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设想一下：当未来的某个时刻，在国家实力持续衰落后，美国丧失其全球首要大国地位，特别是东亚霸权，原先作为维系东亚战略稳定核心支柱的美国影响力迅速崩塌。在一个缺少权力核心的东亚，群雄逐鹿，一些潜在敌手再次浮出水面，如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对中国形成直接的战略性质的威胁。其中，以日本最为危险。中日双方在东海钓鱼岛和油气田以及其他若干领域的矛盾可能激化，并在日本趁机重新军事化后，成为诱发双方展开局部战争的导火索，日本藉此夺取对其至关重要的海洋利益。

这绝不是空洞的想象。十九世纪在中国出现的情形足以证明上述论断。当时出现了依靠殖民主义取得帝国地位的大国，比如荷兰、西班牙、法国、英国以及后发国家日本，但却从未有过某个国家建立世界性的霸权，或者至少在相当大的区域建立独一无二的权威，因此，那些缺少统一领导和约束的国家均将触角伸向中国，对中国进行侵略，予取予夺，无所顾忌。就连刚刚进行明治维新不久的日本也乘中国积贫积弱之际，要求从西方那里分一杯羹，并转而制定更为长远和绵密的规划，逐步推行侵华举措，包括以吞并朝鲜为跳板，挤压原俄国在东三省的势力范围，建立了自己在中国的势力大本营。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日本甚至企图将这一模式推向全中国，推动创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将整个东亚区域都殖民地化，纳入其保护体系。

为这些侵略行为建立规范的突出事例是，经过西部扩张运动引致国力大增的美国于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原则，在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已经获得的特权前提下，要求利益均沾，但同时也强调，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从19世纪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美国上升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已经逐步成长为具有世界霸权潜质的国家，并在随后几十年领导了西方国家，与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展开了冷战。冷战结束以后，随着苏联的垮台，美国取得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全球性首要大国地位，建立了世界性霸权和由其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美国为二战后全球秩序稳定所作出的贡献是，在其倡议下建立了集体条约组织联合国，并在与苏联的对抗中成立了北约，首先是维护了西方的团结和统一，避免内部发生混乱和任意的扩张主义行为，其次是与苏联一起，建立了全球性质的战略稳定，维持了世界的恐怖平衡与和平。冷战后，由美国的单一霸权所领导的世界，除了少数“流氓国家”的捣乱外，总体上保持了稳定、和平及持续的发展。一方面固然是民族国家各自的自主的努力，另一方面，美国所建立的全球稳定体系也避免了战争和混乱，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并成功地阻止了像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毁灭性的综合性战争的发生。

美国经由二战以后所建立的对西方世界的领导以及冷战之后的全球霸权，特别是有效地实现了在其领导之下的日本转型，在东亚维持了战略上的均势，客观上遏制了前苏联以及其后的俄罗斯向南方进一步扩张的潜在冲动，也在日本建立了民主的国家制度，并在保持日本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将西方文化和价值与日本紧密地结合起来，促进了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有力地钳制了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复活，保证了中国改革和发展所急需的和平的周边环境。

在这一重要背景之下，日本的中国政策有一个必要前提，就是仰望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尼克松访华之后，日本才与中国建交，并且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一旦与中国开展了正式的接触，并从战略上缓解了美中关系，日本就急忙与中国建立了直接的外交联系。对日本来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具有特别的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在美国的军事占领和经济扶持下，战后日本获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经济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它同时也是军事上的矮子和政治上的侏儒，缺乏在政治和军事上正常化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与当年最大的被侵略国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一方面有利于扩大其对华贸易，从中国获得其急需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其政治和外交形象，有利于其逐步推动政治正常化，最终为军事正常化铺路。而对于中国来说，与日本的建交，同样具有特殊的意义，既打破了西方长期以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封锁，增加了对华外交承认的国家，扩大了国际政治空间，又减轻了中国战略上的负担，避免在苏联和日本两个方向上承受战略上的压力，并进行军事对抗。

事实上，中共建政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与日本保持了很奇特的关系。在政治上，日本对美国亦步亦趋，先是参与了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与美国建立军事同盟，而且与台湾的“中华民国”签订和平条约，支持其“光复”大陆的努力，1958年5月2日。日本长期发生侮辱五星红旗事件。总而言之，在美国开启中美新时代之前，中日政治关系处在低谷之中。这是日本的对外政策以美国马首是瞻的体现。

但恶劣的政治关系之外，中日经贸合作和民间交往却较为密切。日本有关人士积极推动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交往，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会、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日中贸易协会、日中友好协会等对华“亲善”组织，日本国会参议院还通过了《促进日中贸易决议案》。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积极促进两国各个领域、各个渠道、各个层次的民间交往，通过密切民间交往促进两国邦交逐渐正常化。20世纪50年代，双方先后4次签订民间贸易协定，除此之外，双方还突破了人员的实质性交往，中国红十字会访日，而日本的久原房之助、片山哲、石桥湛山等政治人物以及前侵华军人使团均先后实现访华。1960年8月2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日本贸易界人士，并提出对日贸易三原则：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1962年11月，中日又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成为双方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之前指导经贸关系的重要文件。实际上，在田中角荣访华与中国总理签订协议之前，中日建交已经水到渠成。

值得关注的是，中日在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中国方面属于最高层的意志，而日本方面则多是退任高官和部分对华亲善议员积极推动，可见在当时中国政府比日本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需求更为迫切。另外不可否认的是，中日建交是建立在中美关系改善与和解的大战略格局之下的，并非日本单方面所为，刻意强调日本的自主行为是有违历史事实的。这种情况在此后的中日关系交往中多次出现。在中美关系最好的20世纪70到80年代，中日关系也渐入佳境；1989年后，日本也追随美国对华进行制裁和封锁；在两国关系再度正常化之后，双方由此迈入了友好、对抗交替进行的新时期，日本总体上采取“进三步退两步”的战略策略，处理对华关系，在钓鱼岛主权争议、东海油气田开发、历史教科书、历史问题态度、靖国神社等多个议题上双方对峙严重，时而爆发冲突。上述情形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达到了高潮。小泉之后的日本政府在对华方针上，虽然总体有所改善，并致力于推进双边“战略互惠关系”，但却在争议领域却更加坚持己方立场和观点，保持了持续强硬的姿态，如果它们长期延续下去，将成为中日未来爆发激烈冲突乃至局部战争的导火索。

就像我们前面所论述的，中日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的必要条件之一是，美国的战略影响力从东亚抽离，东亚业已稳定的战略均势的格局受到根本性破坏，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所受到的束缚得到彻底解放，并在军政领域复活军国主义。美国长期以来对日本谋求核武器等战略性武器系统以及军国主义倾向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在当今世界各种势力纷纷崛起、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形之下，为了维持对世界的有效领导，美国需要它的最密切的同盟国之一的日本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得到较好发展，发挥其在东亚乃至亚太的战略助手作用。但需要强调的是，日本的军政发展将始终处在美国的严密监控之下，只要美国继续保持东亚霸权地位，它就绝对不会允许日本再走军国主义道路，在军事和政治上挑战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域大国。这是我们需要把握的一个重要战略基点。

然而，一旦美国失去了全球首要大国地位，丧失了其在东亚的霸权，该区域就将面临极为危险的局面。这首先是因为美国对日本的制约作用阙如之后，日本必然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变得强悍而好战，并有可能复苏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传统，在领土争议等矛盾焦点问题上，持更加强硬的政策，乃至不惜再次与中国等有关国家兵戎相见。

领土争议的核心是对冲突海域丰富资源以及海上战略通道的追求。日本是个岛国，对外交往依赖海上通道，油气等战略资源极为匮乏，依赖进口，因此，东海丰富的油气资源，无疑对其极具诱惑力。这也是在相当长时期以来在此问题上坚持不肯退让的根本原因。而且，在亚太大棋局上，中俄正在重新崛起过程中，未来不可限量，由此导致日本的危机感将更加强烈，在失去了美国保护，且海上油气资源、战略通道受到邻国控制的情形下，作为岛国的日本的安全感将急剧降低。如果不甘在战略上处在被动局面，为了寻求其在海洋通道上的安全以及丰富的战略资源，确保其“活路”，如果战争成为一项不可避免的选择的话，那么已经脱逸出美国掌控的日本绝不会在此问题上犹疑，即使冒着再次战败的风险，也会孤注一掷，与中国进行一场生死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