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公开辩护有无说服力？

丁咚 文

今年八十余高龄的朱镕基先生是个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对他的功过是非进行评价，现在还为时过早。在他进入核心领导层的十余年时间里，中国从改革的迟滞期走向改革的活跃期，改革成为他当政时期最频繁的词汇之一，事实上那些年也是中国出台改革举措最多的历史时期之一，中国经济发展由此从困顿中重获生机，并为胡温时代奠定了基础。在他担任总理期间给人深刻印象的还有他的清廉和反腐决心，人们对他说过的反腐名言迄今仍然记忆犹新。

而自从他退下来之后，公众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对时政提出自己的看法。据说，他每到一地就会告诉地方官员不谈工作。朱镕基当政时期的高调和退休之后的低调形成鲜明对比，他能够成为中国公众高度关注的明星政治家，大概就缘于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但在他最近的一次公开亮相中却一反常态，对若干敏感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据《凤凰周刊》披露，今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朱镕基重返清华大学校园，在参加有关活动中分别谈到了他在任时大力推动的“分税制”改革、现政府房改政策、地方土地财政、城市交通、教育等问题，其间颇多尖锐批评，引来旁观者侧目。

朱镕基为什么在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活动时发表此番言论？值得注意的是，他如此为自己表白：“这绝不是为了我个人，也是为了整个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而之所以选择在公开场合表明个人想法，是因为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外都出现了否定“分税制”改革的观点，认为“分税制”导致了高房价，导致了“国富民穷”。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分税制”改革被视为朱镕基当政时期乃至是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改革之一，是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主要“历史功绩”之一，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朱镕基为什么要亲自出来作自我辩护了。

应该说朱镕基对分税制导致高房价的辩驳是有说服力的。他列举的2010年的例子可以有力地证明地方政府其实“不差钱”：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不仅拿到自己收的那部分税收，而且还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或者专项拨款的方式另外获得中央收取的税收，总的加起来超过了总税收的80%。既然地方政府不差钱，那么以缺钱为理由，大搞房地产开发，搞土地财政，就失去了其正当性，朱镕基是想由此说明并非由于中央实行分税制后导致地方财源减少，逼迫地方政府靠卖土地搞房地产开发获得收入，并推高房价。

但别的问题也跟着来了。首先，既然地方政府并非缺钱，那为什么还要大搞土地财政获取收入？其次，分税制带来的仅仅是返还支付的方式问题吗？

实行分税制后，地方财政的实际税收占到了总税收的80%，钱够用了，地方政府怎么还热衷于大卖土地？其实玄机就在朱镕基的话里，“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所谓的钱多不坏事，哪个地方政府不希望自己所能支配的收入“多多益善”呢？何况这些钱还可以不纳入预算，供其任意支配。这样一来，地方政府无疑会集中权力，对经济社会事务的控制能力也会大大地增强，可以借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全面“发展”，这种诱惑，推崇GDP主义的各级地方政府首脑如何能够抵挡？房地产经济在各地经济中占有的重要比重，就可见其在近20年GDP高速增长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至于这种经济发展是不是包含了泡沫，对他的下一任乃至于后世造成什么影响，就不是他们所愿意关注的了，因为所有的官员都只关注他的任期内的政绩。

而地方政府之敢于这么做，也是上行下效必然逻辑的延伸。朱镕基推行分税制改革的初衷，就是实行中央集权，提高中央政府驾驭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既然中央政府可以这么做，为什么地方政府不能？正因如此，朱镕基实行分税制等一系列改革后，政府权力大增，某种程度上破坏了自文革结束以来中国的改革成果，在某些方面呈现倒退趋势。各级政府权力的加强，从短期来看对经济有好处，但从长远来看却是得不偿失，违背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方向，不仅由于造成“大政府”的局面，政府的经济功能得到了加强，而且培育了一个特殊利益阶层，使政府陶醉于权力的虚幻感觉中害怕变革，趋于保守，这也是目前中国改革迟滞不前的重要原因。

分税制的第二个后果恐怕是朱镕基万万想不到的：它在导致政府权力膨胀的同时，也为权力寻租、腐败蔓延提供了更多可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及专项拨款最终如何落实，或者地方政府如何支配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取决于掌管这项权力的官员，取决于他们的想法，而为了说服这些官员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定，各种必要的手段都会使上，而贿赂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朱镕基自己也承认“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钱进’，求爷爷告奶奶才能拿到。”最近二十年来，是中国的腐败现象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时期，就是因为这段时间推动的重大改革导致政府权力增强，而相关的监督制约机制却不到位，引致腐败之风愈演愈烈，甚至动摇国之根本。

分税制的第三个后果是导致公民和企业的税负增加，最终转嫁到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价格上，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民众的生活成本随之增加，同时由于政府集权，培养了一群世界上消费能力最强的特殊群体，他们的奢靡消费带动整个物价水平的上升，而民众收入增加的幅度远远跟不上生活成本的增长幅度，因此出现了“怪现象”：经济越繁荣，民众越“穷”。这是因为从经济繁荣中真正获益的是占少数的企业主和官僚阶层，而普通民众的实际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却降低了。朱镕基或许可以为分税制并非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的原因进行辩护，却无法证明其改革政策未对“国富民穷”产生影响。

为了维护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历史功绩”，向来低调的朱镕基也未能免俗，忍不住公开放炮，不由得令人慨叹作为一个人的局限性。急于自己出来进行辩护，自我肯定，而不是将之付诸历史，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是不明智的。一个时代的改革举措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有效的，最终有资格对它进行评价的唯有历史而已。何况是对于像分税制这样争议甚大的改革，更是如此。

这样的朱镕基纵然在公共交通、教育问题上提出尖锐的批评，却已经无法像以前当他豪迈地宣称“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那样光芒万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