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往何处去？

按：近日，笔者就改革等社会热点问题接受某刊专访。以下为原文。M代表某刊，D代表笔者。

M：改革开放三十四年，如果让您在这三十四年中选几个时间节点作为改革进程中的里程碑，您会选哪些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
    D:我认为，历史是个不间断的、连续的过程，强行为它划分疆界，并不适宜。但我也知道，在历史上的确有那么些重要的关头，对未来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主导未来发展的进程。很多人可能觉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当代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具有标志意义，却忽视了在此之前，甚至远在文革期间，民心已经在悄然发生变化，比如1976年的“4.5”运动，实际上是人民觉醒在实际行动上的反映，后来就演变成对“两个凡是”的讨伐，并在一些人有意识地参与下，将其引向“真理标准”的全民讨论。可以说，在文革结束前后广泛的人民觉醒运动，为改革开放的启动提供了决定性条件。在此基础上，上层政治家适时推动，将人民的情绪、意识和思想化为具体的战略、政策，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这可以说是第一个里程碑。

在这之后，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舆论界迎来了有史以来最为波澜壮阔的狂飙突进运动，人们在改革开放大潮的鼓动下，大量引介西方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科学等各领域著作，各方面创作蓬勃发展，对国民的精神世界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重新构造，因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既是实利主义日益上升的时期，也是中国的理想主义最为丰盈的一个历史阶段。这段历史看似和以后的历史发展是断裂的，其实是为它准备了决定性的条件。当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面临万马齐喑、各方面出现倒退趋势的状况时，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再次唤醒了人们埋在心底的激情，表面上看风光无限的是政治家振臂一呼，但如果没有人民的“应者云集”，也就不会在1992年以后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向前推一大步。

中国目前的状况，大家都很了解，都感同身受，因此无需赘言。可以说出现了上个世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情况，甚至还要厉害。但我不认为，应该丧失信心。如前所述，那些重大历史关头的象征性事件往往不是最重要的。的确，最近十多年来，中国的情况越来越复杂，社会问题越来越凸显，各方面矛盾越来越集聚，有人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要“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很多人摸石头上瘾了，不准备过河了。在任何时代的当政者周围都会形成一个内向的利益集团，并最终走向公众利益的对立面，这就是为什么历朝历代不断有人呼唤改革，实际上是想以改革破除利益集团的既有格局，重新确立游戏规则，为后来者，为更多人创造更公平、更有利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同时也让变得过于倾斜的社会秩序正常化。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它就会创造竭力创造自己的话语体系，通过掌控话语权，将大众都容纳进来，他们的行为都可以用这一套话语系统进行解释，让人们相信他们精心制造的话语体系。但人民来说，他们会形成新的迷信，阻碍了人民的觉醒，让人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当然也不会希望改革，乃至革命。但这种情况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勃兴而逐渐改变，互联网一代对中国的未来意义重大，它是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茁壮成长起来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背后，是融合了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的思想的大跃动、大解放。互联网催动的中国新一轮思想革命，将为中国带来一个新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时刻，虽然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我希望它能早点到来，不至于让多数人都失望到心灰意冷。

M:温家宝总理在前两天的“两会”后答记者问中提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您认为这份《决议》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改革开放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D:这不是一份盖棺论定的文件，虽然它试图这么做，然而在将来的某一天，人们一定会重新审视这份文件，并根据历史事实，改变它对某些历史现象的表述。但这不影响它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的“进步”意义。它首要的目标是结束犹疑，结束争论，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未来，转移到中国宏观政策的大改变上来。这是一个政治妥协的产物，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我想这份文件的出台，也是当时的政治人物通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共识，是将新兴力量的思想和守旧派的思想相互融合的产物，但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指引。我们不能对历史作出理想化的要求，虽然这份文件存在诸多不足，但对于当时的人们走出对文革的迷信、对个别领导人物的迷信，从而改弦更张，开创中国新的历史，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M:您在最近的文章《中国改革需要四个妥协》中指出“不进行改革，将使一部分人变得更加犬儒化，沦为权力的奴仆”，您所指的“一部分人”是哪一部分人？
    D:这篇文章题目叫《中国改革需要四个妥协》，就像上面说的，我认为中国各种政治观点持有者应当在改革的大目标下形成共识，实质性地推动中国改革，破除新的迷信，新的利益格局，新的身份壁垒，建立更加公平、平等和自由的社会。这里的“一部分人”是指在改革的要求中遭到挫败，从而丧失意志，并向利益集团低头的改革主张者一部分，它也将壮大利益集团，并使得社会对立更加严重，社会矛盾更加突出，使得社会动荡，让国家和社会陷入更危险的局面，为历史带来不可预测的破坏性结果的几率也大为增加。
    M:您还说不改革将“使另一部分人对改革失去希望，转而支持采取革命的暴力手段推动社会变革”，这里的“另一部分人”又是指什么人？
    D:这里的“另一部分人”是在利益集团拒斥改革的情况下，对改革失望，从而转向通过鼓动和实施以暴力手段改变现存秩序、实现政治理想的道路的那些改革主张者。历史上这种情况很多，比如孙中山当年就曾向清朝当局痛陈改革的必要，但却未被接纳，当时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顽固势力通过戊戌政变，彻底泯灭了改革派通过和平方式改变现实的希望，使得清末革命运动从此风起云涌，最终导致清王朝的垮台，而像孙中山这样从改革派转向革命派的不在少数。从历史的和国外的经验出发，假如改革的要求不能被接受，当社会矛盾集聚到一定的阶段，那些转向的人们就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化，引致不可预测的结果。
     M:据《南方周末》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完全没有看过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投票数占总票数的78.6%，您认为这是因为民众对政治漠不关心还是对政府完全放心？
    D:我认为，既不是对政治漠不关心，也不是对政府完全放心。在社会现状不如人意的情况下，人们也越容易对政治感兴趣，并期待政治上的变化。这里显示的“完全没有看过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高达78.6%的支持率，直接的原因是，人们对政府报告的失望，在他们看来，每年的报告都是鼓吹政绩附带无关痛痒的自我批评，并不能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每年都千篇一律，也不会去试图改变什么，缺乏吸引人的元素，因此他们才会对它不屑一顾。从更深层面来看，则是对现实政治缺乏变革动力、改革迟滞延宕的失望，从而对报告所阐述的东西失去了起码的好奇心。 
     M:今年将要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您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的改革方向是否已经基本确定，在民生改善、国家发展、政治进步、文化昌明四大方面您对哪一方面最有期待？
    D: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方向已定，那么这个方向就是中共十六大报告所描述的“未来世界”，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反映了人们的愿望，但现在，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它所描述的东西还有不少没有实现，跟人民的期待相比较而言，应该说还有不少差距。这种差距能否在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之际给予弥补，从而在更高的起点和更广的视野上，规划中国的未来，还是有待观察。如果今后几个月不发生一些震动当局的变化，我不认为，下半年的大会上将会形成一个全新的具有强烈改革意识的方案，当然还会继续修修补补，但那种让人民满意的改革方案不会出现。从你们列出的四个部分来看，民生改善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赢得民众支持率的关键，因此会不遗余力去做，不用担心，不用人催的；政治改革是个敏感领域，过去十年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乏善可陈，由于一些根深蒂固的原因，很难期待会有具有实质意义的改变；文化涉及到意识形态，因此会谨慎对待，乃至对现实加以约束，文化发展应该会局限于官方希望的轨道上。只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都得到了改革和建设，整个国家的发展才是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另外一方面，我认为，从先后次序看，经济改革将被摆在优先位置，其次是社会改革，再次是文化改革，最后才会是政治改革，恐怕这个思路不会变。

总的来讲，现在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过于笼统，不够明晰，同时重经济、轻政治，重民生、轻民权，重德治、轻法治，必须在关键领域明确战略策略，才能给人民以信心，以希望，否则只会越来越被动，越来越陷于尴尬境地，最终将会被历史淘汰。
    M:有评论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对此，您怎么看？
    D:我认为，这是个普遍的看法，虽然有些绝对，但用来表达人们的情绪和心态，无疑是恰如其分的。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生龙活虎，90年代的改革修修补补，最新10年则是前怕狼后怕虎，政权危机感显著增强，稳定压倒一切成了政策选择的优先方向，公众对改革的愿望和期待与日俱增，但社会上一股势力，也就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改革充满恐惧，竭力阻挠，他们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如不解决，用温总理的话说，只有死路一条。 
    M:清华大学在今年初发布的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中说中国要警惕“转型陷阱”，防止有些人“石头摸上瘾，不想过河了”，您认为当前推进改革的主要阻力是什么？
    D:确实，现在中国正面临所谓的“转型陷阱”，通俗地表达就是有些人“摸石头上瘾，不想过河了”，这里的有些人指的就是利益集团，就是从改革开放中收获好处、并能从现存体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那些人，他们与政治上的保守派形成捆绑关系，相互勾连、相互扶持、互为倚靠，阻挡了改革。当这种阻挡造成矛盾尖锐化后，冲突也就于此产生，甚至导致不可控的结果。而政治上的保守派是当前的主流政治势力，他们希望既有的政治格局固定化，长期、一元化地实现对国家全方位的领导，因为这样保障了政治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对经济上的既得利益者也能提供最佳保护，因此政治改革最难推动，但是如果政治改革不实质性启动，那么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也难以持续推进，也就缺乏保障，最终还是会失败的。
    M:您认为中国是否存在“改革派”，当前推动改革的力量来自哪里，主要来自哪些社会群体？
    D:我认为，中国存在主张、呼吁、支持、推动改革者，这些人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改革派”，但这些人尚未实质上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派系。一般来说，一旦形成一个派别，那么就会形成自己的理论、政治目标、松散的组织、常态的活动以及特征明显、立场坚定的领袖人物，但从这几个角度看，都无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出现了“改革派”。我们知道，温家宝总理最近两年来时常通过各种场合呼吁改革，但作为一个当政的政治家，他没有把它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中，也并未成为主张改革者和大众心目中“改革派”的灵魂人物，同时，当他遭受到阻挠时，也未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乃至以辞职表明坚定的立场，而是屈从于现实，甚至在记者招待会上委屈地诉苦，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派人物的作为，充其量只是现行体制下一个有自己想法的政治家而已。毋庸讳言，甚至有不少人怀疑他主张改革的诚意。

从其他方面，比如他身后是不是有一支强大的支持力量，有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治目标和理论体系，以及经常性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等，从这些方面看，都不具备。既然连他这样的政治人物都难以形成自己的“派”，遑论其他？在中国民间和知识界涌动的改革主张，也因为上述因素，难以形成一派，对现实政治发生直接的、有效的影响，充其量只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现实。什么时候，在中国主流当权的政治势力之外，能够出现其他的“派”，那么中国政治就有希望了，中国的未来也更加光明可期。
   M:如果改革难以推进，您觉得中国将会面临哪些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哪一个社会群体？
   D:用一个词来形容现在中国的改革形势，就是“进退失据”，对于现行体制来说，可谓进亦忧，退亦忧，因此在改革问题上，“摸石头上瘾”，不想也不敢过河。这个“河”意味着生死关头，过了以后，还能不能顺利上岸，上岸以后，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是要打问号的，所以才会如此犹豫纠结，彷徨失据。这是个根本性因素。同样这也决定了，这个国家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只要超然于正式的国家政权以上的机构继续存在，法治只能是一句空话。

回到正题。如果改革难以推进，首先“人治”的环境就难以彻底改变，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腐败就难以遏制，人民就无法真正地“当家作主”，就无法公平地平等地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个人未来和国家未来只能取决于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意志。

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经济改革依然方向不明，最关键的私有财产权难以保障，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就无法建立，人民在经济上缺乏安全感，对未来缺乏信心，还要周旋于现实的各种利益格局中，被掌握了有利的政治和经济资源者也就是利益集团所左右、摆布，长此以往，对现实的厌弃感就会增强，对“万恶”的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向往和追求就会日甚一日。而在此情况下，公众的收入持续增长就无法获得根本保障。

改革无法推进，首当其冲影响的有两类人，一是那些在既有利益格局之外处在创业期和发展期的民营业主，他们无法突破现有体制的藩篱，得到公平竞争和发展的经济秩序，要么千方百计地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一份子，或者通过贿赂、收买等不法方式获取利益集团的保护；要么就得落得破产的下场。二是底层民众，在一部分享受特权的情况下，社会公平就会丧失，从下往上通过合法途径和个人奋斗取得人生成功的机会就会减少，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永远会处在社会底层，失去上升的希望，从而对这个社会产生仇视和逆反的情绪，破坏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M:乐观、悲观、审慎乐观，如果用这三个词形容您对未来中国的改革进程，您会选择哪一个？

D:审慎乐观中带着一抹悲观色调，但这种悲观色调，希望几个月后能够从人们的心中清除，并让人们对未来保持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