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河大伟按：大伟只有搜集之力，而无撰写之功。山野之人为之，故称之为野史传稿。

    赵紫阳1919年10月17日生于河南省滑县（今隶属河南省安阳市）桑村乡赵庄一个地主家庭，他比邓小平小十五岁，比胡耀邦小五岁。

    赵氏之先，出自轩辕黄帝之后，而与秦为同一祖先。

    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

    “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一〕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

    “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中衍，〔一〕为帝大戊御。其后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一〕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二〕与桃林〔三〕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四〕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五〕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六〕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七〕由此为赵氏。”

    隋代的赵城县，治今山西省洪洞北赵城镇一带。

    赵氏家族为中国一大显族，战国七雄之赵国、两宋三百年风云，都给中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赵紫阳受过良好的中等教育，1938年中国危亡之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赵伟《赵紫阳传》(香港，教育文化出版社，1989年第29页)记载：“（邓小平在太行区共事的许多人在20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薄一波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赵紫阳，他和邓小平初次相识是在1938年，当时赵是冀鲁豫边区的一位党支部书记。” 转引自大卫·S·G·古德曼《邓小平政治评传》第三章《军旅生涯（1937—1952）》。

    1961年，赵紫阳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他还很年轻。同那些生产队的负责人相比，他更加同情农民的处境，因而赢得了很好的声誉。“文革”初，他在广州被戴上高帽游街。

    1969年3月22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中共九大准备工作时，特地把正下放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找去参加，对他们说：“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也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赵紫阳、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严重问题。如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误的话，过一个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能解放他们。”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3月22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下册第三十七章《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

    官方出版的《毛泽东传》留下的这个记载能是为赵紫阳不公遭受鸣不平么？狄仁杰问：“元芳你怎么看？”“大人，此中必有蹊跷。”当年明成祖重修的《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五十七记载：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乙酉，“上（朱元璋） 不之知也，疾亟问左右曰：‘第四子（燕王朱棣）来未。’言不及他。”中国人民大学学者毛佩琦解释说，明成祖留下这个记载颇有深意，表明自己才是朱元璋一直心意的皇位继承人。

    20世纪70年代初，赵紫阳即重新恢复了工作。随后的两年任四川省省委书记。在任期内，他实验一项新制度，允许工人和农民把国家计划外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邓小平政治评传》第七章《改革的基础（1979—1984）》记载：“支持邓小平在经济管理方面试行各种分散经营的人是他的两个长期同事——万里和赵紫阳，他们俩四十年代在太行山区时都是邓的部下，从那以后的不同时期以来一直在工作上和他密切合作。……七十年代后期赵紫阳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在那里他不仅实行了与安徽相类似的农村改革，而且还负责在工业企业中采用与农村责任制相对应的城市责任制——经常称其为‘四川试验’——这种政策下的企业获得了相当多的经营自主权。有趣的是，这种经常改革也不是第一次提出来，四川早在1955年和1956年就提出过类似的想法。⒂（细节参见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于《新华半月刊》第20期，1956年，第52页。）尽管邓于五十年代初期在四川任过职，但很少有证据表明他与城市改革规划的原则或实践有长期的个人联系。⒃ （大卫·沙姆鲍尔：《一位总理的成长历程：赵紫阳作省级领导时的经历》科罗拉多，威斯特约出版社，1984年，尤见第六章《在四川的经验，国际的蓝图，1976—1979年》第75页及之后。）”当时有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而四川省的广安县，则正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家乡。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1991年8月中国最新出版的党史书指出，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全会上成为党的核心领导人。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著《邓小平传》第十二章《处理善后》：“但是，1979年春的时候，邓小平本人以及他的支持者并未取得这祥的地位。他当时之所以很快而准确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可能是因为他觉察到华国锋和他的支持者可能会借民主运动打击他。”这里的所谓民主运动，是指1978年11月中旬发生的西单民主墙事件。须知，两年之前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同样是发生在北京的。《处理善后》记载：“刚开始的时候，邓小平无疑是欣赏这项运动的。因为它继承了天安门事件，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认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使他成为英雄，使他的政敌成了反派角色。”到了11月底，大字报上有关民主与人权问题的讨论成了一大特色，一些大胆的人开始散发传单和报纸。三个月以后，这项运动变得更为激进，有些人甚至到政府机构的门前静坐绝食，以示抗议运动还向其他许多大城市蔓延，而且对邓小平的态度上越来越不友善。最终，中国当局取消了西单民主墙。

    1979年9月25日－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增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赵紫阳、中央委员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是被重新任命，赵紫阳则是首次得以任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任职。

    1980年2月23日－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全会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8月30日－9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总理，行使总理职权，领导国务院的工作。

    1981年6月27日－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出总结和评价。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增选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增选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有：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这次全会及其通过的《历史决议》，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1982年9月1日－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9月12日－1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会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1月26日－12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彭真所作的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通过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关于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批准了赵紫阳总理《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等项法律；以及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等项决议。八二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本框架一直沿用至今天，其间只有增加了一些修正案。

    1983年10月11日－12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

    1984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的会议厅召开会议政治局会议，由胡耀邦、赵紫阳主持，会议要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前不久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建议，作出最后的决定。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办好现有的四个经济特区（包括把整个厦门岛划为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在这些地方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增强它们开展对外经济的活力。这是继五年前在深圳开始兴办经济特区之后，在实行对外开放方面又一个重大步骤。这些港口城市加上所在的省、自治区，是我国经济、技术、文化的发达之地，工农业总产值、工业产值、国民收人、财政收人都占全国之半；科技力量、对外贸易、企业经济效益，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沿海城市连同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和海南岛，从北到南形成我国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发挥地理优势，建立经济特区。到年底，全国共开放99个城市、130多个边境贸易站口。胡耀邦说：新事新办，特事特办。赵紫阳说：跳出现行体制之外。美国《维基百科·赵紫阳》：“为引进外资、创造出口，他积极支持习仲勋、任仲夷等人在沿海省份建立的经济特区。”

    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主持。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决定》明确了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各项要求。大卫·S·G·古德曼在《邓小平政治评传》第八章《换代交接（1985及1985年之后）》指出：“由于一系列直接的问题引起了小的经济危机，1984年10月，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公布了经济改革原则的决定，特别是对城市的企业给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由于企业利用了他们所获得的自主权，在1984年末导致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和由此引起的经济增长。那几年，邓没有参加经济发展细节的制定，经济的管理主要是靠陈云和从1980年10月以来担任总理的赵紫阳。然而，在1986年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时，陈云和赵紫阳的分歧变得更大更加明显。……改革的开明观点似乎是由赵紫阳和胡耀邦提出的，至少也是得到邓小平支持的。在八十年代中到1986年底以前，他们似乎掌握着主动权，讨论并起草了引进价格改革的计划。1986年4月深化政治改革，特别是党政分离的试点工作在进行，在这时候，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的关系仿佛出现了裂痕。”

    1984年12月1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马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有三个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关于土地契约》。《声明》决定：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国学者指出，《联合声明》的正式签署，圆满地解决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问题。它为国际社会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

    1985年2月4日，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要同在四化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六位科技人员座谈我国当前的科技政策。

    下午5点正， 胡耀邦和赵紫阳步入会议室，亲切地同到会的科技人员以及其他同志一一握手，然后就座。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向到会的中央领导同志逐一介绍了六位科技专家。

    提到黄潼年，赵紫阳接过话头。 他对大家说，我和黄潼年是老熟人了。1978年，他主持研制的“圆柱齿轮整体误差测量仪”取得成功，第一次取得领先于世界的成果，比旧装置提高工效三十多倍，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现在已在全国推广应用。前几天，我又参观了他最近研究成功的“弧齿锥齿轮整体误差测量系统。现在国际上还没有这样的技术。

    座谈结束后。胡耀邦提议：“我们一起照相吧”。 

　　在勤政殿门口，中央领导同志和大家一道合影留念。开始，六位科技人员都往后排站。 

　　“把前排的位置留给引导我们前进的中央领导同志！”大家心里想。 

　　不料，赵紫阳宣布：“‘今天我们改个规矩行不行？你们坐在前排中间，我们坐在边上！” 

　　大家想留在后排不动，赵紫阳却点起名来，把六位科技人员都请到了前排，同中央领导同志交错而坐。在胡耀邦和赵紫阳中间坐着高歌和黄潼年，部委的领导干部在后面站立。 

　　照相后，中央领导同志请六位科技人员和他们一起吃晚饭。 

　　首都电报大楼的大钟敲响了，已经是晚八点了。胡耀邦和赵紫阳站在餐厅门口，同六位科技专家—一握手告别，目送着他们离去。

    9月16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主持了会议。全会决定9月18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决定提请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审议；讨论并确定了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全会收到了64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37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30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中纪委委员的信，同意他们的请求，并给予高度评价，决定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报告。

    9月18日－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胡耀邦致《团结奋斗，再展宏图》的开幕词。赵紫阳就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草案）作说明；邓小平、陈云发表重要讲话；李先念致闭幕词。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批准了一批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并增选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9月24日，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主持了会议。全会增选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还批准了中顾委第五次会议增选的中顾委常委和副主任人选，以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增选的中纪委常委和第二书记、常务书记、书记人选。

    1986年9月28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回顾和讨论了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2月5日，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1500名学生举行了一次校园抗议活动。“我们要自由选举！”他们高呼“民主万岁！”4天后，2000名学生走上城市的街头，高喊：“不民主，毋宁死！”当晚，他们向全国各地的同学打电话发出呼吁，恳请他们展开抗议，以示声援。 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予以声源。当时上海市长江泽民在对游行进行反思时，认为这些情况的出现部分原因是思想教育不够。后来他将游行的学生定性为“头脑简单，强调他们“根本就不像我们在1946年时那样”。1945年12月，当1名教师和3名学生在昆明因为反内战而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江泽民协助组织了一示威活动。1个月后，江泽民成为一场示威活动中的学生领袖。

    12月30日，邓小平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对胡耀邦进行批评。邓支持在与学生打交道时进行“对话与说服”，但警告说如果他们使社会秩序不稳，就必须采取行动，从而认可了江在上海的做法。“在上海有传言，”邓说，“中央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他们正在等着看这将出现什么结果。” 

    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接受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继续保留胡耀邦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胡耀邦的讲话原文未泄露，但其他文件上透露，他承认自己犯了一系列的，而且是自我主张的错误。

    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的元老、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则在胡耀邦辞职之际，表现出了光明磊落的仗义行为。美国《维基百科·习仲勋》：“曾任胡耀邦助手的林牧，在《习仲勋披露胡耀邦下台前后政治内幕》一文中披露[8]【林牧，《习仲勋披露胡耀邦下台前后政治内幕》】，1987年元旦夜，在邓小平家里，陈云、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穷等中共元老，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一场宫廷政变。只隔一天，胡耀邦被通知参加中南海小会议厅开所谓生活会。会议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他一开始就要求胡作深刻检讨。在连续几天的“生活会”上，这些中共元老轮流批判胡耀邦。其中，薄一波说：“胡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二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历史上几位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能跑的最高记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逛景，哗众取宠。”宋任穷则说：“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胡耀邦对待邓小平的态度。”首次被通知参加生活会的习仲勋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忍无可忍的跳起来，拍着桌子，指着薄一波、彭真、王震说：“天啊！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他拍着桌子怒吼道：“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胡耀邦急忙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在解决胡耀邦问题的“党内生活会”上，一众元老和一些年轻些的高级领导人轮流着批评胡耀邦，没经过中共全会就完成了辞职程式。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由原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代理。2012年第5期《炎黄春秋》披露，胡耀邦1987年下台前曾被批7天半。[9]【炎黄春秋, 2012年第5期】胡耀邦在所谓的生活会上突然遭到中共众元老逼宫，但当时只有习仲勋一人仗义执言，支持胡耀邦，斥责元老们用文革手段逼胡耀邦下台是不正常的，习仲勋当时曾指着薄一波怒斥。[10]【 老干部忆:批评胡耀邦时哪位元老讲话最久. 杨继绳. 华声在线. [2014-4] （中文（简体）?）.】[11]【已故中宣部部长：批评胡耀邦时哪位元老讲话最久？. 凤凰网. [2014-4]（中文（简体）?）.】[12]【习仲勋与薄一波关系,习仲勋为何大骂薄一波“逼宫”. 月亮岛教育网.[2013-9] （中文（简体）?）.】”

    自从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国内外人士普遍认为胡耀邦将一直担任总书记职务，而邓小平和其他一些元老派将逐渐减少政治活动。现在邓小平必须再物色一个新的接班人，然而，完全合适的人选并不多，老的太老，年轻的，像赵紫阳，作为党中央领导人经验尚嫌不足，况且他曾经与胡耀邦一起工作过，很可能得不到老一辈领导人的信任。

    美国《维基百科·赵紫阳》：“当时中共高层的政治格局中，一派是以邓小平（左）为首的改革力量，另一派是以陈云（右）为首的保守集团，他们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102]”

    美国《维基百科·赵紫阳》：“在华国锋下台、邓小平重新掌权后，邓与陈云、李先念等人在权力分配和治国理念上均存在分歧[101]。胡耀邦于1987年被迫辞职后，邓小平提议由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但以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人为首的保守集团中意邓力群，王震四处活动支持邓力群，甚至当面劝赵紫阳不要当总书记。赵紫阳原本没有当总书记的意愿[102]，更愿意在总理职位上继续经济改革，但左派的活动引起赵紫阳警觉，若由邓力群接任总书记，反自由化形势会更严峻。虽然最终邓小平在党内的政治较量中占据上风，赵紫阳成功代理总书记，但是陈云势力仍有巨大影响力。[102]这批势力因经济改革出现一些问题开始质疑改革开放，认为改革搞糟了，不如重新回到计划经济。从1987年开始，赵紫阳与中共内部反改革的教条主义者、左倾势力关系紧张，矛盾激化。[103]左派刮起“倒赵风”和“反改革开放风”的同时，关于赵的儿子是官倒的谣传开始集中爆发。[103][104]对此，赵主动提出调查自己家属，而李鹏声称赵无力阻止其子退出公司。[105]赵下台后，中央对其子女进行调查，但没有查出问题。[103]而李鹏声称尉健行和吕培俭查明赵的长子倒彩电、次子倒汽车牟利数千万元。[106]作家胡平称这是“倒赵派”的诬陷。1990年6月，王任重将调查赵的三十条材料交给赵，材料中没有其子的官倒问题。胡平说若赵的儿子真存在官倒问题，李鹏仅在1989年6月的日记中提一句，之后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这与李鹏的人品和作风不符。[104]”

    美国《维基百科·赵紫阳》：“1987年夏，在得知邓小平同意反左后，中宣部出现抵触情绪，赵紫阳对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和副部长王维澄提出批评，但赵紫阳深知中宣部的幕后是邓力群等人。早在1987年3月，赵紫阳就曾向邓小平提议让李瑞环到中宣部协助邓力群工作，这样就可以使下面有些意见反映上来，中央的意见也能更好贯彻下去。邓小平对此同意，但陈云反对。[102]（中略）赵紫阳在十三大上定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基本点主要是反左。这更加引起左派的不满，李先念在十三大后公开攻击赵紫阳，称赵紫阳学习西方国家的东西太多。1988年5月13日，赵紫阳向思想理论界的人士指出，反自由化运动开展以来，形势已发生变化，反自由化应该告一段落，之后主要进行日常教育。[103]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是邓力群控制的左倾思想笔秆子大本营，聚集了一大批反对改革开放的写手，早在1985年底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就打算撤销邓力群的书记处研究室主任职务，但被陈云挡下。[102]胡耀邦没有做成的事情，赵紫阳接着做，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赵紫阳将左派的大本营书记处研究室以及《红旗》杂志撤消。[103]”

    赵紫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继续留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早在1986年春，温家宝就接替王兆国成为第七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这是由胡耀邦提名确认的。在批评胡耀邦的民主生活会上，温家宝几乎没有对胡耀邦进行指责，而是着中强调自己应该如何提高认识。赵紫阳从胡耀邦下台中看到了温家宝的真诚，更看到了温家宝的克尽职守。这期间，温家宝参加了赵紫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方案。

    1987年4月1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葡萄牙总理卡瓦科·席尔瓦（Cavaco Silva）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包括两个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的基本政策的具体说明》、《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声明》决定，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国学者指出，《联合声明》的正式签署，圆满地解决了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的问题，是继中英两国政府圆满解决香港问题之后，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个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范例。

    1987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1987年10月25日在北京召开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三大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全会讨论并原则同意《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并决定将其主要内容写入十三大报告。全会确认1987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接受胡耀邦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和推选赵紫阳代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决定。

    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邓小平主持大会开幕式，赵紫阳代表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阐明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规定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根据我国国情和邓小平的设计，报告提出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报告提出，要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从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大卫·S·G·古德曼在《邓小平政治评传》第八章《换代交接（1985及1985年之后）》指出：“然而在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时，在邓的影响下，党内的政治气氛似乎又倾向于改革的观点，这部分原因是由于邓的干涉：因几个月来邓目睹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对改革产生的消极影响，决定重新发起政治改革运动。十三大召开前的5月份，作为党的学习文件，重新发表了邓小平在1980年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这预示着即将召开的十三大将以此为指导思想。在十三大上，赵紫阳在报告中陈述了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发展生产力是党的首要任务，而没有直接提及那些有关社会主义的模式和社会主义概念化的东西。在选举中央委员会的过程中，人们第一次有了真正的选择，一些党代表们对那些反对政治改革的人投了否决票。邓小平正式退出了政治局，陈云和彭真也退出了政治局。另外十三大的新领导班子似乎正式地把邓小平认作至高无上的领导。”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选举了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温家宝参加了中共十三大的筹备工作，并以中国共产党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副秘书长的身份负责大会的日常事务。

　　11月2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为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杨尚昆担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这一职务是新设的，从而使赵紫阳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成为可能，这是邓小平坚持这祥做的。根据政治局常委的建议，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虽然邓小平已离开了中央委员会，但作为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没有改变。早在1987年，中国官方一再向外国人表示，邓小平仍旧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一点在会后官方发表的邓小平简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温家宝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同时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在赵紫阳主政的日子里，温家宝眼光敏锐、作风稳重、工作勤奋、平易近人，对经济工作和自然科学的兴趣不减，经常思考一些宏观的、长远的政治经济问题，捕捉、分析并反馈一些重大信息。所有这些，令赵紫阳非常满意。

　　11月12日－24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同意赵紫阳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由李鹏任国务院代总理，行使总理职权，领导国务院的工作。

    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工作规则（试行）》等文件，中共中央决定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合理的推测，这一决定应该是获得了总书记的认可的。

　　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党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会议决定：党中央机构改革方案由中央书记处组织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由国务院组织实施。

    1987年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1962.5亿元，比上年增长11.6％。

    1988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者精神污染再也不是人们所谈论的话题了。在党和政府秘密会议上以及一般社会大众所经常谈到的话题是通货膨胀。原料和消费品的价格仍在继续上涨。一些主要商品的通胀率已经超过了20％。

    3月25日－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李鹏代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大会确认赵紫阳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选举杨尚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王震为国家副主席，万里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选举任建新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刘复之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8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会议认为，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除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外，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随着生产发展而有所改善，同时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解决工资分配中一些突出不合理的问题。８月下旬，即将进行价格改革的消息一经传开，各阶层群众以为新一轮大幅度涨价即将开始，各大中城市立即出现抢购风潮，甚至出现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以抢购商品的情况。

    9月15日－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正式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9月19日，赵紫阳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被中共后来称为反动的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称“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香港《解放》杂志刊登论文，说“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关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整顿治理”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许多的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

　　9月26日－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全会确定，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向的前提下，把1989和1990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使经济建设持续、稳步、健康地发展。全会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大卫·S·G·古德曼在《邓小平政治评传》第八章《换代交接（1985及1985年之后）》指出：

    “1987年底和1988年初，赵紫阳准备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特别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因引进的市场机制与计划经济制度的并存，使经济陷入了困境，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两种结构中价格体系的差异。为了确定价格体系，赵紫阳寻求引进完整的市场机制，然而赵紫阳的反对者们指出这样做在政治上是有危险的，它不仅削弱了党对经济的控制能力，而且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会在广大群众中产生消极影响。 

　　虽然在1988年上半年进行了价格改革的试验，但是在同年7月底，共产党的决策者们无限期推迟了这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尝试。当时党的领导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中国陷入了通货膨胀的危机，价格飞涨，商品积压，向银行挤提存款。此后更加自由的改革被较保守的经济政策所取代，大量地削减了信贷和基建投资。”

　　10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决定》指出，这次清理整顿的重点是1986年下半年以来成立的公司，特别是综合性、金融性和流通领域的公司。

    6月，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伍精华因病不能履行工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赵紫阳提议年轻的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调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书记，获得了一致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平赞同赵紫阳的建议。10月，中共中央初步定下由胡锦涛进藏，稳定不安定的西藏。学者文思咏、任知初编著的《胡锦涛传》（明镜出版社）指出：“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事实：选派胡锦涛进藏，是赵紫阳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的，意图是要其贯彻当时中央处理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但是刚上任没几个月，中央班子就发生大变动，他的所作所为，必须符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作了重大调整的西藏政策，接受他们的评估和审查。吊诡之处正在这里：赵紫阳为首的党中央认为能够贯彻对西藏怀柔政策而选定的胡锦涛，后来却执行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对西藏强硬政策，而且被他们所认可！”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拉萨又一次爆发更加严重的骚乱事件。中共中央要求胡锦涛能即刻进藏赴任。12月18日，胡锦涛出席中共贵州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上正式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任命胡锦涛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

    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外工作，认为：和平与发展问题将是影响今后国际形势进程的两个全球性战略问题。我们要积极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1988年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4928.3亿元，比上年增长11.3％。

    1989年1月28日，第十世班禅在日喀则病逝。学者文思咏、任知初编著的《胡锦涛传》（明镜出版社）记载：当年，二十四岁的十世班禅曾经向毛泽东、周恩来递交了尖锐批评中共民族政策的“七万言书”，本来中共对他就心存疑忌，这下他批了逆鳞，冒犯了天威，马上遭到了批判。“文革”中更遭批斗并被投入监狱，关押九年八个月，直到1979年，才重新被安排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次年又被增补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据知情人称，班禅一再要求出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赵紫阳都已松口，但邓小平坚持以“政教分离”为由拒绝。正当盛年的班禅，尽管偶尔透露出内心的痛苦矛盾，但是经过权衡，仍然基本上扮演了中共所要求他扮演的角色。毕竟从他自己的利益考虑，如果达赖不回来，他在中共面前就是境内藏族第一号精神领袖、第一号依靠对象；如果达赖回来了，且不说他在中共面前便会贬值降为第二号，而且不论是从两大活佛的历史矛盾看，还是从现实利益看，他在达赖这边都绝没有什么好处可言。班禅这次奉命安定人心，总的看，是忠实执行了当时中央尤其是赵紫阳的方针政策。赵紫阳这次委托十世班禅回西藏，本来是出了一张好牌：十世班禅开口毕竟在藏民心中具有重量级份量，回藏可以未雨绸缪，先发制人，稳定民心，化解矛盾。3月5日，西藏暴乱提前爆发。3月5日爆发的骚乱事态空前严重，愈演愈烈，胡锦涛和他的同僚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控制局面，眼看越闹越大，便一再紧急报告中央。中共中央举行了紧急磋商。3月7日，由国务院出面下令：从3月8日午夜零时起，对拉萨地区施行戒严。7日晚上七点零五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央电视台同时宣布了这一戒严令。而当天下午，有中共高级藏官将这一消息已经走漏给了示威者。中共法律规定，对省、直辖市、自治区实行戒严，需要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而对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则只需要国务院批准。拉萨是西藏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国务院批准就行了。没有想到再过两个多月，五月十九日，李鹏下令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镇压学潮，也是根据同样这条权限规定——在决定对拉萨实行戒严时，中央决策层对这一条款就研究过了，拉萨的戒严，实际上成了北京部分城区戒严的预演。胡锦涛这一头戴钢盔的形象为自己立了威。过去，人们对他的印象是细密有馀，魄力不足。或许正是这一点让邓小平印象深刻，埋下了日后钦点他为第四代核心的伏笔。据说邓小平看到报纸上这张胡锦涛头戴钢盔的照片称赞说：“他在原则问题上立场站稳，决不手软。”值得一提的是，八九民运期间，西藏也曾声援响应。从当时西藏当局的态度看，确实对请愿学生极为忍让：毕竟这是在戒严期间，是在三次藏独暴乱的阴影之中。当然，这更多地是出于大环境：毕竟当时以赵紫阳为首的党中央对北京的民运还是主张对话解决问题的。而一旦北京开枪镇压了，以胡锦涛为首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也很快作出了反应：给中共中央拍发了电报，表示坚决拥护“平暴决策”。

    1989年4月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该次会议主要谈教育工作。

    据透露，会议进行40分钟以后，胡耀邦忽然感觉不适，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我感到不舒服，可以离开吗？” 

    “当然可以，要当心身体。”赵紫阳说道。 

    胡耀邦边说边想逐步离开会场。同志们见他面色苍白，额头渗出汗珠，知道他生病了。 

　　赵紫阳问：“是不是心脏病啊？千万不要动，赶快坐下。”这时，在胡耀邦旁边的秦基伟就扶他在原位上坐下。 

　　“快叫医生！”周围的同志说。 

　　怀仁堂的多部电话同时拨通，三部警卫车同时开动，以最快速度去接医生。 

　　这时，胡耀邦双眼紧闭，已经不能说话。 

　　大家万分着急，在医生到来之前的十几分钟内，就可能出危险。“谁有药？”赵紫阳马上问道。这是指领导人应随身携带的包专门药品以备急救之需。“我们需要硝酸甘油！” 恰好江泽民随身带了。江泽民高声说：“我有。但我以前从没有用过。”他接着问，“有谁知道硝酸甘油怎么用？”“我父亲犯过心脏病，”一位教育部门的官员朱育理说，“给我吧。”江跑到朱的边，朱拿过药，把它放在病人的舌下。 

　　不到十分钟，中南海的医护人员到场，又过了五分钟，北京医院的医生带着全套急救设备赶到。由于胡耀邦的病情不允许移动，赵紫阳嘱咐温家宝和杨德中留在怀仁堂现场照料。 至当日下午4点，胡耀邦病情稍见好转后，被转人北京医院治疗。

    4月15日清晨7时53分胡耀邦离开了人间。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儿子邓朴方分别前来吊唁。赵紫阳委托儿子赵军代全家在灵前悼念。胡耀邦的去世，给人们制造了发泄自我情绪的机会，于是一场运动突然发生了。

    4月22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庄严肃穆。9点58分，邓小平、赵紫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进人会场。10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追掉会。赵紫阳致悼词，悼词中高度地赞扬了胡耀邦的功绩，未提及他的任何缺点、错误以及导致他下台的原因。

    北京的形势不断恶化，赵紫阳仍按计划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他于4月23日离开北京。

    4月24日，北京市委宣布，学生运动是“将矛头指向中共中央并企图推翻共产党”。当天晚上，李鹏代替不在位的赵紫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根据北京市委（可还有军事情报部门）的报告，政治局常委投票支持北京市委的结论。政治局常委征询了赵紫阳的意见，赵打回电报，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

    当北京开始游行示威的消息传来时，上海华东师范大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有鉴于1986年的教训，上海市政府立即发出警告，以免运动失控。但是于江泽民和朱镕基而言，问题倒不在于游行示威本身，而在于当地一家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对游行示威的报道方式。该报的创办人及主编是一位脾气执拗的老党员和知识分子，名叫钦本立，时70岁，他习惯穿毛式服装，生活简朴。钦本立计划在中国共产党举行正式悼念活动之后两天，在4月24日的《导报》上刊出一个专版，这位前总书记的肖像将醒目地放在第一版，并配上标题《人民的怀念体现了改革的巨大动力》。江泽民得知有关这一专版的消息后，指示负责宣传的副书记曾庆红和宣传部长陈至立进行调查。江泽民说：“对胡耀邦同志做最终结论的职责在党中央，而不在《世界经济导报》。”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社论中引用了一些邓小平的原话，并反复强调，如果允许一小撮人继续利用广大群众对胡耀邦逝世借题发挥，中国将陷入混乱，那么人民的利益将遭受损失。

    4月27日，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率领“整顿小组”进驻《导报》报社，却发现冲突并未结束。根据程序，报社的编辑人员必须在出版单上签字后报纸方能付印，但他们拒绝批准修改、删节过的版面。审查委员会找来了一位副发行批准校样，修改版才最终得以付印。 

    4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社论，赞扬江泽民对《导报》采取的行动，这立即引起了反响。北京33位知识分子联署了一封致党中央的公开抗议信。该信以《捍卫新闻自由》为标题，要求“上海市委更改撤销钦本立职务的错误决定”，并应对在纪念胡耀邦研讨会上发言的人进行“错误谴责”一事道歉。

    4月29日，赵紫阳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返回。他在得知《世界经济导报》受打压的情况后，勃然大怒。他一直把《导报》看作是他的一块主要根据地。如果它受制于检查，他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来源。赵指责江泽民，“（上海市委在免去钦本立职务这件事上）过于匆忙地采取行动，把事情搞砸了。”

    4月30日，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表示，同意邓小平的讲话和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

    5月4日，赵紫阳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在谈到我国国内局势时，赵紫阳发表了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不同的谈话。 赵紫阳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并且说“他们 （指游行的学生）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赵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赵紫阳的讲话，是秘书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鲍彤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当天下午就立即广播，而且要连播三天，要求《人民日报》5月5日在头版的显著地位发表，同时要求刊登大量各方面的正面反映。中共官方后来认为，讲话经过《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的渲染，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路透社在报道中说，赵的讲话“与一周前对学生们的严厉谴责形成了鲜明对照”，是对“上周的判断的一大修改”。5月6日，法国《世界报》的文章指出，“这位党的首脑（赵紫阳）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的发展变得对他有利了”。

    由于许多事情需要向中共中央请示，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迟迟不召开会议。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强烈要求下，5月8日才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有的同志反映，赵紫阳同志5月4日谈话与4月26日社论精神不一致。赵表示：“我讲错了我负责任。”在另一次会议上，有的同志反映，第一线工作的同志都说“被出卖了”。赵紫阳生气地表示：“谁把你们出卖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卖。”据后来北京市长陈希同的官方报告说，连游行的痞子也高呼口号“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

    严家其、曹思源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张显扬说：“不是说要利用学生吗，赵紫阳现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

    5月6日，赵紫阳对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胡启立、芮杏文说，对学潮的报道“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当天，赵的谈话向北京主要新闻单位作了传达，随后又作了多次部署。《人民日报》等许多中央报刊对游行、静坐、绝食等采取了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态度，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

    北京的学生们成立了一个正式的协会，开始印刷小报。5月13日在天安门开始进行绝食。据一位不露名的北京大学学生披露，“高自联”头头王丹说，选在13日开始绝食，“正好可以利用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

    5月15日－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时情况恐怕会更糟。计划中的正常程序，包括在天安门举行欢迎仪式也被迫取消。戈尔巴乔夫不是在挂满彩旗繁华而和平的大街上驱车前进，而是在重兵的保护之下，穿过友好，但明显是官方失控的人群。

    5月16日，赵紫阳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一开头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通报，向他请教 。”赵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美国《维基百科·赵紫阳》：赵紫阳的原话为，“经过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今天上午实现了你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直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是，全党同志都认为，从党的事业出发，我们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赵紫阳说的是实话。胡耀邦曾说：中央常委中，现在是我和紫阳同志共同主持，重大问题向小平、陈云、先念同志他们请示一下，其余一般的就定了。大卫·S·G·古德曼《邓小平政治评传》第一章《邓小平，共产主义与革命》也说：“作为‘最高领导人’，邓提出辞职在时间和实际的执行中还有点模糊不清。在1980年提出了让邓担任中共主席的职务，但是邓拒绝了。胡耀邦在回忆中说，在那以后中央所有的人都认为邓是政策的‘总设计师’。在1989年5月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据报导赵紫阳指出：作为‘最高领导人’邓提出的辞职更准确地说是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始的。赵还说：‘总设计师’这个称呼不是为了好听，而是在政策的最后决定过程，邓确实发挥实际的作用。”5月17日，严家其、包遵信发表了《5·17宣言》。文中称“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文中称“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文中称“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

    美国《维基百科·赵紫阳》：“鲍彤指出在4月26日社论发出后，李鹏在各种场合说《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传达的精神是邓小平的精神。李鹏已经把邓小平抛出去了，根本不用赵紫阳把邓小平第二次抛出去，赵紫阳将邓小平抛出去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116]”

    5月18日，香港《快报》发表《倒邓倒李不倒赵》的文章。文中说，“赵紫阳的讲话充满暗示，现时国内的乌烟瘴气，全因邓小平掌舵而起”，“现今群情汹涌要倒邓倒李，而赵紫阳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还说，“倘若倒邓成功，而中国的改革确能走上开明法治之途和实现民主，对香港来说，是一则喜讯”。

    还是在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一名在赵紫阳身边工作的人对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说，现在军队要“镇压”你们，别人都同意，就是赵紫阳反对，你们要做好准备。 17日晚，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员，在泄漏了即将戒严的机密之后，发表了“告别演说”，警告与会者不得把会上密谋策划的情况透露给别人，否则就是“叛徒”，就是“犹大”。

    5月19日晨4点，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会见游行绝食的学生。赵紫阳告诉学生，他来晚了，希望原谅。

    美国《维基百科·赵紫阳》记载：

    【5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赵紫阳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谈话[119]——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不管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的。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说完赵紫阳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

    赵紫阳离开天安门广场之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自称来自“体改委”的一些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说“怀着极为悲痛极为愤慨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罢免”，呼吁全国罢工、罢课、罢市，“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决死的斗争。”这个演讲，很开被印制成《人民日报号外》广泛散发。

    当晚，在北京站广场等公共场所发现了一份《关于学运策略的几点建议》的传单，指出要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号之一，是“紫阳同志不能走”。有些人说“我们不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有些人说“党无紫阳，国无指望”，有人呼唤“还我紫阳”。有些人宣称动员20万人占领天安门，要在5月20日组织北京全市的总罢工，并且同19日赵紫阳称病请假三天相配合，扬言3天之后就要成立“新政府”。

    按官方文件的报道，赵紫阳拒绝参加党政军干部大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李鹏宣布了戒严令。文件说赵紫阳把他与党的分歧公开化。  

    5月20日清晨，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1990年1月11日，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解除对北京市部分地区的戒严。宣布了三条禁令：禁止游行或聚众罢课；命令部队和其他安全部门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采用“任何有力的手段”；禁止所有中外记者在没有官方许可条件下在军事管制地方进行拍照或采访。很清楚，党和政府准备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生在家长的劝说下离开了广场，另外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害怕这样下去会导致党内改革派遭受挫败，请求学生们离开，于是学生中出现了分歧。

    5月22日，部队试图进入首都，但是被大批市民和学生用匆忙设置的路障挡了回去。在上海，大约600名学生在大雨中游行。当天晚上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高级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开始施罢免赵紫阳的步骤。 

    这期间，邓小平与中国的8位高级领导人见面，确定了赵紫阳的继任者。作出这一历史性的绝定花了5个小时。 

    “经过漫长与仔细的考虑之后，”邓小平告诉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看来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我认为他挑得起这副担子。陈云、先念同志和我都倾向让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其他人有什么看法？” 

    杨尚昆表示同意。他强调，“新的领导集体（必须）保持改革开放的形象，赢得人民的信任”，并补充说如果它“墨守成规，死板僵化，不思进取”，那么人民不会信任它，党员不会尊敬它，那就会不断出乱子，经济增长也就无从谈起”。他说，中国如果再次闭关锁国，那将是“很可怕”的。 

    元老薄一波也支持新一代的领导人。“只要我们不碍手碍脚，放手让他们去干，”他说，“我想他们会做得很好。” 

    邓小平随后要求就任命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进行正式表决。结果是全票通过。当时，江的长子，37岁的江绵恒，正在太平洋东岸的美国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系读研究生。

    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部分头头开会，提出了学生退出填安门广场的6个条件。即“军队回去，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并且准备组织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这位万润南，笔者多交待一下。北京四通总裁万润南与后来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曾在清华大学有学友关系。万润南在《我的学长胡锦涛》中说：“老师们的教诲，首先是蒋南翔校长的教诲。我们刚进学校，在迎新会上，蒋校长就教诲我们：“清华培养的学生，要在二十年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当时我们很不理解，现在我们有点明白了。耶鲁三百多年来培养出了包括五名总统在内的许多英才，清华二十年内培养出了包括胡锦涛在内同时上岗的四名政治局常委，就单位时间的产出而言，清华还更胜一筹。”万润南因八九事件流亡之后，其母病危时胡锦涛表态如能写一书面检查即可回国，为万婉拒。

    6月3日－4日晚，大规模部队最后进入北京。

    6月9日，邓小平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是自戈尔巴乔夫来京后第一次公开露面。

    邓小平谈话的第二部分没有吸引外国人的注意，但这一部分谈话却表明他仍在使用敏锐的政治头脑思考问题，并且时刻提防可能会出现的两种危机，一是他的同事中有人可能会把学生运动归罪于改革政策；另一个是赵紫阳的失势，使这一战略容易受到他人的攻击。然而，邓小平的政治方法并没有改变，他仍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办法。 

    毛泽东指定的三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有的去世了，有的下台了。邓小平所选定的第一个接班人胡耀邦，结果也是这样，现在轮到赵紫阳。

    6月23日—2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正式会议，这就是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毫不令人吃惊的是，赵紫阳被正式罢免总书记的职务。他被指控犯有“非常严重的错误”，“分裂了党。”会议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鉴于赵紫阳的上述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而从未想到过这一刻的江泽民，经过选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6月29日－7月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除赵紫阳本人失去了政治局和国家的职务之外，还对其他几个中央委员作了降职处理，胡启立失去了他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务。

    学者文思咏、任知初编著的《胡锦涛传》（明镜出版社）指出：“人们应该记得，八九民运中赵紫阳表示同情，不准镇压，还命令全国新闻媒体正面报道。邓小平下令戒严时，赵紫阳公开抗命，始终拒不检讨。赵紫阳在西藏问题上的温和态度，与他在民运问题上的温和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9月，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时特别批评了赵紫阳，他说：“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处理不难。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年9月16日载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4页。 ）几个月后，据报导邓小平又进一步批评了赵紫阳，并且提出要在某种程度上给学生平反。据说邓小平在会见西德前总理斯密特的谈话中说：“不应该过多地指责学生——问题的根源在党的领导层中。”（罗塞尔·斯克尔顿：《邓把天安门事件归咎于领导》，载《澳大利亚人》1990年5月24日第1页。）

    大卫·S·G·古德曼在《邓小平政治评传》第八章《换代交接（1985及1985年之后）》指出：“随着八十年代的结束，起用更年轻的更有才能的干部仍然是当务之急，然而邓却对八十年代的两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邓认为他俩都不能胜任新一代党的领袖的接班人，其主要原因是他俩不能够旗帜鲜明地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挑战进行斗争。”

    1989年，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6909.2亿元，比上年增长4.1％。

    当年赵紫阳主政之际，曾多次亲临辽宁考察，并指出：“以沈阳为腹地，以大连为前沿建立辽东半岛经济区，争取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媲美。”辽宁省省长李长春也曾反问过国务院有关领导：“为什么我们不能获得上海那样的优惠政策？沈阳曾经是东北亚的中心，这是历史事实。辽宁曾经有‘辽老大’，这也是历史事实。中央为什么不能给我们像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那样的政策？如果我们能有它们一样的政策，我们就完全有信心将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这片城市群，建成‘东方的鲁尔。’”然而，这一宏大的设想始终没有获得邓小平的青睐。同时，李长春等人的提法被上海的负责人江泽民知道后被认为狂妄。不过后来2000年2月，李长春主政的广东省成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源地。

    这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妨再看看中共元老习仲勋对此的态度。美国《维基百科·习仲勋》：“1988年4月，习仲勋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排名第一的副委员长。1989年春夏之交六四事件，习仲勋同情民主诉求、强烈反对出兵镇压学生；之后，明确表示同情赵紫阳的遭遇，之后长期住在广东深圳[13]。【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2121172682.html张杰：坚决站在胡耀邦一边的习仲勋]】”

    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著《邓小平传》第十五章《可敬的老人》：“从组织角度上讲，赵紫阳的命运与邓小平在1968年和1976年所遭遇的命运一样，他丢掉了中央委员的职务，以及以中央委员身份出任的一切党内职务，只是在他的名字之后加上“同志”二字，允许他保留党籍。从此以后，他完全销声匿迹了。时不时地他也打一两次高尔夫球，这说明他还不是犯人。1992年传闻，说他有复职的可能，但在秋末，中央委员会公布不改变对他的处理，这一谣言不攻自破。”

    2005年1月17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北京去世，终年85岁。

    《赵紫阳同志逝世》

www.XINHUANET.com　　2005年01月17日 09:13:36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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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北京１月１７日电 赵紫阳同志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１月１７日在北京逝世，终年８５岁。（完）

（责任编辑:罗茜）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1/17/content_2469579.htm】

    《赵紫阳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贾庆林等为遗体送别》

www.XINHUANET.com　　2005年01月29日 11:24:47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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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北京1月29日电  赵紫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７日在北京逝世，终年８５岁。赵紫阳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贾庆林、贺国强、王刚、华建敏等同志代表中央领导同志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赵紫阳同志遗体送别，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赵紫阳同志１９１９年１０月生于河南省滑县，１９３２年３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７年参加革命工作，１９３８年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赵紫阳同志在地方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在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赵紫阳同志犯了严重错误。

    在赵紫阳同志患病和病重期间，中央指示有关部门对他的生活和治疗作了妥善安排，并专门成立医疗小组进行积极救治。在赵紫阳同志弥留时，曾庆红同志代表中央领导同志前往医院看望。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等单位送了花圈。赵紫阳同志亲属、身边工作人员、生前友好、家乡和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代表也前往送别。（完）

    相关稿件：赵紫阳同志逝世

    （责任编辑:汪东）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1/29/content_2522658.htm】

    美国《维基百科·赵紫阳》：赵紫阳儿女们给赵紫阳的挽联是，“能做你的儿女是我们毕生的荣耀；支持你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倡民主坚守良知儿女为你骄傲；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146]”

    美国《维基百科·赵紫阳》：“赵紫阳去世后其丧葬处理问题受到关注，因为这将直接反映中国政府对赵紫阳的评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将在与家属讨论后安排举行赵紫阳的遗体告别仪式，但就以已经改革领导人丧葬流程为由表示将不会举行官方正式的追悼会。告别式于2005年1月29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举行，贾庆林、贺国强、王刚、华建敏参加追悼会，在新华社新闻稿中没有说明这些人的职衔，但强调是代表中央，[147]从而提高追悼会规格。中共已故政要叶剑英、杨尚昆、陶铸、陈毅、胡耀邦、陆定一和芮杏文等人的后人或家属以及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广州前市长黎子流等人纷纷前往拜祭或致送花圈。[148]另外，习仲勋的遗孀齐心以其个人和“率子女”的名义向赵紫阳送上花篮。[145]赵遗体被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家属表示，赵紫阳的骨灰将置家中，而不会葬在八宝山公墓第一陈列室。同时，中国当局严格控制赵逝世产生的影响，限制消息的传播与讨论，打压民间的悼念活动。[149][150]除新华社外没有任何其它的报道，有限的纸媒进行转发，中央电视台在当日对赵的逝世新闻只字未提，只在出殡当日才作了简短的报道。[151]”

    《赵紫阳夫人梁伯琪去世享年95岁》

发布时间： 2013-12-27 15:32:17     来源：微博    浏览次数：16583    我要评论(21)

　　赵紫阳夫人梁伯琪去世享年95岁

　　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夫人的梁伯琪女士于25日10时15分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95岁。

　　作为新旧中国的两代见证者这位近百岁的老人不仅仅是曾经的主席之妻也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近代史，她的去世是全中国人民的损失，曾经在豫北革命根据地任职的梁伯琪女士，早在40年代就投身革命，在随后的革命旅途当中结识了赵紫阳先生并定下终生姻缘，婚后梁女士成为了赵在后方的强有力的支撑，不但操持家务还要照顾两人一同生育的6个孩子。

　　尤其是在80年代，赵紫阳先生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时期正是中国政治局势非常动荡的一段时间，梁伯琪为其丈夫分担了大量的压力发扬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格。

    ——北方时空网http://www.northtimes.com/review/20131227/68417.html】

    美国《维基百科·赵紫阳》：“2012年清明节前后，中国互联网出现大量悼念赵紫阳的网站和网页，甚至出现“赵紫阳网上纪念馆”，而中共当局并没有删除这些网页，而默许了它们的存在。这被认为是中共作出改变的一步。[181]”

    美国《维基百科·赵紫阳》：“在中国大陆，在未经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只有《炎黄春秋》杂志有时敢于刊登和赵紫阳相关的文章。[187]维基解密爆料称因为《炎黄春秋》发表关于赵紫阳的文章触动了江泽民，江泽民曾施压要求《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下台，但在胡锦涛的干预下，杜导正没受影响。[188]”

    辽河野史大伟论曰：

    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乃是中共党史的一个敏感人物，其人物生平传记固然很难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然而赵紫阳毕竟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任职总理、总书记期间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赵紫阳之是非功过，确是难以取得一致。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萧冬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卷《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第一章《理论工作务虚会》：“在中国，无论当政者还是民间势力，都没有为民主做好准备。从民间角度说，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把当权者逼到墙角的做法：无助于他们致力的民主化的推进。更何况此时邓小平正是带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公认领袖。，在事实上，魏京生的这个举动，对邓小平发生了重要影响。据说「邓小平发怒了“这不仅仅是因为直接冒犯了他个人的权威。无论是维护全局稳定还是赢得党内斗争，邓小平都不可能允许这种挑战存在，加上北京和各地事态的发展，使邓小平感到了一种危险：民主运动和闹事事件再发展下去，局势有失控之虞。他下决心采取镇压措施，制止事态发展。

    ……

    对于魏京生向邓小平开战的举动有不同的评价· 苏绍智称之为理论务虚「第一等的名篇J 。苏绍智：《十年风雨——文革后的大陆理论界》，页1。李洪林则解为「当时中国正在邓小平领导下为摆脱毛泽东的路线而奋斗，以他为首的呼唤改革的领导人刚刚在和‘两个凡是’的较量中赢得一个回合，在这个别时候 不是支待他反左，而是反过来批判他，这实际上从右边帮了左派的忙」。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 一1989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页256。”

    谈及中共的事情，绝非激情头脑发热可以解决问题。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原副局长李洪林的观点值得今日中国公民思考：“在这个别时候不是支待他反左，而是反过来批判他，这实际上从右边帮了左派的忙。”这个“他”，不仅指邓小平，也包括中共党内的改革派、温和派。李洪林的这个论点，已经被赵紫阳的政治悲剧而得到了印证。

    大伟在此只有搜集之力，而无撰写之功，网罗相关资料——《中国共产党大事记》（人民网刊载）、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著《邓小平传》、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大卫·S·G·古德曼《邓小平政治评传》、齐鲁《胡耀邦传奇》、美国《维基百科·习仲勋》、北京前市长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美国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文思咏\任知初编著的《胡锦涛传》（明镜出版社）、《辞海》1989年版，而为此《赵紫阳野史传稿》，以备参考。

    有关赵紫阳先生的传记生平，代表中共观点的可以参考大陆的《百度百科·赵紫阳》，如果是指脱离中共审查制度的，诸位看官可以参考美国《维基百科·赵紫阳》。

    维基解密爆料称因为《炎黄春秋》发表关于赵紫阳的文章触动了江泽民，江泽民曾施压要求《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下台，但在胡锦涛的干预下，杜导正没受影响。

    2012年清明节前后，中国互联网出现大量悼念赵紫阳的网站和网页，甚至出现“赵紫阳网上纪念馆”，而中共当局并没有删除这些网页，而默许了它们的存在。这被认为是中共作出改变的一步。

    赵紫阳去世之后，习仲勋的遗孀齐心以其个人和“率子女”的名义向赵紫阳送上花篮。齐心的子女，自然也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

    中共之改革开放浩浩荡荡，若东去之大江黄河，奔流向前不可阻挡。大伟作为公民一员，赠送给保守逆天的僵化左派分子一副对联——狂妄自大，不知天高地厚；无法无天，难逃舆情民心；横批是“苍天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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