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分化源于“与民争利”

丁咚 文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出现了日益严峻的“用工荒”，一边是日益庞大的人口，一边是大量企业招不到人。

而据世界银行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这两个现象集中体现了中国在过去数十年来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所实施的经济复苏政策的重大弊病。前者说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东部地区长期实行的低收入政策对民工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后者说明，少数人掌握巨额财富奠定在多数人贫穷的基础之上。在全球化、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这一政策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不仅会加深社会矛盾，引发民众不满，导致社会不安和动荡，从长远来看，还必将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换句话说，中国为了保持长期稳定的高速增长，采取了“与民争利”的政策策略，将国家发展建立在多数国民的痛苦之上，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在改革前期，中国国民承受了巨大的改革“阵痛”：为了实现改革攻坚的战略目标，大量企业员工纷纷失业（为避免让人联想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剥削”，当时用的是“下岗”一词），从而失去了收入来源，自谋出路。他们是改革前期的重大牺牲者，为了实现国家发展利益，国家抛弃了拖累市场经济发展的“包袱”，将习惯于计划经济的国民活生生地推向无情的市场，可见中国如今的发展成果，饱含了国民的血泪。

其次是为了保持长期稳定的高速增长，国家实行低工资政策。虽然中国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经济总量逐年上升，到2010年底已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但国民的工资收入水平却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上，呈现出多重矛盾：

一是低收入与高税收的矛盾。自从朱镕基政府实行分税制后，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逐年上升，有效提高了中央政府驾驭经济的能力。而财政增长的基础是税收增长，企业为了上缴利税，就会拼命降低劳动成本，低工资是其必然结果。

二是低收入与高利润的矛盾。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少数人掌握了多数的社会财富，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正如前文的数据，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社会41.4%的财富。而他们的财富奠定在高利润的基础上，除了特权阶层利用自身优势获得超过自身能力的社会财富之外，更多的社会财富取决于高利润，基于多数国民的低收入之上。国家允许这种情况存在，主要着眼于调动“资本家”的逐利冲动，提高他们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而与此同时，却是牺牲了多数人的利益。

三是低收入与高物价的矛盾。最新媒体调查显示，九成多受访者认为，工资坐的是牛车，CPI坐的是高铁，两者之间的涨幅差距，太大了。工资上涨幅度远远落后于物价上涨幅度，过去一段时间以来，钱多了、人民币升值了，但与此同时多数国民感觉生活水平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幸福感也越来越低了。

一方面这是因为工资的基础过于薄弱，以此为基数的工资上涨水平长期滞后于物价上涨水平，说句形象的话，物价上涨搞的是“市场经济”，而工资上涨还在搞“计划经济”，后者自然比不上前者。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动因，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在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多数仰赖于“土地财政”，房地产热带动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也带动了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还带来了高房价，高房价推动社会整体价格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