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支那”名号考

    “一、支那”名号见于古代各种文字

    见于古代印度梵文   公元前三百二十年至三百十五年间，印度栴陀罗笈多王（King Candragupta）在位时，其臣商那阎（Chanakya），别名考铁利亚（Kantiliya）者，著有《政论》（Arthasastra）一书，书中载有“支那”（Cina）之名，又记纪元前第四世纪中国丝已贩运至印度矣。又印度《玛奴法典》（Laws of Manu）及摩诃巴剌塔（Mahabharata）书，皆载有支那斯(Chinas)之名。

    见于希伯来文   耶稣教《圣经旧约》中《以赛亚篇》（Book of Isaiah）有“试观其人，来自远方，来自北与来自西，又来自西尼姆国(Sininm)。”西尼姆即秦尼之转音也。

    见于粟特文（Sogdia）   英国斯坦因整理之粟特文书，为公元前之物。法国高梯我(M.Robert Gauthiot)查得其中有秦斯坦(Cynstn)之名，指中国而言云。（见《通报》一九一三年第428页）

    见于罗马拉丁文   罗马书言支那者，较之以上三种文字为后。其最先之书言支那者，为《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著者姓名已失传。此书约成于公元纪元八十年至八十九年之间，书中载有秦国(Thin)，其大都城号曰秦尼（Thinae）云。

    见于希腊文   公元一百五十年之际，希腊地理家拖雷美(Ptolemy)之《地理书》著成，书中有秦尼国(Sinae)与赛里斯国(Seres)之名。公元五百三十年时，希腊人科斯麻士(Cosmas)之《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著成，书中称中国为秦尼策国(Tznitza)，又为秦尼斯达国(Tzinista)。

    见于亚美尼亚文   公元四百四十年时，亚美尼亚史家摩西（Moses of Chorene）之《史记》著成，书中载有哲那斯坦国(Jenasdan)，“国境皆为平原，居西提亚(Scythia)之东。世界最东之国也。开化文明，人民富裕，性情温和，不但可为和平之友，亦实生命之友也。地产丝。”

    见于叙利亚文   陕西西安府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中之叙利亚文，称中国为秦那斯坦(Zhinastan)，长安为克姆丹(Khumdan)。

    见于阿拉伯文   中世纪阿拉伯之著作家，皆称中国为秦（Cyn或Sin或Thin）。

    见于波斯文   波斯费杜西（Firdusi）生于公元九百三十一年，卒于一千零二十年。著有《沙那美》（Shahnameh）一书，译言《帝记》也。共文全为诗歌体裁，记古代波斯诸王事略，至萨赞朝(Sasan)末帝，伊嗣俟三世(Yezdijerd)为止。伊嗣俟三世于公元六百四十一年时国为阿拉伯人所夺（事见《唐书》）。《费杜西》诗中，记载古代中国与波斯交涉甚多，其称中国皆为支那（China）。

    见于中国史书   中国本国史书中，支那之名或相同之音，以数见之。皆译自印度文者也。最初为释慧立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记载玄奘入迦湿弥罗国情形。其言曰：“其夜众僧皆梦神人告曰：此客僧从摩诃脂那国来，欲学经印度，观礼圣迹。”……又玄奘自著之《大唐西域记》卷第五载：“戒日王劳苦已，曰：‘自何国来？将何所欲？’对曰：‘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王曰：‘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少而灵鉴，长而神武。昔先代丧乱，率土分崩，兵戈竞起，群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怀远略，兴大慈悲，拯济含识，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臣。民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茲久矣。盛德之誉，诚有之乎？大唐国者，岂此是耶？’对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昔未袭位，谓之秦王，今已承统，称曰天子。前代运终，群生无主，兵戈乱起，残害生灵。秦王天纵含弘，心发慈愍，威风鼓扇，群凶殄灭，八方静谧，万国朝贡。爱育四生，敬崇三宝。薄赋敛，省刑罚，而国用有余，氓俗无宄。风猷大化，难以备举。’戒日王曰：‘盛矣哉，彼土群生，福感圣主。’”又卷第九、第十亦载至那国之名称。《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天竺国传》载：“贞观十五年，自称摩伽陀王，遣使者上书。帝命云骑尉梁怀敬持节尉抚。尸罗逸多惊问国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国乎？’皆曰：‘无有。’戎言中国为摩诃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复遣使者随入朝。”又《宋史》卷四九〇《天竺国传》载“太平兴国七年，益州僧光远，至自天竺，以其王没徙曩表来上。上令天竺僧施护译云：‘近闻支那国内有大明王，至圣至明，威力自在。每惭薄幸，朝谒无由，遥望支那，起居圣躬万福。光远来，蒙赐金刚吉祥无畏坐、释迦圣像、袈裟一事，已披挂供养。伏愿支那皇帝，福慧圆满，寿命延长，常为引导，一切有情，生死海中，渡诸沈溺。今以释迦舍利，附光远上进。’”

    摩诃脂那、摩诃至那、摩诃震旦，皆梵文Mahachinasthana之译音。脂那、至那、震旦、支那皆一音之转。日本人亦称中国为支那（China）。

     二、支那名号原音各说之争论

    （一）德国李希脱和芬之说  李希脱和芬(Richthofen)谓西汉时日南郡（Jih-nan），中国与外国海上交通，悉由此处。汉桓帝延禧九年，大秦王安敦之使者，亦由日南登岸而至长安，可见日南当时港口商务是盛。故支那之原音，为日南二字。英国亨利玉尔赞成其说。（见李希脱和芬《中国》（China I）第一卷第504—510页）法国拉克伯里（Lacouperie）反对其说。其所据之理由如下：（一）汉时日南郡不在今越南东京，而远在其南。（二）古代日南二字之读音，当如尼脱南姆（Nit-nam）,不应拼作Jih-nan。今代越南人读日南二字之音，如诺南姆（Nbut-nam），广东人读音如押南姆(Yat-nam)。如日南之说，毫无根据也。

    （二）法国拉克伯里之说  拉克伯里既反对李希脱和芬日南之说，而自又提出新说。谓古代滇国土地广大，国势富强。居中国南方。公元前中国与西南之方诸国之贸易，皆为此国人所独揽。张骞自大夏归后，言天竺商人至中国贩运四川货物，往大夏交易，由印度往四川，必经云南滇国。又滇国海上交通，当由红河而至交趾国。交趾即拖雷美（Ptolemy）《地理书》之喀第喀拉港也。故西方诸国所盛传之秦国（Chin,Sin,Sinae,Thinae）,乃由滇国转音而来。滇字古代中国人读音如今之岑字（Tsen），越南人读滇字如陈字(Chen)。北京人则读作天字音Tien。英国贾儿斯(Giles)谓拉氏之说，与李希脱和芬之说相等，皆不过臆想之辞，毫无根据。吾以为拉氏之说，与中国史书所载滇国，全不合也。

    （三）法国鲍梯之说  鲍梯（M. Panthier）谓梵语之支那实由于古代秦国而来。秦国于公元前一千年时，已建国于陕西。上古西方诸国之得闻支那，即由此国。鲍梯之说，最为有理。赞成者亦众。英国亨利玉尔先赞成其说，后又弃之，而信李希脱和芬日南之说。英国贾儿斯则攻击前二说，而独信此说。谓古代印度、波斯及其他亚洲诸国所用之秦（Sin,Chin）等，或由秦国。其国起自公元前二百五十五年至二百七十年（野史氏按，应该是二百零七年）。今China字上末尾之a字，则由葡萄牙人所加者。法国伯希和亦不以前二说为然，而深信此说（见Bul.Ecole Frace.Ext.Orient,IV1904,pp.144）。一千九百十一年时，德国雅各比（Herman Jacobi）著论文反对此说。谓公元前三百余年，印度栴陀罗笈多王在位时，其臣考铁利亚（Kautiliya）著有《政论》一书。书中载支那（Cina）产丝，其丝货有贩至印度之语。秦朝开始于公元前二百四十七年，而《政论》之作，已在公元前三百余年。故支那原音为秦之说，不攻自破矣。（见雅各比《从考铁利亚中所见的文化及语言文学史料》，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术报告汇刊》第四四期，一九一一年）吾则赞成支那即秦之说，雅各比之反对论文，盖未深悉中国史也。吾请申吾所说如下：

    三、秦国名称向外之传布

    秦之建国，与穆公之霸业  西人读中国史者，皆仅知有秦始皇帝灭六国，统一全国之事。故误以为始皇以前无秦也。雅各比谓秦朝开始于公元前二百四十七年。窃查此年，即始皇即位之年也。英国贾儿斯谓秦朝起自公元前二百五十五年，至二百七年。查公元前二百五十六年，周赧王入秦，尽献其地于秦昭王。公元前二百七年，即秦二世三年，赵高弑二世，立子婴，秦亡之年也。贾儿斯又仅以周亡之年，为秦开国之年。早于雅各比之数，仅十年而已。雅贾二人，皆不知秦之建国，始于周平王时代，在公元前七百余年，至秦穆公时，秦已强大。穆公即位于公元前六百五十九年，在位三十九年，为五霸之一。西方诸国，记载支那之名，以印度《争论》书为最早。然已后于秦穆公约三百五十年矣。《左传》载秦穆公霸西戎。西戎边界，虽无记载，秦穆公之势力圈，或竟达于今喀什噶尔、帕米尔高原，亦未可知也。苟如是，则秦之名，传于印度，又何难哉。晚近英国斯坦因（Stein）在和阗及附近诸地，掘出古代遗物甚众。汉唐之物皆有之。汉以前之中国物件毫无所有。谓可以证明：1、中国人种西来之说谬误，全无根据也。2、汉以前，中国与西域，无交通也。（见斯坦因《古和阗》。Stein,Ancient Khotan;Rose,The Origin of Chinese People）斯坦因第一说，吾意亦以为然。中国人种，确为本土原有，而非自西方迁来者。斯坦因第二说，谓汉以前，中国与西域无交通。吾恐氏所查者，未必即足以证明其说也。汉以前之交通，或由于沙漠北道、经今哈密、吐鲁蕃、阿克苏、喀什噶尔等地，而再至西方也。藉使秦穆公之时，秦之势力，未及于帕米尔高原，仅至安西敦煌附近而止，秦国之威名，由商贩而播至印度，中央亚细亚，亦甚易也。

    四川云南二地之合并于秦   四川古代本有巴蜀国。据《战国策》所载，秦惠文王时，秦人欺蜀国以将赠送金牛于蜀，使蜀人凿通山道。既通，秦兵掩至，遂灭巴蜀。《史记·秦本纪》载惠文王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十四年，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惠文王即位于公元前三百三十八年，死于公元前三百零六年。皆在印度考铁利亚（Kautiliya）之《政论》著成年代之前也。据《史记·大宛传》载张骞自西域归告，已明言印度与中国，在西南方久有交通。滇越国，以今代地理考之，当在大理府。当时蜀贾已有贩运货物至其地者，印度人或即在滇越国与蜀贾交易，而更转运邛竹杖、蜀布至大夏（Bactria）也。此商道何时开通，史无详言。以理推之，当必甚早，在秦时已然矣。《前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已明言秦时，中原与云南已有交通。当时巴蜀地方，与昆明滇越贸易之盛，可以概见。总之，《史记》、《汉书》皆言从古即有商道至西南，可以接触印度之商贾也。秦国在先而甚长久，其名在商贾口中，已成习惯，不易改变。汉初武帝之前，为时甚短，且诸帝皆不勤远略，以守成为务。故秦之名，亦可由巴蜀、滇越而至印度也。

    大月氏民族之西徙与西域人在汉代仍称中国为秦    公元前第三世纪时，中国西北有两民族，互争雄长。一为匈奴，一为大月氏。匈奴疆宇在今陕西、山西北部，包含内外蒙古。大月氏在今甘肃西北敦煌、祁连间。匈奴先属于月氏。公元前第三世纪之末匈奴第一次击败月氏。至公元前一百七十七年，匈奴又击败月氏，驱之西徙。公元前一百六十五年月氏民族抵龟茲国。后至伊犁河流域，乌孙所领之泰克斯（Tekes）、康格斯(Konges)二地。月氏击败乌孙而至热海(Issikkul)。是时月氏分为大小二部。小月氏乃其余众，为匈奴所败后，不能去，保南山，与羌人西藏人混杂。大月氏于公元前一百六十三年击败塞种（Sakas），取喀什噶尔城。后匈奴救乌孙，又击败月氏。月氏乃南徙，驱塞种而南。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其都蓝市城，在妫水（Oxus）南。公元前一百二十年月氏灭希腊王朝。同年，又击灭塞种沙头梅格斯（Soter Megas）王国。塞种人奔印度西北境。留于身毒（Sindh）及彭甲伯(Pendjab)二地，后同化于月氏种。据德国雷葛格（Herr von Le Coq）之研究，塞种为伊兰族（Iranian）之一支。稍后，月氏又征服迦湿弥罗（Kashmir）及印度。后渐衰，至公元后第五世纪时嚈哒(Ephthalites-White Huns)灭之。据德国麦楼（F.W.K.Muller）对中亚发掘之文字考之，大月氏民族或为印度日耳曼系之种，佛教即由月氏人输入中国者也。（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35—36页）大月氏自甘肃西徙时，汉朝不知之，而月氏亦不知有汉也。秦自穆公之时，月氏所居之地，已在范围以内，臣属于秦。西徙之时，必比为中国皇帝仍秦之后裔。西方康居国（Sogdia）等之称中国为秦斯坦(Cynstn)，必自月氏人得之。后世希腊人、罗马人之秦国（Thin），或秦尼国(Sinae)，或为月氏人所报知，亦或为印度人所转知也。春秋战国时，秦与西方交通极繁，至汉初乃完全断绝。至武帝时，重兴交通。开辟张掖，诩为丰功。博望凿空，传为美谈。殊不知张掖酒泉，秦时本为属地，无功可诩。张骞西使，不过沿自古以来西行之道而走，无空可凿，亦无美足谈也。汉初，中国与西域交通，完全断绝，亦犹元明之际，欧洲与中国交通断绝。《明史》言意大利从古未通中国也。匈奴灭月氏，遮隔中国与中央亚细亚之交通，亦犹明初帖木儿在中央亚细亚，阻绝中国与欧洲之交通也。

    西域人及匈奴人在汉武帝时仍称中国人为秦人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史记》此处秦人盖指中国人。当时汉军所得消息必根据土人之报告。土人用秦人以称中国之为大宛穿井以拒汉师者，是可证明西域在汉时称汉人仍为秦人。《前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渠犁城条记：“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言秦人我匄若马。”颜师古注曰：“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前汉书》此处所记证明匈奴人在汉武帝时仍称中国为秦人。中央亚细亚各地在汉初皆隶属匈奴。由匈奴人口中之称呼而传之中亚土人亦可能也。

    四、东西两大秦

    吾既证明支那原音，确为“秦”字之转音。请更言东西两大秦之说也。玄奘《大唐西域记》已载至那者，前王之国号。惜乎其未明言前王之名，使吾人知究为何王也。《西域记》卷一二朅盘陀国条内，梵语至那提婆瞿呾罗（China-deva gotra），玄奘译之日，唐言汉日天种也。玄奘之唐之汉，皆不过就当时普通行用之名而作译耳，其实则应译作秦日天种也。唯秦帝运最短，汉有天下四百载，时代长远，习惯沿称已久矣。前已言摩诃脂那，或摩诃至那，或摩呵震旦，皆梵语Mahachinasthana之译音。梵语摩诃Maha者，大之义也。例如摩诃罗阇（Maha-rajah）,大王也。摩诃雅拿（Mahayana），大乘教也。末音“斯旦那”（stana）犹言国境也。故梵语摩诃至那（Mahachinasthana）之完全汉译，即大秦国也。中国正史上，大秦之名，初见于《后汉书》，所记甚不明了。称大秦者，中国人乎？抑他人乎？中国之人，固自古以来，未有自称为大秦者。法显玄奘等纪行书中，皆称其本国为汉土也。汉武帝时，大宛等国仍称中国为秦人。惟《魏书·大秦传》言：“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则其称大秦者，非中国人，乃外域之人也。《魏书》亦未记载外域究为何国。以理度之，或即印度人与受印度文明影响之人也。印度文明在甚古时代，已传至中央亚细亚。巴里黑城（Balkh）有小王舍城（little Rajahgriha）之称号。巴里黑城汉时为大夏之国都。希腊人称之为拔克脱利亚(Bactria)，《魏书》之拔底延，《唐书》之缚底野皆其译音也。甘英西使，路必经拔底延，其所用舌人或即拔底延人，以此而得大秦国之名，同时舌人亦称中国为摩诃至那也。《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珰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秦海者，大秦之海也。《汉书》有秦海，《马哥孛罗游记》卷三第四章亦称中国附近之海为秦海（Sea of Chin）。两两相对，诚历史上千古未有之趣事也。”

    不过张星烺先生指认大秦为印度，这种说法可能不确。1989年9月版《辞海》三卷合订本第709页“大秦：古国名。又名犁靬、海西。古代中国史书对罗马帝国的称呼。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至条支，临海而回，桓帝延熹九年（166年）有叙利亚商人来中国，自称大秦皇帝安敦使者。晋武帝太康年间（280—289年），大秦又遣使来与中国通好。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后，大秦常指东罗马帝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说明，秦帝国虽然仅仅十五年，但是它对中国的影响一直到存在着。

    秦始皇开创的皇帝制度，开始于公元前221年，一直绵延到公元1911年方才退出历史舞台，而统一的中国一直到今天还在。

    中国域外的国家对中国的称呼甚多，然而自古及今，最为广泛使用通行者莫过于称中国为“China”，汉译为“支那”。

    以下内容摘引自《中国古今名号寻源释意》（胡阿祥、卢海鸣著，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六章《域外对中国的称谓》第一节《支那》。

    张星烺《“支那”名号考》罗列出了十种文字的支那名号。等到公元9、10世纪，元明清时代以来，随着中外交通大开，支那的称号更是频繁出现，有时前面还加上“大”字（Ma），韩振华《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中说，如Cini、Chin、Sin、China、Chiis、Chima、Chama、Chana、Macini、Machin、Masin、Sinaru（按-aru是语尾变化）、Masinaru、Mahachina,等等。岑仲勉《外语称中国的两个名词》（《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指出：China与Machin(包括Masin、Mahachina等式)“在后世往往混用，并无明了之界限。”

    中国史书之支那，多见于佛典，而为梵文之音译。据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支那条所录，Cina一词的异译有：脂那、至那、斯那、真丹、振旦、震旦、真那、振丹、脂难、旃丹。李雪涛考证（《从佛典看“支那”（Cina）译名的变化》，载《地名知识》1990年第3期）说：斯那并非支那异译；支那这一译名尽管最为常见，但不是最早的译名。从汉译佛典及中国僧人自己所撰写的佛教著作来看，西晋至梁近三个世纪的时间，Cina的译名基本固定为真丹；梁以后震旦使用逐渐增多，日益取代真丹；隋唐时候偶用真丹；唐代开始，脂那、至那、支那广泛使用；唐代以后，又以震旦用得最多。

    Cina一词除了汉文音译之外，也可以意译。唐代智升《开元释教录》卷7“大支那国”下小注云：“旧名真丹、振旦者，并非正音，无音无义可译，惟知是此神州之总名。”因此，Cina可以翻作秦，写作汉，译作隋，解作唐，支那的意译可以随着朝代的变化而因时而异。

    支那名号最早见于梵文，最早拼法是Cina，其他拼法皆由此衍出，大体可以肯定。印度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文化灿烂，经济发达，公元前三、四世纪就同伊朗、中亚、两河流域以及埃及、希腊、罗马等地存在着相当活跃的贸易关系和其它方面的交往。与我国最早交通的域外文明大国正是印度；其他域外国家关于中国的知识，大体是从印度再传的。支那名号也是应当如此。就支那名号见载的时间看，以梵文最为古老，其它语言中一系列的名号，又都与梵文Cina在语音方面极为一致，人们以此判定这一系列外语的中国名号，均由梵文Cina所衍出，即都是梵文Cina的对音，期间只是存在细微的差别。法国伯希和《马可波罗行记注》也指出：“支那之称，由于印度，原无可疑。”而由印度，又进而传播到西亚、北非、欧洲等地。

    那么梵文Cina的字源和原音又是甚么呢？对此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做过许多的研究，或认为与中国古代的朝代、国家、地域有关，或认为与中国的特产有关，或认为与雪山以北诸的种族有关，等等。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日南郡说。德国李希霍芬（Richthofen）《中国——我的旅行与研究》，1887年出版，该书认为西汉时代的日南郡港口商务繁荣，中国与海外交通都在此处，所以支那原音为西汉时候的日南（今越南境内）二字。英国亨利·玉尔等赞成。

    第二，滇国说。法国拉克伯里（Lacouperie）认为，由于古代中国南方的滇国国土地广大，国势富强，公元前中国同西、南二方各国贸易，皆为滇国所独揽，所以秦国（Chin,Sin,Sinae,Thinae）由滇国音转而来。

    第三，雪山以北诸种说。冯承钧《西域地名》（增补本）：“Cina——支那，一作脂那，一作至那，梵文边鄙之称，原为雪山以北诸种之名，后为中国之号。”雪山者，古代印度人和中亚南部人总称喜马拉雅、兴都库什诸山为雪山，与其相连属的喀喇昆仑山和葱岭也包括在雪山范围以内。是“雪山以北诸种”相当于今天阿富汗北部、葱岭以东、尼泊尔以及中国西藏地区等地的古代种族。今天尼泊尔人即称其北部和山区一带为Cina。李志敏这样解释（《支那名号原音证》，《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古印度人何以称雪山以北诸地为Cina”，“或许他们曾误以为那些地方就是丝绸出产地（即丝国）。”

    第四，澶州说。赵振绩指出（《中国之释义——“中国”为秦、震旦、契丹之义》，载台湾《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10期，1978年），秦（支）那原义为秦州，秦州即亶州或澶州。秦州之民后东迁至渤海中之蓬莱山。澶为山之义，秦亦山之义。

    第五，荆国说。苏仲湘指出（《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支那导源于荆，这有三点理由。其一，荆即楚，是先秦时期中国南方具有足够威力与影响的大国，能够受到中外人们的瞩目，不愧为中国大陆的象征。其二，中国南方与印度在远古即已经开展交通，荆的名号具备播及域外的可能性。其三，从支那一词的本音来分析，荆为腭音，符合支那这个称呼的本音。

    第六，丝说。李志敏论证（《支那名号原音证》：《“支那”名号起源时代考——再谈古疏勒支那地名》，载《新疆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说：支那名号起源于中国的丝货，ci是汉语丝字的音译，na是梵文的语尾，Cina在梵文中的原义为丝，转义为丝国。

    第七，綺说。沈福伟揣测（《中西文化交流史》第一章之四《支那名称的由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古代波斯、印度只是知道他们的近邻中有一个伟大的“綺”国，而中国商周以来制造的丝织品，以綺最为普遍和精致。綺者，织素为文，纹理不顺经纬，织法新颖，花式繁富，足以独步世界。输出域外的当然也是这种綺。波斯古文献称中国的Cini、Saini、Cin、Cinistan、Cinastan，粟特语言中的Cyn,印度的Cina等等（译作支尼、支那），都因綺而得名。

    第八，瓷说。英文China既然作中国解（China），又作瓷器解释，世人遂有以此立说者，谓之古代中国瓷器流传到西方，为欧洲等各国人民所欣赏、喜爱，故以瓷器代称中国。

    第九，秦国说。法国鲍梯（M.Pauthier）指出，梵文支那其实由古代秦国而来。秦国于公元前一千年时，已经建国于陕西，上古西方诸国之得闻支那，即由此国。

    以上九种说法中，日南说为拉可伯里、伯希和等所破，滇国说为英国贾儿斯、中国张星烺等所破，荆国说为林剑鸣（《“支那”的称谓源于“秦”还是“楚”》，载《人文杂志》1981年第6期）、汶江（《“支那”一词起源质疑》，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等所破，澶州说在历史、地理、语言、交通等方面都不能成立。

    瓷器说实属误解。在西方先有支那之名，后有瓷器之之称，即瓷器的China来源于支那的China。由于中国瓷器的大量流入西方，欧洲人便使用China名瓷器，以示纪念。又至今伊朗仍称瓷器为“秦尼”（Cheen,Cheenee），波斯语意思为“中国的”或“中国生产的”。

    雪山以北诸种族说也存在问题。汶江（《“支那”一词起源质疑》，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就指出，支那被置于雪山以北，正说明当时的印度人是通过西域各民族如大月氏、大夏人、塞人而知道有中国，正如中国通过大夏知道有印度一样，这必然只能是西北的秦国。

    丝说、綺说或支持者有限，或论据尚嫌单薄。

    比较而言，秦国说论据充分，赞成者多，是当今学术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

    其实以秦为支那原音，在近代就有解说。清代学者、外交家薛福成（1838—1894）《出使日记》即谓之（括号注文内为学者所加）：

    “欧洲各国，其称中国之名，英曰采依纳（China），法曰细纳（Chine）,义（意大利）曰期纳（Cina）,德曰赫依纳（China）,腊丁（拉丁语）之名则曰西奈（Cinae,Sinae）,问其何义，则皆秦字之音译。余谓秦始皇时国虽盛，其势固未达今之欧洲，何以欧洲人呼中国为秦？揆厥由来，当由秦始皇逼逐匈奴，威震殊俗，匈奴之流徙极远者，往往至今欧洲北土。今俄、奥、土耳其、日耳曼诸国，未必无匈奴之遗迹存焉。彼等称中国为秦，欧洲诸国亦相沿之而不改也。”

    有关秦和支那的关系，考证最为权威者是张星烺先生的《“支那”名号考》，这篇文章见于《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出版社）第一册附录。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也持秦国说。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在《支那名称之起源》（《交广印度两道考》之十，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中略言：当公元前2世纪以前，中国与印度已由缅甸一道发生贸易关系，秦国之名由此达于印度，印度之支那梵文名称始于此。至公元前2世纪及前1世纪月氏入侵大夏之时，印度人又于西北得闻中国之名。此后，或在公元初1世纪时候，印度与越南半岛及南洋群岛贸易频繁，南海一带遂习用支那梵文名字。诸航海者乃袭用此梵化之号，而且中国人也自承其国名曰支那，虽然不再自称其国为秦国，然此名亦足以唤起其种族与其国家之观念。由是观之，支那一名发源于最初秦国之说，在音韵及地理方面皆得其解，而于历史亦能相符，复由中国译人采用，故仅有此说为可取也。

    岑仲勉（1886—1961）《外语称中国的两个名词》以为：公元前10世纪非子封秦以后，秦国逐渐强大。“秦既当西道之冲，东周虽拥号天王，实同虚位，由是西方民族只知有秦，不知有周，此秦（Chin）之称所由起也。”“Chin之传名于西方，或谓由南方马来人所传播，……余按上古之中西交通，北陆视南方海道为密，……春秋时期，秦犹困守函关，楚霸南服计四五百载，如我国名称系经马来人西播，于势应为楚而不应为秦。”

    按秦之得名，根据《史记·秦本纪》更早在周孝王（前891—886年）时代。孝王任命非子在渭水之间养马，结果马匹又多又强壮。周孝王非常高兴，乃封非子于秦（今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内东部）这个地方。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是秦襄公八年，由于护送天子东迁洛邑有功，周平王正式册封襄公为诸侯，并赐给秦岐（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东北）以西之地，奠定了秦国发展的基础。

    由“秦”转变成的“支那”名号，以古代印度考铁利亚（印度梅陀罗笈多王前320—315年在位时的大臣）所著《政论》（Arthasastra,季羡林汉译本名为《治国安邦术》）载有的支那之名——是为最早，这已经在秦穆公时代之后的350年了。在印度古代梵文典籍中，两部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及《玛奴法典》也记载有支那之名，然而其成书年代却多有争论，一般认为晚于《政论》。

    秦国虽然灭亡了，但秦人的称呼一直存在着。

    汉武帝时，西域人及匈奴人仍称中国人（汉人）为秦人。《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说：“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汉书》卷一〇八《匈奴传第六十四上》：“于是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一〕汉兵至，无奈我何。」”颜师古注：“〔一〕师古曰：「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汉书》卷一一二《西域传第六十六下·渠犁》：“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八〕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师）遣贰师将军，〔九〕欲以为使者威重也。”颜师古注：“〔八〕师古曰：「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匄，乞与也。若，汝也。乞音气。」”

    即使在汉武帝重新开通交通以后，中国西方和北方的边族或邻国依旧称中国人为秦人。今新疆拜城县东汉永寿四年（158年）《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汉文摩岩石刻：“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列亭。”这里六个秦人虽然隶属龟兹，但全部是汉人姓名，显然为汉人。

    甚至一直到秦国灭亡的五百多年之后的东晋，仍然有秦的称呼。东晋高僧、旅行家、翻译家法显（约337—约422）所撰写的《佛国记》（又称《法显传》、《历游天竺记传》）之中，多次将中国称呼为秦、中国人称呼为秦人，比如“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国……自山以东，俗人被服，粗类秦土，亦以毡褐为异。”

    唐代释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有摩诃脂那国，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五有摩诃至那国，《新唐书》卷221有摩诃震旦国，皆梵文Mahachinasthana之译音，即大至那国、大秦国，其所指即当时的中国，此为印度人对中国的尊称。

    当时在世界的西方，按照中国史籍的记载还有一个大秦国。而这个大秦国，学者以为是罗马帝国（395年以后指东罗马帝国）。《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一名儣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大秦）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一]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檋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166年，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里略·安敦尼（一作马可·奥勒留）派出的使者终于到达了东汉朝廷，并将礼物献给汉桓帝。这是正史中关于中国同欧洲直接往来的最早记载。不过有些学者认为这位使者不是大秦安敦王朝派出的，而是大秦商人借用其名义，与中国联系，以得到商业上的有待。尽管如此，《后汉书》的这一记载作为中欧友好的佳话，已经载入今天的各种历史著作中。《魏书·西域传》：“大秦国，一名黎轩，都安都城。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

    以上就是东西两大秦。

    岑仲勉《外语称中国的两个名词》尝论大秦一名之起因：“然秦迤东尚有神州大陆，比秦大十数倍，西方之人，未必毫无闻知，当时列国分立，无所统一，彼于是依秦之称而混名曰‘大秦’（Machin），如我国之称大月氏及小月氏，大宛及小宛。……费杜西（Ferdusi）著《波斯王史诗》，虽为时颇后，其中固保有若干之上古传说，诗中常秦与大秦并提，非无因也。及夫海道大通，西亚人至广州者审其地为古‘大秦’之一部，故呼曰大秦，寝假或且成为广州专有之号，此又大秦用诸我国南方之转移的原因也。”岑仲勉以为，梵文Mahachinasthana及其它拼法的Machin，Masin,Mahachina等大秦（也译作摩秦、马秦）、大支那，起源也甚早，乃至与Cina同时或稍晚， Ma者孕义（大），Chin者译音（秦也）。

    现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所著《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说：

    “秦始皇根本不能建立一个传之万世的王朝，但他所建立的帝国制度虽偶有间断却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被证明是世界上最持久的政治制度。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被当作暴君遭到责备，但今天的中国学者很正确地把他看作是作为统一国家的中国的建立者。秦的名称‘Chin’很恰当地成为中国在西方文字中的名称‘China’的来源。”

    支那一词起源的秦很有可能是公元前221年以前的秦国，而非统一六国之后的秦帝国。当然，以支那称中国在域外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下来，除了名称本身的延续停滞性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秦帝国的统一。秦帝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疆域辽阔的、具有高度物质精神文明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大的统一国家，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崭新局面。尽管秦帝国享国不久，在短时期内即行覆亡，但它为尔后中国两千余年的历代王朝奠定了基础。而且，秦帝国的影响超越了它本身的时空范围，深深地作用于整个世界历史，这又致使“秦”在域外，继续被视为中国大一统王朝的代表而存在，从而产生了支那一类的称谓。

    英文China来源于秦，这已经成为一个常识而载入教科书。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古代史（选修）》（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9月第2版）第73页：“至今，不少国家把中国称为China，即为秦的译音。”

                              “支那”的中日之争议

    有意思的是，源自于秦的Cina、Cinisthana回译为支那、震旦等名号后，其涵义在中国文人的解说里，也有了新发展。

    关于支那的字面涵义，唐宋学者已经开解释之端。唐代释慧苑《音义》：“支那，此翻为思维，以其国人多新思虑，多新制作，故以为名。”宋代释法云《翻译名义集》：“脂那者，一曰支那，此言文物国。”按这类解说，本诸“中国有礼义文章光华之大”的古意，甚为明显——但毕竟有些牵强。

    唐代以后，震旦一词用得最多的原因，大概也在于震旦除音译外，尚有意义可以附会。甚么意义呢？按震，八卦之一，象征雷震，《周易·说卦》：“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又旦，乃日出地平线，意义天明、早晨、明亮。以此，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三：“琳法师云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法琳《娄炭经》云葱河以东名为震旦，“以日初出曜于隅，故称震旦。”古印度确也曾视中国为“日出处”，如《洛阳伽蓝记》卷五载乌场国王“遣解魏语人问宋云曰：『卿是日出人也？』宋云答曰：『我国东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实如来旨。』”

    自震旦广泛流传以后，支那在汉译佛典以及中国僧人所撰写的著作中已经较少使用。然则当历史演进到近现代以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日本人喜欢用支那来称呼中国，而在中国人看来，支那一名的音义绝对不好，于是引发出中日一场好不热闹的、充满火药味的国号之争论。详细情况可以参阅实藤惠秀《对中国的称谓——中日关系史中的微妙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李长声《中国乎支那乎》（载《读书》1994年第11期）。

    我们不妨谈谈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的称呼。

    在日语中，汉语词汇的读音可以分为三个系统：吴音、汉音、唐音。吴音是模仿中国唐朝以前的南方语音的，汉音是模仿唐朝中原一带语音的，唐音则是模仿宋元明清时代语音的。这三种读音中，吴音和汉音所占比重差不多，唐音只是占少数。如此，则吴音、汉音、唐音的叫法，与中国的朝代国号并不相符合。这一方面反映了名称演变的延迟停滞姓，另一方面也正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日交通的发展过程。按中日之间的交往，一是直接通过海道，而是通过朝鲜半岛。中国很早就日本的记载。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九《地理志八下》：“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一０〕”唐代颜师古注：“〔一０〕如淳曰：「如墨委面，在带方东南万里。」臣瓒曰：「倭是国名，不谓用墨，故谓之委也。」师古曰：「如淳云『如墨委面』，盖音委字耳，此音非也。倭音一戈反，今犹有倭国。魏略云倭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度海千里，复有国，皆倭种。」”海道在中国一方以江南地区为终端，这一带在先秦是吴国（吴国建立于殷末周初的三千年前）的疆域，在三国时代又属孙吴，是与日本最早发生关系的地方之一（关于吴地同日本的交往，可参阅杨晓东《太湖流域中日文化交流管窥》载《苏州大学学报（太湖历史文化研究）》第一辑，1992年），所以这里的汉语方言传到日本 就成了吴音。唐代经朝鲜传入日本的汉字读音仍被称为汉音，缘于汉以后西北、中亚等国称中国为汉。宋元明清时候，海外诸国又称中国为唐，所以宋以后无论从陆路或海路传入日本的汉字读音都自然成了唐音。

    要之，吴、汉、唐者，是不同时期日本对中国的不同称谓。大体而言，唐以前多称中国为吴为汉，称吴又多于汉；唐以后多称中国为汉为唐，称唐多于称汉。

    然则日本称中国为吴，除了上述吴音的遗存外，还有其它的证据。如隋唐以前，日本称中国人为吴人，称侨居日本的中国人为聚居地为吴原，称在日本劳动生活的中国纺织工匠为吴织，吴织也兼指中国纺织物和纺织法，称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国胡床（一种坐具）为吴床，等等。

    饶有兴趣的是，日本称中国为吴不仅由于同中国吴地接触较多，又与中日之间的相对方位有关。日语“吴”专指中国时候的读音意思是日暮、黄昏、天快黑以及季末、年终，转意为“日没处”。日出于东，没于西，故“吴”又有西方的意思。如此，则古代日本以吴指称中国，是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正在日本的西方。这与古代中国人称呼日本为东夷、东国、东瀛，近代中国人称日本为东洋道理是一样的。事实上，古代日本确曾以方位指称中国。早在中国的秦代时候，日本列岛的人们想象着在西方太阳落下的地方，会有一个常常见不到阳光的异邦，他们称之为“常夜国。”（参阅田久川《<关于古代日本称中国六朝为吴>质疑》，载《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公元607年，日本的圣德太子致书中国隋炀帝，自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日本古籍《经籍后传记》作“日出处天皇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根据《隋书》卷81《东夷列传·日本传》记载，隋炀帝对此很不痛快，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则大加赞赏（《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圣德太子一面向往中国文化，极愿试图吸取，而另一面又始终尊重国家体面，对隋坚持对等态度，真是值得钦佩。”次年，圣德太子的又一封国书也明白写着“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很明显，日出处即东方，东天皇即日本的皇帝，日没处即西方，西皇帝即中国的皇帝。据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全隋文》三一所引，日本人自称“东人”，而称中国及中国人为西土、西人，日本国王《孝德薄葬诏》：“朕闻西土之戒，或其民曰”，斋藤谦《拙堂文话》：“先师精里先生曰：‘大抵世儒不能自立脚根，常依傍西人之新样而画葫芦’”，又“精里先生《题观弈图》，孰谓东人之文不若西土哉？”

    所以古代日本称中国为吴，乃一词兼孕二义。其本义是说中国居于日本之西，日本人视之为日没处、西国，用他们的话来说就可以借用汉字“吴”以表示之；其延伸义是说与日本接触较多的是吴地，在日语中所指逐渐得以扩大，乃至指整个中国。

    从唐代直到明治中叶为止，日本开始称呼中国为Morokoshi、Kara，稍后一些又称为Toh，这都是日本人对汉字“唐”的读音；有时也称中国为汉土。古时日本之视中国，犹如近代中国人之视西洋欧美。日本知识分子热烈向往中国文化，具有相当浓厚的崇拜中国思想。日本民间将洋货店叫做唐货店，将进口高级舶来品叫做唐物。

    中国历史上汉唐两国，国势强大，声教远播，超迈前古，对周围各有都发生过重大影响，中西交通也非常繁盛，因之域外称中国为汉唐。北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清代徐岳《见闻录》云：“柬浦寨人呼中国人为唐人，犹西北人呼中国人为汉人也。”

    汉代是中国第一个长期稳定的封建大帝国，绵延四百二十余年，与西北、中亚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因此中亚地区及其以西诸国往往称汉及汉以后的中国为汉。宋代马永卿《懒真子》卷一“中国为汉”条：“今夷狄谓中国当汉。”《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汉武帝征和四年：“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丐若马。"』”元代胡三省注“〔据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至唐及国朝则谓中国为汉，如汉人，汉儿之类，皆习故而言。师古曰：丐，乞与也。若，汝也。乞，音气。〕”这种称谓逐渐推广到一些别的邻邦，如日本即称中国为汉、汉土，日本和朝鲜称中国文字为汉字。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个黄金时代，对外交流更为发达。北宋编修的《新唐书》卷219《北狄列传》篇末这样大大赞叹唐代：“赞曰：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早在公元7世纪，外国人就称中国为唐，称中国人为唐人，称出国的中国僧人为唐僧，称航行海上的中国商船为唐舶，这类称谓历经宋元明清而未改变。

    有意思的的是，北宋以后，政府屡次想要外国改称中国为宋，但均无实效。这件事据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记载：“崇宁间，臣僚五言边俗指中国为唐、汉，形于文书，乞并改为宋，如唐装汉法之类（按意即用‘宋装宋法’）。余窃谓未宜，不若改作华字。八荒之内，莫不臣妾，特有华夷之异耳。”又说：“北人过海外，是岁不归者，谓之驻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驻唐。”根据宋元之际的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记载，宋代时连航行南海和印度洋方面外国船舶上的翻译人员，也被称呼为“唐帕”。陈登原《国名疏故》之六指出：“夫以宋拟汉，可谓不伦。（宋人在中国之劳绩，只章惇平湖南蛮一事可称，语在王夫之《宋论》卷六）且中国之名义，与内容之贞定，以事从其朔言之，固当远溯汉人云。”两宋积贫积弱，安可与汉唐比拟！

    《明史》卷324《外国列传五·真腊》：“真腊，在占城南，顺风三昼夜可至。隋、唐及宋皆朝贡。……番人杀唐人罪死；唐人杀番人则罚金，无金则鬻身赎罪。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明代巩珍《西洋番国志》：爪哇国“人有三等”，“一等唐人，皆中国广东及福建漳、泉州下者逃居于此。”

    清代王士禛《池北偶谈》“汉人唐人秦人”条：“昔予在礼部，见四译进贡之使，或谓中国人为汉人，或曰唐人。谓唐人者，如荷兰、暹罗诸国。盖自唐始通中国，故相沿云尔。”日本称中国为唐、唐国、大唐，称中国人在日居留地为唐人馆、唐人坊。

    现在东南亚各国及美国等地的华侨常称中国为唐山。而自称为唐人或汉人；外国人也用唐人、汉人称呼华侨，又把华侨或有中国血统的外籍人聚居的地区或街道称为唐人街。

    日本人称中国为唐、汉土，也带有尊敬的意思。

    进入18世纪之后，日本开始称中国为支那或简称支国。所以不称唐或汉土，据说是由于中国朝代多变；而所以不用中国这一称号，则理由很多。如说中国是一个傲慢而自大的名词，在日本也有一个地方称中国（这是日本一个传统的地域名称，范围包括现在的冈山、广岛、山口、岛根、鸟取五个县），如果用中国这个名词，就容易相混淆，云云。当然，日本学者也有客观讨论这一问题的，如掘敏一著《中国和古代东亚世界》（岩波书店，1993年版）指出：中国一词，指说全土的中央部分是原义；将其解释作天地的中央，与天下观有关，是后来出现的意思。中国二字，本来也并无蔑视的意思，只不过是用以表达当时人们的地理感觉罢了。

    自古以来，中国无论国名还是代称，大多具有美义，乃至表现出一种很强烈的优越感——外国人对此自然不乐意了。即以“中国”这个泛称而言，你是“中国”，那么别人又是啥子呢？本来，古代印度、希腊、罗马、阿拉伯人著书，都各以本土为世界中心。古代日本人也是这样。斋藤谦《拙堂文话》卷七说：“我邦神圣继统，别成一天下，其曰‘中国’，谓我邦中土也。近人稍知‘倭奴’、‘大东’之非，改曰‘皇和’。”章太炎《中华民国解》说：“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这样看来，好名号哪个国家都要，当别国的好名号妨碍自己国家时，那就对不起了！

    于是当时一部分人主张用支那来统称中国。用支那的原因，一则日本受到西方的影响，而支那是西方语言China的音译，China在西方沿用已久；二则支那又是印度梵文Cina的音译，况且汉译也可作支那，日本又是佛教国家；三则作为历史的通称而论，除了用支那这个名词以外，就没有其它名词可用。

    考近代日本用支那称呼中国的时间，实藤惠秀曾经有形象的比喻：18世纪初期播种，19世纪初期生根，19世纪中后期出土，19世纪末长叶，20世纪初枝繁叶茂，20世纪中叶后叶落知秋，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衰老以至于死亡。而在上述二百六十年的时间里，1895、1946可以说重要年代。1895年，即中日甲午战争的次年，由于对中国战争的胜利，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由敬畏转变为轻蔑，对中国的称呼也由Morokoshi、Kara变成支那。1946年，同盟国对二战的战败者日本下达命令，不许再用支那来称呼中国。1949年日本出版的《角川国语辞典》支那的注解是“中国的旧称”，可见支那在日本语中已经死亡、消灭。

    本来，若按照唐宋学者的解释，支那为一美名，故为中国帝王所乐闻。一直到清末，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不讨厌支那，宁可用支那而不愿意用清国。留学生对日本人称呼他们为Chankoro(清国佬)大为反感，因为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下，他们中的不少人认为，清国意味着异族统治中国，所以厌恶清这个称号。梁启超曾用笔名“支那少年”，黄兴等曾编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支那当时是否定清国的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名词。

    中国人对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的嫌恶感萌生并普及于日本大正（1912—1925）时代，又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凌辱而日益加强。亲有体验的实藤惠秀说：“民国时代的留日学生憎厌日本人开口支那、闭口支那的程度，已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如郁达夫在小说《雪夜》中说“屈辱、绝望、悲愤和痛苦”；郭沫若在《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载1936年9月号《宇宙风》）中说日本人说支那人，比欧洲人说犹太人更坏；夏衍在剧本《法西斯细菌》中说“真比针刺还难受”。

    甚至于1930年之际，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要求今后一律改称中华民国，而不得用支那。

    何以中国人，连汪伪政权都深恶痛绝支那之一称呼呢？

    “问题的症结在于日本人使用Shina这名词时带着的心理和态度”，即轻蔑侮辱的心理、藐视的态度，使支那“不知不觉地带上了使人讨厌的气味”，“引起中国人的愤怒和反感。”

    当然在特有兴趣于文字的音形义、特注重名称字号的中国人看来，支那也可以理解出许多不好的意思。1919年王拱璧《东游挥汗录》说：“‘支那’两字在倭文中，究竟作什么讲呢？‘支那’两字的倭音Shina的意思是将死Shinan,物件Shinamono，此外Shina这音和hina音相近，而hina的意思是傀儡。”蒋中正也说：“彼等呼中国为支那，这支那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将死的人之意。”

    又有人说，支那的支意味支付，那意味夺取，就是东西被他人夺了去；日本又称中国为支国，如此相对于日本，支国成了旁支附庸了。日本的一些汉学家则调侃：中国人之所以讨厌支那，“是因为支是支店的支，而日本的本却是本店的本。让日本当本店，那是不行的；至于那，又和性有关。”

    话说到这里，似乎扯得远了。支那之原音为秦，秦穆公名列五霸，秦始皇统一中国，秦之威名远播域外，所以外国称呼中国为支那，它只是Cina、China等的一种译法。正如Canada译为加拿大，不能如冬烘先生解释为“大家拿”一样。如果按照这样的推法，则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写作美国，是称赞它的美丽；而France译为法国，当是该国崇尚法律的意思。清朝大臣李鸿章的儿子被派往驻葡萄牙公使时候，李惊奇地问：怎么葡萄还有牙？这是很滑稽的。日本德川时代，把俄罗斯写作鲁西亚。到了明治时代，俄罗斯政府提出抗议，因为鲁是鲁钝的意思，于是日本政府改鲁为露。当近代中日交恶时候，中国曾经有人要把日本Japan译作“假扮”，以示讥讽。然则对支那的各种解说，岂不是类此？！

    支那的字面涵义本无多少文章可做。没有听说过中国人对西方人称呼中国为China有过甚么不满和非难，而所以厌恶日本人口中的支那，那是由于旧时代高傲的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蔑。据《中国乎支那乎？》所引竹内好的说法：国家的名称，自己的叫法和别人的叫法有所不同，在世界上并不罕见；但对于日本来说，历史上与中国关系很深，文字是从中国输入的，现今仍有很多文字共通，所以应避免容易引起误解的造语。中国人对日语的“支那”有反感，日本人却无视人家的感情，到底里存在着下意识的轻侮。

    时至今日，支那这个词语已经在日本语中消失了。1949年日本出版的《角川国语辞典》支那的注解是“中国的旧称”，可见支那在日本语中已经死亡、消灭。强大的中国使得日本不得不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实藤惠秀先生说：“时代改变了，意识也随之改变；意识一改，言语当然也不得不跟着改。”日本之废“支那”用“中国”，正是这个意思。

                              中国小考

    “中国”一词，历史悠久，先秦时代就已经存在了。然而一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前，“中国”都还是一个地域的或文化的概念。从夏、商、周直到元、明、清都有自己的国号，并不称为中国。

    以下内容节选自《中国古今名号寻源释意》（胡阿祥、卢海鸣著，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二章《中国》、第五章《中国历代国号》附录1中华民国。

    “中”字在殷商甲骨文即商周金文中都有，中字的首尾都有若干条波浪形的飘带，向右或向左飘。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中说：“甲骨文的‘中’字本象有旒之旂，商王有事，立‘中’以招集士众，士众围绕在旂之周围以听命，故‘中’字又引伸为‘中’间之‘中’。甲骨文的‘王作三师右‘中’左，已用‘中’字为‘中’间之‘中’，这就是中国之中字本应作‘中’的由来。”

    《说文解字》：“中，内也，从囗，上下通也。”段玉裁《注》：“上下通者，谓中直或引而上，或引而下，皆如其内也。”《说文》释中为内，释内为入，段玉裁则发挥之：“然则中者，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汉书·律历志》说：“中央四方之中也。”

    除了方位上的中，在文化上更为可贵。为政者，《论语·尧曰》“允执其中”，《礼记·中庸》“用其中于民”，《大戴礼记·王言》“政之不中，君之过也”。立身者，《左传·成公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处世者，《礼记·中庸》中为“天下之大本”。古人论道也称赞中，《朱子文集》卷67“中即道也，道无不中，故以中形道。”中，为和平、为正为顺、为忠信，为合宜等。

    《说文解字》：“國，邦也，从囗，从或。”南唐徐错《说文解字系传》：“國，邦也，从囗或声。囗其疆境也，或亦域字。”段玉裁《注》：“邦、國或训，……古或、國同用。”又《说文解字》：“或，邦也，从囗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段玉裁《注》：“或、國在周时为古今字。古文只有或字，既乃复制國字，以凡人各有所守，皆得谓之或，……而封建日广，以为凡人所守之或字未足尽之，乃又加囗而为國。……（或）从土，是为后起之俗字（即域）。”

    按殷商甲骨文没有发现有或、國二字。周金文國字早期作或，以表示“执干戈以卫社稷”。《说文解字》解释或为“从囗从戈以守一”。“或”后期加囗以为國界，此属文字上的自然演变。

    “中”、“國”两字连在一起，就是古老的称号——中国。

    在殷商甲骨文卜辞中可以知道那时候商人称呼他们的国家为中商：“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巳卜，王，贞：受中商乎御方。”武丁、文丁时候的卜辞，称呼他们国家为商方：“【】商方步立于大乙羌方。”中商、商方者，乃相对于周边的诸方国，如羌方、鬼方、苦方、人方而言。方即国。《诗经·大雅·皇矣》“维彼四国”，郑玄《笺》“四国，四方也。”所谓四国、四方，均是以殷商为中心而言。如《诗经·商颂·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郑玄《笺》“极，中也。商邑之礼俗翼翼然，可则效，乃四方之中正也。”商已经有东南西北四方与中央的观念，此为中国一词产生的关键。胡厚宣这样（《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的起源》，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二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1944年）说“商而称中商者，当即后世中国称谓的起源”。可见，殷商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中国这一名号，却也形成了中商、商方、商邑居于中的地域与文化概念。

    中国的名号最早当起源于西周。

    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出土了何尊，其铭文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辥民。’”这段铭文大意是：成王初迁于成周。武王克商后，在庙廷祭告于天说：“我将要居住此中或，自此治理民政。”成周指以今河南省洛阳为中心的地区，这里本来是夏的中心地区。按段玉裁《注》说：“或、國在周时为古今字”。所以何尊里的“中或”，其实就是“中国”。《尚书正义》卷十四《梓材第十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注》：“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国民矣，能远拓其界壤，则於先王之道遂大。○付如字，马本作附。拓音托。”先王，指周武王。虽然何尊、《梓材》都是周成王时代（公元前1042—1021年）著作，不过它们都追溯了武王之事才提到的中国的。以金文和典籍相互印证，则中国这一名号见于周武王时代（公元前1046—1043年），是可以肯定的，已经距今有三千余年了。

    古代“中国”的含义不一。台湾学者王尔敏撰写《“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载《中华文化复兴月刊》5卷8期，1972年），统计先秦古籍中“中国”一词凡出现172次，别其涵义为五个：

    中国指京师。《毛诗正义》卷十七之四《大雅·生命之什·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爱京师之人以安天下，京师者，诸夏之根本。”唐代孔颖达《正义》：“‘中国’之文，与‘四方’相对，故知中国谓京师，四方谓诸夏。若以中国对四夷，则诸夏亦为中国。言各有对，故不同也。”《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六〕是为帝舜。”“〔六〕　集解刘熙曰：‘天子之位不可旷年，于是遂反，格于文祖而当帝位。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中国指国境之内。

    中国指诸夏领域，即华夏族、汉族地区，以其在四夷之中。《毛诗正义》卷十之二《小雅·六月》毛《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唐代孔颖达《正义》：“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经，王者行之，所以养中国而威四夷。今尽废，事不行，则王政衰坏，中国不守，四方夷狄来侵之，中夏之国微弱矣。”《礼记正义》卷五十六《中庸第三十一》：“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六《成公七年》：“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旅，众也。）无吊者也夫！（言中国不能相愍恤，故夷狄内侵。○夫音扶。）”《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僖公四年》：“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南夷，谓楚灭邓、穀，伐蔡、郑。北夷，谓狄灭邢、卫，至于温，交乱中国。）中国不绝若线。（线，缝帛缕。以喻微也。）”这三个地方的“中国”，与四夷相对而言，亦指诸华夏国家。《论语注疏》卷三《第三》：“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正义曰：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举夷狄，则戎蛮可知。诸夏，中国也。亡，无也。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正义曰：此及闵元年《左氏传》皆言诸夏。襄四年《左传》：“魏绛云：‘诸夷必叛。’”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而当中国的涵义由周王的直接统治地区扩展到诸夏时候，遂成为中国发展成诸侯列国全境的称号奠定了基础。

    中国指中等国力之国。

    中国指位于中央地区之国。

    五义之中，最重要者为指诸夏，次之指为国境之内。先秦所谓“中国”，“主要在指称诸夏之列邦，并包括其所活动之全部领域”，甚至在于显示此一区域“民族文化一统观念”。换言之，先秦时中国一词，已经普遍成为国土之共称，并代表着大一统观念。

    按“中国”一词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美称，在古代就是文化发达物质昌明的代名词。《战国策》卷十九《赵策二》记载公子成进谏赵武灵王胡服，对所谓的“中国”有一段极为具体的描述：“公子成再拜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不佞寝疾，不能趋走，是以不先进。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闻之，中国者，聪明叡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一〕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二〕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三〕。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南北朝末年《文中子·述史》谓之：“大哉中国！五帝三王之所立也，衣冠礼义所由出也！”

    华夏族、汉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因称其地为“中国”，与“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含义相同。初时本指今河南省及其附近地区，后来华夏族、汉族活动范围扩大，黄河中下游一带，也被称为“中国”。《史记》卷114《东越列传》：“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晋书》卷一《宣帝纪》：“（孟）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这里中国指立国于黄河中下游的魏国。

    以中国指称内地或中原，是为了区别于边疆及其他地区，这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朝代的更迭而不断扩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中国的”四方，大体是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边疆地区，也就是蛮夷戎狄所居住的地方。

    然则何谓蛮夷？《王制》说得很明确。《汉书·郊祀志》说，汉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礼记正义》卷十二《王制第五》：“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地气使之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雕，文。谓刻其肌，以丹青之。交趾，足相乡然，浴则同川，卧则僢。不火食，地气暖，不为病。○被，皮义反，下同。雕，本又作彫，同；彫，刻镂也。题，大兮反。趾音止。刻音克。肌音饥。，乃结反。相乡，许亮反。僢，昌恋反。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不粒食，地气寒，少五穀。○衣，於既反，下同。粒音立。】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其事虽异，各自足。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皆俗间之名，依其事类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嗜欲，市志反。寄，京义反。鞮，丁兮反。译音亦。间如字，又间厕之间。】”由此，中国与四夷的区别，关键还是文化，他们与汉族习俗不同。

    中国后来所指地区更加广大，甚至把中央王朝所统辖的地区，包括不属于黄河流域的地方，也全部称为“中国”。《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旧唐书》卷160《韩愈传》：“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始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

    先秦时候，中国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秦汉以后，凡是皇帝统治直接统治的地区都可以称为中国。中国随着历史的发展，所指的区域越来越扩大是一个显著的趋势。

    在中国古代，“中国”多指汉族政权的国家，有文化概念的中国、地域概念的中国。然而，非汉族的国家也往往自称“中国”，尤其是在分裂时期，有时还要与汉族国家争夺中国的称号。

    十六国时期，匈奴人的大汉、大夏，都采用汉族政权的国号《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永兴元年，（刘）元海（即刘渊）乃为坛于南郊，僭即汉王位……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义熙三年，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其境内，建元曰龙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

    南北朝时期，东晋和南朝继承魏晋而立故自认为是真正的“中国”，然而北朝却占领了中原地区而也认为是“中国”。《北史》卷100《序传》：“（李）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这场中国之争论到隋朝统一才得以解决。隋朝继承于北朝，然而南朝也已经划入自己的版图，于是给了双方平等的地位。

    宋辽夏金对峙时期，大家平分秋色，同为中国，较之南北朝相互排斥，无疑进步了。契丹的辽、女真的金自称北朝，汉族的宋自称南朝，见《宋史纪事本末》卷21.辽国就自认为自己是中国，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南宋洪皓《松漠纪闻》与此同）记载：“帝聪达明睿，端严若神，观书通其大略，神领心解。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帝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又讲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宋国人也认为，辽、夏和金都已经“中国”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北宋大臣富弼就这样说“自契丹（辽国）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西夏）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宋史》卷436《儒林列传六·陈亮传》：“昔者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能使人不知所备，而兵无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点兵聚粮，文移往反，动涉岁月。”

    明朝中后期开始，一些西方人来到了中国，他们一般都用“中国”来称呼，而不用明朝、清朝。《利玛窦中国札记》：“今天（明朝时期）我们通常称呼这个国家为中国（Ciumquo）或中华（Ciumhoa）”经过考证，利玛窦认定西方所称的支那，正是他已经到达的中国，而马可波罗以来，欧洲人所称的东方大国契丹，也只是中国的别称。

    晚明及清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往往受中国文献的影响，而称中国为中华帝国、中国、中华。不过，当时中国的正式国号却是清。不过清朝在对外活动中，往往使用“中国”称呼。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政府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这是我国同外国确定边界的第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条约。这个条约订约的一方是清，但使用的国名却是中国。清廷首席代表索额图的全衔是“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这表明索额图是中国皇帝（清朝）的钦差，行使的是中国（清国）的主权。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被频繁使用。在与外国订立的一系列条约中，清朝往往自称“中国”，于是中国一名，遂以战败国的身份，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清朝所以乐意使用“中国”一词，那是一种传统心态在起作用，即着眼于中国所代表的地域概念与文化意义：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先进文明的中心。同样一个中国，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即China，并无特别尊崇的意思。可是，清朝却理解为Central Empire，即当成一种褒称、一种尊号。具体可以参阅葛剑雄《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开始专指我国家全部领土，不作他用。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中国”自从殷周以来才正式成为这个国家的正式国号。“中华民国”是全称，而简称“中国”。2月12日，宣统帝溥仪下诏退位。退位诏书中有曰：“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3月11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了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提到：“第一条  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二条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第三条  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

    按“中华”一词起源于魏晋时代。

    我国古代华夏族兴起于黄河流域一带，居四方之中，文化发达，历史悠久，因称其地为中华，亦称中原、中国。葛方文《中国名称溯源》（收入褚亚平主编《地名学论稿》，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中说：“古代中原地区（黄河流域一带）的人们，为自己是‘冕服章采’的文明地区，因为古代‘华’字是‘美丽’的意思，又由于历史、地理、认识等条件的限制，他们认为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位于天下的中央，……故名‘中华’。”陈连开考证，“中华”与“衣冠华族”有关《中国·华夷·藩汉·中华·中华民族》（收入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鄙意以为，东汉以来，经术学问，演成私家世业。及至魏晋，成为仕家大姓，掌握传统文化学术，又进而垄断‘九品中正’，品评人物，官居上品，位清势隆，自诩‘衣冠华族’，不仅傲视于‘四夷’，也傲视于寒门‘浊流’。……‘中华’一词，最初也许与这些‘衣冠华族’相关，逐渐地扩及于指传统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民。”《晋书》卷61《刘乔传》载刘弘上晋惠帝表中说：“臣窃悲之，痛心疾首。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国体，职竞寻常，自相楚剥，为害转深，积毁销骨。”以中华对边陲，是指中原而言。南朝宋国裴松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若使（诸葛亮）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必不出曹操诸位谋士之下。北齐魏收《魏书》卷107《宕昌传》：“宕昌羌者……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南北数千里，姓别自为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宕昌即其一也。”

    随着统一帝国的一再形成及其疆域的扩张，凡所统辖的，皆可以称“中华”。后来，中华遂成我国的称号。唐代韩偓诗：“中华地向边城尽。外国云从岛上来”，中华已经同外国对用。20世纪初的义和团提出了“扶保中华，逐去外洋”的口号，这里的“中华”就是我国全国。

    “中华”最终同“民族”构成了“中华民族”这个名词。按“民族”这个词语在古代汉语中并没有构成，而用人、种人、族类、部落、种落等词表示。用民族来表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是从日文中引进的。1899年学者梁启超于《东籍月旦》一文中开始使用“民族”一词后，“中华”逐渐与“民族”连用为“中华民族”，以之作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称号。最初，仅仅指汉族，但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13年初，在归绥（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召开的西蒙古王公会议通电声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1922年，梁启超撰《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指出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各民族认同的一体特征，“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中华民族的称号，一直沿用到今天仍然在使用。

    1946年7月，联合国大会决定采用英语和法语作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时至今日，英国国家已经达到了一百多个，而法语国家只有三、四十个，英语某种意义上成了全球通用的语言。

    在英语中，中华民国写作The Republic of China，简称China。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简称中国（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