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文明发达的国家，所以农业税对于中国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中国古书《尚书》中有《禹贡》一篇，据说是大禹确定了九州的赋税标准。

    《孟子注疏》卷五上《滕文公章句上》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夏禹之世，号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禅於君，故夏称后。殷，周顺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亩，贡上五亩；耕七十亩者，以七亩助公家；耕百亩者，彻取十亩以为赋：虽异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彻犹取人彻取物也。藉者借也，犹人相借力助之也。）”所谓助就是要耕种者给商王提供繁重的力役地租。

    孔子的《春秋》记载：“（鲁宣公）十有五年……初税亩。”公元前594年，鲁国宣布“初税亩”，即履亩而税。《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四《宣公十有五年》：“‘初税亩’，非礼也。穀出不过藉，（周法：民耕百亩，公田十亩，借民力而治之，税不过此。）以丰财也。[疏]‘初税’至‘财也’。○正义曰：藉者，借也。民之田穀出共公者，不过取所借之田。欲以丰民之财，故不多税也。既讥其税亩，言‘非礼’，乃举正礼言‘穀出不过藉’，则知所税亩者，是藉外更税。故杜氏为十一外更十取一，且以哀公之言验之，知十二而税自此始也。”史学家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纲》上册第102页）介绍说：初税亩是开始实行以亩积为单位征收赋税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实际也就开始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按亩纳税，税率为亩产量的十分之一。

    唐朝前期实行租庸调制。史学家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纲》下册第38、39页）介绍说：租庸调按照人丁征收。每丁每年交纳粟二石，称为租。根据各地的不同出产，每年交纳绢二丈、棉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为调。每丁每年要服徭役二十天，闰月加二日。如果不服徭役，每天折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为庸。如果政府额外增加徭役，十五天，免调；三十天，租调全免。额外增加的徭役最多不能超过三十天。隋朝规定五十岁以上的人才能以庸代徭役，而唐朝把以庸代徭役的办法加以推广和制度化，并且规定了徭役期的最多天数。这些都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唐朝中后期开始实行两税法。《旧唐书》卷一百一十八《杨炎传》记载两税法曰：

    “初定令式，国家有租赋庸调之法。开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宽仁为理本，故不为版籍之书，人户浸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盖得非当时之实。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边将怙宠而讳，不以死申，故其贯籍之名不除。至天宝中，王钅共为户口使，方务聚敛，以丁籍且存，则丁身焉往，是隐课而不出耳。遂案旧籍，计除六年之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则租庸之法弊久矣。迨至德之后，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饥疠，征求运输，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四方征镇，又自给于节度、都团练使。赋敛之司数四，而莫相统摄，于是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猾吏，因缘为奸，或公托进献，私为赃盗者动万万计。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吏职之名，随人署置；俸给厚薄，由其增损。故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休息。吏因其苛，蚕食千人。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

　　（杨）炎因奏对，恳言其弊，乃请作两税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德宗善而行之，诏谕中外。而掌赋者沮其非利，言租庸之令四百馀年，旧制不可轻改。上行之不疑，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史学家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纲》下册第88、89页）介绍说：两税法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其办法是沿袭过去户税和地税的形式，按田亩的多少收地税，按户等的高低征收户税。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两税法主要内容是：一、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杂税，但保留丁额。二、不分主户（当地土著户）、客户（外来户），一律以当时居住地为准登入户籍，交纳赋税。三、不再按丁征税，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即根据资产定出户等，按户等征收户税，根据田亩数量征收地税。地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垦田数字为准。四、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也要纳税。税额初为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五、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要在六月交完，秋税要在十一月交完。六、“量出制入”。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先做预算，定出总税额，分配到各地征收，因而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两税法标志着由主要按丁口征税转向主要按土地和资产征税，这是中国封建经济的新发展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也是封建税制的一个重要改革，是税制的一大进步。两税法规定官僚、贵族、客户、不定居的商人都要纳税，这就扩大了税源。又此法规定按土地资产的多少征税，比租庸调不管居民有多少土地资产，一律按丁征税要合理一些。这样的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不合理状况。此法关于定税计钱，折钱纳物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实行两税法后，土地兼并由于再受任何限制而发展得越发严重。两税法规定量出制入，致使税额不断增加，而且后来在两税之外又增加了许多苛捐杂税。两税法规定户税钱要折合成布帛交纳。后来由于货币不足，出现了“钱重物轻”的现象，即货币增值，物价下跌。刚实行两税法时，一匹绢值三千二、三百文，到贞元十年（794年）前后，仅值一千五、六百文。如果原来交纳一匹绢，此时就要交纳两匹，致使纳税者的实际负担增加。

    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时候实行方田均税法。史学家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纲》下册第174页）介绍说：方田均税法规定从熙宁五年（1072年）九月起，对全国土地进行清查丈量（方田）。县官主持丈量土地时，明确产权和土地数量、质量，分别定等，作为征税的依据，以改变过去豪强地主有产无税，而农民往往产去税存，赋税负担不合理，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的现象。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七十三《方田》记载方田均税法始末：

    “熙宁五年八月，诏司农以方田均税条约并式颁之天下。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据其方庄账籍，验地土色号，别其陂原、平泽、赤淤、黑坛之类凡几色。方量毕，记其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仍再期一季，以尽其词，乃书户帖，连庄账付之，以为地符。

　　地符，见七年四月四日，合去彼存此。

　　均税法，以县租额税数，每以旧收蹙零数均摊于元额外，辄增数者禁之。若丝绵、绸绢之类，不以桑柘有无，止以苗亩为定，仍豫以示民。毋胥动以浮言。辄有斩伐荒地、以见佃为主，勿究冒佃之因。若瘠卤不毛，听占佃众得樵采，不为家业之数。众户植利山林、陂塘、道路、沟河、坟墓、荒地，皆不计税。诡名挟佃，皆合并改正。凡田方之角降植，以野之所宜木，有方账，有庄账，有甲帖，有产帖。其分烟析生、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为正。令既具，乃以济州钜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自京东路行之，诸路仿焉。

　　七年四月丁巳，上以久旱，忧见容色。每辅臣进见，未尝不嗟叹恳恻，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远，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上曰：『此岂细事?朕今所以恐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于是中书条奏，请蠲减赈恤。庚午，诏：『方田每方差大甲头二人，以本方上户充小甲头三人，同集方户，令各认步亩，方田官躬验逐等地色。更勒甲头、方户同定，写成草账，于逐段长、阔步数下各计定顷亩，官自募人覆算，更不别造方帐。限四十日毕，先点印讫，晓示方户，各具书算人写造草账，候给户帖，连庄账付逐户，以为地符。』壬申，上批：『应灾伤路分方田、保甲除排方量了毕，止是攒造文字处，许依条限了绝外，其见编排方量及造五等簿处，可遣指挥并权罢。』是日，雨。

　　元丰五年二月癸酉，开封府言：『永兴、秦凤等路当行方田，昨准朝廷取税赋最不均县先行，岁不过一县。若一州及五县，不得过两县。缘府界十九县，比一州事体不同，似此推行，十年乃定。请自今年岁方五县，送司农寺。』司农寺以为便民，遂从之。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十月丙申，诏罢方田。

　　旧录云：税役不均久矣，富者轻，贫者重，故下户日困，先帝怨焉，立法以方之。其法详悉，繇役无偏重之患，遽罢之。新录辨曰：『神宗患税役之不均，故立方田之法以均之。然官吏不得人，以至骚扰，至是乃罢。非遽也。』自『税役』至『遽罢之』四十字并删去[6]。熙宁五年八月，始颁方田条式。”

    明代嘉靖十年（1531年）出现了一条鞭法，当时只是局部地区实行。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把一条鞭法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大力推广。不久之后，一条鞭法就在全国实行了。史学家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纲》下册第364、365页）介绍说：一条鞭法有如下特点。第一，一概征银，田赋和力役都折银征收。这样就取消了力役，由政府雇人充力役。第二，把力役部分地摊入田赋征收。现在把过去按户按丁征收的力役改为折银征收，称为户丁银。有的地方将户丁银全部摊入田赋征收；有的地方将户丁银的大部分摊入田赋征收，小部分让然按丁征收；有的地方将户丁银的大部分仍然按丁征收，而小部分摊入田赋征收；有的地方则将户丁银按田赋和按丁平均分配。总之，一条鞭法还没有把力役全部摊入田赋，只是部分地摊入田赋。第三，归并和简化征收项目，统一编派。把过去对州县征收的夏税、秋粮、里甲、均徭、杂役以及加派的贡纳等项统统折成银两，合并为一个总数，一部分按丁摊派，一部分按田赋摊派。第四，赋役的征收解运，由过去的民收民解（即由里甲办理），改为官收官解（即由地方政府办理）。一条鞭法的意义有：第一，将力役部分地摊入田赋，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土地的多数总是在地主一方，而户丁的多数总是在农民一方，现在把户丁银的一部分摊入田赋征收，自然就相对地减轻了农民负担。第二，把力役改为折银，这就使农民摆脱了一部分封建国家的劳役束缚，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第三，赋役一概征银，这就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又反转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二十：“万历十八年（1590年）二月……○丁亥……○户部奏言：‘工科右给事中曲迁乔议行条鞭之法。以差银必兼丁地，定地必较肥瘠，觅役必厚工食。我国家因田以制赋，按丁以审差。即古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之意。但法久弊滋，于是不得已立为条鞭之法，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徵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虽非祖宗之旧制，亦革弊之良法矣。但有司行之，有善有不善。是以地方亦间有称不便者。今宜行。各抚按将见行条鞭之法，或有司奉行未善者，则随宜酌处。如病在雇役，则宽议其工食，使人不苦于应募。如病在里甲，则严禁其暗用，使人得安于田亩。或则壤成赋，勿使下地暗包上地之粮。或九则徵银，勿使贫民概应富户之役。调停既当，人自乐从。’诏如议行。”

    《明史》卷七十八《食货二·赋役》记载一条鞭法：

    “隆、万之世，增额既如故，又多无艺之征，逋粮愈多，规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馀年，未徵而报收，一县有至十万者。逋欠之多，县各数十万。赖行一条鞭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於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徵银，折办於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一条鞭法不久废除了，但是改用银两征税的办法却保留下来了。

    清代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即以五十年（1711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多征，这样丁税额数便固定下来了。

    清朝康熙末年开始次第实行地丁合一。这种办法先是实行于广东、四川等省。雍正元年（1723年），由于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奏请，开始在各省普遍实行“地丁合一”、“摊丁入亩”，即把康熙五十年（1711年）固定的丁银（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丁银三百三十五万余两）平均摊入各地田赋中，每地税一两分摊若干丁银，自此以后丁银就完全随粮起征，实际上废除了人头税，按土地的单一标准征收统一赋税，叫作“地丁银”。另外，还将地丁以外的其他赋役，例如匠班银、渔课钞等也合并在田赋中征收。

    《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一《食货二·赋役》记载地丁银：“雍正初（1723年），令各省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输纳徵解，统谓之‘地丁’。先是康熙季年，四川、广东诸省已有行之者。至是准直隶巡抚李维钧请，将丁银随地起徵，每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二釐，嗣后直省一体仿行。於是地赋一两，福建摊丁银五分二釐七毫至三钱一分二釐不等；山东摊一钱一分五釐；河南摊一分一釐七毫至二钱七釐不等；甘肃，河东摊一钱五分九釐三毫，河西摊一分六毫；江西摊一钱五釐六毫；广西摊一钱三分六釐；湖北摊一钱二分九釐六毫；江苏、安徽亩摊一釐一毫至二分二釐九毫不等；湖南地粮一石，徵一毫至八钱六分一釐不等。自后丁徭与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矣。惟奉天、贵州以户籍未定，仍丁地分徵。又山西阳曲等四十二州县，亦另编丁银。”乾隆时候（1736—1795）“摊丁入亩”逐渐及于全国。

    摊丁入亩后，地丁合一，丁银和田赋统统以田亩为征税对象，简化了税种和稽征手续。这样唐朝以来的人头税废除了。地丁合一在全国贯彻以后，丁税不再按丁征收，而摊派到地亩上，这样田的多人负担就多，田少的人负担就少，而无田的人则不负担丁税。自此以后，田多的地主不能再侥幸逃脱于丁税了，丁税即寓于其地税之中，而无地少地的贫苦人民则可以免去丁税及减轻丁税负担。从此以后，老百姓不必再有添丁纳税之虑，不必再为躲避丁税而逃匿。因而，这有利于人口统计和人口增长。但是这个政策实行后，成为清代人口激增的一大诱因。

    民国成立之后，中国农民仍然需要交纳农业税。

    我们知道，“免粮”是千百年来中国广大农民的最终梦想之一。而历代农民起义，无不是由于封建国家的苛捐杂税太过沉重。所以李自成起义，最有名的口号是“闯王来时不纳粮”，反映了农民的心声。《石匮书后集》卷63记载说：“明季以来，师（明军）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朴煎熬，民不堪命。至是（百姓）陷贼（农民军），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桨，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由此，李自成聚集起万千农民，横扫中国。

    然而，李自成无法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取消农民身上的赋税。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家财政收入的几乎全部来源于农业上的赋税，取消农业税将会导致国家机器无法运转。所以，李自成的军队也只能做到“蠲免钱粮，五年不征”，并不能永久的“不纳粮”。

    在中国历史上，西汉文景之治时代，是中国农民距离“免粮”梦想最近的时代。前167年，下诏全免田租。《汉书》卷四《文帝纪第四》：“十三年……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廑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赐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数。’”故西汉政府有十多年全免田租。到了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1/30），并成为汉朝定制。三十税一在当时来看还是一个比较轻的税率。

    新中国农业税的征收范围包括：粮食作物和薯类作物的收入；棉花、麻类、烟叶、油料、糖类和其他经济作物的收入；园艺作物的收入；经国务院规定或者批准征收农业税的其他收入等。

    农业税的计税标准是：种植粮食作物的收入，按照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计算；植物其他作物的按照同等土地参照种植粮食作物的常年产量计算。

    中国农业税的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目前则执行8.9%；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税率，由国务院根据全国平均税率，结合各地区的不同经济条件，分别加以确定。

    应纳农业税税额=计税土地面积（亩）×每亩常年产量×税率—减免税额

    应纳地方税附加额=应纳农业税税额+地方附加比例

    应纳农业税总额=应纳农业税税额+应纳地方税附加额

    应纳农业税金额=农业税实物税额×主粮（标准粮）单价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几经起伏，而农业税总的趋势是在我国的财政收入比例越来越小。东北财经大学学者李顺明介绍：“1998年来自农业部门的财政收入为398.8亿元，只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4.0%。”（《财政与金融》第55页第五章《财政收入》）

    虽然农业产值比例不大，但是粮食关系到国计民生，是人类生活的基础。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取消农业税势在必行。

    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农业税以外的各项税收完全能够抵消取消农业税的后顾之忧。2004年中国全年各项税收收入25718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比上年增加5256亿元，增长25.7%。这为取消农业税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其次，中国城镇化进程很快，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的比例在下降，城镇居民人口逐渐上升。2004年年末中国全国总人口为12998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4283万人，比重达到41.8%。

    既然农业税已经是一个不大重要的税种，而农业生产对于中国又很重要，我们又具备了比较雄厚的财力，因而免征农业税具有了操作的可行性。2004年4月6日，国家相关部门宣布在粮食主产区的吉林省、黑龙江省免予征收农业税，其他地区则采用降低农业税税率的方式。

    截至2004年10月，吉林、黑龙江、北京、天津四个省市全面免征农业税；上海对农民免征农业税，浙江、福建对计税土地面积上的粮油作物免征农业税；另有16个省的268个县免征了农业税，比年初财政部统计预计免征农业税的6个省134个县增加了一倍。通过免征农业税和降低农业税税率，全国共减轻农业税税收负担约220亿元，加上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共计减轻农民税收负担280亿元左右。通过试点改革，全国农民普遍减负30%以上。[ 《谢旭人在全国农业税收工作会议上明确下一步农税工作总体部署 全国减轻农民税收负担280亿元》，国家税务总局网，2004年10月22日。]

    2005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郑重承诺：“（2005年）在全国大范围、大幅度减免农业税。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免征农业税。全部免征牧业税。……明年（2006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3年就可以实现。”[ 温家宝，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第一版，2005年3月6日。]

    历史性的一刻终于到来了——2005年12月29日（星期四，天气：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至此，中国实行了两千年的农业税终于在2006年退出了中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