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九《专著》《苏俄在中国》

    第一编《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第三章《中俄和平共存的发展》

    “第十节　西安事变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手对苏交涉，一面亦?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

    民国二十年，中共特务工作领导人顾顺章向我政府自首，因而共匪在京沪的所有机关和组织，先后被我们完全扑灭。他们的所谓「中央委员会」亦整个瓦解，而不得不移至赣南匪区，重新组织。到了二十四年的秋季，陈立夫向我报告，周恩来在香港与我驻香港负责人曾养甫，经由友人介绍见面，希望我〔第69页〕政府指派代表与他们进行商谈，而且他只要求从速停战，一致抗日，并无其他条件。周恩来又于九月一日致函陈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战抗日的立场。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随即由周恩来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个报告，对于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节甚为怀疑。但据立夫考验后，知道潘持有他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及其来往电报无误。我认为此事真伪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问。潘汉年乃即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政府对中共所提的条件为下列四点：

    一、遵奉三民主义；

    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

    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

    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最后他们终于接受这四项原则。一切条件大抵都达到协议，只待我回京作最后之核示。

    在这同一时期，共党在各省亦开始发动其「和平」宣传攻势，而以陕西为其第一目标，并对张学良与杨虎城积极勾结。而且张学良所部的东北军中，发现其「抗日不剿共」的宣传品，并有张杨皆与共党已发生直接关系的情报，所以他们在西安竭力掩护共党份子及其外卫组织的活动，于是「第三党」与「救国会」公开作反动宣传，亦毫无顾忌。这一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将演成叛乱。我乃亲往西〔第70页〕安坐镇，并准备在年终召集一般将领开会，宣布中央对剿共与抗日的方针，说明共党和平攻势，及其所谓「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口号的作用所在，使之不为共党煽惑。就在这个时候，即十二月十二日，我在西安忽被张学良和杨虎城以暴力劫持。我当时就断定这是张杨二逆受共匪欺诈，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国家以致命的一击。所以张学良前来见我时，我就简单明了的训斥他说：「无论其为个人利害，或国家安危，只有立即彻悟痛悔，送我回京，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阱，及今悔悟，尚未为晚。」他在这样情势之下，就不敢提出其所预定的八项条件，只说内容复杂，没有如我所说的那样简单，反要求我先行息怒，容他尽言。我就斥止他，不许其提任何政治有关的事。直至第三日，他才含糊其词，半劝半求的说出他们所共同议决的八项条件，并说只要我应允签一个字，他就立即亲自送我回京。（注）我乃对他说，无论你说得任何动听的请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胁之下，绝无商讨余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张等有悔悟之意，而其主谋之共匪，必认为千载一时的良机，也就是他匪党的一个生死关头，非迫我接受他的条件，即必制我的死命。我在此时，只有下定舍生取义的决心，对叛徒始终拒绝与他们商谈任何政治条件。国民政府亦不理张杨的荒谬要求，立即下令讨伐。

    二十二日，蒋夫人突然来到西安，我见面第一句话告诉他说：「十日来叛徒每日用各种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条件上签字，就可送我回京。你来共患难，是为公而非为私，一切须以国家为重。如有叛徒以任何条件，托为转劝，必严厉拒绝。我们宁死，亦不可答应。」蒋夫人此行下了决心，他回答我道，他重视我的人格，甚于我的生命，他决不劝我有违背素志的行为，他只愿与我同生死。过了三天，到了圣〔第71页〕诞节二十五日下午我们终于无条件的脱险回京。

    但是这件震动世界的事变之真相，到了事后才得完全明了。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不过当时张学良与共党直接的接触，已有半年之久，故共党与张之关系，亦自到了相当的程度，而且首倡此议的杨虎城，其与共党勾结更深。即如今日在日内瓦代表匪伪与美国詹生大使举行谈话的王炳南，就是当时杨虎城的私人秘书，于此亦可了解共党对此案的策动及其关系为如何了。又因为他们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中央发觉，故张与共党的秘密接洽，乃在陕北的延安举行（当时延安守军还是张的所部）。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报馆主笔，亦是我们辛亥前的革命老同志张季鸾，来华清池见我，谈及陕北共党勾结东北军的不稳消息，他认为这恐是共产党使用反间的一种手段，须加注意。我就对他说：「你是陕北人，关于你家乡问题，自必格外关切，请问你们在延安的记者，最近有什么重要消息么？」他说，谣言很多，但是他不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其他就吞吐其辞，欲说复止，他只说这些谣言，不要说他，自然会止息的。我乃自动的问他说：「你所谓谣言，是否亦听到了张汉卿与共产党在延安面商拥护中央，一致抗日的消息么？」他忽现惊骇之色，但是他很直率的答道：「是的」。接?他又说，他不相信这个消息会是真的。他且对我分析的说：如其他们果真是拥护中央，一致抗日的话，那张汉卿必会坦率的报告中央，决不会越过了中央，与共党私自勾结。所以他认为这个谣言，至少亦是共党的反间阴谋作用。然〔第72页〕而最近谣言太多，亦不能不小心防范。我听到他这番话，更觉此事严重了。他乃又继续的谈下去说：目前倒是另有一种情势，不能不特别注意的。就是西安社会上瀰漫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气。他此次来西安视察已有十日，感觉这个问题严重，比其他一切问题更为紧要。他就问我对于这个「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见如何？我对他说：「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贯的政策，而且亦是去年江西剿共完成以后，既定的方针。但是大家应知共党的用意，其目的并不在『一致抗日』，而是以『停止剿共』为其唯一目的，而其所谓『一致抗日』，不过是其过渡的手段而已。所以今日吾人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就是如何乃可使共党真能一致抗目的问题。你们报馆主笔，应该将这个意思彻底阐明给一般社会了解。」他说可否将你的意思，先告诉他在西安的一般朋友呢？我答道：「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我亦就要在本月中旬召集高级将领开会，来讨论这个问题。」后来西安事变发生时候，大公报在西安上空所散发劝告张杨与东北军的传单，其大意就是当时我在华清池与张季鸾谈话的要领。这是在西安事变约一星期以前的事。现在回忆，更增感慨。

    至于其在事变以前，对张杨进行策反工作的，除了极少数的共产分子之外，其他如公开作反动宣传的，并不是共党，而是其共党的外卫组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第三党」与「救国会」以及所谓「学生联合会」等中立份子。可是这些中立份子，确实不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亦不要他们加入其组织，取得党籍，只要他们采取中立态度，或以第三党名义发言就够了。正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所以都能够明目张胆的在西安散播谣诼，煽惑军民，并对张学良及其部下，竭力施展其包围挑拨的伎俩，发动其〔第73页〕攻心战术，时时予张以不断的刺激，最后张学良卒以其「剿共」与「抗日」的矛盾心理弱点，竟被他们攻心战术所突破。但张学良并不承认他被共党所煽动，而其初意，是他抗日复仇的心切，乃想利用共党力量来一致抗日。从张学良自述其事变以前的经过，分析他被共匪诱惑生效的原因，并不是共党有什么真正伎俩，而其根本还是在我们内部有了矛盾，自己心理发生动摇，所以他共党才得乘机而入，针对我们的矛盾与弱点，来尽量扩大为其利用而已。他又自述其从二十余岁起，担当方面军任务以后，参加内战，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过去的经历，来判断其利用共党抗日的看法。例如于学忠原系与他对敌作战的，但由他收编以后，乃成为他忠实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对战很久的敌人，后来和谈后，就成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对我中央国民革命军亦曾对抗作战的敌人，但一旦为了国家的统一，归向中央，他本人就是很忠诚的服从中央，完成了统一。因之，他认为与共匪停战以后，亦必如过去各种内战情形一样，他总觉得共党亦是中国人，今日在某一问题上，虽已成为敌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标下，亦尽可为良友。他且说这种错误心理，不只其一人如此，恐怕过去好些将领，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亦不在少数。他又接下去说，当时对共党实无深刻的研究，只认他们所说「停战抗日」是出于一片爱国的诚意，那里知道对共党根本上认识已错，自然亦就拟于不伦，所以其他一切推断，亦就大错而特错了。

    最后据张学良又自述其在事变期间的心境，最初发生事变之后二日内，与我数次谈话所得的结果，及见我的态度与决心，无法转移，自知其预定的计画，已无实现希望，其内部亦发生问题，并不如其在事前所想像那样容易；而当时特别增加他刺激的，就是他接到南京下令讨伐的电报，更觉情势险恶，已〔第74页〕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乃于第三日才决心派机接共党代表来西安，商讨合作，参加他们所谓东北军、西北军（杨虎城）与共产军三位一体的军事委员会。至此西安事变乃就完全变了质，而其中共本身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其外卫组织的中立主义活动，互相策应，乃构成其所谓「一面联合，一面斗争」的作战方式，来达到其对张杨所预期的目的。

　（注）张杨通电所提的八项条件，就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救国会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　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八项条件显然就是当时共匪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口号。其实质的意义就是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军事，放任共党及其外卫团体的活动，采取联俄容共政策，召开所谓党派会议，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

    1936年12月31日，张学良被判“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1937年1月4日，蒋中正请求“特赦”张学良，发《呈请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文》。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七《别录》25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呈请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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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卷三十七   别录

隶属章节：别录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版面原件：第143页

〔第143页〕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四日于溪口——

    窃以西安之变，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干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懔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 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中正负疚在假，本不敢有所陈渎。惟念论事当究其所极，执法不害于施行。国家设刑典所以儆凶顽，立赦条所以待悛悔。此次该员中于荧惑，大触刑章，变讯播传，举国骇愤，若其遂过怙恶，竟复逆施冥行，在国家固不难制裁，然元气必更以耗竭。尚幸迷途迅复，悔祸及时，观其亲向中正涕泣自白，良知激发，尚以国家为重。因一念转移之故，捩全局祸福之机，酌理原情，似宜上邀宽赦。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力富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澈悟，倘复加之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迁善向上之路。昔我总理惩乱嫉恶，执法必严，而宥过施仁，涵容益大。中央矜恤有辜，当更使天下感动。为此不避罪嫌，贡其愚谬。敬恳 钧府俯念该员勇于改悔，并恪遵国法，自投请罪各情形，依据约法，更沛仁施。将该员应得之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仁，是否可行？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施行。”

    1937年1月7日，蒋中正发《致张学良关于陕甘军事善后办法函》。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七《别录》25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致张学良关于陕甘军事善后办法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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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卷三十七   别录

隶属章节：别录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版面原件：第144页

〔第144页〕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七日于溪口——

    中在乡医嘱静养，山居极简，略愈当约兄来此同游。关于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中意（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率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前往率领，免使分散，以备为国效命。（二）（杨）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务，可嘱其与墨三（顾祝同）切商办法，应照已发电令办理。请由兄手翰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如是不但部队与地方得以保全，亦即所以救国自救也。尤须使虎城知全国公论，此次中央只令虎城撤职留任，而对部队又妥为处置，备极宽大，若再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于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而且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亦已表示于国人，故彼等必须立即决心接受，不可有丝毫犹豫，方为自救救国之道。知兄近日关怀时局，必极望早得妥善之解决，以利国家，务望即以此意剀切函告虎城及各将领，使之安心遵从命令，兄如有所见，并请酌为补充。”

    1937年1月14日，蒋中正致电杨虎城，说明此时张学良无回陕之理。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七《别录》25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复杨虎城函说明此时张学良无回陕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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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卷三十七   别录

隶属章节：别录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版面原件：第145页

〔第145页〕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十四日于溪口——

    米主任来奉，详诵来书，藉悉一是，汉卿兄问题，中已于志刚同志带奉函中详述之，此时为国为友为公为私计，皆无回陕之理，明达如兄者当能了然，望勿再以此为言，须知中与彼同一境地，中虽在乡休假待罪，要知陕甘事变未了，与汉兄为国家计，皆不能置身事外，否则国不成国，人亦非人，复何革命抗日之可言。兹为陕甘袍泽与革命前途计，汉兄特提二案，对兄等之意见，决不抹煞，望兄以国事为重，应知革命创业之艰难，历史养成之不易，耿耿此心，惟冀览察，余托米主任转达。”

    1937年1月19日，蒋中正忠告杨虎城迅使西北规复。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七《别录》25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忠告杨虎城迅使西北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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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卷三十七   别录

隶属章节：别录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版面原件：第146页，第147页，第148页，第149页

〔第146页〕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十九日于溪口——

    迭接来电，方幸陕甘局势渐有转机，兄等既愿接受明令通电就职，复称取消十二月十二日以后一切临时组织，私意以为兄等已认识国家危机，急谋结束变态，以求精诚团结矣。今观鲍米李三君携来之办法，乃知兄等依然固执己见，不察国家之需要与事实，有出于寻常意想之外者，由兄等所提之要求，测兄等近来之心理，一方面以表示就职，掩盖国人之耳目，一方面则欲更进一步的割裂军政，破坏统一，以造成西北为特殊区域，表面虽宣称就职，较之未表示就职以前，其为患于国家者将更大，而自身之表里不诚，将何以逃国人严正之责备，综合兄等要求之意，一则为西北之军事善后与人事分配，须一以兄等之意为可否，二则限制中央军队之驻地，使不得越潼华以西，三则部队之人事行政与训练，均须一任各部之自由。质言之，即不许中央过问西北之一切，亦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所及之陕甘，直欲使西北沦亡为东北之续，而一方面则以要求汉卿回陕主持为解决一切之关键，兄等此举，如或尚有爱护国家拥护统一以御侮救亡之诚意，如兄等通电所云云，则三尺童子有以知其南辕北辙也。不辞＠缕，再为兄等质直言之：其一、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关于开发西北与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于国防之见地，按照计画，尽力进行，不特〔第147页〕国家资本，对于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道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连络各线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画，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也。兄等前电屡以中央军向西进迫为言，而今则更欲限制中央军之驻地与兵额，此无论在国家纪纲与统一意义上，兄等不得为此要求，且以中央军队入陕为意在威胁屈服，更属误会曲解之至。诚以去岁西安事变，既已引起内外之忧疑，如中央军队不进驻陕省，国内外经济界即不能确信其投资之安全，信用一有动摇，一切建设将无法继续。更就国防军事而言，亦何能坐令此根据重地与后方交通无确实之保障，此均为事理所必然，不待隐讳，亦无可否认，中央如放弃西北，即无异放弃国防，亦即无异于自弃其职责，故无论任何困难牺牲，势不能不确实掌握此重要之国防根据，兄等既以积极对外为标榜，以领导救亡望中央，而今所要求乃欲摈中央军力于陕西以外，使其放弃国防基础，且不得过问西北，诚不料兄等之昧于事实，一至于此！事变发生以来，国内舆论之痛心疾首于兄等者，皆以干犯纪纲，劫持统帅，为兄等咎，若就国家生存大计而言，则劫持统帅之咎犹小，而破坏国防之罪实大，如不迅谋补救，举国同胞皆将不能为兄等恕，千秋万世，无所逃于历史之谴责，此兄等所万不可不察者也。其二、关于汉卿回陕问题，兄等以友谊袍泽关系，一再请求汉卿回陕，在私人感情上，容或不能不有此表示，但如为国家整个打算，稍明爱人以德之义，则应知汉卿在陕甘变局未定之前，即令国府许可而遽回西北，其自身在责任观念上，亦无以对陕人与国人，无以对军〔第148页〕中之袍泽，不独汉卿如此，郎中正以数年来力主建设西北为国防重要根据之人，而托付无方，处理未善，以肇此空前之事变，使国家蒙受损失，反躬自省，实亦无以对国家，无以对国人，更无面目以再论国事。故陕甘之统一一日未复，即中与汉卿之罪责不得一日而卸除，汉卿深知此意，故并无回陕之请求而惟望问题之速了，日前彼托瑞峰携回之函，即可知其耿耿西望于兄等者为何如？兄等诚以国家为重，即应体汉卿之心为心，克除成见，迅下决断，确实接受中央之处置，使陕甘之事大定，中得稍减神明之咎戾，届时自当续请政府，俾汉卿仍有以自效于国家，前函已详晰言之，愿兄等勿再作此不可能之要求，以增汉卿与中之罪戾也。其三、兄等当知集中国力，应无害于国家之统一，而不能假此以遂其把持割裂之私图，此次西安事变，中央不惜枉法以求全，固为国难当前，凡属国家力量，均应踰格爱惜，然国家之统一，则不能任其有丝毫之毁伤，今日一般国民，均知非统一不足以御侮，而意志之统一，与军事政治之统一，尤为对外必要之条件，为求得意志之统一，即不能有危害国本之主张，与离间煽惑之宣传，为保持军事与政治之统一，即不容自划区域而形成割据独立之形态，过去二旬间，陕省之宣传与行动，其为分散国力，抑集中国力，固不必多所追述，今日兄等之要求，则何异将陕甘一切，悉令特殊化，何异于要求中央放弃其国防建设与后方根据地，试问如此情形，能达抗敌救国之目的乎？西北为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全国人民方将不惜全力以之为基础，断不能任其有赤化恶化之情势，沦为危害国本之根据地，兄等诚明此意，应勿使其造成复杂特殊之情形，否则兄等以爱国救国为名，而竟不惜危害国家，妨及民族生存，甘与全国为敌，试问将何以自存？自事变迄今，中央爱惜国力，多方委曲之苦心，昭然予〔第149页〕天下以共见，兄等同是炎黄冑裔，果有自谋之志与谋国之忠，即应简单坦白，放弃错误，昭示诚悃，表里一致，接受命令，确实服从国家之处置，而迅使西北规复统一之常态，则中央祗求国防之基础不受影响，统一之政令得以保持，必使兄等及所有部队，均得其所，亦必无负于兄等救国之初志，不然则是兄等必欲以国事为儿戏，不惜自误以误国，此即非中正之所忍言，亦不愿再向兄等有所辞费矣。中正负疚之身，休假山居，本无任何之职责，兄等若必孤行到底，此后不独西北问题非中所欲置喙，即汉卿今后之行止如何，亦非中之所愿过问，追念多年患难与共之情，及国家不堪再误之危况，辄不禁质陈所见，而致其最后之忠告，何去何择，惟兄及东北诸将领共察焉。”

    1937年2月18日，蒋中正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作《报告西安事变始末》，并发《呈请辞本兼各职文》。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七《别录》25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报告西安事变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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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卷三十七   别录

隶属章节：别录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版面原件：第150页，第151页

〔第150页〕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于南京向五届三中全会提出——

    谨报告者，中正于去年十二月以西北剿匪军事，按照预定计画半月至一月间即可完成。特由洛入陕，亲加督促。不图张学良等突然构乱，致有十二月十二日之事变，在临潼西安同时发难，托兵谏之名，行劫质之实，在陕中央军政长官同被留置，凌乱纪纲，震惊中外。中正推诚过笃，虑患不周，仅携少数警卫，皆因抗拒以殉。彼时遘变仓皇，与外间音问隔绝，唯以舍生殉义之决心，求无愧于革命之天职。且深信我中央必能秉 总理遗垂之精神，对于戡弭变乱，巩固国本，定有至当之措置。其后卒因中枢决策攸宜，全国军民同心一德，昭宣正义，使倡乱者慴服悔祸，事变得以弭止，中正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回京，张学良则束身自投，愿领受应得之罪罚。对于事变经过，理宜详陈始末。惟自十二月十二日以后，中正虽蒙中央优容，未加谴责，而有亏职守至此，实早以待罪之身自居，未敢更以公职之地位，有所报告。祗就当时躬历情形，按日追记，辑为小册，藉答同志之垂询，谨以检呈，乞赐鉴察。查当时陕变诸人，曾经发出通电，陈述其所谓国事之主张，颇引起外间注意。中正在事变发生之日，对张学良始终严词斥责，彼遂不得尽所欲言。及事变发生之第三日，始知其有所谓八项主张者，即（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第151页〕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行 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张学良以此为彼等共同主张，坚请中正允其实行。中正始终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听其有何陈述，除指出其行动背谬及此等主张之无意义外，并诰谕以党国自有一定之组织与系统，即有意见，亦应向中央依法陈请，张以回京后向中央提出为请，中正即向之说明纵可提出中央，但余必声明不赞成尔等之主张，此段谈话经过，亦具详于小册，惟此节关系较大，不得不特为提叙，俾到会各同志注意。兹值全会开议，对于西北善后，当必有确当之指示，对于国事亦必有详审之检讨，一切取舍可否，自当取决众议。爰特将张学良向中正陈述八项主张之经过，据实叙述藉供察酌。除中正手辑小册之西安半月记，一并检送请予鉴核分发到会各同志外，特此报告。”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七《别录》25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呈请辞本兼各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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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卷三十七   别录

隶属章节：别录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

版面原件：第152页

〔第152页〕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于南京——

    谨呈者，窃自去岁西安事变后，中正上痛纪纲之毁坠，下深疚戾于神明，加以积悴丛怨，难胜负荷，曾经一再呈恳中央，免去本兼各职，未蒙允准，转予慰勉，酌给假期，俾资调治，中正感于中央之优渥，复以全会举行有日，权领休假之命，未敢稍有陈渎。兹者山居思过，忽越五旬，虽中央威德所临，卒消变乱，然人心久经震撼，元气显见伤夷，追维乱阶之原，益懔罪愆之重，设使中正率导不失其力，抚驭克尽其术，何至以教训多年之部属，敢为此危害党国之妄行，中正承受党国付托，谬膺军政重寄，责任所在，无可旁诿，故虽于首事者请特赦其应得之罪，而实不敢自逭其莫大之愆，退省以后，始终在疚，每一置念，无时去怀，深维仔肩一日未卸，即方寸一日不得而安，在党国无以彰黜陟之严，在个人益深陨越之惧。兹当全会举行之日，用复披沥衷诚，务祈俯准辞去所有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本兼各职，庶伸党国之法纪，俾遂引咎之初衷，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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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

    《西安事变回忆录》，宋美龄著，著录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

    外国作者有视西安事变为一滑稽之喜剧者，余则视此为决定我国命运最后一次革命正义之斗争也。盖去年十二月十 二日以后，半个月内，西安事变之经过，其情状之复杂，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至其对于内者，则包涵个人与全国各种复杂问题，且有最猛烈之爆炸性蓄积于其间。今欲事后回溯，表现其准确明了之事实，固非易事；苟勉为之，首应排除个人之情感，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各方面同时活跃之经过，方能窥得其真相之全豹。

    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恶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

    南京虽为首都，其在黑暗中摸索之状况，不减上海。余偕孔部长及端纳（余已约彼伴余飞赴西安）匆促入都。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刺激，情态异常紧张。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已于星期六深夜开会，决定办法，立付执行；并将叛变首领张学良明令免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命令措词，异常严峻。京中已于是日晨接到西安发来之通电，署名者除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重要部将外，复有在西安之中央官吏多人。电中列举非难中央之事状，皆足令人发指者，并称彼等曾“涕泣诤谏，屡遭重斥，”故不得不“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剩”最后提出自命为“救国主张”之八项要求，希望南京当局“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将来开一线之生机。”至所列八项要求，则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实际注重于剿共军事；）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国联合会分子七人；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实行总理遗嘱；立即召集全国救国会议。

    此我等于十二月十三日（星期日）晨抵京时，京中紧张迫切之状况也。此时当余之前者，不仅为余夫一人生死之关系，实关系全民族最重大之问题，其变化实易受热情与狂想之激荡，而余本人复系有严重个人之利害。第一念袭我心头，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量。继余复念，此事若处理得宜，必能得合乎常情之解决，余必坚持我主张，将一切措施纳诸合理轨范之中。

    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是晨八时前，余即电张学良，告以端纳拟即日飞西安。端纳亦同时去电，盼其即复。余等到处搜索消息，而消息始终沉寂；周遭接触者唯紧张之流露，形形色色之猜测；辗转传布，如飞沙，如雷震，诸凡捕风捉影之传说，眩人欲迷。时西安电线早已中断，不特西安之真相无从探索，而亦无人能一究其事实发展与结果何如也。

    余迭向京中诸要人剀切陈述：于未得确实消息之前，务镇定其态度，信任民众精神上之后援，勿采急遽之步骤。余主张：既未能确证西安将领别有企图曷若姑信其言之由衷，一 方面迅速搜寻其动机之真相。余曾作臆断曰“或者彼等确有不平之情绪，而自谓具有相当之理由。一部分国人若对中央怀抱不平，中央应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究竟，而尽力纠正之同为国人，苟有其他途径可寻，又何必求军事解决也。”

    西安来电所提八项要求，余初未加以重视，当时一般人亦多作如是观。盖张学良部以西北地瘠民贫，驻军其间，早感不满，故测其所提政治条件，实只备为移调丰腴省分谈判时之借口而已。主张讨伐者或即因此而益坚其主张欤？

    是日晨，得张学良来电二通：一致孔部长，一致余者，皆经中途阻碍，延搁已久。读其致余之电，涉及委员长，语多不逊。余初愤甚，继念：安知此电果为张所亲笔签发者，安知张非与其部下有隔阂者；即此电确为张所亲发，又安知张非在激昂情绪下措辞失检耶？时端纳西安之行，待张学良复电尚未至，为节省时间计，端纳决于午后先飞洛阳，余恐或有需译员处，派黄仁霖偕行。余复请端纳携一函致委员长，函中述余深信吾夫一切措施，皆以民族利益为本，余日夕为彼祈祷上帝，愿彼宽怀。余复以长函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卤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

    端纳于夜间由洛阳来长途电话，称于日落时抵洛，彼处离西安虽只余一小时半之飞行，然消息之沉寂，不减于南京。

    且言是日已有飞机三十余架在西安上空飞行示威，目的欲告谕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之手，以张学良预令其驻洛直接指挥之炮队占领机场之命令，其部下实未遵行也。端纳复称：彼不问张学良有否复电，决于明晨飞赴西安。余于是夜卒得张学良致端纳电，欢迎其入陕，于是端纳所乘飞机中途被击之顾虑始得释然矣。

    时军政部长已受命，在委员长未回京前，执行指挥调遣全国军队之职权，空军亦归其统辖。然余仍继续进行“全国航空建设会”改组事宜，盖不独事务本身之重要，未容诿卸；且努力从公，亦暂时可使身心得所寄托。闻左右偶语，竟窃窃私议委员长已不讳，且谓即幸存，亦无生还望诸人于面对时，未尝不表示同情与慰藉；然一转背间，即充满悲观之空气，而全国斥责西安叛将之怒焰，则已蓬勃不可抑止矣。然余个人于事变发动之初，即决心与劫持我丈夫之西安将领作正义之周旋，任何牺牲，任何代价，皆所不顾；至咒诅谩骂，则非所愿为。盖余深信唯诚挚与真理乃能建树永久之基矗此为余生平之信念。遇西安事变而益坚。

    当时局势虽黑暗危殆，然余深感必有可以解决之途径，故愿中央诸公共信之，因此反复申述，请各自检京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盖战事开始之后，委员长即不为其亲自统率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为怨恨暴戾之叛军所残害。不料此时余已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矣。

    或有责委员长不应轻赴西安作此不必要之行，可免躬蹈危机者。余即告之曰：“委员长若欲不愧为委员长，无论在何时何地皆应作冒险牺牲之准备。彼所朝夕萦心者为国家大计，更安有余晷顾虑其个人之安全？策划其安全者，实非委员长分内之事，而为其部下及其左右义不容辞之责任。彼为其干部者，实应随时随地敬谨注意，策其万全。如委员长自抱其本身安全之顾虑，又安足为全国领袖哉？”复有人言：“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兵讨伐。”余又告之曰：“今日国难至此，若无委员长，即不能有任何统一之政府。今舍委员长外，更有孰能领导全国者乎？”当时群情激昂，主张纷杂：或言委员长殆已不讳矣；或言国家存亡应重于个人之生命；更有人不明余所主张之理由，词色之间似谓“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余乃详告诸人曰：“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员长之死，果足为国家造福；则余必首先劝其牺牲。唯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挞伐之师，径施轰炸，不独使举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故为国家计，不得不吁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愿诸公深信我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今日此举，实抑制情绪，抓紧现实，乃以公民之资格，要求以最少之牺牲，为国家与民众解决此严重问题之症结。倘余夫或余个人之牺牲可以为国家造丝毫福利者，余必不假思索，力主牺牲。唯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而国难严重如今日，在余心目中，在全国民众之想念中，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连系，此余之所以主张必用和平方法以保证其安全也。诸公今日，一 面尽可作阵地之配备唯须力诫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而一 面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倘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亦未为晚。凡余对此大局之观察，以及余所贡献解决之方策，事后必能证实其不谬。深信诸公虽与我观感两歧，而态度之诚挚则同；余今自信所取态度之不误，必将竭全力以求我主张之实现。谩骂不足以慑服叛徒，更不足以解决现局，幸诸公深思之。”

    余言既，复明告彼等即亲自飞往西安。群议哗然，以为不可，反对之声纷至。盖当时谣传，血与火充塞西安，该处已成赤色恐怖世界，而悲观者更以为委员长即未死，亦难幸免。故向余进言时，不曰余此去决无收获，即劝余勿作不必要之牺牲；不曰余去被囚，徒令叛变者多一要挟我夫之凭借，即曰最少我投身作质，徒扩大事件之纠纷。悲戚、失望绕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固难，欲坚持我信仰更难。余虽未受悲观者之影响，然亦不禁黯淡凄怆。尝自反问曰：岂我等求出生民于水火之努力，已至最后绝望时期耶？岂我等复兴民族，建立国家之计划，果将从此毁灭耶。深思终不得解，然余终坚持我信仰不舍。于是迷梦渐去，始恍然唯“信仰可以移山；”欲纠正一切错误，唯有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之信仰耳。

    年来委员长出巡各省，余必相随，此次独因病未果深觉怅然。盖余每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势当不致恶化至此。然此种思索不足自慰，徒增烦扰而群集我室者，宾朋如云，或进同情之辞，或索时局真相，更有作消息之报告者，扰攘终朝，益增我之烦恼。

    余日无晷刻之闲，各机关首领纷纷向余询问对于应付现局之意见，尤以黄埔军校同学代表要求指示为更切。军校学生皆为余夫亲自教育之生徒，坚请训话，余不能却，因向其集会作公开之演讲。余告诸生：于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民众对西安叛变之负责者，怨恨愤怒已不可遏，诸生幸勿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之。并告诸生：已嘱端纳赴西安探真相，迄今尚无一人出入西安；故吾人所知西安消息，除孔部长与余所得二电及西安将领之通电外，无片纸只字可为凭借继复诫之曰：“委员长抚爱诸生如子弟，目前遇此事变，正为诸生敬谨遵行师训之时。委员长统一 全国军队之功绩，固为国人所乐道，然其手创之新生活运动，更对国家精神建设有积极之贡献。诸生既为彼忠实之信徒，不唯须努力继续推行此运动，且应恪遵其信条为终生之圭臬。余深信西安叛变者，目睹其妄动所引起之全国反响，必能憬然悔悟，痛恨前非。凡诚意悔悟者，应开其自新之路，则谈判之途径，自当勿令壅塞。叛逆如有悔罪之诚，我黄埔诸生当宽大为怀，迎其来归，不究既往。”继余复言曰：“凡余所言，绝非为叛逆求开脱，盖其妄动无开脱之可言；余所努力者，欲令叛逆反省其妄动之影响国家者为如何可怖，求其及时悔悟，自赎其罪谴而已。”

    当余精神肉体忧劳交迫之时，孔部长及余两姊孔夫人、孙夫人与其他戚友，掬诚慰藉，爱护之情，至足铭感。然西安真相仍笼罩于消息沉寂之中，悲剧之阴影，紧依彼等心头，则其慰藉之辞，亦黯淡甚矣。最可感者，孔部长兼代理行政院长之职，既代委员长为一国行政之首领，所处地位备感困难；然彼于谨奉职守之余，仍能充分同情余所坚持之主张。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晚，始发现第一次希望之曙光，确证余主张之未误；盖端纳自西安来电，报告委员长平安，居处甚适，彼正随侍在侧。该电复称张学良亟盼孔部长赴西安，尤盼余偕行，后又得张学良直接对余电，邀余赴西安，并保证无危害委员长之意。

    时论忽有致疑端纳来电者，余闻之骇然；盖南京一部分人士，咸认叛部计划异常险恶，以为委员长即不死，亦必身陷危境，对于与此歧异之消息，反不愿轻予置信。彼等之言曰：“端纳来电，实迎合西安心理，欲诱孔部长入陕，多一重要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至张学良致余电，用意亦同，亦欲诱余入陕而加以拘禁耳。”凡此种种推测，皆不足以动摇余之初衷，反令余信念益坚，知避免战争之奋斗，更有努力推进之必要。因此余竭全力求赴西安，孔部长与余之诸姊弟皆愿伴余同往，尤足感人。然主张讨伐者仍竭力阻我成行，余始终未为所动，当激烈辩论、情绪亢张之时，竟无暇计及发言之态度矣。

    是时西安电报交通虽已中断，不料余于星期二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突得端纳由洛阳打来长途电话，诚令余惊喜欲狂。盖端纳于是晨冒恶劣气候之危险，飞抵洛阳，直接告我以西安之真相。彼以简短之言辞，叙述全局：谓委员长并未受苛刻待遇；端纳到达后，委员长已允迁入较舒适之房屋；斯时委员长始初次与张学良谈话，惟怒气仍未息；张表示决随委员长入京，盖彼自承举动虽错误，然动机确系纯洁；张盼余入西安，亦盼孔部长同行，彼与其部下，对余推崇备至云云；然最后又言委员长坚嘱余切勿赴西安。余请端纳明日来京，端纳称彼已允委员长及张当日返西安，惟气候恶劣，不利飞行，决于明晨返西安，京行势难办到。余因告以军事长官已决定立即进攻西安，彼返西安，或有危险，并嘱其以此真相设法转告委员长。端纳复言，彼虽不能来京，张学良亲信之爱而传与彼同机出陕，将于明晨飞京，可当面详述经过情形；彼并嘱携一函致我，补充未荆是晚，余又以长途电话告端纳：孔部长因医生坚嘱，不令飞陕；况孔为代理行政院长，势难离职。因嘱端纳征求对方意见，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之。且告以各方阻我成行，然余已决心飞陕，余复告以外间传言，彼有袒护张学良之倾向，询其曾否发送新闻电。端纳答称，彼曾发二电：一为新闻之概述，一为答纽约泰晤士报记者阿朋之询问。

    是日，适有人以端纳致阿朋电示余。电中略述委员长健康如恒，张学良已承认劫持领袖之错误，唯自称其动机纯为爱国。来人即持此为端纳捏造消息，袒护张学良之确证。此种推论实难理解，或者军人为情绪激发，应作如此想像。余因即电端纳，嘱其此后勿再拍发任何新闻电报。端纳昔随委员长赴边远各处，各报记者每去电探问真相，端纳并一一致答；今突守沉默，各报记者骇怪之余，当不免武断西安局势之恶化，以为端纳亦已被扣，不知彼处发生如何不幸之变局。

    此时实施检查之影响，更使消息沉寂，而谣诼亦因以丛生。盖此时之西安，就新闻观点言，已成死城矣。

    星期三晨，余乘端纳未启行前，复与通话一次。余嘱端纳告张学良彼若不愿手造惨酷之国难，应立即护送委员长返京；并请以目前余所处之境遇告委员长，详述余努力阻止战争之经过。余复嘱端纳抵西安后，应速乘机返京。彼答曰：“否，我愿留西安。”余最后曰：“余若不能阻止战争，则尔在西安或有生命之危险。”彼答曰：“或有其他办法，我今不能多言。”时孔部长在余旁，即接电话机继续向端纳说话，嘱其转告张学良：彼即不计令誉，当知彼之生死存亡，亦将以能否确保委员长之安全为断；彼欲拯救自己，拯救国家，当以飞机护送委员长赴太原，恢复其自由。倘能照办，一切皆可不究。

    此后余即运用我忍耐之全力以待爱而德所乘由洛来京飞机之到达。该机在蚌埠被迫降落，又向南飞一小时，故爱而德于午夜始来见我。据彼诉述：委员长失足倾跌，今尚负伤；事件发生，实属意外；当日天明时，西安城中张学良部队已为杨虎城缴械，杨氏统制全城，即张学良部下出入城门，亦必先向杨氏领取通行证；张学良部队在城中者，只有卫队四 百人，在城外者亦只六千人，是即驻守飞机场之防空队也。其被缴之枪械，至是日下午始得发还。当日并有杨部兵士一队赴飞机场，初意欲将停留该处之中央飞机，捣碎油箱，击毁机身，后经爱而德劝阻，仅倾倒其箱中储油而去；高射炮皆经封口，严禁使用；飞机场职员皆经遣往他处，只留若干哨兵看守。黄仁霖已于昨日晤委员长，唯因委员长嘱其携亲笔致夫人之函，故被扣不得来京。但委员长草毕此函时，曾当众高声朗诵，故爱而德犹能忆其概略。据称：“委员长函中表示宁死不受挟持，且以身后事向夫人叮咛嘱付，足证其已抱牺牲之决心。”

    端纳在洛阳电话中之最后一语，所谓“或有其他办法”者，犹震荡余之耳鼓而不能去怀，因询爱而德以张学良自备之鲍音飞机今在何处，爱而德称该机尚在西安。余又问曰：“倘攻击开始，张学良有否挟委员长乘此机离陕他去之意乎？”彼曰：“颇有可能。”余因作推测曰：“此殆准备中之计划欤？”又询：“张学良之正驾驶员巴尔安在？”答：“在汉口。”余愕然曰：“然则鲍音机将由何人驾驶耶？”曰：“将由其副驾驶员李奥那任之。”余托其邀巴尔由汉来京见我。爱而德诚挚言曰：“我等皆愿为夫人效忠，当立电巴尔，想彼必乐受驱策也。”因嘱其速招巴尔来。

    凡上事实，皆为余等以前绝未闻知之真相。今则危机毕露，明示其他部队哗变之时，张学良实无保护委员长之能力。

    因此余阻止进攻之决心益坚。在委员长固公忠为国，不计个人生命之安危，亟盼挞伐之实现，余则未愿作如是想委员长致余函之内容，余亦未告军事长官；盖深知此函立意之宣露，更将影响彼等之心理，益艰余之处境。余知轰炸西安必置委员长于死地。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长以为领导；委员长生还之价值，实较其殉国尤为重大；此为余始终坚持之信念，故愿决死为和平奋斗，以期其成。因此余决意立赴西安。此时虽张学良在城内无甚部队，其在城外之兵数亦甚寥落，明知事态异常险恶，然余亦不愿多加考虑矣。

    已而避免武力以求和平解决之希望，又微露其一线光芒；盖是晚接端纳来电，称已抵西安，向委员长及张学良转达我电话中之意见，今西安将领已欢迎子文与顾祝同之入陕矣。于是余以和平方式营救委员长出险之主张，始得第一步事实之佐证。然此后数日，焦虑奔忙，困惫更甚。因潼关以西之军事，业已发动，虽幸飞机为雪所阻，不能超越华山而向西安轰炸，然洛阳与群山间沿路各处，被轰炸者已不胜数，又安能保证群机之无冒雪西飞径向西安投炸者也！后得端纳来电，称委员长已遣蒋鼎文主任飞京，携其亲笔致军政部长函。不料政府中人闻讯，声称彼等不独不愿与西安作谈判，且亦不愿在委员长离陕前，接受任何命令，盖此书即出委员长手，又安能确证其为出于委员长之本意者诸公竟测其领袖将屈服于劫持之下，宁不可异？余因直告之，并欢曰：“诸公与彼共事多年，竟未能了解其真性格至此耶！”二日后，蒋鼎文果来，彼等闻其面述委员长令，始服从无间言。蒋鼎文并恳切劝告，勿任南京、西安间之裂痕日见加深，谩骂之无线电广播及恶意之报纸论文，皆以中止为佳。同时其他方面阻止冲突之努力，亦在进行中。孙科、王宠惠等诸先生访余，拟商请阎锡山主任出面调停，营救委员长出陕，因决定由党政领袖联名电阎此电亦经拟妥发出。

    巴尔由汉来，余即与研究张学良是否有挟委员长同乘飞机出陕他往之可能。余昔日飞行曾深入西北边省，故详知彼间地形崎岖人烟寥落，难觅飞机着陆场地之情况；余更预料凡有中央军驻守之机场，必为张学良所不敢去者，则其目的地点当在共产军阵线之后，或者即在新疆，余问巴尔“倘鲍音飞机满载其携带油量，足敷飞往新疆之用否？”巴尔答曰：“可。”又问：“张学良曾提及乘飞机往新疆否？”巴尔答曰：“曾言之。”余因与之再研究地图，倘张迫于环境，须乘机出陕他去时，张挟委员长至何处最为可能。余并告以张学良若真挟吾夫他飞，余必跟踪往探；故余愿深知何机所携油量，足达鲍音机满载后中途不再添油而可往返之地点。巴尔答曰：“德格拉斯机如只有夫人一人乘坐，舱中储油，足应长途之用。”余因嘱其留待后命，倘余不能阻止进攻西安，乃有飞行之必要也。

    委员长被禁后一星期，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余电告端纳，子文决入陕；后因阻力横生，余又去电取消前讯：一 小时后，再电告其最后成行。盖子文力排群议，最后请以私人资格前往。我等主张：政府虽不能与叛变者直接谈判以自贬威信，亦应准许我等作劝导叛变者之工作。故子文行后，政府令各报登载，充分说明子文此行，纯为私人资格之意义。

    及十二月二十日晨，停止进攻之期限已届，余力争展限三日，决偕子文同机入陕，神经兴奋，几不能持。行前最后一瞬间，政府中高级长官群集余所，坚请暂留。亦有谓余若留京，尚可于委员长未离西安以前，劝止中央军之进攻者；余乃自动与彼等约，倘子文去后，三日内不能返京，则不得再阻余飞西安，同时接张学良来电告余，倘不能阻止进攻，切勿往陕。盖彼亦无力护余矣。

    次日晨，得子文二电：一告委员长平安，一告端纳即日飞京。然是日端纳未抵京唯由洛阳来电话，据称坐机在黄河岸被迫降落，将于二十一日（星期一）来京。余复接子文电，亦称将于是日到京。星期一下午，端纳、子文先后到达，各述闻见。余坚持明晨必偕彼等同机返陕。端纳云：“张确有计划，拟于进攻开始后挟委员长乘机离陕他行。”余闻言，自觉能想像张之心理如见其面，因此益自信，倘能与张当面商谈，必能以余信心感其迷瞢。当时余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

    时蒋鼎文亦已出陕来京，余念委员长或需军官如彼者为代表，请彼与戴笠偕行。且对西安表示中央之信义，决不一 去不回，稍示怯懦之意。然鼎文夫人方喜其夫得离危城，故力请偕行，坚持不让其夫独冒此险。翌晨，余在机场恳切劝之曰：“余非强蒋主任为余所不愿为者，余一妇人，所冒危险实较汝夫更大。汝夫为军人，其生命本已贡献于国家，汝为一高级军官之夫人，应鼓励而安慰之，此方是汝之本分。”鼎文夫人乃默许余言，慨然允诺，不复悲戚。孔夫人在侧，亦以温言慰之，携之侧立。余等即登机行矣。人或有称余此行为勇敢者，然余自念，所作所为并无异人处，二万万中国妇人处余地位，皆必取同样步骤。鼎文夫人经余说明后，竟不坚持同行，而肯为国家利益牺牲其丈夫之安全，即其一例。余登机前，已熟闻各方危机之警告，即余本身，亦详悉西安城中军队之性质。但余启行时，神志清明，镇定坚决，绝无怯意。然冒险而入叛军统制之区域，能了解此危机之巨大者，当时固无人较余更深切也。

    一星期来，今日独异常晴朗。然机抵洛阳上空，俯视机场，轰炸机罗列待发，心坎突增阴影。余下机与该地中央驻军及空军将领面谈后，即登机，坚嘱洛阳空军司令，未得委员长命令，切勿派机飞近西安。及机启飞，余渐感悬悬，不识前途如何。时飞机正在盖雪群山中遵铁路线前进；过华山，远望如晶莹之冰山，闪烁作光；最后见平原，知近西安矣。端纳于白色山丛中遥指一方形城邑告余曰：“彼处即为临潼，委员长被劫处也。”此时余万念猬集，枨触若狂。俄顷，余等似已盘旋于西安及飞机场之上空。余于飞机着陆前，出手枪授端纳，坚请彼如遇军队哗噪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万勿迟疑。余复筹划，面对劫持我丈夫者，应取若何态度；盖余深知成败契机，全在于此瞬息之间。最后决定余对彼等之态度，即使彼等行动暴戾，而余必须强为自制，勉持常态，只有动以言辞，以达余来西安营救委员长之唯一目的。

    飞机盘旋机场上空，乃未见机场中有迎候之车辆，只有三两守兵木立于其间。继思我等启行时所发之电报或未送达西安，因此折飞西安城上环绕数匝，引起城中注意。俄顷间，乃见车辆续续向机场来矣。

    机方止，张学良首登机来迎，其状甚憔悴，局促有愧色。

    余仍以常态与之寒暄。离机时，乃以不经意之语气，请其勿令部下搜查我行装，盖惧紊乱不易整理耳。彼即悚然曰：“夫人何言，余安敢出此！”时杨虎城亦踵至，余坦然与握手，似偶然过访之常客。杨状甚窘，但见余镇定，又显觉释然。

    车行街道间，初未见意想中之紧张。及抵张宅，彼即问余是否欲立见委员长。余请先得杯茗，盖欲示意，余信彼为君子，愿以安全寄彼掌握间。此时余忆在京时，曾有人戒余。

    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且将被囚作质，丧尽尊严。余固知张之为人，不至如此，今更得证明矣。时委员长尚未知余至，余不愿其延候焦急，故戒勿通报。委员长被禁处离张宅只一箭之遥，禁卫森严，且多携机关枪者，盘旋于四周。

    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

    言既，愀然摇首，泪滑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视君耳。”盖余知此时当努力减低情绪之紧张。时吾夫以背脊受伤，方卧床，面甚憔悴，因先加看护，缓言其他，使得少些舒适。此时目睹吾夫，负伤床第，回忆遇劫当时，黑夜攀登山巅，手足为荆棘与山石刺破，遍体鳞伤之状况，余实情不自禁，对于事变负责者不能不深加痛恨矣。

    吾夫言曰：“余虽屡嘱君千万勿来西安，然余深感无法相阻也。今晨余展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来此。”我夫历述被劫之经过，并称在劫持中，决不作任何承诺，因要求我勿以签订某种文件相劝。余告之曰：“余本视国家福利重于吾夫之安全，幸勿虑我有强劝吾夫屈服之举。”吾夫屡言，苟利国家，愿以身殉。

    余告以自彼被困之后，全国民众，忧疑惶急，向所未见；即平日反对其政策者，亦抱同感，祈祷其出险者，遍布全球；稚龄学童，号哭如丧考妣；兵士闻其不讳之误传，竟有自杀者。

    因劝之曰：“此后君不应轻言殉国矣。君之责任乃在完成革命以救国，君更应宝贵君之生命，愿君自慰，上帝常伴我等。余此来，分君苦厄：上帝愿余死，死无悔；若愿余生，亦当保此生命，与吾夫共为国家努力也。”余复告以感觉劫持彼者已萌悔祸之意，倘处理得宜，或可立即解决。我等目前应自制，应忍耐。吾夫述十二日晨经过情形时，感情冲动不能自持，余即温慰之。出圣诗就其榻伴诵读者有顷，始见其渐入睡乡。

    余今又来西安矣。西安本为我中华民族产生地之摇篮，今岂将变成其棺木欤！倘委员长不获生还，中国之分裂与灭亡立见，此后不幸之变化未易测也。若幸而脱险，则国家之团结益固，可怖之祸乱或将蜕变而为国家之大庆。余之心头似嘤鸣“祸中得福”之颂辞，余深信之然到此关头，需具信心与智慧，偶一错失，立入死亡之陷阱。我等处境实遭大难，四 周军队皆整装待发，叛军之后，复有共军，此又为委员长多年剿讨之寇雠也。凡此各方，皆屏息以待，立可爆发。而中国境外，复有各国静观此间之结果。所谓东北军者，人数众多，军械精良，其作战之计划，即以后方之共军为其唯一之后盾；万一战事发动之日，即共党重生其活力之时，则其影响将如电流之疾走，酿成空前之内战，召致不可预期之浩劫。

    而虎视眈眈之帝国主义者，正悬盼中国内战之暴发，俾得借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制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凡上述之危状，皆为日来缠绕我心坎之魇影，自闻军事长官坚决主战之论调后，未能一日忘怀者也。

    余见委员长后，再召张来见；彼或因余未加斥责，显有快慰状。余立以镇静诚挚之态度与之面谈，告以彼等自谓此举得全国民众之拥护，实属错觉；今大错已成，若何补救，实为当前唯一问题。并语之曰：“汝若向余问以后之方针，余可以诚意告汝，尔等欲恃武力以强迫委员长作任何事，皆无成功之希望。”张曰：“夫人如在此，决不致发生此种不幸之事。”

    此语殊出余意外，骇然久之。张续曰：“我等劫持委员长，自知不当；唯我自信，我等所欲为者，确为造福国家之计划。然委员长坚拒不愿与我等语，自被禁后，怒气不可遏，闭口不愿发一言。深愿夫人婉劝委员长暂息怒气；并望转告我等实一无要求，不要钱，不要地盘，即签署任何文件亦非我等所希望。”余表示深信其言之由衷，不然，则彼等行径又何异于旧时军阀。唯目前欲示世人以无他，应放弃胁迫态度，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因复语张曰：“尔性太急切，且易冲动。

    尔当知世上有许多事，皆非躁急之举动可以成功者，唯步骤一致渐进之行动，乃可得真正之进步；换言之，即全国人民程度进至适当之水平线后，仍将感效果之迟缓。然余之经验告余，躁急者百分之力量，只能得一分之收获；而徒求快意一时之举动，决不能致中国于富强，惟坚忍卓绝之苦干，始能得理想中之成功。”张闻言颇感动，诚挚言曰：“夫人，余已觉悟此举之不当，决不愿托辞掩饰。唯自信动机确系纯洁。

    倘此次夫人能一如往昔偕委员长同来者，余敢断言，决不致发生此不幸之事变。今余屡欲向委员长有所申述，彼辄禁我启齿，厉声呵斥，奈何！”余曰：“汝仍未能了解委员长也。彼所斥责者，每为其寄有厚望之人；倘对汝鄙为弃材，财决不再费如许精神对汝斥责矣。汝每称事委员长如事父，彼信汝此言之诚，故不假颜色。”张应曰：“夫人应信我敬戴夫人之诚，即余部将亦一致敬戴夫人。委员长被禁后，彼等搜索其文件，得夫人致委员长函二通，拜诵之余，益感夫人之伟大。盖此二函中，夫人为民众求福利之至诚毕露，故深信夫人此来必可调整现局，使委员长早日离陕，余及余部将实同具此种信念我等希望委员长安全离陕之热情初不后人，盖我等不独不愿阻碍其政治上之工作，且一致推崇彼为我等唯一之领袖。

    今但求向委员长面陈款曲，一切皆无问题，深信夫人必能助我了此危局。”余骇问所称二函究竟何指。张曰：“一为请筹援绥经费与补充空军事宜；在另一函中，夫人缕述救国感想，实足动人。夫人告委员长，有‘深感我二人共同救国之事业，未能尽责之处甚多，此后当加倍努力一方面不负人民付托之重任，一方面不背我二人结婚时为民服务之誓言’之语。我等读此二函，实感动万状。”余即乘机向彼劝导：“汝当更忆及函中之又一语，即谓我等救国之努力，乃随时默祷圣灵之启导，始能免于错误。汝若诚意欲有所建树，亦应随时祈求圣灵之向导也。”盖彼此次举动，不独扰乱秩序，自坠人格，且身为军人，竟甘超越轨范、毁灭纲纪如此之甚。更可痛者，数年来辛苦经营之统一幸告完成，正足增进中国之信誉，造成万世之福利，今竟为彼等毁其垂成于一旦。余复令追忆彼欧游初返时余向彼告诫之言。余当时之言曰：“活动能力之强盛，若不能纳之轨范，危险实大。”曾嘱彼处事要随时谨慎。

    至彼称无伤害委员长之意，余又告之曰：“十二日事变发生之晨，枪声四起，委员长未衣棉衣，备受严寒之侵袭，且流弹飞舞于四周，若未获上天之默佑，彼不饮弹而亡，亦将罹肺炎而死矣。然而已过者今勿再提，目前应讨论者，如何可使此事件迅速结束；盖委员长留此间愈久，国家之损失亦愈大。汝意以为如何方可收拾此危局？”余复述前言，促其速自悔悟，力图善后。张屡颔其首，并言彼个人亟愿立即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唯此事关系者甚众，不得不征求彼等之同意。余因促之曰：“然则速将余意转告彼等。倘彼等欲与余面晤者，可遣之来见；凡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皆愿代见之。余留此候汝复音。”我等谈话至此告一段落，时夜已深矣。

    余坐候至十一时，张尚未至，以电话询其行踪，据答称，彼尚在开会。因留语，散会后嘱其来我所。及清晨二时，仍不至；复以电话询，越数分钟，始至，目光疲倦，为状惫甚。

    彼言散会过迟，料我已入睡，不愿扰我，故未来。余急问：“彼等何言？”张曰：“杨及其部将不愿释委员长回京。彼等言，子丈与夫人与我交谊甚厚，我固可自保生命，彼等将奈何？彼等责我使其牵入漩涡，并称所提之条件无一承诺，遽释委员长，岂非益陷绝境？明日将再开会。”余见其疲惫不支，知多谈无益，因曰：“已将三时矣，明日可继续再谈，汝当去休息。”

    此后数日，令人焦悚之问题益多。盖疑惧之军官，因急欲保证其本身之安全，随时有囚禁我等之可能。因此人抱不安，空气益呈沉默之紧张，剧变之发生，固意中事即屋外监视之卫兵，似亦受此种心理之影响，盖当子文与余往来各室，与诸人会晤时，彼等咸现探询究竟之目光。余与子文唯一可以暂弛神经之法，为散步于积雪之前院中。院中各处皆有荷轻机关枪之守兵，日夜巡逻，以防外人之擅入；而院墙之外，更有大队之守兵，以防委员长之出走。仰首上瞩，天宇清朗，白日行空，此昭昭之青天白日，殆为此间唯一具有光明之物象。余二人绕院行，周而复始，守兵皆作怪异状，不辨我等有无用意；及闻我等发笑声，骇怪益甚，殊不知我等故意纵笑，以减去紧张空气之压迫也。

    是日，子文正往来各将领间，作多方面之接洽。各方说辞纷至叠来，所谓“最后要求、”“最后论据”竟层出不穷，说服其一，第二第三乃至十余种之“最后”与“不可能”者接踵而来。然就西安军人之心理观察之，盖皆惧遭国法谴责之闪避行为耳。我等此来实已造成彼等内部之分裂端纳入陕，张学良即招群疑；自子文及余与彼谈话后张坚主立释委员长，西安将领竟目彼为“我方之一分子”矣，于是欲将彼与我等一网打尽之危机益迫。此所以各将领每次开会议决之办法，散会之后，突起疑团，于下次开会之时又全盘推翻，坐致一无成就。怀疑顾虑，笼罩一切，似已无止境可寻。余告委员长曰：“此中央军日迫西安之故也。”然此时之委员长，对于事件之开展，已不感关切，彼厌见周旋，厌闻辩难，尤厌倦于周遭疑虑之空气，出陕与否已不在彼顾虑之中。曾语余曰：“事态既继续如此，余决不作脱险之妄想，望吾妻亦不枉作匪夷所思矣。”然余深知在此重要关头，惟忍耐与自制为成功之要素；我等当使叛变诸将领深信我言之诚挚，彼等若能悔祸，我可劝委员长呈请中央不究其既往，决不兴师讨伐，以造成内战之危机。

    我等此次到陕，尚未闻赤祸之威胁，有如外间所传之甚。

    曾有人向我等申述，共党无劫持委员长之意，且主张立即恢复其自由。然我辈不能健忘彼等过去残酷之行动，今虽一时沉默，仍未减其威胁之危险性。更有人告我等，彼等早已放弃其昔日之政策与行动，然我亦不愿信此无稽之谈也。我等不唯自警，且警戒西安人士，告其勿中彼等之诡计也。

    余全日出入室中，每有新转变，辄报告委员长。某次，余正与委员长谈话时，余之侍媪忽牵余入邻室，耳语余曰：“夫人，出言务请谨慎，窗外守兵正在门隙窃听，幸余及时阻止之。”余问如何阻止之，彼曰：“余瞪视之并告之曰：‘尔必听有趣新闻，余愿伴汝同听之。’因是坚留不肯远离，彼始悻悻去。”

    时张学良正竭力解劝疑惧中之各将领并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且任其纵谈一 切。彼详述整个中国革命问题，追溯彼等怀抱之烦闷，以及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与如何酿成劫持委员长之经过。余注意静听，察其言辞中，反复申述一语并不厌赘，其言曰：“国事如今日，舍委员长外，实无第二人可为全国领袖者。”述其对于国防上所抱之杞忧，亦喟然曰：“我等并非不信委员长救国之真诚，惟恨其不能迅速耳。”余俟其言竟，然后温语慰之曰：“青年人血气方刚，每病躁急。中国为一古国，面积之大，人口之众，领袖者欲求成功，理当作合理之进步，安可求快意于一时。更有进者，领袖之实行其理想，决不能超越群众之前而置群众于不顾，尤当置意于经济问题之重要。”彼言经济实为国防最重要之部分。余复言：“汝等若真信委员长为全国之领袖，即当遵从其所主张之政策；不然，则混乱扰攘，国家与民族更受巨大之损失。若欲达同一目的，固可遵由不同之路线；然既择定一途，即当坚持不舍。不负责任与不重程序漫无计划之行动，必无达到目的之一日。我人对领袖既信任其有达此目的之诚意与能力，则唯一之道，即矢我等忠诚，步其后尘而迈进。”彼又言，此次兵变实出意外。余又告之曰：“如此小规模之政变，彼等尚无力阻止其流血与暴行，又安能自信其有主持国家大政之能力耶？”彼又言，彼等崇敬委员长十年如一日，未改初衷；奈委员长始终不愿听彼等陈述之意见何，谈话结果，彼允劝告杨虎城早日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并约次日再见。

    次日，余又见彼，嘱其转告各方，反对政府实为不智，并历数最近十年来称兵作乱者皆无幸免之史实。倘彼等果有为国为民服务之诚意，必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今日此等举动，徒增加人民之痛苦与彼等个人之罪戾，应及早悔悟。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此为委员长一贯之主张。

    即对共产党亦抱此宽大之怀，故常派飞机向共产党散发传单，劝告彼等，如能悔过自新，作安分之良民，决不究其既往，一 念从善，即可为中国造福。共产党所到之处，我人民不唯不能得到任何益处，而且只受其害，即共产党本身实亦无丝毫利益可言，盖彼等自身既奔波而成为流寇，乃复浪费国家实力，阻碍国防与建设之发展，究竟所为何事。国难如今日，民族运动者如为真正之爱国者，应即放弃其不能实行之政策，各尽其在中央领导之下诚意协作之任务。

    圣诞夜转瞬至矣，是日一日间之前后形势，希望固迭生，而失望亦踵至。余告张学良，圣诞日为停战限期之最后一日，如今日不能释委员长回京，则中央军必开始进攻。我等固死，汝亦不能独免。此外，正如孔部长在南京所言，若于此日恢复委员长自由，不啻“赠国家以无价之圣诞礼物”也。张闻言，状甚踌躇，唯允当勉力达我期望；但彼既无多数部队驻于城中，城门又皆为杨部所把守，此为难耳。彼又曰：“如杨部反抗，我等固可与之抗战；然夫人为一女子，则处境极危。

    或者夫人与端纳先飞洛阳，余再设法潜偕委员长出城，此计如得售，则大佳。余可向彼等托词，请夫人再赴南京交涉罢战言和；一方面暗中将委员长化装载以汽车，混出城门，径赴东北军所驻营内，再派车送赴洛阳与夫人会合。”彼并以此计告子文，谓最后办法，只可如此。子文亦以为一切计划失败后，不妨留此作最后之尝试。然余坚持反对，不独委员长背伤不能受汽车长途之颠簸，且如此鬼祟行藏，亦决非委员长所愿为。余曰：“委员长决不肯化装，倘彼不能公开乘飞机离陕，余必同留此殉难，决不愿离此一步也。倘彼因中央军开始攻击而殉国，余决不愿独生也。”余知张及子文咸憾余不屈不挠固执之态度，不能稍为彼等移易委员长之决心；然余已具决心，不能妥协。张将出，余又语之曰：“汝当劝告彼等，应立即释放委员长，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皆向汝等作此要求。

    全球各处之中国人皆纷纷通电要求恢复委员长之自由，斥汝等为卖国贼，汝等知之否？”张曰：“余知之，彼等亦有电致余，然彼等实未知余无加害委员长之意也。”

    子文与张之努力，益增沉默中紧张之程度，正不知圣诞日将发生如何之景象；然就现状观之，乐观成分实甚少。余频频警告彼等，停战之限期已届，余深知南京掌军权者之感情与心理，过此限期后，大规模之进攻即行开始，无人能挽此浩劫，尔等亦不能幸免此巨祸之临身。西安将领所惴惴者，实只其本人之安全。余因告之曰：“尔等如真能悔祸，个人安全决无问题；若不知悛改，任何人决不能保证尔等之将来，委员长平素之大度容人，为尔等所深知，今日即当信任其度量。”

    时张已躁急不能自持，向彼等声称，倘彼等不即“改变旧态，”彼将自取适当断然之行动。所可喜者，双方辩论虽甚激昂，始终绝未提及金钱与权位问题。历来叛变军人所斤斤不能去怀之主题，此次竟未有一人置怀，由此足见彼等此举有异于历来之叛变。民意与公论已促成自私心理之消灭，实为中国政治进步最大之征象，足令人认此实为最后一次叛变之史实。就事实言之，中国将领所主张之种种要求，委员长亦早有加以详讨者；彼等读其日记及私人文件，已稔知之。委员长之性情，每有计划，非俟其成熟，不愿告人，遇他人向其陈述意见时，或有不容异议之见，而以对其部下为尤甚。盖彼以为服从，命令为军人唯一之天职。委员长为主张厉行纪律之人，见其部下将领有违反军人基本信条之举动，自将深嫉痛恨。彼所期望于部下者，为军人唯有严守命令，战死沙场，不能擅加探讨然深蕴于委员长心底之唯一信心，则永远为求人民之幸福，以完成真正足以代表民意之三民主义，为其努力之标的，不惜竭全力以赴之。当其推进剿共军事之时，仍注重于招抚投诚，开其自新之路。共党或被感动而来归，或被俘而劝服，即分送各处反省院，衣之、食之、教育之，使了解行政上种种革新，实皆为大众求生活之改善。此即新生活运动之所以能奠定广大之基础，而赣省农村运动之所以有今日显著之成效者也。委员长深知欲根绝共产主义之传布，当就其症结而取消其愚惑民众之口实；故努力整饬吏治，使旧在共党区域中之人民在各方面皆能改善其生活之状态，以反证共党宣传之虚伪与残暴。赣省为共党盘据中心之省分，经共党统治之后，凋敝荒凉，数百万人民房舍为墟，室家荡荆委员长驱逐共党出境之后即开始恢复地方之繁荣重奠人民生活之基础；先于各处成立组织，指导民众自力更生之方法复经赣省教会之合作，成立“江西省基督教农村服务联合会，”继复发起新生活运动，使人民得精神生活之信条，教以家庭卫生、自力工作与合作服务，以及其他新国民应有之常识。此项运动今已遍布全国矣。

    圣诞之前夜，失望之成分仍较希望为多，直至深夜，谈判尚无结果，于是圣诞日至矣。每至圣诞日，委员长辄与余约；是日先致圣诞贺辞者，即得享受全日计划决定之福利。今日彼得胜利矣，盖曙光初露，委员长即于被褥深处，呼“圣诞快乐。”余对此寒冷清晨，颇感不怿，然仍抑此情绪，欣然应曰：“祝君圣诞快乐。”时余不睹圣诞树，心殊怏怏；然深知在此颠危中，何来圣诞树？圣树老人即过西安，亦将望望然去之矣。此念闪过我心头尚未消失时，忽见室门顿启，以委员长卧室之外，监视者始终看守，无论昼夜，不能锁门也。二 仆人相随而入，每人手中各携一沉重之长物，酷似巨大之圣诞袜。审视，果为袜唯，为“高尔夫球”置棍之长袜。先见一袜，系一手提打字机，并系片祝余夫妻圣诞快乐；另见一 袜，系一厚暖之旅行毯，是为致委员长者，盖余夫旧有旅行毯已在兵变时遗失矣。噫！圣诞老人竟来西安耶？而此老人竟与余等共居一屋中！彼昔为我先父之友，现常为我家之宾，亲朋皆呼为“Ｇｒａｎ，”或呼为“端。”委员长仰首笑曰：“真老人至矣”此为余首次在西安闻委员长之笑声。

    圣诞阳光挟希望与快乐而俱来，然在上午，疑云仍未去。

    叛变者仍要求于释放委员长前必得其亲笔签字之令，而委员长坚持不愿落一字，且亦不愿发一言。余为助长勇气计，开始整理行装，希望于日落之前飞达南京。如以此作标准，则必于十一时半启行；及至十时，结果杳然。俄十二时半过矣，张来言：“飞机已准备，然一切仍未决定。”至一时半，我等希望已粉碎，然仍不愿放弃。有人言曰：“我等可先飞洛阳过夜。”余急应曰：“然，余等万勿失望，若诚挚祷告，必能达我愿望。”时诸人皆奔走往来，状甚混乱。子文入新城访杨虎城，其他各人亦分头疏通，求解此结。然午后二时又至矣，仆人告曰：“午饭已备。”但并无人来报消息，希望似绝，然我等仍进餐；既饭，希望似又复生。即有人建议曰：“即四时启行，我等亦可于日落前抵洛阳。”因此我等决定下午四时为最后关头矣。三时响未既，见张越庭院来，身后随一工役，荷一提箱，守兵皆露惊异状。时子文等方在各处向诸将领反复说明，即委员长在此决不能有亲笔命令，但返京之后余信其决不咎既往，以释其疑。然迄无消息传来，电话仍继续不断，交涉迄未完结。正焦虑间，子文忽入门，携来喜讯，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张曰：“日云暮矣，曷勿明晨径飞南京？”余呼曰：“尚欲等候耶？离此愈快愈佳！岂将等候彼等之改变态度耶？犹欲等候彼等之恐惧与妄念，而发生变故耶？当知今日为圣诞日。不！决不能作片刻留！应速行，毋再滞疑。”张忽又言：“杨虽允我等行，然其部下多未知者，苟风声传播，或有不稳；故我等虽行，仍应小心，请勿带侍媪。”

    余呼曰：“岂将留彼任变兵处置耶？我等离此后，真不知彼等若何结果。”张曰：“彼定可安全。”余曰：“否，彼等忠于我，余决不忍令彼冒此险。当余离京时，余曾告以此行危险万状，彼若恐惧，可不随行，然彼答余，愿随我至任何处所。”最后解决，余以此媪交黄仁霖，始双方皆无间言。

    余告委员长可以行矣，彼言：“且暂缓行，余等行前，须与张学良及杨虎城作临别训话以慰谕之。”因即召杨虎城；此时杨不在家，约候半小时后始至。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分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之如此结束，在中国政治之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张之请求亦有其特殊之意义，足使此后拟以武力攫夺权利者，知所戒惧而不敢轻易尝试。故余与子文赞成其意，允其同行。余更愿在此特别声言，负责叛变之军事长官，竟急求入京，躬受国法之裁判，实为民国以来之创举。此中央政府之所以赦宥张学良，而为若干外人所骇为不解之真实理由也。

    当杨虎城率卫队若干人来时，空气益形紧张。彼偕张径入委员长室，立正行敬礼。委员长邀其就坐，彼等皆屹然不敢动；余即进言，委员长尚病不能起坐，故不得不卧谈，如彼等就坐，较易听受，乃始勉就椅坐。委员长与彼等语，余即在座速记（文详附录。）彼等闻委员长诚挚之言，余从旁察觉彼等容态，实显现一种非常感动与情不自禁惭愧之色。

    谈话约半小时始毕，时已四时余矣。急整装行，委员长与余偕张学良共乘一车，张径就车之前排坐；子文、瑞纳与杨虎城另乘一车。车抵飞机场，径开至张坐机之门旁。机已开热备用，一声怒吼，离地腾空上升，余夫与余乃向西安作愉快之告别。是夕安抵洛阳，祝颂圣诞佳节。此日之纪念，不唯恢复委员长与余之自由，而中国全民众解放之基，实亦肇于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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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百 年 潮》>>> 2004年第7期

    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作者：张俊义  字体： 【大 中 小】

 

　　日记用英文写成。日记中有些人名与术语是以中文标出的，为体现原貌，译者照录，特以斜体字标出。为帮助读者理解，译者在一些地方添加了一些字，添加部分特以（）标出。 

　　 

　　12月20日 

　　上午10时抵西安。汉卿称，委员长17日已同意如下四项条件： 

　　一、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 

　　二、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 

　　三、发动抗日运动。 

　　四、释放被捕七人。 

　　但今晨委员长改变主意，谓其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 

　　我见到端纳，他说汉卿所为绝对错误，然彼动机系出爱国，所倡政策亦为正确，他说委员长做事过于顽固。杨将军告诉我，汉卿所言可完全代表他的意见。 

　　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此前他一再叫端纳让我前来，然此时他却担心我不会获准离开西安，并被逼加入其新政府。我说，倘我被逼加入，将成千古罪人。他说，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我指出形势之危险性，谓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他的性命悠关整个国家之命运，并非其个人一己之事。他必须认识到，他的案件，不似一名将军遭一群有组织队伍捕获那么简单，只要捕捉者被迫作出退让，就可饶其性命。我请他允准，以我不才，谋划一解决之道。他多次要求端纳留下，尽管蒋夫人一直在召其返京通报消息。他说，汉卿已读其日记，应明白其（抗日）意图与政策。 

　　下午，汉卿拜见委员长。他说，自我见过委员长后，其态度渐次通情达理。委员长告诉他，倘汉卿愿将部队调往绥远，他将同意。 

　　我拜见委员长，他称已答应汉卿：1.允其军队开往绥远。2.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3.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他要求我与张、杨二人讨论此等事项。张、杨说，第1与第3点无关重要，四项条件为问题之关键，委员长称将该项提交中央执监大会讨论，系回避问题之实质，因只要他同意，大会定能通过。 

　　晚上，我继续探寻解决办法。我们（指与张、杨——译者）谈到请阎锡山出面调停，还有请居正以非正式官方代表身份前来谈判。我得出之印象，委员长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以之作为行动的决策机构，张、杨任正、副主任，此处当指此委员会。——译者）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12月21日 

　　在见张、杨之时，他们说，他们讨论了昨晚所提之办法，得出结论是，不欢迎居正前来，因为在南京方面他谁也不能代表。 

　　分析整个时局，我得出如下结论：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中共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以固守战场数月。 

　　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在离开南京之前，我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然经我实地细量，我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我不知何种政治解决切实可行，但我决定先行如下几点： 

　　一、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二、由戴雨农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三、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我把我的决定通知张、杨，获其同意，且张（学良）给蒋夫人与戴（笠）写了信，但他同时表示，倘西安发生战事，蒋夫人之安全不能得到保障。 

　　随后，我于11时再次面见委员长。他交我几封分致国民、蒋夫人及其二子之遗嘱，并要我将这几封遗嘱给汉卿看。（张扣下遗嘱，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委员长要我不让蒋夫人前来西安，且让我亦不要返回。我告诉他，无论如何，后天我定返回。 

　　午12时，我离开西安，下午抵南京。 

　　在南京，我毫无保留与蒋夫人、孔夫人及戴雨农面谈，他们均赞成我与蒋夫人及戴同返西安。戴建议，我应与一些政府要员交谈，努力寻求和平解决。我拜会了叶楚伧、顾墨三、蒋铭三、孔庸之和熊式辉，将西安所提之四项条件告知他们。我的观察为，他们以为重组政府为最要，否则，其他条件根本无法实现。我说，我们可以期待西安理性讨论这些条件，但是，我亦向其表示我之担心：我等目标原为救委员长，故绝不能采取军事解决。以我之见，即便落败，他们亦不会饶过委员长之性命。反之，政府军事上的成功只会愈加危及委员长之安全。他们让我直截了当回答，委员长是否希望军事解决。此问题我因先前曾与蒋、孔二夫人讨论过，故便摸棱两可地答曰，若能寻得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不希望看到再发生内战。熊（式辉）说，他担心委员长在西安会违心被迫接受彼等条件。我言，以彼如此了解委员长之为人，竟谓委员长会被逼违心签字，我甚感惊讶，此系对其人格之污辱。 

　　何（应钦）问，汉卿为何提出让戴雨农去，让蒋铭三去是否亦出同样目的，他们是不是欲逼其透露我方军事计划？我答，目前时间紧迫，质疑彼等动机毫无意义。 

　　叶（楚伧）评论道，站在政治委员会立场言，只要委员长在遭胁迫，他就不能同意任何条件，中央应给我一些能够接受之条件，以供参考。我言，彼曾多次在报纸申明，我此行纯以私人身份，是故无必要为我设定任何条件，我不欲我等之手脚遭缚。我之全部要求系：四天之内，飞机不能轰炸，陆军不得进攻。但假若四天期限已过，尚未寻出解决方案，此时委员长亦离开西安，他们可放手让飞机大炮轰炸攻打西安，及其他任何彼等欲攻打之地方。当日晚，政府要员开会，讨论了我的建议。 

　　与此同时，我听说，有人建议以黄绍竑接替朱培德担当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我还听张公权之姐的某朋友言，张公权称，西安事变系我一手策划。如此，度过余之44岁生日。 

　　 

　　12月22日 

　　晨间，有人将停战条件送我，停战期缩为三天，根本未提停止地面进攻，仅言将停止飞机轰炸，令人不满。我知道，此地之气氛系对我能够回来充满不信任。 

　　整个上午，政府要员皆在讨论我们赴西安之事，最终，他们同意，应准许我们去，给出之停战条件亦较前满意[附件A]。我向蒋鼎文询问有关军情，他称，在12月26日前无论如何不会开战，因为他知军队之调遣与实际投入战斗至少须至12月26日始得完成。 

　　抵西安后，我告诉他们先让蒋夫人去照顾委员长。我与张、杨进行了讨论，戴与蒋鼎文将军亦在场。张、杨同意，次日上午，他们将召开一会议，并提交具体建议。 

　　俟后，我于晚间拜见委员长，且探其对周恩来求见之看法，然其却言，我应与蒋夫人同去见周。委员长说，我必须要求周同意：（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要告诉周，他一刻亦没忘记改组国民党之必要。他保证将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对此，如有必要，他可让蒋夫人签具一份保证。但是，在此之前，他须先召开国民党大会，以还政于民。重组国民党后，倘若共产党服从他如同他们之服从总理，他将同意：（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收编红军，收编人数将视其拥有武器之精良度决定。 

　　 

　　12月23日 

　　张、杨交予我们的建议为：由委员长出面，即刻在西安召集一由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出席之大会，这些人应包括陈果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冯玉祥、孙夫人、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宋子文、张学良等。俟大会作出决议，委员长可离开西安。另有一种选择，就是大会在太原府召开，但在此期间委员长要留在西安。会议的议题为落实17日曾与委员长讨论过的四项条件。 

　　我对如此条件甚感失望，因为我了解南京方面的态度，他们不会接受。但是，我想我们自己可经讨论提出反建议。我与戴（笠）及蒋铭三谈及此事，我们同意提出如下反建议报委员长批准： 

　　一、不召开名流与政府官员参加之大会。 

　　二、改组政府，排除亲日派。 

　　三、释放在上海被捕七人。 

　　四、强力保护国家利益之政府一旦组成，中日战争将很快爆发，只要战争爆发，将自动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 

　　委员长让我与汉卿一道去见周恩来，但主要是听他讲，随后让我跟蒋夫人商量。周称，在陕、甘地区，国军屯兵50万围剿中共，仅遣往绥远的两个师未参战，而中共此时已在其致国民党的宣言中同意放弃（赤色）宣传，原则上同意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作战。若委员长同意抗日，中共可不要求参加改组后的政府。中共将为共同的事业而战，然红军的人数不应仅限定在3000至5000人之间。陈立夫已经代表委员长同意，红军可拥有3万人。中共欲保留其军事系统，此亦应不困难，因不管怎样，在委员长自己的系统外，已有如此多其他军事系统。中共同意于国民大会召开时参加大会，以一个民主之中央政府来取代中华苏维埃政府。同时，他们亦将承诺放弃（赤色）宣传与停止向目前苏维埃政府控制以外的地区渗透。他们知道委员长有抗日之心，然其目前的做法不利开展有效之抗日。他们欲支持者非委员长个人，而系出于民族之大义。他们认为委员长虽赞同联俄，但却拒绝容共。他还多次提到委员长周围之亲日派。他说，上述这些条件合情合理，与数月前向国民党方面所提条件完全一样，他们并未因西安事变而增加一丝筹码。他愿意会见委员长，欲使其明白，委员长所建议的办法很难向人民解释。他称，就在中共与张、杨诸人一起竭尽全力，以图结束西安事件时，他知道，南京有些要员正摆酒设宴，拉帮结派，准备夺权，企盼委员长永不返回。我要周给我提供一份其解决办法之备忘录，该备忘录他次日上午给了我[附件B]。 

　　下午，张、杨、周恩来与我会面，讨论新内阁人选。彼等一再劝说由我组阁，但是，我告诉他们，出于政治及个人原因，我绝对不会领导现在之内阁，且亦不会参加。他们坚持让我执掌财政部，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对获取其日常之开销有信心。他们对外交部长人选不能为亲日分子亦甚关切，我与他们讨论了几名人选，我建议由徐新六来担任。徐系一热情民族主义者，同时本人又未有如此多色彩，因而不会让日本人解释为，他的任命即意味战争之来临。关于军政部长，他们建议，此人不应有名无实，而应是委员长真正可倚赖者。因为亲日，交通部他们不想要张公权担任，而海军部他们亦不愿由陈绍宽担任。关于此次讨论之备忘录请见[附件C]。 

　　我与蒋夫人一起见委员长，他答复如下几点： 

　　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 

　　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负责。 

　　 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 

　　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四、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 

　　 2.将与汉卿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 

　　我将上述答复交予张、杨及周，他们似甚为满意，次日上午，他们将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当日深夜，周拜访了蒋夫人，同时他亦与委员长简单寒暄了几句。 

　　 

　　12月24日 

　　在西安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上述条件引起轩然大波。多数人坚称，在委员长离开西安前，若非全部、至少亦应履行部分条款。我解释道，在目前南京已知局势下，委员长返抵南京前，将不能有任何作为。他们如欲支持委员长作为国民领袖，以捍卫国家，则他们必须对他施以绝对信任，不能损害其威信。我甚为了解，无论如何，在其返回之前，他宁愿去死，亦不会采取其中任何一项措施。席间更有谓举行二次革命者，反对张（学良），指其过于犹豫不决，为我轻易劝服。张经与我讨论，召集其中态度最激者予以训话，谓尽管他们必须承认方法错误，然其动机善良。难道他们不想由委员长领导去打日本吗？若否，则他们早在11日就应将他开枪打死。若是，则他们就应付出风险，仅以口头承诺，放委员长走。而且，他们发动兵变之时，他已明言，他们在冒掉脑袋的危险，任何人任愿退出，难道他们尚有其他办法，以疏解时局？谈话回来后，他自认已说服了他们。 

　　下午，蒋鼎文拜见委员长，在拿到其停战手令后，乘飞机骤然离去。我们均盼望委员长明日圣诞节能动身返回南京。戴（笠）的不辞而别令敌手甚为不悦。 

　　晚上，张告诉我，他与杨发生激烈争吵。（杨指责称）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他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他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他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大为不满地离去。杨在西安城周有驻军九个团，他可用兵强扣委员长，故形势极为危险。张在城周仅有一团，遂命其部队做秘密准备，以防突袭。我们讨论了将委员长带至机场骤然离开之可能性，但认为此举过于危险，因张（学良）之一举一动完全可能已处杨的监视之中。后决定，倘局面未有改善，我应动员蒋夫人于次日晨以力促延长停战期为由，先行返回南京。待入夜，我与张将携委员长乘车先至张的营地，然后由陆路前往洛阳。 

　　 

　　12月25日（此处原文为12月21日，似打字错误） 

　　我见了张，他说（他与杨的）谈判正在进行。我与蒋夫人见了周（恩来），他再次要求见委员长。我力促此事，因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若其与我方达成一致，则我们就可劝服那些激烈及畏葸之徒。周见了委员长，解释说，一年来，中共一直在力图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家实力。他们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所提建议措施与数月前之主张并无二样。现在他们想要他作出如下保证：（1）停止剿共。（2）容共抗日。（3）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释其主张。 

　　委员长答，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他们愿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学良）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如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 

　　我们辞别委员长。周说，委员长很劳累，不能与之讲话过多，但有几件事必须落实： 

　　1.胡宗南军队应调离陕、甘。我说，此点业已达成共识。他要求我做出保证，我做了保证。 

　　2.委员长返回后应发表通电。我说，你起草电文，若我相信所拟各点能够接受，我将与委员长会商。 

　　3.他提出人民应有言论自由之权力，我答应他将予安排。 

　　4.我让他在上海任命一名联络员，他说他将落实。 

　　5.他要求我逐步释放政治犯，我答应尽力而为。 

　　我督促周，必须让委员长即速离开，再行耽搁只能令局势进一步复杂，战端一开，难以平息。作为委员长之老部下，他应知委员长为信守诺言之人。韩（复榘）、宋（哲元）联电（12月23日，宋、韩联名致电，号召国民党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共商国事。此时西安事变已近解决。——译者）可能令局势出现意外反弹，国家陷于内战，亦为中共与第三国际所不欲看到。再行停留将影响委员长之威信，委员长已明确表示，若今天不能动身，他就不欲再走。他（指周恩来）答应尽其所能。正是他最终说服了杨。我与孙蔚如及其他将领谈了话，我说，尽管他们的做法应当谴责，但蒋将军大人海涵，看得出其善良动机，他不会食言，请相信我会不断提醒他的。 

　　委员长召张、杨训话，告诉彼等，尽管他们的做法系叛变行为，但他原谅他们。他所允诺之一切均会履行。我与杨将军进行长谈，再次向其予以保证。他问，我是否能阻止复兴社在陕、甘的行动，称这已引发许多摩擦。我们（指与蒋一道）一起动身前往机场，乘波音飞机离开，4时30分抵洛阳。 

　　 

　　西安事变日志 

　　 

　　（这篇日志系作者的后代赠予宋氏后人的，被宋氏后人收入宋子文档案中。原文没有署名，据文献记载，西安事变时，宋子文的随从秘书为陈凤扆与陈康齐，从文中内容看，本文的作者当属陈康齐。） 

　　 

　　12月13日 

　　上午在从香港起程至上海前，我们接到一封上海来电，告诉我们西安发生了兵变，委员长生死未卜。 

　　 

　　12月14日 

　　上午，宋博士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告诉记者，愿意尽其所能，寻求委员长的获释，如有必要，他甚至愿意亲自前往西安。这一声明让我们有点担忧，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也得随行。 

　　 

　　12月17日 

　　我们飞到南京。政府高官们多次开会，讨论宋博士前往西安的建议。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经过长时间讨论，最后他们决定，派宋博士去，并给前线发布命令，停战三天。 

　　南京市面上流传着许多谣言，据说，西安全城到处插满了红旗，张少帅已失去对军队的控制，等等。这些谣言令我们很不安。宋博士的许多朋友都前来劝他取消行程。陈凤扆向我建议，请求宋博士不要带我们两人前往西安。他认为，如果旅途危险，白白牺牲两条性命没有意义，但我不愿跟宋博士讲。 

　　 

　　12月19日 

　　下午2点30分，我们乘容克号飞机飞往洛阳。乘员有：宋博士、郭增恺、陈凤扆、陈康齐、张洪、沈德上校及两名卫兵。沈上校和卫兵乘另一架福特号飞机与我们会合。 

　　下午5点，我们到达洛阳。我们在军校内过夜。天非常寒冷，宋博士接了几个南京来的电话，南京方面力劝，如果认为此行过于凶险，他就不要前往。 

　　 

　　12月20日 

　　天气异常地冷，飞机的引擎直到上午8点30分才启动。我们的飞机沿着铁路沿线飞，皑皑白雪，覆盖了田野，遮掩了山峰，举目望去，但见苍茫一片。不时，我们还能看见一些铁路货车。 

　　上午10点30分，我们到达西安上空。宋博士命令飞行员往高处飞，并绕城飞行，试图在飞机降落前观察一下城里的形势。着陆时，我们发现机场莫名地寂静，机场上停着约30架战机。一辆轿车驶来，里面坐着几名卫兵，他们邀宋博士上车，随即开走了。他们答应回头再来接我们。不多会儿，几辆轿车驶进机场，将我们及行李送至西京招待所。 

　　 

　　12月21日 

　　宋博士与少帅和杨虎城开了多次会议。天一直在下雪，我们被困在西京招待所。大约在上午11点左右，沈上校乘福特号飞机赶到了。当我们正用午餐时，电话响了，要我们即刻动身前往机场。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行囊，赶到机场。下午12点30分，我们起程返回南京，下午5点抵达。能回来我们都很高兴，但郭增恺告诉我们，我们可能还要去一趟西安，这颇让我们有些沮丧。 

　　 

　　12月22日 

　　早上得到消息，我们要再去西安。上午10点，有人通知我们去机场待命。蒋夫人将与我们同行，飞机上要装很多东西，所以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行李装到福特号飞机上。上午11点，宋博士与蒋夫人一起来了，他们立即上了飞机。有很多人，还有卫兵或军官们都自告奋勇，要求随大家一道去，宋博士告诉蒋夫人，飞机装不下这么多的乘客，所以命这些人就不要随行了。 

　　蒋夫人、宋博士和端纳坐前舱，陈凤扆、陈康齐、蒋鼎文、郭增恺、戴雨农及一名女佣坐后舱。 

　　下午2点，我们到达洛阳。宋博士、蒋夫人和几名前来迎接的军官离开机场，到某处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去了。有人给我们送来一些三明治和茶。下午3点，一行人回来了，我们继续旅行。他们在飞机上吃午饭，供应的有咖啡、三明治，还有水果，但没有我们的份儿。午饭后，蒋夫人借了一个写字板，潦草地写了几句，然后递给端纳，后来有一段时间她又写了些。夫人看起来很高兴，好像此行是一个快乐的旅程。 

　　大约下午5点，我们的飞机在西安着陆。没人来迎接我们。负责机场的官员给城里打了电话，大约10分钟后，少帅和杨虎城来了。少帅立刻登上飞机，面带羞愧地向蒋夫人问候。夫人非常大度，她与少帅和杨将军握手。他们驱车去了少帅府，我们则被带到西京招待所。我们发现，原来所有的下人都被换掉了，新的下人在我看来都像是士兵。宾馆的门口、楼梯间及其他各处都有卫兵把守。天黑前，沈上校乘福特号飞机抵达。 

　　 

　　12月23日 

　　上午大约10点，我们接到少帅府打来的电话口信，让陈凤扆和我立刻赶到那里。街上一切正常，快到少帅府时，道路被铁丝网和沙袋封住，只留有一辆轿车通过的空当。卫兵盘问我们的司机，当我们向其解释了我们此行的使命时，他们给我们放行。临近少帅府时，我们看到了更多的铁丝网和沙袋。在一些战略要点地带，都布置了中型的机关枪。进入少帅府后，我们被带到会客室。宋博士进来，带给我们一封电报，让我们编码。完成编码后，我们被送回宾馆。 

　　负责西京招待所的官员将飞机驾驶员和沈上校安排住在宾馆的西厢，离我们颇有一段距离。我想他们是有意这样安排的，为的是将我们分开。每当我们与沈上校一道下楼去吃午饭时，他们总是拦着我们。卫兵们盘问沈上校，令我们很不舒服。他们的不友善态度让我们有些担心，我们觉得，有些卫兵正在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为表示我们没有什么秘密隐藏，我们经常故意开着门交谈。 

　　沈上校要我们去他房间吃涮羊肉，那味道令我作呕。盘子也非常脏，我一点胃口都没有。晚饭后，蒋百里要我去他房里，他给我讲了政变期间发生的一些真实故事。他是政变中被扣留者其中的一员，他不知道自己人身现在是否自由。我盼望着他能缩短谈话，因为我不想关起门来与他谈话这么久，从而引起卫兵的怀疑。他讲完故事，我立即请辞，回房睡觉。 

　　 

　　12月24日 

　　早上，我们又被召到少帅府，为几封电报编码。同时我们接到命令，下午6点返回宾馆。到了约定时间，我们还在少帅府。晚饭时分，我们不得不腾出会客室，被带到地下室的一间房内。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炉子。所有窗户都被涂白了，里面人看不到外边，外面人更看不到里面。我有点怀疑，这就是曾羁押过委员长的那间房。 

　　晚上8点30分，有人送来晚饭。我从未想过，我们的圣诞前夜竟是在这样的地方度过的。晚饭后，他们又让我们重新回到会客室。夜11点，我们和宋博士一道回到西京招待所。 

　　宋博士似乎很疲倦，丝毫得不到休息。他让郭增恺去见杨将军。一直到凌晨2点，他们才上床睡觉。 

　　 

　　12月25日 

　　早上，宋博士把我叫去，告诉我随时待命。他告诉我，他会给我打电话，接到电话后，我和凤扆、张洪要立刻赶到少帅府，别带任何行李。我告诉了凤扆，他马上猜说，我们很快就要启程了。我开始打点行装，但突然我记起，宋博士告诉我们别带任何行李，很显然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们要离开的事，于是，我马上又松开行囊。要把我一件很好的皮毛大衣丢在这里，我肯定很难过。 

　　大约11点左右，电话来了，我们赶到少帅府。我们发现一切都很正常。我们呆在会客室里，耐心地等着。随后是午饭，什么动静也没有。随后是太阳开始落山，还是没有任何我们要走的迹象。 

　　下午5点左右，我们突然接到通知，我们马上就要前往机场。我们上了汽车，等候进一步的指示。我们看到宋博士去了少帅府隔壁的房子，那是关押委员长的地方。约5分钟后，我们看到一辆轿车出了大门口，有人告诉我们，委员长和宋博士就在那辆车里。我们让我们的车跟着，不久我们到达机场。 

　　蒋夫人和宋博士扶着委员长上了飞机。令我们惊讶的是，少帅也上了飞机，他坐在了飞行员边上。 

　　委员长、蒋夫人、宋博士和少帅乘少帅的波音飞机先离开。我们的飞机引擎有些故障，要延误半个小时。我们趁机急急忙忙地赶回西京招待所，取回我们的行李，返回机场时正好是飞机起飞的时间。 

　　我们抵达洛阳时天已经黑了，借着月光，我们的飞机安全着陆。我们在洛阳过的夜。 

　　 

　　12月26日 

　　一大早，委员长上了第一架飞机，凤扆和我也上了这架飞机。根据决定，宋博士和少帅乘第二架飞机走，两小时后再离开洛阳。由于知道届时南京将会有许多人迎接委员长，为使少帅避免尴尬，所以最好不要同时抵达。 

　　我们到南京时，有上千人在机场列队迎候委员长。 

　　少帅是中午到的，他住在宋博士家。 

　　 

　　12月27日 

　　少帅被要求到某个法庭出庭，宋博士陪着他，但是少帅再也没有回来。 

　　中午左右，一些宪兵来到宋博士家，解除了少帅随行卫兵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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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年 潮》>>> 2004年第7期

    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秘辛

    作者：张俊义   字体： 【大 中 小】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档案馆向以收藏革命与战争的历史档案见长，各类藏品极为丰富，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该档案馆现收藏各类档案近4千万件，按档案所涉及的地域划分，以美国为最多，其次为前苏联及东欧的档案，这其中尤以十月革命前后沙皇俄国的秘密档案最为有名。档案馆的东亚特藏部分藏有大量二战期间美国来华人员的个人档案，这其中最为有名的有史迪威、魏德迈、陈纳德、尼姆·威尔斯（即斯诺夫人）等的个人档案。同时，东亚特藏也藏有相当数量民国时期中国知名人士的个人档案，如宋子文、张嘉璈、张歆海、胡世泽、黄郛、陈述之等的个人档案，其中，尤以宋子文的档案最为有名。 

　　宋子文在民国时期曾身居要职，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院长和广东省主席等多项要职，在民国时期的财政、外交等领域，宋氏均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是许多重要的政治、经济及外交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1949年国民党败退中国大陆后，宋子文退出政坛，来到美国定居。晚年的宋子文在美深居简出，为人低调，除从事一些私人商业经营活动和拜会亲友外，再无其他重要活动。1971年宋子文逝世于美国旧金山。宋氏死后不久，其后人将其生前全部的个人档案与文献捐献给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并对外开放。 

　　宋氏后人捐献的宋子文个人档案共3万余件，58函，其中2万余件共39函的档案自上世纪70年代起即对社会公众开放，其余1万余件共19函的档案，宋氏后人为尊重当时尚在世的蒋夫人宋美龄的隐私，决定在蒋夫人过世后再予开放。去年10月宋美龄逝世后不久，宋氏后人便授权胡佛研究所于2004年4月26日起开放所有宋子文的档案，以供后人研究。并且，宋氏后人，其外孙冯英祥更于今年3月12日从纽约来到胡佛，亲手将随身带来的另外两千件补充档案交给档案馆，一并予以开放。 

　　宋子文档案的全部开放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来说不啻为一个福音。由于宋氏生前在国民政府时期地位显赫，对国民政府的内政与外交均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这批档案的重要价值自不待言，而解读并深入研究宋氏档案，对于进一步深化民国史与宋氏生平的研究，也无疑意义重大。笔者受香港蒋氏工业慈善基金的资助，目前正以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身份在此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刚好有幸在宋氏档案全面开放之际，第一时间目睹了这批新开放的档案，因此在从事香港史研究工作之余，也抽空研读了其中一些档案。受条件限制，目前国内学者来美进行查阅档案还不甚方便，笔者得此先机，很想将其重要部分予以介绍，以利国内学人的研究。但由于宋子文档案涉及内容广泛，因此只得择其重要者加以介绍。本文将重点介绍新公布的宋子文西安事变的日记。 

　　在中国现代史上，1936年爆发的西安事变无疑是具有一个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从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扣蒋，到12月26日蒋介石回到南京西安事变获得解决，短短两周时间，中国现代史上还从未有一个事件引起过世界如此大的关注。当时以及事后都留下了大量的记载，有关西安事变的资料以汗牛充栋来形容亦不为过分，而海内外学术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也非常重视，出现了许多有质量的学术专著。虽然以海峡两岸为代表的学术界对西安事变的意义及评价各不相同，但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地位却是公认的。西安事变的几个重要当事人均留下了对事件的记载与回忆，其中，蒋介石发表有《西安半月记》，蒋夫人宋美龄著有《西安事变回忆录》，张学良写有《西安事变忏悔录》，并且张还留有哥伦比亚大学对其进行长达数年录得的口述生平历史回忆和日记，其中有大量西安事变的内容。张学良的口述历史记录和他的日记已于2002年由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对社会开放。而此前惟独缺乏西安事变的另一个重要的当事人宋子文的著述。在西安事变期间，为解救蒋介石，宋子文曾两次前往西安，先是以私人身份去西安面蒋，了解西安的情况，后又再陪宋美龄到西安，充当蒋介石与张、杨间的调停人，后又代表蒋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举行谈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立下汗马功劳。对于宋子文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宋美龄在她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里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当时余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以宋美龄的身份，她当然不能也不愿说出中共在解决西安事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对其兄宋子文所发挥的作用还是相当首肯的。后世许多研究西安事变的著述也都对宋子文的表现进行了相当篇幅的描述，并作出了应有的评价。那么，宋子文本人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如何，以及他本人在解决西安事件所从事的种种活动，究竟有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此问题一直为众多研究西安事变的史家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而新近开放的宋子文档案则为我们解开了这一疑团，那就是宋本人的确留下了对该事件的记载，亦即本文介绍的这篇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 

　　由于西安事变的特殊重要性，宋氏后人对于宋子文留下的西安事变日记一直秘不示人，直到今年3月才由其外孙连同其他一些与蒋宋两家直接相关的重要文件，送到胡佛研究所予以开放。现在保存在胡佛档案馆的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系由英文写成，为英文打字稿，原稿篇幅不长，英文稿15页，字数译成中文约6千字左右。时间从1936年12月20日宋子文抵达西安记起，到12月25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结束。日记中涉及的一些重要人名和术语特地以中文标出。粗读这篇日记，笔者得出的印象是：一、从内容看，日记记录比较简约，只记大要，不记枝节，但对到西安后与蒋介石的谈话、与张学良、杨虎城的交涉、特别是其后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的谈判记录较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二、与蒋介石、宋美龄生前出版有关西安事变的日记、回忆录意在政治目的不同，宋子文的日记意在留下记录，生前秘不示人，死后方由其后人公布，因此，该日记具有很大的真实性。关于这一点，比对其他有关的重要史料，亦足可以得到佐证。三、通观全篇，该日记与一般意义上我们每日记录的日记似有不同，初步推定该篇日记可能为事后不久补记整理而成。 

　　为使国内学者尽快了解这篇日记的全貌，笔者特将其译出发表，以方便有兴趣的学者研究之用。在新公布的宋子文的档案中，连同本日记，还有一篇首次公布的据考为宋子文随从秘书陈康齐记录的日志，这篇日志提供了宋子文两赴西安的重要背景，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此一并译出。 

　　笔者在研读与翻译这篇日记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粗浅的心得，下面谨就该日记的史料价值做一简单陈述与考订，敬希对此学有专长之士从容教正。 

　　 

　　蒋介石态度的变化与西安事变的成功解决 

　　 

　　张、杨发动兵变，志在结束内战，逼蒋抗日。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虽有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多方努力，并躬劝张、杨的化解之功，亦有中共深明大义统揽全局，并发挥对张、杨的巨大影响促其放蒋之效，同时也有张、杨发动兵变动机至纯，为解危机不惜忍辱求全之德，但是蒋介石本人态度的变化，最终接受停止内战容共抗日的主张，才使西安事变成功解决。这一点许多当事人的记录与回忆及研究著作都有大量的篇幅述及。据载，蒋介石刚被捉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更别说与张、杨谈判。12月14日，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到西安探蒋。蒋读了端纳带来的宋美龄的亲笔信，并了解了南京方面的危险时局，同时也经过端纳的疏通，蒋介石真正了解了张、杨兵变的真实动机，此后，蒋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对于这段历史，蒋介石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矢口不谈。但是作为此事的亲历者的端纳则通过当时采访他的《纽约时报》记者哈里特·阿班德之口，为我们留下了较为真实的记载。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记载，“端纳先生说：从星期六早晨蒋被扣押，直到星期一下午，蒋介石始终顽固地紧闭嘴唇，一言不发。尽管张学良多次拜见，请求与之讨论国事，委员长一概置之不理，一句话也没有和他说。直到端纳来到委员长被扣押之处看望他以后，张学良再次提出与委员长商谈的请求，委员长才开口说话，讨论这一僵局”。 

　　另据端纳透露：尽管委员长一再宣称，在目前这种身系囹圄的状态下，企图找到任何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都是枉然的，然而，蒋介石和张学良已在原则上就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但端纳否认他知道是在哪些具体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宋子文在他的《西安事变日记》中一开始就为我们印证了这一历史，并给我们首次明确透露了蒋介石在端纳来访后与张学良间所达成的条件。据宋子文的记载，在12月20日抵达西安后，张学良告诉他，蒋介石曾于17日接受了张所提出的四项条件： 

　　1、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 

　　2、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 

　　3、发动抗日运动。 

　　4、释放被捕七人。 

　　张学良发动兵变后，曾通电全国，提出解决西安事变的八项主张，但其后在与蒋的谈判中，为体现诚意，特作出让步，由八项条件减为四项，这四项条件在端纳到达西安后，蒋曾一度接受。虽然根据宋子文的日记记载，蒋在20日见到宋子文时又拒绝接受这样的条件，但蒋在端纳到达西安后，态度已开始软化，并与张开始谈判，却是事实。 

　　宋子文日记也给我们记录了他12月20日在西安面蒋后，蒋的态度前后变化。起初，蒋态度强硬，称，“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但经宋“指出形势之危险性，谓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之后，蒋的头脑开始冷静，态度又开始趋缓，向张学良提出，他可以接受：“（1）允其军队开往绥远。（2）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3）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但蒋的这一表态，张、杨并不满意，他们认为，四项条件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要蒋本人点头同意，南京方面定能接受。 

　　分析蒋介石当时的心理，可以看出，他的处境可谓是进退维谷。在了解了南京方面军事强硬派的种种行为后，蒋已经考虑对张、杨作出让步，可如果冒然签下城下之盟，他的性命虽可以保全，但回南京后其政治生命可能不保。另一方面，如果继续对张、杨采取强硬政策，内战则一触即发。张、杨所坚持的四项条件，核心要求就是一个，即停止剿共，联合抗战。既然17日蒋已经答应过张学良，可以同意四项条件，那就说明在蒋的心目中，这四项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之所以在宋子文到西安后蒋的态度又出现反复，那是因为蒋仍对接受这些条件的后果心存顾虑。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何种方式接受这些条件、由谁来全权与张、杨及中共代表谈判，以及中共方面的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主张如何。关于这点，随着宋美龄的到来和中共方面为体现诚意，在一些关键问题的让步，才促使蒋下定决心，最终改变态度，接受张、杨的条件和共产党的主张，从而导致西安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 

　　宋子文日记中对宋美龄到西安后的活动着墨较少，但透过一些当时其他的记载，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宋美龄在其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首先，蒋夫人的到来从感情上征服了张学良，从而确保了蒋介石的安全。其二，由宋美龄来劝说蒋介石作出适当让步，并由其充当蒋的代表，和宋子文一道，与张、杨和周恩来进行谈判，既避免了蒋直接出面的尴尬，又能取得对方充分的信任。从宋子文日记看，在宋美龄到达的当天晚上，蒋即已同意由宋子文偕蒋夫人一道，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谈判。蒋开出的条件是：（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如果中共同意，他将同意：（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收编红军。 

　　根据宋子文日记的记载，在随后的谈判中，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出于民族的大义，基本接受了蒋的条件，而蒋随后的表态，也基本满足了张、杨和中共开出的条件，终使西安事变以和平收场。 

　　 

　　宋子文的作用 

　　 

　　宋子文日记对他两赴西安救蒋的活动记载较详，值得注意的有几点： 

　　首先是到西安后，宋子文对当时整个局势的判断。 

　　据日记记载，到西安后，宋子文发现，虽然蒋的生命暂时安全，但其心目中的整个西安局势依然极为凶险。“我得出之印象，委员长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此外，宋子文对整个局势也做出了如下判断：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中共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 

　　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回到南京后，宋子文为了说服南京的军事强硬派们以和平手段解决西安事变，故意夸大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保证，而其心目中对整个形势的真实看法，则只能在其日记中看到。 

　　第二、戴笠与蒋鼎文西安之行缘由。 

　　12月22日，在宋子文的陪同下，宋美龄从南京飞到西安救蒋，同行者有端纳、郭增恺、戴笠及蒋鼎文等人。关于戴笠与蒋鼎文去西安的缘由，目前著述的一致说法是：戴笠是应张学良写信之邀，是张为了向黄埔系的少壮派军人们表示无个人私见，让其代表来听听蒋对他的主张表示的意见。而蒋鼎文的再赴西安，则是应蒋夫人之请，是为体现中央不把西安视为险地的宽广胸襟，为此，蒋夫人还费了好大一番口舌。然而，实际情况是，这一切均出自宋子文的主意。 

　　宋子文在其日记里明确记载了此事的缘由： 

　　在离开南京之前，我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然经我实地细量，我坚信，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我不知何种政治解决切实可行，但我决定先行如下几点： 

　　1.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2.由戴雨农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3.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我把我的决定通知张、杨，获其同意，且张（学良）给蒋夫人与戴（笠）写了信。 

　　宋美龄看来是完全接受了宋子文的建议，于是才有了戴笠与蒋鼎文的西安随行。 

　　第三、与周恩来的谈判。 

　　众所周知，在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代表周恩来曾与代表蒋介石的宋氏兄妹多次谈判，最后就释蒋条件达成一致，并且在说服张、杨释蒋上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与周恩来的谈判，蒋介石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只字未提。而宋美龄在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以“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为名，未提名字地介绍了与周恩来的两次交谈，但其中内容颇多歪曲成份，未能反映历史的真相。难能可贵的是，宋子文的日记中，对与周恩来的几次谈判记载较详，且内容真实。 

　　12月23日，宋子文曾与周恩来进行过一次深入的谈判，在当日的记载中，宋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周恩来所提出的中共主张，且记载了与周恩来就未来新内阁的人选进行的探讨。1980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其编辑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中首次公布了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发给中共中央的三封电报，其中第一封电报即描述了23日与宋子文会谈的内容，两相比较，足以印证宋子文日记所记内容的真实性。而且，宋子文日记还补充了电报中所没有的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弥足珍贵。 

　　同时，宋子文在当日的日记中也记载了谈判结束后，蒋介石在得知中共主张后，所答应的几项条件： 

　　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 

　　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三、 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负责。 

　　 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 

　　 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四、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 

　　 2.将与汉卿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 

　　这几项条件，最后为中共及张、杨所接受，成为解决西安事件的最终条件。关于这点，在周恩来12月25日发给中央的第二份电报中，也得到了证实。 

　　 

　　周恩来面蒋及其他 

　　 

　　根据宋子文日记记载，周恩来曾两次面蒋，一次是12月23日深夜，周恩来专程拜会蒋夫人宋美龄时，曾与蒋谋面，但只是简单寒暄了几句。另外一次是12月25日，对此次会面，宋子文记录较详： 

　　我与蒋夫人见了周（恩来），他再次要求见委员长。我力促此事，因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若其与我方达成一致，则我们就可劝服那些激烈及畏葸之徒。周见了委员长，解释说，一年来，中共一直在力图避免内战，以保存国家实力。他们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所提建议措施与数月前之主张并无二样。现在他们想要他作出如下保证：（1）停止剿共。（2）容共抗日。（3）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释其主张。 

　　委员长答曰，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若如周之所言，他们愿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听从他的指挥，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在剿共之所有岁月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他已委托张（学良）来改编红军，若红军对其效忠，他们将享受如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在他充分休息后，周本人可亲赴南京，继续讨论。 

　　关于这次面蒋的经过，周恩来在25日发给中央的电报中曾有提及： 

　　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周恩来电报中，并未特别说明见蒋的时间，但该电报为25日所发。关于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面，博古在西安事变结束后不久于汉口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也曾有过描述： 

　　我是12日24日到达西安的，并带来了保安方面的指示。我把指示交给了周。当天夜里10点钟以后，周恩来第一次去拜见蒋介石。此前蒋一直拒绝见周，是蒋夫人的信和端纳、张学良的劝告起了作用。会谈中，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能再打内战了”。这也是中共方面的主要要求，他应该作出这样的承诺。在这之后，他只是讲了些无关痛痒的话，说“在内战的所有日子里，我经常想起你。即便是在作战时，我仍能记得起你曾为我做过出色的工作，希望我们能再次携手合作。 

　　25日早上，周再次和蒋会面。蒋再次重申了头天晚上他被叫醒会见周时作出的承诺，表示他再不想打内战了。周原本可以早些与蒋会谈，但他必须等我携中共方面的条件到达后才能这么做。 

　　目前学界一般采纳的是博古的回忆，认为周恩来与蒋介石的那次著名的会面，发生于12月24日夜。而宋子文的日记并没有记录24日夜的那次会面，从博古回忆的内容看，24日周、蒋曾会面具有很大的可信性。那么，宋子文的日记为何没有记录？大概有几种可能，其一，这次见面是周恩来在拿到博古带来的中共中央的指示后，直接于深夜见蒋，宋并没有参加，所以无从记起。其二、由于两次谈话内容大同小异，所以宋就一并描述了。其三、是宋子文记错了日期，将24日深夜的那次周、蒋会面记成了23日。不过，似乎第一种的可能性为大。从谈话内容看，博古本人并没有参加会面，笔者认为，作为当事人，宋的日记记录更为准确些，因此，如果以谈话内容的进行描述，周、蒋那次著名的会面应为12月25日上午。 

　　如果博古的回忆可信，而宋子文的记录也属实的话，那么在西安事变中，周、蒋的会面次数就是三次，即12月23日夜、24日夜与25日晨。而在日本外务省保存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材料中，有一份被认为是博古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的记载，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与蒋共会面三次，周恩来同意八点主张，蒋介石原则上同意联共抗日。这可以算得上目前所能发现的周、蒋三次会面说的又一个证据，究竟情形如何，尚需进一步考证。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共与蒋是否就所达成的条件签有书面保证，目前学术界普遍观点是蒋介石或宋氏兄妹并未签署任何文件。傅虹霖在其著作《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质疑此说，并引用一些旁证材料来证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蒋夫人和宋子文曾在一份释蒋文件上签了字。但是，这种说法大可商榷。根据宋子文日记，很清楚，在释蒋上双方确实有一些具体条件，亦即12月23日宋子文与周恩来及张、杨谈判后，蒋所答应的那几项条件，但双方并没有签署任何文件。在宋子文的日记中，记录了在其12月24日参加的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张、杨属下一些将领因担心所达成条件未有文字保证而表示的不满，同时，也记录了杨虎城因未获文字保证与张学良所发生的冲突，这些足以证明释蒋条件是蒋以人格作担保，口头承诺来履行的。另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12月25日周恩来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在该电中，周恩来曾有过这样明确的表述： 

　　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宋子文日记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遗憾之处。在宋子文日记中，原来曾附有三份非常具有史料价值的附件，即：附件A，宋子文第二次陪同宋美龄赴西安前南京方面交给他的一份停战条件；附件B，周恩来12月24日上午交给宋子文的中共方面所提出的解决西安事变办法的备忘录；附件C，宋子文12月23日下午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讨论新内阁人选情况的备忘录。但在公布的档案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三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殊为遗憾。 

　　后世史家在探询历史发展脉络时，对某些细节也相当关注，而揭开某些历史谜团往往亦具相当重要意义与趣味，在这方面，宋子文日记同样也给我们留下些许遗憾。例如：宋子文两赴西安都曾偕郭增恺随行，郭增恺曾在杨虎城幕下做事，宋带郭的目的是想借其与杨虎城的关系，来做说客，疏通与杨虎城的关系。在宋子文随从秘书所记的日志中对此也曾有过只言记录，而郭在西安也确实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在宋子文的日记中，我们却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记录。又如：宋美龄在西安的一些活动，宋氏兄妹在救蒋过程中如何商量谋略等细节，日记中也都阙如。又如：宋子文是如何利用与张学良的旧谊去做张的工作，以及后来如何对张学良释蒋后的人身安全作出保证等等，我们在日记中也未能看到。也许，即便是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之中，宋子文也有某些顾虑与苦衷，从而在为后人解疑之时又存谜疑。 

 

    藏书者：绝情谷  2009年01月 TOP

    《百 年 潮》>>> 2004年第8期

    西安事变后的宋子文与张学良

    作者：张俊义  字体： 【大 中 小】

 

　　在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中，并没记录有关释蒋后如何保证张学良、杨虎城人身安全的内容，在这方面，大量有关事变当事人的回忆，都指宋美龄、宋子文兄妹当时确就以后张学良、杨虎城的人身安全作出了口头的保证。对此，张学良后来接受日本NHK记者访问时称，并没有这样的保证，因为他本人人身安全这样的大事，仅凭简单的口头承诺是担保不了的。无论事实如何，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并使其长期失去人身自由，却一直是宋氏兄妹内心感到欠疚的事。据郭增恺的回忆，在他多次与宋子文会面时，宋子文曾一再地表示：“这是我今生唯一的负债，终归须要偿还的！”而宋美岭在1947年也曾对刚刚探望过张学良的张治中将军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据说，张学良很能理解宋氏兄妹的诚意与无奈，在长期的幽居岁月里，一直与宋氏兄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良好的友谊。而宋氏兄妹则出于过去的友谊与内心的愧疚，对张学良及其亲属的生活进行了多方的照顾。这一点，不但见诸众多当事人的回忆，更印证于各种文献。据介绍，在已公布的保存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毅荻书斋”的张学良日记中，就记载了大量有关宋美龄向张赠送礼物及照顾其生活等方面的细节，而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最新公布的宋子文档案中，我们也能找到一些与张学良有关的部分文献。 

　　 

　　关怀张学良全家之续闻 

　　 

　　西安事变后，宋子文与张学良的交往主要通过军统局头子戴笠来进行的。保存在宋子文档案中的大量往来文电中，其中绝大部分为正式公文，但也有相当部分属私人性质的文电，除宋氏家族间的往来，宋子文引为心腹知己的人并不很多，这其中有资源委员会的钱昌照、中国银行的贝祖诒，再有就是军统局的戴笠。而在与戴笠为数不少的来往文电中，关于张学良内容的文电则占了相当的分量，可见在宋子文的心目中，张学良的问题始终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在这部分与张学良有关的文电中，有些是宋子文经戴笠转给张学良的，有些则是直接发给戴笠的指示及戴的回复，内容主要是照顾张学良的生活及通报与照料其亲属的有关信息。90年代初，杨天石先生在访问胡佛研究所时，在当时已经公布的宋子文档案中，曾遴选出一批宋子文与戴笠有关张学良内容的往来文电，著文《关怀张学良全家》予以公布，并收录在其大作《海外访史录》中。在新近全部开放的宋子文档案中，笔者又发现了一些新的文电，下面谨加介绍，聊作补充。 

　　在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的最初岁月，虽历经辗转流离及失去自由之苦，但由于身边有发妻于凤至的陪伴，倒也相安无事。1940年初，于凤至被诊断出患了乳腺癌，张学良的生活发生重大变故。在张学良的反复要求下，蒋介石最后同意于凤至赴美就医。于凤至来到美国后，得到了当时正在美国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寻求军援的宋子文的照顾。这期间，除了在安排就医上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外，宋子文还经常通过戴笠将于夫人的诊治情况随时通知张学良。10月10日，宋子文致电张学良： 

　　子安弟译交雨农兄转汉卿兄鉴：伊雅格陪尊夫人来华盛顿，马丁、雷孟仍在英。已屡次嘱其来美或赴爱尔兰，宝林在德，已嘱来美或赴瑞典，宝贝安好。 

　　伊雅格为张学良的英籍管家，在于凤至赴美治病期间一直陪侍在其身边。马丁、雷蒙、宝林分指于凤至所生的三个子女张闾珣、张闾玕、张闾瑛，当时正在欧洲留学，欧战爆发后，在宋子文以及张学良的其他好友的安排下，最后转往美国就读。宝贝指张学良与赵一荻所生之子张闾琳。于凤至离开张学良后，赵一荻从香港来到张学良身边，将年仅9岁的张闾琳送美托付给一对美国夫妇收养。 

　　11月13日，宋子文再致电张学良，通报于夫人的信息： 

　　戴雨农兄转汉卿兄鉴：尊夫人患胸癌，弟等屡次坚劝及早开刀治疗，惟渠意须待令郎月底由英来美后再行割治，特闻。 

　　为支付于凤至赴美治病及生活费用，张学良动用了其早年存在美国银行的存款，并开出支票，托宋子文兑付。8月8日，宋子文致电戴笠，将此事办理情况转告张学良： 

　　汉兄托事，发生轇轕，经弟证明，或可办通。 

　　大概由于时间久远，张学良开出支票的笔迹与银行留底不太相符，电中所说“发生轇轕”，就是指此事。 

　　8月13日，宋子文续电戴笠： 

　　汉事已办妥，如不需急用，为长久计，拟交旧金山广东银行保管如何。 

　　旧金山广东银行为宋氏家族掌控的私人股份银行，宋子文的弟弟宋子安曾长期担任该行的董事长。宋子文将张学良在美存款转至自家银行，对张学良的照料，可以称得上是考虑至周了。 

　　张学良的这笔钱是由宋子文个人担保取出的，但有些手续仍需要张学良补办，于是，8月21日，宋子文又自纽约致电戴笠： 

　　保证汉兄支票时，弟允于两个月内将汉兄亲笔函交银行，以证明支票即其本人所签，汉兄英文久已疏忽，与原来笔迹不甚符合，请其用中文函证明，该函请妥封交淞孙寄弟为盼。 

　　不但在美国直接帮忙照料张学良的眷属，在国内，只要能帮上忙的，宋子文也很愿出手相助，就连赵四小姐兑换钱币这样的小事，宋子文也要过问。在宋子文档案里，有一封7月5日宋子文通过戴笠转给中国银行渝行经理徐广迟的电报： 

　　广迟兄，赵四小姐有港币五千，托刘乙光向贵阳中国银行掉换法币，请饬照办。 

　　1941年夏，张学良患盲肠炎，由于未及时医治，转为腹膜炎。宋子文得知消息，非常关注，不但多次致电张学良进行慰问，并要求戴笠严密关注，且要求他“逐日电示病情”，因此这一时期宋子文与戴笠间就张学良的病情电文往来频繁，对此，杨天石先生在其文章中已经披露了一些电文，下面再补充几封： 

　　1941年7月12日，戴笠致电宋子文： 

　　宋部长：昨晚抵贵阳，汉卿因盲肠炎溃烂，变腹膜炎，昨在中央医院割治，经过良好，精神亦佳。笠叩。 

　　1941年8月2日，戴笠再致宋子文： 

　　删（十五）、马（廿一）电均奉悉。汉卿先生病渐愈，日内可出院。晚因坐车缺乏，前电请公代购黑色拉萨尔轿车或别克轿车一辆，请选呢制车垫，再配零件及备胎两副，并乞于最近运仰陈质平收，计价若干，乞代付，当即划奉。 

　　张学良的病经过两次手术才痊愈，二次手术期间，宋子文曾多次电询手术情况，而戴笠也不敢怠慢，随时向宋子文通报进展，8月19日，戴笠又一次回复宋的电询： 

　　宋部长赐鉴：咸电奉悉，已将学铭兄来电转汉卿先生矣。汉卿先生之病，经二次动用手术后，现浓已肃清，月内可出院，乞释念。晚笠叩。 

　　 

　　致张学良的一封亲笔信 

　　 

　　在宋子文档案中，笔者还发现了一封宋子文写给张学良的亲笔信函的底稿，现照录如下： 

　　汉卿兄：如握！违别多时，望云增念。闻自从到台后，起居佳胜，深慰驰怀。兹值柳忱兄来台，特托带奉三畲堂财产清理委员会致兄函一件，及附件四份，敬祈参阅。弟于二月底辞准院务，暂住沪滨。两年以来，愧乏贡献，而心力交瘁，亟须摄养，得遂初愿，颇慰私衷。知兄爱我，特以奉闻，屡从在美友人处询悉，许太夫人及尊夫人以次均甚安好，尚希纾念为祷。手此。敬颂曼福！弟宋子文亲签。 

　　原信没有日期，从内容推断，这封信应写于1947年3月莫德惠赴台北探视张学良前夕。信中所提“柳忱兄”即为莫德惠，字柳忱，原东北元老，张作霖时期曾担任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兼代理省长，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参政会主席。莫德惠深受张氏父子器重，张学良更奉之为长辈。莫氏也是自张学良遭囚禁后，原东北旧属唯一获得蒋介石同意，能够多次有机会探视张学良的人。1947年3月，经蒋介石的批准，莫德惠远赴台湾，第三次探望此时已被转移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的张学良。关于此次探视经过的许多细节，已见诸众多有关研究著述，但其中宋子文托莫氏捎信问候一事则鲜为人知。 

　　在莫德惠赴台前后，正值宋子文政治生涯的低潮期，由于在开放外汇与抛售黄金上举措失当，导致当时国内物价飞涨、经济衰退，身为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倍受各方指责，被迫于1947年2月底辞去院务，黯然下台。在这封致张学良的亲笔信中，宋子文向张学良通报了近期个人的遭遇。除顺致问候与通达讯息外，宋子文还给张学良带来一份见面礼，即三畲堂财产清理委员会的一封致张学良的信函和附属的财产清单。三畲堂为张作霖的堂号。奉系军阀时代，张氏家族曾在东北兴办实业，开办了众多以油房、典当、粮栈为主的经营性企业和商号，并置办了大量的房产。张氏家族在东北的这些实业，多以“三畲”为号。九一八事变后，这部分家业全部落入敌手。抗战胜利后，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清理其家族在东北的财产，获蒋同意，在当时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的大力协助下，特成立由彭贤、鲁穆庭等原东北旧部组成的“三畲堂财产清理委员会”，负责清理接收原张氏家族在东北的资产。但这些清理出的资产，对于深陷离岛囹圄、难复自由的张学良来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信中所提许太夫人系张作霖的四姨太，亦即张学良的四姨娘许澍阳，当时正在美国与女儿张怀瞳一家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思乡心切的许太夫人返回祖国，与已成为中共高级将领的次子张学思团聚。信中所提尊夫人即张学良的原配于凤至，自1940年离开张学良赴美治病后，于凤至留在了美国，与张学良从此天各一方，终生之年再也无缘相见。 

　　此外，宋子文还亲自安排支付了莫德惠赴台的川资，关于这点，可从笔者在宋档中发现的宋子文托莫德惠稍带的另一封信可资证明，原信如下： 

　　静波我兄勋鉴：莫柳忱先生来台，请兄饬台湾银行替行拨借台币二十万元，交柳忱先生收用，此款由弟在沪归还台湾银行，尚希赐洽办理为荷，端此，敬颂勋绥！弟宋子文亲签。 

　　由此可以看出，在对待张学良上，宋子文的用情之深。 

　　 

　　接待东北军旧部 

　　 

　　自张学良遭蒋囚禁，原东北军旧部一直在为张学良的获释四处奔走相救，而宋子文对蒋介石撕毁诺言长期拘押张学良的不满，及对张学良不幸境遇的同情与关怀，既在当时也已广为人知。据文献记载，自西安事变后，原东北军部属曾数次求见宋子文，或托其向张学良转达问候，或托其向上达释放张学良的请求。对此，宋子文每每均乐于接见。在宋子文档案中，也保留了几封原张学良旧部托其代转或致其本人的信电。 

　　抗战结束后，社会各界曾掀起过一个要求恢复张学良自由的高潮，原东北军旧属卢广绩给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函，强烈呼吁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兹将全文点校照录如下： 

　　文公院长赐鉴：公代表国家，参加世界和平会议，复代表国家，签订中苏友好卅年条约，为国宣勤，席不暇暖。其为国家争光荣，并造福于我中华民族后代子孙者，其不朽之勋绩，实非如绩之拙劣所能颂扬于万一。闻不久将载誉言旋，谨肃笺向我公致敬。 

　　绩为张汉卿先生之旧僚，廿一年长城抗战，曾见公于北平，廿二、三年同朱子桥将军及杜重远先生先后见公于沪寓，廿五年复见于西安，惜均以事匆忙，未获单独聆教，公或忘记矣。 

　　为张汉卿先生的事，在廿六年曾有一些东北朋友，晋谒我公，绩虽未参加，但深知我公之关切汉卿先生，或比吾辈僚友尤甚，惟时机未到，如有所陈请，不但无益，反足以引起不良后果。此点凡在同汉卿先生有关之僚友，无不共谅。盖以我公相随领袖蒋公最久，当深识其治事遇人之作风，并亦深信领袖对汉卿先生这样管制，实为出于真诚爱护，并无恶意，冀其学养兼到，再为国家效命。以故八载以还，不敢妄有所渎陈。 

　　兹者敌寇投降，国家再造，为百年以来所未有，盼今后国家一切施设，均能除旧布新，渐循民主国家之正规。即对领袖之辅导与拥护，亦以能“博大宽宏”，不采过去狭隘作风，俾更成就其伟大。汉卿先生过去一切，及其同蒋公之关系，俱在我公洞鉴中。绩数年前在西北曾为胡宗南写过一次信，就绩所仅知之一些，择抄一节，随函奉呈，藉作参考，在此恕不多赘。惟在绩个人，觉得在今日而还谈“汉卿先生恢复自由”这样小事，似乎或者有人以为不识大体，或太感情。惟在绩所理解，如不能在此时，将此小的事情，立刻解决，则东北数千万父老，同汉卿先生之一些关内外旧属，必为之惶惑不置。借端造乱宿意挑拨者，必以此为口实，甚者浅识之小人，愚昧之百姓，或惑疑到领袖蒋公之不伟大者。绩总觉得在今日局势之下，对于张汉卿先生之出处问题，不应再往下拖延。时乎不再，“今其时头”。并绩觉得今日如令其出来，则对于领袖所倡导之“统一团结”、“军队国家化”、“军队缩编”等等，相信均能有些臂助。只对于国家及领袖有益，而绝无损。盖汉卿先生已失掉其过去在军事及政治之地位，现在不过是国家一个“公民”而已，又何必把他估计过高，而有所疑虑。以今日国际局势，与将来中国绝对走向民主政治，而落伍之军人，亦不会再作“拥兵割据”之迷梦。以汉卿过去爱国家爱领袖之精神，及对今日国内外局势之洞明，必不会亦不许再作其他“自掘坟墓”之妄举。惟若对此小事，永悬而不决，则“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则在今日举国方向建国之路迈进，殊不智慧，亦殊不值得也。 

言论之表现，未见有丝毫对领袖有不敬之意，真未想到有那样意外事变发生。从事变之责任讲，不惟汉卿先生不可恕，即弟等为其部下者，亦同有罪。然犹有可原者，动机确属无他。结果尚未闹成大乱，并躬送领袖待罪都门。这种“改过不吝”，“不远而复”，求诸史乘，很少先例。宜乎蒋夫人谓有“民国以来，疆吏抗命，而能束身为罪者，汉卿先生实为第一人”。 

　　当记得在事变期间，汉卿先生公开发表送领袖返京也，当时因畏惧祸及，多不同意。汉卿先生当时以极激昂沉痛之态度，说了以下几句话：“诸位要知道，我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先生留此，为的是要助他停止剿共，亦即停止内乱。假如不早送蒋先生返京，中国是不是更有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实在是国家天下万世不赦的罪人，我决不干，我一定自杀。”此一些话说过，大家均无言。同时复就国内当时情势分析，均是各有各的打算。蒋夫人不曾函劝蒋先生，盼息怒，同汉卿倾诚相谈。须知南京方面，戏法之中还有戏法，正在演变也。“诸位要知道坚苦卓绝，朝夕为党国服务，将来一定能率领我们抗日者，实非蒋先生莫属。”议始决。而汉卿先生躬自送往，则固无任何人知者。 

　　综上所述，则十年以来，领袖之爱护汉卿，同汉卿之效忠领袖，始终不渝，虽有此一段不幸事变，但因此更显示领袖之伟大，与汉卿先生之真纯，而反对汉卿先生者，便遗其大而拾其细，以为媒孽之资。果真爱领袖者，当不如是，甚且有谓宁使国家灭亡，亦不使封建余孽存在，这种负气态度，恐非谋国老成者，所应出诸口。在弟愚见，封建势力必崩溃，不打自倒（详容日再谈），似不用赌国以殉。而汉卿先生之为人，似尤不能以一般封建领袖来看，想亦为兄所同意，至其将来出处，一听领袖之命，假如有助于领袖，有利于抗战，在弟来看，尤宜早不宜迟。弟等是深信领袖的，尤更深信我兄。将来汉卿先生前途如何，能否允其再有报效领袖机会，固在我领袖本身，而在弟尤更期待我兄同蒋夫人、子文先生、雨农先生诸位也。未尽之意，容后再说。 

　　卢广绩这封写给胡宗南的信没有日期，卢在信中表述了从1928年东北易帜来近十年间张学良的事迹，由此看这封信大概写于1937或1938年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封信可以称得上记录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言行比较早的一篇当事者的回忆了。观察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言行，可以看出，即便是发动兵变，扣留了蒋介石，在张学良的心目中，其对蒋的愚忠，却一直没有改变，这也可能就是导致张学良最终深陷囹圄的原因之一吧。 

　　不管是宋子文等的殷殷关怀，亦还是卢广绩等人的奔走呼号，都未能改变张学良半个多世纪遭囚禁的命运，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剧，不但是张学良个人命运本身，亦是我们近代中国的一个悲剧性事件。 

　　退出政治舞台后的宋子文，虽然还能与同处美国的张夫人于凤至继续保持交往，但自顾不暇的他，已经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照顾张学良，去还他的这个“今生的唯一负债”了。而卢广绩则继续惦念着他的张少帅，直到1990年，在张学良90寿辰之际，卢广绩再次执笔，托台湾的《中国时报》，为张学良捎去家乡的祝福与思念，同年10月，卢广绩收到了张学良的回信，这封信也成为自大陆解放以来所收到的有张学良亲笔签名的第一封来信。1993年，卢广绩百年仙逝，张学良特地嘱献花圈，挽联书云：“痛失乡泽”。虽然卢广绩终生未能与他敬爱与思念的张少帅重逢，但张学良的这番对乡梓的沉念之情，也算得上是对卢广绩在天之灵的一大慰泽了。 

 

    藏书者：绝情谷  2009年01月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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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周恩来电文

    《周恩来选集》上卷《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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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解】

　　在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严重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受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蒋介石拒绝。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逮捕了蒋介石。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除掉蒋介石并取而代之。当时，中共中央坚持了反对新的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叶剑英同志为代表去西安。经过周恩来等同志艰苦的工作，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不久，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这三份电报是在谈判过程中发给中共中央的，其中后两份是和博古同志联合署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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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

　　一与宋子文谈判情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甲）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90〕昨到西安。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乙）今日我及张〔91〕、杨〔92〕与宋谈判。

　　第一部分，我提出中共及红军六项主张：

　　子、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丑、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辰、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以上六项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

　　第二部分，宋提办法及讨论情况：

　　子、宋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93〕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或邵力子（张、杨推荐）长内政，严重〔12〕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我们推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94〕等入行政院。宋力言此为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抗日面幕揭开后，再彻底改组。我们原则同意，要宋负责；杜、沈、章等可为次长。

　　丑、宋提议由蒋下令撤兵，蒋即回京，到后再释爱国七领袖〔95〕。我们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

　　寅、我们提议在这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以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受张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实行训练补充，由南京负责接济。宋答此事可转蒋。

　　卯、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前述六项）。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

　　（丙）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

　　二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甲）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乙）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丙）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丁）估计此事，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

　　（戊）现在军事布置仍旧，并加紧戒备。

　　（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三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我们以下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一、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就是：

　　子、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

　　丑、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

　　寅、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的形成；

　　卯、陕甘两省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

　　二、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指示着阶级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结合，特别是资产阶级营垒之决定性的分化过程，其意义就在推动和加速了资产阶级营垒中左派之集中，打击了中间道路之思想。然而分化过程没有终结，大致的情况仍然存在着三个营垒：抗日、降日、中间。新的变动就在：

　　子、抗日力量的增强与合法化（至少部分地）；

　　丑、亲日派遭受一致命打击；

　　寅、中间派开始接近于左派（虽然依旧不免动摇地缓慢地，即保存中间之基础）。

　　方针：打击亲日派，巩固以西北为中心之左派，影响与吸收中派。

　　三、孔、宋政府是一个过渡的政府。这个政府在目前基本问题——对日问题上将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在民主问题上或许可有一小步之前进，但显然在许多方面仍然会继续着旧的路线。我们对孔、宋政府，应当以过渡政府看待，即是：推动与赞助其抗日倾向，争取逐步的即使不大的民主改革，同时丝毫不放松对他的批评。如一切过渡政府一样，有着必然的摇摆与不同可能的前途，我们应与他每一个摇摆斗争，而争取他过渡到抗日政府。

　　四、在这个情况下召集抗日救国会议的运动，在发动、觉醒、组织群众及推动时局的进展上，均具有重大之意义。应该把要求南京召集和平会议和人民的促进运动联结起来。但会议召集的时期及胜利的保证，依靠于促进运动之开展，这是局势开展之一个重要的环节，加强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性的关键。

　　五、局势开展之另一个中心环节是巩固西北，将西北变成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地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需要：

　　子、规定和实现三方面共同合作的纲领和西北的军事计划；

　　丑、张、杨两部之巩固与改造，红军的休整与在新的基础上之正规化，以及三方面的休戚相关的互相尊重的合作和互助；

　　寅、群众运动之开展和发动，在这个基础上地方政权之民主化与改造；

　　卯、宁、青、甘西之解决回民问题。

　　六、坚持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发动者的立场：一方面，在抗日与打击亲日分子的基础上，和南京左派合作，吸取中间派到我们方面来；另一方面，结合南京之外的各派，以西北为中心，以抗日为目的和条件，为推动南京向左之力量。

　　七、转变党的全部工作，使之适合于新的环境，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

　　子、恢复在大城市，首先在工人阶级中的党的工作。

　　丑、改变各地零散的游击队为农民自卫武装，并成为农民运动之策源地。

　　寅、迁移中央至便于领导全国政治生活之地区。

　　卯、教育与重新教育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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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敖正说西安事变

    台湾版本《中国历史》第二十七章《艰苦建国的十年》第二节《俄日侵略与安内攘外》：

    “攘外必先安内

    自民国十六年七月武汉分共后，中共即在俄共指使下，实行暴动。所到之处，庐舍为墟。中东路事件时，中共提出「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等口号，中共人员周恩来，叶剑英等由俄潜入东北，联络胡匪，助俄对中国作战。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扩大叛乱。二十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僭设「中央政府」。「一二八」事变，国军自江西赴援上海，遭致共军的袭击。

    中国在俄、日交相的侵略下，复有中共的暴动。要抵御外侮，必须先除内患。故在上海停战后， 蒋委员长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以剿共来完成抗日的准备。二十一年，肃清豫、鄂、皖等省边区的共军；二十三年十月，江西共军西窜，国军追击，深入黔、滇、川各省。次年，残共窜往陕北，势力大衰。

    国军深入西南各省，加强了中央对西南的统治与开发。后来对日抗战，有了巩固的大后方。

    蒋委员最后关头演说

    民国二十四年，剿共胜利，中央威及西南各省，建设事业亦突飞猛晋。日本外相广田提出三原则，迫我承认， 蒋委员决定对日强硬，准备一战，集重兵于平汉、津浦、京沪路沿线。是年十一月，邀集各地军政要员至南京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蒋委员长在大会中发表外交方针，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意即中国愿对日本和平，惟不退让；和或战，任日本自择。是为着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日亦知难而退。证明 蒋委员长的安内攘外政策已收效果。

    西安事变举国愤慨

    残共窜至陕北，覆减在即。 蒋委员长调集大军，作最后之剿灭。其中有张学良之东北军及杨虎城之西北军，亦参加剿共作战。中共承共产国际【一】的指示，实行统战，向东北军宣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官兵意志动摇，张学良亦受其惑，决与杨虎城联合，停止剿共。 蒋委员长为稳定军心，不使剿共功亏一篑，亲临西安。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竟遭张、杨劫持，是为西安事变。

    事变之日，张、杨领衔发出通电，要求改组政府，停止剿共。此一越轨行动，震惊中外，举国愤慨，一致谴责张、杨叛逆行为。南京中央紧急应变，讨抚并用，一面维护国家纲纪，一面予叛逆以自新之路。张亦深悟中央抗日确有准备，乃亲送 蒋委员长回京，愿受国法制裁。

    蒋委员长数日来准备抗日，祕密进行，不为国人所谅。今因西安事变而举国精神趋于一致，使日本有所警觉，乃加速其侵略行动，致对日抗战提前爆发。”

    （台湾）李敖《蒋介石评传》上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六章《被迫抗战》第二节《被张学良逼上梁山》：

    “蒋介石口口声声“共匪”，给人的印象是，中共乃土匪草寇之类。但是经过四次围剿失利，已知问题严重，甚至担心国民党政权的存亡。请看蒋作宾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日记所透露的内情：    

    内部军队均为“匪”牵制，不能调动，饷糈、弹械缺乏，交通均被日人制止。以如此情形，欲与人战，真所谓自取灭亡也。况各处“匪共”蜂起，每欲蹑其后，恐不亡于敌人，而即亡于“匪共”也。呜呼!殆亦数也。(《蒋作宾日记》，页四一○)    

    了解此一内情，始知蒋介石为何一再说：“日本是癣疥之疾，共匪才是心腹之患。”所以当他听到第五次围剿得手，高兴异常。十月二十二日在洛阳驰电中央执行委员会报捷，有云：“赤匪日蹙、匪势已穷……渠魁授首在即。”(《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三卷，页七五九)复于同月三十一日电令“剿匪”各将领，“此匪不灭，不惟民无噍类，而且国亦难于幸存，故民族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及吾人之是否能为国为民真正努力，均将于此觇之，即个人历史之荣辱而论，亦全系于此，望切告各将士努力截追!”(同书，页七六一)然而时机仍然失之，截追失败，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抵达陕北，别建革命根据地。    

    红军的新根据地远在陕北，在心理上远不如江西苏区之具威胁，更何况红军在长征途中损失颇为惨重。但是绝不似张其昀在《党史概要》中所说：“赤匪至此……仅剩二三千人，窜达陕北……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页九六六)连董显光写的《蒋总统传》都说：“共匪武力虽因当年流窜的损失而削弱，然在陕北与甘肃境内仍是一个危险性的游击分子。他们在延安的根据地实际上是不易攻破的，而且他们还可从其山间的巢穴常向山西及陕西的不设防地区从事掠夺。”(页二四五至二四六)由此可见：在张其昀笔下所谓“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月内可竟全功”的“剿共”说法，在董显光笔下，并不成立。同时，董显光还透露这么一段：    

    ‘事实上，在西安事变一年以前之民国二十四年，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与俄国代表商议有无合力对抗日本侵略之可能。此举虽无结果，然亦足反映蒋总统在此时期的心情。他认识日本为我国最大的危险，甚至不惮考虑与所谓共党合作，以对付日本。’(页二四五)    

     这段话初看起来，觉得奇怪，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蒋介石知道一时剿灭不了的陕北中共，背后还有苏俄。名为试探联共抗日的可能性，实际上是怕与日本和苏联两面树敌，一时对于盘踞延安的中共暂停用兵，以及派亲信与俄国代表商议，便事出有因了。    

    陈立夫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在《近代中国》季刊中，发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一文。从这篇回忆中透露：原来董显光所谓的“蒋总统已派其一位最亲信之同僚前往维也纳”，所谓同僚，不是别人，就是陈立夫。他在回忆中明言，“照此情形，中日战争必不能免，则我方应如何与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并使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所谓希望“苏联不利用中日战争以助中共扩展”，才是真正的意图，但是为了怕影响剿共士气和怕得罪日本人，所以十分隐秘。陈立夫曾暗中去找周恩来，因而周恩来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写了一封信给陈氏昆仲，全文如下：    

    ‘果夫立夫两先生：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定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做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悴，以便双方迅做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临颍神驰，伫待回教。尊此并颂’   

    时祉(初刊于《近代中国季刊》，另见陈立夫《成败之鉴》，页一九三至一九四)    

    信中有“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的话，“黄君”是指黄华表、“养甫”是指曾养甫、“贤者”是指陈氏兄弟，“所策划”“所主持”是指什么呢？指的不是别的，就是蒋介石公开“剿匪”声中的秘密“通匪”作业。这一秘密作业，是由蒋介石这边主动的。正因为主动的是蒋介石这边，所以周恩来信中有“黄君从金陵来”的话，陈立夫文章中有“吾人苟欲与之接头，十分困难”的话，可见主动在蒋介石这边，是无法掩饰的。这边主动找共产党，那边周恩来有了反应，就写了这封信。陈立夫写他在收信后：    

     该函经呈阅后，奉命继续联系，由余等出名口头答复，允予转呈，惟不必立即告以蒋公已允予考虑。此一线索，始终联系未断，以待进机之来临。    

    陈立夫把周恩来的信发表后，沈云龙、李云汉等说周恩来的信中“九月一日”，不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而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沈云龙文见于他的《抗战前后国、共商谈的历史教训》等，李云汉文见于他的《西安事变的前因与经过》，均发表在《传记文学》)但是蒋介石根据其个人的档案，条列大纲，由陶希圣执笔的《苏俄在中国》，也明列周恩来“九月一日”的信，在“二十四年秋季”一段之后，正合陈立夫在信尾也加注“民国二十四年九月收到”字样，信是一九三五年写的，应无可疑。    

    周恩来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悼张淮南先生》，明说“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干、两至匡庐”的话，朱开来《周恩来文的考订》(《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四期)中明说：    

    周文内所谓“一登莫干”，系在二十五年夏，由张先生陪周由南京赴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所谓“两至匡庐”，系在二十六年七七事变以后，由张先生陪周赴庐山晋谒蒋公。    

    张冲(淮南)的助手杜桐荪在致萧铮信(《传记文学》第三十六卷第五期)中明说：    

    ‘记得在民国二十五年一个盛暑热天，张淮南(冲)兄命弟陪送周恩来、潘汉年自南京出发，取道京杭国道，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张本人不偕周、潘同行而由弟陪送，无非因事未至公开，避免外间猜测而已。当日弟与周、潘抵达莫干山时，张已先期到达山庄等候，弟任务毕即下山，夜宿西湖蝶来饭店，翌日张与周、潘亦至蝶来饭店，共进午餐后即各自分道，周、潘去上海，弟与淮南兄返南京。此次周、潘上莫干山晋见蒋委员长即周之悼张淮南兄文中所提“一登莫干两至匡庐”之事，其事既发生在二十五年六七月间，因此周致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九月一日函之年份，当为民国二十四年无疑。    

    应当指出，周恩来不可能于一九三六年的夏天见到蒋介石，“一登莫干，两至匡庐”都在一九三七年。西安事变前，国共秘密谈判的对手主要是陈立夫与潘汉年。周恩来是想出马的，但是由于谈判情况不佳，所以毛泽东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给潘汉年的密电有谓：“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署名东、天亥电，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尽管如此，诚如张冲助手杜桐荪所说：“在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九月一日之前，国共双方已有多次接触协商，故在逻辑上周没有迟到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始致函二陈先生从头重新接洽和谈的道理。”(《谁教史达林说话？》，《传记文学》第四十二卷第五期，页五十五)标明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博古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致张闻天、毛泽东电”，今犹存北京中央档案馆。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还有函致宋子文，提及秘密使者董健吾，谓：“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见《毛泽东书信选集》，页四十五至四十六)哪里还需要等到一九三六年的九月一日，由周恩来写信给陈氏昆仲，请他们“进言”，岂非犹如“置马于车前”(put horse before the cart)之谬吗？再看周函的内容。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天津日军演习巷战，足称“近者寇入益深”；八月下旬日军武官高桥、羽山到达绥远，迫使绥远各级党部停止工作，办理结束，由伪蒙接收，正合“伪军侵绥，已成事实”。同时毛泽东率红军第一方面军自巴西抵河西，活跃于西北，并早已呼吁抗日。徐向前之第四方面军亦已抵达陕南，刘志丹早据陕北。阎锡山于七月二十二日纪念周上报告，说是陕北二十三县几完全赤化，蒋介石也早于六月十四日发表《告川康陕甘宁青民众协助剿匪书》。完全与周函“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做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人陕甘”所陈述的相吻合。    

    正由于周恩来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致函两陈，陈立夫遂于一九三五年圣诞节前一天，奉蒋介石之命与懂俄语的张冲同行，二人均持化名护照，由上海经马赛到柏林。然而因秘密曝光，乃不敢径往莫斯科。(参阅陈立夫《成败之鉴》，页一九六至一九九)蒋介石遂改变计划，一方面，令陈立夫回南京与苏俄驻华大使交涉；另一方面，密令自俄回国述职的邓文仪重返莫斯科，转达和谈条件。苏联怕刺激日本和德国，不愿与华有任何同盟关系，但可考虑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蒋特别要求苏联不得趁日本侵华时，“直接或间接侵华”。他并不担心苏联会“直接”侵华，要点是“间接”，意指援助中共。陈立夫自承：“其实我们要和苏俄订互不侵犯条约，旨在使苏俄不要趁中日战争而帮助中共。”(《成败之鉴》，页一九九)这段秘辛告诉我们，蒋介石之所以积极与苏联搭线，就是怕两边作战，并借与苏联缔约以孤中共之势。所谓“联共抗日”只是表面文章。    

    周恩来对蒋介石联共抗日计划，自表欢迎，并重述中共抗日立场，当然不知蒋之谋略，更不知其中深藏联俄制(中)共的暗盘。于是陈立夫把潘汉年请到南京，直接谈判。陈立夫说，经多次磋商后，    

    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周恩来(应系潘汉年之误)乃欲回延安复命，余乃令张冲陪其去西安，顺便往见张学良，由周口中说出我们双方对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协议，以免张再唱抗日高调，以保实力。潘则留京续洽，不料事隔数日，西安事变忽起，当时张冲与周恩来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何在也。其共赴国难宣言，于七七事变后，于同年九月二十二日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日公布。(《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    

    这段话，既把人名搞错，误将潘汉年写作周恩来，又把日子搞错，《中苏互不侵犯协定》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布的，中共《共赴国难宣言》是九月二十二日公布的，并非“同日公布”。此外，陈立夫更掩藏了重要真相，以至于变得莫名其妙：“共同抗日”既已“大体谈妥”，并已告知张学良，为什么还会发生因蒋不抗日导致西安兵谏的事呢？    

    原因在于根本没有谈妥。当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讨论《国共两党救国协定草案》，预定此次会议后，双方停战，然后由周恩来南下签订正式协议，解决各项具体问题，但是开会时，陈立夫忽然转趋强硬，转达蒋介石的话说：    

    蒋委员长的意思是：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其次，红军只可保留三千人，编三个团，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一律解职出洋，经过考察半年后按才录用。共产党作为一个在野政党参加政府。 (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二三一)    

    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中也提及“商谈内容有四点，大要前已言之如下：一、服膺三民主义；二、服从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之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四、取消苏维埃组织”。(页二O二)潘汉年曾反问陈立夫：“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什么目前有此设想？大概是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潘汉年就与南京政府谈判合作抗日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报告》，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这已不是合作，而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作业，中共当然不可能接受，谁又肯不战而降呢？潘陈谈判遂无结果，蒋介石想收编而不是合作，可见之于他后来所写的《苏俄在中国》：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尔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民国二十三年底，五次围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任务。(页七十二)    

    明言“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这怎么可能呢？中共的基本立场是“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见杨天石《民国掌故》，页一九一)国民党原在情势所逼下，答应此一统一战线，然而何以蒋介石的态度突趋强硬呢？因为陈立夫与苏联大使商谈互不侵犯条约时，获得苏方首肯：“他们(指中共)如果不听话，你们(国民党)把他们消灭算了。”(转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二三二)这正是陈立夫在回忆中所说的：“这时候苏联只希望能促成中日战争，他们就是牺牲了中共，亦在所不惜，国家至上，势所必然。”(《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陈立夫怎么知道苏联肯“牺牲中共”？除了得自苏方的允诺，哪有别的？苏联肯牺牲中共也不稀奇，斯大林本来就不喜欢毛泽东，而且在毛打败蒋介石之前，根本不相信毛有成功之可能。迟至一九四八年，斯大林才承认对中共估计错误，在二战后犹直告中共同志夺权无望，而应与蒋介石“妥协”(modus vivendi)。(见Dedijer，Tito Speaks，P．322)    

    蒋介石知道可以荡灭残余共军，而不会影响中苏关系，才从停攻延安到猛力进攻延安。毛泽东于十一月十二日复潘汉年电文中，即有“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之语。(电文见《文献与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三四期合刊本)这样高姿态强迫张学良剿共，以致引发西安事变。蒋介石事后于《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西安事变前中共已接受取消红军及苏维埃等，停止内战，是不确实的。果真如此，当张学良在洛阳、西安恳求蒋介石结束内战，一致抗日时，为什么不说一声?难道对自己的副司令会与事实正好相反的隐瞒?果真如此，又何必逼张剿共?事实很明白，蒋介石带着满朝文武到西安来，气势汹汹，就是要大举剿灭不肯接受收编的红军的。正因如此，才会有张、杨兵谏。蒋介石“通匪”是真戏假做，而张学良竟把老蒋的假戏真做起来，打破了他的计划，难怪此恨终身绵绵不绝，死也不肯饶恕张学良。    

    无可怀疑的，西安事变才真正改变了蒋介石的“先安内再攘外”的既定政策。蒋介石抗日，乃是被张学良逼上梁山的。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东北军在陕西，处境极为苦闷，因为他们不能在东北打日本人，反倒在西北打中国人。有一项记录说，事变前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苗剑秋劝他说：“我觉得陕北共党不过是癣疥之疾，日本军阀对我们的侵略才是百年大患呢!副司令应该建议蒋先生放下枪杆，同陕北合作对外。”张学良听了，说：“我的职务是剿匪副司令，你要我去和匪合作，这种想法太浑蛋了!”苗剑秋说：“你才浑蛋呢!放着国难家仇不报，一天到晚的替人家做走狗打内战，你凭什么资格骂我浑蛋？”张学良是有度量的人，他说：“你说得对，我们两个都是浑蛋!”(参阅右军《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因此，西安事变的原因，简单说，就是张学良和东北军不愿再做浑蛋。他们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去打日本人。    

    张学良本来的打算是先由他跟中共谈拢，再由他向蒋介石进言，最后大家一致对外。在跟中共谈拢这一点上，他已经成功，中共对他信誓旦旦，甚至“愿受指挥、愿受监视，任何时候可以随意谴责”，都无不可。在与中共谈拢的过程中，张学良甚至大哭，周恩来也陪他哭(参阅石川忠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这样子敲定，当然使张学良感动。于是“各以勿食言为约”后，就等张学良“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了。不料他在“向蒋公竭力进言”一点上，始终不成功，他以“巨额私款接济中共，中共自行撤出瓦窑堡等等，都表示了中共在套他的交情，等待他兑现中国人一致对外的大希望。    

    在这种等待中，张学良的心理压力愈来愈重，深感不达到“竭力进言”是不行了，最后，他在其他因素的相激相荡下，终于走上了“兵谏”的路子，即使个人遭到任何损失，也甘愿为国牺牲了。    

    蒋介石既已决定打完内战再说，他飞往西安，就是要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服从他的政策，坚不听张、杨苦劝一致抗日，更严厉督责，并加以威胁。最可注意的是，蒋介石在十二月九日，即西安事变发生前三日，写了一封密函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全函如下：    

    力子主席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西安事变资料》第一册，页十至一十二)    

    蒋介石的目的，显然是想经过《大公报》透露他“剿匪”的决心与布置。这种布置当然也同时给张、杨以警告与威胁，可说是蒋氏要达到其目的而采取的非常手段。另一方面，张学良于一再试图改变蒋介石不抗日政策失败后，为了达到抗日的目的，也采取了非常的手段，不得已于十二月十二日发动兵谏，劫持蒋介石两个礼拜。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件。    

    张学良发动兵谏，主要是他少帅一个人的决定，中共事前固然不知情，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更不知情，是以当南京政府怀疑苏联策动西安事变，莫斯科十分愤怒，并向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提出抗议。(见《蒋廷黻回忆录》，页一九八至一九九)俄国人既与蒋介石已有尚未公布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什么以及凭什么命令素无渊源的张学良抓人？    

    事变后一日，中共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人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说是“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又说：“公等果欲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此时中共显然仍是“讨蒋抗日”的立场，然而蒋既不在他们手中，是否“交付国人裁判”，并非他们所能控制。不过，周恩来于十二月十七日晚上应张学良之请抵达西安后，得以商定和平解决五项条件如下：    

    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战。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从此一协议可知，中共立场已渐由“讨蒋抗日”，倾向张学良“拥蒋抗日”的主张。中共在十九日又召开扩大会议，接受了“保蒋安全，消弭内战”的意见。盛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国际来电施压所致，是不确实的。共产国际确有“指示”，但至十二月二十日才到达保安(见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时致周恩来电)，有关和平解决的方针早已定下来了。张学良兵谏之目的始终是“拥蒋抗日”，一旦蒋答应抗日，哪有不和平解决之理？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共影响张学良，未免小看少帅的决心与独断。其实，张学良甚有主意。当西安事变顺利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就因为张学良的兵谏目的已达，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但蒋氏回到南京后，口口声声说没有答应任何事，如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五届三中全会时，报告西安事变经过有云：“中正始终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听其有何陈说。”他以领袖人格保证的诺言，虽口说无凭，然而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放弃先安内的政策是最好的证明。证明张、杨的兵谏的确促使他把对内的枪杆子对外，也就是说不再打内战而一致对外，也就是说对日本的侵略，不再忍辱负重、不再退让。此一“不再”之后，除非日本军阀停止侵略，抗战的爆发乃是时间的问题。果然，卢沟桥事件一发生，中国一抵抗，全面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西安事变与抗战爆发的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若问抗战是怎样抗起来的，一个最简单的答复就是西安事变，因为此事彻底改变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西安事变达成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也即是此一事变的历史意义。目的达到，当然是一种成功。对蒋介石及国民党而言，也是成功的，因事变之后，蒋介石个人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后所未有)。他的声望大增，当然是由于全国人民相信他将领导抗战。对共产党而言，也是成功的，由于停止内战使红军获致喘息、重整以及发展的机会。唯一失败的是事变两主角。张学良被软禁，杨虎城全家被谋害。而且，最想抗日的东北军，不准抗日，惨遭解散!张、杨因促成抗战而遭大殃，确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讽刺。    

    但是此一大讽刺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蒋介石处心积虑造成的。西安事变之后，蒋委员长决心领导全国抗日，声望如日中天，他岂能予人一种被迫抗日的印象？所以，他一再否认西安事变有任何积极的作用与意义，一口咬定是一犯上作乱的叛逆事件。他之所以安全脱险，是由于他自己的精神感召!因而不惜伪造所谓《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不惜军事审判张学良、不惜囚张杀杨、不惜宣扬张、杨乃是目无法纪的军阀余孽。这一切都在制造惩罚叛逆的印象，而极力“淡化”对抗日所起的积极作用。    

    蒋介石掩遮西安事变真相的主要工程是《西安半月记》。他说是当时的日记，因此不少历史学者就把它当实录来引证。吴天威的英文专著《西安事变：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枢纽点》 (The Sian lncident：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虽知《西安半月记》实出陈布雷之手(见页二二八)，仍然据为“有名的日记”来引用，甚至据之证明张阅蒋之日记与文件后，态度改变，流泪后悔。(页八十六至八十七)李云汉撰写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引用不少档案资料，于《事变经过》一章中，一再长篇征引《西安半月记》所述，视为最信实的史料，并据之以重建“西安事变”半个月的史实。(参阅页四十九至七十五)    

    然而《西安半月记》全文起承转合，一气呵成，井然有序，不像是原始的日记。其浅近文言，更神似陈布雷的手笔。果然，陈布雷于一九四八年岁暮自杀后，上海二十世纪出版社影印其手写稿出版(其夫人王允默女士提供，书前并有王女士序文)。此影印手稿又于一九六七年，由台北《传记文学》社，以铅字排印出版，书名《陈布雷回忆录》。观其内容，称之为《陈布雷自编年谱》似较恰当。谱中民国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这样一段记载：    

    ‘中午往机场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传记文学版，页一一八)    

      是知所谓在西安的对张、杨训词，乃是返抵南京后，陈布雷根据蒋氏夫妇授意而编写成“词”的，其目的欲告世人事变之结束，由于张、杨勇于悔过。    

    不仅此也，又于民国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二月二日条记道：    

    ‘蒋公赴杭州，余(陈布雷)与郑医师等同行，在杭州度阴历年，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时适阴历元旦，寓中寂无他人，望弟来助余缮写，既成乃赴沪，盖蒋公归西爱咸斯路之沪寓请医检视身体也。’(页一二○)    

    是知《西安半月记》也并非蒋氏十二月十一日到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记，而是陈布雷遵照蒋氏的意思，在旅馆中“闭门造车”的产品，而且,“工程”不小，还需“望弟来助余缮写”(“望弟”系陈布雷妹夫翁祖望，为陈之机要秘书，女儿为中共地下党员，后嫁蒋姓，即现任中共人大委员长之乔石，乔石本姓蒋)。陈氏生前没想到要发表的手稿，居然无意间透露了真相。奇怪的是，此段宝贵的史料，虽早于一九四八年问世，却不被许多研究“西安事变”的专家所注意与引用。    

    《西安半月记》既由陈氏事后编造，严谨的史家自然不能再视为蒋氏日记来引用。不过，陈氏既秉蒋氏意志而编造，仍然具有史料价值，其价值在于足可反映蒋氏的“后知之明” (anachronism)，乃是蒋氏事后对“西安事变”的主观论断与定位。    

    陈布雷编写的蒋氏日记从十二月十一日起，正好是事变的前夕，所记种种疑点，诸如：“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此乃写文章的伏笔，以及“后见之明”!通篇用意，无处不在维护以及装饰领袖的尊严。其实，“西安事变”之后，“拥蒋抗日”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为了举国一致对外，维护领袖的尊严自有必要，张学良不计后果，坚持陪蒋返京，有若负荆请罪，亦就是要给足蒋氏面子。然而《西安半月记》更有进一步的发挥，尽量凸显委员长正气凛然的形象，若谓：“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尔有武器，我有正气；我虽然无武器，须知正气与喉舌即为余之武器，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以及直言张学良等因读其文件日记，受其伟大人格感召而释放他，甚至借宋美龄之口，将其西安蒙难，与孙中山广州蒙难相比拟。类此显然不仅仅要维护一时之颜面，直欲借此“日记”，以塑造千秋的历史美名。    

    但是，如果要追求历史真相，则必须揭除神圣的面纱，以见真面目。我们不妨以《西安半月记》所记，与其他当时人的记录对质一下，比而观之。《西安半月记》对被捕时一刻的描述是：    

    ‘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喝止之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前来，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憩，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孙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曰：“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孙与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西安事变史料》，一九八三年出版，上册，页四)    

    文中的孙铭九营长亦有回忆，临潼扣蒋应是他一生最难忘的一刻，同样一事，请看他是怎样写的：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抢!”随后站了出来。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扶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汽车。我也上了车。’(《西安事变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页二二一至二二二)    

    两文对照，用词遣句虽异，所述事情实同。孙铭九的回忆朴实无华，口口声声委员长，并无故意贬诬之处，读来生动真实。反观陈布雷编写的蒋氏回忆，则刻意修饰，一心想在极为窘困的情况下，描述领袖之临危不惧与义正辞严，以凸显蒋氏的尊严，不免言过其实，过度渲染。如谓孙铭九一见到蒋，“向余长跪而泣!”蒋、孙初次面对，孙绝无向蒋“长跪而泣”的感情，今见孙氏回忆所述，盖知跪泣一景，乃系虚设，而非实有。    

    我们把蒋介石的说法与孙铭九所记对质，可得八点：    

    一、蒋介石说听到他的侄儿蒋孝镇“与叛军厉声争执”，这是替蒋孝镇脸上贴金，事实上，孙铭九说蒋孝镇“这个家伙已经吓得面无人色”，讲话“半吞半吐”，又何来“厉声争执”？在蒋孝镇表示不知道蒋介石行踪后，孙铭九即拿枪对着他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毙了你!”于是蒋孝镇“赶紧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孙铭九就按着“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上搜查”。    

    二、蒋介石说他被发现时“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孙铭九回忆却是：“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三、蒋介石说孙铭九一见他就向他“长跪而泣”；孙铭九回忆却是：“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都是尘土。‘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四、蒋介石说：“找尔之副司令来!”孙铭九回忆：“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后墙时摔的。”    

    五、蒋介石说“遂登车行”；孙铭九回忆却是：“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扶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我也上了车。”    

    六、蒋介石说上车后“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孙铭九回忆却是“在车里，我坐在蒋的左边，唐君尧坐在蒋的右边；前面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蒋皱着眉头刚说出‘太挤了’一句话，随即又把话咽了回去。车子向西安奔驰着，蒋不断地用手抚摸胸前，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我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蒋说：‘你们副司令有办法了’‘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我说。‘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小声说，‘打共产党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蒋显然是动气了。我据理反驳。他说：‘你……我是国家领袖、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策没有错!你不懂!’蒋此时神态改变，怒形于色，并说：‘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遂闭上眼睛。到灞桥附近，路上军队甚多(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派来协助卫队营扣蒋的)，汽车时停时走，蒋眼睛向外看，不一会儿沉寂打破了，他问我：‘这是哪里的军队？’我简单地说：‘东北军。’车到西安城门，门口有岗哨值勤。蒋又问：‘这是哪个军队？’我说：‘十七路军。’进城门后，车子一直开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我和蒋下车进入早巳预备好的住室。”    

    七、蒋介石说抵新城大楼后“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孙铭九回忆却是：“我同蒋进屋后，把他引到一张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蒋的右后侧，靠着一个小茶几。蒋仍手抚胸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口，几次让我坐下，并重复说：‘你是个好青年。’这时有人进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牛奶。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我随口答应道：‘马上就来的。’蒋又叫道：‘叫你们副司令快来!’我没有答应。约半小时左右，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上午十时，我走出了新城大楼……”    

    八、蒋介石说第二天孙铭九来见，请他移居，他说：“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绝不移出此室。”孙铭九回忆却是：“十二月十三日晚间十一时许，张学良把我找去，说：‘我想把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刘师长去请，他不肯来。我看你与他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我即去新城大楼，为了免除蒋的恐惧，我特意将服装整理一下，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才小心地推门进去。刚向蒋敬礼还未开口，他便惊慌地急问：‘你这么晚来做什么？’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这里不舒适，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很清静，请委员长起来同我一起走吧!’蒋即说：‘我不去，我不去!今天这样晚了，你来干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说：‘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说了半天，他还是不去。我看不好再勉强行事，便后退一步说：‘今天黑夜委员长不愿意搬，我回去报告副司令一下。’蒋松了口气说：‘好，好!你快回去吧。’我出来用电话报告了张学良，张说：‘就等明天吧。’这时已是凌晨—点钟了。次日(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张学良又叫我去看蒋，并问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以便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便于进行谈判。这次见面，蒋似乎已明白我昨夜来此并无加害他之意。我一进门，蒋即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好青年。’接着讲了一套文天祥、史可法忠诚爱国的故事和孙中山蒙难得救的经过等等。神色与昨天不同了。又说：‘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军事最高长官，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你是军人，应以服从长官为重。’我看出蒋的用意是要我服从他，便说：‘我绝对服从我们的副司令。’他又转了话题说：‘你家中都有什么人，东北家乡还有父母吗？我也是贫农出身的。’想用这些话来取得我对他的同情。蒋最后还说：‘以后你常到我这里来听故事吧!’我回去把这些情况都向张学良做了汇报，张说：‘随他讲去吧。’”    

    根据以上的八点对照，发现在蒋介石的笔下，他自己是威武不屈的、临危不乱的、视死如归的、神气活现的、大义凛然的；但在孙铭九的笔下，他却是藏头缩尾的、狼狈不堪的、贪生怕死的、张皇失措的、喜怒无常的、坐在地上耍赖要马骑的。最妙的是他不止一次称赞孙铭九是“好青年”，据孙铭九告诉陈平景，从捉蒋那一幕，他充分看出蒋介石的性格，一面是上海泼皮的性格，一面是上海奸商的性格。蒋介石最后且以“孙中山蒙难得救”的故事想打动孙铭九，一切就都呼之欲出矣!    

    孙铭九押送蒋至新城大楼后，即辞出，前往张、杨处报告经过，乃由杨虎城部特务营宋文梅营长监视，形影不离，以察言观行。《西安半月记》记蒋、张于事变后首次见面：“约半小时后，张始来，对余执礼甚恭，余不为礼，张垂手旁立。”宋文梅则记张于九时三十分左右到达，“蒋见张来，神色突变，仍呆在座椅上，继续出声长吁。”所谓“不为礼”者，乃张二次对蒋说：“委员长!受惊了？”蒋不作答。至于“执礼甚恭”、“垂手旁立”，显然是文人踵华之词。最后蒋还是说了话，令人感到蹊跷的是，至此蒋已知东北军发动兵谏，而《西安半月记》竟谓：“余(蒋)问：今日之事，尔(张)事前知之乎？(张)答：不知!”蒋之问，已属多此一问，而张居然说“不知”更不可能。细阅当时在场的宋文梅之追忆，始知当日中午蒋要与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见面，蒋与邵谈话时要宋离开，宋不肯，乃听到蒋问邵：“西安发生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吗？邵答不知道，蒋听后便不再说话。”(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载《西安事变亲历记》，页二五一至二五四)显然，陈布雷在写文章时，“邵”冠“张”戴了。益见若果系蒋氏当日日记，绝不可能有此误记，转手陈布雷又不及细察，因而有此不自觉之误。    

    蒋住新城大楼后，张要蒋移居自宅巷内的较舒适新宅，以便于随时见蒋，但蒋坚持不肯，邵力子去说，也不肯，最后澳洲人端纳来见后，才同意移居与端纳同住。邵力子对这件“移居的事”，感到“疑怪”，但没有答案。《西安半月记》说：“余知叛部之意甚险，决以正气与精神力量与之斗争。”接着发了一大段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议论，诸如：“长隶革命之籍，古来忠烈，刀锯鼎镬，甘之如饴”，以及“总理之大无畏精神”、“耶稣受恶魔四十九日之磨折试炼”等，以便“于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判时做最后之牺牲”。(页十一)仅仅要他移居，何以如此严重？蒋对孙铭九持枪来请，更谓“余(蒋)大怒”!其实孙怕蒋恐惧，特意把“腰间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但蒋仍感惊慌，坚持不允在黑夜中移居。孙看在眼里，认为“这种情形说明，蒋是误解了我们的用意，以为我们要在黑夜间把他拉出去枪毙，因而怕离开住地”。(《西安事变亲历记》，页二二四)监视蒋的宋文梅亦说：“孙(铭九)因奉命必须迁移，要我劝说，但蒋心存疑惧，坚决不肯。最后，我请孙入室共劝，蒋见孙腰间带着手枪，更加疑惧，向孙说：我是行政院长，应该住在这里，其他地方，我不去。”(同书，页二五五)孙、宋二人的观察，颇有助于理解何以蒋氏不肯移居的心理。然而何以端纳一来，疑惧顿消，就肯移居了呢？这与端纳是外国人大有关系。蒋氏不是挟外自重，而是挟外自安，在蒋氏心理上，有外国人在旁，总不至于被拉出去枪毙。端纳与蒋同住一屋，其道理亦就不言可喻了。    

    《西安半月记》一壁大力为蒋撑门面，以维护委员长的尊严，另一壁则尽量抹黑张学良。后者显然与前者相关，因张脸愈黑，则显得蒋脸愈白。最关紧要的是，全文全面封杀张、杨兵谏的原始动机，并加以歪曲，内容基本导向是，张、杨受人(影射共产党)迷惑，犯上作乱，然经领袖伟大人格之感召而悔改。然则“西安事变”之结束，乃因西安叛部之动摇而改变初衷，并非蒋氏答应改变“攘外先安内”的政策而遭释放，如谓：“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不复如前之坚持；但余绝不存丝毫侥幸之心，盖唯以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页二十三)此与历史真相相距甚远。    

    张、杨兵谏的动机原甚单纯，就是要蒋停止内战，团结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简单地说，即出于爱国心。这种动机单纯得使不明内情的人，不敢信以为真，即贤者如胡适与傅斯年亦断然不信，认定张学良别有政治野心。然五十余年来，史料大出，显示动机就是如此单纯。按诸张学良事变前后的言论，也相当一致。杨天石已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孔祥熙“西安事变”期间未刊电报，连载于北京出版的《团结报》上(一九九一年一月二日至二月二十日)。其中颇多孔、张间电报，为孔氏回忆录所不录，颇可明张之心迹及其单纯的动机，以及和平解决之真相，足以揭露《西安半月记》的隐饰。    

    张学良于事变爆发之日(十二月十二日)，致蒋妻宋美龄文电，即明言留蒋促其反省，绝无伤害之意，只因“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其抗日救亡的动机，已表露无遗。张又于事变后第四日(十二月十五日)复孔祥熙电，亦谓：“弟等此举，决纯为实现救国主张，绝无一毫对人私见”，再度表白其单纯之动机。张再于事变之第五日(十二月十六日)复电冯玉祥，更谓：“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所乐为，纯洁无私，可质天日。……良等苦闷，惟在抗日未能及早实施。”冯玉祥提及愿担保张之安全，张曰：“担保一层，尤无必要，盖良固不惮以七尺之躯，换得主张之实现也。”更进一步表明不惜以性命换取纯正之主张。张复于事变之第八日(十二月十九日)，又重申：“文日之举，纯为积极实现抗日救国主张，如中央确能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行动实现后，用我则愿做先锋，罪我亦愿束身归罪。”最后张于事变之第九日(十二月二十日)致电外交部长张群，有曰：“文电既已褐橥八项主张，则八项之外，自无余事，口是心非，弟不为也。”凡此足见张于私函密电中，与平昔公开之主张，完全一致，并以此为交涉之严正立场，则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动机，纯为抗日救国，已无可怀疑。    

    宋美龄于复张学良元电(十二月十三日)中，原亦针对张氏主张，谓“凡吾兄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于采纳”，又谓：“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以为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侈言民主固非实在，然表明可从公意。再谓：“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当可无话不说。”但是蒋宋美龄于《西安事变回忆录》(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页二十六至五十一)中，为配合乃夫《西安半月记》不与叛部谈判之立场，竟谓：“余复以长函(按即元电另由端纳携往西安)致张学良，告以彼等此举将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余深信其鲁莽灭裂之举动，初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之恶意，应及时自拔，勿贻噬脐之悔。”(页二十九)回忆之文不仅语气与原电相差甚远，而且掩饰愿意商谈之痕迹，代之以促张释蒋悔改之词，其用心亦可知矣!    

    孔祥熙于致张学良寒电时，亦认知张之主张，谓“查抗日御侮，举国同心，中央同人初无二致”，不同者，“仅有时间之不同，绝非宗旨之异趣”，替蒋代“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辩解，蒋既亦抗日，则兵谏便无必要。张学良当然不服，于复孔申电中谓，一致抗日之主张“对委座已再四涕泣陈词，匪惟不蒙采纳，且屡被斥责，弟受委座知遇，绝无负气之理，但委座主张坚决莫移，已绝对不能否认，故不得已而出此”。可见，就张氏而言，只要蒋答应改变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即可解决。但是孔祥熙于二十余年后写回忆录，竟怀疑“张杨所谓救国八项主张”，甚至说：“张杨通电，虽以抗日为理由，而八项之救国主张，则未有一项涉及抗日，至其所谓容纳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开放爱国运动等等，皆已走入共产党之路线!”张、杨通电中无抗日两字，因当时中日仍有邦交，自无必要启衅，然八项主张无一不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关，正见张、杨并非老粗。至于孔谓“容纳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开放爱国运动”，乃共党路线，然则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岂非采“一党专政”、“勇于内战”、“反对爱国”的路线？(孔氏回忆录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页一一三至一六一)可谓孔氏失言。    

    《西安半月记》给人的印象是，张扣蒋后，被蒋训斥，不知所措；读蒋日记后，更加痛悔，力求弭过，乃送蒋回京。其实不然。张学良自始至终，甚有主意，他的目的是拥蒋抗日，然而必先逼蒋抗日，才能改变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孔祥熙所藏未刊电报中，有一封钱宗泽于十二月十五日发给张群的密电：    

    ‘卫密。极机密。本日端纳顾问由西安回洛，据云：委员长住张学良之旁楼甚安。张要求接受主张，委员长初甚反抗，以后云，无论如何，须回南京方能办，但对方认无保障，有请求孔部长赴西安之意。总之，内幕情形，似有转机。谨密陈。职钱宗泽叩。删酉。’(载《团结报》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日《史海钩沉》栏)    

    此密电透露，事变发生之第四日，委员长已不再反抗，答应回南京办，则已允诺张等主张，此一“转机”，在《西安半月记》中看不到的。然为了“接受主张”有所保障，南京必须派人到西安谈判交涉，以获协议。但南京中央不欲与叛部谈判，更不欲接受叛部主张，乃采讨伐的高姿态，以便维护尊严，惟孔宋家族求释蒋心切，愿意谈判，然又不愿示弱。两派意见最后整合为双管齐下策略，即表面上声张讨伐，实际上寻求政治解决，亦即循谈判途径。孔氏急于解救蒋介石，于十二月十五日建议张“一面亲送介公至并(太原)，弟(孔)即邀中央负责同人，前往会商”。其意先让蒋脱困，再做商议。但张于十二月十九日电孔，坚持“中央同人果爱国家、爱介公，自当推人来陕商洽。抗日实现以外，别无所求，更无金钱与地盘思想。区区志愿，蕴之已久，绝非一时冲动。中央对弟主张如无办法，势难送介公返京”，甚为坚决，一定要中央派人来谈，同日张又致蒋鼎文电，谓可派宋子文与顾祝同来。但中央为维持高姿态，即派宋子文亦有阻力，最后让宋以私人名义赴陕，以掩遮中央派官方代表到西安谈判之实，然后宋子文才于十九日飞陕。宋到西安自非探亲，当然是要谈判，我们虽不知谈判内容，但宋于二十一日即返南京，必有所商议，二十二日又偕宋美龄、蒋鼎文、戴笠、端纳等返陕，做最后之商定，是则宋氏兄妹代表南京中央助蒋与张谈判，达成协议，获致政治解决，已属无可怀疑的事实。    

    协议未立字据，已可确定。张学良接受君子协定，因此与杨虎城于释蒋一事有所争执。事实上，即使立下字据，亦可撕毁，而君子协定，并非完全口说无凭。张于致蒋鼎文皓电已透露：“此间要求，惟在抗日，委座已表示容纳。”并谓：“总之，抗日主张如不能实现，难送委座返京。”迟至十二月二十日于致张群电，犹坚持“非至抗日主张实现，殊难送委座南归”。可见张学良与宋氏兄妹于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商谈后，知主张可以实现，乃决定于二十五日释蒋，并决定亲送返京。如果连口头的君子协定都没有，张既无以交代，杨虎城等更不肯通融。《西安半月记》谓全无承诺，自不可信，且全文无一语提及要求抗日，仅于一处谓张等“于国事有所请”，故意隐讳所请之国事，乃孙铭九所谓：“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显因已有口头之承诺，不能说“抗日”之不是，又不能说被叛部胁迫而抗日，因而讳之。    

    《西安半月记》全无周恩来的踪影，更是不实在之忌讳。宋美龄于其回忆中言及“一有力分子”，即周恩来，谈甚久，然只说周拥蒋而不言抗日，亦不说蒋允不打内战之承诺。但是周于晤见蒋、宋后，已将协议三度电告延安，近已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页七十至七十五)，则口头承诺，实已留下文字痕迹。张学良事后绝不言蒋有承诺，直至一九九O年，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问周、蒋会谈，张说不但在场，而且周乃由其引见，但接着说：“对不起，我不能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情不应该出自我口，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转引自郭冠英《张学良侧写》，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九二年出版，页三十八)说出来，会被伤害之人，舍蒋而谁？可能被伤害的原因，除了蒋有承诺外，还有什么？所以张虽不说，但已尽在不言中。    

    事实上，《西安半月记》虽说毫无承诺，蒋在行动上实已接纳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由剿共转向抗日。孔祥熙说，抗日救国乃蒋之既定政策，并不确实，可由蒋氏自己的话来驳斥。蒋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距西安事变仅一个多月，于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犹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西安事变史料》上册，页十一)然而事变之后，却停止剿共，逐步走向抗战之路。卢沟桥事变一发生，中日之战便不可避免。其实，“九一八事件”远较卢沟桥严重，然因不抵抗，卒未演成战争。西安事变之后，既由不抵抗转为抵抗，任何日本挑衅，一抵抗即可引发战争，因不能期望日帝退缩也。就此而言，西安事变确可称作抗战的渊源。    

    蒋介石虽不愿明说张学良逼他抗日，却忍不住抱怨张学良中断了他的剿共。《西安半月记》引言中有谓：“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这一段话，且不论无意中自认西安事变导致其政策之改变，由剿共而抗战，所谓至多一个月内可竟全功，则绝不可信。固然，若不计代价，倾全国之力，扩大内战，或可竟全功，然势必耗尽国力，让日帝坐收渔人之利，此正是爱国者如张学良所不忍见，乃不惜以兵谏逼蒋改弦易辙，领导全国抗日救国。    

    然而，西安事变导致中共坐大论，却大有人唱和。孔祥熙于一九五O年的冷战时期写西安事变回忆录，劈头便说：“八年抗日战争与今兹共党之窃据大陆，亦实于是役种其因。”即于西安事变时代表张、杨赴太原与阎锡山商谈的李金洲，竟亦说：“大陆全部沦陷，政府偏安海隅，使七亿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推源祸始，皆肇端于西安事变。”(李氏撰《西安事变亲历记》，页一)国民党官方史家更将张学良描绘成失去大陆的罪魁祸首，史传曲笔，莫此为甚，李敖曾撰《别赖张学良了》长文驳斥，铿锵有声，足资参考。(见李敖编著《张学良研究》，页一五五至二一六)须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以求抗日，如因抗日失败而亡国，尚可怪罪汉卿，但抗日胜利，汉卿不仅无功可言，仍为阶下囚。当抗战胜利之时，国民党声势十倍于共产党，不旋踵于四年之内，丧失神州大陆，竟怪罪于囚中的张学良，宁有此理？    

    由“中共坐大论”再推本溯源，演成共党阴谋说，大肆发挥《西安半月记》所指张学良“受人迷惑，做联俄梦想”，认为张、杨原无主见，因受到中共的渗透、分化而制造事变，并以周恩来为西安事变之“谋主”。李云汉专著论述事变前因主要章节，分别为“共党怂恿张学良”、“信心动摇”、“三次秘密接触”、“赤氛笼罩西安”等(见李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页三至十二)，可谓阴谋说学术化的大成。李氏固代表国民党的立场，但长久以来内地学者亦辄谓，张之逼蒋抗日方针系受到共产党的启示与影响。事实上，中共对东北军的影响不能说没有，而之所以有影响乃因日帝侵略的大气候，东北军并非因中共的宣传而抗日，但中共号召抗日，自有相契之处。    

    《西安半月记》中触目之曲笔，尚有：“尔(张)应回忆，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余(蒋)代尔受过者不知凡几，以余之宽容庇护，尔尚可安然远游海外。”此显指“九一八”事，明明张受蒋不抵抗政策之累，代蒋背黑锅，而竟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如此!抑陈布雷画蛇添足之笔欤？    

    《西安半月记》中已埋下嫁祸于杨虎城之伏线，如借张口曰：“余(张)此次之事，杨虎城实早欲发动，催促再三，但彼(张)踌躇未允；惟自十月来临潼亲受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然实后悔莫及。”(页十七)竟认为张受杨之煽惑，失之更远，故张于台湾囚中作《反省录》，不惜力言：“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西安事变史料》第一册，页一一二)显因蒋氏恨杨“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挟嫌弯曲，实可做杨氏一家于抗战胜利后遭灭门之祸的伏线读。    

    蒋介石脱险归来，马上背信弃义，把张学良扣留下来。张是自愿而且十分坚持陪蒋回京的，为西安事变做了动人的收场。他于行前告诉孙铭九：“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送他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了千古美谈!”但是张学良看错了人，蒋介石才不来这一套呢，他要泄一时之愤，顾不到“千古美谈!”哩!    

    回京没有几天，张学良就被蒋介石移付军事审判，但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把蒋比做袁世凯。据傅斯年说，审判经过为“委员长所闻，甚气，谓不放这小子回去”。(见汪子飚《傅斯年密函里的西安事变》，《张学良研究》，页一四九至一五四；另参阅马王《西安事变逸话》，《香港时报》一九五一年九月五日)最后，张学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国民政府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核准。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同时要求请予特赦，理由是：“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才孔亟，该员年富力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尚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一月四日，特赦获准：    

    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主席林森、司法院院长居正。    

    张学良虽被特赦，但是，蒋介石的宽大是很可怕的，因为“加以衔勒”、“严加管束”，最后淹没了“需才孔亟”、“戴罪图功”，张学良还是“遽令废弃”了。最不甘心的也许是硬不让他带兵去抗日。    

    近半个世纪来，蒋介石“拿着培养一个团部队的经费”，看住张学良，只是说着要起用他，但是他一直失掉自由，从浙江溪口关到安徽黄山，从安徽黄山关到江西萍乡，从江西萍乡关到湖南郴州、沅陵，从湖南郴州、沅陵关到贵州修文，从贵州修文关到台湾新竹、北投，在蒋政权迁到台湾来以前，谁也见不到他，连东北耆宿兼国民党同路人莫德惠，也不过在十二年中，一共只见到他三次。    

    蒋介石不讲信义，令宋子文、宋美龄这两个调解人颜面无光。宋美龄是妻子，无可奈何，只是说了一句“我们对不起汉卿”的良心话。宋子文是小舅子，他对“他(张学良)送蒋先生回到南京后，结果中央却拿他当‘犯人’看待这一点，似乎表露过十分的不满”(见高山流《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而“宋子文觉无以对朋友，一怒而走上海，直至抗战未担任政府正式工作”(见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显然也不无内疚与抗议的双重意味。事变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又和好了。在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里，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声浪里，在“停止一切内战”的实行里，在“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谈话里(蒋介石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谈话)，在“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的释放里，在西安事变八条件无异大部分的同意里……中国在走向自由，张学良在失掉自由。——“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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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意义

    1937年3月1日，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访问陕北苏区，在延安府会见毛泽东，就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进行了谈话。当时的《新中华报》全文连载了这个长篇讲话。毛泽东在谈话中回答史沫特莱关于“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提问时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鱼汲胜：《千古功臣的千古奇冤——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问题新探》，见《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当代漠笛选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

    毛泽东曾经指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国分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起来，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同时，国民党内的其他爱国分子，也不满意国民党当局的当时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抗日战争时期下），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直至西安事变⑹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抗日战争时期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张学良对自己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解释道：“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事情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就会有违我们的初衷：我们为了反对内战而发动此次事变，更大的内战一起，就等于帮了日本人的忙；我们为逼蒋抗日而将他扣在西安，他答应了抗日，再把他扣着不放，反倒会使答应我们抗日的领袖因此而失去领导地位或有损他的声誉。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载《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另见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转载于《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当代远方选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

    宋美龄这样评价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分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之如此结束，在中国政治之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张之请求亦有其特殊之意义，足使此后拟以武力攫夺权利者，知所戒惧而不敢轻易尝试。故余与子文赞成其意，允其同行。余更愿在此特别声言，负责叛变之军事长官，竟急求入京，躬受国法之裁判，实为民国以来之创举。此中央政府之所以赦宥张学良，而为若干外人所骇为不解之真实理由也。”（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台湾《革命文献》第94辑，转载于《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当代远方选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

    1946年12月12日，周恩来发表了“双十二”的纪念讲演。

    《周恩来选集》上卷《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二”〔232〕纪念会上的讲演（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二”〔232〕纪念会上的讲演（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题解】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延安《解放日报》。

　　【正文】

　　诸位先生，诸位同志：“双十二”事变过了整整十年了，中国从内战转入抗战，现在又不幸地回到内战，这是值得大家研究的一段历史教训！不管现在又回到内战中，中国总经历了八年的抗日战争阶段：日本法西斯被打倒了，抗日的人民军队强大起来了，一万万四千万人口的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得到了真正解放，在那里，人民实行民主，农民获得土地，而全中国人民在这种鼓舞之下，亦认识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这就是“双十二”事变的历史收获。“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九一八”事变以后，人民已日渐不满于国民党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北上抗日与号召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更因之日益广泛，并影响到当时的“剿共”军队，首先影响到在内战前线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经过“一二九”学生运动〔296〕、全国救亡运动、七君子之狱〔95〕，尤其是中国人民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转向东渡黄河抗日〔295〕，全国抗日高潮必然要走向抗战。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已无可阻止。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385〕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91〕、杨虎城〔92〕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而他自己也因此一逼，才勉强抗日。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先生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从此就获得人民的谅解与拥护，不是偶然的。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先生幽囚了十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裁判，也只有人民才会真正坚持释放张、杨，那些担保张、杨无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们却早已忘恩负义，食言而肥。在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蒋介石的抗战既是被逼的勉强的，所以在抗战的全部过程中，都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抗战、团结、民主的路线；一条是妥协、分裂、独裁的路线。前者为中共所坚持，得到人民的拥护；而后者则为蒋介石所坚持，得到敌伪与反动分子的喝采。中共及人民是主张积极抗战、坚持胜利的；而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则联合德意，企图妥协，在抗战后期则勾结敌伪，消极抗战。中共及人民是主张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以便击败日寇的，而蒋介石则分裂抗日阵线，利用抗战不断地削弱乃至消灭非嫡系军队，首先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更不惜实行内战。中共及人民是主张实行民主，以便能动员人民的一切力量坚持抗战的，而蒋介石则厉行独裁，压迫人民，使抗战陷于无力。在这种情形下，要不是中共在敌后努力，人民在全国坚持，中国的抗战早已被蒋介石断送了。所以日寇一经投降，蒋介石便利用日俘，收编伪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今年一月在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声中，蒋介石又曾被逼地勉强地接受过停战协定〔360〕与政协决议〔345〕，但不久便被他所指使的南京二月“整军会议”与重庆三月“二中全会”或明或暗地推翻了。等到东北大打与关内大打，更证明他接受政协决议与停战协定决非心甘情愿。内战发展到最近，五个月侵占我解放区这样多的地方，现在又在开着一党包办的非法的分裂的“国大”，蒋介石的一切欺骗作用都被他自己揭穿无遗了。

　　就这一年多的情况看来，蒋介石与中国人民之间依然继续着西安事变以前及西安事变以后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抗战胜利后，中共及人民是主张依照政协路线实现和平民主与独立，坚决拥护一月停战令，主张政协决议的依序实施，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撤退驻华美军，停止援蒋内战。而蒋介石则不惜破坏政协路线，坚决走上内战、独裁与卖国的道路。他企图以武力消灭解放区，以“宪法”形式使他的独裁合法化，以亡国的“中美商约”〔386〕出卖民族利益，换取美帝国主义更多的援助来进行内战，但他这种企图，一定会如十年前进行内战时一样遭遇到悲惨的失败。现在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和平、民主与独立。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奴役人民的企图，将引导自己到众叛亲离。蒋介石独霸中国、奴役人民的企图，亦将引导自己到众叛亲离。蒋介石想追随美帝国主义之后寻找出路，结果必走到悬崖绝壁。只有政协的路线才是康庄大道。人民的世纪已经降临。中国的民主新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解放区人民自卫战争的坚持和胜利，反动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各国人民的进步，将促进这一新高潮的到来。历史的发展会警告反动统治者：内战、独裁、卖国的道路是不是要走到底？

　　就在目前，蒋介石还高谈“政治解决”，然而，多数人已经知道这是骗局，或者叫做“和平攻势”。为辨别这一“政治解决”的真伪，我们只要求他立刻解散正在开会的一党包办的非法的分裂的“国大”，承认恢复一月停战令所规定的双方军队的位置，国共谈判便可重开。蒋介石如果肯这样做，那才有回到政协路线上的可能。不然，中国人民就会看得更清楚：对于蒋介石，“武力消灭解放区”才是他的目的，“政治解决”不过是他的欺骗口号而已。我们相信：经过西安事变以来的十年经验教训，中国人民是再不会上当的了。”

    “本条数据为：人民日报1985.10.28第5版 作者：王秦 《东北军走上抗日战场》

    因发动西安事变而闻名的东北军，是地方性的武装集团。１９２８年底东北“易帜”后，该军编为东北边防军，纳入南京政府军系统，拥有兵力约三十万。其统帅张学良为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又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不抵抗”、“力避冲突”，张学良则幻想“依靠中央”和通过国际干涉来解决日军入侵问题。东北军拱手让出富饶的家乡，忍痛退入山海关内，在历史上写下耻辱的一页。目睹家乡庐墓横遭践踏，父母姐妹惨受凌辱，广大将士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一些未入关的官兵自动奋起抵抗，著名的江桥抗战、双城阻击战、哈尔滨保卫战等，打击了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并推动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迅速崛起。流亡入关的东北各界名流和爱国人士奔走呼吁，于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７日在北平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大力开展支援义勇军工作。１９３３年初形势急转直下，日军长驱直入，山海关失守，热河守军溃败。３月，在全国人民愤怒谴责声中，蒋介石将失地罪责完全转嫁于张学良，逼张引咎辞职，下野出国。东北军按照张学良临行嘱托，集结在华北一带，筹谋还乡大计。

    １９３４年１月张学良返国，３月就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部分东北军南下“剿共”。１９３５年秋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东北军此时兵力十六万左右，五分之四被驱入陕甘参加“剿共”。经过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两个多月损失近三个师。蒋介石不但不给补充，反而削减番号，减发军饷。严酷的现实迫使张学良和将士们深思。官兵厌倦内战，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张学良也感到再继续下去将使全军覆灭，永无回乡之望，开始探求新出路。１２月，张学良赴南京开会，秘密转上海会见杜重远、李杜等爱国人士。杜、李直率地向张学良进言：停止内战，联合一切爱国力量抗日是东北军最好的出路。后来，李杜辗转介绍中共秘密党员刘鼎赴张学良处工作。

    与此同时，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根据东北军的情况，中共中央把对该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５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４月９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了联合抗日救国会谈。东北军确立联共抗日方向，为在西北地区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６月，中共中央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委员叶剑英、边章伍、朱理治（兼秘书长）等。２０日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陕甘根据地广大军民在此方针指导下，积极开展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

    延安会谈后，张学良全力以赴进行抗日准备，不仅与红军停战，还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驻防陕甘）友好相处。６月，张学良命人创办《西京民报》，向官兵和民众宣传抗日。同月１５日，张、杨联合在王曲镇开办“长安军官训练团”，向中高级军官灌输抗日思想。２２日张在该团发表题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讲话，指出“抗日是东北军最大使命”，以“把全（民）族所有力量拉到抗日阵线上去长期抗战”为己任，号召全军将士“宁肯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张学良的抗日决心与信心，对全军提高思想、统一认识起了很大作用。９月初，为向部队补充新鲜血液，张学良接受共产党建议，从平津等地招收了三百多名进步青年和学生（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民先队员），开办学兵队。同月，东北军内秘密建立以张学良为领袖的抗日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在此期间，张学良还陆续派代表分赴晋、绥、冀、两广、新疆等地，联络各地方实力派，酝酿联合抗日；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向蒋介石劝谏，要求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

    东北军入陕甘后，许多共产党员秘密进入该军，为帮助其走上抗日战线做了巨大努力。１９３６年６月末，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东北军内的地下党员成立了东北军内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委员宋黎、苗渤然。此后地下党在东北军的工作更加活跃，无论总部、各部队、军官训练团和学兵队，以及报社、通讯大队等，都有共产党员在里面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团结教育广大官兵。８月３０日和１０月初，朱理治、叶剑英相继至西安，与张学良磋商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三方联合抗日大计，进一步加强推动东北军抗日工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东北军内和西北地区的地下党组织互相配合，不断掀起抗日救亡新高潮，《西京民报》、《东望》和《西北文化日报》等进步报刊成了抗日的喉舌，“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等救国团体纷纷成立，并联合举行了“九一八”五周年纪念会、追悼鲁迅和援绥抗日募捐等活动。

    抗日救国事业把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各阶层民众紧紧联结在一起，在爱国热情激励下，将士们决心为抗日而献身。１１月２７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恳切地请缨援绥。蒋严词拒绝，同时下令加紧镇压救亡运动，又策划调集其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进入陕甘，图谋全歼红军并迫张、杨就范。１２月４日蒋介石坐镇西安威逼张、杨“剿共”，否则即将两军赶出陕甘。蒋的倒行逆施，使张、杨忍无可忍，终于激起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并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张学良被蒋软禁，东北军被缩编并调往豫、皖、苏各地。张学良身陷囹圄，仍念念不忘抗日，曾多次致书东北军将领，勉励部下：“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东北军），供（贡）献与东北父老之前，……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各部与全国军队一起迅速开往各抗日战场，其中四十九军、五十七军和六十七军在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中浴血奋战，牺牲惨重；五十一军参加保卫淮河及徐州大会战（包括台儿庄战役），后与五十七军一起挺进鲁南；五十三军转战冀、豫、鄂、湘，后入缅甸、越南对日作战。在激战中，吴克仁、朱鸿勋、吴桐岗、刘桂五、方叔洪、黄德兴、刘启文、扈先梅等将领及无数官兵，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壮烈牺牲，为国捐躯。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在蒋介石消灭异己政策下，大量消耗损失并被分化瓦解。广大官兵纷纷觉悟，在共产党帮助下，陆续脱离南京政府控制，走上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争的道路。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在冀中举起抗日大旗，经小樵改编，部队迅速发展，后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建立冀中军区。１９４２年８月，五十七军一百十一师师长常恩多和苏鲁战区秘书主任兼政务处长郭维城率该师举行“八三”起义。中共山东分局闻讯，立即派从该师撤出的秘密党员万毅（该师三三三旅旅长）和王振乾急返部队。新一百十一师推选万毅任师长（常恩多病逝），后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１９４５年８月，奉朱德总司令命令，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率部挺进东北，实现了张学良将军和东北人民湔雪国耻光复故土的宿愿。东北军走向抗日战场，经过了苦难而曲折的道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王秦）＊?”

    1986-12-07，《人民日报》

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　张学良公馆修葺一新正式开放　习仲勋等为开馆剪彩

第4版()

专栏：

　　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

　　张学良公馆修葺一新正式开放

　　习仲勋等为开馆剪彩

本报西安12月6日电　记者王谨、傅旭报道：为再现西安事变的历史事实，修葺一新的张学良公馆今天正式对外开放，陕西省暨西安各界为此隆重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白纪年为张学良将军公馆开馆剪彩。

张学良公馆位于西安市金家巷五号，是西安事变旧址中最重要的旧址之一。从1935年冬至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将军一直住在这里。12月17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及其随员到达西安后，也住在这里，同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决策。这里，也是张、杨两将军及中共代表，同蒋介石及南京方面代表端纳、宋子文、宋美龄等举行谈判的地方。当时，由于多方努力，蒋介石被迫承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六条协议，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张学良公馆的正式开放，是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活动的一部分。在这之前，杨虎城将军纪念馆——西安止园，经整修已正式开放。西安事变指挥部，即新城杨虎城公馆和蒋介石被扣居住过的高桂滋公馆，以及位于七贤庄西安事变前的红军秘密联络站和事变后的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各点，也已修缮完毕，即将与观众见面。系统地再现西安事变史实的“西安事变展览”，将于本月10日正式展出。原已开放的骊山“捉蒋亭”现改名为“兵谏亭”。

在张学良公馆的开馆剪彩仪式上，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周雅光致词。

出席张学良公馆开馆仪式的还有（以姓氏笔划为序）万国权、于允长、平杰三、刘向三、宋黎、汪锋、杨拯民、杨达、易辉、高存信、高扬、郭维城、童小鹏、康博缨、谢雪萍，以及陕西省和西安市党政军、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西安事变的部分参加者及其亲属。

    1986-12-10，《人民日报》

辽宁省暨沈阳市举行座谈会　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

第4版()

专栏：

辽宁省暨沈阳市举行座谈会

　　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

新华社沈阳12月9日电　辽宁省暨沈阳市昨天举行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座谈会。

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孙奇，中共沈阳市委副书记董万德以及省、市政协，各民主党派在辽宁省、沈阳市的地方组织和省、市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以及张学良将军的袍泽故旧一百余人出席了座谈会。

辽宁省政协主席徐少甫在座谈会上讲了话。原张学良三、四方面军团秘书处处长刘鸣九、原张学良东北军少将行政处长卢广绩、原东三省官银号会办荆有岩、原东北军骑兵少将旅长于维洲等也先后发言，他们以亲身经历回顾了张将军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事迹。

    1986-12-12，《人民日报》

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

第4版()

专栏：

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

汪锋

一、张、杨兵谏

骊山兵谏震神州，

团结驱倭报国仇。

古都国共谈合作，

中华各党弃前愁。

城南杜曲英魂笑，

台北教堂浩气讴。

道路崎岖五十载，

英名不减万年休。

二、促蒋抗日

祸起萧墙弥灾难，

只缘反共卷狼烟。

策军内战万民怨，

救国逼蒋百径宽。

兵举西安拯邦危，

电通全国解民悬。

促成合作功千载，

青史永垂不朽篇。

注：“杜曲英魂”：杨虎城将军之墓在杜曲原畔。“台北教堂”：报载张学良将军在台北市入教堂、常作礼拜以寄情思。“电通全国”：指西安事变中张、杨二将军发表的八项主张宣言，通报全国。

    1986-12-13，《人民日报》

 首都集会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 习仲勋讲话高度评价西安事变历史意义，赞扬张学良杨虎城的丰功伟绩 吕正操、王炳南、侯镜如、叶笃义、方荣欣、贝特兰、安娜利泽先后讲话

第1版()

专栏：

首都集会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

习仲勋讲话高度评价西安事变历史意义，赞扬张学良杨虎城的丰功伟绩

吕正操、王炳南、侯镜如、叶笃义、方荣欣、贝特兰、安娜利泽先后讲话

本报讯　记者傅旭报道：12月12日上午，首都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集会，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西安事变的伟大历史意义。他说，西安事变是完成中国从长期内战转向全民抗战这一历史转变的枢纽。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历史前进中起了重要作用，必须予以充分估计。（讲话全文见第四版）

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炳南、民革中央副主席侯镜如、民盟中央副主席叶笃义、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方荣欣、西安事变时正在西安采访的外国记者贝特兰先生、联邦德国德中友协名誉会长安娜利泽也先后在会上发言。

胡启立、宋任穷、刘澜涛、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黄华、楚图南、谷牧、康克清、钱昌照、周培源、包尔汉·沙希迪、缪云台、屈武、雷洁琼等出席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五十年前西安事变的亲历者，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亲属和事变其他主要参与者的亲属，以及部分海外朋友等。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大会。

本报西安12日电　记者孟西安报道：今天，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爆发地古城西安，各界人士六百多人隆重集会，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陕西省和西安市党、政、军及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西安事变的参加者及其亲属等出席了大会。

大会由陕西省委副书记、西安市委书记董继昌主持。省委书记白纪年在会上讲话。

    1986-12-13，《人民日报》

 习仲勋在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说 国共合作有利于国家民族进步和两党发展 捐弃前嫌再度合作实现祖国统一

第4版()

专栏：

习仲勋在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说

国共合作有利于国家民族进步和两党发展

捐弃前嫌再度合作实现祖国统一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首都各界人士隆重集会，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向国民党领袖、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进行“兵谏”，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在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两将军以及国民党主和派几个方面共同努力下，蒋介石终于接受了这些正义要求，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时局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进而促成了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西安事变虽然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但至今仍深刻地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

西安事变是在中华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形势下发生的。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继之又向华北大举扩张，平津告急，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再妥协退让，多次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协定，使一片片大好河山沦于敌手；对内与人民为敌，坚持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镇压人民的抗日爱国活动。这不能不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在上海、长城各口、察北、绥东等地区虽曾有国民党部分军队进行局部抗战，但都因国民党最高当局执行错误的内外政策而不能坚持下去。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全国各个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的爱国力量，纷纷行动起来，遍及城乡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充分表达了举国上下团结御侮的强烈愿望。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剧烈分化。许多爱国的国民党官员、将领和有识之士也感奋而起，抗议最高当局所执行的错误政策，要求改弦更张。中华民族争取生存和解放的斗争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西安事变正是这个潮流的突出表现，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出于民族大义，多次要求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最后迫不得已而进行了“兵谏”。事变发生后，在全国各界要求和平解决的呼声下，张、杨两将军为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战，不惜委曲求全，作出重大的让步。中国共产党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承认国民党的执政地位等重要保证。国民党主和派宋美龄、宋子文等，力排讨伐派的阻挠，促使和平协议得以达成。蒋介石最终也采取正视现实的态度，接受联共抗日的要求。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强敌侵凌面前，“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爱国主义精神。

为了说明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可以将这个事件同红军长征胜利和“一二·九”运动联系起来看一看。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中央开始以西北为革命基地，发挥共产党和红军作为抗日先锋队的作用，并且积极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年12月9日爆发的北平学生运动，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抗日救亡斗争的新高潮，为推动全民抗战准备了强大的群众基础。在当时形势下，能否使掌握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最高领导转到团结抗日的政策上来，这对能否顺利地实现全民抗战是关键性的问题。西安事变以独特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三十年代中期这两年间相继出现的这三个历史事件，都是使中国从长期内战转向全民抗战的重要因素。西安事变是完成这一历史转变的枢纽。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才最终结束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才有了抗日战争。尽管在抗日战争中，由于国民党没有放弃反共政策，发生了许多矛盾和曲折，但是抗日战争终于坚持八年直至胜利。由此可见，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历史前进中起了重要作用，必须予以充分估计。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有关各方照顾大局，共同努力，为民族利益而团结合作，互谅互让的结果。当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国共两党能够改变十年的敌对状况，化干戈为玉帛，并肩作战。在今天，为了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为什么不可以捐弃前嫌，再度携手合作呢？台湾有些人否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把它说成是国民党一切错误之源。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恰恰相反，国民党后来的失败，不是由于同共产党合作，而是背弃了这种合作。历史反复证明，国共两党合作，既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进步，又有利于两党本身的发展。台湾的出路在于祖国统一，国共合作对于国民党的前途至关重要，这个趋向是很明显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多次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作出了重大的努力和让步。我们真诚地希望台湾国民党当局能够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以自身的发展前途为重，作出积极的响应。我们也希望台湾的广大人民和各界有识之士，以及国外的侨胞，共同为促进祖国统一贡献力量。我们相信，祖国统一的千秋大业，通过中华各族儿女的积极努力，一定可以胜利实现。

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的时候，我谨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民族英雄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他们在国家多难之秋，出于一片爱国赤诚，为国家民族不计个人的毁誉安危，英勇举义。张学良将军被长期软禁以至于今，杨虎城将军一家四口惨遭杀害。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他们作出的巨大牺牲是光荣的高尚的。他们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垂青史。发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必能激励中华各族儿女为祖国的统一繁荣、民族的团结进步而努力奋斗。

    1986-12-13，《人民日报》

吕正操等在纪念大会上讲话 发扬爱国主义促进祖国统一

第4版()

专栏：

吕正操等在纪念大会上讲话

发扬爱国主义促进祖国统一

本报讯　记者傅旭报道：在十二月十二日上午首都各界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的大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炳南，民革中央副主席侯镜如，民盟中央副主席叶笃义，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方荣欣，事变当时在西安的外国记者贝特兰、联邦德国德中友协名誉会长安娜利泽，先后在纪念会上讲话。

当年张学良将军的部下吕正操，在讲话中回顾了在东北军和张学良身边工作时的情景后说，张、杨二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张将军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准备牺牲一切，义无反顾。他敢作敢为，大义凛然，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力挽狂澜，遏止内战，从而实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伟大转折这一事实，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张、杨两位将军无愧为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千古功臣。

王炳南是西安事变的参加者之一。他在会上说，西安事变过去整整五十周年了。时至今日，回首这段往事，仍不免为其曲折、复杂和激烈而感到惊心动魄，也就更加敬仰站在这一历史潮头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等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坚持民族团结，为促进祖国统一和第三次国共合作而共同努力。

王炳南说，杨虎城将军是第一个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西安事变这场关系着民族存亡的剧烈变动中，他毫不顾及个人得失，始终以民族的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准绳，毅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在张学良将军被扣以后，杨虎城将军独撑西北局面，在与中国共产党一同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贯彻始终的过程中，充分显示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卓越才干。

侯镜如说，回顾西安事变，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害。今天，全国人民正在致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全国人民一致迫切希望早日结束国家分裂的局面，寄厚望于国共两党实行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中华振兴的大业。

叶笃义说，在西安事变中，我国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影响下，曾直接或间接参与、支持或推动了这一历史事件的胜利发展，其中包括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救国会的广大成员。今天，全中国的知识分子肩负着共同的历史使命。我希望海峡两岸的广大知识分子携起手来，以先驱者为榜样，团结一致，为实现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作出新贡献。

方荣欣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导致了香港问题的解决，这一构想同样也适用于解决台湾问题。“一国两制”，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统一团结的大义，又实事求是地照顾了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是完全符合包括台湾、港、澳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希望台湾当局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以实际行动平等地进行和平谈判，尽快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贝特兰先生说，西安事变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全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事业团结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了和平与独立，中国现在仍需要统一战线。

安娜利泽女士在发言中说，中国人民五十年前的共同目标是反对日本侵略，今天是建设四化、统一祖国。不同国家的人民可以一起合作来达到一个更高目标：世界和平，为人类创造更幸福美满的生活。

    1986-12-13，《人民日报》

全国政协举行招待会 欢迎参加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纪念会海内外来宾

第4版()

专栏：

全国政协举行招待会

欢迎参加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纪念会海内外来宾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政协全国委员会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欢迎前来参加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纪念会的海内外来宾。

习仲勋、宋任穷、刘澜涛、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楚图南、谷牧、杨静仁、康克清、钱昌照、吕正操、周培源、包尔汉、屈武、雷洁琼等出席了招待会。

国务委员谷牧在招待会上祝酒。他说，西安事变已过去半个世纪了，但是，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以及它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依然未减。西安事变的直接结果是停止了国共两党间的十年内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奠定了全民族团结御侮直至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它更深远的历史意义是西安事变所体现的民族团结的精神。它说明，中华民族要振兴强盛，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团结统一。我们要努力发扬和光大这一精神，促进海峡两岸的统一。

谷牧说，今天我们以无限敬仰之情，缅怀五十年前曾为民族团结作出重大贡献的两位先驱者——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他们为民族所作的一切，永载史册，成为后人的楷模。（附图片）

12月12日，首都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在北京政协礼堂隆重集会，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1986-12-13，《人民日报》

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西安举行

第4版()

专栏：

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西安举行

新华社西安12月12日电（通讯员康庄、记者华年轮）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今天下午在古城西安开始举行。来自全国二十二个省市的一百四十二名历史专家、教授参加了讨论会。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以西安事变为研究课题的学术讨论会，共收到论文一百三十五篇。讨论会将本着充分尊重科学，尊重历史的态度，发扬学术民主，论述西安事变的重要意义，并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历史功绩和其他历史人物作出恰当评价。会后将编辑出版论文集。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白纪年、省政协主席谈维煦等出席了开幕式。

这次讨论会是西安事变研究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等单位联合发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