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起先辈的火炬，争取祖国的自由民主

           ——记一次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的茶叙

                               杜  光

    6月8日下午，在北京的一些五七难友和难友子女，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茶叙，纪念55年前的“反右运动”。

        （一）

    对于五七难友和他们的子女来说，6月8日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55年前的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策划、定题、修改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同一天，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党内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社论和文件，把一场争取自由民主的群众运动，转变为对爱国知识分子进行大清洗、大镇压的反右运动。长期以来，由于当局坚持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这个错误结论，压制民间对它进行探究研讨，禁止报刊发表有关的文章，因而，反右运动和作为它的转折点的6月8日，在人们的脑海里逐渐淡漠了、忘却了。但对于所有因被划为右派而沦为贱民的几十万难友家庭来说，6月8日却没齿难忘。不过，很多难友只记得《这是为什么？》这篇杀气腾腾的社论，而对那个充满杀机、号令开杀的党内文件，却不甚了了。许多难友以为《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是毛泽东写的，记忆里把发生在6月8日这一天的两件事情——社论和党内文件，搅混在一起了。实际上，那个党内文件的作用，远远超过社论。因为社论虽有号召力，却没有约束性。而党内文件则是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循的号令，无疑更为那些领导运动的干部所重视。毛泽东在同一天里既发社论，又写文件，双管齐下，彻底扭转了运动的方向，把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打了下去，掀起了残酷镇压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把几十万知识分子打入社会最底层，震慑住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从而巩固了、加强了他的独裁统治。

    因此， 在6月8日这个日子里纪念反右运动，具有特殊的意义。

    采取小规模茶叙的形式，是在国家安全部门严密的专制高压统治下的无奈之举。近几年来年，国家安全部门似乎患了“会议过敏症”，只要听到有什么见面聚会的风声，哪怕是一些七老八十的老同志老朋友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也要出来干涉禁止。一方面是警告聚会地点的餐馆或书店，以停水停电、甚至是停业整顿相威胁，迫使他们取消借用场所的协议；另一方面是对受邀参加聚会的人进行监控、约谈、喝茶、劝告。一部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专政机器，在这一类问题上运转得非常迅速、高效。因此，如果举行正式的会议，势必引起他们的注意和干预，不胜其麻烦不用说，最后还是开不成会。为了避免这个不幸的前景，我们不得不采取小规模的茶叙的形式，来实现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的心愿。

    参与这次茶叙的，有两位当年的罹难者，5位难友的子女，还有两位关心这一事件的朋友。其中有一位朋友因为接到邀请书，受邀参加10日将在香港举行的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研讨会，这几天一直受到警方的干扰，劝告他不要参加会议，并且对他实行24小时监控。来参加茶叙前，他说要出门看朋友，警方说，我们可以用车子送你去。为了不至于连累其他朋友，他把出行的目的地说成另一个地方，下车后摆脱了警方的跟踪，再搭公共汽车来和朋友们见面。这个插曲，为这次小小的茶叙添加了谈资笑料，倒也有趣。

        （二）

    在茶叙漫谈中，大家一起回忆了55年前那个由民主运动转变为残酷镇压的可悲时刻。在6月8日以前，广大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和帮助党整风的诱导下，对中共建政以来的一些方针政策，提出批评建议。特别是以北大“五一九”为开端的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就高呼“自由、民主、理性万岁”的口号，提出“为民主而斗争”，要求“大力宣扬民主、自由、人道，并且从法律上、组织制度上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同时对镇反、肃反、反胡风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提出尖锐批评，直接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如认为共产党就是“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就是“不民主的统治方法”。至于在大学以外的社会上，很少有人直接提出民主自由的口号，多数是对具体工作中的缺陷，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就问题的实质来说，对建立未久的专制政体的批评和指责，本身就具有民主主义的性质。所以，在6月8日以前，这个社会运动的性质是一场反专制争自由的民主运动。6月8日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在所有学校、机关、企业以至学术研究单位，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的政治运动。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搏斗，独裁者凭借专制统治机器的强大权力体系，对民主运动进行疯狂的反扑，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毫无招架之功，结果，无数知识分子（一说55万余人，一说300余万人），被淹没在“杀人不见血”的汪洋大海里。这就是反右运动——专制统治者的盛宴，知识分子的劫难。

    茶叙中还谈到，毛泽东在运动开始时发动整风，可能怀有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他在1956年就提出要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目标其实是党内最有可能威胁他的独裁统治的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1953年他成立计划委员会，把高岗从东北调来当主任，就是让高岗来分周恩来的权。他多次找高岗密谈，表示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不满，让他到东北去调查刘少奇的问题。高岗信以为真，就召开财经会议，批判薄一波，矛头直指周恩来；又利用饶漱石召开组织工作会议，批判安子文，矛头指向刘少奇。他还找一些领导人谈话，表示要拱倒刘少奇。陈云和邓小平感到情况不妙，分别向毛泽东反映高岗的非组织活动。毛泽东权衡厉害，一翻脸就搞了个“高饶反党集团”，而对刘少奇、周恩来，仍然心怀警惕。 1956年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否定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章上取消了毛泽东思想，设立名誉主席，都被毛泽东认为是刘周等人为削弱他的独裁地位而采取的措施。发动整风，可以把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不满情绪，引向某些领导人，借助党员和社会群众的力量，实现他打击政治对手的目的。

    另一方面，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使毛泽东意识到国内的社会危机，他特别注意知识分子的动态。因为在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有制后，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摧毁，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对毛泽东的独裁统治最有威胁的社会阶层。他认为匈牙利事件“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所以，在毛泽东的视野里，对部分知识分子进行打击，以震慑整个知识阶层，消除对独裁统治的威胁，就迫在眉睫，势在必行了。

    为了化解社会上骚乱濒发的各种矛盾，发动广大民众和党员积极投入即将开展的政治运动，也为了诱使知识分子大胆“暴露”，毛泽东在1957年2月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并且一再宣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接着，5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于是，各部门、各地区的共产党组织都开始了整风的大动员。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整风本来只是党内的运动，但动员的对象却主要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如大专院校、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化机构等等。出于毛泽东的意外，党内外的知识分子被动员起来后，矛头所向却不是刘周等人的右倾和工作失误，而是他主持推行的反胡风、三大改造、统购统销等方面的问题，甚至还有直接针对他个人的批评。面对这个趋势，他不得不放弃利用整风来打击党内对手的打算，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反击知识分子的批评。他把邓小平推上第一线，任命他为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

    毛泽东后来把反右运动解释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他认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是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光有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行，还要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右运动就是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反右运动的胜利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当然，把反右运动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由此建立并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因为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建立起来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十足的专制主义制度。所以，反右运动确定无疑地建立并巩固的，是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是毛泽东的独裁统治。

        （三）

     参加茶叙的朋友中有五位是当年右派的子女，交谈时提到了“右二代”。有的朋友不赞成这个称呼，认为现在流行“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甚至还有“星二代”，都带有讽刺和贬斥的意味，仿佛都是一些仗恃父母的权力和财富而睥睨当代、骄奢淫逸的纨绔子弟。和他们完全不同，我们的父母当年因为反专制争民主而被打成右派，沦为贱民，虽然受了许多苦，并且连累了我们全家，但历史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光荣的，我们作为他们的子女也引以为豪。我们长期生活在贱民家庭里，在苦难中成长，深知自由民主平等的可贵，我们要接过父母的火炬，继承他们的事业，把他们的精神发扬广大，不能让“右二代”这个称呼玷污了我们。

    有的右派儿女说：反右运动已经55年了，当局至今还坚持“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个荒唐的结论，不道歉，不赔偿。近几年来，许多右派老人不断上书，发公开信，写文章，到省会和北京上访，对当权者恳求哀告，动之以情，喻之以理，真可以说是苦口婆心，希望他们实事求是地面对事实，但都没有感动他们的铁石心肠。他们就是想把现在还活着的这些原来的右派分子都拖死了，就可以不了了之。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有责任把父母留下的担子挑起来，一方面，深入批毛批邓，揭露他们违反宪法、违反人性理性的狰狞面貌，清算他们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严重罪行；另一方面，要求当局彻底否定反右运动，承认错误，向我们的父母道歉，赔偿受迫害二十多年的损失，并且妥善解决反右运动遗留下来的后遗症。如果我们这一代达不到目的，还有第三代。现在已经有第三代英勇上阵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有的朋友还谈到，现阶段民主革命的三大形式，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改革反改革、启蒙反启蒙、维权反维权。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最能发挥作用的问题和形式，在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一点一滴、一砖一瓦的作用。现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启蒙，由于当局掩盖历史真相，禁止讨论历史问题，很多老人，甚至很多中青年，至今仍然处在受蒙蔽、被欺骗的蒙昧状态。如有的人在毛派的蛊惑下，认为还是毛泽东的时代比现在好。这就需要大量说理透彻的文章，揭露历史真相，分析批判那些带有极大欺骗性的理论观点和政治原则。一个时期以来，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和在香港出版的，有许多高质量的文章和专著，在这场新的启蒙运动中，我们至少可以做个“二传手”，把这些好书好文章下载复印，广为散发，使更多的民众受到启蒙教育。

       （四）

   茶叙漫谈时，有的朋友还对我最近出版的《回归民主——和吴邦国委员长商榷十三个大问题》作了评说。他们说，长期以来，我们根据切身的感受，对过去接受的一些理论观念，产生了许多怀疑，也进行了反思，又从互联网上读到了大量文章，得到了很多启发，思想认识有很大的转变。但是，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了，需要重新思考、重新认识的问题太多，由于当局推行实际上是愚民政策的舆论导向，广大民众在很多问题上仍然处于蒙昧状态，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或者换一句话说，需要进行启蒙性的教育。《回归民主》的出版，正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可以在社会上发挥启蒙教育的作用。这本书对几十年来已经成为传统的理论思想和政治原则，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清算，廓清了许多习以为常的糊涂观念，特别是对像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的重大问题，既从理论上揭露了它们的谬误，又从实践上指出了它们的危害，特别是它们阻碍改革开放的有害作用。十五篇文章和鲍彤的序言，说理明确，论证透彻，很有说服力。他们认为，推广《回归民主》，宣传这本书里的理论思想，就是推进启蒙运动和改革开放，所以都乐于为推广此书出力。

    但推广也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回归民主》是不被当局认可的出版物。此书原名《评“八确立”、“五不搞”》，有简体字的试印本，在香港正式出版繁体字版时，书名改为《回归民主——和吴邦国委员长商榷十三个大问题》，它刚出版就在大陆被列入禁书黑名单。少量逾越海关的严格检查而流入大陆的书，虽然经过复印，仍然不能上市或邮寄，这就极大地增加了传播的难度，阻碍了它的扩散。参加茶叙的几位朋友最近奔波于京华道上，分送复印的《回归民主》，十分辛苦，但他们仍为自己能以这种形式促进启蒙运动而感到自豪，把自己称为“民主义工”、“启蒙义工”愿意继续做《回归民主》的“二传手”。我向他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五）

    朋友们还对当前时局和某些社会问题，进行了交谈，大家无拘无束地各抒所见，畅所欲言。有坦率的陈说，也有剀切的规劝；相互支持，彼此勉励。已经到六点钟了，茶叙在舒畅的、和谐的气氛里宣告结束。

    同参与茶叙的朋友们握手告别后，我带着大家的祝福和期盼回家。走出几十米后，我回头遥望，几位五七难友的子女还在路那边热烈交谈。一种异样亲切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这些朋友是不幸的一代，平庸的一代，但同时也是大有作为的一代，大有希望的一代。由于他们青少年代成长在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家庭里，被剥夺了应该享有的社会资源，良好的教育与他们无缘，因而，无论是学问还是见识，他们都不如55年前的父母辈。但是，网络时代的信息涌流，民间民主运动的持续高涨，却使他们获得了父母辈所不具备的条件。他们不但对于现代社会的见解远胜于父母，而且所作所为也有着更为明确的目标，这就使他们有可能比他们的父母作出更大的贡献。北大“五一九”的大字报长诗《是时候了》呼唤人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但他们当年所举起的自由民主的火炬，被毛泽东的反右运动扑灭了。这些难友子女的历史任务，就是重新点燃先辈的火炬，高高举起，照亮争取自由民主的征途，驱除一切黑暗，迎接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

    在将要来临的民主运动的高潮里，在改革的高潮、启蒙的高潮、维权的高潮里，这些右派儿女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我怀着颇为乐观的心情，轻快地漫步在回家的路上。

                                                           2012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