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二十四史

    清代乾隆皇帝，曾经评点过中国古代历史的大事件，美其名曰《御批通鉴辑览》。

    《大清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实录》卷之八百二：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春。正月。庚寅朔。上诣奉先殿行礼。

    ……

    ○己亥。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告成。御制序曰。编年之书。莫备于皇祖御批之资治通鉴纲目。盖是书集三编为一部。自三皇以至元末明初。振纲挈目。谨予严夺。足以昭万世法戒。为人君者。不可不日手其帙而心其义也。然皇祖虽尝抉精微徵辞旨。著论百余首。亦惟析疑正陋。垂教后世耳。于其书则一仍厥旧无所笔削也。故全书篇幅虽多而议论乃什倍于事实。即如前编之中总论、史论、音释、辨疑、考证、纷不一家正编之中。凡例、发明、书法、考异、集览考证、正误质实滥觞益甚。至于续编之作。成于有明诸臣。其时周礼、沿尹起莘例作发明。而广义则出于张时泰、效刘友益书法而为之者夫发明书法。其于历朝兴革正统偏安之际已不能得执中之论而况效而为之者哉且以本朝之臣而纪其开国之事。自不能不右本朝而左胜国。此亦理之常也。况三编中。嬗代崛起之际。称太祖而系以我者不一而足亦非体例也故命儒臣纂历代通鉴辑览一书。尽去历朝臣各私其君之习而归之正。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实。编为一部全书。于凡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系属存亡必公必平。惟严惟谨而无所容心曲徇于其间。观是书者凛天命之无常。知统系之应守。则所以教万世之为君者即所以教万世之为臣者也书中批论一依皇祖之例。自述所见。据事以书者十之三儒臣拟批者十之七而经笔削涂乙者七之五即用其语弗点窜者亦七之二云。”

    乾隆皇帝虽然在位六十年，也下令汇编过大规模的《四库全书》，可是在研读历史上大概只有这一本了。

    说罢乾隆，下面就提到了中共之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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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怎样读二十四史的

2013.08.05 16:18 

来源： 红旗文摘     期号： 2013.07     作者： 徐中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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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毛泽东是怎样读二十四史的呢?结合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实践和对二十四史的批注、谈话、评说，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六种方法。

　　1．古为今用法

　　关于毛泽东“古为今用”的读书方法，陶鲁笳曾写过这样一段回忆：“毛主席研究历史，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历史的优秀遗产，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而不是信而好古，迷信过去。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古为今用。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上海会议，据我了解毛主席一直在精读陈寿的《三国志》，并针对当时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讲了《三国志》中的许多人物，讲的最多的是曹操和郭嘉。郭嘉是曹操的重要谋臣，毛主席说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值得我们学习。当时袁绍的兵力大于曹操。郭嘉曾投奔过袁绍，但时间不长，就看透了袁绍的弱点：‘多端寡要，好谋无决。’那袁绍就是这样打了败仗，而曹操听了郭嘉的计谋，就打败了袁绍。郭嘉足智多谋，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听取他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曹操是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毛主席说，一定要多谋善断。多谋就是要和各方面去商量，听取有独到见解的好意见，‘谋’是基础，没有多‘谋’就不可能‘善断’。善断即善于作出判断。判断有三种情况：正确判断；武断；断得不及时，即事后诸葛亮。要当机立断，不能犹豫不决。还说，不要‘多端寡要’，头绪太多，不得要领，抓不住中心，每个时期的工作都应该有中心，脑子里经常要装几个大问题。1959年4月上海会议，毛主席更明确地向到会的高级干部推荐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再次谈到党的领导干部工作方法上要注意多谋善断和留有余地的问题。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反反复复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中曹操多谋善断、郭嘉足智多谋的史实，是他汲取历史中对现实斗争有益的东西，达到古为今用的一个生动范例。”

　　说到《三国志》中曹操多谋善断、郭嘉足智多谋的这段故事，《毛泽东传(1949—1976)》也有一段记述。1959年3月2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是从一个三国故事讲起的：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谋士。他给曹操出了一个计策：先打吕布，后打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毛泽东解释说，所谓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曹操听了郭嘉的话，结果先打败了吕布，又打败了袁绍。毛泽东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毛泽东这段富有哲理性的话，给人们以新鲜而深刻的启发。

　　2．辩证分析法

　　毛泽东是中国最精通唯物辩证法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他的思想和理论贡献，他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分析方法，深刻地贯穿、融化在他读二十四史的过程中。无论是批注圈划，无论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论、评价，都体现出了他的思想观点和他灵活运用的辩证法。

　　芦荻老师曾回忆说：“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他从不给以简单的论断，而是谨慎地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具体地加以剖析。譬如对于宋代的道学家，他既深刻地指出了道学维护没落的封建统治的反动本质，又没把情况复杂的道学家简单化。他对朱熹，一方面指出他的虚伪，说他责打被压迫的妓女，给妓女加上伤风败俗的罪名，而自己却又纳妾；另一方面又指出朱熹的学问渊博，是个大学者，而且还颇有开通的地方。一方面指出骂曹操为‘汉贼’的正统观念始自朱熹的论著，另一方面又说朱熹的《紫阳纲目》是应该一读的著作，并手写了‘紫阳纲目’和‘道学三朱熹’。他让我读朱熹的书，并说，这是很有用处的。对二十四史中随处可见的那些含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和警句名言，毛泽东是从不放过的。他或是加上连圈密点，或是摘录在天头，并铭记脑中。如‘豺狼当路、安问狐狸’(《张胜传》)、‘偏听成奸，独任成乱’(《邹阳传》)、‘意合则胡越为昆弟……不合则骨肉成雠仇’(《邹阳传》)、‘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东方朔传》)、‘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东方朔传》)、‘天地之性人为贵’以及‘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郑当时传》)等等。通观全书，经毛泽东圈划摘录的这类‘至理名言’，不可胜数。这些充满辩证法或含有朴素唯物思想的至理名言，也常常被毛泽东运用于他喻事喻理的言谈中。”

　　《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等充满辩证的警句，毛泽东很感兴趣。不仅他自己爱读，1965年还亲手在这两传分册的封面上写了批示：“送刘、周、邓、彭一阅”(笔者注：刘，是刘少奇；周，是周恩来；邓，是邓小平；彭，是彭真)，“送陈毅同志一阅”。

　　黄琼、李固都是东汉人，以耿直方正、以国事为重、敢于忠言谏君著称。东汉时，外戚、宦官相互倾轧，争相专政擅权。大将军梁冀的两个妹妹分别是顺帝、桓帝的皇后，梁冀垄断朝政近20年，骄奢横暴，不可一世。顺帝时，黄琼两次被举荐到朝廷做官，他都托病不去。李固非常仰慕黄琼，写信劝他出来协助朝廷治国安邦。这封信从两个方面开导黄琼，一方面批判了当时名士们的孤傲，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符。信中对黄琼进行规劝和告诫道：“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毛泽东曾评价此信“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黄琼出来做官后，经常上疏规劝顺帝，所提批评和建议多被采纳。顺帝死，梁冀和梁太后先后立冲帝、质帝，两帝在位的时间都很短。其后桓帝立，拟褒崇梁冀，说梁冀功劳可与周公相比，黄琼不畏惧梁冀的权势，在众人随声附和中只有他坚决反对。他举出萧何、霍光等功臣为例，认为“赏必当功，爵不越德”，桓帝接受了这个意见。黄琼临死前，仍上书直谏，一一列举当朝的忠与奸，规劝桓帝要清醒、要明察。

　　李固也是汉顺帝时的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李固多次上书汉顺帝，规劝他慎重选用官员，协助他整顿朝纲，为天下树立榜样。他说：“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顺帝死，质帝立，李固被委任为宰相。他任职后，“其黄门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专，每相忌疾”。质帝死后，李固建议“清河王蒜明德着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他给梁冀写信说：“传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梁冀听不进李固的忠言，反而立了他的妹夫蠡吾侯，是为桓帝。李固后被梁冀诬陷杀害，死时54岁。

　　3．调查研究法

　　调查研究方法是毛泽东生前大力倡导并终身躬行的一条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里说的调查研究，是指深入书海、深入史籍去调查研究，多读书，广读书，读书多。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对书中的人物、纪事、评论、评价等，不是书上怎样写的他就怎样信、怎样说，而是把载有此相同内容的书都找出来，一种一种地读。前人写的，后人写的，前人的注释，后人的评论，等等，相关的书都找来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去研究。笔者把这种方法称之为调查研究法。这也是毛泽东终身践行的一种独到的读书方法。

　　毛泽东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做证实历史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就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这一问题，毛泽东举出了如下的理由和例证，加以说明。他曾对芦荻老师说：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继建的新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里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的结果，是被迫的，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凡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毛泽东认为，洋洋4000多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形、生产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毛泽东认为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假话。

　　毛泽东这样说，这样看，这样认为，是在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也就是在读了全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各朝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之后。他说过：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除了读这些大部头的史籍之外，他还读了大量的稗官野史、各种历史通俗演义、笔记小说、札记、随笔等。毛泽东在书籍、知识的宝库里调查研究很广泛、很勤奋、很下工夫，几十年不止，几十年不倦。他曾说过：历史书籍要多读，多读一本，就多了一份调查研究。他生前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一定要好好地读历史，要认真地读《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读，否则就读不好，弄不清历史发展的头绪。他认为，书读得多了，又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就会少失误、少上当、少受骗；就会尊重历史、维护历史，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4．逆向思维法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有个显著的特点：他不仅非常认真地读那些所谓“正面”的材料，同时也非常认真地读那些“反面”的材料。无论是“正面”的记述，还是“反面”的记述，他都擅于用逆向思维去思考，去阅读。他以历史史实为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参照其他多方面的史籍、史料，力求在丰实的史料基础上剖析史实、评说人物。在读二十四史中，举凡奸臣、佞臣、叛臣等人的传记，像新、旧《唐书》里的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传，《宋史》里的《奸臣传》(秦桧、蔡京)，《明史》里的《奸臣传》(胡惟庸、严嵩)，等等，他都在封面上专门标出卷、册、姓名，有的还在名字前面画了圈。在阅读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一要看看他们的奸法和坏法，二要和其他传记参照看，弄清楚每项历史事件的原委，分清主要的责任和次要的责任，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在读《三国志》时，毛泽东对书中的曹操记述、评注进行“逆向思维”，作出相反的评价。毛泽东在读裴松之注、卢弼集解的《三国志》时，对《魏书·武帝纪》、《魏书·文帝纪》、《魏书·刘表传》有关曹操的记述做了许多的圈划和批注。从他的批注中可以清楚看出毛泽东是不赞成书上对曹操的评价的。在《魏书·武帝纪》中，毛泽东圈划批注得比较多的，除曹操的身世、经历和战绩外，主要是曹操所采取的政策。

　　建安元年(196)，曹操采用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了屯田政策，由典农官募民耕种，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各州郡。它对恢复战乱中被破坏了的农业、支持军队都起到积极作用，为晋统一全国打下了物质基础。毛泽东对此很重视。《魏书·武帝纪》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以及卢弼、裴松之有关这方面的注释，他都圈点断句，多处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大圈。特别对曹操所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毛泽东逐句都画有着重线，天头上还画上圈。

　　毛泽东对曹操“不杀降”的政策很为赞同。《魏书·刘表传》有一段裴松之的注，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在“皆斩之”三字旁画曲线，在天头上写的批注是：“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曹操对待俘虏所表现出的豁达大度，确实为一般人所不及，这对他取得全局的胜利起到很大作用。建安三年(198)，曹操在兖州，任用毕谌，后张邈叛，将毕谌的母、弟、妻劫去，曹操对他说：“卿老母在彼，可去。”毕谌去后就没有回来。及至讨平张邈，毕谌被捉，大家都为他的性命担心。曹操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不仅没有杀毕谌，反任为鲁相。魏种本是曹操推荐的孝廉，张邈攻陷兖州时，曹操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岂料魏种却投降了。及至打败了张邈，魏种被擒，曹操并没杀他，说：“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这仅是曹操“不杀降”的两例。毛泽东一向反对虐待和杀害俘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亲自为我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八条，严格规定“不虐待俘虏”。实践证明，这对严肃军纪、瓦解敌人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他蔑视刘表的做法，认为“杀降”，是像曹操这样有远大政治眼光的政治家所不会做的。

　　卢弼在传记中注释，刘表于建安五年(200)占“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祭祀天地，自立为帝。对此，毛泽东又把他与曹操相比，写的批注是：“作土皇帝，孟德不为。”在这里，毛泽东再次称赞曹操在政治上与众不同，是刘表所不及。

　　《魏书·武帝纪》裴松之的注释中，引用《魏武故事》记载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所颁布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主要内容是叙述曹操辗转征战的经历及许多内心活动，表明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帝以自立的意思，他让出受封的阳夏、柁、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卢弼对此作了一些考证，对这篇令的评价是：“文辞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表明了对曹操的憎恶态度。曹操在令中说，自己没有背叛汉室之意，他死后，妻妾无论改嫁到哪里，都希望要为他说明这一心迹。卢弼指责这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不能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指责他“皆欺人语也”，说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令中又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卢弼则认为曹操“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在吹牛。毛泽东对卢弼的注圈圈点点，在天头上写的批注是：“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让县自明本志令》是了解曹操的第一手史料。卢弼用旧史学家的正统思想，先入为主地视曹操为奸雄，对曹操的功过是非不能公正、客观地评论，这是毛泽东不赞成的。“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引自李白的《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祢衡是东汉人，狂傲而有才气，曹操没有重视这人才反而污辱他，被祢衡大骂，祢衡后为黄祖所杀。鹦鹉洲相传是祢衡作赋的地方。李白的这首诗，肯定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毛泽东认为对曹操的这种评价才比较合乎实际。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先后多次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说过曹操。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针对历史上对曹操不公正的评价，作过如下的论述：“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以上的批注和评说，足以证明，《三国志》等史书中对曹操的评价，毛泽东是很不赞成的。正如1927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1950年代读到鲁迅此文中的上述论述时，用粗重的红铅笔画着着重线，表示他非常赞同鲁迅对曹操的看法。

　　5．对照、对比法

　　在图书服务工作中，我们知道，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有其独到的方法。例如，把《汉书》和《后汉书》放在一起读。看了《汉书》，又看《后汉书》，读读《汉书》，又读《后汉书》，把这两种书对照看，对比着读。对《汉书》中记载的西汉一朝史籍、史实、人物、评价等内容、文字，与《后汉书》中记载的东汉一朝的史籍、史实、人物、评价等内容、文字，在阅读中进行比较。反复读了这两种书后，毛泽东写下批注：“《后汉书》写的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这两种史书相比，毛泽东为什么称赞《后汉书》呢?《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一书中对毛泽东的这条批注是这样解析的：“《后汉书》在体例方面，编次更加周密，且有创新。在思想方面，体现出作者具有进步史观。如对高官侯爵而于当时没有什么贡献的人，便不为之立传。对宦官、外戚的为非作歹、鱼肉人民，表示极端厌恶。而对反对的‘党人’的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精神，则加以赞颂。此外，《后汉书》内容详略得当，简明周全，叙事生动……毛泽东批注的《左(雄)周(举)黄(琼)列传》、《苟(淑)韩(韶)钟(皓)陈(宜)列传》、《李(固)杜(乔)列传》，记载的是能够纠正朝政缺失，注意民生疾苦的良臣，或品德高尚、爱抚百姓的贤臣，或敢于同外戚势力作斗争的直臣。这些列传的传文和‘论’、‘赞’中体现出作者对所传人物的称颂，并且可以看出东汉王朝走向衰亡的原因……班固在《五行志》、《天文志》中罗列了大量的天人感应现象，与自然灾异对应起来，宣扬天命论。强调封建等级制度不可逾越，为封建制度的合理存在寻找根据。”

　　毛泽东还把《南史》和《北史》对照，对比着读。他说：“《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李大师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毛泽东还把《南史》和《北史》与《旧唐书》相比较。他说：“《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

　　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与记述同时代的八代史书和其他一些史著相比较，在撰述指导思想和编写方法上有着明显的长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倾向统一的历史思想。其表现为：一是取消了南北朝史学家关于《岛夷传》和《索虏传》的习惯做法和传统称谓。“岛夷”和“索虏”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和北朝各自的史书中，对对方的一种贬称。这种现象说明修史者囿于历史偏见而缺乏“大一统”的思想。李延寿对南北政权同等看待，在《北史》中称南朝则书其国号和皇帝的庙号或谥号，在《南史》中对北朝也用同样称谓方法。二是南北交兵不详载。由于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并且交战双方“各自夸胜讳败”，往往造成严重失实，这在“八书”中多有反映。李延寿写南北二史时采用取“八书”之同而去其异、存其略而删其详的做法。李延寿及其父李大师撰写的《南史》和《北史》，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各代历史贯穿起来的两部史著。虽然南北二史有着诸如只有纪、传而无志，人物列传重复现象，增补的内容有的荒诞不经等缺憾，但与八代史书相比，却有许多优长，更重要的是它的倾向统一的思想，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读了《宋史》和《明史》，毛泽东对这两种史是不满意的。他认为：这两种史写的芜杂。读了《旧唐书》和《新唐书》，毛泽东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好，《旧唐书》简单而材料多确切，《黄巢传》和《新唐书》也有不同。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仅把两种和多种史书对照着看，对比着读，而且对各种史书上的注释文字也都对照着看，对比着读。例如，在读完裴松之注《三国志》之后，他认为：“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很显然，毛泽东对裴松之注《三国志》很为称赞。

　　裴松之的注文除了对《三国志》的文字加以释解，即字音、文义、名物、地理、典故等方面的内容外，补充了大量的史事。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和《任峻传》关于曹魏屯田制的记载，都非常简略，裴注补入大量文字，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屯田的背景、目的、效果，还引王沈《魏书》记载的屯田令的令文，其中有关于对屯田之外的土地征收租调的数量规定。又如在《杜夔传》中注补马钧小传，记述马钧的平生事迹及发明创造，使这位有名的科学家未被埋没于世。

　　6．联想、联系法

　　毛泽东历史知识丰富，联想力强。他在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关于战争、战役及其战略、战术内容所写下的批语，不少都是由“此”想到“彼”，由“过去”想到“现在”，联想丰富、自然。例如，毛泽东在读《南史》卷二十二《王僧虔传》中“又宋世光禄大夫刘镇之，年三十许，病笃，已办凶具，既而疾愈，因畜棺以为寿，九十余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这段文字后写的批语是：“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这两句批语，是曹操《龟虽寿》诗中的诗句。

　　毛泽东生前很爱读曹操《龟虽寿》和《观沧海》两首诗，多次圈点，多次凝神静气手书全诗，手中写，口中背。《龟虽寿》中的“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两句，毛泽东很欣赏。1961年8月25日，他回信给胡乔木同志，他在信中写道：“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读。”保健医生徐涛回忆，1954年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有些天，毛泽东在海岸沙滩漫步，嘴里总是念念有词地背诵《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毛泽东在夜里工作疲劳后，稍作休息，出门观海，有时也是这样低声吟诵。他还找来地图，查证出“曹操是来过这里的”。他说：曹操“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毛泽东生前在和儿女谈话时多次说过：“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还说过：“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

　　又如，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陆逊)乃敕各持一把矛，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钱振锽曰：‘陆逊破先主，无他奇策，只令军士各持一把矛耳。意先主连营，皆伐山为之，故易火；若土石为之，逊其如之何?”毛泽东读了这段文字后，提笔写了这样一段批注：“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孙权出动抵御刘备的军队数量虽少，但由于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陆逊指挥有方，在对敌我双方进行较为切合实际的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采取了避其锋锐、击其怠惰的方针，诱敌深入，后发制人。以积极地防御，寻找有利时机，变被动为主动，抓住和利用对方的弱点，一举破敌，取得胜利。

　　清代学者钱振锽曾评论吴蜀彝陵之战，认为陆逊击败刘备，没有什么奇策，不过是采用火攻。如果刘备不用山上树木扎营，而是以土石垒营，陆逊又有什么办法攻破蜀军呢?毛泽东不同意钱振锽的这个评论，他认为如果刘备以土石垒营，虽然可以避免火攻厄运，但由于大军深入敌境五六百里，战线又过长，并且长时间地与对方相持，造成军粮供给困难，将士斗志涣散，也不可能保障刘备持久进攻并取得胜利。

　　毛泽东针对钱振锽的评论，指出刘备取胜之道应该是“打运动战”，从陆逊防守较弱的彝陵南面的澧水流域发动进攻，以分散对方的兵力，使其应接不暇，然后可以各个击破。

　　从这段批注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读史中的联想是多么丰富。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过程联想很多很多，批注也是很多很多。下面再说说联系。

　　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安徽，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毛泽东正在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闲谈中，毛泽东很有兴致说起吕蒙发奋读书的故事。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中的《吕蒙传》。”

　　毛泽东还当面向罗瑞卿荐读《吕蒙传》，他告诫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要求。”罗瑞卿回京后，挤出时间熟读了《吕蒙传》，又找人将它译成白话文，印发给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大大激励了公安系统干部学习文化的积极性。

　　二

　　从不同的视角去读二十四史，这也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一个独到之处。

　　1．政治视角

　　把二十四史当成政治来读，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一个视角。例如，毛泽东读《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的一段记载：“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毛泽东读完这段文字，在天头上写了一段批注：“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短短20个字，把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政治才能做了盖棺定论。

　　刘邦，出身布衣平民，于秦末风起云涌之际，手执三尺剑，与天下英雄俊杰逐鹿中原，八年间，一扫六合，澄清宇内，奠定了汉朝数百年的基业。毛泽东读史时很关注政治，很重视人物的出身。刘邦出身于大老粗，又是位高明的政治家，所以毛泽东对刘邦这个历史人物很感兴趣。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出身贵族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1964年1月7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直率地说：“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

　　刘邦和项羽，一个是汉朝创业之主，一个是叱咤风云的西楚霸王，俱为一世英杰，但用人行事，治国用兵的方式却截然不同。毛泽东将两人相提并论，不仅因为两人反差大，而且为了从刘项成败的往事中汲取经验，指导当前的运动。

　　1957年4月，毛泽东召见胡乔木、吴冷西时曾说过，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的中央扩大会议上讲民主集中制，针对一些党的干部缺乏民主作风，饶有深意地提起刘邦和项羽来。他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进去了，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里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60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在封建时代被历史文学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关于国家的统一、中华民族的统一，这是政治中的政治，国家中的大事。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对这一重要问题非常关注。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中国的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

　　坚持统一还是搞分裂，是毛泽东评论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认为秦始皇最大的功绩就是既完成了统一，又实行郡县制，为中国“长治久安”的统一局面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谈《三国志》的时候，他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反之，对于破坏统一、搞分裂，他一概加以谴责和批评。对于士族门阀，毛泽东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对谢安，却给以很高的评价，原因就在于谢安为维护东晋的统一局面，立了两次大功。一次是他指挥了“淝水之战”，以少胜多，打了个漂亮仗；另一次是他拖住了搞分裂的野心家桓温，使其分裂的阴谋没有得逞。毛泽东说：“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作样子，搞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符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透了他的意图。还是谢安有办法，把他拖住了，使他的野心没得实现。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

　　在《晋书》的《谢安传》和《桓温传》的有关描写处，毛泽东都画了很多圈和线。在《谢安传》上，他一处批了“有办法”，一处写了“谢安好”，而在《桓温传》上则写了他“是作样子”。

　　毛泽东读史时，对一些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政治家，是十分推崇的。他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在《诸葛亮传》一段注文旁边，加了很多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和平定云南后用当地官吏管理南中的事迹。毛泽东说，这是诸葛亮的高明处。

　　唐太宗李世民是毛泽东欣赏的一个皇帝，他除了推许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外，还推许他的民族政策，认为唐代的繁荣富强和李世民较好的民族政策有很大关系。他说，唐朝的名将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并特别谈到了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婚事，说那时的吐蕃和唐政府就是一家人了，松赞干布是个很有远见、很有作为的人物。

　　从政治的角度读二十四史，去认识人，去辨是非，去评价人，去评价历史事件，这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一大特点，也可以说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一条重要方法。

　　2．战争和战略、战术的视角

　　二十四史虽然不是兵书，但它记载和叙述了许多关于战争和战略、战术的内容，历朝历代许多著名的战争、战役，二十四史中几乎都有记述。毛泽东爱读二十四史，更爱读二十四史中关于战争和战略、战术的记载和描述。二十四史不是兵书，可是毛泽东把它当成兵书来读。二十四史中关于战争、战役和战略、战术的记述，他读得多，画得多，批注也多。

　　二十四史一书中，凡记述农民运动的文字，毛泽东都有浓厚的兴趣，在阅读中都有圈划和批注。就是起义军作战的路线，毛泽东也字字披览，圈圈点点。例如在《旧唐书·黄巢传》后，附有毛泽东亲笔画的黄巢行军路线图一张(黄巢与秦宗权合传，在全书之末)，从此可以看出他读《黄巢传》时是多么用心。毛泽东高度肯定农民起义战争的积极作用，他说，陈涉、吴广的功绩甚至连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否认。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说：“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由涉首事也。”《汉书·陈胜项籍传》里也承认，“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对于农民起义军的失误和领袖的错处，毛泽东也总是惋惜地标出或批注，如在《史记》和《汉书》的陈涉传中写他斩杀故旧的地方，毛泽东特地加了“可惜”、“不当如是”类的批语。

　　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披读《三国志·张鲁传》时，心潮汹涌，曾写了大段文字，揭示出中国历史上前赴后继的农民起义战争的巨大意义，并指出了这种斗争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性质上的原则区别；同时，又说明其间相同的地方，即：“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级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他认为广大农民群众，不仅在长期的封建时代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而且直到今日，仍然蕴涵着要求改变一穷二白、摆脱贫困、追求平等自由的旺盛的革命积极性。农民美好的愿望和革命积极性，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才能成功地得到发挥。他认为：“两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漫长的农民起义战争的历史，得出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结论。

　　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对唐太宗李世民的战略战术思想很为欣赏，曾对李世民“坚壁挫锐”的战略战术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

　　《新唐书》卷八十《李恪传》记载：在立皇储问题上，唐太宗明知李治为人柔弱，思虑不精，缺少雄主的韬略；李恪则“英果类我”，文武兼备，堪当重任。却只因国舅长孙无忌极力保举李治，而放弃了改立李恪为太子的打算，结果酿成了武则天的专权。毛泽东认为这一祸患的根源应始于立李治为太子。因此，毛泽东在《新唐书·李恪传》这段文字的天头上无不遗憾地写了批注：“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毛泽东的这条批注，对李世民既有称颂，也有批评。

　　尽管如此，在众多的封建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还是毛泽东很欣赏的一代雄主。在建立唐王朝和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李世民的军事思想和才能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在战术运用上，敌强我弱时李世民善于打持久战，休兵秣马，坚壁挫锐，而一旦时机成熟，又兼具连续作战精神，穷追猛打，不给敌军喘息之机。李世民经常深入战略要地，勘察敌情，多次遭遇伏击，但他都临危不乱，镇静应对，化险为夷。每次战役中，他都亲自率军冲锋阵前，与士兵同场杀敌。这是李世民用兵的又一可贵之处。对史书上的这些记述，毛泽东读得很细，字字句句，入脑入心。毛泽东称赞李世民是自古以来最能打仗的人，确实是言之有据。

　　毛泽东读战争，读战略和战术，把史书当做兵书来读，这是毛泽东读史的又一独到之处。

　　3．生产、生活的视角

　　从生产、生活的视角读二十四史，这是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又一特点。二十四史中记载的种种人物，凡是与记述社会生产、民俗生活等相关的文字，毛泽东都读得十分细致。因为这些记述的文字与人物的成长和种种实践是有很大关系的。例如，毛泽东读《后汉书·光武帝纪》，他在刘秀早年勤于稼穑的文字旁特地划上圈圈。在《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中，他特别圈划了卫青为“侯(平阳侯曹寿)家人，少时归其父，父使牧羊。民母(嫡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在《公孙弘传》中，在弘“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等文字旁画上了圈。毛泽东曾说过“卑贱者最聪明”，这不仅是他深入观察社会受到的启迪和理解认识，而且包括了他读二十四史中对这些生产、社会生活记述文字的浓厚兴趣。我们从他读过多遍的本纪和人物传记中看到，书中正文的文字，他读过多遍，圈划很多；注释的文字虽然小于正文的文字，他也一一阅读，在注释的文字旁圈圈点点，有时还把注释中的文字，移写到正文有关的地方。如在读《后汉书·光武帝本纪》，文中写刘秀“性勤于稼穑”(句下，毛泽东画了圈)。刘秀“避吏新野”(兄伯升宾客杀人，刘秀躲避官府搜捕，避到新野邓晨家中)时，值“南阳旱饥”，“因卖谷于宛”。毛泽东在这里特地把注家李贤转引自《东观记》中的“而上田独收”的一句注文，移写过来，用以突出刘秀善于耕田的技术。像这种移动注文，以突出传主的某一特色的地方，书中还有。

　　毛泽东在读《北史》卷十一《隋本纪》上的一段文字有时两条批注。书上是这样写的：(开皇)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诏曰：“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这段文字旁，毛泽东都画了圈圈，在“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八字天头上写了“商业发展”四个字的批注。在“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这一行的天头上写了“此不可能”四个字的批注。这里的两条批注，仅8个字，但它可以充分说明毛泽东读史时对当年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习俗的浓厚兴趣。

　　我们知道，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还有许多的视角，例如，政策和策略的视角，选人、用人的视角，干部教育管理的视角，组织工作的视角，外交的视角，民族统一的视角，民族团结的视角，等等。所有这些视角，都是毛泽东在读史过程中常用的。

　　毛泽东读书的方法和角度值得借鉴，对于领导干部加强学习和实践、对于我们党成为一个学习型政党是有益的启示。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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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辑： 红旗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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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二十四史

毛泽东与史学

赵晖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史

【专 题 号】K4

【复印期号】1996年06期

【原文出处】《江苏历史档案》(南京)1996年02期第8-11页

【作者简介】赵晖　南京师范大学政治系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尽管毛泽东一生没有大部头的史学著作，但深厚的史学功底和丰富的革命实践，使得毛泽东能够超出一般的历史学家，从宏观的角度更真切的领悟历史的规律，更准确的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观，对于今天的历史科学研究，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史学启蒙

    毛泽东从8岁起进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到13岁，毛泽东开始读《春秋》、《左传》、《纲鉴易知录》，由此而获得较为系统的中国历史知识。此外，少年毛泽东获取历史知识的另一重要途径是在中国民间流行的通俗历史小说。《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等都是他喜爱的读物。毛泽东18岁那年，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他从一个教员那里得到了一部《御批通鉴辑览》。这部书给毛泽东印象极为深刻。

    毛泽东读书善于动脑筋、独立思考。如，他在读旧小说时，发现其中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文人学士，而没有农民当主角。他经过思考分析，得出结论：这些人都是人民的统治者，是不必去种地的，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期间，曾写有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该文得到阅卷老师的高度赞赏。文章立论新颖。作者从商鞅徙木立信这一历史事件中，经过分析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民智不开发、国民愚昧是中国不能振兴的根源。因此，欲救中国必须首先开启民智。此时的毛泽东年仅18岁，尚未形成系统的历史观，但其历史思想的深刻性，已可略见一斑。

    　　二、博览史书

    自1913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史学仍然是他致力的功课。除了完成老师要求的阅读书籍外，他还到图书馆借阅一些历史书籍，看得过细而有心得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新出版的历史书和杂志上的历史资料，他也多方搜集，广泛阅览。经过全面而又系统地学习，青年毛泽东在中国传统史学领域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为他以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作了较好的准备。

    一师毕业后，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五四”运动中，毛泽东从亲身的社会实践中，更深刻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变革社会中的决定力量，从而促使他对过去的旧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清算，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根本转变。

    中国社会黑暗的现实，使得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奋斗目标的毛泽东没有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而是投身到了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去。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对史学始终抱有特殊的兴趣。无论是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后的和平建设时期，读史书始终是他的嗜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尽管条件非常艰苦，毛泽东仍然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搜集各种史书阅读。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忘不了要寻找一部《三国演义》。1936年在延安，毛泽东专门致电李克农，要他购整套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演义）。建国后，条件好了，毛泽东有了自己的书房。书房藏书包括经、史、子、集线装古籍和中外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艺术、科技等各门类的图书达数万册。其中，他最爱读的历史书籍占有较大的比重。从上古史《尚书》、《春秋》、《左传》，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历朝纪事本末》、《读史方舆纪要》、《清史稿》，到近现代史学家的历史著作和各种通史、断代史、史论等都有收藏。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是毛泽东圈画批注最多的史书。这部历史巨著，毛泽东从1952年到1976年，有计划地至少通读了一遍。书中留下了毛泽东读书时所作的各种读书符号和批语。有些部分，他反复阅读多遍，书上留下了不同颜色的笔迹。《资治通鉴》是毛泽东最喜爱读的另一部史书。他称赞这部史书叙事有法，写得好。

    毛泽东读史书不仅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样的正史极其重视，对野史以及地方志也广泛披览。《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以及明清的小说笔记和各地的地方志都是他喜爱的读物。据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生前要的最后一本书是宋人洪迈著的《容斋随笔》。这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的读史热忱，真可谓生命不息，读史不止。

    　　三、科学的历史观

    毛泽东确立了唯物史观以后，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坚定对唯物史观的信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读中国历史。优良的国学素养和深厚的史学功底以及伟大的革命实践，使得毛泽东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社会历史作出深刻的分析，以历史的眼光剖析中国社会，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1.民族史观

    毛泽东在其一系列的著作和演讲中，对于中国古老的历史，对于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革命传统，对于历史上无数杰出人物，对于无数先人留下的宝贵历史遗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表现出高度的民族自信心。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进取精神深表自信。他称赞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近四千年的文字可考的历史”[①]。中华民族各族人民通过对历史上文化、科学的创造，发展着自己祖国的历史，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仅开辟了自己的事业，也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热爱平等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优良素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②]反抗黑暗的反动统治、富于斗争精神，是中华民族具有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人民起义的经常发生，在世界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中华民族的人民不仅不允许国内的黑暗势力统治长久下去，对于外来民族的侵略压迫也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和斗争。这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的民族自尊心。毛泽东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③]。（中略）

    毛泽东民族自信的中国历史观，有力地批驳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历史观，给“中国毫无出路”的悲观论调以沉重的打击，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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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庄亦谐——毛泽东读史论政

詹红旗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史

【专 题 号】K4

【复印期号】1997年08期

【原文出处】《中国档案》(京)1997年06期第8-10页

    在当代最卓越的政治领袖中，毛泽东属读书杂家，也是读史大家。别的不说，一部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三千二百多卷，洋洋四千万言，他通读了一遍，重点史册、篇章，读了三、四遍。在他看来，《二十四史》是一部帝王将相史。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他反感这种修史原则，但作为学者、政治家、军事家，他对这部书的情感却是极其浓厚的。他强调，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毛泽东读史，一是兴趣使然，一是为现实计。他强调活读《二十四史》，从历史的后院走到现实的前院，借史喻今，借史明理。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做了标点、断句，并留下了大量圈划、批注。其内容，或是对《二十四史》本身的评价，或是对历代人物的褒贬，或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一部《二十四史》，为毛泽东提供了相当多的养料，他在阅、批这部史书的同时，还不断地把从中获得的大量史料连同自己的读书心得绘声绘色地、寓以哲理地运用到他在不同场合的谈话、演讲、报告以及不同时期的著述中去，这些自然比他对这部史书的批注的内容还要丰富。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代伟人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1995年，武英殿《二十四史》连同毛泽东丰泽园藏书经过整理被接收到中央档案馆。1996年，中国档案出版社将《二十四史》影印出版。笔者工作中读到这些内容时，深为叹服。这些内容中，借史论政部分尤为生动有趣，今择若干介绍给读者。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这是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写下的批语。

    项羽与刘邦均为秦末农民战争中崛起的农民军将领。项羽率军亡秦，自立为西楚霸王，并大封诸侯，封刘邦为汉王。随即二人为争夺皇位逐鹿中原，展开了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战争结果刘邦以弱胜强，建立了统一的西汉王朝。关于项羽的败因，司马迁总结几条：（1）放弃关中，心怀楚地；（2）放逐义帝，自为霸王；（3）自恃有攻伐本领，不知师法古人；（4）欲以武力平天下。对于刘邦的取胜，司马迁认为他能够对有功的人给予应得的奖赏，而项羽反对有功的人进行猜忌。刘邦当皇帝后，自己总结成功之道是善用了张良、萧何、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毛泽东在谈到刘项的成败时，倾向于刘邦的自我总结，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①]后来，他在此基础上又作了更深层次的探讨，认为刘邦所以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②]这些总结中包含着他对刘邦这一历史人物的称道。

    毛泽东最为称赞刘邦的就是善用、善纳，他批注的刘邦、项羽，一个政治家，一个非政治家，大抵区别主要在这里。他读《史记》后，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谈刘邦从谏如流的故事：“从前有个项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历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没有被戳痛。”[③]毛泽东并非以史论史，用意是借古喻今，以史论政。

    毛泽东谈史，最注重这些成败经验教训的总结，以期为我所用。他读史后曾总结项羽有三误，其中之一就是楚汉订立了鸿沟协定，项羽认真了，解除戒备了，而刘邦却不以为然，不久违反协定东进攻楚。联想到1949年4月，解放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毛泽东对此发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千古绝唱。他古为今用已达到信手拈来的境界。

    　　送陈毅同志阅。《陈湜传》《黄琼传》、《李固传》送刘、周、邓、彭一阅。

    黄琼、李固都是东汉人，处士出身，以耿直方正，心系国事，忠言谏君垂史。顺帝时，黄琼获荐入朝为官，却托病不就。李固仰慕黄琼为人，于永建二年写信劝他出来协助朝庭治国安邦。此信一方面批评了当时名士自认为生不逢时的孤傲，一方面就当时名士声名太盛，名不符实，易受人攻讦的缺点对黄琼进行劝诫。愿其力行以为处士正名。黄琼为官后，经常规劝顺帝以及后来的桓帝施行德政。所提批评与建议，多被采纳。与此同时，李固亦多次上书顺帝，劝其谨慎用人，为天下树本。质帝时，被任为宰相。他任职期间，“其黄门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

    毛泽东读到《后汉书》的《陈湜传》、《黄琼传》和《李固传》，深为主人公正直敢言的致仕精神所感染，认为值得推荐，于是在此书封面上挥笔写道：“送陈毅同志阅　陈湜传、黄琼传、李固传　送刘、周、邓、彭一阅。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其用意，是为了在党的干部队伍中更好地树立正气。这是1965年的事。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同志，都在百忙中阅读此传。

    毛泽东最为欣赏的是《黄琼传》所载的李固给黄琼的信。他曾不止一次地引用其中的名句。他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写道：“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走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这封十分有趣的信，被史家看作是打开文化大革命玄秘之门的一把钥匙。其中涉及“文革”起因的丝丝端倪是微妙的，难解的；而毛泽东本人的自我剖析却是清晰的。他把李固的几句话引为座右，从而获得一个新的认识：“人贵有自知之明。”

    1974年11月，正值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开之前，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她的“组阁人选”，毛泽东当即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以此批评江青缺少“自知之明”。19日，江青伸手要官，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毛泽东回信道：“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旨在让她从读李固给黄琼书中学到“自知之明”。毛泽东总是能把自己从读史中得到的东西恰当地运用到实际中来。

    　　《三国志·郭嘉传》可以看

    郭嘉，三国人物，初投袁绍，经荀彧推荐，成为曹操谋士。以多谋善断著称。

    1959年，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合谈论这一历史人物。讲得最多的，是3月2日在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把郭嘉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故事一股脑地讲了出来。他说，三国时候，曹操一个有名的谋士，叫郭嘉，……许多好主意就是他出的。比如，打不打吕布，当时议论纷纷。……郭嘉建议先打吕布，有人说，打吕布，袁绍插下来怎么办？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不要怕，袁绍一定不会打许昌。于是曹操就去打吕布，把吕布搞倒了。如果不先打吕布，吕布跟袁绍联合起来攻击，曹操就危险了。郭嘉这个计策很成功。然后又去打袁绍。袁绍渡了黄河，在郑州与洛阳之间曹操打胜了。接着引出是不是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的问题。郭嘉说不要打，我们回师，装作打刘表，把军队摆到许昌、信阳之间，他们一定要乱的。果然，曹操的军队一搬动，几个月，两兄弟就打了起来。袁尚把哥哥包围在山东平原，哥哥眼看要亡党、亡国、亡头，就派了一个代表叫辛毗的，跑到曹操这里来求救。曹操去救，乘势夺取了安阳，消灭了袁尚的部队，然后再去消灭了袁谭。这个计策也是郭嘉出的。……这个人很有名。《三国志·郭嘉传》可以看。

    毛泽东反复谈论这一历史人物，一方面，与总结和解决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关。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找李锐、周小舟等人谈话，当说到1958年经济计划搞乱了以及谈到将由陈云出来主管计委工作的话题时，毛泽东引用了《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说，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还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了点乱子，不要埋怨。毛泽东此言，字里行间流露一种心愿，就是希望身边多出几个郭嘉式的人物，为他出谋划策。

    毛泽东谈论郭嘉，另一方面，就是让广大干部向他学习，掌握好的工作方法，以便做好各项工作。他在1959年3月2日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过：“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在毛泽东看来，做领导工作的，最忌讳者就是见事迟，得计迟，成败关键在于抓住要害，当机立断。他4月在上海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讲了九条，5月又制定了工作方法十六条，其中第一条均为“多谋善断”。所谓多谋善断，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要反对少谋武断。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这是当时毛泽东要求党的干部应该做到的，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韦睿，南朝人，初为齐末太守，后从萧衍起兵，成为梁的名将。他“多建策，皆见用”，是梁武帝伐四方、平天下的得力帮手。

    毛泽东读《南史·韦睿传》时，被韦睿的事迹所吸引，因而浓圈密抹，文字批注达25处之多。

    传记载，梁武帝天监四年，韦睿率兵攻打北魏小岘城，在久攻未拔的情况下，韦睿便“巡行围栅”，环城了解情况。攻克小岘城后，派右军司马胡景略进讨合肥，又是久攻不下。韦睿到后，“案行山川”，环城进行研究，终于发现破城办法。毛泽东在这两处分别加了旁圈，地脚天头分别批注：“躬自调查研究”。

    传记对韦睿合肥之战中的事迹记载较详，毛泽东批注亦详。这一段传记中这样叙述：“睿素赢，每战，不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魏兵凿堤，睿亲与争。魏军却，因筑垒于堤以自固。……城溃，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初，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啮其齿，齿皆流血。睿以将帅不和，将致患祸，酌酒自劝景略曰：‘且愿两虎勿复私斗’。故终于此役得无害焉。睿每昼接客旅，夜算兵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藩篱墉壁，皆应准绳……”毛泽东很感兴趣，在文句旁密加旁圈。说到韦睿每战“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和“魏军凿堤，睿亲与争”，毛泽东分别在天头地脚两处批注：“将在前线”。说到攻克合肥“所获军实，无所私焉”，毛泽东批注：“不贪财”。说到韦睿团结部下，亲自调解胡赵矛盾时，毛泽东批注：“干部需和”。说到韦睿治军，通宵达旦，操劳各种事务，设立法度一段，毛泽东批注：“劳谦君子”。

    《南史》撰者李延寿在记叙韦睿死时，对其生平有所评价：“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毛泽东对此极为推崇，挥笔写道：“我党干部要学韦睿作风。”

    传末，李延寿补叙了韦睿的几则轶事，邵阳之战后，曹景宗与韦睿玩掷骰子赌博游戏，韦睿赢了，却故意让给曹景宗。毛泽东对此批注：“使曹景宗胜”。曹景宗等有破敌之后，时常计较先启之功，而韦睿却总在后面。毛泽东对此批道：“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

    一部《二十四史》，人物纷纭，论地位，韦睿说不上显赫。但毛泽东如此情有独衷，不惜笔墨地批注，原因何在？首先，在韦睿身上，体现着作为领导干部的种种美德与素养，诸如谦逊朴实、率先垂范、节俭廉洁、团结同事、勤奋工作，还有毛泽东素来推崇的“调查研究”等等。这些，在今天乃是涉及到政风、党风的问题，所以为毛泽东所看重。

    注释：

    ①毛泽东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1957年6月13日。

    ②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③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0—8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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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新解，古为今用——记毛泽东读中国文史书(逄先知)

 

 

　　一

　　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毛泽东几乎无所不读。这也是从幼年时代养成的习惯。即使在井冈山时期，有机会他还要读点古书。他自己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从前我在井冈山时，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有没有《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有一位农民说：“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了产。”①毛泽东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当时有些农民误认为打土豪便是共产主义，但从中也反映出毛泽东对读古书的兴味，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里也丝毫不减。

　　在延安时期，读书的条件好一些。他托人买了两套中国历史通俗演义（蔡东藩著）①，除自己阅读，还向别人推荐。从他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给谢觉哉的信里可以知道，他当时还有《容斋随笔》和其他笔记小说。范文澜那时送给他的一套《笔记小说大观》，后来带到了北京，现还存放在毛泽东故居。

　　进北京以后，根据毛泽东对中国古籍的广泛需要，特地买了一部《四部备要》，并陆续添置了其他一些古书。我记得在一九五二年，给他添置了一部大字本的《二十四史》，这就是一些人熟知的毛泽东经常阅读并作了大量圈、划和批注的那部《二十四史》。《四部备要》对中国的主要古籍收辑得比较齐全，据我了解，不说全部，恐怕绝大部分，毛泽东都读过了。除此之外。毛泽东还阅读或者浏览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诗、词、曲、赋、小说等）和各类杂书。所说杂书，也都是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书籍，如《智囊》、《笑林广记》之类。毛泽东对中国史书读得最多，四千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读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阅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各朝纪事本末等，他也通读了。关于毛泽东读史的情况，在我的登记本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日，毛泽东要《宋史》，我们送去《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十一月二十三日，要其他各朝纪事本末。二十四日，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他说：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毛泽东有计划地阅读史书，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嗜爱中国古书，但并不特别要求读古版本的书（这里说的古版本，不是指影印的古版本；影印的古版本他还是很喜欢的，如影印宋《楚辞》等）。在他的藏书中，既无宋版书，也极少明版书。他不是古董鉴赏家和收藏家，也不作烦琐的考证，而对于古书内容的研究和理解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在许多方面实为一般学问家所不及。

　　毛泽东从阅读大量的古籍中，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像他那样熟悉的，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就

　　①毛泽东1938年5月3日对抗大三期二大队的讲话。

　　①

　　毛泽东1937年1月31日致电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是在近代的革命家中，都是不多见的。

　　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首先要对中国文化遗产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年十二月对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曾作过很好的说明。他说：

　　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①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文化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它们，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去整理，重新出版，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

　　这就是毛泽东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所取的根本态度，也可以看作是他阅读卷帙浩瀚的中国古籍所得出来的基本经验。

　　根据我长期接触毛泽东读古书的情况，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的记载，我认为毛泽东读古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阅读和解释中国古书的内容，我在这里把它称作“古籍新解”；一是汲取古书中的精华，有的还赋予新的含义，为现实斗争服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古为今用”。

　　二

　　毛泽东读古书，有一个基本观点，是贯穿始终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很多古书里，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及其领袖人物，大都被当作“贼”、“匪”、“盗”、”寇”，任加贬斥。但毛泽东则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读中国史书，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包括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陈涉、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直到李自成等的传记，他是常要看的。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①他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期间读了《三国志》的《张鲁传》，先后写了两大段文字，重申并发展了上述重要观点。他说：“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

　　①对于孔孟之道，毛泽东也不是全盘否定的。1943年，他曾针对那种认为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的观点，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直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还说：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什么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全盘否定孔孟之道，那是毛泽东在晚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8页。

　　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又说：“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未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中同从秦未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对于中国古书中一切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都是很有兴致阅读并加以肯定的。例如，他在读完白居易《琵琶行》之后，带着感情写下这样的评语：“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他对《聊斋志异》中的《小谢》一篇也写过内容相似的评语，说道：“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毛泽东对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不少新鲜见解。例如，他说，《东周列国志》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①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②他认为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毛泽东把《红楼梦》看作是一部描写封建大家族衰亡和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给予高度评价，也充分肯定了小说描写的主要人物贾宝玉对封建制度的叛逆性格。同时又指出，书中的两位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对现代青年来说是不足为训的。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好哭脸，她瘦弱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青年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和坚强意志的革命青年。①毛泽东对《西游记》及其作者颇为称赞。他对《两游记》第二十八回一段文字写的个批语说：“‘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这个批语，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毛泽东在善恶问题上的辩证观点。

　　毛泽东对于凡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具有革新思想和革命精神的人物，都给以程度不同的肯定评价。他很推崇和赞赏战同时代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唐朝中期实行政治改革的二王（王伾、王叔文）、八司马（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八名士），明朝那位大胆揭露假道学的思想家李卓吾，清朝地主阶级的改革派魏源、龚定庵、林则徐，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

　　①这里所说的国家，是指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

　　②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

　　①周世钊：《毛主席青少年时期锻炼身体的故事》。这段话是1951年秋，毛泽东与周世钊等人谈话时说的。

　　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很爱读他们的著作和传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邹容的《革命军》以及记载他们政治活动的历史资料，他是经常要看的。康有为的这两本书，在学术考辨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但在思想上对封建传统思想加以涤荡，对守旧的顽固派给以打击。因而，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起到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为维新变法作了舆论准备。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邹容的《革命军》和有关《苏报》案的材料，根据我的记载，毛泽东就要过四次：一九丘八年二月，一儿六一年七月，一九六三年三月，七月。毛泽东对章太炎和邹容的英勇的革命精神和笔锋犀利的文字，深为赞佩。为表示对这两位革命家的怀念，毛泽东在《革命军》一书扉页的邹容肖像旁边，挥笔书与了章太炎狱中赠邹容的那首诗：“邹容吾小友（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须）掺手，乾坤只两头。”在一九五八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到章太炎和邹容。他说：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十七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二十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

　　毛泽东说：“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①毛泽东喜欢阅读历史上那些起过进步作用的、对旧势力旧制度具有反叛性格的革新者、改革家和革命家的著作以及他们的传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不断前进，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新道路、开拓新世界的精神面貌。

　　毛泽东一贯鼓励人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清理中国古代文化。在这方面，凡有成绩者，皆鼓励之；凡有不足者，加以劝说；凡违反者。给以批评；而对于世界观已经固定的老先生们则不强求之。一九四○年，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上作了一个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毛泽东读了讲演提纲，十分高兴，称赞说：“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①一九四四年毛泽东读了李健侯所著《永昌演义》的书稿后，致信李鼎铭，一方面称赞作者“经营此书，费了大力”；又一方面指出该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而贬抑其整个运动”的缺点。同时指出，中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的力量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并以商量的口吻表示，企望作者能持这个新的历史观点对书稿加以改造。九六五年毛泽东读了章土刽的《柳文指要》下部以后，写信给章士钊说，此书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①

　　三

　　毛泽东阅读中国古书是同现实生活相联系，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他同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人，大相径庭；同那些言必称希腊，对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3页。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2页。

　　于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也不懂或者懂得甚少的人，也完全不同。

　　一九五四年冬，有一大，毛泽东与吴晗谈起整理、标点《资治通鉴》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②从毛泽东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读古书，特别是读古代史书，其着眼点是为了今天，这就是古为今用。

　　我们看到在《毛泽东选集》中引用了很多古籍，在毛泽东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引用的古籍就更多了。毛泽东能够随时自如地引用古书中的文章、诗句和典故，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问题，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论证一个军事策略思想，或者借鉴一个历史经验，给人以新颖而形象的感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等等，这些言简意赅的古语，被毛泽东发掘出来，为群众所掌握，有的成为我们党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些成为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有些则是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针或者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答三记者问时，用东汉朱浮写给彭宠的一封信中的两句话：“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批评蒋介石对共产党搞什么限制“异党”、“异军”等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而不利于抗战的反动行径，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批评我们有些部队、机关、学校负行政指挥责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生产活动，是因为他们“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

　　在一九四五年七大闭幕词里，毛泽东用“愚公移山”这个古老的寓言，比喻和激励中国人民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的决心，起了极大的动员和鼓舞作用。今天我们党仍然用这个寓言来激励全国人民为实现四化和进行全面改革而奋斗。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在《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一文中，毛泽东借用元朝人萨都刺《登石头城》一词中“天低昊楚，眼空无物”，说明国民党四分五裂，众叛亲离，日暮途穷的状况。在同年八月十八日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又用李密《陈情表》的两句话“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刻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中国人民革命高潮中彻底孤立的形象。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借用韩愈的《送穷文》，表达了中国人民要求摆脱贫穷落后的意志和愿望。他说，我们也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把穷鬼送走。

　　一九五九年六月，正当由于“大跃进”而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

　　②谭其骧：《学者、才子、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好干部》，载《吴晗纪念文集》。

　　时候，毛泽东在一次个人谈话中说，我们过去八年的经济建设都是平衡的，就是去年下半年刮了七八个月的“共产风”，没有注意综合平衡，因此产生经济失调的现象。他接着引用唐朝医学家孙思邈的话：“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又引用曹操批评袁绍的话：“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毛泽东当时引用这些话是要说明，我们做经济工作应该有清醒的头脑，胆大心细，多思慎行，统筹全局，责任分明，不然，就会造成损失。

　　毛泽东多次讲过卞和献璞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楚国有个卞和，得到一块很好的玉石，献给楚王，楚王说他骗人，把他的左脚砍掉了。第二次又献上去，还说他骗人，把他的右脚砍掉了。卞和坚信真理，坚信自己献的是好玉石，第三次再献上去，被确实证明了是块好玉。才取得了信任。毛泽东讲这个故事说明，要使人们相信真理，抛弃偏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此甚至还要作出某种牺牲。

　　毛泽东引用宋玉的《风赋》告诉我们，做一个领导者要善于辨别政治风向，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就要引起注意，当然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毛泽东以南北朝梁将韦睿的事迹教育我们的干部。《南史》的《韦睿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大意是说，韦睿这个人，豁达大度，古来所无，其在职位，必有政绩，对部下十分爱护，与将士同甘共苦，自身非常艰苦朴素。在这段记载的旁边，毛泽东写了一句批语：“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此类批语在《韦睿传》中还有不少，如“躬自调查研究”，“将在前线”，“不贪财”，“干部需和”，“仁者必有勇”。这些称赞韦睿的话，不也就是我们的干部应当学习的吗？

　　毛泽东还以东吴大将吕蒙发愤读书的故事，教育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应当努力读书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文化水平。他说：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念书，他接受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周瑜鲁肃吕蒙合传》。①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和其他古籍，写了不少关于战略战术的批语。《智囊》中有一段讲唐太宗用兵之道的，略谓：“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对此，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并对唐太宗、朱元璋的军事才能有所评价。他说：“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而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毛泽东有关这方面的批语，还有如：“先退后进”；“中间突破”；“有强大的战斗后备队”；“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胡柳陂正面突破不成，乃从东向南打大迂回，乘虚而入，卒以成功”，“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等等。

　　①余湛邦：《张治中将军随同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日子》。载1983年12月17日《团结报》。

　　在阅读战争方面的历史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不杀俘虏。据《新五代史》记载：梁将王彦章被唐庄宗俘获，庄宗劝其投降，王不从。遂被杀。此处毛泽东批道：“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在读《三国志》时还有类似的批语：“杀降不武。”“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毛泽东用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事例说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在《毛泽东选集》中屡见不鲜，此处不再赘述。毛泽东还以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①教诲自己的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鼓励他们要有志气，要靠自己艰苦创业，不要仰仗他人。

　　以上谈到的，仅仅是毛泽东古为今用的一些例子，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没有马克思主义观点，没有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要做到这样自如地运用典故、成语，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无可讳言，毛泽东晚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引用典故或者古诗、古语，也有失之偏颇的，为推行某些“左”的政策提供历史论据，伤害过自己的同志，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毛泽东不仅喜欢读中国历史书，也喜欢读外国的历史书和著名政治家传记。他对外国历史也是比较熟悉的，这里不来详说。

　　四

　　在诗词方面，自《诗经》以下，我国历代的诗词曲赋，毛泽东差不多都广泛地阅读过。其中比较喜欢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毛泽东曾要我们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我专门请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收集了五十余种。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以后，他又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两次要《楚辞》，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还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楚辞中，毛泽东尤爱屈原的《离骚》。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离骚》是一篇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品，反映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对于光明和理想的追求，以及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正是这些，吸引着毛泽东，从青年时代直到晚年。

　　毛泽东爱读唐诗。我们为他收集了各种唐诗选本，仅《唐诗三百首》就准备了好几本。后来又买了一部《全唐诗》。在唐诗中，毛泽东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主要喜欢他们的浪漫主义的风格。特别是李白，这位继屈原之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作气派宏大，感情充沛，具有神奇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魅力。除“三李”以外，毛泽东也比较喜欢初唐四杰的诗，对这四位诗人，特别是王勃，有较高的评价。他在读《初唐四杰集》一书时写的一段批语中说道：“这个人（指王勃——引者）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时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

　　①不因人热的故事，见《东观汉记·梁鸿》。梁鸿，东汉人，少孤家贫。一次他的邻居做完饭，要梁鸿趁着热灶热锅接着做饭，梁鸿说，“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他又自己点起火来做饭。

　　之外，还有牢愁满腹一方。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占流’，是说得对的。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在宋词作家中，毛泽东崇尚苏东坡和辛弃疾。苏东坡在艺术风格上开创了词坛上的一个重要流派——豪放派。苏词气势磅礴，豪迈奔放，一扫晚唐五代词家柔靡纤弱的气息。辛弃疾继承了苏东坡豪放的风格，义熔铸了南宋初期爱国诗人的战斗传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辛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是很确当的。辛词在许多方面超过了苏东坡。《稼轩长短句》是毛泽东经常放在身边的一部书。毛泽东还指名要过南宋的一些爱国词人（包括诗人）如陆游、张孝祥（其饲集名《于湖词》）、张元斡（其词集名《归来集》）、洪皓（其诗词集名《鄱阳集》）等人的作品。他们的诗词的共同特点是，爱国主义的内容和豪放的艺术风格。

　　中国的古词，历来分婉约、豪放两派。毛泽东更喜欢哪一派的词作？对两派的词作有何评论？从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书写的范仲淹两首词及读后评论，可以得到明确答案。

　　范仲淹的两首词：

　　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毛泽东写的评论全文：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看一看。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这篇文字是非常珍贵的，从中不仅可以了解毛泽东对中国古词和范仲淹

　　这两首词的重要而颇有意味的见解，更可以了解毛泽东的心情、性格和爱好。毛泽东读诗词的范围非常广泛，他能全文背诵的诗词不计其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他读《五代史》时，想起自己早年读过的一首诗《三垂冈》，因记不起作者名字，于二十九日写信请田家英帮助查出，并将此诗的全文一字不差地凭记忆写下来附上①。信中说：“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从上面列举的毛泽东喜爱的诗词，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他的性格和精神风貌。毛泽东的诗词，从艺术上说，继承了这些诗人和词作家的优秀传统。

　　在古文方面，毛泽东既喜欢六朝的骈文，也爱读唐宋八大家和其他一些人的散文。对六朝的骈文，毛泽东虽然认为它不如初唐的新骈，但他还是喜欢读的。收入六朝骈文的《六朝文契》和其他六朝人的各种文集，是他经常要的。骈文的特点是字句整齐，语言精美，对仗工切，有一些相当好的写景抒情文章。在唐宋八大家中，毛泽东最喜欢柳宗元的散文，柳文同他的诗一样，清新，精细，寓意含蓄，富有哲理。柳宗元是一个革新派，具有进步的政治主张，又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些进步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里，更增添了柳文的光辉。相对说来，毛泽东对于韩愈的评价差一些。他认为，文学作品，包括诗，不要把话说尽了，而韩愈的文章和诗就是把话讲完了。

　　毛泽东经常称赞一些好的古文，并向别人推荐阅读。他说，秦朝李斯的《谏逐客书》很有说服力，西汉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等等。

　　毛泽东通过潜心阅读大量中国史书、古典小说、诗词曲赋等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不仅批判地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也在文风上吸收了它们的优良传统。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代杰出诗人和语言大师，写出大量文字优美，词汇丰富，说理透辟，气势磅礴，融古代语言于白话文之中，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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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二十四史》）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

　　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竞，

　　东方白。

　　——毛泽东1964年春《贺新郎·读史》（见《毛泽东诗词选》第127—1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亲，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他、批判他。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

　　“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必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空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羌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

　　——摘自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见《新华文摘》1994年第2期，原载1993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

　　［解析］

　　中国的历史书，是毛泽东读书的基本内容之一。《二十四史》，是最权威的“正史”。“正史”一说，始见于梁代阮孝绪《正史削繁》。后《隋书·经籍志》把以君主的传记为纲领的纪传休史书列为正史，历代大体沿用其说。清代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又确定以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并规定凡不经“宸断”（皇帝批准）的不得列入，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这二十四史的卷数、写作年代与修撰人员如下：

　　史记130卷西汉·司马迁

　　汉书120卷东汉·班固

　　后汉书130卷南朝宋·范晔

　　三国志65卷晋·陈寿

　　晋书130卷唐·房玄龄等

　　宋书100卷梁·沈约

　　南齐书59卷梁·萧子显

　　梁书56卷唐·姚思廉

　　陈书36卷唐·姚思廉

　　魏书130卷北齐·魏收

　　北齐书50卷唐·李百药

　　周书50卷唐·令狐德桑等

　　隋书85卷唐·魏征等

　　南史80卷唐·李延寿

　　北史100卷唐·李延寿

　　旧唐书200卷后晋·刘晌等

　　新唐书225卷宋·欧阳修等

　　旧五代史150卷宋·薛居正等

　　新五代史74卷宋·欧阳修

　　宋史496卷元·脱脱等

　　辽史116卷元·脱脱等

　　金史135卷元·脱脱等

    元史210卷明·宋濂等

　　明史332卷清·张廷玉等

　　一部《二十四史》，囊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风风雨雨。毛泽东读后，则以诗人的笔调说自己，“一篇读罢头飞雪”，他充分感受了其包含的“几千寒热”。

　　《二十四史》，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便读过其中的不少内容，但他完整的阅读，则是建国后的事情。

　　1952年，毛泽东添置了一部乾隆武英殿本的线装本《二十四》史，共850册，2249卷，约4000万字。从此，这成为他最喜爱读的一部史书。为了便于阅读查找，他在一些列传、本纪的封面上，用苍劲的笔迹标出传纪的人名；绝大多数书中，他都作了圈点、断句；有的封面和天头上画着两三个圈圈的标记，《旧唐书》、《新唐书》从头到尾都有圈点勾画，有的地方，他还细心地改正了错字。

　　在《辽史》的封面上，毛泽东除了列出“本纪三十，志三十二，表八，列传四十五，总计为一百一十五卷”的总目数提要，还写了这样一段话：“辽史总列一百一十五卷，而本纪、志、表、列传，分数总和为一百一十四卷，错在志十七上，又有十七下，和其他条体例不合，按其他各项体例，则应为十七、十八，应加改正。类推，则志当为三十二卷。”为了数目一卷之差，竟考核如此之细，在史家中也是不多见的，由此可知毛泽东读史之细了。

　　这部史书，毛泽东生前不知反复看过多少遍，许多册的封面和其他的一些地方都磨破了，许多页上还有毛泽东阅看时留下的种种痕迹。1958年2月10日，毛泽东为了查证贺知章当时是否带家眷一事，还查了《唐书·贺知章传》。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24），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毛泽东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等。1964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说自己被史书迷住了，要把《二十四史》读完，现在正在读南史、北史。1969年6月，毛泽东在武昌期间，深夜里还不倦地再读《南史》中的“陈庆之传”，批注说“为之神往”。直到1975年，毛泽东已经病魔缠身，写字时手都有些颤抖了，可是他还是认真细致地再一次阅读这部史书，有三册《晋书》的封面上写着“1975，8”，有五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写着：“1975，8再阅”，“1975，9再阅”的字样。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阅读《二十四史》是花费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极其认真的。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二十四史》，还积极支持《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1956年，标点的《资治通鉴》出版后，毛泽东又指示出《二十四史》标点本，首先指定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曹写信给田家英说：“主席指示标点出版前四史，现送去《史记》排样两份，如果方便，请转呈主席一阅。”后来齐燕铭、范文澜、吴晗，金灿然等建议将其余二十一史（包括《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毛泽东深表赞成。后由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合力负责，组织全国四五十个专家和五个院校通力合作，完成了此项巨业。

　　配合通读《二十四史》，毛泽东还通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和各朝代的“纪事本末”等史书。在这些书之间，先看哪一本，后查哪一本，毛泽东还有一定套路。这一点，从他1962年一段时期里向秘书要这几本中国历史书的先后顺序中可以看出个端倪来。

　　1962年9月20日，毛泽东要《宋史》，秘书们送去了《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

　　11月23日，毛泽东又要其他各朝纪事本末。

　　11月24日，他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

　　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可能是在研读《宋史》。至于《元史》的读法，他明确他说：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这是不是体现了他早年谈论“择书”时的读史方法呢？

　　从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批注、圈点、勾画中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学习这部史书，不是每一种都反复地看，而是根据他自己的需要和计划来读。他采取的是通读、选读、精读的办法。这套史书毛泽东看得比较多的有们《旧唐书》、《新唐书》、《前汉书》、《后汉书》、《晋书》、《史记》、《三国志》、《明史》等16种。特别是《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明史》，看的遍数更多。《旧唐书》、《新唐书》基本上从头至尾都有批注、圈点和勾画，从中还可看出，有些章节，毛泽东至少看过五次以上。在他看得较多的这些书籍中，也不是从头至尾一遍一遍地反复读，也是有重点、有选择地读，特别是“纪”、“传”部分，毛泽东看得多，批注文字也多。如果像出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那样，把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留下的勾画和批注汇集起来编辑刊印，一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据曾为毛泽东管理图书达17年之久的逢先知回忆，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对于“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阅读。”读书有乐趣分享，有史识共长。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单单是一般性的了解中国的昨天，不光停留在知其然上面，而是进一步知其所以然，考得失，明事理，以利于今天改造中国的事业。有一次，他的正在大学读书的儿媳邵华期末考试《中国通史》得了好成绩，毛泽东便让她谈谈刘邦、项羽兴衰的原因。邵华按照所记得的教科书中的内容回答了一遍，毛泽东听后笑着说，这是死记硬背，算是知道了点皮毛，但还没有很好地理解。他又说，要多读史料，多想想，能把“为什么”都说清楚，这一课才算学好了。他还对人谈起：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要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

　　毛泽东读史，有一个基本观点，是贯穿始终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很多古书里，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及其领袖人物，大都被当作“贼”、“匪”、“盗”、“寇”，任加贬斥。但毛泽东则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读中国史书，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包括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陈胜、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直到李自成等的传记，他是常要看的。而且还看得很细。如在《旧唐书·黄巢传》后，毛泽东特意画了一张黄巢行军路线图。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可以说，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这个观点始终是他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我们可以举早、中、晚三个例子来说明。

　　1926年5月19月，毛泽东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据保存下来的当时学员的听课笔记，毛泽东是这样来分析中国历朝的兴衰发展的：秦朝末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纯粹是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始皇，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高祖虽为地主阶级，但他胜利的原因在于，初入秦时，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得一般人之信仰，故秦人大悦。项羽入关，粗恶无比，不得一般人之信仰，又一至咸阳便大焚秦之故宫，遂大失地主阶级之信仰，此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样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唯其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已，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唐末黄巢起兵，所向皆克，由于不代表地主阶级利益，被地主们宣传为强盗、无恶不作，遂失败了。宋代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农民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至失败。元末，朱元璋是一和尚，平时睡着了常作“天子”字形，郭子兴见而奇之，收为部下，后代郭子兴而起。初能代表农民利益，以后递变为代表地主的利益了，故能贵为天子

　　毛泽东此时的认识和想法，还不像以后那样明确和深刻，表述上也还有逻辑不甚清晰的缺陷，但这毕竟是他直接用阶级分析法评说中国历史兴衰的较早实例，或者说是他的阶级斗争（其间又主要表现为农民起义）历史观的较旱表达。他当时的基本认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根本上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只不过是地主阶级的表征。历朝皇权的更替，都是地主阶级分裂的结果。历史上以农民起义为代表的进步的历史力量，或某一地主阶级集团在某一时期具有进步性，根本上是因为代表着农民利益的，所以，总是归于失败。

　　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把他的上述历史观表达得更为明确，而且更有理论深度。他说：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我们在前面引述的1964年写的《贺新郎·读史》，可以说是毛泽东晚年对自己的历史观的鲜明的表达。他以诗论史，思路清晰，把他读《二十四史》所引发的感受表达出来，意味深长地体现了他的基于被压迫者立场上的“阶级斗争——奴隶革命”的历史观。上半阔以“彼此弯弓月”一笔荡过“几千寒热”的历史风云，即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下半阀则以革命家的立场，鲜明提出，一部《二十四史》，毕竟必须从“盗跖庄”说起，必须从奴隶们“奋起挥黄钺”说起。

　　《二十四史》，主要记载“帝王将相”的历史。毛泽东晚年，对帝王将相是越来越反感。但这并不影响他读这套史书的兴趣。1966年8月28日，在接见当时的《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时，谈到红卫乓抄家，把古书都烧光了，毛泽东说：我家里也有一部《二十四史》，帝王将相的书。不读《二十四史》，怎么知道帝王将相是坏的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读史已经成为毛泽东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生命活动的一部分，须吏不可或缺。相对来说，尽管二十四史被人诟病为“帝王将相家谱”，毛泽东越读越有同感，但他对今人编的历史书的兴趣却远没有这么大，也可以说，毛泽东对“古人曰”的着迷程度，要远远超过“今人说”。现代人尽管眼界提高了，手段与工具发达了，但治史的本领似乎并没有超过古人。这部分他说明了毛泽东为什么愈斥其非却愈迷其书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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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读《二十四史》）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

　　——摘自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6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除了用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来读《二十四史》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结合现实、立足现实实践的需要来读，借古喻今，借史明理。是读活《二十四史》的重要表现。毛泽东读史，向不为史累，平常常是顺手拈来一些史实，以说明当前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印证和评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给人们提供一些思路。详细情况，我们在以下条目中具体叙述·这里，我们仅举苦干例子，大致领略一下毛泽东借古喻今，借史明理的情况。

　　1938年，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在统一战线内部，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同广大的主张抗日的各阶层民众之间，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仍有分歧。这时，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当时整个中国的形势时，他说：中国历朝以来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当的，另一条是不正当的。如果朝廷里是贤明皇帝，所谓“明君”，那就会是忠臣当朝，这就是正当的，用人在贤；昏君，必有奸臣当朝，是不正当的，用人在亲，狐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宋朝徽、钦二帝，秦桧当朝，害死岳飞，弄得山河破裂。历来有这两条路线。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我们要讲正派路线，反对历朝的不正当路线，一句话，就是老老实实，用老老实实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1959年8月1日，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批评有些人在工作中的一些重要决策不向上级请示汇报时，毛泽东说，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内部矛盾，将领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作，所谓矫诏。对此，历史学家有各种评论，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没有可能请示时，可以矫诏，用上级命令的名义。毛泽东举马援“矫诏”的例子是要说明：在封建时代，由于交通和通讯不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可以的，但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应该随时请示。况且，各人都用此理论，那怎么办？

　　1964年11月26日，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毛泽东谈到要统一领导，接着说：历史上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东，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

　　毛泽东对朱元璋起事过程中提出的“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策略，很是注重。1953年2月在南京游紫金山时，陪同的陈毅讲了当地关于朱元璋的一些传说故事，毛泽东接着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朱元璋的高筑墙大概是指加高加固城墙，以增强防卫的措施。其后代也承其遗志，将长城的土墙加固成砖墙，并增设了许多峰火台。我们知道，在7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从而成为当时全民备战的两个基本口号。这显是从朱元璋的策略中发展而来的。

　　毛泽东读史，也注意一些经济措施方面的内容，有时也用以比托今天的经济政策。

　　例如，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说到：《史记·项羽本纪》说，刘邦同项羽打仗的时候，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办法，即男子从21岁到23岁，在家种三年地，有了粮食积蓄，到24岁出去当兵。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是，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

　　毛泽东大概要算二战以来各国领导人中最喜欢读史，也读得最多的一位。不仅中国历史他熟悉得如数家珍，就是外国历史他也十分喜欢读。但是毛泽东并非史学癖，也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读史，除了个人口味上的倾向而外，主要是为了以古鉴今，从古代汲取今日建国治国的经验教训。应该说，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长处或优势。他时常能从历史中获得灵感，从而提出适合今日需要的对策；也能从古人的失败中得出教训，以免今日重蹈覆辙。但是，这又是毛泽东的一个缺点，就是，他由于过多了解传统，常有意无意之间会受到传统阴影的影响，对现实问题产生一些误解，从而影响了他对时局的正确评估，也影响了党内的民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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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一家言（读《二十四史》）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毛泽东在《后汉书》，卷九十一至九十四第二十一册封面上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1页）

　　颜师古注《前汉书》（引者按：即班固的《汉书》），李贤注《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就是尽量使你了解，而且反反复复。特别是颤师古，他刚才讲这个字或者这一句是什么意思，下一篇没有隔好远，他又重复，然后又重复，甚至重复那么好几遍。

　　——摘自毛泽东1959年4月5日在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李贤好。

　　刘攽好。

　　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毛泽东读《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9—130页）

　　［解析］

　　《二十四史》中的各朝史，于1000多年间逐步成书，且注家纷呈，虽休例大致相同，但作者个人的历史环境、个性素养、史识史笔却各不相同。这样，各书在史料的准确程度，史识的深刻程度，以及史笔的叙述风格上，自然参差不齐。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光注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本身，也注意史家的叙述，从而给以史学上的评论。前面引述的几段话，便涉及到：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及唐朝颜师古的《汉书注》，南朝宋代范晔的《后汉书》及唐朝李贤等的《后汉书注》，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及南朝宋代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唐代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后晋刘的等的《旧唐书》，宋代欧阳修等的《新唐书》等。这几部史书，是毛泽东读得较多的。

　　此外，毛泽东还谈到刘攽，他是北宋时的史学家，曾协助司马光同修《资治通鉴》，专任编修汉代史部分。可能是毛泽东读《汉书》、《后汉书》时，参照着《资治通鉴》中的汉史部分一起读的，且刘攽也对《后汉书》作了按语，后附入《后汉书》中，故有所比较，而称道刘攽。

　　毛泽东称赞李贤注《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表明了他的史学倾向，这二人编撰、注解史书的共同特点，是对原著充实了大量史料。颜师古是训诂学家，他注《汉书》，偏于考订文字，多所证明。对这两种不同的治史方法，毛泽东更喜欢前者。

　　《二十四史》中，他特别爱读裴松之注的《三国志》。

　　《三国志》为西晋陈寿著。东晋以后，不断又有陈寿未用过的史料发现。南朝宋代裴松之广泛地搜集了陈寿以后发现的新史料，以此注释《三国志》，使这本书内容更加充实。一般注释古书都以训诂为主，裴松之的注释重点则在于事实的增补和考订。陈寿《三国志》原文20万字左右，而裴注则达55万字之多，引用魏晋人著作，有200多种，这些书现多佚失，所引材料大都首尾完整，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裴松之的注释也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具体说来，裴松之概括自己注《三国志》的原则是：“寿其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收，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离，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皆并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纠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简言之，他的注释可分为补缺、备异、矫妄、论辩四类。南朝宋文帝读了裴注《三国志》后，曾称赞说：“裴世期（裴松之字世期）为不朽矣！”毛泽东的评价也是中肯的：“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章太炎爱读裴松之注的《三国志》，毛泽东称他有“英豪巨眼”。毛泽东与章大炎在裴注上看来也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共鸣。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对史家的一些具体叙述和议论，也时有批注评论。

　　卢弼撰《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第26页引了何焯这样一段评论：西汉末年，刘秀与铜马军交战，铜马军数次挑战，刘秀坚营自守，待铜马军有出来打粮者，便击取之。月余，铜马军粮尽遁逃，终至大败。明末官军与“流贼”相持者，皆不知刘秀之谋，一意督促出战，反遭失败。毛泽东批道：“明末事不能与汉末比”。

　　卢弼撰《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叙利、权同吕蒙商量取徐州事时，“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乓，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毛泽东批注道：“《魏志》此时操在汉中，因夏侯渊之败正不得志，闻襄阳围急，东归到洛阳即死，非在居巢也。”

　　《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记叙，刘备率兵攻吴，败于彝陵。孙权手下战将徐盛、潘璋等上表说，若再次进攻，必可生擒刘备。孙权征询陆逊等人意见，陆逊认为，此时曹丕正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故应退兵返回。接着引何焯的评论说：大胜之后将骄，溯流仰攻本就很难，且刘备老于兵谋，得蜀已固，吴国若进军往西，又主客异势，必然是难以取胜，很可能前功尽弃。毛泽东认为：“何评有理”。

　　在《新唐书》的《窦参传》，《吴通玄传》两篇内，毛泽东分别批注道：“此篇写得不错”，“这一篇写得好”。

　　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七《太祖本纪》叙后梁开国之主朱温之事，最后说，“友硅葬太祖于伊阙县，号宣陵。”毛泽东认为，从写法上讲，这是“不书死而书葬，盖阙文也”。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卷九《晋出帝本纪》载：“故余书曰，‘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以见其立不以止，而灭绝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毛泽东批注：“此等书法，不经说明谁能知之？”

　　毛泽东评史有才情，有诗韵。

　　毛泽东史识幽深致远，能思人所不敢思，道人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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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错误处理，可锻炼意志（读司马迁《报任安书》）

 

 

　　［原文］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凡百三十篇（按，指《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借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温色。仆诚以著此书，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摘自司马迁《报任安书》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拾起头来。

　　——摘自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6—817页）

　　［解析］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任安，字少卿，西汉荣阳人。经大将军卫青推荐，做到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因接受庚太子刘据的命令，起兵讨汉武帝信任的江充，失败后被判死刑。任安在狱中时致信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的责任，出面援救自己。司马迁曾因为替败降匈奴的李陵说话，遭受了残酷的宫刑，对任安的要求十分为难，久未答复。在任安就要被处决时，便写了这封信。信中，司马迁述说了自己蒙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郁积内心的痛苦和愤懑；同时引用了许多命运坎坷而德才杰出的历史人物在逆境中多有创说的事迹以自励，决心忍辱负重，完成自己的《史记》创作。该文见《汉书·司马迁传》，《昭明文选》也收入。

　　司马迁在这封信中一连举了七件事情。“文王拘而演《周易》”，说的是周文王姬昌（本是纣王时的西伯侯）曾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他在羑里狱中将八卦重叠组合起来，变成六十四卦，这就是“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说的是孔子一生游说无所立足，穷困中回到鲁国，修删鲁国史书《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说的是屈原被楚怀王贬斥后，流放到汉北、江南，途中写了传世名作《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相传鲁国史官左丘明写《国语》时，已经双目失明。“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说的是孙子因受过膑刑（剜去膝盖骨），在齐魏之战中，与田忌用“围魏救赵”之计，在马陵道大败魏军，由此天下显名，所著《孙膑兵法》传世。“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说的是秦国丞相吕不韦的故事，他曾广招门客，作有《吕氏春秋》一书，其中有“八览”，故又称《吕览》。史载秦王政亲政后，下令罢免吕不韦的丞相之职，并将其迁徙到蜀郡。“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说的是韩非到秦国后，遭陷害下狱，又被毒酒所害，身后留有《韩非子》一书，《说难》、《孤愤》是其中的两篇。

　　毛泽东很早就读过这篇文章。他1944年写的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里引的，便是《报任安书》中的话。

　　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引用这篇文章，做了颇有新意的发挥。司马迁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遭受种种磨难，创造了不朽的传世之作，是用来说明自己遭受了宫刑这奇耻大辱后，仍隐忍苟活的原因，便是为了写《史记》。在毛泽东看来，司马迁所说的这些人，“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这样，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就有一个怎样对待随之而来的磨难，如下降或调动工作。毛泽东认为，只要正确对待，不消极沉沦，这种逆境，恰恰可以锻炼意志，汲取许多新知识，所以“有很大益处”，还说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这大概是指他在中央苏区时屡遭打击的那段经历。当然，正像毛泽东自己说的那样，他并不是提倡“不分青红皂白”对任何人“作错误处理”，而是认为，受到错误处理的事是“在所难免”的。

　　毛泽东说这番话，除了表明他乐于在逆境中进取的个性特征外，也有其具体的针对性。50年代后期，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等，确实是“错误处理”了不少人。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曾称之为“出气会”，也是意在纠正中央的一些错误做法。

　　1958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天津视察时的一次谈话中说：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红楼梦》、《水浒传》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才写的，还有《诗经》等。这段话，同《报任安书》里列举遭受磨难的人，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才有所创造，思路是一致的。

　　到晚年，毛泽东再次谈到自己的这个观点。1975年，病中的毛泽东同护士孟锦云谈论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时说，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又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在这之后，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便死了。死之后，他还接着倒楣，真是人事无常啊。

　　“悲愤出诗人”。历史上的不少传世佳作均为有才干者处于逆境发愤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艰辛之厄，也就没有这些佳作。但是人们又不能因此而有意为人才“创造”这种条件，因为这又意味着当时政治的黑暗与不平。这在政治家眼中，看来真是难以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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