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需要四个妥协

丁咚 文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最后一天，按照惯例，温家宝总理参加了他任内最后一次两会记者招待会。但与上任初期表现出来的意气风发相比，这次他略显疲倦，话语颇为凝重。在长达3个小时的答记者问中（除去翻译的时间，实际为一个半小时左右），他就经济、政治、社会、民生、外交等诸多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用他自己在结束时的话说，他没有敷衍记者的问题。由此可见他很重视此次记者会，准备得很充分，甚至有人夸张地将其称为温总理的告别演说。

在这场记者会上令人印象深刻的当首推他在“王立军事件”上的表态，强调将依法依规处理“王立军事件”，直言不讳地批评重庆市委市政府在“王立军事件”中难辞其咎，并暗示重庆市现任主要负责人所搞的一套不对路，违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奉行的方针政策和路线。

其次是他借记者的提问，重申改革的主张，表达自己坚定改革的意志，特别是强调不进行政治改革，不仅经济体制改革难以为继，而且有可能导致文革重演，他还特别申诉在改革问题上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包括外界的负面评价，比如只尚空谈，不见行动的指责等。

三是他在任期即将结束之际，以在任官员的身份，言辞恳切地对本届政府所做工作进行了自我批评，并郑重道歉。

四是强调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改革、建设和发展事业，需要人民的信任、支持和帮助，尤其是改革，需要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对人民的强调，正说明它认识到，赢得民心的重要，反过来也说明，执政党对失去人民支持的担忧在加剧。

第五个方面，他在列举任内最后一年将要做的重点工作时，并未与他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所提到的那些改革举措进行对应，换言之，政府工作报告里所提到的改革的具体实施措施大部分可能无法兑现，这也正好符合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所作的预期。延伸来看，他在记者会上就改革的方向、思路、步骤和措施所作的承诺，与以往并无不同，而只不过是在重复以前那些说过但未有效落实的话。

同时，从他话里所隐含的情绪和意涵，大家都能感到，在执政团队里，和他一样主张进行包括政改在内的全面改革的不占主流，位置边缘，因此纵有万千理想，也难以付诸实践，致使“许多工作没有做完，许多事情没有办好”。他以感性的方式向大家透露了目前改革派的处境以及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表达了他的忧虑。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本届政府在改革上之所以缺乏重大进展，以至让总理屡次开空头支票却无法实现，是因为执政团队以及以执政团队为核心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无所用心乃至百般阻挠，而他们在改革上的消极无为，无非源于两个因素：改革将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导致利益的再分配，他们占据的优势资源或将丧失；执政团队将改革视为畏途，害怕改革将使既得利益集团内部发生分裂和社会混乱，从而动摇稳定压倒一切的既定方针。

有关后者，中共元老后代在两会期间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就是改革不能以社会混乱为代价，中国乱不得。

“怕乱”思维在时隔15年后再次大幅度修订刑事诉讼法，并在社会存在大量争议的情况下，依靠在人大掌握的绝对多数席位，强行通过刑诉法修正案，特别是有可能纵容警方滥用职权、秘密拘捕泛滥、侵犯公民私权的73条上，也鲜明地体现出来。一个依靠制造恐怖，对公民产生威慑，以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权，将变得无比脆弱。在噤若寒蝉的情势下，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打消权力者主动顺应历史大势，推动社会变革的意愿。

这说明，权力者一方面希望和历史发展的节奏同步，根据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和人民需要，致力于推动改革进程，消除社会问题，创造良好的执政条件和环境，提高人民满意度和支持率，确保长治久安，另一方面也对改革充满不确定感和恐惧感，尤其担忧改革失控，导致苏东剧变式的结果，或者导致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碉堡首先从内部攻破，从而造成政权危机，因此迟疑不决，首鼠两端，改革不断延宕，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舆论和社会危机的双重强大压力下，终究无法自圆其说，疲于应付，就像温总理在此次记者会上所表现的那样。

以上问题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在执政团队周围培育而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在从中央、省乃至市、县等之间多个层面以及拥有不同的政治观点的政治派别之间都形成了不同的利益格局和利益纠葛，同时，由于他们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权力的垄断，导致贫富、等级分化、政治腐败，社会不公平、不平等、不和谐现象加剧，尤其是破坏了公民们通过正常的积极的个人奋斗获取人生成功的有效渠道，让普通人缺少机会，丧失希望，因此，无论是从利益集团内部来看，还是从整个社会来看，各种矛盾已经多方集聚，各种危险因素已经显著增加，蕴含着社会动荡的火种和危险。

在此情况下，中国亟需具有政治勇气和智慧、战略思维和视野、实干精神和作风的政治家，打破目前的政治僵化局面，引入新思想、新思路、新战略、新措施，制定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全面改革，保障民生、民权，促进全社会协调发展。

大凡改革者必须具有非凡的勇气，拥有国际视野，善于从人类发展的优秀成果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以人类创造的先进文明和制度为榜样，才能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继往开来，开辟一个事业发展的崭新天地；同时必须具有过人的智慧，善于以丰富的社会经验为基础，从芜杂中分析出条理来，才能多谋善断，凝聚共识，促进妥协，集合各方力量共襄盛举。

改革首先需要共识，而共识源于妥协。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妥协是政治的生命。缺乏妥协的艺术，或者缺少妥协的勇气，就搞不了政治，就干不成事，就无法启动改革。改革是最节约社会成本的变革手段，不进行改革，将使一部分人变得更加犬儒化，沦为权力的奴仆，最终促使权力者和普通人之间的界限更加分明，矛盾更加突出，也使病症更加恶化，并将使另一部分人对改革失去希望，转而支持采取革命的暴力手段推动社会变革。

而要形成改革的共识，特别是要启动改革，就需要社会各层次、各方面、各领域的人士达成真正的妥协，求同存异，扩大利益交汇点，增加共同利益，将各自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以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共同融入改革，推进改革。一个政治人物，如果把“绝不”挂在嘴上，就没有领会政治的真正内涵，如果不有意识地促进妥协，而是激化各种冲突和矛盾，就既非明智，也无益处，对矛盾的攸关方来说，就是双输或者多输的结果。

当代中国最需要四种类型的妥协。即历史性质的妥协、经济性质的妥协、政治性质的妥协以及社会性质的妥协。

所谓的历史性质妥协，核心是以未来的眼光看今天的改革和发展。就是执政者从历史到现实，都要着眼未来，从“绝不”的迷思中走出来，服从各国发展的共同经验，服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科学预测社会未来发展趋势，与未来达成妥协，不能冥顽地坚持历史，固守成规，不思变革。历史总是发展的，总要根据不同时代的不同条件和要求，主动进行自我改变，以适应新的现实，从而保证自身的生命力。

所谓的经济性质妥协，核心是肯定和保护私有制在中国的发展。就是执政者以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为向导，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突破自身理论局限，支持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正视私有化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正视新崛起的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保护私有经济发展的成果，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逐步纳入立法进程中。在此基础上，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机制，向中等和中等以下收入群体倾斜，向弱势群体倾斜，消除经济不平等、贫富分化，扩大经济发展的受益面，尤其是着重培育一个中产阶层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

所谓的政治性质妥协，核心是保障公民自由和人权。就是改革现有政治体制，落实“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根本要求，实行宪政民主，逐步推行直接选举，扩大公民的民主选举权利；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思想自由、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让权于民，扩大公民的自由选择权利；建设法治国家，维护法律权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将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手段，消除人治的土壤；建立和完善权力制衡机制，逐步实现行政、司法、立法权的相对独立，建立独立的反腐败机构，加强反腐监督；限制政府权力，建设小政府，发挥政府在国防、外交、宏观政策调节等关键领域的基础性作用，并逐步扩大地方自治；加快新闻自由立法，放开舆论监督，扩大公民监督权力的渠道。

所谓的社会性质妥协，核心是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就是让权于社会。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公民的自愿、自觉、自为、自律和自治为基础，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媒介功能和在公共领域的协调、组织作用，促进公民社会发展。国家的作用，就是逐步为社会提供保障其自由组织、自由安排和自由运行的条件，尽可能轻徭薄赋，健全社会分配制度；尽可能减少对社会、对公民个体的干扰和干预；尽可能促进社会资源按照自身需要优化配置；尽可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每个人自由、公平地享受发展的成果和相关的社会福利。

权力者作为当政的一方，一般来说处于强势的地位，即使处境危险，也因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道理，比起一般的民众来说，总是优越的一方，因此在妥协问题上，更直接的、更多的是要求权力者主动向民众进行妥协。妥协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民众的需求，而权力者前瞻性的眼光以及真正为民的胸怀也至关重要。

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在权力者主动妥协，并积极进行各方面改革的情况下，也要充分认识到改革是革命的替代品，既然已经启动改革，而且在民众的监督下，改革持续地推进，就应当抱以耐心，给予充分的配合，以使改革取得最佳、最完满的效果。

毕竟，革命的破坏性结果，是权力者难以承受的结果，而对于民众来说，可能将面临身家性命和财产损失的直接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