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会改革迫在眉睫

丁咚 文

从富士康员工自决以发出无声的呐喊，到丰田工人罢工表达自己的诉求，再到广本的天津关联工厂员工罢工要求加薪，从东部到西部，在中国的多个城市工人从埋头工作到勇敢地站起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利益，都强烈地凸显劳资矛盾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也是国家再也不能回避的社会现实。一味采取封堵、打压的方式，不仅难以杜绝此类现象，反而会使矛盾和问题长期积累并激化，如无必要的疏导和反应机制的作用，难免会“积郁成疾”，到了“病入膏肓”的时候，一切悔之晚矣，将为国家长远健康发展埋下可怕的动荡因子。

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日前针对近期内地多个城市的外资企业接连出现工人罢工、要求加薪的事件，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系列的罢工在及时处理后，并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工潮，但是，在世界金融危机消退期，要慎重处理劳资新问题，以免对就业造成新的影响。

陈德铭说：“第一，现在处理后并没有形成全国的潮流。第二，现在中国在世界整个经济危机没有消退，企业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要保证员工的工资有适度的增加。但是，也要注重企业的承受能力，来共同应对危机。因为企业没有了，就业会更加困难，所以应该注意这些问题。第三，我们还是要尽快地让我们的企业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往产业的高端走，争取更大的附加值，而把这些附加值让人民共享。”

耐人寻味的是，据香港媒体报道，中国工人问题日益引发各方关注之际，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正考虑是否要求奥巴马总统对中国的劳工状况展开调查。BBC报道称，美国最大的工会团体“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高级官员李西娅说，他们可能要求奥巴马总统调查中国的“不公平竞争”是否和工人待遇过低有关。李西娅还称，他们是否提交这份呼吁书，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目前工人形势的发展。

美国工会提出建议奥巴马总统针对中国劳工状况进行调查，这一举动利用中国内部存在的问题对中方施压的意图很明显。但其所说的有关中国劳工待遇偏低、工人不再委曲求全、试图争取自己合法权益，却是不争的事实。陈德铭先生在凤凰卫视的专访中认为中国的工人罢工还没成气候，也许揭示了中国工人的某种现状，但是并不能掩盖中国劳工问题的严重性和严峻性，而他在后面强调要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更是体现了政治的吊诡性。

众所周知，中国一直以低劳动力成本保证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并维持了世界工厂的格局。长期以来中国工人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牺牲了自身的重大利益。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固然一方面扩大了中国低附加值产品在世界各地的销路，促进了GDP增长，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的加剧，养肥了一批新贵阶层。据6月初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中《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的文章，援引“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称，中国“1%的人口占有41.4%的财富”。而在5月份，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在《经济参考报》发表的文章则称：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 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越过了“临爆点”。

收入状况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中国的工人遇到难题或者不公待遇，首先想到的不是寻求工会的支援。当他们被低工资、高强度工作以及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困扰的时候，不得不默默忍受，在就业尚处于买方市场的时候，多数产业工人都要经受这种血泪考验，富士康员工自裁可以看做这种沉默的代价。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强区域均衡发展之后，“用工荒”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频频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工人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正当权益，越来越敢于用实际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中国多个城市出现的罢工现象表现了工人维权意识的觉醒。而不论是工人沉默，还是自己行动起来表达利益诉求，工会既不是倾听者，也不是组织者，更看不到它代表工人与企方进行谈判，它的缺位与无为显得十分反常。作为工人自己的组织，了解工人的心声和需求，帮助工人维权，乃至代表工人进行劳资集体谈判，为工人增加工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积极奔走呼号，是工会组织的神圣使命。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会组织的原有定位、功能、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从近期工人罢工事件看，劳资双方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增多，在双方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工会的作用日益重要且不可或缺。而问题在于，工会组织忘记自身职责，严重脱离工人，在工人需要的时候，回避矛盾，充当和事佬，甚至站在资方一边，打压工人，使工人心中不满和怨气集腋成裘，并自发行动起来向资方抗议，同时提出应当另组工会，可见现在的工会在他们心目中是何种形象！

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矛盾积聚，特别是劳资矛盾日益凸显，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所有经历社会转型的国家的共同现象。而工会能起到和缓尖锐矛盾的缓冲器作用，避免因工人的自发抗争而导致经济和社会动荡，也将使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革冲动降至最低，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经济危机中也曾遭遇工人的普遍反抗，经济大萧条引起工人就业机会减少，生活水平下降，劳资矛盾爆发后的结果是工人纷纷罢工，向资本家抗议，保护自身权益，从而恶化了经济危机的局势。富兰克林· D·罗斯福当选总统后，立法承认工会组织的地位，授权工会有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强迫资本家给工人涨工资，在短期内也许会加剧劳资双方的摩擦，但从长期看，这样不仅引导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提高了低收入者的工资水平，而且由于工会合法正式登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舞台，缓和了美国的国内矛盾，引起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变革，成为美国长期保持稳定繁荣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发展也面临和美国类似的情形，不同的是，中国的工会已经“合法”地存在，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工作机制。但是，中国工会的问题不仅在近期工人罢工事件中一览无余，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切身地体会到，工会组织的角色已经完全“异化”，功能退化，与现代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加速工会改革成为确保中国社会成功转型、确保中国长期稳定繁荣发展的的关键，迫在眉睫。

工会改革首先要问一句“代表谁”的问题。我们看到，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单位”里，都有工会组织的存在，看看他们干的什么事情？过年过节发发油和米（现在改良成发购物卡），组织职工旅游或者文娱活动、发点小奖品，这些都是作为单位福利呈现的。除此之外，它的最正经的工作恐怕就是组织工人代表大会了，而平日里代表工会的就是那几个被视为单位闲散人员的“主席”、“副主席”之流。而到了职工有了问题，职工和“单位”有了矛盾，需要工会纾困解难，或者代表其向“单位”维权的时候，问题就戏剧性地出现了，它会站在“单位”的角度，对工人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直到职工屈服为止，如果是小问题，也会帮助解决，但如果是大问题，工会“代表谁”的问题，立即就会立竿见影地表现出来。同样，我们从最近发生的几次典型的罢工事件看，工人都是自发组织的，而不是通过工会组织向资方提出抗议，并寻求改善待遇，这些自发组织的工人在斗争中甚至提出要“另组工会”。搞清楚现行工会代表谁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工会顾名思义是代表工人的组织。工会的力量和权威有赖于此。

工会改革其次要思考一下工会往何处走，发展什么样的工会问题。解决代表谁的问题后，下一步就是考虑工会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核心问题是它在工人（员工）、资方（单位）和政府之间处在什么位置，和三者关系如何？在目前体制下，如果与政府的定位很难改变的话，至少应该明确工会组织独立于资方或单位的定位，工会不独立，就不可能做到“代表谁”的问题，就会成为资方（单位）的附庸。成为可有可无的组织，就会遭到工人的摒弃，也就难以真正有效的开展工作，对国家的长远发展甚为不利。工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具有高度行业自律精神、依法行事的社会中介组织，代表工人的利益，解决工人的个性问题，更重要的任务是就工人的共性问题，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寻求问题的合理解决。

工会改革的根本途径是修订《工会法》。工会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这个效果就是工会既能代表工人利益、保护工人利益、争取工人利益，又能进行和平抗争、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引起暴力冲突甚至流血事件，这就需要确保工会维权行动在法律的轨道进行。但在现有法律严重脱离实际的背景下，根据现实的变化，特别是针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的新形势、新特点，有必要对《工会法》进行重大修改，修订某些法律条文，使新的《工会法》能够适用现在的社会现实和工人的实际状况。

工会改革的重点是工会的功能发挥。代表谁、体制问题和法律问题解决后，就面临一个实质问题，工会是干什么的？工会是单位福利的发放者，还是一个娱众的机构？它是在无关痛痒的问题上对工人表达安慰者，还是就工人的重大利益问题与资方进行协调甚至谈判者？如果不能把工会干什么的问题搞清楚，工会改革就是空谈。工会的核心功能也就是富兰克林总统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立法保障的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工会与企业所在地的政府代表（或劳动管理部门代表）、资方代表，就劳方权益等事项通过平等协商达成一致，以达到协调劳动关系的目的。“集体谈判权”制度在百年历史的更迭膻变过程中，日益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不仅业已成为各发达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劳动法律制度，而且上升为国际劳工立法的一项普遍的法律制度。中国工会改革的重点也应在此处突破。

在工会改革中，国家应该着眼长远，从战略高度认识维护工人利益的重大意义，坚定地站在工人一边，保障工会的合法权利，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也为社会稳定和国家长远健康发展打造一堵坚固的保护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