说，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 

　　针对有些人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1950年8月，项谦归顺，来到西宁，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却又背信食言。 

　　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提议，坚决要求政府出兵昂拉进剿。 

　　习仲勋当即复电劝阻：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许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政治争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顾虑的是对广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功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其流窜所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许多不好的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如果我们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 

　　1952年5月1日发起的平叛战斗于5月3日结束后，项谦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归顺政府，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1952年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躬身认罪地向习仲勋献上洁白哈达，喜泪盈眶地向习仲勋举杯谢恩。 

　　以诚相待，以恩感化。习仲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研究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本民族本地区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社会影响等的形成与存在，和在历代政治制度下的政治活动、政治态度，以及宗教信仰对他们思想意识和精神品德的教化效应，而以共产党人的远大眼光，坦荡襟怀，博大爱心，与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交相共事，使他们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真正是他们民族的拯救者。 

　　甘肃南部藏族首领黄正清，可说是习仲勋的至交挚友。习仲勋卧病期间，他千里迢迢前往探望。这是数十年间合作共事中逐渐凝聚的情谊。黄正清最为感动的是习仲勋对他的信任无疑。 

　　1953年春，甘肃临夏原国民党县参议长马良，纠集国民党军残部和流氓惯匪，在甘(甘肃)川(四川)边界藏族地区，在台湾国民党的指挥和援助下，继续与人民为敌，气焰十分嚣张。 

　　同时，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用封官许愿、物质引诱，策动已任我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的黄正清脱离政府，使马良能在甘南地区立足作乱。 

　　为坚决彻底剿灭马良反革命武装力量，由人民解放军第11师和几个骑兵团前往进剿。黄正清受命为剿匪总指挥部副司令(司令员张达志、政委黄维嵩、副司令有朱声达、徐国珍)。 

　　黄正清在离开西安前往剿匪前线时，习仲勋约他话别。 

　　习仲勋将自己携带多年的博克手枪馈赠给黄正清，说：“带上它，好护身。” 

　　黄正清接过手枪，顿时，热泪横流，百感交集，在他身遇台湾国民党施行诡计之际，共产党领导能够如此这般的信任不疑，岂能不使他激动万分。 

　　黄正清就座后，习仲勋语重心长地说：“组织相信你能完成这次剿匪任务。这次去要大胆地工作，发挥你的影响。我们共事几年了，都十分了解你，也相信你。今后有事可随时打招呼。不管外面有人说什么，你都不要顾虑。” 

　　习仲勋将有关方面获得的情况，坦诚地告诉黄正清：台湾国民党正在到处找他，并已派飞机窜入甘南上空，给他空投下来一封任命状、一个关防、一部电台，都在马良手里。 

　　习仲勋对黄正清宽慰地说：“你到甘南后，如果有人将那些任命状、关防、电台给你送去，你不要怕，收下后，向上反映就行了。” 

　　黄正清到甘南夏河的第三天，果然马良派人送来一张蒋中正签署任命他为“守备司令”的任命状和一颗关防印记。他当即交给朱侠夫转至西北军政委员会。 

　　他称誉喜饶嘉措为三爱大师：爱党、爱国、爱佛教。 

　　习仲勋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界活佛、喇嘛、主教、阿訇等礼贤下士，交往甚广。诸如十世班禅大师、外逃前的达赖喇嘛、以及鲍尔汉、马腾霭、达里扎亚等，都是他的座上嘉宾。 

　　 

　　(责任编辑：致 中) 

　　(此材料由习仲勋前秘书田方、范新民、张志功和曹振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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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仲勋命运中几次转折

    炎黄春秋

首页 -> 《炎黄春秋》2002年第8期 《习仲勋命运中几次转折》  作者：田　方  字体： 【大 中 小】 

　　我曾多年在习仲勋身边担任秘书。他对我谈了许多故事，特别是他与毛泽东的几则故事，不仅加深了我对他为人的认识，也使我受到极大的教育。 

　　1935年10月，党中央、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的吴旗镇，毛泽东看到农村墙壁上贴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通知，署名是“主席习仲勋”。“这是谁？”毛泽东查问的结果，才知道此人正被极左路线执行者判了死刑，关押在监狱里。“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就这样，习仲勋总算从监狱中放了出来。正如习仲勋后来对我说的，“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4天，我们这些人就被他们活埋了!埋我们的坑都已经挖好了。”当然，这样的事，习仲勋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时习仲勋才23岁！毛泽东说“真年轻！”从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0年1月，我当记者时，习仲勋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上分配我对他进行专访，西安的《群众日报》和北京的《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习仲勋》，文章开头引用了毛泽东嘉奖习仲勋的题词：“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是1942年底为讨论西北党史而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时题写的。这是根据毛泽东对习仲勋多年革命实践的概括，非常恰如其分。毛泽东为习仲勋题词的这块白布，他一直珍贵地保藏着。 

　　1944年，王震担任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时，毛泽东对习仲勋说：“我们不能老是固守在陕甘宁边区呀！为了解放全中国，我考虑你和王震一起打出去！”但是没过几天，毛泽东又找习仲勋谈话说：“我经过再三考虑，你还是留在陕北，咱们一起首先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当务之急！”这两次谈话说明了习仲勋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考虑怎么样把他安排在关键性的岗位上。 

　　有时候，毛泽东喜欢和习仲勋天南地北地漫谈，包括天文、地理、历史等等，有一次，毛泽东突然考问他：“你是陕西人，你知道渭水的源头在哪里？”习仲勋根据他早年在陕甘宁边区打游击时熟悉的地理知识，略加思索地说：“在甘肃天水以西的渭源县。”毛泽东却说不完全正确。毛泽东拿出三本不同版本的地图说，最正确的位置是渭源以北！习仲勋感到毛泽东作调查研究实在精细，毫不马虎！ 

　　1947年2月，胡宗南部队即将进攻延安。2月10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决定：着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教导旅、警备一旅、五旅组成西北野战军，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3月16日，反击战打响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决定，陕甘宁部队和野战部队与地方部队及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正确选任会战的高级指挥员非常重要。当时彭德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具有统率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和才能，在全军中威信很高。而习仲勋则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和边区党组织、边区政府、边区人民关系十分密切。由他会同彭德怀指挥边区部队作战，更有利于发挥党政军民的总体力量，毛泽东的考虑是十分周到的。 

　　在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里，彭总忙于指挥作战，考虑战略战术较多，习仲勋则更多地担负起组织群众、宣传政策的工作。每到一地，他总要召集地方干部座谈，向干部群众宣传西北野战军打胜仗的好消息，鼓舞大家的胜利信心和战斗意志。使彭总感到：“紧密地依靠群众，这是我们胜利的根本，边区是个穷地方，但边区人民是我们的铁桶江山。”彭总正是从这个角度，在战争环境观察、了解习仲勋，并多次向各级指挥员表扬习仲勋：“习仲勋同志是陕北老区的一位老同志，他和边区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那种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就值得大家学习。”彭总曾经深有感触地对习仲勋说：“我们合作共事，你帮了大忙，你和刘景范同志熟悉边区情况，使我能够集中精力考虑作战方面的问题。”彭总从而感受到毛泽东所以委托习仲勋作为自己亲密助手的深刻含义。 

　　解放初期，在多民族的青海省争取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经过两年七个月之久，先后和项谦谈判17次之多，最后项谦终于和平归顺，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习仲勋显示他智慧和才干的一个代表作。事后毛泽东曾对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一时传为美谈。 

　　1952年中央调习仲勋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习仲勋曾经真心实意地对毛泽东说，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怎能担当领导全国的文化教育宣传工作？毛泽东曾告诫习仲勋：“蛇，看起来很可怕，但印度人耍蛇，为什么那样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客观事物的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习仲勋到任不久，1953年3月13日，应邀到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讲话，受到创作家和艺术家们衷心赞赏。我作记录，讲话可以概括为：1、不仅要提高作家、更要提高领导者的政治责任心。领导者要帮助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应当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帮助作家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乃至作家在创作上的具体要求。2、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依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和粗暴的办法，而是要用切实的行动给予耐心的帮助。3、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标准，要给作家充分的创作空间。4、要善于应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要讲究批评艺术，不是上纲上线，扣大帽子，而要实事求是，使人家心悦诚服。5、要鼓励作家的旺盛士气，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这是习仲勋长期以来在实践中概括出来的。 

　　从1958年的11—12月间和1959年3月以及1959年7—8月间，我曾三次随习仲勋参加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以及庐山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会上做秘书工作。会议期间，我又一次体会到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赏识和重用。在1958年夏季一天下午，习仲勋兴奋地告诉我，刚才毛主席让秘书高智打电话要我到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一见面就用慰勉的口气发问：“仲勋，怎么样？还有包袱吗？”（指高饶反党联盟案件的审查中确定与习仲勋毫无关系）习答：“我早已没有包袱了！”毛又说：“那就好好工作吧！”就这样两人在游泳池亲切地闲谈了一阵。那几年习仲勋到西北考察，调查中发现敦煌县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无限膨胀情况，他指出：“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县一社，也不能十包全供。最大最公也不能说由集体所有制一下子变成了全民所有制，不能用按需分配代替按劳分配。生产关系的发展不适应生产力水平，其结果只能破坏生产。”嗣后，经毛泽东提议，习仲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成为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 

　　在1962年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因康生的诬陷，毛泽东错误地批判了小说《刘志丹》，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会议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对习仲勋的所谓“反党集团”案进行审查，他被停止工作。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习仲勋“反党集团”案才平反，他重新恢复工作。（责任编辑　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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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仲勋：陕甘宁边区土改纠偏

    百 年 潮 

>>> 《百年潮》2008年第6期 《习仲勋：陕甘宁边区土改纠偏》  作者：贾巨川  字体： 【大 中 小】 

　　1947年7月底，习仲勋协助彭德怀组织指挥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和陇东、三边战役后，中共中央小河会议决定让他回西北局主持工作，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组织领导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 

　　 

　　义合会议起波澜 

　　 

　　1947年9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在取得沙家店战役胜利后又连克米脂、佳县县城，至10月中旬，包括绥德、清涧、瓦窑堡在内整个绥德分区全部收复，习仲勋和贺龙、林伯渠率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由山西离石县等地西渡黄河，回驻绥德县义合镇一带。在回河西之前，习仲勋同贺龙、林伯渠一起来到晋绥边区首府蔡家崖，举行了陕甘宁、晋绥两边区领导人联席会议，具体研究了黄河东西两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 

　　 

　　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以“没收地主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的政策，代替过去“征购地主土地”的政策。为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西北局决定召开一次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 

　　11月1日，会议在距义合镇不远的薛家渠对面的阳湾空地正式召开。这次会议习惯称为“义合会议”。习仲勋、贺龙、林伯渠等分别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关于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传达，“揭发了各种妨碍争取战争胜利的、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批判了那些阶级观点模糊，敌我不分，不相信革命力量，不坚决对敌斗争，不做群众工作，不关心解决群众问题等右的倾向，检讨了那些对党的政策、对党统一领导的不严肃态度，反对了干部中工作不负责任、失职、违法、腐化以至贪污和部队中军阀主义毛病”。在检查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会议作出彻底完成边区土改和认真进行整党的决议，研究了具体实施办法，并由林伯渠、贺龙、习仲勋联合签署发了布告。 

　　但在义合会议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会议没有把边区里老区（占2/3）和新区（占1/3）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片面地强调“依靠贫农”和“平分土地”，在反对右倾时对防止“左”倾注意不够。习仲勋对此忧心忡忡。当时参加会议的延属地委书记白清江回忆说： 

　　 

　　在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时，就讲了许多“左”的东西，提出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口号，还以晋绥地区把五台山大庙炸了个稀巴烂作为典型事例宣扬。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将吴岱峰、高峰、周兴等一批分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叫到台上进行批判，稍有分辩和不满，就被拉了下来。当时我们参加会议的人，也觉得接受不了，但不能说，不敢说，只好顺着大流走。我也注意到，会议主持之一的习仲勋，说话较少，神情郁闷。 

　　 

　　23日，习仲勋代表西北局作了总结报告。他说，义合会议是在边区战争进行了8个月，许多重大方针问题需要解决，以便动员全边区力量争取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由于8个月战争中暴露了边区党和政府、军队组织上、工作上许多严重问题，必须加以揭发、批判和纠正；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并已颁布，边区需要依据这个土地法大纲，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和进行整党工作。他在总结报告中将会议收获主要归纳为：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和进行整党工作；初步整顿了党的领导队伍，使得干部阶级观点提高了，对敌斗争意志增强了；官僚主义、自由主义打掉了许多；对党的政策、对党的统一领导，进一步重视了，使各项工作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并随时改正各项错误，循正确道路前进。 

　　义合会议后，各分区、县也召开了会议，积极开展大规模土地改革和以整党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但是，在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在一些地方蔓延，个别地方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习仲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一些农村土改中的问题相当严重。他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 

　　 

　　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是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佳县，有好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时任晋蒙军区副政治委员）家人也被斗，索要银洋。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佳县乱搞不到5天，竟一塌糊涂。我看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在机关学校中，也发生“左”的事件，如边保（指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的马夫起来斗争马夫班长，也叫贫雇农翻身。如绥德干小（指绥德分区以招收干部子弟为主的小学）把地主出身的校长夫妇（老党员）赶走，整出的十几名都是八九岁的干部子弟。虽则事不普遍，但影响所及，人心不安。闹得农村极度紧张，弄得大家都有顾虑。 

　　 

　　针对一些地方在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习仲勋在听一些同志汇报工作时，总是提醒在运动中要防“左”纠偏，并再三叮嘱工作中要讲政策、讲纪律，切莫头脑发热。特别是当他了解到担任陕甘宁边区副议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被批斗，便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并明确指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 

　　 

　　中央扩大会议纠偏 

　　 

　　正当土改政策出现偏差的时候，习仲勋接到到米脂县杨家沟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通知。这次会议由于是12月在杨家沟召开的，习惯称之为“十二月会议”或“杨家沟会议”。习仲勋是骑马赶赴杨家沟出席会议的。 

　　 

　　杨家沟会议分为两个阶段：从12月7日至24日为会议准备阶段，25日至28日为正式会议阶段。会议准备阶段分成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进行讨论，习仲勋参加了由任弼时主持的土改小组的讨论。土改小组的讨论集中围绕土改政策特别是正确分析阶级问题展开。习仲勋、李井泉等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分别讲了陕甘宁和晋绥地区土改的情况及问题。参加土改小组讨论的叶剑英听后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内战时期由于‘左’的错误政策，把自己孤立了。赤区里赤白对立，买不到东西，像海中孤岛，白区里剩下些光棍党员，最后连根都拔掉。现在我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援，蒋介石集团则日渐孤立。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自己被孤立的可能。只有正确地执行联合中农，联合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才可避免。” 

　　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了起草好会议的主题报告，逐一同参加会议的同志谈话，听取意见。习仲勋应约到毛泽东在扶风寨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了陕甘宁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并如实地谈了自己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毛泽东听得非常专注，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让习仲勋回答。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对习仲勋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有时间学习，这不要紧，没有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现在就要抓紧理论知识的学习。你一年读这么薄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嘛!毛泽东接着又说：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他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 

　　在中央扩大会议期间，著名开明绅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义合病逝。习仲勋由此想到了在土改中违反政策冲击民主爱国人士的问题，即与林伯渠向毛泽东建议，在为李鼎铭开追悼会时要有党外人士参加，特别请受到批斗的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毛泽东说：三三制还是成功的，三三制政策还要坚持。下面做法过火了，伤及了开明士绅，但还是要保护他们。要做好安文钦、霍子乐等民主人士的工作，要他们参加追悼会，报纸上还要发消息。毛泽东又风趣地说：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延安访问时曾讲过，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开明士绅请出来当了副主席、副议长。现在一搞土改，又把他们的浮财给分了，赶出家门。有朝一日这位记者再问起安文钦先生时，你们怎么交代？后来在西北局、边区政府和习仲勋的过问下，归还了安文钦的财物并赔礼道歉。安文钦非常高兴，对党和毛主席的关怀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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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中央扩大会议正式开幕。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着重讲了目前敌我形势、统一战线和英美苏关系三个问题。27日，任弼时发言，对纠正土改运动中“左”的错误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意见和建议。28日，毛泽东在作会议总结发言时指出，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打倒封建制度，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三个敌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反右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几个会议上已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了“左”的偏向。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是好的，但在对待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发生了偏向，这两个浪头就不是好的。“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种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 

　　杨家沟会议结束之时，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习仲勋回到西北局驻地后，无心欢度1948年元旦佳节，便到绥德、米脂县传达十二月会议精神，检查指导边区的土地改革工作。 

　　1948年1月2日，习仲勋在绥德召集分区党、政、军、土改工作团开会，以全天时间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讲话。他在会上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报告精神，分析事物，认清时局，积极工作，并特别提出要在土地改革中注意划分阶级与救灾问题。他说：“只有正确地分析阶级，才能正确执行土地法大纲。我们一方面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平分土地，满足贫雇农要求，以贫雇农为骨干，坚决团结中农，才能胜利完成土改。但同时我们应当注意纠正在划分阶级时把中农定成富农的过‘左’偏向。因此我们在放手发动贫雇农热烈讨论、严格划分阶级界限时，应以生产手段（在农村主要是土地）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及与占有关系相连带的生产关系（剥削关系）为根据，并随时发现偏向，随时纠正，使土改运动正确前进。”习仲勋在讲到救灾工作时提出：“我们必须把救灾和土地改革密切结合。灾荒严重地区，即可停止土改，当地党政机关和工作团要全力进行救灾。”他最后说：“目前的灾荒，对我们又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每个党员干部都有义务去做好救灾工作。家庭富裕的有余粮的党员干部，应该慷慨捐粮救灾。我们相信，在全体党员干部和劳苦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灾荒是定能战胜的。” 

　　会后，习仲勋接连召集工作团负责同志座谈，详细研究、逐条领会毛泽东报告精神，听取各工作团的汇报，阅读各种资料，具体分析土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他还走出窑洞来到附近村庄，广泛听取农民群众和各方面的建议、意见。他在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决定将调查研究中发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归纳整理，写信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 

　　 

　　 

　　上书言纠“左” 

　　 

　　1月4日，即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检查绥属各县土改中的问题向中央汇报。全信内容包括五个方面：（1）毛泽东报告发表后，获得了党内外热烈拥护，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轨道。干部都觉得有了信心，增加了力量，都认为更有把握完成土地改革任务。（2）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情况是不同的。首先是老区成分一般定得高，群众不满意。其次中农多，贫雇农少，平分土地对我不利，最好以抽补方法解决少数农民少地或无地问题。第三，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如果在老区再沿用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做法，必然会导致错误。第四，对老区地主，应查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长短来决定。第五，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3）绥德分区领导上虽有明确决定，但是，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要将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这还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4）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5）许多地方是搞群众自发运动，这种为数不多的、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鼓动起来的群众斗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对此，必须派得力干部参加进去，改造和掌握领导，使自发运动变为群众的自觉运动。他在信中特别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老区（全国解放区的一块特殊地区）是有许多问题同新区有其基本上的区别，望能在土改方针及方式上，随时注意，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毛泽东看到习仲勋这封如实反映农村实际又颇具灼见的信后，即于1月9日给西北局及贺龙、习仲勋发来电报： 

　　 

　　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各同志： 

　　（一）习仲勋同志1月4日给西北局及中央关于边区（老区）进行土改工作的信业已阅悉。 

　　（二）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三）提议仲勋同志巡视绥属各县（带一电台联系各地委），明方同志（巡视）延属各县及各县土改工作，每县只住几天，不要耽搁太久，并请考虑派文瑞同志（和他将问题说清楚）去三边、陇东、关中巡视一周，是否可行，望酌定。 

　　 

　　在致信西北局和中央的同时，习仲勋开始了深入调研。1月5日，习仲勋从绥德到子洲县检查工作。7日、8日两天，他连续同延属地委的负责同志李景膺、李景林谈话。9日，又约三边分区的同志了解土改运动进展情况，同时参加了子洲县召开的土改检讨会，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此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在杨家沟小学举行，而身为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中共西野前委委员的习仲勋未能与会，他正奉毛泽东之命在为纠正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而紧张奔波中。 

　　习仲勋在子洲县停留了9天，通过与各地领导座谈和群众调查访问，一些地方的真实情况反映到他那里。8日，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列举了子洲土地改革中存在的九种不良现象：一是把中农甚至错把贫农定成富农进行斗争，只要有吃有喝的人，就是斗争的对象。二是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一律斗争和拷打，用刑很惨，把马刀烧红放在被拷打者的嘴上，也有用香燃油去烧，这是破坏党的政策。肉刑一定要坚决废除，任何共产党员不得违犯，否则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制裁。三是凡定为地主富农者，个个必斗，斗必打，打必拷，“大锅里头煮牛头”，把大量时间放在逼要地、富的底财上，将他们扫地出门。四是不艰苦地深入发动群众，而是被搞所谓斗争冲昏了头脑。五是在贫农和中农之间划了一道鸿沟，把贫农团神秘化。六是不能正确对待老党员、老干部。七是曲解土地法关于用暴力手段没收土地的含义，认为就是要多吊拷人，多打死人，多用肉刑来贯彻土地法令。八是凡搞斗争的地方，大吃大喝成风，既不利于救灾，又浪费了胜利果实。九是在土改运动中干部包办代替多，没有形成群众自觉的行动，要创造党内一种新作风。 

　　习仲勋在信的最后特别谈到了党的报纸对土改工作的重要指导作用。他说，《边区群众报》的确进步了，望坚持下来，力求改进。各地同志反映都觉得能过瘾，对他们有帮助，能起到指导工作的作用。我觉得更应以土改中的实际经验，更有意识地解决运动中发现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这方面的材料很多，望能很好地总结和报道，成为西北局很好的指示。关于救灾问题，报纸要多写文章和通讯，这是当前一件大事，群众都眼望着共产党到底怎样办。篇幅尽量维持四版，满足干部要求。请卓然同志尽最大力量办好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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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完信后，习仲勋想起还有一件事没有提及，复提笔写道：“各地土改中斗出之白洋元宝，可允许各县有计划地从敌区换粮食，这比定价收回政府处理更便利，更有积极意义，绥、米已这样办了。” 

　　1月10日，西北局将习仲勋这份调查报告转报中共中央。当时中央正在致力于纠正全国土改中的偏差，这份来自基层、事实充分、观点明确、分析透彻的材料，对中央正确地指导工作无疑是十分及时和宝贵的。当时已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看后批示：“留交中央各同志阅。中央已阅。” 

　　14日晚，习仲勋经过近半月调查研究后回到义合镇薛家渠驻地，15日、16日连续两天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进一步传达和讨论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统一思想认识，进而根据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把中央决定的各项政策具体化，提出使土地改革循正轨进行的步骤和办法。17日，又召开了有640多人参加的边区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习仲勋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有了毛主席的报告，天下大事一切都定了下来。特别在全国各解放区正普遍进行土改运动，在全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到进攻形势下，这个报告非常重要，没有它，中国革命还可能走一些弯路；有了它，就不会走弯路，更促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快的胜利。由现在的胜利到全国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现在一切方针都有了，这就是毛主席的报告。”接着他联系陕甘宁边区实际，讲了八个方面问题。 

　　边区干部会议后，习仲勋又召开了绥德延家川、义合两区土改工作团会议，同90名与会干部一起总结检讨工作，统一思想认识，明确方针政策；同时作出决定，由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组织部部长马文瑞带队，分别去三边、陇东、关中等地检查指导土地改革和救灾工作。为了克服各级领导中的官僚主义，树立踏实朴素的工作作风，西北局特通知各分区、县负责同志经常深入农村，到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坚决反对坐在机关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他不无忧虑地提到，由于晋绥土改“左”的影响和义合会议潜伏的不良情绪，边区土改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导致少数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弄得农村人心不安，关系极度紧张。他在电报中提出边区土改中九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1）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实际上已都不是贫农，而是中农；边区的劳动英雄，还是勤苦劳动，热爱边区的，但因有余粮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与劳动致富方针不符，对党对人民是莫大损失。拟规定，凡劳动英雄与干部家庭在处理前必须经过上一级的批准。（2）在土地革命地区中农占优势，在抗日战争中经过减租减息地区，也发生了基本变化，这次所斗争过的地、富，实际上其中三分之二都已自己连续劳动在七年以上。应按现在的情形妥善对待，既不脱离群众，又不多树敌人。（3）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有的是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如由这些人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在老区就要不怕中农当道，真正的、基本的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4）不要再算老账，不管重大或轻微的旧账，都一概不究既往，否则会引起社会上极大动荡，对我不利。（5）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投敌分子，均采取感化争取政策。（6）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不能扩大化，特别不能株连其家人亲属。（7）老区土地应以调剂为主。（8）边区土改要首先解决好人民生计，要同生产救灾结合起来。（9）救灾中要形成一人一户、一村一乡去解决问题的新作风。 

　　习仲勋的这份报告产生于他半个月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之后，是在占有大量翔实可靠的事实根据的基础上，加上对各类材料的分析研究、归纳梳理精心写成的，他不仅客观地反映了土改运动中的真实情况，而且提出了极富创见性和普遍指导意义的真知灼见。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第二天，即20日，复电习仲勋： 

　　 

　　(1)19日来信完全同意。 

　　(2)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 

　　(3)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 

　　 

　　同日，毛泽东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在转发电报上特别批示： 

　　 

　　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1月19日，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勋与马明方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凡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希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及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 

　　 习仲勋的报告引起毛泽东对全国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更多思考。2月6日，他又致电习仲勋等人，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及农会的组织形式应有所不同的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电文最后写道： 

　　 

　　 以上各点究应如何才算适宜，请井泉、仲勋于数日内电告，同时亦请一波电告自己的意见。 

　　 

　　2月8日，习仲勋复电毛泽东，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问题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对三类不同地区的概念作了界定，即：“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为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时两年内所占地方为半老解放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为新解放区。此种分法，非常切合实际。因而在实行土改的内容与步骤上应有所不同。”他进而建议：由于陕甘宁边区中农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会动摇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信心，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区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因为贫农团内有由于地坏、地远、人口多而致贫的，有因灾祸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而变坏变穷的。这种贫农团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 

　　习仲勋的意见再次受到党中央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习仲勋在领导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绥德县义合区黄家川村工作组，从老区实际出发，采取以抽肥补瘦、填平补齐方式调剂土地，既满足了贫雇农的要求，又巩固地团结了中农，促进了生产发展。习仲勋即以西北局名义上报中央并转发各分区。中共中央肯定了黄家川经验的普遍意义。3月12日，毛泽东将黄家川经验同晋察冀平山县、晋绥区崞县三个典型在全国推广。习仲勋还写了《关于1948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若干领导问题》等多篇文章，适时地总结经验。他一再强调：“为了及时指导运动的健康进行，在领导方法上，各地委和县委必须指派四五个到六七个能够代表地委和县委的负责干部分头巡视，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各地总结经验，交流经验，这样使党的领导机关随时了解运动发展的情况，抓住当前运动的每一重要环节，有效地把运动推向前进。” 

　　习仲勋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新老区土改的诸多思想观点、工作建议，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肯定，不仅在当时，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全国大规模土地改革中也发挥了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责任编辑李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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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书者：绝情谷  2009年01月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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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与杨虎城秘书屏轩的兄弟情谊(一)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2013年第2期 作者:殷为昭 李满星  浏览:717次

【文史天地】

【http://wenshitiandi.com/html/79/3/3214/1.htm】

    2012年5月，是被毛泽东誉为“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习仲勋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之时。2012年岁初，笔者专程到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一所中学采访了该校退休教师殷为昭先生。他激情昂扬地介绍了习仲勋和他岳父田屏轩一生的友谊，以及20世纪80年代为他岳父田屏轩彻底平反的经过。

名师引路，少年时代名校同学志向一致建立情谊

    “我岳父田屏轩，是习仲勋老先生的小学同学。他们的兄弟情谊，结缘于少年时期。”儒雅的殷为昭先生开门见山说道。随后，他娓娓而谈，叙述起了习仲勋和他岳父的少年情谊。

    田屏轩出生于1910年，长习仲勋三岁。他们的出生地，都是陕西关中平原的“白菜心”富平县西南部。田屏轩老家在宫里镇董村，习仲勋的老家在淡村镇中合村，两村相距不过十余华里。

　　1917年底至1922年，陕西省爆发反对军阀陈树藩的武装起义，靖国军兴。以富平为核心的关中渭北十余县，即为陕西靖国军活动区域。同乡中几位著名民主革命人士于右任、井勿幕、胡景翼、张义安等人的为国为民奋斗精神，给蒙童时代的田屏轩和习仲勋以深刻影响。

    殷为昭感叹地说：“在那个战乱年代，幸运的是，田屏轩、习仲勋先后进入当地一所渭北地区最好的学校立诚公学高小部读书，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

    立诚公学是陕西三原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倡导，富平籍的胡景翼将军1920年在他的家乡创办的。学校初步建成时，孙中山先生欣然为这所学校题写校名“立诚”。当时担任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欣然担任这所学校董事。胡景翼将军亲自确定的办学宗旨是：“阐发最新的学说，陶冶最理想的人格，创造最健全的社会。”立诚学校开设的课程，注重经世致用，不仅有国文、算学、理科等基础科目，还有英文、农业和唱歌、体操、手工等新式科目。带课的老师，不仅学识高，而且特别重视启发引导培养学生独立人格和品德。

　　这所学校的校长严木三先生，重视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特意将《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让学生传看，并在这所学校组织成立渭北青年社立诚青年分社和共青团富平特支。田屏轩在这所进步学校高小部求学三年，受新思潮新思想洗礼，思想发生极大的变化，加入了渭北青年社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就在1926年春，十三岁的习仲勋，也进入立诚公学高小部上学，并在当年3月就加入立诚青年社，5月则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

　　田屏轩和习仲勋自此建立了一生的友谊。他们上课求学之余，随校长严木三到庄里周边乡村，包括他们老家所在村宣传演讲，向当地父老乡亲灌输民主思想，发动农民读书识字，学习文化，一时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还参与了当地开明士绅、民团和群众、学生联合发起的驱逐反动军阀麻振武势力活动，在街头演讲，演活报剧《北伐》，张贴标语。

　　殷为昭说：“习老和我岳父田屏轩，对他们自母校立诚公学建立的深厚友谊特别珍惜，同时对将他们引上革命道路的老师严木三充满了深深感激。习老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接见我时回忆说‘在立诚时，严木三先生曾是我的级任老师，他在教学中宣传进步思想，引导许多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风华正茂，少年同学先后从军走上革命道路

　　1926年秋，国民政府因立诚公学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借故解聘了校长严木三先生。1924年至1926年，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黄金时期。严木三在1926年底，到西安参加中国共产党帮助建立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的全省代表大会，就将田屏轩带到了西安，推荐到当时的长安县公署第一科做雇员。

　　严木三安排好田屏轩后，则在1927年春节过后，带着习仲勋等一批立诚学校的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转入他担任校长的富平县第一高小上学。严木三又聘请共产党员和一批进步青年教师在这所学校任教。1927年底，习仲勋高小修业期满，在严木三的指点下，报考设在三原县城内城隍庙街“大公馆”的陕西省立第三师范，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习老在晚年对初入三师的情况记忆犹新：“1928年1月下旬，我考入三原第三师范读书，当时学校党的负责人是李文华、宋若璟。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宋若璟即另名宋文梅的直接联系下，我们进行校内的学生运动和校外的革命活动，对外主要是每天晚上外出散发标语传单，采取各种方式对工农兵学商进行宣传。”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随后清党绵延全国，国共第一次合作遭到破坏。西安城里国共两党也是纷争十分激烈。中共陕西省委也多次遭到破坏，大量党员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1927年5月，田屏轩再也不愿意侧身长安县公署，在他的直接上司介绍下，毅然决定从军，参加了杨虎城部队，并通过考核，担任杨部第一混成旅政治处准尉录事。

　　田屏轩投身杨虎城部队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这支部队多为家乡子弟兵，在反军阀反内战屡立奇功，而且还是一支同情共产党、主张国共合作的部队。田屏轩从军之后，就随着杨虎城担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东出潼关会攻河南，先后参加蒋冯战争和蒋唐(生智)之战，在战火中逐渐成长。他和军中的共产党员来往十分密切，思想日益进步。其间，他广泛接触到军队中的中共党员，开始同情革命，甚至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支持革命。 

　　后来，田屏轩调动在杨虎城身边工作，主要负责文字工作和迎来送往等。中原大战爆发后，杨虎城不愿看到混战再起、生灵涂炭，毅然选择倒冯附蒋，击败唐生智、宋哲元，于1930年10月被民国政府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1931年7月又被任命为十七路军总指挥兼潼关行营主任。田屏轩也随之官升一级，任潼关行营办公厅上尉秘书职务。  

　　1930年初，习仲勋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任中共营委书记。可以说，习仲勋、田屏轩殊途同归，他们都先后进了杨虎城的部队，虽然身份不同，但开始为国家统一、民族独立而拼搏。

同学成异姓兄弟，携手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殷为昭回忆，田屏轩担任杨虎城上尉秘书后，不久，便擢升为杨虎城将军的少校、中校机要秘书。随着工作环境与地位的变迁，广泛接触到中共的一些工作同志以及当时社会各界的进步民主人士，诸如王炳南、汪峰、孙蔚如、赵寿山等。特别是和当时在杨虎城部从事兵运的富平籍老乡、小学同学习仲勋来往频繁。他经常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帮助共产党地下组织。他的爱国热情及其为革命的实干精神，得到杨虎城将军及党内外进步人士充分肯定和一致好评。

　　九一八事变后，田屏轩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震撼国内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杨虎城将军出国考察。1937年3月，年仅二十六岁的田屏轩，被当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委派担任旬邑县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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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与杨虎城秘书屏轩的兄弟情谊(二)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2013年第2期 作者:殷为昭 李满星  浏览:719次

【文史天地】

【http://wenshitiandi.com/html/79/3/3214/2.htm】

　　旬邑县位于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接壤部，是陕北红军重要的根据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杨虎城坚决主张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愿打内战。陕北红军在旬邑县的根据地趁此机会迅速壮大。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随后政治局又决定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经过谈判，杨虎城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达成了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

　　1936年1月，在中央委派下，习仲勋第一次赴关中特区，主持召开了关中特区成立大会。陕甘边区南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从此改名为关中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为第一副主席兼党团书记。习仲勋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积极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肃清左倾错误思想。他领导关中特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1936年三四月间，东北军对关中特区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红军主力撤离关中特区。习仲勋、汪锋等组成关中工委，坚持留在关中，坚持对敌斗争。1936年5月，根据中央指示，习仲勋调往甘肃环县参加西征作战。

　　1936年9月，中共中央从加强国共第二次合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高度考虑，再次委派习仲勋赴关中旬邑，担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

　　习仲勋到达关中特委机关驻地旬邑后，首先推行统一战线政策。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深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少年伙伴、同学田屏轩结成兄弟情义。习仲勋曾回忆：“我们一面恢复各种秘密组织，一面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关系。根据中央九月会议决议的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个武装队伍，都根据它们不同的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有个国民党的县长同我们有老关系，我们也同他建立了联系。”这个“同我们有老关系”国民党的县长，就是习仲勋的老乡、少年同学田屏轩。

　　田屏轩在习仲勋的影响下，广泛交结了不少共产党和红军著名人士，十分支持国共合作抗日。大凡习仲勋到田屏轩位于旬邑县政府的家里来访，晚上大都留宿。他们俩人晚上睡在民国旬邑县政府一张火炕上，谈乡谊，话各自自富平一起分别后的情况，谈得最多的，是国家民族抗日前途。田屏轩还派自己信得过的保安队员在他的卧室门外站岗放哨，保护习仲勋安全。习仲勋给田屏轩和旬邑县保安团团长马宏德做工作，给关中分区送来长短枪二十五支，装备了分区部队。旬邑县保安团驻武家堡一个班长，扛着一挺机关枪投奔关中分区。田屏轩曾经多次要求入党，习仲勋经过慎重考虑认为，田屏轩留在党外贡献更大！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四师进驻旬邑，宣传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旬邑县成为当时全国罕见的国共合作抗日模范区，国共两党军队在旬邑县分区设防，和平共处。关中特委独立营进驻旬邑，在县城驻扎有营部和两个连；杨虎城部队在县城驻扎有三个连以及一个保安分队。田屏轩亲自组织欢迎独立营进驻旬邑。两党部队和平相处，携手宣传抗日，为建立县、乡（镇）抗日救国会做出了积极努力。习仲勋曾回忆：“虽然国民党的政权仍存在，但我们的政权组织也秘密地建立起来了，公开的名义叫做‘抗日救国会’” 。 

　　正是有了田屏轩等开明人士和各界群众的支持，“习仲勋和关中特委经过半年多艰苦工作，守住了陕甘宁边区南大门，使这个关中根据地迅速壮大，为抗日战争作了必要的组织、思想和物资准备；同时，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进一步发动了各界人民群众，掀起了关中特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关中特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使这里与陕甘宁边区一起，最终成为八路军敌后抗战的大后方”。

　　在1937年8月，关中特委改为关中分区后，彭德怀、贺龙、肖克等经过旬邑赴山西抗日前线时，接见了田屏轩。1938年7月，陕北公学在旬邑设立分校，总校甚至在1939年1月迁来旬邑。

不顾自身逆境，习仲勋竭力保护少年同学

　　田屏轩和习仲勋结成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嫉恨，甚至差点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1938年春节后，田屏轩被调离旬邑，担任华阴县县长。他在华阴县当县长期间，在家建地道，保护地下共产党员。

　　田屏轩后来相继担任武功县、乾县等县县长期间，创办学校，监修县志，为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坚决脱离了国民党政府，冒着生命危险，率全家从当时胡宗南严密控制的城固县北上，返回故里富平。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废待兴。田屏轩在习仲勋的介绍下参加革命工作。就在田屏轩工作和生活渐渐走上正轨的时候，一场横祸飞来。

　　在1962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煽动诬陷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小说反党”，习仲勋等同志也被无辜株连，被打成反党集团。1962年9月22日，康生负责的“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成立，康生伙同江青大兴一场株连甚广的“文字狱”，到处派人外调，对涉案人员进行迫害。

　　1964年，在西北农学院担任总务科长的田屏轩，因少年时代是习仲勋的同学，青年时代在旬邑县和习仲勋结成抗日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习仲勋手下工作，被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案”牵连遭审查。

　　当时正逢暑假，康生指派到陕西的爪牙数人，在西北农学院每天二十四小时搞车轮战，轮番审查田屏轩，不许他睡觉休息，逼他交代和习仲勋的关系等问题。田屏轩不愿意说违心话，为同学落井下石，决定自杀。他给妻子写的遗书中谆谆告诫：“我给党委已写信，把你和儿女都交给了党。请你们热情地拥护党，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党一定会收留你们的。”“我跟党十五年，忠心耿耿为党工作，没有什么问题......”在8月的一天，田屏轩趁看守松懈，逃了出来，跳进渭河高干渠自杀。

    1967年在八九月的一天，习仲勋同志被军管人员押送到西北农学院接受批斗。当军管人员将习仲勋同志交给西农红卫兵后，他的脖子上立刻被戴上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彭高习反党集团头目习仲勋”。习仲勋的两只胳膊被两个红卫兵向后反扭着，并被揪着头发，“坐上”“喷气式飞机”押上了台。就在数万人的喧嚣声中，习仲勋镇定自若，大气凛然，回答造**派的种种诬蔑陷害的不实之词时，他声如洪钟，铿锵有力。西北农学院造**派抛出了“重型炸弹”，习仲勋包庇“历史反革命分子”田屏轩。习仲勋皱了皱眉头，略微作了一下思考后说：“噢！田屏轩嘛，是我富平小学的同学，30年代初，他是旬邑县的县长，我在旬邑搞地下工作时对我们有过帮助。解放后，我在西北局工作，他来找我，我介绍他到西北民大学习。以后再未见过面。”习仲勋自己虽然处在泥泞中，但依然珍惜友情。

不忘同学贡献，习仲勋力主为田屏轩彻底平反

　　1978年4月，殷为昭当时在杨陵中学担任教师，从报纸看到习仲勋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南下广东主持工作的消息后，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写信给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反映他岳父田屏轩的冤案。不久，他就收到习仲勋的回信，说已经给陕西省委写信，要求给田屏轩平反，并勉励殷为昭说：“当年我们国家、我们党内出了坏人，正气一定战胜邪恶，真理永远是真理。你们要继续为党为人民做出贡献。”

　　当时，陕西省委将习仲勋的信，转给了西北农学院要求给田屏轩平反。但该院仅仅给家属八百元抚恤金，推托说无力平反，自然也不给家属安排工作。

　　殷为昭感叹地说，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他为了岳父田屏轩平反的事情，工作之余跑遍了陕西省各级部门和西北农学院，但都迟迟无法平反。

　　1984年12月下旬，殷为昭为给岳父田屏轩平反之事，请假带着两个内弟去了北京。殷为昭回忆说：“那天是1985年1月7日，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在他家里接见我，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习老格外平易近人，和我们整整交谈了九十分钟！习老当时十分理解我们的困境，提了三点要求：一是给来访人员路费；二是给陕西省委写信；三是要求给田屏轩彻底平反，并给遗属出路。”殷为昭说，他带上习老的书信，回到西安，交给了陕西省委。 

　　殷为昭回忆，他从省城西安回到陕西杨陵仅仅几天，就接到陕西省委电话，说给田屏轩彻底平反。速度之快让他十分惊喜。在1985年初，西北农学院召开大会，给殷为昭岳父田屏轩彻底平反。

    作者地址：陕西省西安市

    责任编辑：谢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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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仲勋主政南粤

    百 年 潮   

>>> 2002年第9期 《习仲勋主政南粤》  作者：卢　荻  字体： 【大 中 小】 

　　 

　　重新出山 

　　 

　　建国初期，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1952年，他调到北京，任政务院秘书长。1956年在党的八届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正当习仲勋大有作为的时候，1962年因小说《刘志丹》问题，受到牵连，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达16年之久。他历经劫难，九死一生，粉碎“四人帮”之后，才终于盼到了平反出头之日。 

　　1978年2月，还下放在外地的习仲勋接到特邀通知，回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随后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当时叶剑英年事已高，工作繁忙，但还是抽空接见了习仲勋。他征求习仲勋对工作安排的意见。这时，叶剑英和华国锋、邓小平等考虑时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韦国清已经调到北京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身兼数职，在北京政务、军务十分繁忙，广东的工作实在是无暇兼顾。因此研究决定，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领导工作经验丰富的大员坐镇广州，由他来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叶剑英郑重地交代，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那里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希望他团结好本地和外地干部，妥善解决广东的历史遗留问题，率领广大干部群众，把广东的各项工作搞上去，跟上全国的步伐。 

　　其后，习仲勋驱车前往邓小平的住地。他向小平同志表示，自己已有16年与世隔绝，没有工作，这次一出来，中央就把他安排到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邓小平鼓励他大胆工作，要放手干，中央会全力支持他的工作。 

　　在省委书记吴南生的陪同下，习仲勋带着党中央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重托，以一个老战土的姿态，毅然踏上新的征程，精神抖擞地来到祖国的南大门，投入紧张又是崭新的工作。他一到广东，就参加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共广东省委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说他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他言语不多，但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要和广东人民共同奋斗的决心溢于言表，非常感人。1978年4月6日，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会议上，韦国清当选为第一书记，习仲勋当选为省委第二书记，会场上掌声雷鸣。 

　　在习仲勋到广东工作不久，叶剑英到广东视察。习仲勋向他汇报来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后，叶剑英以六言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要他在工作中切实加以注意。习仲勋一直把这六句话作为座右铭。 

　　 

　　防偷渡治标治本并举 

　　 

　　盛夏7月，烈日当空。习仲勋到职不久，在省委副秘书长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驱车前往深圳考察。公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进入宝安一看，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十分荒凉。宝安靠近香港，近几年外流香港的有好几万人，土地丢荒有20多万亩。习仲勋一行在路上颠簸了一天，才抵达深圳。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翌日，在惠阳地委副书记、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人的陪同下，习仲勋沿着一条沙土小路来到南岭村。这个地方是个山窝，断垣残壁，荒草萋萋，荒凉得很。这个村子十室九空。原来有600多人，近几年外逃香港500多人，剩下了100多人，大都是妇孺病残。接着，习仲勋来到沙头角考察，几块竖在街中间的石头，把一条窄窄的中英街一分为二，两边贫富悬殊，对照非常鲜明。香港那边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人们忙忙碌碌，显得一派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一片荒凉，萧条冷落，很多人往那边跑，不回来。习仲勋的心头顿时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他对当时宝安县和沙头角镇的领导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在香港那边几千亩属于宝安管的耕地的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同志：“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后来，习仲勋有一次去深圳检查工作，正好碰上农民外逃香港，冲击边防线。习仲勋感触很深：建国20多年来，搞闭关锁国，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我国经济濒于崩溃，群众生活困难，再不改弦更张，外逃的就会更多了。习仲勋召集一些公社书记前来座谈，直截了当地问他们能不能把人留住，我给你们粮食。公社书记说不行，留不住。当时，由于海岸线长，香港与内地人民生活相差过于悬殊，广东对偷渡确实是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广东边防几个县，军民一起布设了好几道防线，每个县，都有一个领导人专管反偷渡，但也不管用。 

　　习仲勋认为，防偷渡光是堵，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不是治本，治本还得靠发展生产力。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群众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边境就安定了，人才不会外流。习仲勋对县委布置了“反外逃”的任务。他指出：深圳是‘反外逃’的前沿地带，你们一定要齐心合力，进一步加强防线，以防大批人员外逃。外逃有伤国体，国际影响不好，而且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事情果然不出习仲勋所料。1979年1至5月，广东省发生偷渡外逃的高潮，人数高达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超过历史上最多的1962年全年发生数。6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 

　　为此，习仲勋主持召开了两次常委会议，专门研究贯彻中央指示。省委成立了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由习仲勋任组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黄荣海、省委常委寇庆延任副组长。省委决定，由习仲勋、寇庆延到惠阳，省委书记吴南生到汕头。省委决心把反偷渡外逃作为一个大战役来打，以三个月为期，打好这一仗，6月底一定刹住这股偷渡歪风。 

　　嗣后，习仲勋和寇庆延驱车前往惠州，参加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他非常沉重地说：最近，党中央、国务院专门要广东派负责同志去汇报，研究广东如何制止大量群众偷渡外逃问题。我们省委没有抓好这件事，今天成了中央担心的问题。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感到问心有愧。现在中央直接抓了，我们就要重视起来，坚决搞好。 

　　接着，他分析这次外逃的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越来越严重，最多时一天有二万多人涌人边境前沿，冲击边防。二是基层干部外逃比往年突出，干部带头外逃。三是集团性，有组织。四是民兵外逃比往年严重，外逃的多数是青年。五是许多干部子女外逃。习仲勋说：在前一段来看，已达到堵不胜堵的严重地步。这股偷渡外逃风，已造成了严重后果，它严重破坏我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严重影响生产，严重危害边防地区的社会治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声誉。习仲勋在分析大量外逃原因之后，提出：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方针，要治标治本并举。治本，就是要从物质基础上、精神上和组织上，为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制止外逃创造牢固的条件。治标，就是要在边沿大力搞好堵截、收容工作；要坚决打击煽动、组织策划外逃的坏人。同时要立即大力开展宣传攻势，造革命舆论，制止外逃，刹住歪风。他强调提出，要以县为单位，节节设防，分工把口，布下一个天罗地网，把堵截工作做好。一定要打好这一战役。 

　　紧接着，习仲勋和黄荣海、寇庆延等人专程到达珠海市召开珠江三角洲这一片的反偷渡工作会议。珠海由于与澳门相连，也是个偷渡严重的地方。1979年春夏间，珠海虽然设立了70多个哨站，日夜加紧巡逻，但偷渡的人仍络绎不绝。1至4月，珠海收容站累计收容5000多人，高峰时，收容站常常人满为患。在会议讨论中，习仲勋同意“偷渡外逃主要来自经济的原因而不是政治上的原因”这一分析。他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强调正确执行对待抓到的大量外逃者的政策；强调准确地严惩组织偷渡的团伙和引渡其首恶；还强调要注意到偷渡在政治上所发生的影响。习仲勋说：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反偷渡工作，依靠群众，这是根本的。因为多数人民群众是不赞成铤而走险去闯边境、搞外逃的。偷渡的是少数，反偷渡的是多数。他还说：要加强收容站对偷渡者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连几句开导的话都不说。外逃者多的县，应派人来收容站接人，并负责教育。但是，不要歧视、虐待外逃者。习仲勋在反偷渡工作会议上最后说，要造革命声势，我们从来就是反对偷渡的。我们希望港澳的经济继续发展，我们并不去干扰港澳的经济生活。偷渡问题，目前已成为破坏安定团结的因素，所以，我们要坚决做好工作，相信偷渡的这种现象是能够制止的。 

　　古语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现实使习仲勋深刻地认识到，不能再搞过去那一套贫穷社会主义了。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地刹住这股偷渡外逃风。在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亲自领导下，广东提出设立特区的设想，并经中央批准同意。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广大人民看到了希望。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酝酿广东先走一步 

　　 

　　1978年春夏之交，中央开始考虑如何冲破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的状态，逐步进入国际市场的问题。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为发挥这一优势，中央要求广东切实搞好宝安、珠海两个边防县的建设，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扩大外贸出口的工作。 

　　1978年3月，国家计委、外贸部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查研究建立供应香港、澳门鲜活农副产品生产基地问题。他们和宝安、珠海制定了生产和出口的年度计划和三、五年规划，并形成会议纪要，上报省政府和国务院审批。 

　　4月10日至5月6日，国家计委、外贸部经济贸易考察组抵达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看了不少工厂、农场、港口、建筑工地、农产品市场和一些商店，并同有关企业单位座谈。考察组回到广州，向习仲勋、刘田夫等广东省党政领导人介绍他们在港澳地区实地考察经济的情况，引起广东领导人的很大震动。在交换意见时，考察组对开拓宝安、珠海的建设规划提出不少好的意见。他们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相当于地委)，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两地的农业，从“以粮食为主”逐步转到“以经营出口副食品为主”的轨道上来；要积极发展建筑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开辟游览区，办好商业、服务业和文娱场所等等。习仲勋、刘田夫等广东领导人打开了思路，解放思想，向考察组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建议。 

　　6月20日晚上，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问题。常委学习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时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同志听取赴日本经济代表团、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汇报时的指示。省委常委认为，党中央对广东十分关心，给予很大支持。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抓紧落实，切实搞好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决不辜负党中央的殷切希望。习仲勋决定由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安主持召集省有关单位开会研究，提出方案。 

　　李建安雷厉风行，第二天下午，即和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召集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研究如何抓好宝安、珠海两个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工作的落实问题。大家认为，中央如此重视又这样支持广东，我们应该切实抓好，一件一件抓落实，决不能“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上来”。大家群策群力，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 

　　李建安和黄静波不负省委重托，他们经过认真分析研究，于6月23日联名向省委上报了《关于搞好宝安珠海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的意见》。他们在报告中提出了组织领导、机构设置、建农副产品出口基地、进出口物资、工业交通建设、来料加工、引进生产线、搞好城镇建设和发展旅游业等，已初步勾划出深圳、珠海的未来雏形。习仲勋和省委基本上采纳这一实施方案。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省委、省革委会对举办出口加工区进行了反复讨论和论证，并在领导层中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习仲勋和省委根据广东的特点，并且研究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着手筹建大规模出口基地。习仲勋等人还到深圳、珠海、汕头察看地形、地貌，和有关人员研究特区和市政规划的初步蓝图。 

　　同年10月初，习仲勋分别约张勋甫、吴健民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前段时间中央派港澳考察组到港澳进行了经济考察。他们经过多次研究，建议将宝安、珠海建成两个出口基地。因此要求将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省委同意这个建议。现着手筹组这两市的领导班子。在张勋甫、吴健民分别表示愿意赴任时，习仲勋向他们保证，省委一定会全力支持他们。 

　　10月23日，省革委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1979年1月23日，为了加强对宝安、珠海地区的领导，建立出口基地，发展对外贸易，省委作出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成立两市市委。这是广东根据中央确立的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这一国策，冲破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迈出的勇敢的第一步。3月5日，国务院批复省革委会，同意两县改设为市。国务院还批复省革委会，原则上同意广东省提出的对宝安、珠海的规划设想。 

　　1978年11上旬，习仲勋赴京参加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他在中南组作了长篇发言。他沉重地说，近10年来，广东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吃不饱肚子，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可以说是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因此，他提出要坚决把农业搞上去。他说，广东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可否这样设想：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让广东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放手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等社队企业，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如果中央同意这个设想，我们决心动员全省人民作出成绩，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习仲勋最后还谈到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他说：“最后讲一下加强对港澳的经济联系和调动华侨建设祖国的积极性等问题。”他介绍说，根据中央的指示，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工作，现正初步展开。到9月底止，签订协议合同近100种产品，金额3350万美元。习仲勋建议中央考虑：鉴于广东与港澳来往密切，希望中央能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习仲勋的发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这些实际上成为后来广东要求中央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先声。 

　　12月初，中央决定韦国清不再兼任广东省委、省革委会的职务，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后改为省长)，杨尚昆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习仲勋和黄克诚等增补为中央委员。 

　　1979年1月8日至25日，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中心是研究如何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着重讨论如何把广东的农业搞上去的问题。习仲勋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操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会议上，吴南生提议在汕头先搞试验。习仲勋当即表态：要搞，全省都搞。他说，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4月1、2日，在杨尚昆的主持下，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会后，习仲勋和吴南生前往看望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元帅，向他汇报广东的设想，叶剑英非常高兴，表示支持，说：你们要快些向邓小平同志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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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书者：绝情谷  2009年01月 TOP  

    百 年 潮   

>>> 2002年第9期 《习仲勋主政南粤》  作者：卢　荻  字体： 【大 中 小】 

　　 

　　“杀出一条血路来” 

　　 

　　4月3日，习仲勋和王全国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还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这是很正确的，很受拥护的……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与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看来，在计划、财政、外贸、外汇、物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方面，都有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 

　　习仲勋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 

　　接着，习仲勋作为中南组的召集人和其他大组的召集人一起，在中南海会议室向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汇报。习仲勋郑重其事地说，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在毗邻港澳的边界划出一定的区域，进行观察、学习、试验。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及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和支持。 

　　当时，广东省委对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是明确的，但名称一时还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最后只好勉强安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会议期间，谷牧向邓小平汇报，说广东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非常赞同广东富有创意的设想，他深思熟虑地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当谈到解决配套建设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根据邓小平的倡议批准，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的提议，并作出了关于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和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的决定。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还决定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和两省省委一起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 

　　习仲勋在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向中央“要权”的经过时，特别强调广东要求先走一步，不光是广东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是从全局出发的。又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后天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 

　　5月14日，谷牧率领一个工作组到达广东，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等省委领导向他作了汇报。谷牧对起草文件的指导思想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他希望广东改革开放要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广东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 

　　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福建省委也提出类似的报告。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发了中央50号文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 

　　中央这个重大决策，如一夜春风，给南粤大地带来了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三位书记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落实“中央50号文件”。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改革开放，尤其是对试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疑虑很多，阻力很大。社会主义国家兴办主要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经济特区，马列主义老祖宗的经典著作中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此先例。那些脑袋僵化、死抱教条的人，对这一创举和试验，心存疑虑，多有非议之词。那时反对办特区和反对邓小平的人不少，广东地委书记中，就有两三个是反对邓小平的，北京也有人说，邓小平不懂经济，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对于办蛇口工业区，有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少了一‘块罗!”也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即便在中央高层当中，也有不同意见。 

　　如在1980年9月，习仲勋和刘田夫到北京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当他们向中央提出给广东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大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建议时，想不到有一位负责人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要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的几个省隔离开来。习仲勋、刘田夫听罢，大为惊讶。很显然，这位副总理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因此，才产生用铁丝网将广东与闽、赣、湘、桂诸省区隔离开来的想法。但一百多年来的闭关锁国，中国大大落后了。就广东而言，因内地群众与香港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愈来愈大，逃港的人员越来越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法显示出来。唯有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才是唯一出路。虽然这位负责人不赞成，但广东的大胆设想，得到了中央许多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特区得以继续试办下去。 

　　1979年9月20日，谷牧再次来广东。习仲勋等向他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22日，谷牧与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等省委负责人谈话。当习仲勋等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方针时，谷牧强调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他还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吴南生表示同意，于是成立了以吴南生为主任的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全省三个特区的管理工作。他们广泛调查研究，听取海内外人士的意见，起草特区条例，包括海关法、投资法、土地管理法、治安保护法等8个条例。 

　　1980年3月，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研究提出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确定了深圳、珠海特区的范围，并同意广东省的提议，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 

　　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代表国务院作关于《条例》的说明。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 

　　宝安、珠海、汕头由建设外贸出口基地到出口特区再到经济特区，从酝酿到正式诞生，前后经过两年的时间。习仲勋为广东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对外经济活动先行一步，作出重大的贡献。8月底，习仲勋带领广东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随后，习仲勋还参加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9月24 、25日，中央书记处由胡耀邦主持，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52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谷牧、王任重、王鹤寿等。24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听取了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关于广东工作的汇报。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听取了广东汇报之后，对在广东如何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作了重要指示。9月28日，中央印发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纪要”指出，中央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中央要求广东充分利用和发挥本地优势，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活，闯出一条道路，使广东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枢纽。中央授权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 

　　中央这一纪要，给广东以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让广东更加大胆地去干去闯。这是习仲勋、杨尚昆临离开广东、调回中央工作之前，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习仲勋到广东上任之后，即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叶剑英元帅的嘱咐，着手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广大蒙冤受屈者对习仲勋寄予无限的希望。因为习仲勋本身就是左倾错误的受害者，能够理解受害者的心情。一封封要求平反的信件，一宗宗骇人听闻的案卷，如雪片似的飞进了他的办公室，堆满了他的案头。 

　　经过听取汇报，审阅大量的案卷，并经过深入到各地调查研究，习仲勋基本弄清了广东各种冤假错案的情况。 

　　1978年11月，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他对林彪、“四人帮”在广东所犯下的罪行，进行了大揭发、大批判。他说：广东称得上是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重灾区”。黄永胜、刘兴元、丁盛等人窃取广东党政领导大权达7年之久，为配合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于了大量坏事，制造了大批骇人听闻的错案、假案、冤案。他们为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进行了大量的罪恶活动。他们按照江青“审理广东地下党”的黑指示，揪所谓“南方叛徒网”，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私设专案，搜集整理诬陷周总理、叶副主席的黑材料，并由此几乎把所有全国解放前在广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烈士、干部和党员都打成“特务”、“叛徒”、“土匪”。例如他们在海丰制造的反彭湃的反革命事件，把彭湃同志宣布成“叛徒”，迫害彭湃烈士的90多岁的母亲，把彭湃烈士的儿子彭洪迫害致死，还残酷杀害彭湃同志的侄儿彭科、彭竞等同志，把彭科斩头示众。这一事件造成死160多人，伤3000多人。全省不少老革命根据地的党员、群众也受到类似的迫害。例如我党领导的东江纵队等革命武装，被打成“反革命别动队”。湛江地区的揪“南路党事件”，使广东西南部老根据地的广大党员和群众受到迫害。全省被立案“审查”的干部达11万多人，占原干部的15％，其中原副专员、副厅长以上干部共640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74．5％；被揪斗的数量就更大了。由于他们支持乱打乱杀，挑起武斗，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前段查明并作了善后处理的共3．9万多人；从各地披露的材料看，还不止此数。他们搞干部“两退一插”(退职退休、插队落户)，使2．8万多名干部无端受到清洗。他们搞所谓“战备疏散”，把10．7万多人赶出城镇，其中被遣送回乡的干部5000多名。他们还搞“海外关系”黑六条，给一批干部加上种种罪名。 

　　1979年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指出，抗战时期广东党组织是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的，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林彪、“四人帮”一伙策划揪“南方叛徒网”，矛头是指向周总理的，应彻底揭露和清理。至于全国解放前活跃在广东各地的人民武装，在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一切诬蔑之词，必须统统推倒。省委郑重宣布，凡因这些案件受迫害的同志，都应平反昭雪。在习仲勋的亲自领导下，广东为“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11．2万名干部平反昭雪。 

　　习仲勋还指示省纪委等有关部门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史遗留案件，特别是影响很大的两次“反地方主义”进行复查。广东反地方主义先后有两次，第一次是1952年到1953年。当时，中央和毛泽东对广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广东解放以来，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广东土改“迷失方向，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并认为方方犯了“地方主义”错误。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同志分别作了检讨。方方由分局第三书记改为第五书记。翌年，方方再次受到批判，被撤销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职务。一大批地方干部受到处分和牵连。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在1957年底，是年12月，省委作出《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报经中央批准，给予冯白驹撤销省委书记和常委职务的处分；给予古大存撤销省委书记、省人委党组副书记职务的处分。第二年，又以古大存对其错误处分不作任何检讨。对处分不服为由，报经中央批准，给予古大存撤销省委常委、副省长职务的处分。全省受处分和，受牵连的地方干部达2万多人。致使这批久经考验的地方干部蒙冤20多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给广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习仲勋和杨尚昆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精神，决定对这两次“反地方主义”进行认真复查。他们虽然遇到省委中有几位主要领导干部的极力反对，他们还是坚持要复查这一历史积案。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见到习仲勋时，问他：有人说你为‘地方主义’翻案，你知不知道?习仲勋回答：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搞成。1979年8月，省委正式向全省发出《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通知”指出：“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 

　　习仲勋调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仍关心过问这一案件的彻底平反工作。1982年4月7日，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但由于有人想为复查结论“留尾巴”，结果节外生枝。习仲勋为赴京上访的曾史文做疏通工作。经陈云、黄克诚、习仲勋等人的关心过问，中共中央于1983年2月9日发出了《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宗历时20多年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 

　　此外，习仲勋还领导全省各级党委为原划右派分子做好摘帽、改正工作，并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侨务政策、宗教政策等等。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中对习仲勋和杨尚昆是这样评价的：“习仲勋和杨尚昆在广东不到两年就走了。由于他们自己有过多年被监禁的经历，当全国还笼罩着‘文革’的阴影时，他们在‘解放’广东干部方面就起了重要作用。……习仲勋在扩大农村市场和开辟经济特区方面发挥了作用，而杨尚昆则在争取当地部队——有些原是林彪、黄永胜和丁盛的老部下——的合作方面起了作用。”这一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责任编辑：瑶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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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仲勋与广东反“偷渡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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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潮》2007年第10期 《习仲勋与广东反“偷渡外逃”》  作者：卢　荻  字体： 【大 中 小】 

　　视察宝安，部署反偷渡 

　　 

　　广东群众偷渡外逃到港澳，这是广东的一个特殊问题，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新中国成立前，边防管理松懈，等于有边无防，粤港澳三地居民可以自由出入。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盘踞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香港、澳门为基地，不断派遣特务潜入内地进行破坏，还有走私贩私等经济犯罪，以及黑社会团伙的抢劫、绑架、偷盗等刑事犯罪，因而国家在1951年3月15日决定封锁边防，设立边防线，加强了边防的严格管理。但后来的一些时期由于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政策，加上三年经济困难和“文化大革命”十年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因此，广东曾连续发生群众偷渡外逃香港、澳门事件。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5万多人（指人次，下同），逃出14.68万多人。其中严重的群众性的偷渡外逃有两次，一次发生在1962年，当年全省共发生偷渡11.79多万人，逃出3.97万多人；第二次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内地人民生活水平与香港居民相差悬殊，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出现最为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 

　　中共广东省委历来重视偷渡外逃问题。1977年11月17日下午，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韦国清等人前往广州南湖宾馆，向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苏振华，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等人汇报广东的工作。当广东省领导人汇报到广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那就是靠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时，邓小平当即插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他指出：“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广东的领导干部听了，觉得这一论断真是一语中的。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社会深刻的认识与思考。 

　　习仲勋到广东之后，也意识到逃港问题的严重性。因此，1978年7月，习仲勋到广东刚刚两个月，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就在省委书记王全国、《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辆7座的面包车，选择到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 

　　时值仲夏，烈日当空，加上公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进入宝安，只见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十分荒凉，耕地丢荒很多。据当时陪同视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习老看了心里很不好受。” 

　　习仲勋一行在路上颠簸了大半天，才抵达宝安县城。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人口只有2万多人，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 

　　宝安与香港山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深圳镇是通往香港的重要口岸，20世纪70年代中期每年经这里进出的外国友人、华侨、港澳同胞达150万人次。宝安与华侨、港澳同胞有直系亲属关系的有14万人，占全县33万人口的42.4％，还有持双重户籍（香港户籍和宝安户籍）经常来往两地的流动渔民2万余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再加上不同时期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宝安偷渡外逃长期居全省首位。从1952年至1977年，宝安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62305人，其中逃出去的4059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8.7％，占总劳动力13.5万人的29.3％。 

　　习仲勋到达深圳后，他不是先听惠阳地委副书记、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人汇报，而是让他们陪同到处看看，了解实际情况。 

　　因为边防的问题在陆路较多，方苞就陪同习仲勋一行先到宝安东路的罗芳、莲塘、沙头角等陆路地区考察。罗芳是宝安县过境耕作的七个耕作口之一，也是当时边境问题反映最强烈的地区。方苞自从1974年1月调到宝安当县委书记，每年都要到罗芳参加劳动，和当地群众一起插秧、收割，对那里情况十分熟悉。他向习仲勋介绍，宝安有几千亩土地在香港那边现在都丢荒了。 

　　习仲勋考察罗芳、莲塘之后，来到沙头角。在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见几块竖在街中间的石头，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非常鲜明。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人们忙忙碌碌，显得繁华热闹。而属宝安这边的街道却是破破烂烂，很多荒地杂草丛生，显得萧条冷落，很多老百姓都往那边买东西，不少人跑到那边不回来。习仲勋心里感到很难受。他感触很深地和方苞等人交谈了很久。他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方苞解释这是因为政策上的限制，很多人都不能过境耕作，才导致这么多土地丢荒，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方苞向他举了一个例子，1962年经济困难时，香港市场需要草皮、花、河鲜、甲鱼这些产品，国家政策不允许大额贸易出口，宝安就组织小额贸易出口，再将这些外汇收入的一部分用来购买副食品，才缓解了经济困难时商品紧缺的局面。所以，方苞向习仲勋提出建议，希望省里能支持宝安发展小额贸易。 

　　从沙头角回深圳县城的时候，习仲勋在路上看到边防军抓了两个外逃的人，把他们铐在路边。他问方苞：“这些人抓了放在哪里？”方苞回答说：“莲塘那里有个临时收容站，每天抓到的偷渡的人就先安置在那里，第二天再派人送他们走。”回县城时天已经很黑了，习仲勋还是坚持要去收容站看看。在收容站里，他问一个外逃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那个偷渡的人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家里人一两年以后就可以盖新房。习仲勋作为老革命家，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十分坚定，他给这个偷渡的人讲了许多社会主义好的道理，希望能纠正他的思想。直到天色已晚，他才回到招待所。 

　　在宝安，习仲勋还先后参观了两家来料加工厂，应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一家是沙头角的塑料花厂，另一家是皇岗的假发厂。习仲勋认为开展来料加工，赚取加工费，既可以增加集体和个人的收入，也可以解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大有可为。 

　　习仲勋这次宝安之行，深入边境农村和边防哨所，与十多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他在讲话中支持和鼓励宝安干部破除过去“左”的错误思想形成的旧条条框框，教育他们要利用地理优势，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他明确答复方苞等人：“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化大革命’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这句话意味着以前被错误批判的一些政策都要恢复过来，例如过境耕作、过境探亲、小额贸易、侨务政策等。 

　　他强调，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首先要抓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种养业和多种经营，大力组织沙石和土特产、农副业产品出口，发展社队企业，引进香港同胞和外商投资办厂，搞来料加工。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在当时林彪、“四人帮”流毒还没有肃清的情况下，习仲勋讲出这一番话，是很有胆识的。 

　　 

　　想方设法，遏制逃港风潮 

　　 

　　1978年下半年，广东偷渡外逃来势很猛，按地区说，最严重的是惠阳、汕头、佛山地区以及广州市。最严重的县是宝安、惠阳、惠东。一些过去很少发生偷渡外逃的韶关、肇庆、梅县等地区，也发生不少外逃。偷渡的不仅有农民，而且还有干部、职工及其子女，甚至十几岁的中小学生也结伴偷渡，这一年广州市就有72名十二三岁的学生因偷渡被收容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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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9月5日，广东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本省偷渡外逃严重的情况。据统计，8月份全省发现偷渡外逃6709人，其中逃出1814人，外逃人数之多，地区之广，是1962年大外逃以后最多的一个月份。吴南生收到报告后，于9月14日作了批转：“仲勋同志：这一报告所反映情况值得注意，故送阅。” 

　　 习仲勋和省委对大量群众偷渡外逃极为关注，为了遏制日益严重的偷渡潮，在9月即发出制止偷渡外逃的紧急电报通知，并召开了全省反偷渡外逃座谈会。 

　　然而，尽管各地认真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专门研究了反偷渡外逃问题，布置落实上述措施，但人心浮动，有的人仍然铤而走险，偷渡外逃风潮犹如脱缰之马，未能得到遏制。为此，广东省委于同年11月下旬，再次召开了有关地、县委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并在边防地区组织了一次有近万名干部、民兵和各地驻军配合的反偷渡外逃统一行动，才使12月份的偷渡外逃有较大幅度下降，但还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隐患仍然很大。 

　　1979年春节过后，广东偷渡外逃之风更为严重，人多面广，急剧上升。有些地方出现群众性外逃的局面。其原因：一是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收入却是1.3万港币，差距实在太大。因此，边防地区普遍流传“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二是干部作风不正。据珠海原市委书记吴健民回忆，珠江三角洲“一些县公社以下的干部作风不正，捞私利，对社员分配不公，引起了广大社员的反感。加上1979年前后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被歪曲了的信息：说公安放宽政策，要发放大量的农民出境申请表。我记得1979年上半年通过正当渠道填表申请去港澳的达1.5万人。珠江三角洲与珠海邻近几个县据说一下子就发出4万多份出境申请表，但批准出境定居毕竟要经过好几次调查，能获得批准的只属少数，那些未获批准的人就组织起外逃的高潮了”。三是国内外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捣乱破坏，散布谣言。在广东一些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各种谣言满天飞，什么“边防口子开放”，“广东要放100万人去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等等。1979年春节前后，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几天都有几百群众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据统计，1月至5月份，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人数超过历史上最高的1962年。 

　　4月中旬省委召开反偷渡外逃紧急会议之后，情况有所好转，5月1日至5日，深圳收容站平均每天收容人数由4月份的883人下降到652人（包括港英当局遣返）。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是年1月至6月3日止，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已超过10万人（包括港英当局1月至6月初遣送回的3.3万多人），比上年全年收容总数增加一倍。深圳收容站容量只有600人，樟木头收容中转站容量只有400人，但当年经常收容人数在1000人以上，最多达到3000多人，使收容站人满为患，生活设施无法适应，收容间过于拥挤，时值夏天，卫生条件太差，臭烘烘的，有时部分收容人员没有饭吃，开水供应不足，有时饮生水也困难，受伤的收容人员不能及时医治等等。在遣送途中，经常发生偷渡人员跳车逃跑、群众围观和抢走偷渡人员，以及多次发生偷渡人员殴打押运人员，抢夺押送人员武器的恶性事件。据深圳、樟木头两个收容站反映，1979年上半年，收容人员跳车跑掉了1万多人，摔死摔伤200多人（其中死亡40人）。押送人员从安全考虑，曾采用手铐和绳索捆绑的办法，造成不好的影响。 

　　1979年夏，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来深圳视察，看见收容站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很差，给宝安提了意见。刘景范和习仲勋是患难与共的战友，曾因《刘志丹》小说一案一起蒙冤受屈。他回到广州，向习仲勋反映了收容站的恶劣条件，认为这样处理收容人员不当。 

　　习仲勋听了刘景范的情况反映后，立即召集省委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他认真分析了反偷渡外逃问题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不能把偷渡外逃当成敌我矛盾看待，大部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偷渡的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他严肃地批评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做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习仲勋提出不能把外逃的人当做敌人，要统统放走的做法，当时由于很多人仍然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左”的思想束缚，认识水平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思想上都接受不了。在习仲勋的反复教育和引导下，省委常委最后统一了思想认识，实现了偷渡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观念的转变，这对省委认清解决偷渡问题的正确途径，进行改革开放，繁荣边境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习仲勋和群众心连心，他连忙派出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前往深圳贯彻落实反偷渡外逃的政策。5月5日，黄静波到达后，听了方苞等人的汇报，说：“民政部对你们很不满意，把那么多人关在收容站那里，条件又差，这样不行。省委已经决定了，你们今天就要把人都放走、运走。”方苞说：“一个晚上不能放走那么多人，要不三天内就会像1962年那样出现外逃高潮。我们刚刚开始搞改革开放，如果在这时大批大批的人跑出去，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投资者会觉得我们的政策和环境不稳定，丧失来内地投资的信心。这样不仅中央会批评我们，改革开放也不能顺利进行。”虽然黄静波觉得方苞说得有道理，但是他组织性极强。他是带着省委的命令来的，一定要完成任务，坚持要深圳把收容站的人运走或放走。最后，深圳市委服从省委的命令放人。结果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听信谣传，误以为开放边境，纷纷涌向边境前沿，强冲边防，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由于深圳市委事前已动员一切力量做好围堵工作，结果深圳市2万多偷渡群众只跑出800多人。后经深圳市委和边防部队全力以赴劝阻教育，才将事态平息下来。不久，习仲勋在了解到边境实情后，觉得当时还未做好防范措施，就仓促作出统统放人的决定，和边境实情不大相符。他赞同方苞提出的做法，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 

　　港英当局对内地群众大量偷渡外逃到香港反应强烈，使用了各种手段对偷渡分子进行围堵、搜捕；还特别在边境一线成立了“军警联合指挥部”，组织了“行动队”，并出动了部队、直升飞机和军舰昼夜巡逻。5月6日，港英当局出动了直升飞机7架、军舰2艘，增调军队、警察1400余人，并保持每天24小时在边境沿线巡逻，参与行动的军警达4000余人，以堵截深圳大量群众强冲边防，涌入香港，气氛相当紧张。鉴于内地群众逃港人员越来越多，从1979年初起，港英当局一改过去做法，对逃港人员采取即捕即遣送的办法。1979年1月至6月初，香港方面就遣送回偷渡人员3.3万人，为过去4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3倍，有时一天就遣回1000余人。香港的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等媒体也大量报道了广东群众偷渡的情况，把内地逃港群众与越南难民相提并论，公开提出中国“难民”问题；有的还诬蔑中国国内政局“不稳”，“对基层失去控制”等等，向内地施加舆论压力。港督麦理浩也于5月31日约见中国驻港机构负责人，专门提出内地人口外流香港问题，反映了港英当局对偷渡外逃问题的关注和紧张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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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下令坚决制止大量群众偷渡外逃 

　　 

　　中央非常重视广东的偷渡外逃问题。1979年6月13日下午，李先念、余秋里、王震、纪登奎、方毅、陈永贵、谷牧、陈慕华、金明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和有关部委负责人在国务院南会议室，听取了广东省委常委寇庆延关于广东偷渡外逃情况的汇报。 

　　当汇报到港英当局对我群众外逃反应强烈，香港媒体大量报道这方面情况时，李先念说：港英当局现在可焦急了，对外影响坏极了。港督麦理浩上次同我们谈，态度是友好的，说这是暂时现象，相信中国是可以解决的。解决这个问题。一条是宣传教育；二是政策上要给点压力，不能一出去就有优待；三是根本一条发展生产。要把这个工作摆到党委的议事日程上，书记要下去做工作。当前，解放军上去，把口堵住。（余秋里插话：确有坏人煽动外逃的，要打击）政策上不能太软弱了。 

　　当汇报到有些干部千方百计找港澳关系，没有关系的想方设法把子女送出去时，李先念说：有人为了找外边关系，不择手段。对有些人，要惩办。可耻！当前问题很严重。要同仲勋同志谈一下，要好好抓一下。中央起草个文件。送华（国锋）、邓（小平）批一下。用国务院、军委名义批发也可以。 

　　李先念说：有些地方生产倒退下来，是个严重问题。每人平均每月二元零八分，有的不到一元五角（指惠东县港口、大洲两个渔业公社），太不像话了。省委要把生产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嘛!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听起来寒心。对引渡犯，要制裁他几个。（余秋里插话：我们抓，香港也抓。两方就配合起来了） 

　　当汇报到请中央对广东反外逃要有个明确指示时，李先念指出：中央是明确的，外逃就是要反。中央各部门要支持广东。慕华同志同各部商量一下，能解决的都支持。不合理的，要顶回去。给几部汽车没有问题，北京那么多车，调一点给他们。 

　　王震说：广东生产一些蔬菜、水果出口，来得快，很合算，划得来。反外逃，主要还是要发展生产，分配只有几块钱，怎么行呢? 

　　谷牧说：广东省委下决心，是可以刹住的。从长远来看，要做很多工作，不是一个突击就可以解决的。不是增加点部队和几十辆汽车的问题。我这次在边沿跑了一趟，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生产、生活差距太大；二是精神状态不行。边境的思想工作问题很多，我们这边工资低，跑到那边就不同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认识不足。有信心，我们是可以搞好的，还是“风景这边独好”。下一步要搞特区，这个问题不解决，还要出乱子，那问题就大了。关键问题，不是给你增加几百万元、几十辆汽车，而是省委要加强领导，要做好工作。要把经济恢复工作抓紧一点。办一些事情，有些困难，用外汇进口一点东西，是可以的。我看还是工作问题。一些具体问题不难解决。慕华同志摸一下，可以给。问题是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搞好党的建设，把工作搞上去，搞好，不要满足于暂时，要从长远考虑。最重要的是，边境地区的党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提高群众的觉悟。港澳有什么了不得？我们现在承认我们落后。但我们要有雄心壮志，能赶上他们。那边好多东西是靠我们供应的，我们努力很快可以发展起来。省委要重视，要加强领导，这是根本。 

　　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规定到7月5日，即华国锋访问英国前，要求广东基本刹住偷渡外逃风。会后第二天（6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便向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 

　　寇庆延回到广州后，向习仲勋等人汇报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会议的情况和中央领导人的指示精神。习仲勋深感压力很大，他在6月17日、18日主持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专门研究贯彻中央指示，对开展反偷渡外逃斗争作了部署。省委成立了由10人组成的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由习仲勋任组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黄荣海、寇庆延任副组长。省委决定，由习仲勋、寇庆延到惠阳，省委书记吴南生到汕头。省委决心把反偷渡外逃作为一个大战役来打，以三个月为期，打好这一仗；6月底一定刹住这股偷渡歪风。 

　　6月18日，黄荣海带部队到了深圳，19日随部队开到了指定的位置。 

　　省委常委会议后，习仲勋和寇庆延驱车从广州前往惠州，路上看到有几股偷渡的，有二三十人一股的，十几人一股的，七八个人一股的。晚上到惠阳一问，原来都是被收容、遣送人员，到了樟木头，从汽车跳下一哄而散。6000人，跑了4000多人，接着，又继续结伙偷渡外逃。 

　　 

　　反偷渡外逃，标本兼治 

　　 

　　1979年6月20日，习仲勋和寇庆延参加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习仲勋非常沉重地说：最近，党中央、国务院专门要广东派负责人去汇报，研究广东如何制止大量群众偷渡外逃问题。我们省委没有抓好这件事，今天成了中央担心的问题。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我感到问心有愧。 

　　在分析大量外逃原因之后，习仲勋提出：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方针，要治标治本并举。治本，就是要从物质基础上、精神上和组织上，为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制止外逃创造牢固的条件。这就是：（一）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只要生产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就是与香港那边还有相当差距，也可以稳定人心，大大减少外逃。（二）思想上牢固树立“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坚强信念，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新中国。（三）要使我们的基层成为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阵地。 

　　为了说明问题，习仲勋在讲话中列举了两个材料：一个是深圳市福田公社渔农生产队，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近年来，挖鱼塘，开展小额贸易，迅速发展经济，1975年以后没有一个人外逃。二是沙头角镇解放以来外逃了1053人，其中去年上半年还外逃了73人。去年下半年以来，大搞来料加工、小额贸易和家庭小手工业，群众生活显著改善。现在，不仅没有人外逃，而且还有几户人要求回来定居。习仲勋说：从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只要搞好生产，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制止外逃就有可靠的保证。 

　　谈到治标问题，习仲勋说：治标，就是要在边沿大力搞好堵截、收容工作；要坚决打击煽动、组织策划外逃的坏人。同时要立即大力开展宣传攻势，造革命舆论，制止外逃，刹住歪风。他强调指出，要全力以赴，把偷渡外逃制止下来。要以县为单位，节节设防，分兵把口，布下一个天罗地网，把堵截工作做好。部队、民兵要互相配合，团结战斗。一线、二线由部队负责，但地方要派人协助，当向导；三线由民兵负责，但部队要派出干部加强指导。 

　　惠阳会议之后，6月23日至24日，习仲勋等人马不停蹄地前往深圳检查反偷渡外逃工作。惠阳地委、宝安县委和部队遵照习仲勋的讲话精神，迅速行动，对偷渡外逃进行堵截。在宝安边境一线，第一天抓了148个外逃分子，第二天抓了505个，第三天抓了615个。 

　　6月24日，习仲勋和黄荣海、寇庆延等人不顾酷暑和连日奔波疲劳，专程赶到珠海市。珠海与澳门相连，也是个偷渡严重的地方。1979年春夏间，珠海虽然设立了70多个哨站，日夜加紧巡逻，但偷渡人员仍络绎不绝。1月至4月，珠海收容站累计收容5000多人，高峰时，收容站常人满为患。 

　　习仲勋对深圳一带地区外逃深感忧虑，于是又从珠海乘船经伶仃洋再回深圳。为了加强深圳的反偷渡外逃工作，宝安县委在县委党校举办了一个学习班，把200多个外逃情况严重地区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召集在一起学习。习仲勋听说党支部书记们在党校集中学习，就找了20多个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进行座谈，了解情况。习仲勋问他们能不能把人留住，我给你们粮食，他们说不行，留不住。会上有三位党支部书记发言。习仲勋询问福永公社凤凰大队支部书记文富祥：“为什么那么多人外逃？”文富祥回答：“香港那边比我们好。”习仲勋一听他这么说，就问：“好在哪？”文富祥说：“第一，我们这里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一辈子都是当农民，不仅如此，子子孙孙都还只能做农民。香港那边不一样，能从事很多职业，东家不做做西家，还能当工人。第二，那边东西多，什么都有得买。我们这边买什么东西都要证，而且有证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第三，那边挣钱多，买东西便宜。我们这里分配低，又买不到东西。所以老百姓都说那边好。”习仲勋对社会主义充满感情，听到文富祥这么说，非常难以接受，就发了火，连连责问他：“你怎么有这样的思想？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你是什么出身？当了多少年干部？你的公余粮任务完成没有？”文富祥回答：“我家代代贫农。我在土地改革时就出来了，公余粮任务年年超额完成。”这时，方苞赶紧插话向习仲勋解释：“文书记是一个好书记。每年开全年大会时我们都给他授奖的，他是我们县里最好的支部书记之一。”习仲勋听了逐渐平静下来，气氛也缓和了。这次视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亲身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缩小与香港差距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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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年 潮   

>>> 《百年潮》2007年第10期 《习仲勋与广东反“偷渡外逃”》  作者：卢　荻  字体： 【大 中 小】 

　　这年12月7日，习仲勋访问澳大利亚后顺道访问香港，当天下午，港英署理总督姬达约请习仲勋会面，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会谈。其中谈到内地居民非法来港问题。姬达说，今年7月亦曾一度有效地遏制了外逃潮，但自11月初偷渡人数有所减少后，以后又继续上升了。近几天港方平均每天已截获逾400名偷渡者，今天更高达725人，还首次发现有来自福建的人，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担心。此外，合法来港人数也不少，目前每天有150多人，两者相加，香港就吃不消了。故希望中方能尽速设法解决，避免香港经济因不胜负荷而导致衰退。这对双方都很不利。 

　　习仲勋对此重申了中方的一贯政策，表示对剎住外逃潮的问题，中方与港方是一致的。理解外逃潮带给香港若干困难，但实际上大批外逃对中方的生产等方面影响更大。他还强调说明中方已经并将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设法解决，即将召开的广东省人代会就将通过有关反偷渡的法令。 

　　习仲勋还指出，香港有不少引渡集团向内地进行活动，为患很大。我方已先后截获两艘香港“蛇船”，望港方对引渡集团严加打击。同时，香港报刊经常散布一些谣言，起了鼓励外逃的极坏影响。姬达对此表示理解和同意。习仲勋进一步说明，外逃问题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今后随着内地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个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故我们要更加积极发展双方的经济合作。 

　　港方政治顾问魏德巍提出中方合法来港人数仍嫌过高。他说，不少人持有效期长达八九个月的通行证，协同全家一起来港，名义是探亲，其实都长留在港。他们实质上既欺骗了中国政府，也欺骗了港方。当习仲勋等人表示港方可将这些人劝返内地时，姬达又重弹“人道主义”和产生“黑市人口”的老调，表示港英当局不拟这样做。 

　　最后，姬达提出双方今后最好能就此经常交换意见，相互配合。习仲勋表示同意，具体安排将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联系。 

　　1979年12月17日至26日，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广州举行。大会讨论了《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规定》。1980年1月8日，省政府公布了这一规定。反偷渡外逃从此有了操作性比较强的法律依据。 

　　1979年12月18日晚上，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议, 研究反偷渡外逃问题。他认为，偷渡外逃问题，主要是工作问题，有的地区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这些例子多得很。惠阳县一革委会副主任兼澳头大队支书郑某，一家四口都跑了。 

　　会后，在广州军区的大力支持下，省委和习仲勋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措施，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反偷渡外逃的专项斗争。除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外，偷渡严重的地区和市、县党委第一把手亲自抓反偷渡工作，领导成员分片包干，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密切配合，做到齐抓共管。深圳、珠海边防沿线，组织民兵与边防部队密切配合，加强军民联防。在临近港澳和偷渡严重的县，还增设一些临时民兵哨所，加强巡逻堵截。而对煽动、策划、组织偷渡外逃的“蛇头”，内外勾结进行引渡的首要分子，抢劫船只偷渡的主犯等，则严肃处理，坚决打击，依法惩处。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全省开展的反偷渡外逃专项斗争取得一定的效果，有效地遏制了偷渡外逃的高发势头，偷渡外逃人员逐月减少。 

　　尽管如此，1980年广东的偷渡外逃仍然很严重。据统计，截至10月底，广东发生偷渡外逃20万人次。仅1—9月，深圳市就收容外逃人员156980人，其中港英遣返69921人。实际偷渡外逃人数，可能比官方统计数字还要高，有不少铤而走险者葬身大海，在蛇口工业区刚开发时，“一次就发现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 

　　习仲勋对此自然不敢掉以轻心，尽管工作很忙，但还是经常过问这个问题。经广东省和港澳工委反复做工作，港英当局从1980年秋开始，也改变了以前所谓的“人道”做法。10月28日，港英政府对偷渡人员采取了一些新措施，主要是：凡属偷渡人员到香港一律不发身份证，不准在香港居留，全部遣返内地。香港雇主雇用偷渡客者，罚款5万元（港币），坐牢一年。港英政府公布这一措施后，给偷渡人员很大的震动，而香港雇主也大多不敢以身试法。11月份，广东偷渡外逃人员显著下降，只有近百人偷渡。 

　　习仲勋深知，只有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地剎住这股偷渡外逃风。在习仲勋的亲自领导下，广东省委提出设立特区的设想，并经中央批准同意。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广大人民看到了希望。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广东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2月24日，他回到北京后发表谈话：“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历史证明，习仲勋提出的反偷渡外逃，要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的方针是正确和行之有效的。 

　　（责任编辑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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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仲勋质疑“兴无灭资”

    百 年 潮   

>>> 《百年潮》2001年第11期 《习仲勋质疑“兴无灭资”》  作者：■　贾巨川  字体： 【大 中 小】 

　　1980年4月28日至4月30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在强调加强党的建设是现代化人民军队建设的关键的同时，决定在部队基层单位和广大战士中继续开展“兴无灭资”教育。5月21日至6月2日，广州军区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会议结束时，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的习仲勋发表讲话。他主要讲了两个问题：关于农村形势；加强和改善部队政治工作。 

　　会后，习仲勋经过认真思考，对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关于“兴无灭资”的提法产生了疑问。他在随后召开的一次军区党委常委会议上公开表示了不同意见。习仲勋说：“这个口号不那么科学，现在讲这个口号叫人难以琢磨，还是不讲好。不讲这个口号一样可以做好革命工作。”但有的常委不同意习仲勋的观点。他们认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强调要抓好“兴无灭资”教育，根据广州部队面临港澳的实际，还是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部队基层政治工作要把这个问题很好地体现出来。 

　　鉴于常委的意见分歧，习仲勋指示广州军区政治部就“兴无灭资”提法问题专电请示总政治部。6月25日，广州军区电话请示总政。不日，总政作出明确复示： 

　　你们6月25日关于“兴无灭资”这个口号提法的电话请示阅悉。现答复如下：最近韦国清主任到邓副主席处请示工作，在谈到“兴无灭资”的口号时，邓副主席说，这个口号不够完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可以不提。军队针对部队的情况，解决部队的问题。解放军报还要继续宣传。部队内部教育要继续进行。同时，要做准确解释，要把反对封建思想、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进去。做法上要妥当。军报在继续宣传时，注意不要过分。 

　　由于当时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观念还不可能完全脱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禁锢，因而对“兴无灭资”口号的认识也难免带有时代局限性。但是邓小平的谈话却明确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一是“兴无灭资”的口号是不完全的，指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党报不再提这一口号；二是要对这一口号做出准确解释，即把反对封建思想、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进去；三是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解放军报仍可以继续宣传，但做法要妥当，注意不要过分。 

　　沧桑20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提高，“兴无灭资”的口号最终被停止使用。然而首先对这一口号提出质疑的曾是习仲勋却鲜为人知。 

　　(责任编辑：萧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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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随习仲勋同志下乡记

    炎黄春秋

首页 -> 《炎黄春秋》2001年第4期 《我随习仲勋同志下乡记》  作者：●万绍芬  字体： 【大 中 小】  

　　1985年11月中旬，我有幸陪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在江西老区井冈山、宁冈、遂川、赣州、兴国、瑞金等地视察了9天，耳闻目睹了仲勋同志对老区人民的热爱之情，切身感受到他为加快老区建设、改善老区人民生活那种求真务实的作风和爽朗真诚的性格。 

　　那年6月，我刚当选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当时，在中央领导下，全省上下正在热气腾腾地贯彻中共江西省第八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为大力促进江西省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尽快改变江西老区的面貌，展开顽强拼搏。8月下旬，省委在全省老区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对老区实行“减轻、放宽、搞活”的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加强横向经济联系，加快老区建设步伐，全面振兴江西经济。接着，全省组织了12000多名干部深入老区基层，展开了解放以后第二次大范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在这样的时刻，习仲勋同志来江西老区视察，使我们倍感亲切和振奋。 

　　11月14日，习仲勋同志到达南昌，顾不上消除旅途的劳顿，看望了杨尚奎、白栋材等老省委书记，然后仔细听取了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对不久前召开的全省老区工作会议情况，以及会议前我去兴国、瑞金、石城、广昌等地调查研究的报告，很感兴趣，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他那神情，似乎已经置身在老区了。 

　　果然，一听完汇报，他便急迫地说：“走，明天一早就出发！” 

　　 

　　后面车上坐的不是老爷 

　　 

　　11月15日早上8时，我们乘车向井冈山进发。 

　　尽管已经入冬，江西大地上还是一片绿色，阳光照得车里暖洋洋的。 

　　习仲勋同志是第一次来江西。他神情贯注地眺望着前面道路两旁的山山水水，脸上露出深思的神情。沉默了一阵，他说：“绍芬同志，我看，你们在省第八次党代会上确定的老区建设的方针、目标和措施都很好，江西搞好老区建设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江西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是从江西开始的。江西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你们不是有个统计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省……” 

　　“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是苏区，人口占全省的二分之一。”我说，“那时候，党先在江西建立了中央苏区，后又建立了六个省苏区，110个县苏维埃政权。全省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5万多人，占全国烈士总数的六分之一，不知姓名的烈士就更多了。那时，江西的人口几乎剧减了一半。” 

　　“是啊，特殊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江西老区的经济搞得好不好，群众生活状况如何，对国内国际都有重大影响。你在汇报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习仲勋同志回过头来望着我：“你说，‘解放30多年了，在埋着烈士忠骨的土地上还存在目前这种贫困状态。对此，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感到不安！’” 

　　“这是我们省委一班人的共同认识。”我说，“解放后，江西老区人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至今还有364个贫困乡，52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有50多万特困户。想到这点，大家心里都很不安！” 

　　“对，应该感到不安。”习仲勋同志轻轻地说，声音里充满了感情。“要加快老区建设的步伐，不抓紧改变老区的贫困落后面貌，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呀！” 

　　我们的车子急速地向井冈山奔驰。从南昌到井冈山的公路上，有好几处路段正在翻修。这些地方，道路变得狭窄泥泞，凹凸不平，车辆行驶不畅，常常发生堵塞现象。 

　　车子的行速减慢了。在我们前面开道的警车不时地鸣响警笛，常常从车上伸出两面红旗左右挥动，指挥过往车辆注意让道。路旁施工的民工和行人，来往车辆上的人，都把目光投向我们这个车队。 

　　习仲勋同志望着这种情景，脸上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怎么能这样呢？”他转过脸来对我说，“他们拉着警笛，两面红旗左右开弓，这样会吓着群众，也可能会把过往的车辆挤到沟里去的。不要因为保证我们赶路，影响老百姓的正常通行。” 

　　我向仲勋同志作解释。他听着，眉头逐渐皱了起来。 

　　“你们往日下乡，也这样鸣锣开道吗？” 

　　我笑着说：“我的车是上海牌的，神气不起来。” 

　　仲勋同志笑了。 

　　“那好，请你告诉前面警车上的同志，他们后面车上坐的不是老爷，不要动辄八面威风。我们是来给老区百姓办事的，不能给群众添麻烦！” 

　　“现在停车，反而会造成堵车。”我望望前方情况说，“走过这段路，前面就是新干县城。一到那里，我就跟他们说。” 

　　他没有作声，但我明显感到他的焦虑和不快，这使我更感到局促不安。但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大哥大”、BP机，只好叮嘱我们车上的司机不要过于占道，影响其他车辆行驶。 

　　过了好一阵子，我们的车子总算在新干县城停下了。我还没有来得及下车，习仲勋同志便下车快步直向警车走去，我赶紧跟上前去。 

　　“同志，你们不要再像刚才那样，又鸣笛又挥旗。”他生气地说，“你们这样一弄，来往行人和过往车辆都要赶紧躲避，万一他们的车翻到沟里去怎么办？你们保证我的安全，我很感谢，但也要考虑群众的安全嘛。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们不是老爷呀！” 

　　我上前对警车上的同志说：“请同志们在往后的路程上，尽量不要鸣警笛，也不要挥旗，请注意影响。” 

　　警车上的同志接受了意见。 

　　车子又向前开了，果然再没有出现“鸣锣开道”的情景。 

　　“这就对了。”习仲勋同志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任何时候不能忘记老区人民 

　　 

　　中午，在吉安略事休息，傍晚时分，我们的车子开上了井冈山。晴朗的冬日，天特别的蓝，夕阳把苍翠的山岭罩上了一层金色。车子在郁茂的树丛间盘旋而上，也有一种“跃上葱茏四百旋”的气势。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长期战斗在陕北老革命根据地的习仲勋同志，此刻置身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显得特别兴奋。和在南昌一样，他不顾旅途的辛劳，第二天一早便开始瞻仰革命遗址，看望老红军和老赤卫队员以及烈士后代，召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在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红军烈士墓、黄洋界哨口、茅坪八角楼、砻市朱毛会师地、三湾改编旧址，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那天，我们陪同他瞻仰大井毛泽东同志旧居。在旧居后面的两棵树下，他久久伫立，不舍得离去。 

　　那两棵树，一棵是海罗杉，一棵是柞树。当年，毛泽东和朱德经常在树下，观看红军官兵操练。1929年1月底，两棵树和毛泽东同志旧居一起被敌人烧毁。可是，红军打回来以后不久，经过几场春雨，这两棵树奇迹般地萌芽复活了，而且长得枝繁叶茂，四季长青。因此，井冈山上的老百姓称它们为“常青树”。 

　　习仲勋同志久久注视着这两棵常青树。他摸摸坚实的树干，望望那青翠的枝叶，无限感慨地说：“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 

　　“井冈山上的群众，对这两棵树有着特别的感情。‘文革’中，这两棵树再次被毁，可是“文革”后又复活了。”我说。 

　　“中国革命能够胜利，靠的就是群众。”习仲勋同志说，“是他们和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了革命的常青树”。 

　　在井冈山上，习仲勋同志这种对革命先烈和革命群众的强烈感情，一直感染着我。 

　　一天，他会见了王佐和袁文才烈士的后代。 

　　“绍芬同志，我们一定要常常把烈士家属的疾苦放在心上。”他嘱咐我说，“把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烈士家属的生活安排好，让人民放心，让党中央放心，让烈士在天之灵得到安慰。”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王佐和袁文才两位同志，虽然不是牺牲在国民党的枪口之下，但他们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有很大功劳的。对待他们的亲属，也要像对待所有的革命烈士亲属一样！” 

　　在走访井冈山老赤卫队队员的时候，我向仲勋同志讲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吉安地委领导人到井冈山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来到一位老赤卫队员的家门前，却见房门紧锁。有人告诉他们，老人听说上边领导要来，一早就躲出去了。因为老人家里很穷，怕上边领导看了心里难过，老人觉得还没有靠自己双手摆脱贫困，对不起领导。 

　　“听了这件事，我心里真是难以平静。”我对仲勋同志说，“解放30多年来，井冈山上有些老百姓还没有过上好日子，哪里是他们对不起领导，是我们对不起他们呀！后来，我在许多场合都说，不能忘记他们呀，忘记他们就是失职！” 

　　仲勋同志听了说：“对，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他们。多好的老区人民啊！” 

　　 

　　“你们事先安排好的，我不看” 

　　 

　　从井冈山上下来，在通往兴国县的路上，小车沿着曲折的山道，从一个个小村庄旁边驶过，他注视着这些村舍。看到一些新盖的砖瓦房，门前儿童嬉笑奔逐，屋檐下挂着大红的辣椒串，一片祥和宁静的景象，他的脸上便浮起了笑容；看到有的小村子房舍破旧，屋场脏乱，他便问这是什么地方，生产状况如何？ 

　　车行几个小时，我们来到了兴国县城。我向习仲勋同志介绍说，当年作为苏区中心的兴国县，23万人口当中，有8万人参军参战，23000多人英勇牺牲，相当于长征路上每一里路就洒下一名烈士的鲜血。这里出了50多名将军。这些年，兴国县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虽然有了提高，粮食基本能够自给了，但是还没有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从1981年到1983年三年的调查统计，每年人均纯收入在120元以下。这里水土流失特别严重，《人民日报》曾报道说，兴国已经出现了黄土高原现象，如不抓紧治理，兴国就要“亡国”，它的邻县宁都就要“迁都”。这些年，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治山育林，治理水土流失，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难度很大。 

　　习仲勋同志说：“你们如实汇报情况，很好。在出发前，我已经讲过，这次下来，希望能够真实地了解老区的现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不回避矛盾，不掩盖矛盾，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喜报喜，有忧报忧。只有这样，才能弄清老区贫困落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哪些问题？情况明，决心大，办法也就多，步子才会快。” 

　　我请习仲勋同志放心，我们一定会按照他的要求，让他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这一点，出发前我已经叮嘱过各地一定不能只报喜，不能只安排看先进的和好的，必须要将中等的和差的都请习仲勋同志视察，决不能弄虚作假。不料，尽管这样，也还未能完全达到他的严格要求。 

　　这一天，我们一行来到一户村民家里。户主是村里的兼职会计，是个党员，听说党中央领导同志来了，十分兴奋，把砖瓦屋的厅堂打扫得干干净净，并按当地接待贵客的习俗，在堂屋桌子上放了四个碟子，装着土产：一碟薯片，一碟腌生姜，一碟金桔，一碟花生。 

　　我陪着习仲勋同志走进了这户农民家里，一看就明白了，这大概是当地要给我们看的“好中差”里的“好”的典型。 

　　仲勋同志一看这景象，便转身走了出来。 

　　我和其他陪同的同志都感到奇怪：在别的农户家里，习仲勋同志态度亲切，问长问短，问寒问暖，有时掀开锅盖看看，摸摸被褥厚薄，和老百姓亲切交谈，只是到这一户人家，怎么转身就走了呢？ 

　　“这一家我就不看了。”他边走边对我们说，“我看这户早有准备，就不必看了。我早说过，你们事先安排好了让我看的，我不看！” 

　　事后我了解到，这位会计一家，在村里确实情况比较好，当地干部也确实事先给他打了招呼，所以出现了上述的情景。 

　　幸好，这样的事后来再也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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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实话，办实事，为民造福 

　　 

　　瑞金，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素有“南京北京，不如瑞金”之说。 

　　在丽日蓝天、白云绿树的掩映之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简朴的大门，显得异常庄严肃穆。 

　　仲勋同志一来到瑞金，便到这里。他望着大门顶上的大红五角星，以及两侧那斧头镰刀，久久肃立。接着，走进代表大会会址，参观当年了中央各部每部一间的简陋办公室。 

　　随后，又来到沙坪坝。 

　　沙坪坝有一口很闻名的红井。当年，毛主席在沙坪坝领导革命工作，发现这里的老百姓饮水十分困难，常常到许多里以外去挑。他便和当地群众一道，打了一口井，使乡亲们喝上清澄的甜水。解放后，沙坪坝人民在井边立了一块石碑，表达对共产党和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饮水不忘掘井人”。 

　　习仲勋同志来到井边，先认真看了石碑上的文字，然后仔细看了水井。 

　　他感慨地对周围的同志说：“老区人民对我们党为老百姓做的每一件好事都铭记不忘。这说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体现在一件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毛主席早就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为老区人民服务，就是要讲实话，办实事，为民造福。” 

　　来到叶坪乡，他向着站在他身边的叶坪乡党委书记问道：“你们为叶坪的老百姓办了几件实事呀？” 

　　“我们已经办了四件。”年轻的书记回答说。 

　　“哪四件？” 

　　“第一件，带领群众打了18口水井，全乡百姓都喝上了干净的井水；第二件，领着乡亲们修路，现在村村通了路；第三件，修建了一个集贸市场，现在交易活跃；第四件，利用这里盛产的黄豆、山药和广西有关单位的技术设备，联办了一个儿童食品加工厂，产品畅销各地。” 

　　这位办实事的乡党委书记虽然显得有点腼腆，却回答得干脆利落。仲勋同志听了，满脸笑容，十分高兴。 

　　“干得好呀！”他说，“由于时间关系，你们办的四件事我不能件件都看，现在你带我去看你们办的第一件事。” 

　　乡党委书记马上在前头引路，把习仲勋同志和大家领到附近的一口新打的水井前。这里，村里的百姓们听说中央领导同志来看望大家了，纷纷赶来，围到井边，争着和习仲勋同志握手，七嘴八舌谈着修建水井的经过和他们的喜悦之情，夸奖乡里干部为大家办实事的好作风。 

　　对这次即兴式的实地视察和汇报，习仲勋同志十分高兴。 

　　不过，在视察中，也遇到过使他感到不快的事情。 

　　情况是这样的：瑞金县县委书记刚上任不久，正在赣州住院，听说习仲勋同志来瑞金视察，便抱病从赣州赶回县来，向习仲勋同志汇报。他对县里的工作了解得不大具体，再加上开头说了一些对习仲勋表示恭维的话，使得仲勋同志不愿听下去。 

　　“你这哪里是汇报工作，分明是在吹捧我，给我歌功颂德！你的汇报没有实际内容，尽说空话，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说实话，办实事！” 

　　县委书记脸红了，低下了头。习仲勋同志看看他，放缓了口气：“据我所知，你们县实际上已经做了不少有益群众的实事，为什么不好好总结一下经验呢？要制订出治穷致富的规划和办法，拿到群众中去讨论。种什么，养什么，搞什么项目，都要让群众发表意见。”他环顾与会的同志说，“如何治穷致富，尽快改变老区的面貌，这方面，你们省委已经提出了许多好的措施，你们好好讨论了吗？” 

　　与会的同志顿时活跃起来，纷纷谈开了他们贯彻老区工作会议的具体办法。刚才感到发窘的县委书记此时也加入了讨论，谈得也具体生动多了，汇报会成了一个活泼的讨论会。 

　　会后，习仲勋同志对我说：“绍芬同志，我是不是越俎代庖了？” 

　　我说：“您今天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对我们非常有教益。”接着，又将县委书记有病住院，刚从赣州赶回来的情况，向他作了说明。 

　　“嗯，是这样！”习仲勋同志说，“我不知道他身体不好，刚才可能批评重了一点，不至于加重他的病吧？请你代为安慰几句，希望他早日把病治好！” 

　　我把这些话转告了那位县委书记，正要赶回医院去的县委书记甚为感动。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在江西老区视察期间，习仲勋去的最多的地方是贫困农民家里。他走村串户，看到房屋简陋、景况不佳的住户，就径直走进他们家里，问寒问暖，和他们促膝谈心。 

　　这天，我们来到了曾经是中央苏区中心县之一的遂川县。这是一个贫困的山区县，尚未脱贫的贫困户和特困户还相当多，复员军人曾宪绂一家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特困户之一。他身患残疾，妻子双目失明，孩子小，家中缺乏劳动力，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那一天习仲勋同志和我们来到他家时，正刮着风，寒风从门窗吹进破旧的小屋，冷气逼人。屋子里空徒四壁，光线昏暗。孩子们衣服破旧。仲勋同志望望已经歪斜的屋梁，残缺不全的墙壁，揭开饭桶盖看看吃的是什么，摸摸床上破旧的被子。 

　　“老乡，”他握住曾宪绂的手说，“你们家的困难我们都看到了。” 

　　“真对不起呀，首长，我坐着和你说话不礼貌，”曾宪绂未能及时站起来，激动得声音发颤。 

　　“首长，您能来看我，我就十分感动了。”这位退伍军人说话依然还有点军人的口吻，他挺起身来恳切地说：“虽然我现在有些困难，但日子还过得去，请首长放心。政府已经批给了救济，我应当体谅国家的困难，搞好生产，自食其力，让生活好起来。” 

　　习仲勋同志转过身来，对大家说：“你们看看，他们当年不怕牺牲，支援革命；现在有困难，还这样体谅政府。我们应该时刻不忘自己应负的责任，尽快把老区建设好！” 

　　他当即指示我们，要专门研究一下如何帮助曾宪绂这样一类特困户发展生产，尽快脱贫。眼下，要立即帮助曾宪绂家把房屋修一修。 

　　在村口，我们又遇到一位包着旧布头巾、衣衫褴褛的老人正低着头，蜷缩着身子默默地坐在墙脚下，来了这么多人，他竟然毫无反应。 

　　“老人家，您的身体还好吗？”习仲勋同志关切地走到老人跟前问。 

　　“好什么，只怕过不了这个冬天啦！”这位赤着脚的老人头也不抬地回答说。 

　　“老人家，这是中央领导来看望老区人民啦！”我快步走到老人跟前说。 

　　老人抬起头，那皱纹密布的脸望着我们。他那昏花的眼里，好似有一丝希望的光芒闪过。 

　　告别老人，习仲勋同志和我们来到县委，立即坐下来研究帮助特困户脱贫的措施和办法。 

　　习仲勋同志根据他一路视察所了解的情况，一再嘱咐我们，要总结经验，找到老区贫困的原因，研究脱贫的办法；要着重检查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实际工作中有些什么问题；一定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根据习仲勋同志的指示，我们和县、乡、村三级干部一起，认真研究如何根据当地特点，扬长避短，采取具体措施帮助特困户尽快摆脱贫困。县乡干部要根据省里的安排，在财力和技术方面给予特困户特殊的支持和照顾。大家集思广益，把遂川县的板鸭、金橘作为启动性项目，实现从孵鸭、养鸭、制作板鸭到生产羽绒服装一条龙，从金橘的种植、保鲜到蜜饯加工一条龙，建立板鸭技术协会、金橘协会等专业协会，指导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 

　　两年后，当我再次来到遂川，又来到习仲勋同志曾经视察过的这个村子时，我看到曾宪绂家的房屋已整修过了，床上添了新被，孩子们身上也穿得干净整齐，一家人喜气洋洋，争着告诉我，这里的干部按照习仲勋同志的叮嘱，帮他们走上脱贫之路。 

　　“上次我们来村里见到的那位老大爷呢？”我问。 

　　“我在这里哪！”在门外，一位老人扬起手来高声说，只见他头上裹的旧头巾没有了，身上穿得与两年前不一样了，脚上也穿着新鞋。“上回来的那位中央首长呢，他身体好吗？请你转告他，我现在日子好些了，还想多活好多年呢，谢谢他啦！也谢书记了！”他精神抖擞，声音里洋溢着喜悦。 

　　后来，我去北京开会，向习仲勋同志汇报了全省老区建设所取得的明显成效，并转达了老区干部和村民们的问候，还特别提到再次见到曾宪绂和那位老人的情景。习仲勋同志还清楚地记得他们，为他们脱贫感到高兴。 

　　“遂川县的情况怎么样？”仲勋同志念念不忘这个山区的贫困县。 

　　“经过几年努力，全县面貌也不一样了。现在是百万板鸭下南洋，金橘蜜饯出国门，许多农户已经脱贫了。”我又简要地向仲勋同志汇报了井冈山、兴国、瑞金、宁冈等地因地制宜，群策群力，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技术，大搞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生活等情况。 

　　仲勋同志连连说：“对了，对了！” 

　　近几年，仲勋同志在南方休养，我借出差之便去看望他，他还一再提起那次愉快的江西老区之行。谈到老区人民当年的革命斗争和如今建设老区的动人事迹，他往往把工作人员和亲属叫到身边来，对他们说：“你们也来听听！你们也来听听！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多好的老区人民啊！”他还说：“你们要多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多了解老区人民的奋斗精神，多了解现在新形势，新变化。原来全国有二亿多人口在贫困线以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老区人民艰苦奋斗，这些年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伟大工程啊！我们要继续发扬井冈山精神和延安精神，为改革开放、为祖国的富强作出新贡献！” 

　　（万绍芬：女，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共江西省原省委书记，现任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 

　　（责任编辑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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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仲勋同志

    炎黄春秋

首页 -> 《炎黄春秋》2002年第8期 《怀念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仲勋同志》  作者：周而复  字体： 【大 中 小】 

　　习仲勋同志于1913年出生于陕西富平县。1926年3月，他13岁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4月转为共产党员。在党领导下参加组织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和部队工作。1930年春天，中共陕西省委派习仲勋到杨虎城部从事兵运工作，开始他长期英勇坚定的革命斗争生涯。1934年11月，习仲勋同志出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为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刘志丹、习仲勋等是陕甘边区创建者。1932年，习仲勋在甘肃两当举行兵变失败后，到耀县金照地区，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正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习仲勋比他小10岁，久仰刘志丹英名，特地前往拜访，自报姓名。刘志丹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我知道你，年龄小，本事不小，念过初中，又种过庄稼，很会做民众工作，见到你很高兴……” 

　　两人一见倾心，携手合作，深入农村，了解民情，和大家一起开创陕甘边区根据地。刘志丹主张，“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三不管的地方，各种势力有矛盾的地方，去建立几个游击区，逐步发展成根据地。在敌人进攻面前，互相配合，牵制敌人，你在这儿打我，我在那儿打你；你去打他，我拖你的腿，分散敌人的兵力，瞅准弱点，伺机消灭敌人……”刘志丹一些正确主张，常被称为“严重右倾”。1935年秋天，“左”倾路线执行者突然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张策、刘景范等逮捕。 

　　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了解陕甘根据地遭受“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许许多多优秀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活埋，还准备活埋刘志丹和习仲勋他们，活埋坑已经挖好。毛主席了解到问题严重、情况危急，果断急切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等待中央处理。”中央派保卫局长接管监狱，把在押的刘志丹、习仲勋等人释放了。习仲勋同志回忆当时的危急形势，十分激动：“毛主席不到陕北，陕甘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了！” 

　　党中央救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的生命，也挽救并保存了陕甘边区。陕甘边区被光荣地称为党中央和工农红军的落脚点，也是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1943年，习仲勋同志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并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我听说他和刘志丹等同志创建陕甘边区，内心十分敬佩。当时我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参加“整风”和“抢救运动”，无缘见到。听说毛主席曾题字“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习予以表彰，我更希望有机会见到他。可是他在绥德，我在延安，分处两地，没有见面的机会。1944年秋周恩来同志调我去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抗战胜利后，我以新华社和《新华日报》特派员的身份，参加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军事小组巡视华北、东北和中原军调小组。以后又被派去香港工作三年左右。上海解放后，组织上分配我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部长由陈毅兼任，副部长为潘汉年。1952年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习仲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做报告。这时，他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调任中宣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主持制定十六字施政方针：“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指导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 

　　当时中央统战部部长是李维汉，副部长有徐冰、廖承志、乌兰夫、于毅夫等，过去在延安、重庆和解放区我都和他们有过往来。各中央局统战部部长、秘书长，在全国统战会议结识，往来较多。习仲勋同志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基本认识、熟悉。会议期间，相互了解各地区统战工作情况和存在问题。 

　　青海省黄河上游两岸，地势险要，林深山高，住着昂拉部落，区内七座喇嘛寺院，几个庄子，约8000余人，实行“政教合一”政治制度，项谦任千户职位。 

　　藏族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区还不了解，项谦更是心存疑虑。青海马步芳残匪发动内乱，平乱之后，漏网叛乱分子，拉拢项谦，怂恿叛乱，出任“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这是藏族部落头人领导叛乱。习仲勋多次指示，如何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重大，而且对于共产党在青海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要求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首先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实行特别宽大政策。……”仲勋同志不是单纯考虑项谦个人问题，而是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出发，团结包括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项谦反反复复，经过十多次的争取。 

　　习仲勋派出包括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在内的人前去劝说，项谦终于回到昂拉，归向人民政府。李维汉部长向毛主席汇报此事经过。毛主席十分赞赏，说：“诸葛亮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我们来个十擒十放。”毛主席见到习仲勋的时候，对他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习仲勋同志对少数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视，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宗教信仰。1954年，班禅大师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时习仲勋同志已从中宣部调任国务院秘书长，受党中央委托和班禅大师联系。仲勋同志开门见山，对班禅说：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我们两个人什么话都可以说。我有错误，你批评；你有错误，我批评。实事求是，坦诚相见。班禅大师听了非常高兴，说，你是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你了解我，你是为我好才这样说，这样做，我很高兴。 

　　仲勋同志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也是实事求是，坦诚相见。为了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结交了许多知心朋友。 

　　1958年初秋，我奉命率领中国杂技艺术团访问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智利，第二年秋天回国前，经陈毅副总理建议，周总理批准，把我从上海市委宣传部调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党组成员，兼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因为我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和上海市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结识各民主党派一些负责人。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解放前，我在香港和上海和他们有过往来。我到北京后，和仲勋同志常有往来，每星期见面二三次。他和民主人士往来，有时约我参加；民主人士宴请周总理、习副总理，也邀请我参加。 

　　仲勋同志一直坚持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个民族、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共同努力。西北解放后，1950年在西安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张治中，彭德怀同志在西安时间不长，不久，中央调他到朝鲜前线抗美援朝，仲勋同志实际负责，对张治中十分尊重，体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是有名无实权，而是使他有职有权。有关西北全区的工作，常常征求他的意见，共同商量，发挥他的才能。1950年和1952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的闭幕词，仲勋同志自己不讲，请张治中副主席讲。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三次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彭真的《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报告》、陈云的《关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报告》等，仲勋同志都请张治中副主席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作传达。 

　　习勋同志和张治中先生在西北合作五年，张对仲勋同志思想水平、政策水平、工作水平之高，甚为钦佩；对习决定大政方针切实果断，为人作风谦虚、谨慎、全面、细致，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实事求是，坦诚待人，张内心折服。 

　　张治中和傅作义都是我作为新华社和《新华日报》特派员，随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军事小组视察华北、东北、西北与中南地区时认识的。仲勋同志在北京饭店等处宴请他们，请我参加；张治中在北戴河欢宴仲勋，我也敬陪末座；傅作义设家宴请仲勋同志，我也被邀请为座上客。仲勋非常关心民主人士，无话不谈，相见以诚，对他们的生活和健康，也无微不至地关怀。傅作义长期患有心脏病。他任水利部长，勤奋负责。仲勋同志关怀他的健康，再三劝他，外出休养一段时期，傅一再婉辞，要亲自抓好水利工作。仲勋同志向周总理汇报，总理也关心他的健康，便要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出面邀请傅作义全家到广东休养。 

　　仲勋同志不仅在国内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广泛联系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而且在他出国访问时，也进行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我和他多年接触，学习很多，受益匪浅。 

　　仲勋同志为革命献身，谦虚严谨，光明磊落，廉洁奉公，不为名利。当他得知中央拟提他任副总理时，立即上书中央，坚辞不就。但中央认为他能够正确掌握党中央政策，才能适合，仍决定提他为副总理。仲勋同志实事求是，坚持讲真话，不讲假话。不怕得罪人，更不怕“引火烧身”，不顾个人安危。康生1937年从苏联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部部长，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任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1943年康生在“整风运动”中，大搞“抢救运动”，所谓“抢救失足者”，对许多老干部、老红军、地下党员、抗日战争发生后去延安的青年等大搞逼、供、信，甚至把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领导的国民党地区的地下党打成“红旗党”等，仲勋同志对此坚决反对并予抵制。解放战争中，康生下去参加土改，推行“左”的路线，仲勋同志拟出新区的土改正确路线，反对“左”的路线，报告党中央。中央同意这个报告所采取的各项方针，并将这个报告印发各中央局、分局和前委。康生“左”的路线终于受到抵制和改正。康生早就怀恨在心，憎恨习仲勋。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夕，康生听说刘景范的妻子李建彤（刘志丹的弟媳）写了《刘志丹》小说，有人看了送审样书，表示不同的意见，不赞成出版。康生并没有看过送审样书，却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有政治倾向性的。”当时，毛主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康生便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写了一张条子给毛主席：“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因此“利用《刘志丹》小说反党”就变为“最高指示”，株连到曾和刘志丹等共同创建陕北根据地并曾看过《刘志丹》小说一部分原稿的习仲勋，被指责为《刘志丹》小说的主持人和幕后策划者，定为“反党野心家”。十中全会成立以康生为首的“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作者李建彤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被指控为小说主持人和幕后策划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被指责为“反党野心家”，停职检查，进行“反省”。1965年，组织上安排他去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仲勋同志认为这是他向工人学习的机会。1969年1月3日深夜，“文化大革命”中兴起的红卫兵，闯进仲勋的宿舍，把他强行带走，并在西北大学开会批斗习仲勋。仲勋同志不畏权势，不怕气势汹汹的红卫兵压力，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说明《刘志丹》小说里没有反党内容。他还说刘景范、贾拓夫他们也没有反党言行……红卫兵哪里容忍仲勋同志毫不畏惧，坦诚表明，继续对他长期残酷批斗。仲勋同志毫不低头，并且给毛主席写信说：“文化大革命”斗老干部比我们当年斗地主老财还厉害，再这样发展下去，局面将不可收拾。他被日夜批斗，身体支持不住，便写信给周总理。周总理对他采取特殊措施保护，下令将习仲勋送陕西省军区监护，以后用飞机接回北京，让卫戍区实行监护审查。 

　　仲勋同志囚居斗室，坚持锻练身体，深信错案一定平反，继续革命到底。他在斗室里每天步行两万步，前进从1数到9999步，再从9999步退回数到1步，每天如此前进后退，从不间断。 

　　1974年12月21日，毛主席对《刘志丹》一案做了指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康生一伙阳奉阴违，并不执行，拖了将近五个月时间，才向习仲勋宣布：是“人民内部矛盾，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即习仲勋犯有严重错误”。——就是写《刘志丹》是反党性质的错误。习仲勋不同意这一结论，明确表示：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还反对。专案组人员面对习仲勋像高山一样决不动摇的决心，无可奈何。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反革命“四人帮”。康生早在1975年12月16日因癌症逝世。人死了也逃不出法网恢恢，窃居第十届党中央副主席的康生，以一贯极左面目出现，搞阴谋诡计，与林彪、江青勾结，直接参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罪行已被揭露，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这是坏人应有的可耻下场。 

　　满天阴霾消逝，灿烂的阳光普照祖国大地。1977年8月24日，习仲勋致信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和党中央，表示接受党中央的审查，听从中央安排，在有生之年为党做些工作。同时申诉自己的意见，希望尽快查清，恢复组织生活。经中央组织部审核对《刘志丹》小说所谓反党问题，作出公正结论，习仲勋冤案终于得到全部平反。 

　　1978年2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我作为特邀委员出席，去看望李维汉同志，他正在看报，笑着对我说：“而复同志，你看看这张解放报。”他在看的是《人民日报》并不是《解放日报》，他见我露出诧异神情，便说，你看看上面名字就懂了。原来委员名单中，大都是党、政、军和文化界被反革命“四人帮”打倒的人，一旦全国政协委员登在报上等于解放了。名单中有习仲勋。我16年没有见到他，现在忽然见到，惊喜异常，望着他生气勃勃，喜笑颜开，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紧握着他的手，内心十分高兴，《刘志丹》一案终于真相大白了。他知道我写的《上海的早晨》被“四人帮”诬陷为大毒草，现在平反了，他鼓励我努力工作，继续写作，把丧失的十年时间用加倍努力补偿回来，并希望我有时间到广东看看。 

　　当时仲勋同志已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78年他到广东就职，深入各地，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处理问题，既积极又冷静，敢于大刀阔斧，又谨慎从事。1979年4月下旬，仲勋同志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提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该根据省的特点来搞。要求中央给予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出口特区。以后，仲勋又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表示同意，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闯出一条新路来。”6月1日，仲勋同志在广东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讲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时说：“谷牧同志带领工作组和省委共同起草方案报中央，待中央批准后开始执行。……”1979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取得经验后，并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仲勋同志约我去广东看看，安排我住在广州小岛，他和杨尚昆同志（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也住在小岛上，朝夕相见。他拼命工作，不论昼夜，曾亲自视察26个县市，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解决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创建特区，“广东先走一步”，经党中央批准，他便日日夜夜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工作。他以加倍努力革命工作，补偿和挽回丧失16年的宝贵时间。我有机会常去深圳，见深圳日新月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工业、科技、进出口贸易发展很快，俨然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城市，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59年冬我访问巴西，舆论公认圣保罗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现在看来，深圳发展速度超过了圣保罗。 

　　仲勋同志晚年因病长期在深圳休养，我因事常去深圳看望，他病中也关怀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2002年5月中旬，仲勋同志因病来京住305医院，我去探视，为防止感染，只能隔着玻璃窗户相见。他看到我，蠕动着嘴，仿佛有话要讲。5月25日再去探视，他已跨鹤西去，紧闭着嘴，再也不能说话了。我向遗体默哀三鞠躬，含泪走出病房。 

　　仲勋同志革命一生，坎坷一生，坚持真理，坚贞不屈，不惧权威，敢讲真话，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善于创新，建议并经中央批准在广东深圳成立特区，先行一步，为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毕生的力量。他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却留在人间，永垂不朽！ 

　　（200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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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仲勋临终前向万里掏心窝

    1990年习仲勋退休，10月9日他定居深圳，直到2002年临终前一个月才回到北京治疗，于5月24日去世。

    万里说：习仲勋在深圳住的时候，「有一次我去看他，谈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经历，他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他有一大欣慰，两大遗憾。欣慰的是，他亲手推动的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一个遗憾的是，没有能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冤案平反，另一个遗憾的是没有推动党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他的话不多，说完了，我们俩只是相对无语。」

    万里说：习仲勋「前几年已经故去了，他的夙愿还依然是个夙愿。这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向历史交代？」

    习仲勋的第一个遗憾是没能为高岗平反，另一个遗憾是党的不容忍政策打击的面儿太宽了，最高级别的受害者包括胡耀邦和赵紫阳，也包括习仲勋自己。

    习仲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坚持真理不说假话」。这与中共的党性正好背道而驰，但是他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和党从来都没有一致过，也就是说他不知道党是什么。

    1981年3月，在胡耀邦的努力下，16年失去自由和工作机会的习仲勋参与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为胡耀邦被迫辞职鸣不平

    1980年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1986年总书记胡耀邦发表讲话要求「中央委员会成员一到60岁就退休，那些已经超过80岁的老同志更应该往下退了」，招致邓小平和众大佬恼怒。

    曾任胡耀邦秘书的林牧在《习仲勋披露胡耀邦下台前后政治内幕》一文中披露，1987年元旦夜，在邓小平家里，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穷等中共元老，在紧锣密鼓的策划一场宫廷政变。只隔一天，胡耀邦被通知参加中南海小会议厅开所谓生活会。会议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

    在连续几天的「生活会」上，与会大佬轮流批判胡耀邦。当时斗争胡耀邦最狠的是他施恩最多的两个人，一个是会议主持人、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另一个是自己一手提拔的「接班人」王兆国。

    薄一波在文革中被打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胡耀邦亲自为他平反，并安排了工作。据透露，当时连邓小平都吃惊的问：薄一波的61人叛徒案子你都敢翻？！可见胡耀邦是顶着怎样的压力帮助薄一波的。没有胡耀邦的安排，薄一波还在监狱里蹲着呢。

    1979年薄一波出狱，并在当年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从阶下囚变成中共权贵人物。他的孩子也从「狗崽子」变成了太子党。

    王兆国则是从一九八二年起从第二汽车制造厂副厂长的副处级位置上不到三年就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最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胡耀邦，就不会有王兆国的今天。

    所以，胡耀邦去世时，其家人不让忘恩负义的薄一波和落井下石的王兆国参加葬礼。

    对于胡耀邦辛苦下基层了解民众疾苦，薄一波竟然血口喷人，说：「胡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二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历史上几位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能跑的最高记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逛景，哗众取宠。」

    首次被通知参加生活会的习仲勋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忍无可忍的跳起来，指着薄一波等人说：「天啊！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他拍着桌子怒吼道：「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胡耀邦急忙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结果，没经过中共中央全会就完成了总书记的「辞职」程式。

    会后别人都走了，胡耀邦还愣愣的坐在那里，当有人提醒他该回家的时候，胡耀邦毫不掩饰的大哭，说最心痛的是薄一波和王兆国这两个人的恩将仇报，而不是失去总书记职位。

    胡耀邦1987年下台前曾被批7天半。胡耀邦在所谓的生活会上突然遭到中共众元老逼宫，但当时只有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习仲勋一人仗义执言，他支持胡耀邦、怒斥薄一波，并斥责元老们用文革手段逼胡耀邦下台是不正常的。

    据《习仲勋传》作者贾巨川透露，为考证这段历史，他曾要求看当时的会议纪录，但被拒绝了，说是高层绝密，因此他在传记中没敢写这个精彩过程，但他相信习仲勋一定是支持和同情胡耀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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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与习仲勋的恩怨情仇

发布时间：2014-10-15 21:09 来源：www.mingjingzhoukan.com 点击： 2901 次 字体： 大  |  中  |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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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与习仲勋的恩怨故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12月，胡耀邦冒着极大政治压力，使中共中央为薄一波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1979年3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任命他再次为国务院副总理。他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

薄一波与习仲勋的恩怨故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12月，胡耀邦冒着极大政治压力，使中共中央为薄一波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1979年3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任命他再次为国务院副总理。他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支持者。1980年，他在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回顾》的报告，随后兼任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并着手组建大型国有公司以提高中国工业生产效率与产权负责制，其中包括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等。1982年5月，薄一波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重新调整计划与市场、发展速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决定设立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薄一波当选为中顾委常务副主任，负责主持废除当时普遍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并建立和实行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推进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1987年1月10日，薄一波在党中央一级的党的生活会议上对胡耀邦进行“严肃的批评”，最后胡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86年年底至1987年初，中国各地爆发大规模学生运动，武汉、深圳、昆明、广州、天津等17个大中城市，爆发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中共元老将运动的爆发，归咎自由化知识份子煽动，以及胡耀邦的姑息。其实，当上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根据邓小平在1980年就提出过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1986年发表要求“中央委员会成员一到60岁就退休，那些已经超过80岁的老同志更应该往下退了”的讲话，招致邓小平和中共众元老的忌恨。曾任胡耀邦助手的林牧，在《习仲勋披露胡耀邦下台前后政治内幕》一文中披露，1987年元旦夜，在邓小平家里，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穷等中共元老，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一场宫廷政变。只隔一天，胡耀邦被通知参加中南海小会议厅开所谓生活会。会议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他一开始就要求胡作深刻检讨。在连续几天的“生活会”上，这些中共元老轮流批判胡耀邦。其中，薄一波说：“胡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二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上几位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能跑的最高记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逛景，哗众取宠。”宋任穷则说：“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胡耀邦对待邓小平的态度。”

　　首次被通知参加生活会的习仲勋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忍无可忍的跳起来，拍着桌子，指着薄一波、彭真、王震说：“天啊！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他拍着桌子怒吼道：“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胡耀邦急忙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在解决胡耀邦问题的“党内生活会”上，一众元老和一些年轻些的高级领导人轮流着批评胡耀邦，没经过中共全会就完成了辞职程式。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2012年第5期《炎黄春秋》披露，胡耀邦1987年下台前曾被批7天半。胡耀邦在所谓的生活会上突然遭到中共众元老逼宫，但当时只有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一人仗义执言，支持胡耀邦，斥责元老们用文革手段逼胡耀邦下台是不正常的，习仲勋当时曾指着薄一波怒斥。

　　由于此事，胡耀邦1989年逝世后，他的家人不让“恩将仇报”的薄一波出席他的官方追悼会。1987年11月，再度连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9年六四事件前夕，5月6日，薄一波向邓小平提出：“就目前形势恶化发展，不能再等了，要采取果断措施，恢复社会秩序。”5月18日薄一波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议对北京实施戒严。

　　而习仲勋同情民主诉求、强烈反对出兵镇压学生；之后，明确表示同情赵紫阳的遭遇，之后长期住在广东深圳。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寿88岁。他被官方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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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09-17，《人民日报》

科教兴粤数广州

第5版(国庆专版)

专栏：

　　科教兴粤数广州

　　广州，岭南历史文化名城，广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革命的策源地。

　　致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和雄厚的经济、科技、教育、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把广州建设成为华南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科技信息中心以及高新技术成果工程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基地和中心。这是广州市委、市政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的战略措施。

　　1998年，广州市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5％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330亿元，“科教兴穗”已经开始收获沉甸甸的成果。

　　解放前，广州几乎没有独立的科研机构。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的科教事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5年以来，广州先后建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和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四个国家级开发区，成为广州引进和开发高新技术的重要窗口。今年8月，广州市长林树森提出，广州的高新技术产业要像城市建设一样，“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面对跨世纪、超国界的竞争，广州市委、市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文件，要求对高新技术产业投入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对高新技术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要给予大力支持，并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为广招人才，广州明确宣布对科技人才不设防。去年年底，首届中国（广州）留学人员科技交流会在广州举行。今年年底，教育部、科技部、人事部和广州市政府将举办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广州市政府决心把科技交流会一年一年办下去，逐步办成具有全国性的、最具影响力的“智力广交会”。（徐桂林）

    1999-09-17，《人民日报》

敢为天下先

第5版(国庆专版)

专栏：

　　敢为天下先

　　“杀出一条血路来！”

　　20年来，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广东人，牢记邓小平同志的嘱托，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大胆实践，勇于探索，义无返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率先创立经济特区。1979年，广东省委正式提出试办出口特区，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许和支持，“特区之舟”自此起航；

　　——率先改革流通体制。1979年，广东在广州试点，以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开启了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大幕；

　　——率先引进外资。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中国大酒店”的问世，引发了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

　　——率先试行“三来一补”加工贸易方式。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诞生地东莞，成为闻名遐迩的“三来一补”之都；

　　——率先改革投资体制。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实施“以路养路，以桥养桥，以电养电，以水养水”，“谁投资，谁受益”，突破了计划经济投资体制的樊篱；

　　——率先改革金融体制，创立股票市场，创造了多项新中国的股市之最：“深宝安”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发行股票的公司，“粤美的”是全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等；

　　——率先尝试国有土地有偿使用。1987年12月1日，深圳市敲响我国公开拍卖土地第一槌；

　　——率先建立劳动力市场。最早形成以职业介绍、就业培训、失业保障和劳动服务企业为主要内容的就业服务体系，是我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小的省份之一；

　　——率先尝试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顺德、深圳、肇庆产权制度改革的成功，推动了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

　　——率先试行科技投资体制改革。深圳是我国第一个风险投资试点城市，此举必将催生高新技术主流经济的到来；

　　——率先进行所有制改革。在全国最早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共荣的新格局；

　　——率先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推动了市场取向的改革；

　　——率先重奖科技人员，给知识和人才一个价值认同；

　　——大胆“拿来”，善于学习借鉴现代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取天下之长为我所用。

　　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敢为人先的精神已凝聚为岭南文化的精髓。（刘霄）

    1999-09-17，《人民日报》

小资料

第5版(国庆专版)

专栏：

　　小资料

　　外向带动，是广东经济超常发展的命脉所在，也是广东经济的特色所在。

　　改革开放20年来，广东多项重要外向型经济指标稳居全国首位：

　　广东累计外贸出口4253．77亿美元，出口额连续13年位居全国之首，占全国出口总额的四成强；

　　广东累计实际利用外资962亿美元，多年稳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总数的1／3；

　　广东登记在册的“三资”企业近6万家，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总数的1／3；“三来一补”企业是广东的“得意之笔”，达3万多家，居全国首位；

　　广东对外口岸从零发展到210多个，居全国首位；

　　广东与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长期经贸关系，成为当今世界对外贸易最发达、国际资本流入最集中和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外向带动这股巨力，使广东的面貌发生了巨变。全省建设资金的40％来源于外资，40％的工农业产品在国际市场实现价值，30％的税收取自涉外企业，全省800万人在“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工作，世界排名500强的跨国公司有300多家进入广东，带动全省产业水平的全面迅速提升，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肖雨 晓茂）

    1999-09-17，《人民日报》

增创新优势 更上一层楼

第5版(国庆专版)

专栏：

　　增创新优势 更上一层楼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李长春

　　广东北倚南岭，南濒南海，山川秀丽，人杰地灵，是祖国的南大门。古代的广东，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开化较晚，曾被称为“蛮夷之地”。近代以来，广东多次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行者，是中国民族工业的萌芽地之一。但是，由于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入侵，广东的发展长期受到遏制。新中国成立前夕，广东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经济文化十分落后。

　　1949年10月广东解放，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广东人民当家作主，满怀豪情，奋发图强，艰苦创业，开创了经济社会发展新天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广东承担起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历史重任，荜路蓝缕，历经艰辛，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贡献。短短20年，广东一跃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目前，广东的经济总量约占全国1／10，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实际利用外资、外贸出口、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第三产业增加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多项重要经济指标均居全国首位。精神文明建设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教育、科学、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稳步推进，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一个初步繁荣、富裕、文明的广东正在祖国南方崛起！

　　50年的成就是巨大的，值得我们引以为豪。50年的经验更是丰富的，是启发、推动我们继续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

　　广东50年建设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立国之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走向振兴发展；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大胆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特别是发达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优秀成果，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充满勃勃生机和无限活力；党的领导是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的保证。广东的实践充分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有能力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完全有能力领导人民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广东50年建设经验还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必须坚持“两手抓”方针，在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创新，积极开拓进取，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世纪之交，广东的改革与发展正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机遇和挑战。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机遇催人，稍纵即逝。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和江总书记“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指示，广东正在掀起新的思想解放和现代化建设热潮。我们将进一步树立干大事业、求大发展和知难而进、励精图治、力争上游的新精神；将继续大力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突出抓好“外向带动”、“科教兴粤”和“可持续发展”三大战略，努力增创体制、产业、开放和科技四大优势；将切实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党的建设，力求交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份答卷。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完成邓小平同志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的重托，不辜负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殷切期望，在新的世纪里，继往开来，奋起开拓，再创辉煌，把广东的各项事业推上新台阶，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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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岁的周有光就住在我家北边的“拐棒胡同”，同属一个朝阳门街道。虽然没有说过话，十几年前却总是在我们演乐胡同的农贸市场上碰到。就这么一个挺平常挺平常的小老头，谁也不会想到他会是“中国汉语拼音之父”。

为了实现“全面开创新局面”的目的，就要进行全面改革。为此，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耀邦批评了农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要改革，经济部门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门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强调指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在这个报告中，耀邦首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於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这就是人们今天已经熟知的三个有利於的最初版本。1

在这个报告中，耀邦首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於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这就是人们今天已经熟知的“三个有利於”的最初版本。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讲到的“三个有利於”，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是，基本思想在耀邦1983年1月的讲话中已经定型了。　　假如耀邦的上述讲话能够公开发表，并且付诸实行，不仅当时的城市体制改革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而且，政治体制改革，文化教育体制改革也将不失时机的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後来畸形的经济改革所造成的许多社会问题就可以避免或大大减少，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就可以少走弯路，大大提前。

　　《周有光闲谈过往》，学界掌故，个人经历，无所不谈，颇为有趣。如他说：“网上有人写文章骂我，我看了，骂我的文章我最喜欢看，好玩得很。讲得对我就改 正，讲得不对我笑笑就完了。譬如我说“世界观没有阶级性，说世界观有阶级性是错误的”，有人就写文章骂我了：“社会有阶级，人当然是有阶级性，世界观当然 有阶级 性。我觉得他的话不对，不理他就算了，我不跟他辩论，很好对付的。”这使我想起1949年 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工作时，学校请薄一波来作报告，我在台上作记录。有一学员递条子，问他“石头有没有阶级性？”。他伸手把脸一抹，说：“石头当然有阶级 性，给资产阶级盖房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给无产阶级盖房子是为无产阶级服务，怎么没有阶级性！”我当时对薄一波虽然非常尊敬，但对这个说法却有点不以为 然。

　　这也算得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水平高，以此类推：奴隶替奴隶主劳动，所以也算奴隶主阶级。做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薄一波的确缺乏逻辑学的训练，大脑里充斥着各式各样极左思潮。由这些人指挥经济，报应，倒霉透了，中国人民的日子好过不了。

　　1978年邓胡赵的改革开放，其本质上就是告别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告别了薄一波们老一代“石头当然有阶级性”的极左思潮歪理邪说。不抛弃这些陈腐，中国人民就永远摆脱不了毛泽东时代饥寒交迫的生活。

　　如果邓小平他人家健在，借丫八个胆薄熙来也不敢搞什么“唱红打黑”。其实，所谓“唱红打黑”就是他老爹薄一波那块有阶级性的石头。一脉相承，同出一窝，一有机会就会兴风作浪，破坏改革开放，复辟专制文革。

　　昨天，王海曝料长安街上的标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本博秦全耀当即留言：王海打假好眼力，莫非标语有假冒。后经证实属实，显然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不要阶级斗争的革命传承，要依法治国人人平等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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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远平回忆父亲往事：参与完成党的两大历史使命

    【父亲往事——忆我的父亲习仲勋】

     新华网-时政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11/c_117661074.htm】

发稿时间：2013-10-11 08:33: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网

    【http://news.youth.cn/gn/201310/t20131011_4005709.htm】

    199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习仲勋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

    习仲勋同志与儿子习远平合影。

    1958年9月6日，习仲勋同志在陕西蒲城县尧山中学。

　　父亲走了11年了。今年10月15日，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

　　作为他最小的儿子，站在他的墓前，对着他的雕像，我想说些什么呢？我能说些什么呢？他老人家走过的这百年，是中国扭转乾坤、翻覆天地的百年。这百年的中国历史太丰富了，他的人生历程也太丰富了，我看不尽，听不够，也享用不完。我只能在我的思念中寻找，寻找他老人家在我一生中留下最深烙印的东西。

　　少儿时，父亲就教育我们说：对人，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他还不止一次写给孩子们：“雪中送炭惟吾愿。”“雪中送炭”的待人情怀不但贯穿了他自己的一生，也从小给我们子女树立了一生待人的准则。纵观父亲一生，在党内生活非正常期间，历经冤屈、坎坷、磨难，却从来无怨无悔、顾全大局，一生都在“雪中送炭”。该谦让的，他谦让了；该忍耐的，他忍耐了；该承担的，他承担了；该挺身而出时，他都挺身而出了。他由衷地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人所共知，在党成长的漫长岁月中，无论是在“左”的或“右”的错误发生时，“没整过人”，就是在人一生最艰难的时刻帮了人。在那些蒙冤岁月里，父亲对污蔑不实的所谓“问题”，能揽过来的就坚决揽过来，宁可一个人承担责任，也绝不牵连他人。他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许多人听了这话落泪。“没整过人”应该是他老人家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雪中送炭”的事情。

　　小学课本里有一篇《孔融让梨》的故事，一字一句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父亲从小对我——他这个小儿子的特别家训。父亲不止一次拿着课本，给我念这一课，拉住我的手，给我讲这一课。谦让，是父亲教给我最重要的人生课程之一。在家，谦让父母，谦让兄弟姐妹；在外，谦让长辈，谦让同学同事；谦让荣誉、谦让利益、谦让值得谦让的一切。谦让，既意味着自己对个人荣誉、利益、所得的放弃，也意味着自我人格的升华。我感谢父亲，走入社会以后，我终于明白，父亲让我从小养就的谦让习惯，在面临复杂社会关系，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家庭与国家利益时，获益良多。不仅使复杂关系、棘手难题的处理容易获得公平、公正的结果，同时容易赢得群众的普遍认同和普遍尊重。

【原标题:父亲往事】

习远平回忆父亲往事：参与完成党的两大历史使命

发稿时间：2013-10-11 08:33: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网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了不起的英雄。13岁上初中时，父亲就因参加进步活动，进了国民党陕西省监狱。1962年，他因小说《刘志丹》遭遇康生诬陷，蒙受不白之冤16年，其中“文革”冤狱7年半。“文革”期间，家人包括我们这些孩子无法探望他。当时，社会上传说很多：有说他提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马克思了；有说他一次批斗以后重病而死了；还有说他自杀了，或失踪了，众说纷纭，杳无音信。我们一家人心上阴云笼罩：父亲可能早已走了，早已不在人世了。

　　直到1972年，我们一家人利用春节千辛万苦聚首北京，打听到罗瑞卿伯伯的孩子们通过给周总理写信的方式与罗伯伯重逢相见，全家人才重又燃起希望，一起商量说：我们也给周总理写信。给总理的信发出时间不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人了，其中两位还是父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候的老人。来人传达总理的批示说：你们的父亲还健在，不久会安排与家人见面。我们既兴奋又激动，相约见到父亲时，谁都不许哭，不让父亲担心。

　　1962年，父亲蒙冤时，我才6岁，离开父亲时，我才9岁。在我心里，父亲早已是一个遥远的、可思而不可见的梦。梦里的父亲一头乌发、身材伟岸，既威严又慈祥，可当他一旦走近，我扑过去要抱住他时，他却消失了。7年后，得知他还在人世，我悲喜交集，见父亲的前夜，竟一夜无眠，浮想联翩：父亲的形象一次又一次被我重新描摹，父亲见我的第一句话一次又一次被我反复猜测……

　　见到父亲时，我震撼了。父亲与我幼小心灵中的父亲形象已截然不同：一头乌发已然不见，瘦了，苍老了，两鬓斑白。他凝视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谁都没想到，父亲与全家人相互打量着，见到我时，他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听到他这样问我，大家都哭了，父亲的泪水也夺眶而出。他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我高兴！这是我高兴的眼泪！”唐朝诗人贺知章有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7年生离，我识父而父不识我，真是彻底颠覆了诗人的语境。一家人最大的欣慰是父亲依然健在。与父亲团聚，长相厮守，是此刻全家人唯一的期盼。一家人感到最振奋的是：虽然岁月无情，但父亲依然是一派壮心不已的气概，我们放心了。

　　只是，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疑团：这么多年，没人探望，没人说话，远离亲人，与世隔绝，“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听他慢慢谈起往事，我们才知道，对父亲那些沉重岁月的表述，用“熬过来”这个说法是个天大的谬误。

　　身在冤狱，父亲对人民、对党的信念没有过丝毫动摇，他一直准备着为亲爱的人民、敬爱的党继续工作。他说，马克思的晚年，不是背诵拉丁文的诗歌，来保持敏锐的思想和记忆吗？没人说话，我就对自己说话！他开始背诵《矛盾论》、背诵《实践论》、背诵“老三篇”，不但磨砺思想，也磨砺语言。慢慢地背诵如流，昼夜不舍，晨昏无辍，本应度日如年的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悄悄流走了。

　　为了保持一个好身体，父亲坚持了长年锻炼，把枯燥的身体锻炼做成了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做一日两次的斗室转圈，先迈步正着转圈，从1数到10000，然后退步倒着转圈，从10000倒数到1；接着，他用肩膀撞墙，用后背撞墙，用拳、用掌击打全身；最后，仰面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仰面躺着，是当时监管方要求的睡觉姿势。监管方固执地认为，侧身睡不易观察到自杀行为，坚持要求被监管人仰面睡。为了这个“奇葩”规定，父亲仰睡了多年，上千个日夜，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我想，父亲的身体锻炼中奇特地增加了“仰卧起坐”的情节，肯定是为了对这个“奇葩”规定“以毒攻毒”。

　　还是为了有可以持续作战的身体，父亲对自己多年抽烟的习惯也实行了“严格管制”。他原来每天要抽两包烟，逐步减少到每天只抽一支烟。早饭后，点燃烟，只抽上一口就掐灭；吃完午饭，点燃再抽，这次，抽到一支烟的一半，又掐灭，放在一边；晚饭结束，才是他真正享受抽烟愉悦的时间：这次点燃烟后，可以抽完余下的半支烟，直抽到手指掐捏不住烟卷的时候。

　　沉冤得雪的父亲回到战友们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小平和叶帅当时就愣住了，叶帅说：仲勋同志，你16年备受磨难，身体竟然还这么好？！毫无疑问，父亲在逆境中长年砥砺的敏捷思维和健康体魄，对他后来主政广东，大胆施行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及至年齿渐长，阅世日深，我对父亲蒙冤人生中锲而不舍的身心砥砺有了更深的理解。16年蒙冤，父亲为什么能够天天如一地无畏面对，是因为在他心里，人民至上，党至上，为党和人民而战斗、奋斗，是他心里的无上快乐。“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16个字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顺境如此，逆境亦如此。在这样无私的精神世界里，个人荣辱得失毫无位置。无私方能无畏，父亲蒙冤生涯中的无畏，正是源自他的无私。

　　父亲一生，参与完成了党的两大历史使命：一个，是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了众所周知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而另一个，则是在邓小平、叶剑英的亲自支持、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创建了广东经济特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红军抗日的出发地；而经济特区的创建“杀出一条血路”，对此后中国的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起到了“先行一步”的引领作用。参与完成这两大历史使命，父亲都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没有无私无畏的政治胸襟，这两大使命的完成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广东经济特区的建立，我亲历其时其事，有一点集体记忆中的个人补充。改革开放至今35年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老经济特区日新月异，带动浦东、前海、横琴、南沙、上海自贸区等一批新的经济特区成批崛起。父亲要是还在，看到他在中央支持下亲身参与决策、参与实施的特区建设事业发展得这么快，他该多么欣慰啊！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你父亲甫一复出，临危受命，主政广东，《光明日报》第一天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广东媒体第二天就全文转载，并在全省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久，又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放权，要广东的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他的政治灵感是从哪里来的？我总是从不犹疑地回答说：“无私无畏！”

　　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政治禁区比比皆是，冲破禁区的政治勇气首先来自无私无畏的政治胸襟。要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实实在在“杀出一条血路来”，没有无视安危、不怕犯错、责无旁贷、义无反顾的无私无畏精神，就不敢大胆颠覆禁锢思想的政治教条，也无法提出任何新观念、新政策、新办法，去面对和解决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如我父亲者，当时有一大批老同志，由于无私无畏，变得有识有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复出履新后的历史贡献。

　　1978年，我已考入洛阳外国语学院。因为是部队院校，管理甚严，暑假只有7天假期，我匆匆去广东探望父亲。没想到一见面，父亲就给我出了题目，要我陪妈妈到深圳去，一路多看看，了解第一手资料，要大胆谈看法——一个年轻大学生的看法。沿途，我看到地里干活儿的几乎都是妇女，当家男人多数跑了，逃港了。我看到被抓的浑身湿漉漉的偷渡者，被铐着，武警牵狗押送着，因为当时偷渡是“敌我矛盾”。我看到深港两地的白昼：深圳这边，沉寂渔村，香港那边，繁华闹市；而两边的夜景，深圳这边，渔火昏暗，香港那边，灯光辉煌。强烈的反差，让我有了强烈的诉说冲动，父亲鼓励年轻大学生说看法，我是“匹夫有责”。

　　我回到父亲身边时，带去了所见所闻。我说，明摆着，这边贫穷，那边富裕，谁不向往美好生活呢？这边姓“社”，那边姓“资”，老一辈革命一生，要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还不如500多万人的香港呢！这类议论，也是当时社会上的私下话题。父亲听着，记着，沉思着。

　　后来我慢慢知道，父亲为了了解第一手资料，不仅跑遍了广东的23个市、县，还与秘书经常悄悄上街买菜，碰见谁，不管认识与否，就家长里短地与人聊天，多方面了解了广东当时的穷困：5500万人，1000万人吃不饱，“鱼米之乡”的老百姓几乎既没鱼吃也没米吃；粤北的主食是红薯，而吃的主菜是空心菜。这可不是今天我们吃的又细又嫩的空心菜，那时的空心菜，又粗又长，产量很高，却难以下咽，号称“无缝钢管”。同时，他也了解了“逃港潮”的一时泛滥，不只是沿海人觉悟出了问题，更是我们的经济出了问题。父亲希望从不同方面得到最真实情况的印证，以形成自己的政治思考、政治决策。我探望父亲的假期之行，恰好被他抓了一个“飞差”。

　　今天，特区已经发展变化得认不出来原来的模样了。谁能想到，今天深圳第一家上市酒店深圳新都大酒店，当年只是贵州生猪出口基地；而处于更中心位置的深圳五星级阳光大酒店，当年则是湖南生猪出口基地。今天，“那边”，香港人络绎不绝迁居深圳，在深圳安家落户；而“这边”，美丽富足的深圳令民众乐居，“逃港潮”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当时，许多优秀企业家参与了改革，一批国有企业、股份企业、民营企业，现在都已成为享誉世界的企业航母。父亲的百年诞辰，他们纷纷表达哀思之情，共同的心声是：广东的先行改革开放，使他们和他们领导的企业提前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而改革开放的红利也给南粤大地带来巨变，无数年轻人享受了伴随巨变而至的稳定工作和舒适生活。我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面含微笑，注视着这一切。父亲当年实施广东先行开放的壮举，遭受过多少无形的政治压力，经历了怎样艰难的政治选择，父亲没有说过，我们亦无从猜测。但有一条是肯定的：父亲内心的使命感来自人民，人民的追求就是对父亲的命令，父亲只是又一次听从了人民的召唤而已。

　　父亲是农民的儿子，人民是父亲的根。50周年国庆大典，父亲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焰火十分壮观。当璀璨的光彩一次次照亮父亲面庞时，陪同的领导同志说：“江山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打下来的！”父亲感慨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父亲一生，始终对得起毛主席给他的评价：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父亲对人民的那个亲，人民对父亲的那个好，我有特别的记忆——

    【原标题:父亲往事】

    习远平回忆父亲往事：参与完成党的两大历史使命

    发稿时间：2013-10-11 08:33: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网

　　1975年，父亲虽然“解放”了，但还没有结论，在洛阳耐火材料厂“休息”。组织上安排了一套三室的房子给我家，在工人宿舍区。当时，家里热闹，不断人，“谈笑有乡邻，往来皆百姓”。工人们常来串门，谁家来客，我家里准多一份好吃的；我家里有了伙食改善，也短不了端给左邻右舍。至于厂里热气腾腾的大澡堂子，工人们喧哗嬉闹的声浪，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场景。当时，父亲有了一个泡澡的“癖好”：每天早晨9点，大澡堂子刚换上新水，他就下水泡着；只要我在他身边，就招呼我一起泡。一块儿泡着的，还有下夜班的几十个工人。我至今记得，父亲那时是最快活的：额上挂满汗珠和水雾，身子泡得红红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心底的笑，大声与工友们说着工厂的事、家庭的事，还有国家的事。现在，改属中钢集团的洛阳耐火材料厂旧址还在，印象中，大澡堂子还热气腾腾地开着呢！回想起来，父亲的泡澡“癖好”其实是与人民“泡”在一起的“癖好”，是与人民坦诚相见、交流无碍的“癖好”。

　　我能感觉到：父亲鼓励、敦促乃至命令他的孩子们走近人民、与人民不离不弃、与人民同甘共苦，似乎是他内心本能的呼唤。无论什么时候，孩子们只要与最底层人民贴近了，他就特别高兴。记得父亲在洛阳耐火材料厂时，我19岁，在北京服务机械厂当工人，先当翻砂工，后来改变工种当车工。当车工时，起先干16车床，后来“进步”了，干18车床、20车床，直至干30车床。30车床加工大部件，走刀时间稍长，走刀间隙，师徒俩够时间互相点颗烟。记得我节假日回到洛阳看父亲，很得意于自己的“进步”，告诉父亲说，终于干上30车床啦，我可以不那么累啦！父亲沉默半晌，语重心长地说：我看你去干翻砂工更好，在最脏最累的岗位上，才能与工人的心贴得更紧，知道幸福来之不易！

　　父亲的话，对我影响至深：当工人4年，一天没敢懈怠。师傅见我干活踏实，可每天只吃一盒白饭、一勺猪油、一撮盐加白菜，就常常把卷着大葱猪头肉的烙饼塞在我饭盒里。那4年，我几乎每年都评上先进生产者、师徒模范，至今，妈妈还珍藏着已发黄的当年的奖状。

　　为了让我这个小儿子离人民近些、再近些，父亲还对我提出很严苛的要求：1975年秋天，我和哥哥都回到洛阳看望父亲，待了没几天，父亲就撵我，说：“远平啊，让你哥带着，去他插队的梁家河看看吧。你当了工人，工资虽然低，比起你哥呆的地方，可幸福多了，陕北农村才是最苦的！顺路，去你大姑那儿看看，别忘了大姑一天一碗羊奶的情意！”大姑是父亲的亲妹 。1968年，哥哥15岁，因父亲问题的牵连，被有关部门多次关押审查，出来时，身体非常虚弱，全身都是虱子。哥哥到关中富平老家大姑家里休息很长时间，大姑一天一碗鲜羊奶喂着，他才慢慢调养好。

　　我和哥哥先到了富平县城关镇大姑家，我至今不能忘记，见到父亲的亲妹妹大姑时心里的震撼：大姑一辈子在老家当农民，虽然才50多岁，但头发已经灰白，苍老得让人心酸。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富平地处八百里秦川，曾是汉高祖的粮仓，是陕西的富庶平安之地，当时也处于困厄之中。我们当时过得苦，可老家的农民更苦。这时，我也才理解了为什么父亲临行前，亲自张罗那么沉的礼物带给老家，好几瓶河南当时的名酒，都是父亲一点一点攒下的：鹿邑大曲啦，宝丰大曲啦，张弓大曲啦，林河大曲啦。他在对大姑表达救回哥哥生命的感激。同时，也是在尽自己当时能尽的最大努力，力图犒劳一下在我们一家艰难时伸出援手的老家乡亲们。父亲的礼物分给大姑和乡亲们的时候，真的激起了一片欢腾。可吃饭时，酒可不是一人一杯那么奢侈，而是倒在一个小盅里，一人一小口，转着圈喝。

　　接下来的行程让我体会了父亲催我陕西之行的深意：他老人家是要让他未到过黄土地的小儿子，认识陕北农民，认识陕北农民的生活。那时，从富平到铜川，坐两小时火车；从铜川到延安，坐一天长途汽车；从延安到延川，坐大半天汽车；从延安到文安驿公社再到梁家河大队，几十公里，徒步。这样的行程让我累得精疲力竭，早早睡下了。可一样行程的哥哥，到达梁家河的当晚，就召开大队党支部会议，直到深夜。陕北农时晚，7月麦收，正是农忙，也正是陕北农村支部书记们最忙的季节。

　　第二天，哥哥投入紧张的农活，我也上了“火线”。陕北土地贫瘠,广种薄收，村里最远的地远在10里路外。这时，我才发觉，与陕北农民相比、与哥哥相比，我差得太远啦！他们力气可真大啊，近百斤重的一捆麦子上了肩膀，10里山路要一气儿走下来，中途不能落地休息，一落地，麦子就散了。就这样，在黄土高原的山路上来来回回，扛着一捆捆麦子，像是小跑，一扛就是一天，直到天黑，衣服被汗湿得能拧出水来。

　　晚上，哥哥特意把窑洞里他的铺让给我睡，因为他的炕席下面撒了六六粉，可以防虱子、跳蚤、臭虫。可是第二天，我还是被咬了一身水泡，痒得没处抓挠。我问哥哥怎么样，因为他睡的炕席下面没撒六六粉。哥哥笑了，说：“我的皮肉已经被咬结实了，现在，任什么东西再咬，也咬不动啦！”

　　在梁家河乡亲们眼里，我是远道来的稀客，又是陕北“老革命”的亲子、本大队支部书记的亲弟，由此，我获得了最高礼遇：一家一家派着吃饭。乡亲们用白面馍款待我，而这是他们成年累月也吃不上一次的东西。我清楚地记得，即便是全村孩子最多、最穷的那一家，也用酱油膏煮了汤,下了十几个荷包蛋，做了白面饸饹来管我的饭。只有一件事，家家都是共同的：不上桌的老人妇女后生，吃的全是黑黑的糠馍。我心里流着泪，享受着陕北农民的崇高礼节和深厚情义。

　　父亲吩咐我的这次陕西之行，既让我终身难忘，也让我终身受益。此后，我不止一次回到陕西农村。我慢慢认识了陕西农民和他们的生活，再没有什么苦和难，能在我的眼里称得上是苦和难；也再没有任何障碍，能分离我与陕西老家乡亲们的血肉之情。父亲的葬礼上，我记得一个让我永难忘怀的特别画面：他静卧在鲜花丛中，遗体正前方安放着陕甘的小米、家乡的黄土，送他最后一程。

　　父亲晚年，守望深圳，守望广东，守望这块他付出心血汗水的南粤大地，默默注视、关心着它的变化。他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只是每年国庆、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在《深圳特区报》上发表一篇“祝辞”，表达他对这块热土的期待和对这里人民的挚爱。新世纪的2001年国庆，父亲对深圳市的“祝辞”这样写道——

　　“今年以来，深圳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重要工作部署，把握大局，大胆开拓，科学决策，调整产业结构，以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带为新的起点，在把深圳建成高科技城市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在2005年深圳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力争在2010年左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方面开了好头。我在深圳近十年，对广东，尤其是深圳有很深的感情。对深圳前进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我打心眼里感到十分欣喜。”这是他老人家对南粤人民最后的祝福。234天之后，2002年5月24日，父亲安然离去。

　　2000年时，父亲在深圳兰园种了一棵榕树。如今，父亲走了，榕树还在，它在兰园长大了，根深叶茂，它在父亲的第二故乡，吮吸着故乡人民给予的雨露甘霖，郁郁葱葱地生长着。我一见到这棵榕树，就想起了父亲，在我心目中，这已成为他老人家扎根在南粤大地人民中的一个象征，他没有离开广东，没有离开深圳，他还和南粤大地这片热土上的人民在一起。

　　父亲离开工作岗位以后，诸多方面不止一次请求他写回忆录。父亲说：“我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的一生，个人是渺小的，个人没什么东西要写的，由历史、由后人去评说吧，我什么也不写！”当然，他确实不必写什么，他服务于党和人民事业的赤诚，几乎是“存乎于心，发乎于情”的一种天然，不必刻意记载。他不希望被人记住。

　　父亲百年诞辰，家里陆续收到一些各方面送来的纪念文稿，情浓意挚。文章叙说父亲一生中参与完成党建立陕甘边根据地和建立广东经济特区两大历史使命的光荣，寄托着对百年父亲的哀思，也告慰父亲：人民想着您呢，您在人民中是受到尊敬的。我想，父亲如果天堂有知，党和人民继续着改革开放的事业，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他老人家一定会含笑欣慰的。

【原标题:父亲往事】

责任编辑：张乐  返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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