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又称《书》。“尚”的意义是上古，“书”的意义是书写在竹帛上的历史记载，所以“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主要记载商、周两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有关商代的几篇流传到周代，或受周人语言文字的影响，或由周代宋国史官加工润饰。另四篇所谓虞夏的书，除《甘誓》素材可能传自夏代，历商到周才写定外，《尧典》、《皋陶谟》、《禹贡》均为春秋战国时代根据部分往古材料再加工所编成。

　　《墨子·贵义》说周公每天要读一百篇《书》，可知周初这类历史文献还不少，但到春秋战国时期所存已不多。从当时引用的情况来看，《左传》有五十多处，所引篇名为十八篇；《墨子》达二十二篇，综计当时各家所引，除泛称《书》者外，所见篇名合计逾四十余篇。其中三十余篇为现存《尚书》中所无；而传到汉代的二十八篇中，先秦未见引者也有十四篇。当时还出现《夏书》、《商书》、《周书》等名称，可能已按王朝作了汇编。不过还没有“虞书”一词，《左传》文公十八年出现过一次，顾炎武《日知录》已辨其非。又无“尚书”一词，《墨子·明鬼下》曾出现一次，王念孙《读书杂志》已校订为“尚者”之误。《尚书》书名为汉代今文家所定。

　　儒家的课程原有“诗、书、礼、乐”四项，礼、乐为讲堂外经常排练的实习课，讲堂上的课本只有《诗》、《书》，所以《商君书》和秦始皇的诏令中所严禁的也是这两种。到孟子、荀子时加上《春秋》，到《礼记·经解》中又加上《易》。《庄子》中后出的《天下篇》亦举此六种，《天运篇》并有“六经”之名。由于古时无法将乐调写成乐谱传下来，所以到汉代就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种，合称为“五经”。《尚书》也成了儒家宣扬二帝(尧、舜)三王(夏、商、周)圣道的《书经》。

　　汉代的这部经书，是由秦博士伏生藏在屋壁里，躲过秦的焚禁(见焚书坑儒)和楚汉的战乱(见楚汉战争)才传下来的。伏生从残简中拼凑出下列二十八篇：《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并用这些篇在齐、鲁之间传授门徒，经过数传形成西汉的《尚书》学三家，即欧阳高的“欧阳氏学”、夏侯胜的“大夏侯氏学”、夏侯建的”小夏侯氏学”，都立于学官。三家所教的是伏生二十八篇和民间所献伪《太誓》，共二十九篇(欧阳氏本《盘庚》分三篇成三十一篇)。由于伏生所藏之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所写，为区别新出现的“古文”本，遂称为《今文尚书》，这三家便称为“今文三家”。汉末把欧阳氏《尚书》刻入“熹平石经”，用以统一文字的纷歧。

　　相传西汉中期起，曾几次出现过先秦留下的写本，称为《古文尚书》，先后有鲁恭王坏孔子屋壁本、河间献王本、中秘古文本、张霸“百两篇”本、杜林漆书本等。刘歆以鲁恭王坏孔壁本多“逸书”十六篇，请立于学官，遭到今文家的反对，引起学术史上近两千年的今古文之争(见经今古文学)。东汉流行的是杜林漆书本，这一古文本没有“逸书”十六篇而只有同于今文的二十九篇，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王肃等人先后作了注。马郑本并将《盘庚》、《太誓》各分为三篇，《顾命》分出《康王之诰》，共为三十四篇，用所谓科斗文字写成，魏正始年间刻入“三体石经”中。

　　西晋永嘉之乱，文籍丧失，今、古文也散亡。东晋初年，梅赜献上一部用“隶古定”字体(即用隶书笔法按古文字体写定)写的，其经文下有“孔安国传(即庄)”的《古文尚书》十三卷。

　　该书把伏生二十八篇析成三十三篇，另从当时所见古籍中搜集文句编造成二十五篇，以凑成刘向、郑玄所说“古文五十八篇”之数。由于经文完整和注解详明，该书受到人们的重视，更因为有王朝的提倡，渐得《书经》的正统地位而流传下来。唐孔颖达据以撰《尚书正义》二十卷，南宋时与“孔传”合刊为《尚书注疏》(“孔传”为注，《正义》为疏)。明、清时刻在《十三经注疏》中。唐天宝间又命卫包用楷书改写成“今字本”，其中有改错之处。开成间这种今字本被刻在“唐石经”中，为以后一切版刻本之祖。

　　宋代朱熹的学生蔡沈总结宋人对《尚书》的解说，撰成《书集传》六卷，每篇注明今文、古文，与《尚书注疏》分别代表《尚书》学史上的两个不同时代。元代以后，该书成了科举的法定读本，明代起被刻在《五经大全》等本中。

　　从唐代开始，有人对东晋《尚书》置疑，宋代吴棫提出辨析后，递经元吴澄、明梅鷟、清阎若璩和惠栋等人的严密考证，最后判定其二十五篇是“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是“伪孔传”，这一本子是“伪孔本”。但伪孔本中保存的今文二十八篇，是商周文献的孑遗。清代中叶至今的两百年间，不少学者对伪孔本进行了深入钻研，清代王鸣盛的《尚书后案》、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王先谦的《尚书孔传参证》，以及民国村期吴闿生的《尚书大义》和杨筠如的《尚书核诂》，都是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参考书目顾颉刚：《尚书研究讲义》(6册)，燕京大学石印，北平，1931～1934。

　　(刘起釪)

    《中国大百科全书·诗经》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称《诗》。包括自西周至春秋中期约五百年间的作品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又称《国风》，绝大部分是各地的民歌。《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都是贵族作品，《小雅》中有贵族作品，也有民歌。《颂》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都是贵族祭神祭祖的诗歌。《诗经》不仅表现了古代人民在艺术上的伟大创造，而且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以及阶级、阶层的精神面貌等。

　　《诗经》中的许多诗歌都是史诗，所提供的史料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记述周人早期活动的历史和传说。如《大雅》的《生民》、《緜》等篇，记述了周的始祖姜嫄生育后稷的神话和后稷在农业上的贡献，以及周族古公亶父自豳迁岐的故事。这些资料后来成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周本纪》的重要根据。②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大雅·桑柔》描写的，大概是周厉王十六年(前842)人民反抗活动的情况。③反映社会制度。如《小雅·信南山》、《周颂·臣工》等篇保存了有关土地分配和耕作的资料，《大雅·公刘》等篇保存了关于赋税的资料，《秦风·黄鸟》篇保存了贵族用人殉葬的资料。④反映政治的黑暗、民间的疾苦和人民的反抗精神。如《魏风》的《硕鼠》、《伐檀》等篇控诉了贵族的残酷剥削和不劳而获的行为。《豳风·七月》等篇记述了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⑤反映自然灾异。如《大雅·云汉》篇所写的旱情，研究者多认为即指周宣王末年发生的大旱灾而言。《小雅·十月之交》篇描写地震的情况说“百川沸腾，山冢崒崩”，同时发生日食。据有的研究者推算，这次大地震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前776)九月六日，这是中国最早的有确实日期的地震记录。此外，《诗经》中许多诗歌所表现的喜怒哀乐的情绪，也可以据以考察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

　　《诗经》的注本极多，比较重要的有收入《十三经注疏》的《诗经注疏》以及宋代朱熹的《诗集传》。清代以来关于《诗经》的重要著作有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林义光《诗经通解》、吴闿生《诗义会通》等。

　　(阴法鲁)

 　 《中国大百科全书·国语》

　　杂记西周、春秋时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人物、事迹、言论的国别史。亦称《春秋外传》。旧说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所作，与《左传》同为解说《春秋》经的姐妹篇。近代学者研究证实，春秋时有称为瞽■的盲史官，专门记诵、讲述古今历史。左丘明即是略早于孔子的著名瞽■，其讲史曾得到孔子的赞赏。瞽■讲述的史事被后人笔录成书，称为《语》，按国别区分即为《周语》、《鲁语》等，总称为《国语》。西晋时曾在魏襄王墓中发现大量写在竹简上的古书，其中有《国语》三篇言楚、晋事，说明战国时该书已流行于世。今本《国语》大约就是这些残存记录的总集。由于是口耳相传的零散原始记录，其内容偏重于言辞，在国别和年代上也很不平衡。全书二十一卷中，《晋语》九卷，《楚语》二卷，《齐语》仅一卷。《周语》从穆王开始，尚属西周早期；《郑语》仅记桓公谋议东迁之事，亦在春秋之前；《晋语》记到智伯灭亡，已属战国之初。可见《国语》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春秋》，但的确记载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从传授渊源来看，它也可承认为左丘明所作。《国语》出自瞽■的记录，为价值很高的原始素材，所以司马迁编著《史记》时曾大量取材于此。三国时吴人韦昭为《国语》作解，总结了汉代学者注释的成果。清人董增龄作《国语正义》，近人徐元浩作《国语集解》，汇集历代有关解说，颇便研讨。

　　（罗世烈）

 　 《中国大百科全书·春秋》

　　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前722～前481或前479）的历史大事。该书略有残缺，尚保留一万六千多字。其纪年依据鲁国，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如它记载的三十七次日食，就有三十次同现代天文学推算完全符合，证明《春秋》确是当时信史，绝非后人所能杜撰。

　　旧说《春秋》为孔子所作。但近代学者研究证实，它应为鲁国历代史官世袭相承集体编录。因早在孔子出生前就有《春秋》流传，并已具备约定俗成的一套传统义例，即所谓“书法”。当时晋、齐、楚、宋等国均有这样的史官建置和类似的史书编著，其体裁及“书法”也大体一致。《春秋》所以能记载各国大事，就是这些史官相互通报的结果。另外，《春秋》中有违反“书法”、为权位开脱罪责的曲笔讳饰之辞，也有与孔子观点相反的记载，还有一些缺文讹误，甚至记录了孔子的生卒年。这些都说明《春秋》不可能是孔子所作。

　　《论语》、《左传》中都记有孔子对春秋时代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述，可见这是孔门弟子研讨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正值社会剧变，礼坏乐崩，“天子失官”之时，原属官府掌管的《诗》、《书》、《春秋》等典籍散播民间，成为孔门教学的宝贵资料。将世代相传的国史《春秋》作为教材，转抄流布，大约便是孔门后学所为。传说孔子晚年的高足弟子子夏即为擅长《春秋》的大师，而将孔子生卒记入《春秋》也当出于孔门后学对先师的敬意。孔子虽不曾编写过《春秋》，但讲述研习《春秋》却应肇端于孔子。

　　现存《春秋》分别载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经文大同小异。《春秋》经文极为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条文不过四十余字，最短的仅一二字。显然这只是若干历史事件的目录标题。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尚以史官口述为主，文字记载仅属起提示作用的备忘录。《春秋》虽然简短，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从而赋与史官的口头讲述以信史价值，这已是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然而由于《春秋》叙事过简，亦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左传》以大量翔实丰富的史实，弥补了《春秋》的不足。但在政治方面，《春秋》又具有不可与《左传》等同的意义。汉以后，《春秋》被尊为孔子编撰的圣经，在政治上、学术上处于至高无上的尊位。历代不少儒生对它曲解依托，尽情发挥，使它在经学和史学领域，以至政治生活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参考书目

　　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左传选》后序，中华书局，北京，196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北京，1981。

　　（罗世烈）

  　《中国大百科全书·左传》

　　旧说与《公羊传》、《谷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实为记载春秋历史的重要史学名著。亦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传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作，实际成书时间当在战国中期。春秋时中国已有专职史官用简练的文字记录重要史事的纲目，《春秋》就是流传下来的一种。另有称为瞽矇的盲史官，记诵、讲述有关这些题目的具体内容及远古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矇之一。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魏国的孔门后学以《春秋》为纲，依据瞽矇的讲史记录《国语》和当时尚能见到的其他典籍《夏训》、《商书》、《周志》、《郑书》等，编成了《左传》这部丰富多采的中国古代编年史。从内容来看，该书应属战国中期作品，不可能成于比孔子尚早的左丘明之手，但其主体可能是左丘明讲述的史事，因而最后的编订者才以他主名。

　　《左传》是通过叙述春秋时的具体史事来说明《春秋》所记录的纲目的。如在《春秋》鲁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的题目下，《左传》就用五百多字介绍了郑伯（即郑庄公），他的父亲郑武公、母亲武姜、弟弟共叔段，以及他们相互间的感情纠葛和权力斗争；反映了春秋初期宗法制败坏，贵族内部大宗同旁支的较量；突出了武姜的溺爱纵容、共叔段的骄横扩张，以及郑伯的深沉有谋、颇得臣民拥戴，所以能一举挫败共叔段经营多年的叛乱活动，迫使他逃亡，从而加强了君权，为其后郑国的强盛和庄公的小霸打下基础。从而解释了《春秋》中这六个字所包含的褒贬。很显然，只有通过《左传》介绍的史事，才能真正理解《春秋》这些标题目录的全部意义。所以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

　　《左传》不仅记载了春秋时代许多重要史事，还保存了前此的若干传说古史。有些记述已反映出某些进步的思想，如轻视鬼神而注重人事，强调君主忠于人民管好国家等。同时，它也显示出春秋时政治思想的一些特点，如不承认统一的专制君权，宣扬君臣为共同的国家利益而结合，双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主张臣民绝对效忠于君主。

　　《左传》在西汉时属“古文经”，并成为“古文经”中的主要经典。由于汉代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它长期不能立于官学，未取得设置博士的合法地位。但由于它本身的学术价值，却能在民间广泛流行，并得到不少著名学者的研习和赞赏（见经今古文学）。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将《春秋》与《左传》合编为一书，博采汉儒解说，考订异同，自成专门之学。其后《左传》的地位逐渐超过《公羊传》和《谷梁传》。唐人孔颖达作疏，一遵杜注。清人洪亮吉作《春秋左传诂》，则对杜注多所指摘。又有刘文淇等作《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搜罗前人注释最富，惜未完成。近人杨伯峻作《春秋左传注》，简明适用。

　　参考书目

　　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左传选》后序，中华书局，北京，1963。

　　珂罗倔伦著，陆侃如译：《左传真伪考》，新月书店，上海，1927。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罗世烈）

 　 《中国大百科全书·公羊传》

　　与《左传》《谷梁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亦称《春秋公羊传》。旧说创始于子夏弟子齐人公羊高，传五世至西汉景帝时得立于官学。其大师胡毋生、董仲舒等任博士，专门从事研习、讲授之业。武帝时贫苦儒生公孙弘因通晓该书竟得官至丞相，其后学者益众，遂为汉代显学。该书援引前人解“经”成说颇多，如鲁子、高子、子沈子、子司马子等，子公羊子仅属其中之一，未见处于特殊地位。但书中认为从春秋战国之际的公羊高到汉景帝时的公羊寿，历三百年仅传五代，亦甚可疑。大约《春秋》曾作为孔门教材，传习不绝，历代儒生研讨讲述，遗说甚多，其中一部分经西汉初的公羊氏及其弟子胡毋生等整理，编著成书而行于世。由于它写成于汉初，用的是汉代通行文字“今文”，故属“今文经”，并为“今文经学”主要经典（见经今古文学）。

　　《公羊传》用问答体解说《春秋》所记史事，着重从政治而非历史学的角度阐述这些记载的是非观，并把它看成孔子政治理想的体现，作为指导后世帝王行事的准则。由于其借对史事的议论发挥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常有一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齐襄公恃强兼并纪国，却被肯定，以为是为其九世祖齐哀公复仇；宋襄公在泓之战坐失战机，丧师辱国，歌颂为“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该书本文二万七千多字，其中有三十七年无传，可能已有残缺。东汉何休依据胡毋生条例所作《春秋公羊解诂》，集两汉公羊学之大成。北宋著录有徐彦所作《公羊传疏》。清人陈立著《春秋公羊义疏》，广搜诸家解说，可供参考。

　　（罗世烈） 

  　 《中国大百科全书·谷梁传》

　　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亦称《春秋谷梁传》。旧说鲁人谷梁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实际应是孔门讲习《春秋》的若干代学者集体的论议，整理编著成书的年代不晚于汉初。宣帝时，为之立博士。

　　《谷梁传》一般认为属于“今文经”（见经今古文学）。全书正文两万三千多字，采用问答体解说《春秋》，重点在阐述经义即《春秋》的政治意义，与《公羊传》大抵同调，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有歧异。如鲁僖公四年《春秋》记：齐桓公伐楚，“楚屈完来盟于师”。《公羊传》称：“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与桓公为主，序绩也。”肯定了齐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绩。《谷梁传》却说：“来者何？内桓师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认为齐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骜不驯，所论很不相同。

　　东晋范宁搜辑诸家训释著《春秋谷梁传集解》，标榜兼采众说、择善而从，唐人杨士勋又为之作疏，成《春秋谷梁传注疏》。清人钟文蒸有《谷梁补注》，网罗前人遗说，可供参考。

　　（罗世烈）

  　《中国大百科全书·战国策》

　　战国至秦汉间纵横家说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它不作于一时，也不成于一手。战国时，有专门从事外交策略研究者，他们探讨如何揣摩人主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腕，约结与国，孤立和打击敌国，史称纵横家（见合纵联横）。他们对于谈说之术非常注重，为了切磋说动人君的技艺，就要不断地收集材料，储以备用，有时并亲自拟作，以资练习。《战国策》即因此而产生。

　　《战国策》中的权变故事，大体可分作两类。一类是早期作品，写作时去事件发生的时代不远，说辞大体符合历史事实，史料价值较高，《战国策》中许多中短篇说辞都属于这一类。不过由于传闻不同，同记一事有时也不免互有出入。另一类是晚出的拟作，拟作者对史事已颇茫然，其中许多都是托喻之言，虚构之事，谈形势则扜格难通，言地理则东西不辨，《战国策》中的许多长篇说辞大都属于这一类。司马迁说：“世言苏秦事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其他人的事迹也有类似情形。

　　《汉书·艺文志》共著录了纵横家十二家，二百零七篇。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奉诏校书，见到了皇家藏书中有六种记载纵横家说辞的写本，内容庞杂，编排错乱，文字残缺。它们有《国策》（并非今本《战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几种不同的名称。刘向依其国别，略以时间编次，定著为《战国策》三十三篇。东汉时高诱为此书作注。隋代已残缺不全，今仅存十篇。

　　除刘向所见者外，当时还有不少在民间流传的纵横家说辞。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部和《战国策》类似的书，由整理者命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这部帛书共二十七章，有十一章见收于《战国策》和《史记》，其余十六章是佚书。

　　由于秦始皇焚书的重点是各国的史书，故《战国策》为后世治史者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资料，司马迁就曾采取其中的九十多事载入《史记》中。而且《战国策》所收多是优秀散文，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

　　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战国策》（部分

　　《战国策》在流传中颇有亡佚，到北宋中期已散佚了十一篇，由曾巩访之士大夫家，才重新补足三十三篇之数。今天所见的《战国策》，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分国编次，共三十三篇，四百六十章，也有分为四百九十七章的。其所记史事，上起公元前490年知伯灭范、中行氏（《赵策一》），下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燕策三》），反映了这二百七十年中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古楼兰废墟发现了一张不晚于魏晋时代的《战国策》写本残片，其内容同于姚宏本《燕策》第一章的末尾和第二章的开头，可见今本流传有绪，大体保存了刘向编订的原貌。

　　《战国策》的版本大致有两个系统。南宋初年，剡川（今浙江嵊县）姚宏校注此书，态度谨严，忠于原作，书成于绍兴丙寅（1146），不久就有刻本。此本在清代经黄丕烈影写复刻，收入《士礼居丛书》，流传极广，今通称姚本，其中包括东汉高诱的残注和姚宏的续注。和姚宏同时，缙云（今浙江缙云）鲍彪也为《战国策》作注。鲍氏改动原文，重新编次，受到后世许多人的讥评。元代吴师道撰《战国策》注，对鲍注订误补缺，释疑解滞，甚便读者。《四部丛刊》初编曾把吴书的元至正十五年（1355）刻本影印收入，其他的重刻本流传的也很多。此本今通称鲍吴本。此后，中外学者研究《战国策》的不少，或零篇短札，或巨制宏文，各有所获。

　　近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诸祖耿有《战国策集注汇考》，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校注》。

　　（缪文远）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史部一《○正史类一》

　　《正史》之名，见於《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蒐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钦禀睿裁，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其他训释音义者，如《史记索隐》之类。掇拾遗阙者，如《补后汉书年表》之类。辨正异同者，如《新唐书纠谬》之类。校正字句者，如《两汉刊误补遗》之类。若别为编次，寻检为繁，即各附本书，用资参证。至宋、辽、金、元四《史》译语，旧皆舛谬，今悉改正，以存其真。其《子部》、《集部》亦均视此。以考校釐订自《正史》始，谨发其凡於此。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史部一《○正史类一》

　　△《史记》·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

　　汉司马迁撰，褚少孙补。迁事迹具《汉书》本传。少孙据张守节《正义》引张晏之说，以为颍川人，元、成间博士。又引《褚顗家传》，以为梁相褚大弟之孙，宣帝时为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号先生。二说不同。然宣帝末距成帝初不过十七八年，其相去亦未远也。案迁《自序》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为百三十篇。《汉书》本传称其十篇阙，有录无书。张晏注以为迁殁之后，亡《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刘知几《史通》则以为十篇未成，有录而已，驳张晏之说为非。今考《日者》、《龟策》二传，并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是为补缀残稿之明证，当以知几为是也。然《汉志·春秋家》载《史记》百三十篇，不云有阙，盖是时官本已以少孙所续，合为一编。观其《日者》、《龟策》二传并有“臣为郎时”云云，是必尝经奏进，故有是称。其“褚先生曰”字，殆后人追题，以为别识欤。周密《齐东野语》摘《司马相如传赞》中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之语。又摘《公孙弘传》中有“平帝元始中诏赐弘子孙爵”语。焦竑《笔乘》摘《贾谊传》中有“贾嘉最好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语。皆非迁所及见。王懋竑《白田杂著》亦谓《史记》止纪年而无岁名，今《十二诸侯年表》上列一行载庚申、甲子等字，乃后人所增。则非惟有所散佚，且兼有所窜易。年祀绵邈，今亦不得而考矣。然字句窜乱或不能无，至其全书则仍迁原本。焦竑《笔乘》据《张汤传赞如淳注》，以为续之者有冯商、孟柳。又据《后汉书·杨经传》，以为尝删迁书为十馀万言，指今《史记》非本书，则非其实也。其书自晋、唐以来，传本无大同异。惟唐开元二十三年敕升《史记·老子列传》於《伯夷列传》上。钱曾《读书敏求记》云尚有宋刻，今未之见。南宋广汉张材又尝刊去褚少孙所续，赵山甫复病其不全，取少孙书别刊附入。今亦均未见其本。世所通行惟此本耳。至伪孙奭《孟子疏》所引《史记》“西子金钱事”，今本无之。盖宋人诈托古书，非今本之脱漏。又《学海类编》中载伪洪遵《史记真本凡例》一卷，於原书臆为刊削，称即迁藏在名山之旧稿。其事与梁鄱阳王《汉书真本》相类，益荒诞不足为据矣。注其书者，今惟裴骃、司马贞、张守节三家尚存。其初各为部帙，北宋始合为一编。明代国子监刊版，颇有刊除点窜。南监本至以司马贞所补《三皇本纪》冠《五帝本纪》之上，殊失旧观。然汇合群说，检寻较易，故今录合并之本，以便观览。仍别录三家之书，以存其完本焉。

　　△《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裴骃撰。骃字龙驹，河东闻喜人，官至南中郎参军，其事迹附见於《宋书·裴松之传》。骃以徐广《史记音义》粗有发明，殊恨省略，乃采九经诸史并《汉书音义》及众书之目，别撰此书。其所引证，多先儒旧说，张守节《正义》尝备述所引书目次。然如《国语》多引《虞翻注》、《孟子》多引《刘熙注》、《韩诗》多引《薛君注》，而守节未著於目，知当日援据浩博，守节不能遍数也。原本八十卷，隋、唐《志》著录并同。此本为毛氏汲古阁所刊，析为一百三十卷，原第遂不可考，然注文犹仍旧本。自明代监本以《索隐》、《正义》附入，其后又妄加删削，讹舛遂多。如《五帝本纪》“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句下、“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句下，俱脱“名见《左传》”四字。《秦始皇本纪》“轻车重马东就食”句下，脱“徐广曰：一无此重字”八字。《项羽本纪》“其九月会稽守”句下，脱“徐广曰：尔时未言太守”九字。《武帝纪》“祠上帝明堂”句下，脱“徐广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适二年，故但祀明堂”十八字。“然其效可睹矣”句下，脱“又数本皆无可字”七字。《河渠书》“岸善崩”句下，脱“如淳曰河水岸”六字。《司马相如传》“傍徨乎海外”句下，此引“郭璞云：青邱，山名，上有田，亦有国，出九尾狐，在海外”。《太史公自序》“易大传”句下，此引“张晏曰：谓《易·系辞》”。监本均误作《正义》。至於字句异同，前后互见。如《夏本纪》“九江入赐大龟”句下，“孔安国曰出於九江水中”。监本作“山中”。《孝文本纪》“昌至渭桥”句下，引“苏林曰在长安北三里”。监本多“渭桥”二字。“祁侯贺为将军”句下，引“徐广曰：姓缯”。监本多一“贺”字。“当有玉英见”句下，引“瑞应图云：玉英五帝并修则见”。监本作“五常”。（案“五帝并修”语不可解，似当以监本为是。）“属国悍为将屯将军”句下，引“徐广曰：姓徐”。监本多一“悍”字。《孝景本纪》“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孙平为绳侯”句下，引“徐广曰：一作应”。监本多一“平”字。《武帝纪》“自太主”句下，引“徐广曰：武帝姑也”。监本多“太主”二字。《龟策列传》“猬辱於鹊”句下，引“郭璞曰：猬憎其意心恶之也”。监本作“而心恶之”。凡此之类，当由古注简质，后人以意为增益，已失其旧。至坊本流传，脱误尤甚。如《夏本纪》“沣水所同”句下，引“孔安国曰：澧水所同，同于渭也”。坊本阙一“同”字。《项羽本纪》“乃封项伯为射阳侯”句下，脱“徐广曰：项伯名缠字伯”九字。是又出监本下矣。惟《货殖传》“蘖麹盐豉千瓵”句下，监本引“孙叔敖云：瓵瓦器受斗六升合为瓵（音贻）”。当是“孙叔然”之讹。此本亦复相同。是校雠亦不免有疏。然终胜明人监本也。

　　△《史记索隐》·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司马贞撰。贞，河内人，开元中官朝散大夫、弘文馆学士。贞初受《史记》於崇文馆学士张嘉会，病褚少孙补司马迁书多伤踳驳。又裴骃《集解》旧有《音义》，年远散佚。诸家《音义》延笃音隐，邹诞生、柳顾言等书亦失传，而刘伯庄、许子儒等又多疏漏。乃因裴骃《集解》，撰为此书。首注《骃序》一篇，载其全文。其注司马迁书，则如陆德明《经典释文》之例，惟标所注之字，盖经传别行之古法。凡二十八卷。末二卷为述赞一百三十篇，及《补史记条例》。欲降《秦本纪》、《项羽本纪》为世家，而《吕后》、《孝惠》各为《本纪》。补《曹》、《许》、《邾》、《吴芮》、《吴濞》、《淮南》世家，而降《陈涉》於《列传》。《萧何》、《曹参》、《张良》、《周勃》、《五宗》、《三王》各为一传，而附《国侨》、《羊舌肸》於《管晏》，附《尹喜》、《庄周》於《老子》，附《韩非》於《商鞅》，附《鲁仲连》於《田单》，附《宋玉》於《屈原》，附《邹阳》、《枚乘》於《贾生》。又谓《司马相如》、《汲郑》传不宜在《西南夷》后，《大宛传》不合在《游侠》、《酷吏》之间，欲更其次第。其言皆有条理。至谓司马迁《述赞》不安，而别为之，则未喻言外之旨。终以《三皇本纪》，自为之注，亦未合阙疑传信之意也。此书本于《史记》之外别行。及明代刊刻监本，合裴骃、张守节及此书散入句下，恣意删削。如《高祖本纪》“母媪”、“母温”之辨，有关考证者，乃以其有异旧说，除去不载。又如《燕世家》“启攻益事”，贞注曰：“经传无闻，未知其由。”虽失於考据《竹书》（案今本《竹书》不载此事，此据《晋书·束晳传》所引），亦当存其原文。乃以为冗句，亦删汰之。此类不一，漏略殊甚。然至今沿为定本，与成矩所刊朱子《周易本义》，人人明知其非，而积重不可复返。此单行之本，为北宋秘省刊板，毛晋得而重刻者。录而存之，犹可以见司马氏之旧，而正明人之疏舛焉。

　　△《史记正义》·一百三十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唐张守节撰。守节始末未详。据此书所题，则其官为诸王侍读率府长史也。是书据《自序》三十卷，晁公武、陈振孙二家所录则作二十卷。盖其标字列注，亦必如《索隐》。后人散入句下，已非其旧。至明代监本，采附《集解》、《索隐》之后，更多所删节，失其本旨。如守节所长在於地理，故《自序》曰：“郡国城邑，委曲详明。”而监本於《周本纪》“子带立为王”句下，脱“《左传》云：周与郑人苏忿生十二邑，温其一也”十七字。《秦本纪》“反秦於淮南”句下，脱“楚淮北之地尽入於秦”九字。《项羽本纪》“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句下，脱“孟康云：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十九字。《吕后本纪》“吕平为扶柳侯”句下，脱“汉扶柳县也有泽”七字。《孝景本纪》“遂西围梁”句下，脱“梁孝王都睢阳，今宋州”九字。“立楚元王子平陆侯”句下，脱“应劭云：平陆西河县”八字。《孝武本纪》“见五畤”句下，脱“或曰在雍州雍县南。孟康曰：畤者神灵上帝也”十八字。《晋世家》“是为晋侯”句下，脱“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为坊，城墙北半见在”十七字。《赵世家》“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句下，脱“案：安平县属定州也”八字。“饿死沙邱宫”句下，脱“《括地志》云：赵武灵王墓在蔚州灵邱县东三十里，应说是也”二十三字。《韩世家》“得封於韩原”句下，脱“《古今地名》云：韩武子食采於韩原故城也”十六字。《淮阴侯列传》“家在伊卢”句下，脱“韦昭及《括地志》皆说之也”十字。《货殖列传》“殷人都河西”句下，脱“盘庚都殷墟地属河西也”十字。“周人都河南”句下，脱“周自平王以后都洛阳”九字。《自序》“戹困鄱”句下，脱“汉末陈蕃子逸为鲁相，改音皮。田褒《鲁记》曰：灵帝末，汝南陈子游为鲁相，陈蕃子也，国人为讳而改焉”三十九字。又如《秦本纪》“樗里疾相韩”句下，此本作“福昌县东十四里”。监本脱“十四里”三字。《货殖传》“夫燕亦勃碣之间”句下，此本作“碣石渤海在西北”。监本脱“北”字。又守节徵引故实，颇为赅博。故《自序》曰：“古典幽微，窃探其美。”而监本《夏本纪》“皋陶作士”句下，脱“士若大理卿也”六字。“於是夔行乐”句下，脱“若今太常卿也”六字。《周本纪》“作命”句下，脱“应劭云：太仆，周穆王所置，盖大御众仆之长中大夫也”二十一字。“以应为太后养地”句下，脱“太后秦昭之母宣太后芊氏”十一字。《秦始皇本纪》“为我遗镐池君”句下，脱“张晏云：武王居镐，镐池君则武王也，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纣矣，今武王可伐矣”三十二字。《叙论》“孝明皇帝”句下，脱“班固《典引》云：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诏问班固：太史迁赞语中宁有非耶？班固上表陈秦过失，及贾谊言奏之”四十二字。《项羽本纪》“会稽守”句下，脱“守音狩，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为太守”十六字。《孝景本纪》“伐驰道树殖兰池”句下，脱“案：驰道，天子道，秦始皇作之，丈而树”十四字。《孝武本纪》“是时上求神君”句下，脱《汉武帝故事》云：起柏梁台以处神君，长陵女子也。先是，嫁为人妻，生一男，数岁死，女子悼痛之，岁中亦死。而灵宛若祠之，遂闻言宛若为主，民人多往请福，说家人小事有验。平原君亦祠之，至后子孙尊贵。及上即位，太后延於宫中祭之，闻其言不见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为营柏梁台舍之。初，霍去病微时，自祷神君，及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谓神君曰：‘吾以神君精洁，故斋戒祈福，今欲淫，此非也。’自绝不复往，神君惭之，乃去也”一百七十字。“见安期生”句下，脱“《列仙传》云：安期生，琅琊阜乡亭人也。卖药海边，秦始皇请语三夜，赐金数千万，出於阜乡亭，皆置去，留书，以赤玉舄一量为报，曰：‘后千岁求我於蓬莱山下’”五十九字。“李少君病死”句下，脱“《汉书起居注》云：‘李少君将去，武帝梦与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乘龙时从云中云“太一请少君”，帝谓左右“将舍我去矣”。数月而少君病死。又发棺看，惟衣冠在也’”六十一字。“史宽舒受其方”句下，脱“姓史名宽舒”五字。《礼书》“疏房床第”句下，脱“疏谓窗也”四字。《律书》“其於十二支为丑”句下，脱“徐广曰：‘此中阙不说大吕及丑也。’案：此下阙文。或一本云‘丑者纽也。言阳气在上未降，万物厄纽未敢出也’”四十一字。《天官书》“氐为天根”句下，脱“《星经》云：氐四星为露寝听朝所居，其占明大则臣下奉度。《合诚图》云：氐为宿宫也。”三十一字。“其内五星五帝坐”句下，脱“群下从谋也”五字。《楚世家》“伐申过邓”句下，脱“服虔云：邓，曼姓也”七字。《赵世家》“事有所止”句下，脱“为人君止於仁，为人臣止於敬，为人子止於孝，为人父止於慈，与国人交，止於信”三十一字。“封廉颇为信平君”句下，脱“言笃信而平和也”七字。《韩世家》“公何不为韩求质於楚”句下，脱“质子虮虱”四字。又脱“公叔婴知秦楚不以虮虱为事，必以韩合於秦，楚王听，入质子於韩”二十六字。又脱“次下云，知秦楚不以虮虱为事重明脱不字”十七字。《田叔列传》“相常从入苑中”句下，脱“堵墙也”三字。《田蚡列传》“其春，武安侯病”句下，脱“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九字。《卫将军列传》“平阳人也”句下，脱“《汉书》云：其父郑季，河东平阳人，以县吏给事平阳侯之家也”二十三字。至守节於六书五音，至为详审。故书首有《论字例》、《论音例》二条。而监本於《周本纪》“惧太子钊之不任”句下，脱“钊音招，又吉尧反。任，而针反”十一字。《秦始皇本纪》“彗星复见”句下，脱“复，扶富反。见，行见反”八字。“以发县卒”句下，脱“子忽反，下同”五字。“佐弋竭”句下，脱“弋音翊”三字。“二十人皆枭首”句下，脱“枭，古尧反。悬首於木上曰枭”十一字。“体解轲以徇”句下，脱“红卖反”三字。“东收辽东而王之”句下，脱“王，于放反”四字。“故归其质子”句下，脱“质音致”三字。“衣服旌旄节旗”句下，脱“旌音精，旄音毛，旗音其”九字。“祗诵功德”句下，脱“祗音脂”三字。“赭其山”句下，脱“赭音者”三字。“仆射周青臣”句下，脱“音夜”二字。“上乐以刑杀为威”句下，脱“五孝反”三字。“二世纪以安边竟”句下，脱“音境”二字。《叙论》“为君讨贼”句下，脱“于伪反”三字。《项羽本纪》“将秦军为前行”句下，脱“胡郎反”三字。《高祖本纪》“时时冠之正义音馆”句下，脱“下同”二字。《孝景纪》“天下乂安”句下，脱“乂音鱼废反”五字。“龙须拔堕”句下，脱“徒果反”三字。“攀龙胡髯号”句下，脱“户高反，下同”五字。“为且用事泰山”句下，脱“为，于伪反，将为封禅也”九字。《郑世家》“段出奔鄢”句下，脱“音偃”二字。《田叔列传》“喜游诸公”句下，脱“喜，许记反，诸公谓丈人行也”十一字。其他一两字之出入，殆千有馀条，尤不可毛举。苟非震泽王氏刊本具存，无由知监本之妄删也。

    《中国大百科全书·史记》

　　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司马迁撰。初名《太史公书》，亦称《太史公记》、《太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其父司马谈于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为太史令，掌管文史星历，管理皇家图书，曾有志编写古今通史，但未能如愿，去世前嘱咐司马迁继承其遗志。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父职，在太初元年(前104)参加制定《太初历》后，开始撰写《史记》。经十余年努力，终于成书。

　　该书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讫于汉武帝，历时三千余年。所述史事，详于战国、秦、汉。据《太史公自序》记载，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全书纲领，按年月记述帝王言行政绩，兼录各方面重大事件。其中先秦诸篇按朝代成篇，秦汉诸纪则按帝王成篇。项羽虽然不是帝王，但他一度主宰天下，分封侯王，政由羽出，所以把项羽也载入本纪。“表”采用表格形式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以清脉络。其中包括世表、月表和各种年表。“书”叙述各种制度沿革，内容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世家”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兼及个别地位与侯王相当的著名人物。“列传”主要是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的传记。少数篇章为中国少数民族以及与中国互相往来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记录。本纪和列传是全书主要部分，与表、书、世家相辅相成，融为一体。

　　该书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索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作者在书中批判了前人的“神意天命论”，而代之以“帝王中心论”。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研究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作者提出了“忠”——“敬”——“文”这一朝代更替的周而复始的固定公式。这种认识并不科学，不过当时人们也只能达到这种认识水平。

　　该书取材丰富，对《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乡所采摘，又利用了国家收藏的档案、民间保存的古文书传，并增添了亲身采访和实地调查的材料。作者在广泛取材的同时，又注意鉴别和选择材料，淘汰无稽之谈，表现了审慎的科学态度。在撰写过程中，“不虚美，不隐恶”，力求实事求是。

　　汉代以前，出现过多种体裁的历史著作，但就记事的久远、内容的广泛、史事的详实、材料的系统、组织的完善来看，都不如《史记》。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该书堪称第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由它开端的史书纪传体影响深远，后来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一体裁。它的大部分文字生动精炼，写人叙事形象鲜明，对中国后世的散文和传记文学有良好的影响。

　　司马迁死后，了解该书的人并不很多。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祖述其书，公布于世，从此开始流传。东汉时已有残缺，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缺少十篇，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认为所亡十篇是《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并说汉元帝、成帝时褚少孙补作了《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对张晏的说法，有人持有异议，但该书有残缺，则是可以肯定的。今本一百三十篇羼杂后人续笔，如书中“褚先生曰”即为褚少孙所作，文字粗陋不可取。

　　后代有很多人训释该书，南朝宋裴骃以徐广《史记音义》为基础，吸收儒家经传和诸子百家之说，又摄取前人成果，撰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为现存最早而又完整的旧注。唐司马贞又采各家旧注作《史记索隐》三十卷，注音与释义并重，提出不少新见解。唐张守节以毕生精力撰《史记正义》三十卷，训释详备，质量又有提高。清梁玉绳作《史记志疑》，侧重考证书中史事。日本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汇集了各家注释和考证成果。水泽利忠又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充《会注考证》。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参见彩图插页第26页)。明嘉靖、万历时南北监刻的《二十一史》本、毛氏汲古阁刻的《十七史》本、清乾隆时武英殿刻的《二十四史》本，都是质量较好、流传较广的刻本。同治时又出现金陵书局刻本，此本是张文虎在钱泰吉校本基础上参酌众本形成的，错讹较少。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勘本《史记》，便于阅读，所据底本即金陵书局刻本。

　　(吴树平)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史部一《○正史类一》

　　△《汉书》·一百二十卷（内府刊本）

　　汉班固撰，其妹班昭续成之。始末具《后汉书》本传。是书历代宝传，咸无异论。惟《南史·刘之遴传》云：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撰《汉书》真本，献东宫皇太子，令之遴与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异同，之遴录其异状数十事。以今考之，则语皆谬妄。据之遴云：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年五月二十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子。案：固自永平受诏修《汉书》，至建初中乃成。又《班昭传》云：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踵成之。是此书之次第续成，事隔两朝，撰非一手，之遴所见古本既有纪、表、志、传，乃云总於永平中表上，殆不考成书之年月也。之遴又云：古本《叙传》号为《中篇》，今本为《叙传》。又今本《叙传》载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传。夫古书叙皆载於卷末，固自述作书之意，故谓之叙；追溯祖父之事迹，故谓之传。后代史家，皆沿其例。之遴谓原作《中篇》，文系篇末，“中”字竟何义也。至云彪自有传，语尤荒诞。彪在光武之世举茂才，为徐令，以病去官，后数应三公之召，实为东汉之人。惟附於《叙传》，故可於况伯斿穉之后详其生平。若自为一传，列於西汉，则断限之谓何。奚不考《叙传》所云起元高祖，终於孝平、王莽之诛乎？之遴又云，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案：固自言，纪、表、志、传凡百篇，篇即卷也。是不为三十八卷之明证。又言述纪十二，述表八，述志十，述列传七十。是各为次第之明证。且《隋志》作一百十五卷，今本作一百二十卷，皆以卷帙太重，故析为子卷。（今本纪分一子卷，表分二子卷，志分八子卷，传分九子卷。）若并为三十八卷，则卷帙更重。古书著之竹帛，殆恐不可行也。之遴又云：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次《帝纪》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上。夫纪、表、志、传之序，固自言之。如之遴所述，则传次於纪，而表、志反在传后。且诸王既以代相承，宜总题《诸王传》，何以《叙传》作《高五王传第八》、《文三王传第十七》、《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武五子传第三十三》、《宣元六王传第五十》耶？且《汉书》始改《史记》之《项羽本纪》、《陈胜世家》为《列传》，自应居《列传》之首，岂得移在《诸王》之后。其述《外戚传第六十七》、《元后传第六十八》、《王莽传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势成於元后，史家微意寓焉。若移《外戚传》次於《本纪》，是恶知史法哉。之遴又引古本述云：“淮阴毅毅，仗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然今“芮尹江湖”句有《张晏注》，是晏所见者即是今本。况《之遴传》所云献太子者谓昭明太子也。《文选》载《汉书述赞》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与今本同。是昭明亦知之遴所谓古本者不足信矣。自汉张霸始撰伪经，至梁人於《汉书》复有伪撰古本。然一经考证，纰缪显然。颜师古注本冠以《指例六条》，历述诸家，不及之遴所说，盖当时已灼知其伪。李延寿不讯端末，遽载於史，亦可云爱奇嗜博，茫无裁断矣。固作是书，有受金之谤，刘知几《史通》尚述之。然《文心雕龙·史传篇》曰：“徵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是无其事也。又有窃据父书之谤。然《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俱称“司徒掾班彪曰”。《颜师古注》发例，於《韦贤传》曰：“《汉书》诸赞皆固所为。其有叔皮先论述者，固亦显以示后人。”而或者谓固窃盗父名，观此可以免矣。”是亦无其事也。《师古注》条理精密，实为独到。然唐人多不用其说。故《猗觉寮杂记》称：“师古注《汉书》，魁梧音悟，票姚皆音去声。”杜甫用魁梧、票姚皆作平声。杨巨源诗“请问汉家谁第一，麒麟阁上识酂侯”，亦不用“音赞”之说。殆贵远贱近，自古而然欤。要其疏通证明，究不愧班固功臣之目。固不以一二字之出入，病其大体矣。

 　 《中国大百科全书·汉书》

　　纪传体西汉断代史。共一百篇，其中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作者班固，字孟坚。其父班彪撰写《后传》六十五篇，作为《史记》续篇。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54），班彪去世，班固开始整理《后传》。他认为《后传》不够详备，便在《后传》基础上，着手撰写《汉书》。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班固卒时，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和帝命其妹班昭续撰，后又命跟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踵成之。据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所载，马续补修的仅为《天文志》。

　　该书体例与《史记》大略相同，都是纪传体。但《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断代史，首创断代为史的编纂方法。同时，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书”改曰“志”；又不用“世家”，载入《史记》“世家”的陈涉、外戚和汉代诸王一律编入“传”内；“列传”简称为“传”。这些体例上的变化，对后来的一些纪传体史书影响很大。

　　《汉书》是研究西汉历史的重要史籍。班固曾任兰台令史，负责掌管皇家图籍，典校秘书，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资料；又加上编写《汉书》有《史记》、《后传》作为主要依据，因此，使《汉书》保存的历史资料比较丰富。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记载，虽然《汉书》基本上移用了《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一，移用时也常常增补新的内容。如《贾谊传》增加了“治安策”，《晁错传》补入了“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贤良策”，《路温舒传》增收了“尚德缓刑疏”，《邹阳传》增补了“讽谏吴王濞邪谋书”，《公孙弘传》补入了“贤良策”等，在不少人物的传记中增加了一些史事，提供了新的史料。另外，《汉书》还在《史记》之外新立了一些篇目，仅纪传部分就增加了《惠帝纪》的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李陵、苏武等传。至于汉武帝中期以后的西汉历史，班固在《后传》的基础上，博采其他书籍，斟酌去取，缀集成篇。就保存西汉历史资料来说，现存的史籍以《汉书》最称完备。

　　《汉书》还第一次创立了《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收录人物从传说时代的太昊到秦朝的吴广，区分为九等，加以评价。《百官公卿表》首先叙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比较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职官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是研究秦汉官制不可缺少的资料。

　　《汉书》的志尤为人们所重视。由《史记》八书演变来的一些志，内容与《史记》也多有不同。如《食货志》是由《史记》的《平准书》演变来的。它有上下两篇，上篇言“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篇谈“货”，即商业和货币情况，不仅是记述西汉经济的专篇，而且对汉以前的情况有所追述，内容超出了《平准书》。在八书内容之外，《汉书》又创立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系统地记载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古代兵刑不分，该志又兼述了古今兵制的沿革。《五行志》专载五行灾异，剔除其中天人感应的迷信色彩，志中保留的有关自然灾害、地震、日月蚀的记载，是研究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户口数字以及各地物产、经济概况、民情风俗。《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载录了存世的书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汉书》的志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又在篇目上有所创新，扩大了历史研究领域，因而受到后人的推誉。

　　《汉书》始出，学者莫不讽诵。但由于它喜用古字古训，比较难读，东汉末年，服虔、应劭已开始注音释义，魏晋南北朝以后出现的《汉书》音注更多。唐颜师古汇集了前人二十三家的注释，纠谬补阙，完成了《汉书》新注。至清末又有王先谦作《汉书补注》，征引的专著和参订者多达六十七家。颜、王的注本，是《汉书》旧注的代表作。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汉书》标点校勘本，它以《汉书补注》本为底本，参校北宋景■本、明末毛晋汲古阁本、清乾隆武英殿本、同治金陵书局本，并吸取了前人考订成果，是《汉书》流传过程中一种较好的版本。（参见彩图插页第26页）

　　（吴树平）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史部一《○正史类一》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内府刊本）

　　《后汉书》《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宋范蔚宗撰。唐章怀太子贤注。蔚宗事迹具《宋书》本传。贤事迹具《唐书》本传。考《隋志》载范《书》九十七卷，新、旧《唐书》则作九十二卷，互有不同。惟《宋志》作九十卷，与今本合。然此书历代相传，无所亡佚。考《旧唐志》又载章怀太子注《后汉书》一百卷。今本九十卷，中分子卷者凡十。是章怀作注之时，始并为九十卷，以就成数。《唐志》析其子卷数之，故云一百。《宋志》合其子卷数之，故仍九十。其实一也。又隋、唐《志》均别有蔚宗《后汉书论赞》五卷，《宋志》始不著录。疑唐以前《论赞》与本书别行，亦宋人散入书内。然《史通·论赞篇》曰：“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蔚宗改彼《述》名，呼之以《赞》。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蔚宗后书，乃各附本事，书於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序。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云云。则唐代范书《论赞》已缀卷末矣。史志别出一目，所未详也。范撰是书，以《志》属谢瞻。范败后，瞻悉蜡以覆车，遂无传本。今本八《志》凡三十卷，别题梁剡令刘昭注。据陈振孙《书录解题》，乃宋乾兴初判国子监孙奭建议校勘，以昭所注司马彪《续汉书志》与范《书》合为一编。案《隋志》载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唐书》亦同。宋志惟载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而彪书不著录。是至宋仅存其《志》，故移以补《后汉书》之阙。其不曰《续汉志》而曰《后汉志》是已并入范《书》之称矣。或谓郦道元《水经注》尝引司马彪《州郡志》，疑其先已别行。又谓杜佑《通典》述科举之制，以《后汉书》、《续汉志》连类而举，疑唐以前已并八《志》入范《书》，似未确也。自八《志》合并之后，诸书徵引，但题《后汉书》某志。儒者或不知为司马彪书，故何焯《义门读书记》曰：“八《志》，司马绍统之作。（案绍统彪之字也。）本汉末诸儒所传，而述於晋初。刘昭注补，别有《总叙》。缘诸本或失载刘《叙》，故孙北海《藤阴劄记》亦误出蔚宗志律历之文”云云。考洪迈《容斋随笔》，已误以八《志》为范《书》，则其误不自孙承泽始。今於此三十卷并题司马彪名，庶以祛流俗之讹焉。

 　 《中国大百科全书·后汉书》

　　纪传体东汉断代史。共一百二十卷，包括纪十卷、传八十卷、志三十卷。纪、传为南朝宋范晔撰。志为晋司马彪撰，一般称《续汉志》。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南）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曾为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累迁尚书吏部郎。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因事触怒刘义康，左迁宣城太守，郁郁不得志，遂以著述为事，撰写《后汉书》。后又陷入刘义康与宋文帝刘义隆的权力之争，于元嘉二十二年遇害。司马彪，字绍统，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卒于晋惠帝末年。

　　范晔撰写《后汉书》以前，已经出现了多家后汉史作。东汉明帝至灵帝时，经过班固、刘珍、伏无忌、边韶、马日■、蔡邕等几代人的相继撰述，写成了纪传体《东观汉记》，记载了东汉光武帝至灵帝的东汉史。此后，吴谢承和晋薛莹、司马彪、刘义庆、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袁宏、张■等都有著述。范晔在各家基础上，博采众书、斟酌去取，成一家之言。其中对《东观汉记》吸取尤多。他原拟效法《汉书》，撰写十志，但因被杀而未及完成。范书记事简明扼要，疏而不漏，后来居上。因此，它传世后，除袁宏《后汉纪》外，其他各家后汉史作相继失传。

　　《后汉书》纪、传的编次与《汉书》有所不同，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相当于《汉书·外戚传》。皇后由传入纪，袭自华峤《后汉书》。这一变化，固然与东汉女后多次临朝称制有关，但也出于对君权的尊崇。传于《汉书》之外创立了七篇类传，包括《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这些类传都是根据东汉社会的实际情况和思想风尚设置的，有的类传为后世纪传体史书所效法。

　　志中《舆服志》为《汉书》所无。《汉书》有《百官公卿表》，记述西汉职官制度。司马彪改“表”为“志”，创立《百官志》，叙述东汉分官设职情况。这两篇志，后人修史多有因袭。志中未设《食货志》，漏载一代经济制度。后来《晋书·食货志》追述了前代经济状况，多少弥补了这一不足。

　　南朝梁刘昭第一个集各家后汉史书同异以注范书，并从司马彪《续汉书》中抽出志，也加以注释，补入范书。唐高宗之子李贤和张大安、刘纳言等为范书作注，征引广博，训释简当。李贤等人的注行世后，刘昭的范书注不被人重视，遂至散佚。司马彪志的注基本流传下来，仅缺《天文志》下卷和《五行志》第四卷的注。清惠栋作《后汉书补注》，多有创见。此后王先谦以惠栋注为主，吸取各家成果，撰《后汉书集解》，对旧注进行了一次清理。

　　今存最早刻本是南宋绍兴本，其中残缺五卷。商务印书馆曾加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所缺五卷补以别本残册。此外，明毛氏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也是较可靠的旧刻本。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勘本，采用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南宋绍兴本为底本，校以汲古阁本和武英殿本，并吸取了前人研究和校勘成果，是一个质量较好的本子。

　　（吴树平）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史部一《○正史类一》

　　△《三国志》·六十五卷（内府刊本）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寿事迹具《晋书》本传。松之事迹具《宋书》本传。凡《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於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於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汉、南唐迹近於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惟其误沿《史记》《周》、《秦》本纪之例，不托始於魏文，而托始曹操，实不及《魏书叙纪》之得体。是则诚可已不已耳。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已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如《袁绍传》中之胡母班，本因为董卓使绍而见，乃注曰：“班尝见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记》，语多不载。”斯已赘矣。《钟繇传》中乃引“陆氏异林”一条，载繇与鬼妇狎昵事。《蒋济传》中引《列异传》一条，载济子死为泰山伍伯，迎孙阿为泰山令事。此类凿空语怪，凡十馀处，悉与本事无关，而深於史法有碍，殊为瑕颣。又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故於《魏志·武帝纪》“沮授”字则注“沮音菹”。“獷平”字则引《续汉书·郡国志》注“獷平，县名，属渔阳”。“甬道”字则引《汉书》“高祖二年与楚战，筑甬道”。“赘旒”字则引《公羊传》。“先正”字则引《文侯之命》。“释位”字则引《左传》。“致届”字则引《诗》。“绥爰”字，“率俾”字，“昏作”字则皆引《书》。“纠虔天刑”字则引《国语》。至《蜀志·郤正传·释诲》一篇，句句引古事为注，至连数简。又如《彭羕传》之“革”不训老，《华佗传》之“旉”本似专，《秦宓传》之“棘”、“革”异文，《少帝纪》之“叟”、“更”异字，亦间有所辨证。其他传文句，则不尽然。然如《蜀志·廖立传》首，忽注其姓曰“补救切”。《魏志·凉茂传》中，忽引《博物记》注一“繦”字之类。亦间有之。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

 　 《中国大百科全书·三国志》

　　记述魏蜀吴三国历史、基本属于纪传体的史书。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含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在古代纪传体止史中，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

　　陈寿(亦作长寿，233～297)，字承祚。蜀国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仕蜀时为散骑黄门侍郎，入晋后曾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晋灭吴后，陈寿著《三国志》，受到大臣张华的称赞，并说要把晋史也托付给他。

　　《三国志》成书年代不能确定。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加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此三书当是他依据的基本材料。蜀国无史，由其自采资料。

　　《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魏志列在全书之首，称曹操、曹丕、曹叡为帝。吴、蜀君主即位，都记明魏的年号，以明正朔所在。东吴只有孙权称主，孙亮等都称名。这是因为晋朝受禅于魏，晋的史家尊重本朝的合法性，就必须以魏为正统。孙吴为晋所灭，孙皓乃晋之降臣，因而如此处理。蜀汉刘备父子称先主、后主，不同于孙吴，多少反映陈寿对于蜀汉的故国之思。

　　前人责难陈寿，说他向丁仪、丁廙的儿子乞米不得，因此不给丁氏兄弟立传；因有憾于诸葛亮，所以说他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实际这些责备缺乏根据。丁氏兄弟附见于王粲传，而诸葛亮传中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绩，还收录了亮集目录，为全书特例。说诸葛亮将略非其所长，当时其他人已有类似评论，而且也是公允的。但《三国志》对于晋朝皇室的叙述时有曲笔，对于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的所作所为，尤其显然加以粉饰，多所回护。

　　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的人，书中都记录下来，此外也记载了国内少数民族以及邻国的历史，《魏志·倭人传》就是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三国志》没有关于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志，是一个缺陷。陈寿对于史料的取舍选择，比较审慎谨严，文字也以简洁见长，所以前人说其书“裁制有余，文采不足”。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祖父时已迁居江南。刘宋初官中书侍郎，奉命作《三国志注》，元嘉六年(429)奏上。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陈寿的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但又指出它“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所引用的书达一百四十余种，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今天已经亡佚的。对于三国时代历史的研究，裴注的重要性不下于陈寿本书。

　　历代研究《三国志》及裴注者很多，其中尤以清代人用力最多。民国时，卢弼汇集历代学者对《三国志》正文和裴注所作的注释、版本校勘和考证，并将本人的注释和按语统一编纂为《三国志集解》，可供读《三国志》时参考。(参见彩图插页第30页)

　　(周一良)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史部一《○正史类一》

　　△《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

　　唐房乔等奉敕撰。刘知几《史通·外篇》谓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然唐人如李善注《文选》，徐坚编《初学记》，白居易编《六帖》，於王隐、虞预、朱凤、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沈约之书，与夫徐广、干宝、邓粲、王韶、曹嘉之、刘谦之之纪，孙盛之《晋阳秋》、习凿齿之《汉晋阳秋》、檀道鸾之《续晋阳秋》，并见徵引。是旧本实未尝弃。毋乃书成之日即有不惬於众论者乎。考书中惟《陆机》、《王羲之》两传其论皆称“制曰”，盖出於太宗之御撰。夫典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楛，不知凡几，而九重掞藻，宣王言以彰特笔者，仅一工文之士衡，一善书之逸少。则全书宗旨，大概可知。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波靡不返，有自来矣。即如《文选注·马汧督诔》引臧荣绪、王隐书，称马汧立功孤城，死於非罪，后加赠祭。而《晋书》不为立传，亦不附见於《周处》、《孟观》等传。又《太平御览》引王隐书云：“武帝欲以郭琦为佐著作郎，问尚书郭彰。彰憎琦不附己，答以不识。上曰：‘若如卿言，乌丸家儿能事卿，即堪郎也。’及赵王伦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为武帝吏，不能复为今世吏。终於家。’”琦盖始终亮节之士也。而《晋书》亦削而不载。其所载者大抵弘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於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曰史传乎？黄朝英《缃素杂记》诋其引《世说》“和峤峨峨如千丈松，礧砢多节目”，既载入《和峤传》中，又以峤字相同，并载入《温峤传》中。颠倒舛迕，竟不及检，犹其枝叶之病，非其根本之病也。正史之中，惟此书及《宋史》后人纷纷改撰，其亦有由矣。特以十八家之书并亡，考晋事者舍此无由，故历代存之不废耳。《音义》三卷，唐何超撰，超字令升，自称东京人。杨齐宣为之序。其审音辨字，颇有发明，旧本所载，今仍附见於末焉。

 　 《中国大百科全书·晋书》

　　记述西晋、东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含本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卷。叙事自司马懿始，到刘裕取代东晋为止。并用载记形式兼叙割据政权十六国史事。

　　从西晋末经东晋南朝，不断有人编写晋朝历史，达数十种。唐修晋书时，旧晋书尚存者十八家，如王隐、虞预、谢沈、臧荣绪、萧子云各有《晋书》，陆机、干宝、曹嘉之、邓粲、刘谦之、徐广各有《晋纪》，何法盛有《晋中兴书》，孙盛有《晋阳秋》，檀道鸾有《续晋阳秋》等等。其中或只叙述西晋历史，或延续到东晋而未完，或只记述东晋几朝。只有南齐臧荣绪的《晋书》包括西晋、东晋，分为纪、录、志、传，共一百一十卷，最为完备。宋谢灵运、梁沈约也都著有《晋书》。唐修《晋书》完成后，这些旧《晋书》逐渐亡佚。十八家《晋书》中，某些种有清人辑本。

　　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李世民下诏撰修《晋书》，二十二年成书。今本《晋书》题作唐太宗文皇帝御撰，因书中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陆机、王羲之四篇论赞出于唐太宗之手。实际上主持编纂工作的，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分头执笔的，有中书舍人李义府、起居郎上官仪等。最后由令狐德棻、敬播等审阅订正，全书体制多取决于德棻。

　　《晋书》主要以臧荣绪的《晋书》为依据，又采择诸家旧史和晋代文集中的材料，以及《十六国春秋》、《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书。唐代以前纪传体的史书中，对于在今天中国境内建立过政权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大都归入列传，排在末尾。南北朝时所修史书中，南北政权更是互相贬低，南朝称北方为索虏，北朝称南方为岛夷。东晋时，各族（主要是匈奴、鲜卑、氐、羌）在北方、东北、西北、西南纷纷建立政权，即五凉（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四燕（前燕、后燕、南燕、北燕），三秦（前秦、后秦、西秦），二赵（前赵、后赵），夏，成汉这十六国。除前凉、西凉外，《晋书》把它们的历史作为纪传以外的独立部分，称为载记。载记之名始于班固撰述后汉史事，其书已不传。在二十四史中，载记是《晋书》独有的体裁，可能即臧荣绪《晋书》中列于纪、志之间的录的内客。

　　《晋书》列传中收录不少文章，如刘实传的《崇让论》，裴■传的《崇有论》，陆机传的《辨亡论》，江统传的《徙戎论》等，对于了解当时历史都大有帮助。

　　刘知几《史通》对于唐修《晋书》颇表不满，主要理由是：①取材于晋代杂书，记述了一些诙谐和神怪的故事传说，不符合圣贤之道。②论赞的文体和内容不求笃实，仿效南朝徐庾体，失于轻浮，不如《史记》、《汉书》的论具有补充本文的作用。第二点批评有一定道理。但《晋书》旁搜博采，从广泛保存史料，以供知人论世而言，是有益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受刘知几影响，认为《晋书》之大量采录《世说新语》乃是“稗官之体”，不得称为史传，显属偏见。

　　该书后附唐何超所撰《晋书音义》三卷，有天宝六载（747）杨齐宣序。《音义》引用了包括字书在内的一些亡佚的古书，有助于古典文献和文字音韵的研究。吴士鉴《晋书斠注》将后人对《晋书》的有关考证一一收入，广列异479说、补充遗漏并订正错误，可供读《晋书》时参考。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六《史部二十二载记类》

　　△《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旧本题魏崔鸿撰，实则明嘉兴屠乔孙、项琳之伪本也。鸿作《十六国春秋》一百二卷，见《魏书》本传。《隋志》、《唐志》皆著录，宋初李昉等作《太平御览》犹引之。《崇文总目》始佚其名，晁、陈诸家书目亦皆不载，是亡於北宋也。万历以后，此本忽出，莫知其所自来。证以《艺文类聚》诸书所引，一一相同，遂行於世。论者或疑鸿身仕北朝，而仍用晋宋年号。今考刘知几《史通·探赜篇》曰：“鸿书之纪纲，皆以晋为主，亦犹班《书》之载吴项，必系汉年，陈《志》之述孙刘，皆宗魏世。”乔孙等正巧附斯义以售其欺，所摘者未中其疾。惟《魏书》载鸿子子元奏称刊著越、燕、秦、夏、梁、蜀遗载，为之赞序。而此本无赞序。《史通·表历篇》称，晋氏播迁，南据扬、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间诸伪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长，崔鸿著表，颇有甄明。而此本无表，是则检阅偶疏，失於弥缝耳。然其文皆联缀古书，非由杜撰。考十六国之事者，固宜以是编为总汇焉。

　　△《别本十六国春秋》·十六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

　　旧本亦题魏崔鸿撰，载何钅堂《汉魏丛书》中。其出在屠乔孙本之前，而亦莫详其所自。十六国各为一录，惟列僣伪之主五十八人。其诸臣皆不为立传，全为载记之体，其非一百二卷之旧，已不待言。证以《晋书·载记》，大致互相出入。而不以晋宋纪年，与《史通》所说迥异。岂好事者摭类书之语，以《晋书·载记》排比之，成此伪本耶？然考《崇文总目》有《十六国春秋略》二卷，不著撰人名氏。司马光《通鉴考异》所引诸书，亦有《十六国春秋抄》之名。则或属后人节录鸿书，亦未可定也。屠氏所刻百卷之本，既为依托，此本亦疑以传疑，未能遽废，姑并存之，以备参考焉。

 　 《中国大百科全书·十六国春秋》

　　分别记述十六国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北魏崔鸿撰。崔鸿东清河■县(今山东平原西南)人，崔光从子，青年时即有志于修史。西晋亡后，晋室南渡，中原地区遂有匈奴族刘渊、羯族石勒、鲜卑族慕容廆、氐族苻坚等先后建立的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这些政权虽各有本国史书，而体例不同，详略互异，不相统一。于是根据旧有记载，加以增损褒贬，从宣武帝景明(500～503)初年着手撰写到正始三年(506)，除成汉以外，完成了九十五卷。成书后共一百卷，另有序例一卷，年表一卷。

　　魏收撰《魏书》，唐修《晋书》，都依据了该书。但到北宋时，已经残缺不全，只剩二十余卷。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虽曾引用，所见已非全书。现在传世的有三种不同的《十六国春秋》。一为明代屠介孙、项琳所编的百卷本，托名崔鸿，是以《晋书·载记》、《资治通鉴》以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涉及十六国史事者补缀而成；二为《汉魏丛书》中保存的十六卷本，十六国各为一录，是明人依据《晋书·载记》编排而成；三为清代汤球所辑的《十六国春秋辑补》，他以上述《十六国春秋》为底本，以各种类书中所引佚文补足，所辑大多注明出处，是研究十六国史的重要参考书。

　　(周一良)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史部一《○正史类一》

　　△《宋书》·一百卷（内府刊本）

　　梁沈约撰。约事迹具《梁书》本传。约表上其书，谓《本纪》、《列传》缮写已毕，合《志》、《表》七十卷。所撰诸志，须成续上。今此书有纪、志、传而无表。刘知几《史通》谓此书为《记》十、《志》三十、《列传》六十，合百卷，不言其有《表》。《隋书·经籍志》亦作《宋书》一百卷，与今本卷数符合。或唐以前其《表》早佚，今本卷帙出於后人所编次欤。以《志》序考之，称凡损益前史诸志为八门。曰《律历》、曰《礼》、曰《乐》、曰《天文》、曰《五行》、曰《符瑞》、曰《州郡》、曰《百官》。是《律历》未尝分两门。今本总目，题“卷十一志第一志序，卷十二志第二历上，卷十三志第三历下”，而每卷细目，作“志第一律志序，志第二历上，志第三历下”。则出於后人编目，强为分割，非约原本之旧次，此其明证矣。八《志》之中，惟《符瑞》实为疣赘。《州郡》惟据《太康地志》及何承天、徐爰原本，於侨置创立，并省分析，多不详其年月，亦为疏略。至於《礼志》合郊祀、祭祀、朝会、舆服总为一门，以省支节。《乐志》详述八音众器及鼓吹铙歌诸乐章以存义训，如《铎舞曲》、《圣人制礼乐篇》，有声而词不可详者，每一句为一断，以存其节奏，义例尤善。若其追述前代，晁公武《读书志》虽以失於限断为讥。然班固《汉书》增载《地理》，上叙九州；创设《五行》，演明鸿范。推原溯本，事有前规。且魏、晋并皆短祚，宋承其后，历时未久，多所因仍。约详其沿革之由，未为大失，亦未可遽用纠弹也。观《徐爰传》述当时修史，议为桓玄等立传。约则谓桓玄、卢循等身为晋贼，非关后代；吴隐、谢混等义止前朝，不宜滥入；刘毅、何无忌等志在兴复，情非造宋，并为刊除，归之晋籍。其申明史例，又何尝不谨严乎？其书至北宋已多散失，《崇文总目》谓阙《赵伦之传》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谓独阙《到彦之传》。今本卷四十六有《赵伦之王懿张邵传》，惟《彦之传》独阙，与陈振孙所见本同。卷后有《臣穆附记》，谓此卷体同《南史》，传末无论，疑非约书。其言良是。盖宋初已阙此一卷，后人杂取《高氏小史》及《南史》以补之，取盈卷帙。然《南史》有《到彦之传》，独舍而不取。又《张邵传》后附见其兄子畅，直用《南史》之文。而不知此书卷五十九已有《张畅传》，忘其重出。则补缀者之疏矣。“臣穆”当即郑穆，《宋史》有传，嘉祐中尝校勘《宋书》。其所考证，仅见此条。盖重刊之时削除偶剩，亦足见明以来之刊本，随意窜改，多非古式云。

  　《中国大百科全书·宋书》

　　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传文有残缺，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纪、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出身江南大族。历仕宋、齐、梁三朝，曾自称“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齐永明五年(487)时，任太子家令兼著作郎，奉诏撰《宋书》。他依据宋代何承天、苏宝生、徐爰等修撰的《宋书》及其他记述宋代历史的书籍，增补宋末十几年的事迹，只用一年时间，到六年二月就完成纪、传七十卷，后又续修八志三十卷。沈约以文字称世，有文集九卷。

　　《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该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沈约在宋时曾撰《晋史》，未成。当时流行的诸家《晋书》，记述典章制度的极少。他在《宋书》诸志中的叙述，往往上溯到魏晋，可以补《三国志》等前史的缺略。礼志把郊祀天地、祭祖、朝会、舆服等合在一起，乐志详述乐器，记载乐章，都是较好的体例。州郡志对于侨州郡县的设置分合记载简略；律历志详细记载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历》、祖冲之《大明历》全文，从中可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特设符瑞志，从远古叙起，既乖体例，又荒诞不经；缺食货与艺文两志，亦是该书的缺点。

　　(周一良)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史部一《○正史类一》

　　△《南齐书》·五十九卷（内府刊本）

　　梁萧子显撰。子显事迹附载《梁书·萧子恪传》。章俊卿《山堂考索引馆阁书目》云“《南齐书》本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亡其一”。刘知几《史通》、曾巩《叙录》则皆云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合为五十九卷，不言其有阙佚。然《梁书》及《南史》子显本传实俱作六十卷，则《馆阁书目》不为无据。考《南史》载子显《自序》，似是据其《叙传》之词。又晁公武《读书志》载其《进书表》云：“天文事秘，户口不知，不敢私载。”疑原书六十卷为子显《叙传》，末附以《表》，与李延寿《北史》例同。至唐已佚其《叙传》，而其《表》至宋犹存。今又并其《表》佚之，故较本传阙一卷也。又《史通·序例篇》谓：“令升先觉，远述丘明；史例中兴，於是为盛。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以序为名，其实例也。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为序例之美者。”今考此书，《良政》、《高逸》、《孝义》、《倖臣》诸传皆有《序》，而《文学传》独无《叙》。殆亦宋以后所残阙欤。齐高好用图谶，梁武崇尚释氏，故子显於《高帝纪》卷一引太乙九宫占，《祥瑞志》附会纬书，《高逸传》论推阐禅理。盖牵於时尚，未能厘正。又如《高帝纪》载王蕴之抚刀、袁粲之郊饮，连缀琐事，殊乖纪体。至《列传》尤为冗杂。然如纪建元创业诸事，载沈攸之书於《张敬儿传》，述颜灵宝语於《王敬则传》。直书无隐，尚不失是非之公。《高十二王传》引陈思之《表》、曹冏之《论》。感怀宗国，有史家言外之意焉，未尝无可节取也。自李延寿之史盛行，此书诵习者鲜，日就讹脱。《州郡志》及《桂阳王传》中均有阙文，无从补正。其馀字句舛误，如《谢庄传》，《南史》作“诏徙越巂”，此书作“越州”。《崔怀慎传》，《南史》作“臣子两遂”，此书作“两节”者。又不可胜乙。今裒合诸本，参核异同，正其灼然可知者。其或无考，则从阙疑之义焉。

  　《中国大百科全书·南齐书》

　　记述南朝萧齐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梁萧子显撰。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含本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佚失的一卷大约是含有作书义例和目录的序录。某些传中也有缺文。

　　萧子显(约489～537)，字景阳，南兰陵郡南兰陵县(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南齐豫章王萧嶷子，齐高帝萧道成之孙，仕梁官至吏部尚书。兄弟几人在梁朝都以文才著称。他曾采诸家《后汉书》，考正同异，著《后汉书》一百卷，已亡佚。

　　《隋书·经籍志》等旧史称该书为《齐书》或《齐史》，宋人曾巩等始加南字，称《南齐书》，以区别于李百药所写的《北齐书》。南齐初年设置史官，檀超、江淹等奉诏编集“国史”。在萧子显撰写齐史之前，已有不少南齐旧史，如刘陟《齐纪》、沈约《齐纪》等，还有诸帝的起居注，这些大概是他写《南齐书》时所本。《南齐书》州郡志每州之下除地理建置沿革外，还简略叙述风土人情，史料价值颇高。《宋书》特设恩倖传，《南齐书》沿袭而有倖臣传，为前史所无，反映了宋齐时皇帝重用寒庶掌握机要这一社会政治现象。《宋书》记述北魏历史的部分称为索虏传，《南齐书》称为魏虏传。虽以丑名相呼，记载也不无传闻失实之处，但其中包含北人所撰北朝史书中所没有的材料。祥瑞志的记载荒诞迷信，没有多少价值。但如记永明十一年(493)白象九头出现于武昌，与其他记载配合，可以考察5世纪时长江流域的动物分布和气候情况。

　　(周一良)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史部一《○正史类一》

　　△《梁书》·五十六卷（内府刊本）

　　唐姚思廉奉敕撰。《唐书》思廉本传称贞观三年诏思廉同魏徵撰。《艺文志》亦称《梁书》、《陈书》皆魏徵同撰。旧本惟题思廉。盖徵本监修，不过参定其《论赞》。（按：此据《史通·古今正史篇》，魏徵总知其务，凡有赞《论》，徵多预焉之文。）独标思廉，不没秉笔之实也。是书《旧唐书·经籍志》及思廉本传俱云五十卷，《新唐书》作五十六卷。考刘知几《史通》，谓“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其子思廉凭其旧稿，加以新录，述为《梁书》五十六卷”。则《新唐书》所据为思廉编目之旧，《旧唐书》误脱“六”字审矣。思廉本推其父意以成书，每卷之后，题陈吏部尚书姚察者二十五篇，题史官陈吏部尚书姚察者一篇。盖仿《汉书》卷后题班彪之例。其专称史官者，殆思廉所续纂欤。思廉承藉家学，既素有渊源，又贞观二年先已编纂，及诏入秘书省论撰之后，又越七年，其用力亦云勤笃。中如《简文纪》载大宝二年四月丙子，侯景袭郢州，执刺史萧方诸，而《元帝纪》作闰四月丙午。则两卷之内，月日参差。《侯景传》上云“张彪起义”，下云“彪寇钱塘”。则数行之间，书法乖舛。赵与旹《宾退录》议其於《江革传》中则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於《敬容传》中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尤是非矛盾。其馀事迹之复互者，前后错见，证以《南史》，亦往往牴牾。盖著书若是之难也。然持论多平允，排整次第，犹具汉、晋以来相传之史法。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

 　 《中国大百科全书·梁书》

　　记述南朝萧梁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姚思廉撰，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共五十六卷。

　　姚思廉(557～637)，本名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姚察，在梁朝以文才著称。陈时任吏部尚书，领大著作。陈灭后入隋，任秘书丞，隋文帝杨坚命他继续修撰早已着手的梁、陈两代历史。史称其“学兼儒史，见重于三代”。大业二年(606)姚察死，遗嘱思廉继续完成这两部史书。贞观初，姚思廉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官至散骑常侍。三年(629)，奉诏撰梁、陈二史。他参考诸家著述，贞观十年撰成《梁书》。书中有二十六卷梁朝前期人物列传的卷末论赞称“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云云，可以推想，这些部分是姚察的原稿。姚思廉受唐太宗诏撰《梁书》时，已年过七旬。太宗命秘书监魏徵主持梁、陈、齐、周、隋五史的修撰，并参预撰写论赞，所以卷六敬帝纪后总论梁朝一代兴亡的论赞署名“史臣郑国公魏徵”。

　　《宋书》未立文学传。《南齐书》和《陈书》各有文学一卷，而《梁书》文学传两卷，共收二十五人，反映了梁代文学的兴盛。

　　(周一良)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史部一《○正史类一》

　　△《陈书》·三十六卷（内府刊本）

　　唐姚思廉奉敕撰。刘知几《史通》谓贞观初，思廉奉诏撰成二史，弥历九载，方始毕功。而曾巩《校上序》谓姚察录梁、陈之事，其书未就，属子思廉继其业。武德五年，思廉受诏为《陈书》。贞观三年，论撰於秘书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是思廉编缉之功，固不止於九载矣。知几又谓《陈史》初有顾野王、傅縡各为撰史学士，太建初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姚察就加删改。是察之修史，实兼采三家。考《隋书·经籍志》有顾野王《陈书》三卷、傅縡《陈书》三卷、陆琼《陈书》四十二卷，殆即察所据之本。而思廉为《傅縡》、《陆琼》传详述撰著，独不言其修史，篇第殊为疏略。至《顾野王传》，称其撰《国史纪传》二百卷，与《隋志》卷帙不符。则疑《隋志》舛讹，思廉所记得其真也。《察传》见二十七卷，载其撰梁、陈二史事甚详。是书为奉诏所修，不同私撰。故不用《序传》之例，无庸以变古为嫌。惟察陈亡入隋，为秘书丞、北绛郡开国公，与同时江总、袁宪诸人并稽首新朝，历践华秩，而仍列传於《陈书》。揆以史例，失限断矣。且江总何人，乃取与其父合传，尤属自污。观李商隐《赠杜牧诗》有“前身应是梁江总”句，乃借以相誉。岂总之为人，唐时尚未论定耶？书中惟二卷、三卷题陈吏部尚书姚察，他卷则俱称史臣。盖察先纂《梁书》，此书仅成二卷，其馀皆思廉所补撰。今读其列传，体例秩然，出於一手。不似《梁书》之参差，亦以此也。惟其中记传年月，间有牴牾，不能不谓之疵累。然诸史皆然，亦不能独责此书矣。

  　《中国大百科全书·陈书》

　　记述南朝陈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姚思廉撰，含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是二十四史中卷帙最少的一部。姚思廉（557～637），本名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姚察曾撰陈史，隋大业时未成而死，遗嘱思廉继续完成。武德五年（622），姚思廉奉诏修陈史，迁延未成。贞观三年（629），又奉命修史，贞观十年成书。

　　陈时修史学士顾野王、傅縡开始撰陈史，完成了武帝、文帝本纪。以后中书郎陆琼继续撰写，而失于烦杂，姚察曾就陆书加以删改。姚思廉根据其父旧稿，续补成书。《陈书》只有第二、三两卷的卷末称“陈吏部尚书姚察”，与《梁书》将近一半的论赞署名姚察者不同，可见思廉所据他父亲的旧稿不多。《陈书》虽也由魏徵总其成，但编次笔削主要出于思廉之手。该书篇幅不大，而需时如此之久，可能与时代过近，史臣顾虑有关。

　　（周一良）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六·史部二《○正史类二》

 　　△《南史》·八十卷（内府刊本）

　　唐李延寿撰。延寿事迹附载《新唐书·令狐德棻传》。延寿承其父大师之志，为《北史》、《南史》。而《南史》先成，就正於令狐德棻，其乖失者尝为改定。宋人称延寿之书删烦补阙，为近世佳史。顾炎武《日知录》又摘其《李安民》诸传一事两见，为纪载之疏。以今考之，《本纪》删其连缀诸臣事迹，《列传》则多删词赋，意存简要，殊胜本书。然宋、齐、梁、陈四朝九锡之文、符命之说、告天之词，皆沿袭虚言，无关实证，而备书简牍，陈陈相因，是芟削未尽也。且合累朝之书，勒为通史，发凡起例，宜归画一。今延寿於《循吏》、《儒林》、《隐逸传》既递载四朝人物。而《文学》一传，乃因《宋书》不立此目，遂始於齐之邱灵鞠。岂宋无文学乎？《孝义传》搜缀湮落，以备阙文，而萧矫妻羊氏、卫敬瑜妻王氏先后互载，男女无别。将谓史不当有《列女传》乎？况《北史》谓《周书》无《文苑传》，遂取《列传》中之《庾信》、《王褒》入於《文苑》。则宋之谢灵运、颜延之、何承天、裴松之诸人何难移冠《文苑》之前？《北史》谓魏、隋有《列女传》，齐、周并无此篇，今又得赵氏、陈氏附备《列女》。则宛陵女子等十四人何难取补《列女》之阙？书成一手，而例出两岐，尤以矛陷盾，万万无以自解者矣。盖延寿当日专致力於《北史》，《南史》不过因其旧文，排纂删润。故其减字节句，每失本意。间有所增益，又缘饰为多。如宋《路太后传》较《宋书》为详。然沈约修史，工於诋毁前朝，而不载路太后饮酒置毒之事，当亦揆以前后恩慈，不应存此异说也。延寿采杂史为实录，又岂可尽信哉？然自《宋略》、《齐春秋》、《梁典》诸书尽亡，其备宋、齐、梁、陈四史之参校者，独赖此书之存。则亦何可尽废也。

　　《中国大百科全书·南史》

　　汇合并删节记载南朝历史的《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唐李延寿撰。含宋本纪三卷、齐本纪二卷、梁本纪三卷、陈本纪二卷、列传七十卷，共八十卷。

　　李延寿，生卒年不详，出于陇西著姓，世居相州(今河南安阳)。父太师，熟悉前代旧事，以为南北朝互相隔绝，各朝史书详于本国而略于他国，有褒贬不当和失实处，因而有意按编年体记述南北朝史事，未成书而死。李延寿追承父志，记述从宋永初元年(420)到陈祯明三年(589)的史事，称为《南史》，于显庆四年(659)成书，与所纂从魏登国元年(386)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北史》并行。李延寿还曾参加《晋书》相五代史志(即《隋书》十志)的修撰，死时任符玺郎，并兼修国史。

　　《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烦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对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对各朝正史以删节为主，但有应删而未删的，如宋、齐、梁、陈四朝受禅前后的九锡文和告天之词等官样文章；有过求简炼以致混乱不确切的，如把都督某某几州诸军事、某州刺史的官衔，一律省成某某州刺史加都督；也有由于对原书史文未能很好领会而把重要字句删去的。《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丘灵鞠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太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图。《新唐书》李延寿传的评语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是不恰当的。

　　(周一良)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史部一《○正史类一》

　　△《魏书》·一百十四卷（内府刊本）

　　北齐魏收奉敕撰。收表上其书，凡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分为一百三十卷。今所行本为宋刘恕、范祖禹等所校定。恕等《序录》，谓隋魏澹更撰《后魏书》九十二卷。唐又有张太素《后魏书》一百卷。今皆不传。魏史惟以魏收书为主，校其亡逸不完者二十九篇，各疏於逐篇之末。然其据何书以补阙，则恕等未言。《崇文总目》谓澹书才存《纪》一卷、太素书存《志》二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引《中兴书目》，谓收书阙《太宗纪》，以魏澹书补之。《志》阙《天象》二卷，以张太素书补之。又谓澹、太素之书既亡，惟此《纪》、《志》独存，不知何据。是振孙亦疑未能定也。今考《太平御览·皇王部》所载《后魏书》，《帝纪》多取魏收书，而芟其字句重复。《太宗纪》亦与今本首尾符合，其中转增多数语。（“永兴四年宴群臣於西宫使各献直言”下，多“弗有所讳”四字。“泰常八年广西宫起外墙垣周回二十里”下，多“是岁民饥，诏所在开仓赈给”十一字。案此数语，《北史》有之，然《北史》前后之文与《御览》所引者绝异。）夫《御览》引诸史之文，有删无增，而此纪独异，其为收书之原本欤。抑补缀者取魏澹书而间有节损欤。然《御览》所引《后魏书》，实不专取一家。如此书卷十二《孝静帝纪》亡，后人所补，而《御览》所载《孝静纪》，与此书体例绝殊。又有西魏《孝武纪》、《文帝纪》、《废帝纪》、《恭帝纪》，则疑其取诸魏澹书。（《隋书·魏澹传》自道武下及恭帝为十二纪。刘知几《史通》云：“澹以西魏为真，故文帝称纪。”）又此书卷十三《皇后传》亡，亦后人所补。今以《御览》相校，则字句多同，惟中有删节。而末附《西魏五后》，当亦取澹书以足成之。盖澹书至宋初尚不止仅存一卷，故为补缀者所取资。至澹书亦阙，始取《北史》以补之（如《崔彧》、《蒋少游》及《西域传》）。故《崇文总目》谓魏澹《魏史》、李延寿《北史》与收史相乱，卷第殊舛。是宋初已不能辨定矣。惟所补《天象志》二卷为唐太宗避讳，可信为唐人之书无疑义耳。收以是书为世所诟厉，号为“秽史”。今以收《传》考之，如云收受尔朱荣子金，故减其恶。其实荣之凶悖，收未尝不书於册。至《论》中所云，若“修德义之风，则韩、彭、伊、霍，夫何足数”。反言见意，正史家之微词。指以虚褒，似未达其文义。又云杨愔、高德正势倾朝野，收遂为其家作传；其预修国史，得阳休之之助，因为休之父固作佳传。案：愔之先世为杨椿、杨津，德正之先世为高允、高祐。椿、津之孝友亮节，允之名德，祐之好学，实为魏代闻人。宁能以其门祚方昌，遂引嫌不录。况《北史·阳固传》称，固以讥切聚敛，为王显所嫉，因奏固剩请米麦，免固官，从征硖石。李平奇固勇敢，军中大事，悉与谋之。不云固以贪虐先为李平所弹也。李延寿书作於唐代，岂亦媚阳休之乎？又云卢同位至仪同，功业显著，不为立传。崔绰位止功曹，本无事迹，乃为首传。夫卢同希元义之旨，多所诛戮，后以义党罢官，不得云功业显著。绰以卑秩见重於高允，称其道德，固当为传独行者所不遗。观卢文诉辞，徒以父位仪同，绰仅功曹，较量官秩之崇卑，争专传附传之荣辱（《魏书》初定本、《卢同》附见《卢元传》，《崔绰》自有传，后奉敕更审，同立专传，绰改入附传），是亦未足服收也。盖收恃才轻薄，有惊蛱蝶之称，其德望本不足以服众。又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於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李延寿修《北史》，多见馆中坠简，参核异同，每以收书为据。其为《收传论》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芜，志存实录。”其必有所见矣。今魏澹等之书俱佚，而收书终列於正史，殆亦恩怨并尽而后是非乃明欤。收叙事详赡，而条例未密，多为魏澹所驳正。《北史》不取澹书，而《澹传》存其《叙例》。绝不为掩其所短，则公论也。

  　《中国大百科全书·魏书》

　　记述北朝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及东魏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北齐魏收撰，含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共一百二十四卷。原分为一百三十一卷，北宋时，例目一卷和纪传志中的二十九卷已亡佚。今本卷三太宗纪和天象志的三、四两卷，是宋人分别用隋魏澹《魏书》和唐张太素《魏书》所补。其余各卷乃用《北史》、高峻《小史》（亦称《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览》所补。另有二十九卷中也还有缺文。

　　魏收（506～572），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北魏中兴元年（531）曾以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东魏时期一直参与修国史。北齐受魏禅后，魏收任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天保二年（551）受诏撰魏史。四年任魏尹，但不理郡事，专力于魏史的修撰。五年三月奏上本纪、列传，十一月奏上十志。自北魏末经东魏到北齐，魏收参与修史达二十余年。前后协助其修史的，有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綦毋怀文、眭仲让等。但由于魏收“性憎胜己”，所援引的房、辛等都是依附他的人，多非史才，编修中没有起多大作用。

　　魏收从天保四年专任史职，到次年奏上全部《魏书》，不过年余，这是因为北魏修国史和起居注的工作，自魏道武帝拓跋珪以来始终未断。从开国到孝明帝末年部分，魏收都有所凭借，沿用旧史。只有北魏末和东魏共约二十年间的事迹，需重新搜集编写。至于东晋和十六国各传，是利用了崔鸿《十六国春秋》、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等。沈约《宋书》和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都可能得见，但宋齐时代相去不远，事实易于稽考，他又蔑视南朝文人，所以岛夷刘裕、萧道成传完全看不见袭用南朝沈、萧著作的痕迹。

　　魏晋以后，佛教逐渐兴盛，影响深入到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之中。道教也在政治、社会方面起相当作用，都应在史书中有所反映。但魏收之前的裴松之注《三国志》，以佛家事附于东夷传。沈约《宋书》附于蛮夷传。《魏书》中始设释老志，不能不目为卓识创举。北魏时鲜卑部族蕃衍，太和以后又有改鲜卑姓为汉姓之举。魏收师汉人氏族谱牒之意，结合北方民族部落族姓的风习，设官氏志，于百官之外兼志氏族，是适应时代特征的处理方法，为后人研究北魏历史提供了极大方便。《魏书》本纪、列传相连，而志列在最后，符合刘知几《史通》所谓：“本纪所书，资传乃显，表志异体，不必相涉。”列传的类列和次第，也都各有其意义。书中收录的诏令奏议，大都关系政治，其他文章，也足供考察作者身世和为人。而当时流行的轻浮诗文，所取极少。这些都是《魏书》的显著优点。

　　魏收在北齐时修魏史，北齐继承东魏，他不得不以东魏为正统，因有不少挂漏，对高欢也多溢美。例如地形志以文书散佚为理由，不依据北魏最盛的宣武帝延昌年间版图，反而采用偏安的东魏武定之世为标准，给后代研究北魏历史造成很大困难。魏收为人恃才傲物，利用修史凌侮别人，“迁怒所至，毁及高曾”。因而申诉其不公平者百有余人，称其书为“秽史”。实际上，作为封建史家，在政治上的荦荦大端，魏收的观点和当时统治阶级公认的看法是相一致的。例如传说他因受金而为尔朱荣作佳传，但《魏书》尔朱传中对他的专横残暴以及给魏朝统治带来的祸害，都有充分的描述和足够的谴责。“秽史”之说，只是一些门阀士族斤斤于自己祖先在书中的反映，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周一良）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史部一《○正史类一》

　　△《北齐书》·五十卷（内府刊本）

　　唐李百药奉敕撰。盖承其父德林之业，纂缉成书，犹姚思廉之继姚察也。大致仿《后汉书》之体，卷后各系《论赞》。然其书自北宋以后渐就散佚，故晁公武《读书志》已称残阙不完。今所行本，盖后人取《北史》以补亡，非旧帙矣。今核其书，《本纪》则《文襄纪》集冗杂，《文宣纪》、《孝昭纪》论辞重复；《列传》则九卷、十卷、十一卷、十四卷、十五卷、二十六卷、二十七卷、二十九卷至四十卷俱无《论赞》，二十八卷有《赞》无《论》，十二卷、四十六卷、四十七卷、四十八卷、四十九卷有《论》无《赞》。又《史通》引李百药《齐书·论魏收》云：“若使子孙有灵，窃恐未挹高论。”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门，志存实录，诋讦奸私。”今《魏收传》无此语，皆掇拾者有所未及也。至如《库狄干传》之连及其子士文、《元斌传》之称齐文襄，则又掇拾者刊削未尽之辞矣。北齐立国本浅，文宣以后，纲纪废弛，兵事俶扰，既不及后魏之整饬疆圉，复不及后周之修明法制。其倚任为国者，亦鲜始终贞亮之士，均无奇功伟节，资史笔之发挥。观《儒林》、《文苑》传叙，去其已见《魏书》及见《周书》者，寥寥数人，聊以取盈卷帙。是其文章萎苶，节目丛脞，固由於史材、史学不及古人，要亦其时为之也。然一代兴亡，当有专史。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人材之优劣，於是乎有徵焉。未始非后来之鉴也。

 　 《中国大百科全书·北齐书》

　　记述北朝高齐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李百药撰。原名《齐书》，宋代始加北字，以示与《南齐书》相区别。含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共五十卷。该书北宋时已残缺不全，大致第四、十三、十六至二十五、四十一至四十五，共十七卷是李氏原书，其余是后人用《北史》、高峻《小史》所补。大体纪传中有史臣论和赞，并称高祖、世宗、显祖、肃宗、世祖等庙号者，是李书原文；称谥号如神武、文襄、文宣、孝昭、武成的部分，则出于《北史》。五十卷之中，一卷有赞无论，五卷有论无赞，十九卷论赞全缺。

　　李百药（565～648），字重规，定州安平（今属河北）人。父李德林，北齐时参预修国史，完成纪、传二十七卷。隋开皇初，奉诏续撰，增为三十八卷。唐贞观元年（627），李百药拜中书舍人，又受诏撰齐书。根据李德林的旧稿，杂采他书，扩充改写为五十卷，贞观十年成书。

　　该书中不少记述用当时口语，李百药可能利用了刘知几所称赞的隋代王劭所撰《齐志》。《北齐书》和萧子显《南齐书》都仿效范晔的《后汉书》体例，每卷末尾在史臣论之后，又有韵文写成的赞，叠床架屋，颇嫌繁复。

　　（周一良）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史部一《○正史类一》

　　△《周书》·五十卷（内府刊本）

　　唐令狐德棻等奉敕撰。贞观中修梁、陈、周、齐、隋五史，其议自德棻发之。而德棻专领《周书》，与岑文本、崔仁师、陈叔达、唐俭同修。晁公武《读书志》，称宋仁宗时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又募天下书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馆阁是正其文字。其后林希、王安国上之。是北宋重校，尚不云有所散佚。今考其书，则残阙殊甚，多取《北史》以补亡。又多有所窜乱，而皆不标其所移掇者何卷，所削改者何篇。遂与德棻原书混淆莫辨。今案其文义，粗寻梗概，则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俱《传》后无《论》。其传文多同《北史》，惟更易《北史》之称周文者为太祖。《韦孝宽传》连书周文、周孝闵帝，则更易尚有未尽。至《王庆传》连书大象元年、开皇元年，不言其自周入隋，尤剽取《北史》之显证矣。又如《韦孝宽传》末删《北史》“兄敻”二字，则《韦敻传》中所云与孝宽并马者，事无根源。《卢辩传》中删去其曾事节闵帝事，则传中所云及帝入关者，语不可晓。是皆率意刊削，遂成疏漏。至於遗文脱简，前后叠出，又不能悉为补缀。盖名为德棻之书，实不尽出德棻。且名为移掇李延寿之书，亦不尽出延寿。特大体未改而已。刘知几《史通》曰：“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书文而不实，雅而不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繁。寻宇文开国之初，事由苏绰。军国词令，皆准尚书。太祖敕朝廷他文，悉准於此。盖史臣所记，皆禀其规。柳虬之徒，从风而靡。”案绰文虽去彼淫丽，存兹典实，而陷於矫枉过正之失，乖乎适俗随时之义。苟记言若是，则其谬愈多。爰及牛弘，弥尚儒雅，即其旧事，因而勒成，务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闻，惟凭本书，重加润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又议其以王劭、蔡允恭、萧韶、萧大圜、裴政、杜台卿之书中有俚言，故致遗略。其诋諆德棻甚力。然文质因时，纪载从实。周代既文章尔雅，仿古制言，载笔者势不能易彼妍辞，改从俚语。至於敌国诋谤，里巷谚谣，削而不书，史之正体。岂能用是为讥议哉？况德棻旁徵简牍，意在摭实。故《元伟传》后於元氏戚属事迹湮没者，犹考其名位，连缀附书，固不可概斥为疏略。《庾信传论》仿《宋书·谢灵运传》之体，推论六义源流，於信独致微辞。良以当时俪偶相高，故有意於矫时之弊，亦可见其不专尚虚辞矣。知几所云，非笃论也。晁公武《读书志》祖述其语，掩为己说。听声之见，尤无取焉。

 　 《中国大百科全书·周书》

　　叙述北朝宇文周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令狐德棻等撰。含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共五十卷。该书北宋时已残缺不全。今本每卷纪传都有史臣论，而第十八、二十四、二十六、三十一、三十二共五卷缺，大约不是令狐德棻的原本。其中三十一、三十二两卷全用《北史》补。二十四、二十六两卷大约是用高峻《小史》所补，而第二十四卷脱漏尤多。

　　令狐德棻（583～666），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在唐初颇有文名，多次参加官书的编写。武德五年（622），任秘书丞，向唐高祖李渊提出：梁陈和北齐还有记载保存，而由于隋末战乱，周隋文献多有遗缺。现在耳目所及，还能得到可以凭信的史料。唐因隋继承北周历数，唐朝祖先建立功业都在周时。因此令狐德棻建议，修梁、陈、齐、周、隋五朝之史。高祖采纳其意见，并给每一史都委派了主持人。时过数年，修史事业未能成就。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又下令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周史由令狐德棻和秘书郎岑文本负责，德棻又推荐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协助。贞观十年成书。北周诏令文书多仿先秦文体，《周书》如实照录。但书中叙事纪言，也往往过于文雅，华而失实，不能恰当反映北周当时风气，因而《周书》在《史通》中多处受到刘知几的批评。

　　（周一良）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六·史部二《○正史类二》

　　△《北史》·一百卷（内府刊本）

　　唐李延寿撰。延寿表进其书，称《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为《北史》，与今本卷数符合。《文献通考》作八十卷者误也。延寿既与修《隋书》十志，又世居北土，见闻较近。参核同异，於《北史》用力独深。故叙事详密，首尾典赡。如载元韶之奸利，彭乐之勇敢，郭琬、沓龙超诸人之节义，皆具见特笔。出《郦道元》於《酷吏》，附《陆法和》於《艺术》，离合编次，亦深有别裁。视《南史》之多仍旧本者，迥如两手。惟其以姓为类，分卷无法。《南史》以王、谢分支，《北史》亦以崔、卢系派。故家世族，一例连书。览其姓名，则同为父子；稽其朝代，则各有君臣。参错混淆，殆难辨别。甚至《长孙俭》附《长孙嵩传》，《薛道衡》附《薛辨传》，遥遥华胄，下逮云仍，隔越抑又甚矣。考延寿之叙次《列传》，先以魏宗室诸王，次以魏臣，又次以齐宗室，及齐臣，下逮周、隋，莫不皆然。凡以勒一朝始末，限断分明。乃独於一二高门，自乱其例，深所未安。至於杨素父子，有关隋室兴亡，以其系出弘农，遂附见魏臣《杨敷传》后。又魏收及魏长贤诸人，本非父子兄弟，以其同为魏姓，遂合为一卷，尤为舛迕。观延寿《叙例》，凡累代相承者皆谓之“家传”。岂知“家传”之体不当施於国史哉？且《南北史》虽曰二书，实通为一家之著述。故延寿於《裴蕴传》云：“祖之平，父忌，《南史》有传。”《王颁传》云：“父僧辨，《南史》有传。”即互相贯通之旨也。乃《南史》既有《晋熙王昶传》矣，《北史》复有《刘昶传》；《南史》既有《鄱阳王宝寅传》矣，《北史》复有《萧宝夤传》；《南史》既有《豫章王综》、《乐良王大圜》传矣，《北史》复有《萧赞》（萧综入魏改名赞）、《萧大圜》传。朱修之、薛安都诸人《南史》则取诸《宋书》，《北史》则取诸《魏书》，不为删并。殆专意《北史》，无暇追删《南史》，以致有此误乎？然自宋以后，《魏书》、《北齐书》、《周书》皆残阙不全，惟此书仅《麦铁杖传》有阙文，《荀济传》脱去数行，其馀皆卷帙整齐，始末完具。徵北朝之故实者，终以是书为依据。故虽八书具列，而二史仍并行焉。

  　《中国大百科全书·北史》

　　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唐李延寿撰。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记述从北魏登国元年（386）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历史。今本《北史》于贞观十七年（643）成书。其中有残缺，如卷十二隋炀帝纪全篇亡佚，乃后人用《隋书》所补。魏孝文六子传、李崇传、魏收传等皆有脱文。

　　李延寿（生卒年不详），唐初相州人，官至符玺郎。《北史》的撰著始于其父李太师（编纂经过见《南史》）。李氏世居北方，见闻较近，所以《北史》中不见于正史的材料较《南史》稍多。如据魏澹《魏书》新增西魏三帝纪及后妃等传。所增北齐史事中有很多有意义的轶事，且多口语。在编纂体制方面，以西魏为正统，与魏收所撰《魏书》不同。南朝宗室流入北方者，汇为一卷，详记其事迹，而在《南史》各帝诸子传中，只附见其名，或略叙数语，两史配合较好。对著名大族采取家传写法，即在诸臣传中一般都将其子孙附载于一传，不论所处朝代。但出郦道元于酷吏传，附陆法和于艺术传，也可看出安排的用心，与《南史》一仍旧贯有所不同。

　　（周一良）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史部一《○正史类一》

　　△《隋书》·八十五卷（内府刊本）

　　唐魏徵等奉敕撰。贞观三年，诏徵等修隋史。十年成纪传五十五卷。十五年又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显庆元年，长孙无忌上进。据刘知几《史通》所载，撰《纪传》者为颜师古、孔颖达。（案：《集古录》据《颖达墓碑》，谓碑称与魏郑公同修《隋书》，而传不著。盖但据《旧唐书》言之，未考知几书也。）撰《志》者为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案：宋刻《隋书》之后有天圣中校正旧跋，称同修《纪传》者尚有许敬宗，同修《志》者尚有敬播。至每卷分题，旧本十《志》内惟《经籍志》题侍中郑国公魏徵撰。《五行志序》或云褚遂良作。《纪传》亦有题太子少师许敬宗撰者。今从众本所载，《纪传》题以徵、《志》题以无忌云云。是此书每卷所题撰人姓名。在宋代已不能画一。至天圣中重刊，始定以领修者为主，分题徵及无忌也。其《纪传》不出一手，间有异同。如《文帝本纪》云“善相者赵昭”，而《艺术传》则作“来和”。又《本纪》云“以贺若弼为楚州总管”，而弼本传则作“吴州”。盖卷帙浩繁，牴牾在所不免。至顾炎武《日知录》所摘《突厥传》中上言沙钵略可汗击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闾以隋所赐旗鼓西征阿波，敌人以为隋兵所助，多来降附，遂生擒阿波一条，则疑上文本言击阿波破之，传写误衍一“擒”字。炎武以为一事重书，似未必然也。其十《志》最为后人所推，而或疑其失於限断。考《史通·古今正史篇》，称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仍以秘书监魏徵总知其务。始以贞观三年创造，至十八年方就。合为五代纪传，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书成，下於史阁，惟有十《志》，断为三十卷。寻拟续奏，未有其文。太宗崩后，刊勒始成其篇第，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云云。是当时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本连为一书，十《志》即为五史而作，故亦通括五代。其编入《隋书》，特以隋於五史居末，非专属隋也。后人五史各行，十《志》遂专称《隋志》，实非其旧。乃议其兼载前代，是全不核始末矣。惟其时《晋书》已成，而《律历志》所载《备数》、《和声》、《审度》、《嘉量》、《衡权》五篇，《天文志》所载《地中》、《晷影》、《漏刻》、《经星》、《中宫二十八舍》、《十煇》诸篇，皆上溯魏、晋，与《晋志》复出，殊非史体。且同出李淳风一人之手，亦不应自剿己说。殆以《晋书》不在五史之数，故不相避欤。《五行志》体例与《律历》、《天文》二志颇殊，不类淳风手作。疑宋时旧本题褚遂良撰者，未必无所受之。《地理志》详载山川，以定疆域。《百官志》辨明品秩，以别差等。能补萧子显、魏收所未备。惟《经籍志》编次无法，述经学源流，每多舛误。如以《尚书二十八篇》为伏生口传，而不知伏生自有《书》教齐、鲁间。以《诗序》为卫宏所润益，而不知传自毛亨。以《小戴礼记》有《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为马融所增益，而不知刘向《别录礼记》已载此三篇。在十《志》中为最下。然后汉以后之艺文，惟藉是以考见源流，辨别真伪，亦不以小疵为病矣。 

  　《中国大百科全书·隋书》

　　记载隋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八十五卷，内帝纪五卷，志三十卷，列传五十卷。纪、传主要记载隋文帝开皇元年(581)至恭帝义宁二年(618)共三十八年的历史。

　　《隋书》是唐初设史馆制度后的官修史书。纪、传和志由不同作者先后撰成。唐太宗贞观三年(629)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奉敕编撰《隋书》纪传，魏徵监修，贞观十年完成。“隋史序论，皆徵所作”。志十篇由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颜师古等人分修，令狐德棻监修。唐高宗永徽三年(652)，改由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656)修成，历时十五年。长孙无忌领衔表进，但他并没有参预编撰。天文、律历、五行三篇志由李淳风执笔，地理志由颜师古撰写，其他志已不知撰人。

　　早在隋文帝时，王劭已将隋朝历史按类分编，撰成《隋书》八十卷。炀帝时，王胄等撰成《大业起居注》。唐人修撰《隋书》，充分吸取了以往的成果。其记述文帝、炀帝、恭帝史事颇详，有不少重要史料。如开皇十年(590)五月制，“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六月制，“人年五十，免役收庸”。十四年六月诏，“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不得治生，与人争利”。皆有关社会经济，为学者重视。其传亦有特点，《文四子传》叙文帝诸子骄淫放纵，争夺权利，间或直录口语，颇能反映当时实情。《长孙晟传》叙隋与突厥交涉往来，反映两个政权的实力消长。《西域传》第一次记载昭武九姓诸国，为研究西域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

　　唐初编撰的《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和《隋书》都只有纪传，而无志。为了与之配合，便统一编写《五代史志》，原是单独成书，后来编入《隋书》。《隋书》的天文、律历二志记载魏晋以来，特别是南北朝时期著名天文学家、历法学家的成就和流派，并作了比较和评论。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研究，张子信和刘焯关于“日行盈缩”的探讨，以及汉魏以来历代度量衡变迁的情况，志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地理志以隋炀帝大业五年(609)的地理状况为准，记载全国郡县户口、山川形势、建置沿革，以及各地区的风俗、物产，并提供了当时国内外交通状况的重要资料。对于隋以前的地理状况，只在附注中作了说明。

    食货志和刑法志同样以记录隋事为详，如有关土地、户籍、赋役制度和货币状况，其他各个朝代则比隋代简略。刑法志历举五代律书的编撰，只有隋代的立法毁法情况写得比较具体。乐志三卷，隋事居半，其中记载郑译从龟兹人苏祇婆所得七调，成为唐代燕乐的本源；介绍隋炀帝所定九部乐的源流、歌曲、乐器等，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经籍志以隋东都观文殿藏书目录为依据，将所有书籍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著录当时古籍保存和散佚情况，并概括地叙述各种学术源流，使汉、隋之际的古籍状况得以考见，此外，隋帝优待臣僚，赏赐田地、奴婢，不愿减功臣之地以给百姓；隋朝国库的粮绢储备可支用数十年，而赋役征调仍很重，力役、徭役频繁，刑法严酷，劳动人民被迫不断进行反抗斗争等，这类重要资料，在《隋书》纪传和食货、刑法志中，都有不少记载。

　　《隋书》最早刻于北宋天圣二年(1024)，已失传。另有南宋嘉定间刻本残卷六十五卷及南宋另一刻本残存五卷传世。元朝大德年间饶州路刻本是比较好的版本，涵芬楼百衲本《隋书》即据此影印。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刊本是较为流行的版本。1973年中华书局影印的校点本即依据以上数种版本校勘整理而成，是目前最好的通行本。

　　(张泽咸)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六·史部二《○正史类二》

　　△《旧唐书》·二百卷（内府刊本）

　　晋刘昫等奉敕撰。《五代史记》昫本传，不言昫撰此书，史漏略也。自宋嘉祐后，欧阳修、宋祁等重撰新书，此书遂废。然其本流传不绝。儒者表昫等之长以攻修、祁等之短者亦不绝。今观所述，大抵长庆以前，《本纪》惟书大事，简而有体；《列传》叙述详明，赡而不秽。颇能存班、范之旧法。长庆以后，《本纪》则诗话、书序、婚状、狱词委悉具书，语多支蔓。（如《文宗纪》云：上每诵杜甫《曲江行》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乃知天宝以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又云：户部侍郎判度支王彦威进所撰《供军图略》，其序云云。《武宗纪》云：右庶子吕让进状，亡兄温女太和七年嫁左卫兵曹萧敏，生二男，开成三年敏心疾乖忤，因而离婚，今敏日愈，却乞与臣侄女配合。又云：御史台奏：据三司推勘吴湘狱，谨具逐人罪状如后，扬州都虞候卢行立、刘群於会昌二年五月十四日于阿颜家吃酒云云。）《列传》则多叙官资，曾无事实。或但载宠遇，不具首尾。（如《夏侯孜传》祇载历官所至及责让诏词，不及一事，《朱朴传》祇载其相昭宗而不及其始末。）所谓繁略不均者，诚如宋人之所讥。按《崇文总目》，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讫於开元，凡一百一十卷。韦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史官令狐峘等复於纪志传随篇增辑，而不加卷帙。为《唐书》一百三十卷。是《唐书》旧稿，实出吴兢。虽众手续增，规模未改。昫等用为蓝本，故具有典型。观《顺宗纪·论题史臣韩愈》、《宪宗纪·论题史臣蒋系》，此因仍前史之明证也。至长庆以后，史失其官，无复善本。昫等自采杂说传记排纂成之，动乖体例，良有由矣。至於卷一百三十二既有《杨朝晟传》，卷一百四十四复为立传；《萧颖士》既附见於卷一百二，复见於卷一百九十《文苑传》；宇文韶《谏猎表》既见於卷六十二，复见於卷六十四；蒋乂《谏张茂宗尚主疏》既见於卷一百四十一，复见於卷一百四十九。《舆服志》所载条议，亦多同《列传》之文。盖李崧、贾纬诸人各自编排，不相参校。昫掌领修之任，曾未能钩稽本末，使首尾贯通，舛漏之讥，亦无以自解。平心而论，盖瑕瑜不掩之作。党新书者必谓事事胜旧书，党旧书者又必谓事事胜新书，皆偏见也。我皇上独秉睿裁，定於正史之中二书并列，相辅而行。诚千古至公之道。论史诸家可无庸复置一议矣。

  　《中国大百科全书·旧唐书》

　　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百卷。内帝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五代后晋时，刘昫、张昭远等撰。记载了唐朝自高祖武德元年（618）至哀帝天祐四年（907）共二百九十年的历史。

　　唐朝历代修有实录。自唐初以来便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以吴兢、韦述所撰最为有名。吴兢撰成《唐书》六十五卷（一说九十八卷），韦述又补遗续缺，撰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续作。但武宗实录不全，以后历朝实录没有修成，史事缺略。后梁、后唐两代都曾下令广泛征集唐史资料。后晋时，贾纬以所搜集的遗文和故旧传说等，编为《唐年补录》六十五卷。后晋高祖石敬瑭天福六年（941）二月下令编修唐史，以宰相赵莹监修。

　　他挑选文士，拟订了完整而庞大的搜集资料和编写工作的计划。写作是在唐国史的基础上，利用当时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缀补而成。由于编者对实录、国史的原文没有作必要的修改，因而保存了一些理应修改的原文。如《旧唐书》的纪传中多次出现“上即位”、“今上”、“至今赖之”等字样，都是沿袭旧史的明证。武宗以后无旧史可凭借，史官们将采访所得资料，事无巨细，全数收录。这也说明《旧唐书》的编撰比较粗疏，但因此保存了大量原始的历史资料，是《新唐书》所不能比拟的。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唐纪时，充分采用了《旧唐书》。

　　《旧唐书》十一志共三十卷，其中《礼仪志》七卷，篇幅最大，主要是根据《开元礼》改编而成。《音乐志》四卷，多取材于《通典》，对南朝时的吴声、西曲的起源和歌辞颇多叙述，而对唐代的宴乐歌辞，反认为“词多不经”，没有记载。《历志》三卷，记载唐初傅仁均所造《戊寅历》、高宗时李淳风所造《麟德历》、玄宗时僧一行所造《大衍历》三家历法。《天文志》二卷，记载僧一行和梁令瓒所造的天文仪器黄道游仪，以及一行实测子午线每度之间距离的经过。《五行志》一卷，列举各地不同的自然灾害，其中还有不少反映民生困苦、工商业状况和国内外交通方面的资料。《地理志》四卷，记载了全国边防镇戍的分布和兵马人数，并以天宝十一载（752）疆域为准，分道叙述了各地州县设置和户口等情况。《职官志》三卷，不少文字是照抄《唐六典》，并记载了代宗永泰二年（766）时官品的变革。《舆服志》一卷，记载唐代帝、后、王、妃以及百官按品级规定的车舆、衣冠、服饰制度，用以区别贵贱士庶，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经籍志》二卷，以开元盛世为准，记录了经、史、子、集四部的存书。志序还扼要叙述了安史之乱后直至后梁迁洛期间国家书籍的残损情况。《食货志》二卷，比较集中地记载了唐代田制、赋役、钱币、盐法、漕运、仓库乃至杂税、榷酤等有关经济史资料。《刑法志》一卷，记载了唐代法典律、令、格、式（见律令格式）的制订过程，并有关于执行情况的概略叙述。总的说来，《旧唐书》诸志集中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但也存在着错讹和重大遗漏。

　　在北宋编撰的《新唐书》问世以后，《唐书》始有新旧之分。《新唐书》通行，该书受到冷遇。南宋初年刻印之后久无印本。明代中叶，有人在吴中张、王两家分别获得宋版《唐书》的列传和纪志。嘉靖十七年（1538），余姚闻人铨等重刻《旧唐书》，但传布不广。清乾隆时，《旧唐书》始复刻重印于世。由于长期没有印本，书中存在不少残缺和相互歧异之处。清人罗土琳等撰《旧唐书校勘记》六十六卷，可供参看。百衲本《旧唐书》是用南宋绍兴刊本残存的六十七卷，配以闻人铨本影印的，也是目前最好的版本。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的校点本现在比较通行。

　　（张泽咸）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六·史部二《○正史类二》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内府刊本）

　　宋欧阳修、宋祁等奉敕撰。其监修者则曾公亮，故书首《进表》以公亮为首。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旧例修书，止署官高一人名衔。欧公曰：‘宋公於我为前辈，且於此书用力久，何可没也？’遂於《纪传》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逊，故书中《列传》题祁名，《本纪》、《表》、《志》题修名。”然考《隋书》诸志，已有此例，实不始於修与祁。又《宋史·吕夏卿传》，称《宰相世系表》夏卿所撰，而书中亦题修名，则仍以官高者为主。特诸史多用一人，此用二人为异耳。是书本以补正刘昫之舛漏，自称事增於前，文省於旧。刘安世《元城语录》则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即其说而推之，史官记录，具载旧书，今必欲广所未备，势必蒐及小说，而至於猥杂。唐代词章，体皆详赡，今必欲减其文句，势必变为涩体，而至於诘屈。安世之言，所谓中其病源者也。若夫《史》、《汉》本纪，多载诏令，古文简质，至多不过数行耳。唐代王言，率崇缛丽，骈四俪六，累牍连篇。宋敏求所辑《唐大诏令》，多至一百三十卷。使尽登《本记》，天下有是史体乎？祁一例刊除，事非得已，过相訾议，未见其然。至於吕夏卿私撰《兵志》，见晁氏《读书志》；宋祁别撰纪志，见王得臣《麈史》。则同局且私心不满。书甫颁行，吴缜《纠谬》即踵之而出。其所攻驳，亦未尝不切中其失。然一代史书，网罗浩博，门分类别，端绪纷拏。出一手则精力难周，出众手则体裁互异。爰从三史以逮八书，牴牾参差，均所不免。不独此书为然。吕宋之书，未知优劣。吴缜所纠，存备考证则可。因是以病新书，则一隅之见矣。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唐书》

　　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百二十五卷，内帝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北宋宋祁（998～1061）、欧阳修等撰，前后费时十七年，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其《进唐书表》称，和《旧唐书》比较，“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立传纪实，或增或损”。据统计，《旧唐书》帝纪三十万字，《新唐书》帝纪简化为九万字，内容还有所增添。《新唐书》删去《旧唐书》中六十一人列传，增写三百三十一人列传，还增加志三篇，表四篇。全书所载史事比《旧唐书》多，特别是晚唐时的史事，比《旧唐书》大为充实。但为了追求事增文省，因而有不少删节失实之处。

　　参加编修的人先后变动很大，实际上是由宋祁和欧阳修主持编写。宋祁始终参加编写工作，撰成列传一百五十卷。欧阳修是在设立唐书局十年之后奉命参加，负责编修纪、志与表，后来只完成帝纪和志的一部分。律历、天文、五行诸志为刘羲叟、梅尧臣等人所作。

　　《新唐书》目录（明嘉靖本）

　　《新唐书》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都被采辑编入。新书诸志大多比旧志详细，食货志由原来的两卷增至五卷，有关屯田、和籴、矿产、职田、俸料等方面的内容，是《旧唐书》所没有的。地理志由四卷增至八卷，内容也有不少革新，大量记载全国各地修筑河渠陂堰的史实，有助于了解唐代的农田水利；还详细记载诸道、州、县上贡土特产的情形；逐一开列各地所设军府、军、镇、守捉，反映了唐代的军事部署情况；集中叙述羁縻州，有助于了解唐代各少数族的居住分布及其开发情况；又根据唐德宗时宰相贾耽的《皇华四达记》，扼要记述了唐朝与境外交通的七条道路，有助于了解唐代中原与少数族地区以及和亚洲各国的友好交往。其《艺文志》增补了《旧唐书·经籍志》所缺的中唐以后的唐人著作，甚为重要。

　　《新唐书》增写兵志、选举志和仪卫志，在正史中是第一次，为《宋史》以后诸史所沿袭。兵志简略记载唐代军事制度及其变化。选举志主要记载唐代官吏的来源、学校科举和官吏铨选、考核等方面的内容。

　　《新唐书》恢复了《史记》、《汉书》设表的传统，立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和宰相世系四表，共十五卷。四表对唐代宰相的任免，地方藩镇势力的消长离合，宗室支派的兴衰，以及曾任宰相的姓族升降等情况，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其中《宰相世系表》尤有特色，颇便于稽查人物。但自宋代以来，不断有人指出，它采用各家谱牒，多有谬误与遗漏。

　　新、旧《唐书》在保存历史资料方面，各有所长。《旧唐书》保存了唐实录和国史的大量原始素材，《新唐书》则广泛利用宋人所能见到的各种历史资料，丰富和补充《旧唐书》的缺漏。因此，两唐书的史料价值互有短长。

　　《新唐书》最早刻于北宋仁宗时，现存八卷（每页十四行）；另有北宋十六行本，现存一百二十四卷；南宋刊十行本，现存两卷。涵芬楼百衲本《新唐书》即据上述诸书影印。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刊本流行较广。1975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校点本是以百衲本《新唐书》为底本，并参考其他刊本整理而成，其中地理志部分校勘最好，校点本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张泽咸）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六·史部二《○正史类二》

　　△《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薛居正等奉敕撰。考晁公武《读书志》云：“开宝中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监修。”《玉海》引《中兴书目》云：“开宝六年四月戊申，诏修《五代史》。七年闰十月甲子，书成。凡百五十卷，《目录》二卷，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为稿本。其后欧阳修别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於家。修没后，官为刊印，学者始不专习薛史。然二书犹并行於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诏学官止用欧阳修史，於是薛史遂微。元、明以来，罕有援引其书者。传本亦渐就湮没。惟明内府有之，见於《文渊阁书目》，故《永乐大典》多载其文。然割裂淆乱，已非居正等篇第之旧。恭逢圣朝右文稽古，网罗放佚，零缣断简，皆次第编摩。臣等谨就《永乐大典》各韵中所引薛史，甄录条系，排纂先后，检其篇第，尚得十之八九。又考宋人书之徵引薛史者，每条采录，以补其阙。遂得依原本卷数，勒成一编，晦而复彰，散而复聚，殆实有神物呵护，以待时而出者。遭逢之幸，洵非偶然也。欧阳修文章远出居正等上，其笔削体例，亦特谨严，然自宋时论二史者即互有所主。司马光作《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皆专据薛史，而不取欧史。沈括、洪迈、王应麟辈为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於薛、欧二史亦多兼采，而未尝有所轩轾。盖修所作皆刊削旧史之文，意主断制，不肯以纪载丛碎，自贬其体。故其词极工，而於情事或不能详备。至居正等奉诏撰述，本在宋初。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故异同所在，较核事迹，往往以此书为证。虽其文体平弱，不免叙次烦冗之病。而遗闻琐事，反藉以获传，实足为考古者参稽之助。又欧史止述《司天》、《职方》二考，而诸志俱阙。凡礼乐职官之制度、选举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开宋制者，一概无徵，亦不及薛史诸志为有裨於文献。盖二书繁简，各有体裁，学识兼资，难於偏废。昔修与宋祁所撰《新唐书》，事增文省，足以括刘眗旧书。而眗书仰荷皇上表章，今仍得列於正史。况是书文虽不及欧阳，而事迹较备，又何可使隐没不彰哉？谨考次旧文，釐为《梁书》二十四卷，《唐书》五十卷、《晋书》二十四卷、《汉书》十一卷、《周书》二十二卷、《世袭列传》二卷、《僣伪列传》三卷、《外国列传》二卷、《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别为《目录》二卷。而蒐罗排纂之意，则著於《凡例》，兹不赘列焉。

  　《中国大百科全书·旧五代史》

　　记载五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一百五十卷。书中叙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907～960）共五十四年的历史。因系五代各自为书，故原名《梁唐晋汉周书》。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命宰相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穆、李昉等同修。后为区别于欧阳修撰的《五代史记》，故称《旧五代史》。书中有本纪、列传、志三部分。十国中对五代称臣奉朔各国，如荆南（南平）、楚、吴越等，入《世袭传》，余入《谮伪传》，契丹、吐蕃等入《外国传》。人物传各归本朝，不再分类，故无类传名目。有天文、历、五行、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等十志。该书取材于各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等书，文献完备；且修史时五代结束未久，编撰人对当时情况多能了解，故史料较丰富。自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立欧阳修《五代史记》于学官后，该书渐废。自明中叶至清乾隆约二百年间，传本不行于世。今本系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馆臣邵晋涵等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用《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鉴考异》、《五代会要》、《契丹志》等书补充，并参考新、旧《唐书》、《东都事略》、《续资治通鉴长编》、《五代春秋》、《九国志》、《十国春秋》及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作为考异附注，大体按原书篇目编排而成，实为《旧五代史》辑本。虽非原书，但仍保留大量史料，与欧史可互相补充。辑本中凡触犯清朝避忌，及遇胡、虏、夷、狄等字时，多有窜改。近人陈垣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叙述甚详。原印行的辑本共有三种：①乾隆四十九年（1784）武英殿刊本；②1921年丰城熊氏影印南昌彭氏藏本，即《四库全书》初写本；③1925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甬东卢氏抄藏四库原辑本，百衲本即用该本影印。1976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乃以熊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和有关书籍整理而成。

　　（刘乃和）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六·史部二《○正史类二》

　　△《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内府刊本）

　　宋欧阳修撰。本名《新五代史记》。世称《五代史》者，省其文也。唐以后所修诸史，惟是书为私撰，故当时未上於朝。修殁之后，始诏取其书，付国子监开雕，遂至今列为正史。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而事实则不甚经意。诸家攻驳，散见他书者无论。其特勒一编者，如吴缜之《五代史纂误》、杨陆荣之《五代史志疑》，引绳批根，动中要害，虽吹求或过，要不得谓之尽无当也。然则《薛史》如《左氏》之纪事，本末赅具，而断制多疏。欧史如《公》、《穀》之发例，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两家之并立，当如三传之俱存，尊此一书，谓可兼赅五季，是以名之轻重为史之优劣矣。且周官太史掌国之六典，汉法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史之所职，兼司掌故。八书十志，迁、固相因。作者沿波，递相撰述。使政刑礼乐，沿革分明，皆所谓国之大纪也。修作是书，仅《司天》、《职方》二考，寥寥数页，馀概从删，虽曰世衰祚短，文献无徵，然王溥《五代会要》，搜辑遗编，尚裒然得三十卷，何以经修编录，乃至全付阙如。此由信《史通》之谬谈，（刘知几欲废表志，见《史通》《表历》、《书志》二篇）成兹偏见。元纂宋、辽、金三《史》，明纂《元史》，国朝纂《明史》，皆仍用旧规，不从修例。岂非以破坏古法，不可以训乎？此书之失，此为最大。若不考韩通之褒赠（案宋太祖褒赠韩通敕，今载《宋文鉴》中），有所讳而不立传者，一节偶疏，诸史类然，不足以为修病也。修之文章，冠冕有宋。此书一笔一削，尤具深心，其有裨於风教者甚大。惟其考证之疏，则有或不尽知者。故具论如右，俾来者有所别白。其注为徐无党作，颇为浅陋，相传已久，今仍并录之焉。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五代史》

　　记载五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七十四卷，内纪十二卷，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北宋欧阳修撰。记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907～960）五十四年的历史。原名《五代史记》，为与薛居正撰《五代史》（见《旧五代史》）相区别，故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它是唐代以后唯一的私修史书。薛居正之书系五代分叙，该书则将五代融而为一。其本纪连叙五代，诏令全删去，事迹简净。传皆用类传，有家人、死节、死事、一行、唐六臣、义儿、伶官、杂传等传目，多为此书创立。书中将专在某代为官者，列入某代的大臣传中；唐六臣传皆唐末大臣助朱温篡唐者，名为唐臣，意在讽刺；杂传指历仕各代，无类可归者，实为贬斥。十国称为世家，并有《十国世家年谱》。关于典章制度，只有司天（即天文志）、职方（即地理志）二考，较简略。全书仿效春秋笔法，多所褒贬。突出尊王思想：强调君臣、父子封建秩序，史论常用“呜呼”二字发端，发表感慨议论。作者是著名古文家，该书文字简洁流畅。材料多本薛居正《五代史》，加以删削，并兼采小说、笔记资料、补充了薛史之缺，有一定史料价值，可与薛史互相参考。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立该书于学官，从此大行于世。书原有徐无党注，多发挥义例。宋吴缜撰《五代史纂误》，为纠举《新五代史》谬误的专著，原本已佚，今辑存三卷。清彭元瑞、刘凤浩有《五代史记注》，引书两百余种，皆可作此书的补充和订正。

　　（刘乃和）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七《史部三○编年类》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内府藏本）

　　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光以治平二年受诏撰《通鉴》，以元丰七年十二月戊辰书成奏上，凡越十九年而后毕。光《进表》称精力尽於此书。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其残稿在洛阳者尚盈两屋。既非掇拾残剩者可比。又助其事者，《史记》、前《后汉书》属刘攽；三国、南北朝属刘恕；唐、五代属范祖禹。又皆通儒硕学，非空谈性命之流。故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训诂，浩博奥衍，亦非浅学所能通。光门人刘安世尝撰《音义》十卷，世已无传。南渡后注者纷纷，而乖谬弥甚。至三省乃汇合群书，订讹补漏，以成此注。元袁桷《清容集》载先友《渊源录》，称三省天台人，宝祐进士，贾相馆之。释《通鉴》三十年，兵难稿三失。乙酉岁，留袁氏家塾，日手抄《定注》。己丑寇作，以书藏窖中得免。案：三省《自序》，称乙酉彻编，与桷所记正合。惟桷称《定注》，而今本题作《音注》，疑出三省所自改。三省又称，初依经典释文例，为广注九十七卷。后失其书，复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此本惟《考异》散入各文下，而《目录》所有之历法、天文书中并未附注一条。当为后人所删削，或三省有此意而未及为欤。《通鉴》文繁义博，贯穿最难。三省所释，於象纬推测，地形建置，制度沿革诸大端，极为赅备。故《唐纪》开元十二年内注云：“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於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盖本其命意所在，而於此特发其凡，可谓能见其大矣。至《通鉴》中或小有牴牾，亦必明著其故。如《周显王纪》“秦大良造伐魏”条注云“大良造下当有‘卫鞅’二字”。《唐代宗纪》“董晋使回纥”条注云“此韩愈状晋之辞，容有溢美”。又“严武三镇剑南”条注云“武只再镇剑南，盖因杜甫诗语致误”。《唐穆宗纪》“册回鹘嗣君”条注云“《通鉴》例，回鹘新可汗未尝称嗣君”。《文宗纪》“郑注代杜悰镇凤翔”条注云“如上卷所书杜悰镇忠武，不在凤翔”。凡若此类，并能参证明确，而不附会以求其合，深得注书之体。较尹起莘《纲目发明》附和回护，如谐臣媚子所为者，心术之公私，学术之真伪，尤相去九牛毛也。虽徵摭既广，不免检点偶疏。如景延广之名，出师表败军之事，庾亮此手何可著贼之语，沈怀珍之军洋水，阿那瑰之趋下口，乌丸轨宇文孝伯之误句，周太祖诏今兄之作“令兄”，顾炎武《日知录》并纠其失。近时陈景云亦摘地理讹舛者作《举正》数十条。然以二三百卷之书，而蹉失者仅止於此，则其大体之精密，益可概见。黄溥《简籍遗闻》称是书元末刊於临海，洪武初取其版藏南京国学。其见重於后来，固非偶矣。

　　△《资治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内府藏本）

　　元胡三省撰。《通鉴释文》本南宋时蜀人史炤所作，浅陋特甚。时又有海陵所刊释文，称司马康本。又蜀广都费氏进修堂版行《通鉴》，亦以注附之，世号“龙爪通鉴”。皆视史炤本差略，而实相蹈袭。三省既自为《通鉴音注》，复以司马康释文本出伪托，而史炤所作讹谬相传，恐其疑误后学，因作此书以刊正之。每条皆先举史炤之误，而海陵本、龙爪本与之同者，则分注其下。其已见於此书者，《音注》之中即不复著其说。然如《唐德宗纪》韩旻出骆驿一条，《音注》云：“史炤谓骆谷关之驿。余案韩旻若过骆谷关驿，则已通奉天而西南矣。炤说非也。”此类随文考正者，亦不尽见於《辨误》。盖二书本相辅而行，故各有详略，以便互为考证也。其书援据精核，多足为读史者启发之助。所云音训之学，因文见义，各有攸当，不可滞於一隅。又云晋、宋、齐、梁、陈之疆里不可以释唐之疆里。其言实足为千古注书之法，又不独为史炤一人而设矣。

　　△《通鉴胡注举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陈景云撰。景云里贯已附见《三国辨误》条下。是书皆参订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之误，凡六十三条。而所正地理居多，颇为精核。然如周赧王五十七年大梁夷门监者注，以夷门为大梁北门，不知《史记·信陵君传》本作东门。又隋炀帝大业元年奇章公牛弘注，但引《隋书》、《新唐书》作“其章县”，不知《旧唐书》本作“奇章”，谓以县东八里奇章山得名。又后汉明帝永平十四年隧乡名见《汉书·地理志·泰山郡虵邱县条》下，唐高祖武德三年溱州见《隋书·炀帝纪》大业元年及《地理志·汝南郡》条下，后晋高祖天福四年康化军见陆游《南唐书·烈祖本纪》，而注皆云无考。凡斯之类，尚未悉举。考书后附载王峻所作《景云墓志》，称作《通鉴胡注举正》十卷。而卷末其子黄中《跋》亦称书本十卷，屋漏鼠齧之馀，仅存什一。然则是编乃残阙之稿，其多所挂漏宜矣。要此所存诸条，亦未始不足资考据也。

　　△《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王应麟撰。应麟有《周易郑氏注》，已著录。是书以《通鉴》所载地名，异同沿革，最为纠纷，而险要阸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为有国者成败之鉴，因各为条列，釐定成编。首《历代州域》，次《历代都邑》，次《十道山川》，次《历代形势》，而终以《唐河湟十一州》、《石晋十六州》、《燕云十六州》。书本十四卷。《宋史》本传作十六卷，疑传刻之讹也。其中徵引浩博，考核明确，而叙列朝分据战攻，尤一一得其要领，於史学最为有功。原书无《序》，后人以书后应麟《自跋》移冠於前。所云“上章执徐橘壮之月”，乃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庚辰八月。是时宋亡已三年，盖用陶潜但书甲子之义。书内称“梓慎”为“梓谨”，亦犹为宋讳云。

　　△《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宋司马光撰。此书於元丰七年随《通鉴》同奏上。高似孙《纬略》载：“光编集《通鉴》，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文献通考》载：“司马康所述有司马彪、荀悦、袁宏、崔鸿、萧方等，李延寿及《太清记》、《唐历》之类。”洪迈《容斋随笔》所摘，有《河洛记》、《魏郑公谏录》、《李司空论事》、《张中丞传》、《凉公平蔡录》、《邺侯家传》、《两朝献替记》、《后史补金銮密记》、《彭门纪乱》、《平剡录》、《广陵妖乱志》之类。不过偶举其数端，不止是也。其间传闻异词，稗官既喜造虚言，正史亦不皆实录，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辨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其后李焘《续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沿其义。虽散附各条之下，为例小殊，而考订得失则一也。至陈桱、王宗沐、薛应旂等欲追续光书，而不能纲罗旧籍，仅据本史编排，参以他书，往往互相牴牾，不能遽定其是非。则考异之法不讲，致留遗议於本书，滋疑窦於后来者矣。其中如唐关播平章事拜罢，专引《旧唐书》，而不及引《新唐书》纪传年表以证其误者，小小渗漏，亦所不免。然卷帙既繁，所谓牴牾不敢保者，光固已自言之，要不足为全体累也。其书原与《通鉴》别行。胡三省作《音注》，始散入各文之下。然亦颇有漏略。此乃明初所刊单本，犹光原书卷第，故录之以存其旧焉。

　　△《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光禄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宋司马光撰。此书亦与《通鉴》同奏上，即《进书表》所谓略举事目以备检阅者也。其法年经国纬，著其岁阳岁名於上，而各标《通鉴》卷数於下。又以刘羲叟《长历气朔闰月》及列史所载《七政之变》著於上方，复撮书中精要之语散於其间。次第釐然，具有条理。盖《通鉴》一书，包括宏富，而篇帙浩繁。光恐读者倦於披寻，故於编纂之时，提纲挈要，并成斯编，使相辅而行，端绪易於循览。其体全仿《年表》，用《史记》、《汉书》旧例。其标明卷数，使知某事在某年，某年在某卷，兼用《目录》之体，则光之创例。《通鉴》为纪志传之总会，此书又《通鉴》之总会矣。至五星凌犯之类，见於各史《天文志》者，《通鉴》例不备书，皆具列上方，亦足补本书所未及。《书录解题》称：光患本书浩大难领略，而《目录》无首尾，晚著《通鉴举要历》八十卷，其稿在晁说之以道家。绍兴初，谢克家任伯得而上之。今其本不传。《读书志》又别载《通鉴节文》六十卷，亦称光所自钞，今亦不传。惟此书以附《通鉴》得存，尚足为全书之纲领云。

　　△《通鉴释例》·一卷（内府藏本）

　　宋司马光撰。皆其修《通鉴》时所定《凡例》。后附《与范祖禹论修书帖》二通。有光曾孙尚书吏部员外郎伋《跋》语，称遗稿散乱，所藏仅存，脱略已甚，伋辄掇取分类为三十六例。末题丙戌仲秋，乃孝宗乾道二年。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误序》谓光没后，《通鉴》之学其家无传。后因金使问司马光子孙，朝廷始访其后之在江南者，得从曾孙伋，使奉公祀。凡言书出於司马公者，必鋟梓行之。盖伋之始末如此。其编此书时，尝有浙东提举常平茶盐司版本。惟伋《跋》称三十六例，而今本止分十二类。盖并各类中细目计之也。伋又称，文全字阙者伋亦从而阙之，而今本并无所阙，则已非原刻之旧。胡三省又云：“温公《与范梦得修书二帖》，得於三衢学宫。《与刘道原十一帖》则得於高文虎氏。伋取以编於前例之后。”今本止有《与梦得二帖》，而《道原十一帖》无之。殆后人以《通鉴问疑》别有专本，而削去不载欤。其书杂出於南渡后，恐不无以意损益，未必尽光本旨。而相传已久，今故与《问疑》并著於录，以备参考焉。

 　 《中国大百科全书·资治通鉴》

　　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北宋司马光撰。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另有《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通鉴》自《周纪》迄《五代纪》，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进士。学识渊博，尤精于史。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编年史。初成《通志》八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赵曙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赵顼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不久又退居西京洛阳。历任闲职，以书局自随，专志修史。元丰七年（1084）书成，历时十九年。（参见彩图插页第73页）

　　《通鉴》虽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实际上是一部集体编写的著作。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鉴》的编写分作三步：第一步把收集的史料，标明事目，按照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力求完备，叫做丛目。第二步把丛目中的史料进行考辨，择其记述详尽者，重新编写，叫做长编。这两步工作都由协修人员担任，抄录则另有书吏。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同异，删其繁冗，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于唐五代史事，甄采书籍最多，史传文集之外，还有实录、谱牒、家传、行状、小说等各种史料。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资治通鉴》书影]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但书中在叙述历代统治阶级活动的同时，也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

　　《通鉴》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九十七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一百一十八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

　　《通鉴》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近年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最好的版本。

　　注释《通鉴》的有南宋史炤《通鉴释文》和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而以胡三省《通鉴音注》最为详备。明末严衍著《资治通鉴补》，对《通鉴》和胡注都有所订正。

　　参考书目

　　张须：《通鉴学》，上海开明书店，1948。

　　陈光崇：《资治通鉴述论》，《历史研究》1978年第11期。

　　《资治通鉴丛论》，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5。

　　（陈光崇）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六·史部二《○正史类二》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内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案托克托，原作脱脱，今改正。）其《总目》题《本纪》四十七、《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传》二百五十五。然卷四百七十八至卷四百八十三实为《世家》六卷，《总目》未列，盖偶遗也。其书仅一代之史，而卷帙几盈五百。检校既已难周，又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馀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柯维骐《宋史新编》，仅引《容斋五笔》辨正向敏中、李中谔数事，未能旁及。其后沈世泊撰《宋史就正编》，综核前后，多所匡纠。如谓《高宗纪》绍兴十三年八月戊戌洪皓至自燕，而《洪皓传》作七月见於内殿。《朱倬传》宣和五年登进士第，据《徽宗纪》则宣和六年策进士是为甲辰科，实非五年。此纪传之互异也。《宋准传》云：“李昉知贡举，擢准甲科，会贡士徐士廉击登闻鼓诉昉取舍非当，太宗怒，召准覆试后，遂行殿试。”据《选举志》则开宝六年御殿给纸笔，别赐殿试，遂为常制。是太祖时事误作太宗。《苏舜钦传》云：“康定中河东地震，舜钦诣匦通疏。”据《五行志》则地震在宝元元年。康定止一年，无地震事。此志传之互异也。《杜太后传》云：“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长。”而《杜审琦传》则云：“审琦，昭宪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审琦居长。”又《太后传》云：“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据《廷美传》，则其母为陈国夫人耿氏。《张浚传》云：“浚擢殿中侍御史，驾幸东南，后军统制韩世忠所部逼逐谏臣坠水死，浚奏夺世忠观察使。”据《韩世忠传》，世忠乃左军统制，非后军统制。（案：《本纪》后军统制为张焕。《纪》又云后军将孙琦等作乱，逼左正言卢臣中坠水死，不言世忠。）又《滕康传》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赎金，康复论世忠无赫赫功，诏降世忠一官。是奏夺世忠观察使者乃滕康，非张浚。此传文前后之互异也。讥《宋史》者谓诸传载祖父之名而无事实，似志铭之体；详官阶之迁除而无所删节，似申状之文。然好之者或以为世系官资，转可藉以有考。及证以他书，则《宋史》诸传多不足凭。如《晁补之传》云：“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悫之曾孙也。父端友。”据黄庭坚为补之父端友撰《志铭》云：“晁氏世载远矣。有讳迥者，以太子少保致仕，谥文元。君之曾王父，讳迪，赠刑部侍郎。王父讳宗简，赠吏部尚书。父讳仲偃，库部员外郎，刑部视文元母弟也。”是补之实非迥五世孙。又《晁迥传》云：“迥子宗悫。”据曾巩《南丰集》，宗悫父名遘。是补之实非宗悫曾孙。《谢绛传》云：“祖懿文，父涛。”据范仲淹撰《谢涛志铭》“懿文生崇礼，崇礼生涛，涛生绛”。是谢绛实为懿文曾孙。然则所述世系，岂足尽信哉？《洪迈传》云：“乾道二年知吉州，六年知赣州，辛卯岁饥，十一年知婺州，十三年拜翰林学士，淳熙改元，进焕章阁学士。”据《本纪》，淳熙十四年有翰林学士洪迈言，则淳熙改元当作绍熙改元。乾道无十三年。《传》云辛卯岁饥为乾道七年，则十三年上当加“淳熙”二字。又迈以淳熙十年知太平州，今《瑞麻赞》、《姑孰帖》尚在太平，而传文阙载。然则所叙官资，又岂可尽信哉？至於宋师伐辽，高凤以易州来归，见《北盟会编》。而《宋史》误作郭药师。绍兴中赵鼎以奉国军节度使出知绍兴府，见《宰辅编年录》。而《宋史》误作忠武军。失载王坚之守城不降，与林同之题壁自尽。忠义之士，尚多阙落，尤为疏漏之大者矣。其所攻驳，皆一一切中其失，然其前后复沓牴牾，尚不止此，世泊亦不能悉举也。盖其书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史文较详，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纪载，故史传亦不具首尾。《文苑传》止详北宋，而南宋止载周彦等数人。《循吏传》则南宋更无一人。是其明证。至於南唐刘仁瞻之死节，欧阳修《五代史记》、司马光《通鉴》俱为之证明，而此书仍作“以城降”。李澣终於辽，未尝人宋，见《辽史》本传，而此书仍附於《李涛传》。是於久列学官之书，共在史局之稿，尚不及互相勘证，则其他抑可知矣。自柯维骐以下，屡有改修。然年代绵邈，旧籍散亡。仍以是书为稿本，小小补苴，亦终无以相胜。故考两宋之事，终以原书为据，迄今竟不可废焉。

  　《中国大百科全书·宋史》

　　记载宋代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世家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下令修辽、金、宋三史，到五年十月，历时仅两年半，即修成《宋史》。《宋史》由丞相脱脱挂名任都总裁，帖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李好文、王沂和杨宗瑞等七人任总裁，史官有斡玉伦徒、泰不华、杜秉彝、宋褧、王思诚、干文传、汪泽民、张瑾、麦文贵、贡师道、李齐、余阙、刘闻、贾鲁、冯福可、赵中、陈祖仁、王仪、余贞、谭慥、张翥、吴当和危素等二十三人，绝大多数为汉族文人。《宋史》即是由总裁与史官三十人集体编撰，而总裁的作用尤为重要，如欧阳玄、张起岩、李好文等，都颇有名望。

　　宋朝的官修史书，如编年体的日历、实录，纪传体的国史之类，极为繁富。宋孝宗赵眘在位时的日历，长达两千卷。到南宋晚期，尽管国势衰落，却仍修撰有宋理宗赵昀日历四百七十二册，实录初稿一百九十册，宋度宗赵禥时政记七十八册，宋恭帝德祐事迹日记四十五册。南宋灭亡后，元朝将宋的各种史籍文书五千多册，运至大都国史院，成为元人纂修《宋史》的资料依据。

　　《宋史》为研究辽、宋、金代历史的基本史籍之一。在现存的宋代重要史料中，唯有《宋史》贯通北宋与南宋，保存了三百二十年间的大量历史记录，很多史实都是其他书中所不载的。特别是《宋史》的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和艺文十五志，记录了一代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社会经济、行政沿革、图书目录等等，虽间失芜杂，为后代治史者所訾议，然其叙述之详，为二十四史中所仅见。《宋史》列传有忠义传，在儒林传外，又有道学传，也反映了宋代的一些历史特点。

　　《宋史》的缺点也很明显：①由于成书十分仓促，元朝史官对极为丰富的宋史资料，并未认真加工、整理与修订，而是采用省力的办法，径自将比较简略的宋朝各代纪传体国史、《文献通考》等，拼凑成书。《宋史》芜杂粗糙，错讹与疏略极多，其本纪、志、列传之间，各列传之间往往互相抵牾。《宋史》的很多错误与混乱，其实是对宋朝官史沿讹袭谬的结果。②元人掌握的南宋各种官史资料，其实比北宋更加丰富。但因宋宁宗赵扩以前的中兴四朝国史较略，而自宋理宗以后，宋人来不及编纂国史，元朝史官又未对南宋的日历、实录之类认真搜采与整理，故《宋史》的记述反而详于北宋，略于南宋。③元人修史时，对宋朝官史中有关宋元战争的记录，也多所删削，隐讳不少蒙古军失利的史实。如《杜杲传》中删削了蒙古军在安丰军与庐州战败的记录。抗元名将王坚在《宋史》中无传。④《宋史》否定王安石变法、尊崇道学，将变法派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列入奸臣传，南宋权臣韩侂胄也列入奸臣传，而权奸史弥远祸国殃民，却未列入奸臣传。这也反映了元朝史官的史识低下。

　　《宋史》的主要版本有：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明成化十六年(1480)的成化本；明嘉靖南京国子监本(南监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北监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绪元年(1875)浙江书局本(局本)；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对校、修补并改正某些错字，是一个较好的版本。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宋史》标点校勘本，是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同时吸收叶渭清《元椠宋史校记》和张元济《宋史校勘记》稿本的成果，参校了殿本和局本，是目前较好的版本。但中华书局校点本中亦有不少错误，故百衲本仍不可废。

　　(王曾瑜)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七《史部三编年类》

　　△《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李焘撰。焘有《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已著录。焘博极群书，尤究心掌故。以当时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家自为说。因踵司马光《通鉴》之例，备采一祖八宗事迹，薈稡讨论，作为此书。以光修《通鉴》时先成《长编》，焘谦不敢言《续通鉴》，故但谓之《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载其《进书状》四篇。一在隆兴元年知荣州时，先以建隆迄开宝年事一十七卷上进；一在乾道四年为礼部郎时，以整齐建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闰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卷上进；一在淳熙元年知泸州时，以治平后至靖康凡二百八十卷上进；一在淳熙元年知遂宁府时，重别写呈，并《举要》、《目录》计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册上进。故周密《癸辛杂识》称，韩彦古盗写其书，至盈二厨。然《文献通考》所载，仅《长编》一百六十八卷、《举要》六十八卷，与《进状》多寡迥殊。考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卷数虽如此，而册数至逾三百，盖逐卷又分子卷，或至十馀云云。则所称一千六十三卷者，乃统子卷而计之，故其数较多矣。又据焘《进状》，其书实止於钦宗。而王明清《玉照新志》称绍兴元年胡彦修疏，在《长编》一百五十九卷注后，则似乎兼及高宗。或以事相连属，著其归宿，附於注末，如《左传》后经终事之例欤。《癸辛杂识》又称“焘为《长编》，以木厨十枚，每厨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日月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云云，则其用力之专且久，可概见矣，其书卷帙最多，当时艰於传写，书坊所刻本及蜀中旧本已有详略之不同。又神、哲、徽、钦四朝之书，乾道中只降秘书省依《通鉴》纸样缮写一部，未经镂版，流播日稀。自元以来，世鲜传本。本朝康熙初，昆山徐乾学始获其本於泰兴季氏，凡一百七十五卷。尝具疏进之於朝。副帙流传，无不珍为秘乘。然所载仅至英宗治平而止，神宗以后仍属阙如。检《永乐大典》宋字韵中，备录斯编，以与徐氏本相较，其前五朝虽大概相合，而分注考异，往往加详。至熙宁迄元符三十馀年事迹，徐氏所阙而朱彝尊以为失传者，今皆粲然具存，首尾完善，实从来海内所未有。惟徽、钦二纪原本不载，又佚去熙宁、绍圣间七年之事，颇为可惜。然自哲宗以上，年经月纬，遂已详备无遗。以数百年来名儒硕学所欲见而不得者，一旦顿还旧物，视现行诸本增多几四五倍。斯亦艺林之钜观矣。昔明成化中诏商辂等续修《通鉴纲目》，时《永乐大典》庋藏内府，外庭无自而窥。竟不知焘之旧文全载卷内，乃百方别购，迄不能得。论者以为遗憾。今恭逢我皇上稽古右文，编摩四库，乃得复见於世。岂非显晦有时，待圣世而发其光哉？焘原目无存，其所分千馀卷之次第，已不可考。谨参互校正，量其文之繁简，别加釐析，定著为五百二十卷。焘作此书，经四十载乃成。自实录、正史、官府文书以逮家录、野纪，无不递相稽审，质验异同。虽采摭浩博，或不免虚实并存，疑信互见，未必一一皆衷於至当。不但太宗斧声烛影之事，於《湘山野录》考据未明，遂为千古之疑窦。即如景祐二年三月赐镇东军节推毛洵家帛米一事，核以余靖所撰《墓铭》，殊不相符，为曾敏行《独醒杂志》所纠者，亦往往有之。然焘《进状》自称，宁失之繁，毋失之略，盖广蒐博录以待后之作者。其淹贯详赡，固读史者考证之林也。

  　《中国大百科全书·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国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断代编年史。

　　原本九百八十卷，今存五百二十卷。作者李焘（1115～1184），字仁甫，四川眉州丹棱人，累迁州县官、实录院检讨官、修撰等。李焘仿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例，断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迄于宋钦宗赵桓靖康，记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事，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焘于正史、实录、政书之外，凡家录、野记，广征博采，校其同异，订其疑误，考证详慎，多有依据。作者本着“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原则，凡记载不同者，则两存其说，时附己见，以注文标出，与《通鉴考异》相类。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该书自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分四次上进。淳熙十年，重编定为九百八十卷，并上《举要》六十八卷，《修换事总目》十卷，《总目》五卷，总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前后历时四十年。

　　近代治宋史者对该书史料价值评价甚高，《长编》记述详赡，史料丰富，为研究辽、宋、西夏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九百八十卷本，久已亡佚，今本系清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厘为五百二十卷，其中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四月至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三月，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七月至绍圣四年（1097）三月，元符三年（1100）二月至十二月以及宋徽宗、宋钦宗两朝记事。1979年，中华书局开始分册出版《续资治通鉴长编》点校本，是以流行的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为底本，用辽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本和文津阁本对校，改正了不少错讹。

　　（程应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六·史部二《○正史类二》

　　△《辽史》·一百十六卷（内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至正三年四月，诏儒臣分撰，於四年三月书成。为《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国语解》一卷。考辽制，书禁甚严。凡国人著述，惟听刊行於境内；有传於邻境者，罪至死。（见沈括《梦溪笔谈》僧行均龙龛手镜条下。）盖国之虚实，不以示敌，用意至深。然以此不流播於天下。迨五京兵燹之后，遂至旧章散失，澌灭无遗。观袁桷《修三史议》、苏天爵《三史质疑》，知辽代载籍，可备修史之资者寥寥无几。故当时所据，惟耶律俨、陈大任二家之书。见闻既隘，又蒇功於一载之内，无暇旁搜，潦草成编，实多疏略。其间左支右诎，痕迹灼然。如每年游幸，既具书於《本纪》矣。复为《游幸表》一卷。部族之分合，既详述於《营卫志》矣，复为《部族表》一卷。属国之贡使，亦具见於《本纪》矣，复为《属国表》一卷。义宗之奔唐、章肃之争国，既屡见於《纪》、《志》、《表》矣，复屡书於《列传》。《文学》仅六人，而分为两卷。《伶官》、《宦官》本无可纪载，而强缀三人。此其重复琐碎，在史臣非不自知。特以无米之炊，足穷巧妇，故不得已而缕割分隶，以求卷帙之盈。势使之然，不足怪也。然辽典虽不足徵，宋籍非无可考。《东都事略》载辽太宗建国，号“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国”。道宗咸雍二年，复改国号“大辽”。考重熙十六年《释迦佛舍利铁塔记》，石刻今尚在古尔板苏巴尔汉。其文称“维大契丹国兴中府，重熙十五年丙戌岁十一月丁丑朔”云云。与王偁所记合，而此书不载。是其於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文献通考》称辽道宗改元寿昌。洪遵《泉志》引李季兴《东北诸蕃枢要》云“契丹主天祚，年号寿昌”。又引《北辽通书》云“天祚即位，寿昌七年改为乾统”。而此书作“寿隆”。殊不思圣宗讳隆绪，道宗为圣宗之孙，何至纪元而犯祖讳？考今兴中故城（即古尔板苏巴尔汉，译言三塔也，故土人亦称三座塔云）东南七十里柏山，有《安德州灵岩寺碑》，称寿昌初元，岁次乙亥。又有《玉石观音像倡和诗碑》，称寿昌五年九月。又易州有《兴国寺太子诞圣邑碑》，称寿昌四年七月。均与洪遵所引合。又《老学菴笔记》载圣宗改号重熙，后避天祚嫌名，追称重熙曰重和。考兴中故城铁塔旁，记有天庆二年《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称重和十五年铸铁塔，与陆游所记亦合。而此书均不载，是其於改元之典章多舛漏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又称据《太子诞圣邑碑》诸人结衔，知辽制有知军州事、通判军州事、知县事之名。而《百官志》亦不载，是其於制度有遗阙也。至厉鹗《辽史拾遗》所摭，更不可以仆数。此则考证未详，不得委之文献无徵矣。然其书以实录为凭，无所粉饰。如《宋史》载太平兴国七年战於丰州，据此书则云“宋使请和”。《宋史·忠义传》有《康保裔》，据此书则云保裔被擒而降，后为昭顺军节度使。审其事势，《辽史》较可徵信。此三《史》所由并行而不可偏废欤。

  　《中国大百科全书·辽史》

　　记录辽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元脱脱等奉敕修。全书一百一十六卷，包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记载辽代(907～1125)和建国以前的契丹及西辽的历史。末一卷是《国语解》，凡官制、宫卫、部族等以契丹语为称号者，多参考史文，略加注释；也解释了部分非契丹语的名物制度。

　　辽朝沿承中原文化传统，曾编修《起居注》、《日历》、《实录》和《国史》，最后由宰相耶律俨(燕京李氏，赐姓耶律氏)集成一代《实录》。金朝两次纂修《辽史》，都以这部《实录》作底本。第一次由耶律固、萧永祺编修，金皇统八年(1148)完成，未刊行，元修《辽史》时已佚；第二次由耶律履、党怀英等编修，泰和七年(1207)由陈大任完成，后人称之为陈大任《辽史》，也没有颁行。元代在中统二年(1261)、世祖至元元年(1264)先后拟议修辽、金两史。灭亡南宋之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均因义例正统等问题争论未定，长期拖延。直到元末顺帝至正三年(1343)始由脱脱任纂修三史都总裁，决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分撰《辽史》，则以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为基础，兼采《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及前朝各史《契丹传》等参订编排而成。辽朝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历年甚长(共296年)，但《辽史》记录简略，篇幅很不相称。往往同一事实，分见于纪、志、表、传；且因史料来源相同，故所记仅只互有详略，而重复甚多。前人讥《辽史》编纂为“纵横舞剑”，即指此类而言。此外，《辽史》中的错讹、疏略及各纪、志、传相互牴牾之处也不少，史笔不够规范，不少人有名无姓，甚至仅载“皇太妃”之类称号，而无姓名。由于辽代的记载流传不多，《辽史》以外，有关的资料极少，因此它成为辽代的唯一史书，更加珍贵。《辽史·营卫志》在二十四史中是独有的篇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牧社会的差别。契丹宫帐的四时移动；冬夏捺钵(会议处理政务)，春水(捕鹅、钩鱼)，秋山(哨鹿)，属于草原游牧生活传统，与中原农耕社会不同。《百官志》分列北面官(契丹草原旧有的官职)、南面官(中原传统的官职)，也属于记实的做法。

　　元人修《辽史》是在一年(至正三年四月——四年三月)内仓促完成。发凡起例，欧阳玄是实际负责人。但在修史过程中却多草率从事。苏天爵所提的一些建设性意见，也未能正视与采纳。甚至对同时修成的宋、辽、金三史，也没有互相进行参考补充。加王称《东都事略》记载，辽太宗耶律德光建国号大辽，辽圣宗耶律隆绪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国，道宗咸雍二年(1066)复改国号大辽。出土碑志，并与《东都事略》相合。而对于更改国号一事，《辽史》却没有记载，可见修辽史的人对史局里已有的资料也未曾充分利用，造成不应有的疏漏、混乱和错误。《辽史》修成后，至正五年与《金史》同时在江浙、江西二行省刻板印行。现在通行的百衲本《辽史》虽系元刊本，恐非初刻，其中讹错亦多。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校刊本，取百衲本为底本，并吸取殿本等其他版本和前人成果，进行校注，是目前比较好的版本。

　　清厉鹗《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摘录《辽史》原文为纲，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则分析考订，缀以按语，引用群书至三百余种，足备参考。杨复吉又以厉鹗未曾见到的《旧五代史》和《契丹国志》等征引未臻周备的资料作《辽史拾遗补》五卷，都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陈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六·史部二《○正史类二》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内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凡《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金人肇基东海，奄有中原。制度典章，彬彬为盛。徵文考献，具有所资。即如大金吊伐一录，自天辅七年交割燕云，及天会三年再举伐宋，五年废宋立楚，至康王南渡，所有国书、誓诰、册表、文状、指挥牒檄，以载於故府案牍者具有年月，得以编次成书。是自开国之初即已遗闻不坠。《文艺传》称元好问晚年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制，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於张，愿为撰述。既因有阻而止，乃构野史亭，著述其上。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片纸细字为记，录至百馀万言。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又称刘祁撰《归潜志》，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是相承纂述，复不乏人。且考托克托等《进书表》，称张柔归《金史》於其前，王鹗辑金事於其后。是以纂修之命，见诸敷遗之谋，延祐申举而未遑，天历推行而弗竟。是元人之於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取办仓卒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如载《世纪》於卷首，而列景宣帝、睿宗、显宗於《世纪补》，则酌取《魏书》之例。《历志》则采赵知微之《大明历》，而兼考浑象之存亡。《礼志》则掇韩企先等之《大金集礼》，而兼及杂仪之品节。《河渠志》之详於二十五埽。《百官志》之首叙建国诸官。咸本本元元，具有条理。《食货志》则因物力之微，而叹其初法之不慎。《选举志》则因令史之正班，而推言仕进之末弊。《交聘表》则数宋人三失而惜其不知守险，不能自强。皆切中事机，意存殷鉴。卓然有良史之风。惟其《列传》之中，颇多疏舛。如杨朴佐太祖开基，见於《辽史》，而不为立传。晋王宗翰之上书乞免，见《北盟会编》。渖王宗弼之遗令处分，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有关国政，而本传不书。海陵之失德既见於《本纪》，而诸嬖之猥亵，复详述於《后妃传》。王伦以奉使被留，未尝受职，而传列於《郦琼》、《李成》之后。《张邦昌传》既云《宋史》有传，事具《宗翰》等传，而复引《本纪》之文，列於《刘豫》之前。皆乖体例。至昌本之南走，施宜生之泄谋，宇文虚中之谤讪，传闻异辞，皆未能核定。亦由於只据实录，未暇旁考诸书。然《宋史》载两国兵事，多采摭宋人所记，不免浮词。如采石之战，其时海陵士卒，闻大定改元，离心自溃。虞允文攘以为功，殊非事实。此书所载，独得其真。泰和以后诸臣传，尤能悉其情事。盖好问等得诸目睹，与传闻异词者殊也。卷三十三、卷七十六中有阙文，盖明代监版之脱误。今以内府所藏元版校补，仍为完帙云。

  　《中国大百科全书·金史》

　　纪录金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脱脱（1314～1355）主编。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包括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记述了从女真族的兴起到金朝建立和灭亡的历史。后附《金国语解》一卷。

　　《金史》纂修始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中统二年（1261），议修辽、金二史。灭宋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但终因体例无法确定而不能成书。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翰林学士欧阳玄等六人为总裁官，主持修纂。五年十月，辽、金、宋三史告成。元人修《金史》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有金代实录，包括完颜勖所撰《始祖以下十帝实录》三卷，以及《太祖实录》、《太宗实录》、《熙宗实录》、《海陵实录》、《世宗实录》、《章宗实录》、《宣宗实录》等。唯卫绍王无实录，现存的材料是由王鹗多方收集而来。金末的事迹则多取材于元好问的《王辰杂编》和刘祁《归潜志》、王鹗《汝南遗事》、杨奂《天兴近鉴》等。由于《金史》依据比较完整的《实录》，经元好问、王鹗等补充，元初以来又经几次修撰，实际上是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卒成书不同，故在三史之中号称最善。它仿效《魏书·序纪》的办法，首作《世纪》一卷，记序完颜部自始祖函普以来女真部兴起的历史。又在卷十九作《世纪补》一卷，为金熙宗完颜亶的父亲宗峻、金世宗完颜雍的父亲宗尧、金章宗完颜璟的父亲允恭作传而附列于本纪，是《金史》的特点。《交聘表》详细记载金与宋、西夏、高丽的使臣往来。传记中有关诸人参预的同一事件，则在首要人物的传中详见事实本末，其他传中则旁参侧见，避免重述。但是，《金史》也存在一些记事互相矛盾、重叠，史实错误、疏略，年次颠倒脱舛，人地名混乱和记述战事则杨胜讳败的现象。清人施国祁尽毕生精力著《金史详校》十卷，校勘和考订《金史》四千余条，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

　　《金史》于元至正年间刻成。明代有南北两监本、清有武英殿本。清乾隆间，四库馆臣校勘武英殿杰将地名、人名等译名任意改译，造成混乱。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金史》，是以元至正刊一百三十五卷本（其中八十卷是初刻，五十五卷是后来的复刻本）影印的。197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金史》标点校勘本，以百衲本为底本，并与监本、殿本参考，又参考有关史料进行校勘，吸取了前人的考订成果，是目前较好的版本。

　　参考书目

　　施国祁：《金史详校》，光绪六年刊本。

　　（陈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六·史部二《○正史类二》

　　△《元史》·二百十卷（内府刊本）

　　明宋濂等奉敕撰。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实录》，命修《元史》，以濂及王祎为总裁。二月，开局天宁寺。八月，书成，而顺帝一朝史犹未备。乃命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采其遗事。明年二月，诏重开史局，阅六月，书成。为《纪》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传》九十七卷。书始颁行，纷纷然已多窃议。迨后来递相考证，纰漏弥彰。顾炎武《日知录》摘其《赵孟頫》诸传，备书上世赠官，仍志铭之文，不知芟削。《河渠志》言耿参政，《祭祀志》言田司徒，引案牍之语，失於翦裁。朱彝尊《曝书亭集》又谓其急於成书，故前后复出。因举其一人两传者，条其篇目，为仓猝失检之病。然《元史》之舛驳不在於蒇事之速，而在於始事之骤。以后世论之，元人载籍之存者，说部文集尚不下一二百种。以订史传，时见牴牾，不能不咎考订之未密。其在当日，则重开史局距元亡二三年耳。后世所谓古书，皆当日时人之书也。其时有未著者，有著而未成者，有成而未出者，势不能裒合众说，参定异同。考徐一夔《始丰稿》，有《重开史局时与王祎书》云：“近代论史者莫过於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至起居注之设，亦专以甲子起例。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元则不然，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易一朝，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历间虞集仿《六典》法，纂《经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备。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实录》，又有《经世大典》可以参稽，廑而成书。若顺帝二十六年之事，既无《实录》可据，又无参稽之书，惟凭采访以足成之。窃恐事未必核，言未必驯，首尾未必贯穿也”云云。则是书之疏漏，未经属草以前，一夔已预知之，非尽濂等之过矣。惟是事迹虽难以遽详，其体例则不难自定，其讹脱则不难自校也。今观是书，三公宰相，分为两表；《礼乐》合为一志，又分《祭祀》、《舆服》为两志。《列传》则先及《释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遗规。而删除《艺文》一志，收入《列传》之中，遂使无传之人，所著皆不可考，尤为乖迕。又《帝纪》则定宗以后、宪宗以前，阙载者三年，未必《实录》之中竟无一事，其为漏落显然。至於《姚燧传》中述其论文之语，殆不可晓。证以《元文类》，则引其《送畅纯甫序》，而互易其问答之辞，殊为颠倒。此不得委诸无书可检矣。是则濂等之过，无以解於后人之议者耳。《解缙集》有《与吏部侍郎董伦书》，称《元史》舛误，承命改修云云。其事在太祖末年，岂非太祖亦觉其未善，故有是命欤？若夫《历志》载许衡、郭守敬之《历经》、李谦之《历议》，而并及《庚午元历》之未尝颁用者，以证其异同。《地理志》附载潘昂霄《河源考》。而取朱思本所译梵字图书，分注於下。《河渠志》则北水兼及於卢沟河、御河，南水兼及於盐官海塘、龙山河道，并详其缮濬之宜，未尝不可为考古之证。读者参以诸书而节取其所长可也。

  　《中国大百科全书·元史》

　　记录元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宋濂（1310～1381）、王濂（1322～1373）主编。全书二百一十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记述了从蒙古族兴起到元朝建立和灭亡的历史。

　　明洪武元年（1368），即元亡的当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编修《元史》。第二年，以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濂为总裁，赵埙等十六人为纂修，于南京天界寺开局编写，仅用了一百八十八天，便修成了一百五十九卷。接着又派欧阳佑等往北平搜集元顺帝一朝的史料，于洪武三年重开史局，纂修除赵埙外，另召朱右等十四人参加，用了一百四十三天续修成五十三卷。然后合前后两书，按本纪、志、表、列传厘分后，共成二百一十卷。全部编撰工作历时只三百三十一天。

　　《元史》由于成书仓促，而且出于众手，出现了不少谬误，历来就遭到学者们的非难。所指出的问题主要是：随得随抄，前后重复，失于剪裁；又不彼此互对，考定异同，时见抵牾。如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同一专名，译名不一。史文译改，有时全反原意。沿袭案牍之文，以致《河渠志》、《祭祀志》出现了耿参政、田司徒、郝参政等官称而不记其名。又据案牍编宰相年表，仅删去其官衔而不予考订，以致有姓无名。

　　《元史》（明递修本）

　　列传照抄碑志家传之类，取舍不当之处甚多。改写纪年的干支，竟有误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况，使史实完全错乱。史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改写时弄错的例子甚多，如将太祖误为太宗，太宗误为太祖，宪宗误为世祖，世祖误为宪宗等。纂修人对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军号、郡名，《地理志》述沿革，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某郡之类。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帐不旷”，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后妃表》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如此等等。所以清人钱大昕嘲笑“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因此下笔“无不差谬”。

　　但是，作为研究元代历史的史料来看，《元史》比其他某些正史的史料价值更高。①元代的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其部分内容赖《元史》得以保存下来。②《元史》的本纪和志占去全书一半，而本纪占全书近四分之一，《文宗纪》竟多达一年一卷。有人批评它不合定例，不知芟削。然而这种作法却起到保存上述失传史料的作用。列传部分，由于元代史馆的资料就不完备，汉人（特别是文人）常有碑传可资参考，而一些蒙古名臣往往无从搜寻，因此立传有详于文人，略于蒙古将相大臣的现象。如丞相见于表的有五十九人，而立传的不及一半。太祖诸弟、诸子仅各有一人有传，太宗以后皇子无一人立传。可是就见于列传的蒙古、色目人而言，其中有一小半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后世对这些当时有很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只能通过《元史》才能了解。③纂修者违反了修史的惯例，没有删去儒家学者认为不屑一提的史实。如有人批评“作佛事则本纪必书，游皇城入之礼乐志”。又批评它“列传则先及释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遗规”。《元史》中保留或增加了这些内容，正是反映元代一些重大社会内容的史实。此外如《地理志》附录河源、西北地、安南郡县等项，《祭祀志》附国俗旧礼，《食货志》增创岁赐一卷，这都是根据元代实际情况保留下来的重要史料。

　　书成不久，就有朱右作《元史拾遗》，解缙作《元史正误》。解缙还奉旨改修。清朝以来，不断有人重修《元史》。留传到现在的，有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新编》，曾廉的《元书》，柯劭忞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儿史记》等。但它们都不能取代《元史》原书。

　　《元史》于明洪武三年（1370）冬刻成（参见彩图插页第87页）。嘉靖时南京国子监用洪武旧版重印，损坏的版页则重新补刊，称为南监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元史》，是以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影印的，但其中有描修的错误。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元史》标点校勘本，以百衲本为底本，校对了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百四十四卷残洪武本及其他版本。除本书互校外，又参考有关史料进行了校勘，并吸取了前人的考订成果，是目前较好的版本。

　　（翁独健周清澍）

    《中国大百科全书·明实录》

　　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记录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的史实。其中建文朝实录附于《太祖实录》中，景泰朝实录附于《英宗实录》中。全书共十三部，二千九百零九卷。纂修此书，系以朝廷诸司部院所呈缴的章奏、批件等为本，又以遣往各省的官员收辑的先朝事迹做补充，逐年记录各个皇帝的诏敕、律令，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事而成。《明实录》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是研究明代历史的基本史籍。

　　十五朝实录包括：(1)《太祖高皇帝实录》，二百五十七卷，建文元年(1399)礼部侍郎董伦等修。明成祖朱棣继位后命李景隆、解缙等重修。永乐九年(1411)又改令姚广孝、夏原吉、胡广等再修，十六年修成。《洪武实录》记元至正十一年(1335)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的史事。朱棣三次重修太祖实录，删去了明太祖的过失以及建文朝遗臣对成祖的指斥，又歌颂朱棣“靖难”之功，以图自解于天下后世。但反复删改，使太祖实录所记四十八年史事只余二百五十七卷，显得过简。(2)《太宗文皇帝实录》，一百三十卷，杨士奇等纂修。前九卷是“奉天靖难事迹”，其后记洪武三十五年到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事。宣德五年(1430)正月修成。(3)《仁宗昭皇帝实录》，十卷，蹇义等纂修。起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终于洪熙元年(1425)五月，与《太宗文皇帝实录》同时进呈。(4)《宣宗章皇帝实录》，一百一十五卷，杨士奇等纂修。起于洪熙元年六月，终于宣德十年正月。正统三年(1438)四月修成。(5)《英宗睿皇帝实录》，三百六十一卷，杨士奇等纂修。包括正统、景泰两朝以及英宗夏位后天顺年间史事。起于宣德十年正月，终于天顺八年(1464)正月。其中卷一百八十三至卷二百七十三共九十一卷为《景泰实录》，原名《废帝郕戾王附录》。成化三年(1467)八月修成。(6)《宪宗纯皇帝实录》，二百九十三卷，阁臣刘吉等纂修。记天顺八年正月到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事。弘治四年(1491)八月修成。(7)《孝宗敬皇帝实录》，二百二十四卷，大学士刘健、谢迁等首修，后由吏部侍郎焦芳等续修。记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到弘治十八年五月事，正德四年(1509)修成。由于焦芳与刘瑾相结，实录中凡所褒贬，多挟恩怨。(8)《武宗毅皇帝实录》，一百九十七卷，大学士费宏等纂修。记弘治十八年五月到正德十六年三月事。嘉靖四年(1525)六月修成。(9)《世宗肃皇帝实录》，五百六十六卷，徐阶、张居正等纂修。起于正德十六年四月，终于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万历五年(1577)八月修成。(10)《穆宗庄皇帝实录》，七十卷，张居正等纂修，记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到隆庆六年(1572)五月事。万历二年七月修成。(11)《神宗显皇帝实录》，五百九十四卷，大学士温体仁等纂修。起于隆庆六年五月，终于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崇祯三年(1630)十一月修成。(12)《光宗贞皇帝实录》，八卷，大学士叶向高等纂修。记泰昌元年(即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到十二月事。天启三年(1623)修成。(13)《熹宗悊皇帝实录》，八十四卷，温体仁等纂修。记天启元年正月到七年十二月事。

　　崇祯元年始修，崇祯末成书。传熹宗实录修成后，藏于皇史宬，清顺治初，降清的大学士冯铨又得入内阁，因见天启四年记事揭露其媚魏忠贤丑事甚多，遂抽去与己有关部分，故今所见的熹宗实录均缺天启四年与七年六月事。

　　除上列实录外，还有嘉靖时大学士费宏为迎合世宗意，而为其生父兴王编纂的《睿宗实录》五十卷。但兴王仅为一藩王，其事迹无关当时朝政，书成后即不被重视。此外，还有清初编成的《毅宗崇祯实录》十七卷。

　　明制，嗣君登极后，即钦定监修、正副总裁及纂修诸臣，编辑先朝《实录》。《实录》正式修成后，卷首列御制序，臣下进《实录》表、纂修诸臣姓名和纂修凡例等，焚其草稿，将誊录的正本藏之内府。嘉靖十三年后，转藏于皇内宬，而将誊写的副本藏之于文渊阁，供后代阁臣、史官修《实录》时借阅参考。

　　万历中，大学士申时行命诸学士校雠，始转相抄录，各种传抄本才得流传。其间也出现了卷帙有出入、内容有详略，以及脱落、错简等舛误。今海内外留下的各种传抄本约有十余部，已有两种影印本问世。一是1941年梁鸿志所影印的南京国学图书馆所藏抄本(简称“梁本”)，共五百册；另一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在台湾省影印的原北平图书馆所藏“红格本”，除正文外又附校勘记二十九册，以及《崇祯实录》、《崇祯长编》、《皇明宝训》等二十一册，全部计一百八十三册。两种影印本中，某些实录的卷数有所不同。

　　(王其榘) 

    《中国大百科全书·崇祯长编》

　　记明崇祯朝史事的编年体史书。清初汪楫撰。楫字丹次，江苏江都人，康熙时曾任纂修明史翰林院检讨，后官至福建布政使。原书足本至今尚未发现，卷数不详。现存六十八卷。其中前六十六卷为汪楫所著，后二卷未见作者署名。该书仿实录体裁，以崇祯帝活动为中心，按年月详细记述崇祯朝时事大要。前六十六卷，起自天启七年（1627）八月，止于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后二卷起自崇祯十六年十月，止于十七年三月。书中保存了许多朝廷公文、奏疏等价值较高的史料，而出于当时的讳忌，书中对清兵的活动记载较为简略。前六十六卷，仅有旧抄本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据此影印出版，并订正错简乏处。后两卷由商务印书馆于1914年排印刊行，此外还有痛史本、神州国光社本。台湾影印前六十六卷时，亦将后二卷痛史本同时影印，附于《明实录》后。

　　（任道斌）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六·史部二《○正史类二》

　　△《明史》·三百三十六卷（内府刊本）

　　国朝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等奉敕撰。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书成，表进。凡《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一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目录》四卷。其《进表》有曰：“仰惟圣祖仁皇帝搜图书於金石，罗耆俊於山林。创事编摩，宽其岁月，盖康熙十八年始诏修《明史》，并召试彭孙遹等五十人，入馆纂修。以纪载浩繁，异同岐出，递相考证，未遽定也。”又曰：“我世宗宪皇帝重申公慎之旨，载详讨论之功。臣等於时奉敕充总裁官，率同纂修诸臣，开馆排辑。十五年之内，几经同事迁流，三百馀卷之书，以次随时告竣。盖雍正二年诏诸臣续蒇其事，至是乃成书也。”又曰：“签帙虽多，牴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帏，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爰即成编，用为初稿。”盖康熙中户部侍郎王鸿绪撰《明史稿》三百十卷，惟《帝纪》未成，馀皆排比粗就，较诸家为详赡，故因其本而增损成帙也。其间诸《志》，一从旧例，而稍变其例者二：《历志》增以图，以历生於数，数生算，算法之句股面线，今密於古，非图则分刌不明；《艺文志》惟载明人著述，而前史著录者不载。其例始於宋孝王《关中风俗传》，刘知几《史通》又反覆申明，於义为允。唐以来弗能用，今用之也。《表》从旧例者四，曰《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辅》；创新例者一，曰《七卿》。盖以废左右丞相，而分其政於六部，而都察院纠核百司，为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传》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盖貂珰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膻，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闯、献二寇，至於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之比，故别立之。至於土司，古所谓羁縻州也，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於明，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若夫甲申以后，仍续载福王之号。乙酉以后，仍兼载唐王、桂王诸臣。则颁行以后，宣示纶綍，特命改增。圣人大公至正之心，上洞三光，下照万禩。尤自有史籍以来所未尝闻见者矣。

  　《中国大百科全书·明史》

　　清代官修的记述明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始纂于康熙十八年(1679)，乾隆四年(1739)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等撰成。

　　清于顺治二年(1645)开馆纂修明史，命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为总裁。但因清初战乱和各省碍于朝廷忌讳，资料收集不多，纂写工作实际并未进行。康熙十八年重开明史馆。清廷命徐元文为监修，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右庶子张玉书为总裁，征汤斌等博学鸿儒五十人，参与纂修。徐元文并约万斯同以布衣参与史局，同主其事。

　　万斯同(1638～1702)为浙东史学名家，字季野，号石园，浙江鄞县人，博通诸史，熟于明朝典籍和掌故。纂修明史开始后，即发凡起例，拟类分题，分工编写。二十一年，又以汤斌、徐乾学为总裁。三十年史稿初就，凡四百一十六卷。但因初稿“缺而未全，涣而不一”，而未进呈。

　　三十三年，复以张玉书、熊赐履为监修，陈廷敬、王鸿绪为总裁，继续纂修。王鸿绪延请万斯同、钱名世于家，委以修史之事，历时达八年之久。四十一年，万斯同卒。四十八年，王鸿绪以原官解任回籍，居家删润列传史稿，重加编次。成明史列传稿二百零五卷，于五十三年进呈。后又取初稿之志、表和本纪，略作删改，连同列传稿，成《明史稿》三百一十卷，于雍正元年(1723)进呈。此即横云山人明史稿。

　　同年七月，再开史馆，以张廷玉、朱轼为总裁。在《明史稿》基础上分工编纂、改定，十三年书成，乾隆四年进呈，付武英殿镂版，正式刊行，名《明史》。清修《明史》，先后历时九十五年，始克完成，是中国历史上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官修史书。

　　《明史》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二卷、列传二百二十卷，另有目录四卷。该书取材于《明实录》、《大明会典》、档册、邸报，以及文集、奏议、稗史、方志、传记等有关著述和材料，由于有著名史家万斯同等的整理和考订，该书体例严谨，叙事清晰，编排得当，文字简明，引述的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明史》体例多有不同于前代正史或其他史书者。建文、景泰两朝均列为本纪，不同于《明实录》的附录形式；《历志》中的图表，简便易明，为过去所未有；《艺文志》只记述明代著述，不同于前代正史中的《艺文志》；在表的部分，较前代诸史增加了《七卿表》；另专门立有《阉党》、《流贼》、《土司》等列传，突出记述了明代的主要社会问题，为了解明代宦官、明末农民起义和明代民族关系，提供了比较集中、系统的材料。但《明史》的记事有些过于简略，如所记社会经济和南明史事，多有缺漏或不足；有关建州先世及其与明朝的关系，因碍于清朝文网密布，记载零星，语焉不详，且多失实之处；立传的人物也不够完备，且多回护之处。

　　为补《明史》记述之不足，后人陆续有些补编之作。如刘廷燮的《建文逊国之际月表》。黄大华的《明宰辅考略》和《明七卿考略》，吴廷燮的《明督抚年表》，傅以礼的《残明宰辅年表》和《残明大统历》等，都收在《二十五史补编》中。

　　乾隆四十二年，清朝继改修《明史》本纪后，又以于敏中、钱汝为等为总裁，考证明史，但未刊行。光绪时，户部侍郎王颂蔚入值军机，得见考证明史之稿本、正本和进呈本，已多残缺不全。王颂蔚将其整理汇编，成《明史考证攟逸》四十二卷，民国五年(1916)收入《嘉业堂丛书》。

　　现通行的《明史》版本是乾隆四年的武英殿原刊本，1974年中华书局又据以校勘、标点，铅印出版。

　　参考书目李晋华：《明史纂修考》，哈佛燕京学让，1933。

　　陈守实等：《明史考证抉微》，学生书局，台北，1968。

　　黄云眉：《明史考证》，中华书局，北京，1979。

　　(王其榘) 

    《中国大百科全书·清实录》

　　清代官修编年体史科长编。全书自太祖起，至德宗止，凡十一朝，共十二部，总计四千四百零四卷(包括《满洲实录》八卷及各朝实录之首卷)。按清制，每当新皇帝继位，下诏为前一代皇帝修实录，开设实录馆，由钦派大臣任监修、总裁官，翰林院官员充任纂修(翰林院掌院学士例充副总裁)。根据起居注及内阁、军机处所存上谕、臣工本章等原始档案编纂前朝实录，书成闭馆。修成之实录，分别以汉、满、蒙三种文字缮写正本四部、副本一部。正本有大红绫本两部，一贮皇史宬，一贮奉天大内(沈阳清宫崇谟阁)；小红绫本两部，一贮乾清宫，一贮内阁实录库。副本为小黄绫本，亦贮内阁实录库。1936年，伪满将其与《宣统政记》合并影印，名《大清历朝实录》，共一千二百一十册，分装成一百二十一帙，另有《大清历朝实录总目》一帙十册，是为通行之本。(参见彩图插页第126页)

　　现存清代实录，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均经过“重修”、“校订”，以后各朝也历经改窜。《太祖实录》初纂于崇德元年(1636)，《太宗实录》初纂于顺治九年(1652)，《世祖实录》初纂于康熙六年(1667)。康熙二十二年，重修太祖、太宗实录。雍正十二年(1734)，命将三朝实录再加校订，至乾隆初完成，是为定本。三朝实录的早期修本或稿本残卷，后来续有发现。30年代，北平故宫博物院曾用铅字排印出版了《太祖实录》的崇德初纂本，名《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齐实录》，四卷；及康熙重修本，名《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十卷。罗振玉印过《康熙重修太祖实录三种》，为康熙本残卷。此外，日本曾印过《清三朝实录采要》，亦系根据乾隆改定前的早期修本。三朝实录的早期修本比定本更多地保存了清开国之初一些史事的真相。圣祖以后各朝实录的改窜修订，史无明文记载。但用早出的蒋良骐《东华录》与晚出的王先谦《东华录》(二者均为实录的摘抄本，一抄于乾隆中，一抄于光绪初)相校，并与实录对看，仍可看出改窜痕迹。《德宗实录》成于1921年，较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为晚出，篇幅、质量也不能相比。伪满印行时，为掩饰中日甲午战争真相，窜改尤多；以前各朝实录的字句，亦多所窜改。

　　《清实录》与《明实录》一样，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大政日志，逐年逐月逐日排列皇帝的活动、诏谕和臣工奏议。但《清实录》更专为皇帝活动和诏谕的汇集。臣工奏章非经皇帝批过者不载，而且也没有大臣附传。《清实录》对皇帝一律歌功颂德，于皇室内部、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斗争，以及许多重大史事的真相，多有粉饰掩盖，甚至不惜一改再改予以泯灭。但《清实录》毕竟汇集排比了大量原始档案资料，因此仍不失为研究有清一代历史的史料宝库。1986年11月，中华书局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原皇史宬大红绫本、原上书房小黄绫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定稿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原乾清宫小红绫本、辽宁省档案馆藏原盛京崇谟阁大红绫本等版本，相互补充，出版了比较完整的《清实录》影印本。

　　(史志宏) 

 　 《中国大百科全书·清史稿》

　　记载清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赵尔巽主编。共五百二十九卷(原本为五百三十六卷)。计本纪二十五卷，共十二帝；志一百三十五卷，共十六类，其中《交通志》、《邦交志》为前史所无；表五十三卷，共十类；传三百一十六卷，《畴人》、《藩部》、《属国》三传为新创。1914年，民国特设清史馆编修该书，至1927年基本完成。先后参与其事的有柯绍忞、王树燮、吴廷燮、缪荃孙、夏孙桐、主梁等百亲人。该书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按传统史书体裁，详细叙述了清代的人物、史事及典章制度，是一部较重要的大型清史著作。但同时，该书又是一部存在众多谬误和缺陷的史书。编纂者多系清朝遗老，顽固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上，对其统治大加褒杨，而对反清人物、史事则一概加以贬斥；编纂者来不及直接利用清宫中的大量档案，致使该书价值有所降低；该书未经复审核定便仓促成书，史实、人物、时间、地点多有错漏。由于该书付印时只为“初稿”，亦称“未定稿”，加之差谬时见，因此未能做为正史得到当时官方的承认。

　　《清史稿》在版本上有“关内本”及“关外本”之分。1928年该书刊印时，共印一千一百部，其中七百部存留北京，称为“关内本”。另四百部由金梁携往东北发行，内容中增加了康有为传、张勋传、张彪附传，并附有金梁的《校勘记》。该本称为“关外一次本”。后经再版，撤销了张彪附传，新增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其他门类也略有抽改，此本称为“关外二次本”。1976年中华书局校点本是以“关外二次本”为底本出版的。对三个版本的互异之处均有附注，并录出异文。

　　(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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