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思想的是与非，多元还是一元

——关于“八确立”、“五不搞”的理论思考之十一

杜  光

吴邦国委员长的第二个“不搞”，是“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指导思想”这个概念，大概来源于毛泽东。他1954年9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里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指导思想的是与非

“指导思想”的涵义，我的理解是指导行动的思想，指是指向，不是指令，导是引导，不是领导。中共七大以后的历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对此都有不同的表述。七大的提法是“一切工作的指针”，八大的提法是“行动的指南”，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提法是“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十二大和后来的几次代表大会的提法都是“行动指南”。                                                                                                                                          

所以，“指导思想”是指明我们行动方向的理论思想，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党章里说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毛泽东和吴邦国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的，说的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后来甚至写进宪法。当然，一个政党有权确定作为自己行动指南的理论思想，强调指导思想一元化；但要全国人民都接受一种理论思想的指导，搞指导思想一元化，这有可能吗？社会生活是多元的，人们接受各种各样的文化教育和思想影响，指导他们行动的思想意识也是多种多样的，你可以宣传“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但不可能禁止、消除在社会生活中的指导思想多元化。宗教信徒的指导思想是他们信仰的教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信徒各有自己的指导思想。你不让他们“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就只能禁止宗教流传。这样不仅违反宪法，而且实际上也做不到。所以，“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也就成了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等各个领域的贤哲之士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厚的精神财富，这些文化宝库里的优秀思想结晶，都可以成为我们智慧和能力的源泉，成为指导我们行动的南针。所以，前人所有优秀的精神遗产，我们都应该吸取。但是，人类社会所积累的精神产品无比丰富，而每个人由于教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限制，穷一生之精力，也只能获得很有限的知识。这些知识，就其来源来说，必然是多元的。可是，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人们可以把某个理论思想体系，作为自己信奉的理念和指导行动的规范。如宗教信徒就是以自己所信仰的教义来规范自己行为的。这也可以说是指导思想一元化吧。但就整个社会来说，容许人们有不同的信仰，容许不同的宗教存在，就意味着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至于没有特定信仰的人，推动他实现个人理想和追求的指导思想，更不会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就他个人来说，指导他行动的思想必然是多元的，整个社会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指导思想多元化是社会生活的自然现象，不是任何人的主观上想搞或不想搞所能改变的。如果硬要“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势必限制人们的思想自由，阻碍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在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的教皇曾经妄想统一人们的思想，实现指导思想一元化。为此不惜发动“十字军”东征，设置宗教裁判所，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多少异见者人头落地，最终也没有达到“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目的。

即使是在共产党内，指导思想一元化最多也不过是一句难以实现的口号，能够以党章规定的指导思想作为自己“行动指南”的党员，恐怕也不是多数。目前到处泛滥成灾的贪污腐败、渎职枉法、弄虚作假、寻租勒索的，绝大部分是享有一定权力而又不受制约的共产党员。他们奉行的指导思想是拜金主义，是金钱拜物教，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他们有自己的理念和追求，才不理你那个“指导思想一元化”呐！

（二）《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规定

或者可以说，党章规定的指导思想是根据党的目标和任务提出来的，是对党员的要求，这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所必需的。这个说法很有说服力。但是，按照党章规定的作为行动指南的指导思想，就能实现指导思想一元化吗？

我们不妨先看看党章是怎样规定的。

关于指导思想的规定是从七大党章开始的。

七大党章的总纲第二段说：“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倾向。”这个表述明显地带有延安整风批判王明、周恩来的痕迹。

八大党章关于指导思想的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接着以二百余字加以说明。

九大党章的规定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大党章保留了前一句，删去了后一句，显然因为这句话是林彪提出来的。

十一大党章的规定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党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

十二大党章的规定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接着用三百来字和一百多字分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加以说明。

十三大对党章的总纲部分没有修改。

十四大党章关于指导思想的主旨语句没有改变，但说明却和前两个党章大不相同。

十五大党章的规定增加了“邓小平理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说明与十四大党章相同，但增加了一段关于邓小平理论的说明。

十六大党章又增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相应地增加一段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说明。

十七大党章重复十六大党章的提法，但在总纲和条文里都增加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容。

这个指导思想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十七大党章总纲的说明是这样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根据党章的以上记载，从马克思主义到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一个完整的理论思想体系。这是吴邦国委员长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的根据。但是如果我们从理论上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被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思想，不仅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呈现多元状态，而且它们自身也不是一元的。

（三）指导思想：一元还是多元？

1、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对近代世界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体系，无疑是有着丰富而宝贵的、值得学习继承的内容。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既不应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把它神圣化，也不可像当代某些论者那样把它妖魔化。马克思同苏格拉底、孔子、培根等中外思想家一样，给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但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来看，他后期和前期的思想观点有着很大的差异。

马克思从小生活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十六岁时接受洗礼，浓郁的宗教情怀影响了他的一生，如他关于“解放全人类”和“每个人的自由”的思想，就明显地有着基督教的救世理念的痕迹。在德国哲学的影响下，他青年时代开始了对包括宗教在内的现实世界的批判，从人文主义出发的关于人的本质和异化理论的探讨，把他引上改造旧世界的轨道。他在30岁时所写的《共产党宣言》是他早期思想的代表作，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其中的理论核心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消灭私有制”，并且通过暴力来实现：“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用暴力推翻全部现有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的，将是以“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前提条件”为特征的“自由人联合体”。这也是共产主义理论的要义所在。

但是，与他的愿望和期待相反，欧洲各地的暴力革命屡遭挫折，而世界资本主义却蓬勃发展。通过对资本主义的长期深入的考察和研究，马克思终于发现了早年思想的谬误。他从1856开始就考察、分析信用制度和股份制对生产发展的重大意义。到了晚年，在《资本论》第三卷里，他对股份制作了更深入的分析，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点”、“过渡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通过自身的发展，以和平的方式转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对早期思想的修正与否定，在他去世之后由他生前的挚友恩格斯作了明确的表述。恩格斯在1891年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恩格斯还根据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的几次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就，肯定无产阶级通过议会斗争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性，指出“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的前景，从而否定了“用暴力推翻全部社会制度”的论断。

总起来说，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共产主义已经被他们晚期的科学社会主义所否定。他们早期强调共产主义，是因为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但马克思的两大理论成果——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具有科学的内涵。所以，他们在后来的著作里，往往用社会主义来概括自己的学说，很少用共产主义这个概念，虽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两大学说基础上的，反过来说，科学社会主义又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在《共产党宣言》里有所体现，马克思在十年后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对构成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内容的意识和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任务和条件以及社会变革的前提条件等问题，作了最简明扼要的表述。这些观点同《共产党宣言》相悖，同共产主义学说相悖，却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涵。

由此可见，马克思前期的共产主义和后期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间，虽然有前后继承之处，但显然是两个不同的理论思想体系。所以，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一元的，可以说它是二元的；如果加上他青年时期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异化理论的话，那就是三元、多元的了。

2、列宁主义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既有继承，也有出于实用主义的曲解。他的大量著作可以构成独立的理论体系，却不能和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就更不科学了。那是斯大林首创的。他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后来就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成了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公认的概念。

列宁主义不但同马克思主义构不成一元的内在联系，而且它本身也不具有一以贯之的一元性。他早期提出的口号是“社会民主主义”，主张把民主主义的宣传同社会主义的宣传结合起来，认为社会主义任务和民主主义任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肯定当时俄国革命性质是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确认“民主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他认为“必须严格地区分民主主义要求和社会主义要求”，无产阶级应当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并且批判有些同志“把民主主义变革同社会主义变革混为一谈”。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明确规定党的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最高纲领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也可以说，同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元的继承关系。

但在十九世纪末开始，列宁却放弃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致力于宣传社会主义，到了十月革命前后，又转而大谈共产主义，1918年3月，甚至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一年以后，还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共产国际。

这一转变意味着列宁离开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因为俄国有着长期而浓厚的专制主义传统，生产力也很落后，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共产主义就更不用说了。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十月革命就只能把俄国引向专制主义复辟，二月革命的成果付之东流。俄国在经历了七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之后才走上历史发展的正途，这个历程是同列宁主义分不开的。

从以上的简要记述可以看出，列宁主义早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同后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是很不相同的，两者很难说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以贯之的理论思想体系，与其说它是一元的，不如说是二元的更为妥贴。列宁在中后期的许多著作虽然还打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帜，但实际上是为巩固专制统治服务的，这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直接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而也谈不上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可以构成一元的理论体系。

3、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照七大党章的说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但是，从毛泽东一生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的思想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并不多。构成毛泽东思想的构件主要有二：中国传统的帝皇文化和列宁主义。

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就熟读《资治通鉴》、《左传》、“四书”和曾国藩、朱熹等的著作，受传统国学的熏染很深。据他自己对斯诺说：他是1920年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这三部著作后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但后来他又承认，在马克思主义里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为什么只取这四个字呢？文化大革命时，他又把马克思主义归纳为四个字：“造反有理”。可见，毛泽东是从农民起义造反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十七大党章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分开来说，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但说它是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还是可以的。

列宁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全党接受的是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1927年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才认定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方针是在第三国际指导下制定的，带有明显的列宁主义色彩，是列宁的早期思想在中国的影响的体现。列宁在1905年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里，详尽地论述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和策略。这些论述就成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来源。杨奎松说毛泽东“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列宁的这篇著作”，是很有见地的。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思想，大体上有两大部分，一是关于战争以及服务于战争的理论与策略，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一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来源于列宁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本着“以俄为师”的指导原则，把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奉为经典，特别是在所谓“三大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照搬苏联的一党专政模式，厉行全面垄断的独裁统治：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社会上垄断公民权利。高居国家权力顶端的毛泽东，为了保持自己的独裁地位，除了继续发挥列宁主义的专政思维外，还淋漓尽致地施展他从帝皇文化中吸取的权术。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是列宁主义的专政思维和帝皇文化的专制谋略的结合。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章里，随处可见这两者结合的痕迹；文化大革命时的许多“最高指示”，更赤裸裸地暴露出他的专政思维和专制权术。

所以，来源于列宁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有着不同的涵义。前期有关战略与策略的文章和新民主主义论，尽管其中不乏专制主义的色彩，但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还是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后期的毛泽东思想则基本上是为巩固专制制度和个人独裁服务的，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有助于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但改变不了毛泽东思想的专制主义主流。

作个粗略的概括，可以说，前期的毛泽东思想比较接近于民主主义，后期的毛泽东思想则基本上是专制主义的。它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多元的。它离马克思主义更远，更不能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4、邓小平理论

同前面的三类思想体系相比较，邓小平理论更具二元特色。

邓小平是一位具有两面性的人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矛盾与斗争，时而尖锐，时而缓和。在复杂的矛盾与斗争中，邓小平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他站在民主主义一边，支持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开放路线，尤其是在反改革的政治势力借着1989年后的形势，高举“反和平演变”的大旗，企图扼杀改革开放的时候，他果断地离北京南下，宣传改革开放，甚至发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恫吓性警告，挽救了经济体制改革。在他生命最后的十几年岁月里，他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坚强而有力的卫士。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他是坚强而有力的民主主义者。

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专制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他虽然在理论上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反对以党代政，主张党政分开，但同时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反对改革开放的专制势力提供理论武器；他顽固地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保卫专制制度的主将；当1989年学生涌上街头，呼求政治民主、严惩腐败官员的时候，他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出动军队镇压，留下了千古骂名。所以，他也是专制主义的坚定的捍卫者。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他既是爱国爱民的民主主义者，又是位高权重的既得利益者。他关心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从文化大革命的厄难中体会到，中国只有走出毛泽东的阴影，改弦易辙，才有出路，所以他支持改革开放；但这个支持以不触犯他的既得利益和专制制度为底线，一旦突破这个底线，他就立即转化成为改革开放的反对者。这个底线的标准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卫一党专政体制的利器，是支撑专制主义大厦的支柱。邓小平晚年以坚持和捍卫四项基本原则为己任，正是他作为专制主义捍卫者的本质的表现。

邓小平理论充分反映了邓小平晚年的两面性特点。在他的著作里，既有鲜明地支持、倡导改革开放的论点，也有坚定地保卫专制制度的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是这两种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观点的集合体，既体现了他的民主主义，又反映出他的专制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理论作为一个思想体系来说是二元的，而不是一元的。

5、“三个代表”

“三个代表”只是三句偈语式的话，既违背历史事实，又没有理论价值，根本谈不上什么一元多元。把它列为指导思想，是对共产党人的羞辱。当它刚发表的时候，黄菊写文章吹捧它是“新世纪的共产党宣言”，我就大为惊奇，共产党的领导人里，怎么会有这么毫无原则、卑鄙无耻的小人。更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它居然被写进党章，被吹嘘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甚至写进宪法；为了表明它的重要， 还特地加上“重要思想”，仿佛其他的主义、思想、理论都没有它重要。直到现在，许多报告、文献、报道上还大谈“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如何如何，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真替他们难为情，不知道他们自己是怎么想的。

6、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最初是2003年8月底胡锦涛主席在江西考察时提出来的：“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同年十月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它确定为党的指导方针：“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十七大的政治报告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我认为，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共产党在历史新时期的指导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可以避开种种主义、思想、理论的不同解读的纷争和困扰，直接地同实践层面联系起来。我在2004年的七八月里写过两篇文章：《科学发展观和不科学的发展观》、《划时代的文献和时代性的缺陷》，对科学发展观作出很高的评价，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和人民的期待。”“以科学的发展观取代不科学的发展观就是要扭转社会畸形发展的趋势，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我甚至还认为：“科学发展观既然是应时代的召唤和社会的需要而出现的，它就必然具有一往无前的品质，成为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精神力量，……把社会带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八年以后的今天看来，我对它的期待是过于一相情愿了，实践的发展远没有这样乐观。到现在为止，有多少地方的生产建设做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恐怕为数不多吧！

我赞成胡锦涛在十七大政治报告里对科学发展观的解读，问题在于如何使它为所有党政工作人员所接受，成为指导各种工作的方针和原则。

（五）简短的结语

人类社会生活和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决定了指导人们行动的思想的多元性。把指导思想局限于某一理论体系，势必限制自己的视野，排斥异己的理论思想，不能从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积累中吸取精神营养。这样，以有限的智能应对复杂的客观世界，难免使行动陷于胶柱鼓瑟的困境。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搞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而是承认不承认指导思想多元化的事实。党章和宪法规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也好，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也好，它们本身就是二元的，或者是多元的，把它们归拢在一起就更不可能是一元的。问题就在于，这些思想理论体系都包含着科学的成分和谬误的内容。我们用来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应该是它们的科学成分，我在本系列文章的第三篇《怎样理解指导思想的理论内涵》里，已经对此作过简要的分析。遗憾的是，被现在的党政领导用来作为指导思想的主义、思想、理论，恰恰是这些思想理论体系中的谬误成分，是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用来捍卫专制制度的理论武器。也许，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指导思想是一元的，因为它构成了一个保卫专政体制、巩固专制制度的相当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而“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宣示，也在这个意义上得到恰当的解读，那就是：除了保卫专政体制、巩固专制制度的的思想理论体系之外，不接受任何其他思想的指导。

好一个“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这是一个多么愚蠢、又多么危险的“不搞”啊！

                                              2011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