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道杠”的秘密

丁咚 文

武汉市少年黄艺博最近成了万众瞩目的“新闻人物”，他的那些“事迹”俨然造就了一个“公共事件”，并饱受公众质疑，网络上各类批评文章一时之间连篇累牍，蔚为大观。

有的人将矛头对准黄艺博本人，觉得他身为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却表现出一副成年官员做派，看上去荒唐可笑；有的人指责黄的父母幕后操控，利用现代传播媒介，挖空心思制造轰动效应，为儿子今后从政铺平道路，贪婪之心毕现；有的人认为黄艺博小小年纪就如此成熟，丧失了一个少年的天性，种种行迹表现得过于老到、世故，是现行教育体制之失；有的人认为这是官本位意识的延伸；有的人干脆批评网络炒作惹了祸......

诚然，这些评论意见都有道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事件的某些本质和特点，也指出了问题的若干方面。但舆论界在关注“五道杠”现象、批评现实社会制造了“政治神童”的同时，却有意无意都忽略了其背后的深层东西。

有关黄艺博现象，我本来无意作为一个锐利的批评者，参与其中。因为我首先感到，孩子是无辜的，他将因此次炒作事件而受害，评论家们可以对丑恶的社会现实进行鞭挞，却不能对一个活生生的年轻生命的成长无动于衷。但在这场闹剧的热潮散去之后，我却意识到，如果不能深入地剖析这个现象的内在本质，并将之公诸于众，无异于放弃一个公民对世界的责任，也将造成更多的“黄艺博”青春梦想的破灭。

“五道杠”是什么？媒体报道强调，是武汉市在20年前的一项创举。在社区和学校少先队大队、中队和小队原有格局之外，另设置了市、区两级总队，其中市级总队成员手臂上的队标为“五道杠”。现有的武汉总队“五道杠”成员共有16人，其中就包括了任总队副队长一职的黄艺博。在有关报道中有一个细节，团中央书记陆昊和武汉市委书记杨松视察武汉市少先队总队时，都由总队长负责陪同；而其他成员均按照等级各负其责。

武汉市在少先队建设上的“创新举措”，强化了少先队在中国权力谱系和官僚系统中的“神经末梢”地位，也是中国庞大的等级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它是设在少年人中间的一种组织，因而备受关注，也引起非议，然而他在中国的超级稳定的政治结构中，却是必然的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其重点关注的环节，因为它关系到整个体系的安全和稳定，是一个重要的基石。

历史观察家注意到，在中共建政后长达60余年的历史中，甚至往前推衍，在其建立成熟的政治结构的七大之后，中国发生了无数动荡，也出现了无数惨烈的政治事件，但都安然度过了，国家稳定的基本面毫发无损，虽然无论从人和物的角度来看都曾损失惨重——政治运作依然高效运转，并强有力地掌控着局势，这就是因为中国超稳定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模式在发生作用。

看清楚了这一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建国之后，中国不曾出现过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和科学家，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参与和影响日趋式微，乃至于处在从属和服从地位，不敢发出独立的言论，就连在“旧社会”曾以公共知识分子面目出现的若干人等，都变成了缩头乌龟，最显著的例子之一是沈从文，在相当长时间里放弃了小说创作，转而研究起老古董，并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最高目标。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多元化的思想趋势和复杂化的社会局面之下，特别是随着某些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国家稳定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下，原本超稳定的政治结构也在遭遇挑战，使其本能地进行自我防护乃至于进一步进行自我强化，虽然这与中国发展的大潮流背道而驰，是对历史发展趋势的误判。

有很多这样的努力，希冀让中国社会建立在更加稳定的磐石之上。在中国的某些基层政权，它们不少被冠以改革之名进行推动，然而从实质上来说却是历史的倒退，客气点说是对历史的拙劣模仿。比如，在一处沿海城市，地方政府就在原有的户籍制度之外，另建立了一套更加严密地控制民众的措施，并对民众按照不同的身份进行等级化管理，以地方政府名义分别授予民众不同的身份符号，比如“乡村人才”、初级五匠手艺师，将民间人才网罗进体制内，利用他们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为加强对民众的监控服务。

“五道杠”就像这些制度一样，都建立在相同的目标下，所不同的是，它们分别被运用于不同领域，根据不同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