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冻《武训传》，重估当代史

丁咚 文

著名影片《武训传》因超过了保护期，近日低调“重出江湖”，在内地公开发行DVD，却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在包装上印上了“供研究专用”的字样。不过，关注这部影片的，专业人士只是极少数，更多的是普通公众，特别是有关它的历史的知情人。他们推高了它的行情，出版以后其价格超出一般DVD碟片达数倍，却依然供不应求。

公众对它的热情，一半是对它的历史遭遇的深切同情，一半是人类好奇心的驱使。蒙在影片《武训传》身上的神秘面纱，缘于六十年前它甫一问世，一方面凭借丰厚的历史内涵、人文价值和精湛的艺术表现力、感染力，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可谓盛况空前，当年就成为十佳影片之一。另一方面，它被政治狠狠地“撞了一下腰”，从中嗅出别样味道的毛泽东亲自在《人民日报》撰写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评论》的社论，严厉批判了它“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认为武训是“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人。

《武训传》由此开了中共建政后利用文艺作品借题发挥予以抹黑、上纲上线，通过将之斗倒批臭，以达到特定政治目的的先河。毛泽东对《武训传》大加挞伐，矛头直指当时“思想混乱”的文化界和“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却“丧失了批判的能力”、甚至向反动思想投降的“共产党人”。

而《武训传》在政治上的遭遇，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创作者主动向“政治”靠拢的结果。影片的导演孙瑜，为了续拍电影，特意征求了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意见，并为了“政治正确”，特意人为地在影片中虚构了反抗者周大这个人物，且将周大带领群众起义作为影片的一个重要的辅助线索。这表现出孙瑜导演的天真一面，他以为将政治像符号一样植入影片，就会自然取得“政治正确”的效果，就会引起政治高层的首肯。正是在这一心态之下，他主动请求国家领导人审看该片，然而朱德、周恩来以及其他领导人对影片的认可和赞扬，并没有为其带来好运。时隔不久，毛泽东就把刀砍向了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的影片创制者的头上。

其结果可想而知。《武训传》从此被禁长达35年，1986年才为之平反，2000年才首度小范围重映，2005年，其主演赵丹诞辰90周年之际，再次重映一次。而面向大众发行，还是头一遭。孙瑜、赵丹等创作人员饱受政治运动摧残，个人遭际随时代沉浮，如同秋风落叶。

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发现，这部影片触动当时最高领袖之处在于，它首先描述了一个缺乏鲜明的阶级特征、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奋力挣扎、行乞办学、以适应其社会现实、甚至带有浓重的阶级调和色彩的历史人物，这个人物在经过多年努力后，实现了当初的愿望，并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承认和表彰。

其次，与这个具有很强的“妥协性”的人物相映衬的，是对统治阶级充满仇恨、坚决主张通过直接斗争反抗统治阶级的周大和他周围的形形色色人物。影片对这两股力量的处理上，将武训当作主要线索，而以周大为辅线，并都带有悲剧色彩，前者办义学多年，最后成果被统治阶级“收编”，而在周大鼓动起义的过程中，武训不断为之抛冷水，并以失败而告终。

后者，实际上是影片的主创人员考虑到时代的变化和政治形势的发展，进行政治妥协的产物，是横加在影片中的“附属物”，与整个影片的主旨不搭调，甚至影响了其结构和效果，使得原本可以更为完美的旷世杰作打了些折扣。

即令如此，影片还是难逃政治上被批判、被整垮的命运。它所反映的武训在现实处境中逆来顺受，并力争通过艰难的个人奋斗，积极适应时代的主流价值，并获得成功的叙述脉络，以及作为主人公的武训对反抗统治阶级乃至采取武装起义的方式进行斗争，都表现出了悲观主义态度，最要命的是，与武训很大程度上的成功相比，周大等一伙的失败似乎具有某种必然性。而在影片公映后，政界、文化界等主流阶层，对它抱着热烈赞赏的态度，对其深厚内涵和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周恩来、朱德等上层人物的带动下，几乎成为一场全民的盛宴。

正是这些元素让最高领袖毛泽东看到了其中的“危险”。他所领导的共产党是依靠“革命”，依靠武装斗争，依靠像武训、周大这样的底层“人民”起家，战胜国民政府，建立了新的国家的。主导影片的阶级调和色彩、革命悲观主义，显然不符合刚从阶级斗争中享受了胜利愉悦，并开始新的国家建设的革命领导者的胃口，更让他不悦的是，他麾下的政界人物以及文化界不仅不对这部影片保持警惕，而且对其大力支持，在广大民众中掀起了一场“武训”热，活泛了民众的思想意识。

在他看来，这样将会动摇这个国家的统治根基。他所希望建立的，是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国家领土以及对全国的一元化、绝对化领导，不允许任何事物、任何势力破坏他的这一计划，《武训传》的播映以及由此带来的强烈反响，无疑触了他的大忌。

一场残酷无情的政治批判从领袖的愤怒中爆发了。从整个国家的角度，它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恶劣后果：泛政治化从此成为毛泽东时代的一个鲜明特色，一切以政治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将政治批判、政治运动常态化，违反人性，泯灭良知，毁损道德，将经济、社会、文化等都纳入了政治范畴予以审视，并从政治立场、政治理念、政治后果等方面，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活进行定位，区分对参与其中的人的态度，为中国人带来深重的灾难。

而且，对《武训传》的批判是这个新生的国家一系列错误的开始，可以说开了个“好头”，随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政治批判、政治斗争此起彼伏，并最终演化成为文化大革命，成为整个毛时代的鲜明特征。

历史上的这些影响仍然流毒后世，在一些人的思想意识中阴魂不散，时而借尸还魂，时而露出狰狞。近几年发生在中国西部的事可为例证。

因此，光靠那些冷冰冰躺在纸上的结论，并不能彻底消除其影响，特别是难以杜绝它一代传一代地延续下去。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进行“驱魅”，不让人们从根本上认识到它的错误以及错误的原因，不让人们自觉地与这样的思想和行为保持距离，不让人们在遇到它们的时候随时予以警惕，就像对待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之，就难保它不会继续蛰伏在一些人思想深处，难保它不会有朝一日死灰复燃，危害人类。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认为，对《武训传》的开禁，是个好兆头，特别是在刚刚发生西部事件的情况下，它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作为后代人，我们不能永远让那段历史埋在地底下，无视其对一代代人潜在的毒化作用。这个社会是复杂的，总有一些野心家、居心叵测者妄图从历史的阴沟里捡拾残唾，蛊惑人心，捞取好处；总有一些人对民众的觉醒以及积极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感到不舒服，希望重新建立以威权主义为特征、将自以为绝对正确的东西全方位渗透进民众生活乃至思想意识，以期永恒执政的统治方式。

以《武训传》的重新开放为契机，进一步突破藩篱，在思想界、知识界、文化界、舆论界全面参与下，本着求实、理性的态度，针对包括批判《武训传》在内的一系列历史错误，在全民中循序渐进地展开深入的持久的大讨论，对当代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和重估，以正本清源，廓清事实，启蒙当世，警醒来者，使中国航船在变革的潮头上永续动力，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国继续存留在这个纷繁往复、瞬息万变的世界的必要依据。

当代中国正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旧的思想、观念和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现实和人民需求，而新的思想、观念和体制仍然处在孕育生发阶段，远未成形，更毋庸说体现于国家政治生活和国民意识之中了。在这个大转型时代，除旧布新，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人们翘首以待，改革早日提上政治日程，如旭日东升，温暖人心。

谁也无法逆潮流而动，那些利用人们的善良和盲从、行龌龊之事的无良政客终究会被历史淘汰出局。但也由此让人想到“驱魅”的重要性，在改弦更张、开创新局的前夜，首要的是弄清为什么旧的思想、观念和体制在历史上会形成那么多败笔和错误，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沿用老一套会造成哪些危害，从而明乎其理，实事求是地回顾、剖析、反思乃至重估当代历史，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下一步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认识到必须按照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行事，而不能试图螳臂挡车，人为地改变历史行进的航向；认识到唯有以人民利益为重，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否则只能导致脱离人民，被历史所抛弃。在此基础上推动思想革命，为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革故鼎新创造必要的前提。

换言之，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一切向前看，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主张推进实质性改革、以实现国家良性变化的立足点和归宿点。对历史进行“脱魅”，实事求是地对历史作出反思，重估其价值，得出其结论，吸取经验和教训，是在思想领域进行革命、以达到思想解放目的之必然前奏。没有历史的“脱魅”，就没有思想革命和解放；没有思想革命和解放，就没有真正的改革，就没有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改革，就没有脱胎换骨的改革，也就没有中国的未来。

《武训传》的解禁尚不彻底，什么时候去掉碟片上“供研究专用”字样，特别是让公众看到批判《武训传》背后的真实底色，并由此揭开过往历史中的一切伤痕，让人们看到伤痕被撕裂的情景以及缓慢复合的过程，使得人们从痛彻心肺之中得到历史的启示，更要让当政者以历史为镜，深刻体认到，错误必有因由，不从错误的源头上去解决问题，而自欺欺人地采取修修补补的方式，顽固地坚持已经被历史验证了是造成错误之祸端的东西，将自己置于人民利益的对立面，终将自绝于天下和人心。

反思和重估当代历史，是“主权在民”原则的重要体现，是衡量政治人物历史责任感的重要标尺，是对当政者政治勇气、政治良知和政治道义的重大考验。当代史是不是敏感的界域，关键看一国开放、透明以及公众享有知情权的程度，在那些开放、透明以及公众享有知情权比较充分的国家，历史都是清清楚楚的，对于不清楚的历史事实，不论是媒体还是学界，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弄清楚。像尼克松的水门事件是罕见的，但最终也难逃历史公正的判决。而在那些相反的国家，历史上敏感的东西多，档案袋里的东西多，国家秘密多，而唯独人民权利少。

对像批判《武训传》这样的历史错误进行解禁，“驱魅”是必然环节，反思和重估历史是必然环节，这一切都必须仰赖于政治的自由和宽容，归根结底取决于当政者将“主权在民”原则置于何地，将历史真相置于何地，将道德良心置于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