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强人的历史“后遗症”

丁咚 文

近几天网上流行一则历史轶事。据说上个世纪的80年代，菲律宾前总统访华，谈到南沙问题时说：“至少在地理上，那些岛屿离菲律宾更近。”邓小平抽了口烟：“在地理上，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从此，南沙再无战事。

这是一段典型的政治强人式对白，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对这段历史的“怀旧”，实际上折射了一部分国民对中菲对峙事件现状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在国家出大事时希望出现政治强人力挽狂澜，摆平现实政治难点，驾驭局势，安稳人心的心理表现。

其实并非只有真正的政治强人才能应对比较复杂尖锐的国家现实矛盾和问题，国民对政治强人的“怀旧风”，在很大意义上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专制政治，只有政治强人搞定现实难题的往例，使得中国人难以想像还有另一种可能，让国家摆脱危机。

国民应当从不断出现的国防危机中省思，不仅要以中国历史为观照物，而且要从整个世界寻找灵感。影响国家决策的有诸多要素，领袖个人水平和素质是很关键的，但绝非唯一的。事实上，从全球视野来看，以政治强人为主导的体制早晚都要堕入历史尘埃，迄至当今，奉行这一体制的国家在世界上寥寥可数。过去的一年多，在这寥寥可数的国家里又有数个随先行者而去。虽然存在历史的曲折性，但毫无疑问，多数国家在没有政治强人的情况下以有效的国家体制和机制进行运转，并应付危局。这是一个历史的大势。

在我国，现在的情状，表现出了种种过渡期的特征。政治强人已成过去时，但我们的思维和模式还停留于强人政治时代。毛泽东、邓小平的政治强人身份，都是“历史地”形成的，他们都是带兵出身，都有显赫的历史功勋特别是战功，因此他们是很自然地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执政领袖，属于那种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政治人物。

在政治强人主导局势的时代，国家机器都不过是其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的工具，那种表面上的职务对它们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毛泽东在已经退居二线、邓小平未居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时候，他们都能对一线政治产生直接的、决定性影响。

而在此后，再无这样的历史机缘让执政者成为一个“强人”。即使个性很强，如果没有足够的积累，也无法成为真正的政治强人。我们的问题是，在一个没有政治强人的时代，仍然还在搞强人政治时代的“老一套”，乃至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了倒退。强人政治特别强调领袖个人或者领袖及其身边的政治小团体的作用，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都围着强人转，按照强人的意志行动。政治强人的典型特征是，在面临重大危机时，敢于、也能够对历史负责，做出政治决断。

不过政治强人主导下的国家政治必缺民主的因素，同时国民也要以失去部分乃至大部分自由为代价。相比较而言，建立了好的体制的非政治强人时代，更符合人性，也更民主和自由。

在非政治强人的国家，一般是将政治决断付诸公意，比如全民公决，或者付诸公意的代理机构，比如议会。领袖个人的作用就仅仅局限在其职权范围内，而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都能完全独立地履行职责，与政治领袖一起，担负起治理国家和应付危局的责任。

最坏的情况是，政治领袖或者政治领袖及其身边的政治小团体不敢、也无能力对复杂的政治局势做出分析和判断，并由此做出决断，另一方面，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也缺乏独立性，无法就某个重大议题自主地进行讨论，作出决定，并将其决定交由政治领袖执行。这样将导致履行职能效率低下，不能及时对危机作出反应，使得局势越来越恶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一体制本身同时存在内部纷争、运转不畅的情况，那就将使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如果不改变强人政治的历史“后遗症”，改变治理国家和应对危机的思维和模式，那就会随时令国家处在危险局面而无有效的应对之道。 从目前中国方面处置中菲对峙事件的方式来看，似乎正是体现了上述诸种症候，这也再次印证了推动政改的极端必要性。

一个无法适应现实的体制，如果不进行重大改革，或者只是进行修修补补的改革，不仅将误国，也将使国民无所适从，徒陷怀旧迷梦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