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像晚霞一样绚丽的晚年

——《“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一书序言

                  杜  光

最近几年，许多五七难友出书写文章，记叙反右运动期间和此后二十多年的不幸遭遇，控诉毛泽东和专制制度的罪恶。这些用血泪写成的文字，揭开了被当局蓄意掩盖的历史真相，为社会、为我们中华民族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钱理群教授1998年就提出“1957年学”的概念，主张对围绕1957年的那一场灾难性的政治运动，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这是很有见地的。五七难友们所写的文章和著作，都可以为“1957年学”提供丰富而真实的史料。雷一宁难友在2006年曾收集当年北师大难友的回忆文章，编辑出版《不肯沉睡的记忆》；2009年，专为五七难友编印的民间刊物《往事微痕》出版了《雷一宁专集》；现在，她又为我们贡献出这部《“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如此孜孜不倦地为历史留下时代的记忆和感悟，展现出作为五七受难者的知识分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对于“1957年学”具有独特的意义。雷一宁的《北京师范大学反右大事记》，详细记载了北师大反右的过程，可以作为北师大那一段校史的备忘录。我特别注意到，北师大师生在鸣放初期对校党委副书记何锡麟的风流韵事的揭发批判，成为后来影响运动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曾经对此事写过大字报或签过名的师生，无一幸免都划为右派分子。阶级斗争观念和人性的卑劣一面，同政治任务及个人恩怨情绪微妙地纠结在一起，成为探测反右运动的一个切入点。各个基层单位的反右运动，既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这些都是值得“1957年学”研究探讨的。

本书以很大篇幅介绍了北师大十八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老师的“右派言论”，其中绝大部分是响应共产党的“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对当时盛行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提出批评，结果都被划为右派分子或极右分子。这些“右派言论”，为我们描划出当年高等学校的十分独特、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风景线，反映出那个时候的教育政策、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特色，展现了大学教师的困境，不但可以为“57年学”提供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而且也是五十年代中国教育史、思想史的宝贵史料。

在反右运动以前，许多从所谓旧社会过来的教授、专家，由于他们的名望和学识，往往被安排担任高等学校的教务长、系主任、教研组长等职务，但这些行政职务大都有名无实，有职无权。黄药眠、陶大镛、胡明、钟敬文等的发言，都谈到他们虽然身为系主任，但许多事情都是担任秘书或主任助理的共产党员作主，“叫我做什么，我即就做什么”（黄药眠）；系里的青年教师留苏出国，调助教、评讲师之类的事，作为系主任的他们往往事先并不知道。对于诸如此类的处境，他们当然感到困惑、烦恼。因此，在被动员“帮助党整风”的情况下，很多意见都集中在党群关系和学校领导体制上，从批评“秘书专政”（胡明）、“家天下”（董渭川），到提出“民主办校”（陶大镛）、“内行当家”（朱启贤）、“教授治校”（董渭川），都表现出他们对艰难处境的不满和改革教育体制的期待。可是，这样一些平和的理性的批评和建议，却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被划为右派分子或极右分子，沦为贱民，经受二十多年的折磨、凌辱、摧残。这些“右派言论”，可以帮助青年一代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真相，是十分难得的教材。

在这本书里，袁伯诚的几篇人生感悟和哲学思考是他历经长期磨难而获得的宝贵财富。在成为贱民的二十多年里，生存的危机迫使难友们思考，思考个人的命运，思考社会的前途，但由于文化底蕴和所处环境各不相同，幸而能够从炼狱里生还的难友，精神面貌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色彩。袁伯诚大概是思考最为深刻的少数难友之一，他在苦难的生涯里把握读书、求道、谋生的六字诀，通过对《庄子》的阅读和研究，深刻领会了“内直而外曲”的人生态度和“以无用为大用”的处世哲学，在艰辛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开辟了无限广阔的精神园地，从而丰富了自己，提高了自己。在大量的右派难友里，这种类型大概不会很多，但也绝非个别情况，我们姑且把它称为“袁伯诚现象”吧，这种现象和难友们作为贱民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的各种表现，都为“1957年学”提供了丰繁的研究内容。

《“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还收录了雷一宁在为《不肯沉睡的记忆》组稿的过程中与师大难友们的通信，共51封。这些通信既表现了雷一宁的执着，也反映出难友们的种种心态。它像多棱镜一样，映照出多种多样的色彩。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劫难和二十多年比较平静的生活之后，进入晚年的难友们形成了什么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里包含着心理的、哲学的、伦理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等等理论元素，描画出难友们在人生最后时段的生活态度。它是由1957年开篇的那首悲凉凄楚的长歌的尾声，也是有待“1957年学”开发的尾声。

颇为难得的是，本书还收进了王得后的《负荆请罪也枉然》。他是反右运动期间的大批判论文《从落后到政治上反动的小集团——“苦药社”》的执笔者。关于这篇文章的内容和涉及的有关情况，可以在收入本书的另一篇文章、由当时被批判的“苦药社”成员薛若安所写的《还历史真实——再读〈从落后到政治上反动的小集团——“苦药社”〉》里得到了解。根据薛若安的叙述，王得后的文章对“苦药社”同学的伤害确实非常严重，以致王得后在五十年后仍然深深自责：“这是我的不可洗涤干净的罪过。”并且表示要“写出多年咬啮我的心的负罪感”，“祭奠死去的冤魂，和向大难不死的学长公开道歉”。这是十分可贵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特别是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在大独裁者毛泽东的指挥下，残害了多少无辜的知识分子、干部和普通老百姓，又涌现出多少在运动中立功的积极分子。他们是助纣为虐的帮凶，有些甚至是制造血案的罪犯。但由于执政当局为了逃避历史罪责而蓄意隐瞒事实，拒绝总结教训，禁止讨论历史上的是非和责任，社会上不能形成反思忏悔的文化氛围，以致那些伤害他人和负有罪债的人至今拒不认错、拒绝向被害者道歉赔罪。因此，王得后的忏悔道歉，就显得十分难得。它是一把利剑，刺向所有曾经给别人造成伤害的人，唤起他们的人性的觉醒，促使他们通过忏悔来洗涤自己的心灵，像王得后那样的人多起来了，社会才能获得真正的和谐与稳定。

阅读《“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我为越来越多的五七难友能够站出来向专制当局清算罪债而感到高兴。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个人的恩怨，而融入现阶段民主革命的洪流。在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与抗争中，五七难友已经成为一支强劲的民主力量。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投入这个洪流的难友，仍然只是劫余尚存的难友中的少数。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难友只愿意在平静的生活中渡过晚年，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在长期被剥夺正常的社会生活权利之后，有理由享受一个恬淡的、安宁的余生。但是，就我们所具有的坎坷而丰富的生命历练来说，没有把如此难得的人生体验贡献给社会，实在是太可惜了。

不仅是我们这些五七难友，所有经历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各次政治运动的同龄人，都存在着这个矛盾：是安度晚年，还是投入抗争？其实，从更深入的层次来考察，这个矛盾是一个伪矛盾。问题在于，我们要的是消极地无所作为地安度晚年，还是要积极地有所贡献地安度晚年。我们这一代人，不论有没有落入反右的陷阱，都有一个曲折而艰难的人生历程，都积累了丰富而独特的体验与感悟。这是一座蕴藏极厚的精神财富的矿山，应该及时把它开发出来，贡献给社会，遗留给子孙后代，不能让它最后随着焚尸炉的一缕青烟而化为乌有。这是就积极地安渡晚年的客观意义来说的。

就主观意义来说，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不在于他有多少财富，当过多大的官，而在于他为社会作出多大的的贡献。财富和权势都会随着生命的结束而消逝，对社会的或大或小的贡献却有利于社会发展，造福子孙。他的生命不在了，他的精神财富却永留人间。为此， 就需要找准人生的坐标，找准可以对社会做出最大贡献、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坐标。许多朋友在进入晚年之后才发现，由于社会的、历史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缘由，一辈子都没有找准自己的人生坐标，有限的宝贵的生命，大部分都浪费掉了，多么可惜。在经历七八十年的生活后，属于我们的岁月已经不多了，为了使我们的余年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唯一的办法就是开发这一辈子积累的精神财富的矿藏，把我们毕生的苦难和感悟及由此而获得的才智学识公之于世，融入推动社会前进的大潮，融入宏富的中华文化宝库。只有这样，才能弥补已经浪费掉的大半生的损失，使晚年生活焕发光辉。

我们这一辈子长期生活在乌云密布的阴霾之下，不该遭遇的我们遭遇了，不该承受的我们承受了，到了时日无多的晚年，我们没有理由继续生活在乌云的阴影里，没有理由继续浪费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奋起驱散那些遮蔽着良知、理性和社会责任感的乌云，创造像晚霞一般绚丽的晚年，把灿烂多采的光辉留给社会，留给后代。

                                                 2011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