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与全球新变革浪潮

丁咚 文

2010年12月17日，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突尼斯小贩因不满城管暴力执法自焚身亡，激愤的民众为此自发地组织起来反抗暴政，成为压垮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23年独裁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并由此引发了一场遍及中东和北非等阿拉伯国家的持续性的反政府抗议运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诸国进而演化为暴力革命，直接导致了这些国家政权被迫更迭，政府领导人或逃亡或死亡或成为阶下囚，新的民主体制从风行这一地区多年的庞大的独裁体制中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

这场命名为“阿拉伯之春”的普遍性民众抗议运动激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和巨变，也在世界其他多个地区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在美洲、欧洲乃至亚洲等均不同程度地爆发了民众抗议示威活动，从而汇聚成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浪潮，目前它们仍在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中东以及世界的广大地区持续不断地进行，也预示着蕴蓄了深刻危机的世界开始张开双臂拥抱喷薄而来的重大而持久的变革。

一、背景及缘起

经过一年多来的事态发展，虽然我们还无法确切地知道阿拉伯之春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但它对相关国家、地区以及整个世界带来的显著变化，特别是它在促进世界各国勇敢面对现实、克服自身内在危机、自觉推动变革方面所产生的长远影响，无疑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

众所周知，在突尼斯以及随后的阿拉伯国家中发生的民众抗议运动，由全球金融动荡引起各国经济危机、失业率暴增、物价上涨、生活水平下降，是其直接原因，但更是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实行泯灭人性的极权政治体制、权力私有化、腐败盛行、公民权利匮乏，导致矛盾集聚的必然结果。

正如前所说，突尼斯小贩之死突然引爆了人民起义。而在几乎与此同时由维基解密公布的资料显示，突尼斯是本·阿里家族控制的警察国家，家族成员和黑道勾结，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并随意挥霍国家财产，侵犯公民利益。这些消息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增强了人民对本·阿里政权的痛恨，在小贩之死的诱发之下，形势终于走向不可控的抗议运动及其后的暴力革命。

而真正关键的因素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互联网的普及，运用推特、脸谱和黑莓等社交网络工具的突尼斯新一代公民，突破专制政权的封锁，增长了见识，扩大了视野，了解了更多真相，他们积极运用社交网站和移动手机等新型的传播和联络工具，在短期内迅速形成扩散效应，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民众进行集体反抗，壮大了声势，对当局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二是外部压力不断高涨特别是国际舆论的介入，促使执政当局内部分裂，权力斗争公开化，本·阿里家族垄断关键权力，排斥异己异端，打压潜在政敌，让那些对本·阿里及其身边的人心怀不满者倒戈，转向起义民众一边，并迫使本·阿里放弃权力，选择流亡国外，加速了政权的崩溃。

本·阿里出走沙特阿拉伯，并没有使原政权彻底解体，其核心人物仍大量保留下来，政治体制也未作任何改变，因此民众抗议和暴力仍旧持续，直到民众的愿望得到了充分满足，特别是当局承诺组成临时政府，并将举行公平的民主选举，改变政治体制，扩大民众自由。

突尼斯人民通过自己的抗争和坚持最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带动了本地区民众抗议运动风起云涌，埃及、阿尔及利亚、约旦、利比亚、也门、叙利亚、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的民众都发起了对本国政权的冲击，其中，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结束了自己长达30年的独裁统治，利比亚执政卡扎菲负隅顽抗也免不了被杀的命运，也门总统萨利赫被迫交出掌控30多年的权力。

阿拉伯世界全面延烧的民众反政府抗议运动仍然风起云涌，尚无消停的迹象，叙利亚成为新的风口浪尖。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正在人民愤怒的火焰上炙烤，备受煎熬，迟早难免下台一途。同时，这股风潮走出了中东和北非的区域，在美洲、欧洲、亚洲都赢得了广泛的共鸣者，其中以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的“伦敦之炎”骚乱、俄罗斯反选举舞弊骚乱等最具代表性。

如果说俄罗斯的民众抗议运动，就像阿拉伯世界一样，具有反抗强权色彩的话，那么在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也爆发了民众抗议运动，就远非上述理由可以解释的了。在美洲、欧洲、亚洲的“民主国家”发生的民众抗议运动，和阿拉伯之春相同之处在于，它们也体现了民众对社会平等和公平的诉求，也是通过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等新型手段进行组织的，而且它们首先是受到了阿拉伯之春的传染，民众模仿阿拉伯国家的民众起来抗争。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将目标指向了权钱交易和大资本家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伦敦之炎”则抗议警察滥用权力。

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全球性民众抗议运动有两个最核心原因：一是金融海啸诱发了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工作机会减少，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它们或由于专制政体下权力家族的贪婪，或由于民主体制下大资本家的贪婪，肆意妄为，引爆危机，遗祸民众，民众的怒火只能指向这些引发危机的罪魁祸首。二是无论是阿拉伯世界还是美国等老牌的资本主义世界都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权力家族”、“大资本家”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使贫富两极分化，少数掌控国家经济、政治资源的利益集团拒绝改变，社会不公日益加剧，酿成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它和经济危机交相作用，在突发事件的诱发下，引起社会动荡。

不同之处在于，以阿拉伯国家为代表的民众抗议运动将目标聚焦于权力家族以及依附在他们周围的利益集团，表现为反政府抗议示威，他们的目标是将原政府赶下台，重建国家机制，施行民主制度，保障公民自由，建立为公众服务的新政权，并使之处在民众的有效监督下。而美国、英国包括俄罗斯的民众抗议主要目标则是，消除寡头经济或者寡头政治对国家产生的消极影响，促进社会平等和公平，让多数人有更多机会参与经济和政治的分配，从而保证国家经济、政治的有效运转。后者不以改变国家政治体制和制度为目标，而将核心目标聚焦于国家经济、政治制度的施行者，改变他们对权力的垄断局面。

反观之，当前的世界存在着广泛的经济、政治危机，而当权者无意根据时势的变化进行自我变革，它们正在动摇全球秩序的稳定。民众在万般无奈之下，以自己的方式改变国家发展的方向，通过民众和平的或者暴力的抗议，促使政权和平更迭，或者促使当权者实行改革，改变原有的利益格局，保障社会公平和平等，保障多数人的权益。

二、特征及趋势

从阿拉伯之春中不断觉醒的中东和北非民众，对政治强权和非人待遇进行的无所畏惧的反抗，在全球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从突尼斯到埃及到利比亚到也门再到叙利亚，与此同时，冲出阿拉伯世界，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美国和英国，以及新兴的大国俄罗斯、印度、中国等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广袤地带，都激发了民众积极呼应阿拉伯人民的正义行动，为强加于人的暴政、劣政，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创造美好生活，建设更加民主、自由和人性的世界而不懈斗争。在全球性危机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变革之花正从娇娇颤颤到艳丽夺人，开放得格外摇曳多姿。

互联网一代民主意识觉醒，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历史进程。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和普及正在并将继续给世界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它对年轻一代来说，已经成为其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且更年长者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使得以互联网作为重要生活方式的人数日渐扩大，他们成为互联网一代的主体。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互联网一代必须具有足够的知识才能有效驾驭计算机和网络，因此在很大意义上他们代表了这个社会的主流，他们最易从互联网上寻找到自己的价值，接受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熏陶，并且他们从最初将互联网当作方便工作和生活的工具，开始从更广泛领域理解互联网、利用互联网，特别是通过互联网表达政治诉求。比如部落格和社交网站，以前者为途径撰写政论文章，以后者为途径加强彼此联系，进行政治沟通和对话，组织革命活动，成为各国民众的普遍选择。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民众利用互联网的侧重点和方式显示出不同。在像阿拉伯这样以家族式专制统治闻世的地区，民众往往将互联网当作政治媒介，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或者进行政治联络，而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则更多地利用互联网改善自己的生活，并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互联网从事政治活动。此次阿拉伯之春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平民骚乱等，无处不可见互联网的推动作用，包括维基解密公开了有关政权贪腐的机密资料。它对运动的快速扩散和发展功不可没。实际上，广大民众正在以此方式参与历史进程，改变历史，为他们的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和有利的环境。

革命和变革的全球化强化了世界反抗的力量。阿拉伯之春向世界各地的蔓延，表现出某种全球性变革症候，阿拉伯民众奋起反抗的勇敢举动，激活了很久以来潜伏在世界内心的变革欲望。全球化一个令人意外的好处是，在阿拉伯世界率先进行革命实践后，革命风潮迅速从全球一隅向着广阔天地推进，而且随着传播和交流渠道的扩展，促进了彼此的扶持，形成全球联动局面，壮大了革命的整体声势，也使各国统治者心存更多忌惮，暴力镇压方式有所收敛，最好的例子是埃及总统慑于威势主动从长期占据的最高位置上辞去职务，跟狂人卡扎菲相比较，他要绅士得多，也因此减轻了平民的无谓伤亡。全球化的革命浪潮产生了巨大的警示作用，提醒深陷危机中的各国政府面对的是一个已然显得陈腐、落后的旧世界，必须下大力气实施变革，才能开创一个新世界，为公众谋福祉。无论是阿拉伯世界从政权的更迭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从而主动地开展政治和社会改革，促进社会公平，还是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后，美国社会进行自我反思，意识到变革对于延续资本主义的活力，创造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措施进行改变。

危机可以“传染”，但症状各不相同，且结局各异。阿拉伯之春所涉及的国家最初都是从突尼斯革命中得到启发，受到“传染”而发生反政府抗议活动的，而在阿拉伯国家之外的美国、英国、俄罗斯等更多国家加入到这个革命浪潮里来，也是深受突尼斯革命以及其他的阿拉伯国家的革命影响的。即使是在阿拉伯国家内部，革命的“症状”也是表现各异的，它们的最高统治者的下场也各个不同。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在辞职前夕，动员了一切行政资源，想尽了办法，就是要扑灭革命火种，维持其统治，但最终在内外交困下被迫离职，和他处境相似的还有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门总统萨利赫。利比亚执政卡扎菲的结局比较独特，他最后恍恍然如丧家之犬，被起义队伍围追堵截，毫无尊严地死去，这都是源于他完全没有一个现代政治家的气度，在遭到多数人反对和反抗之下，仍然拒绝向人民低头，而是动用了所有卑劣的手段对付民众，并引发了内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不仅在当政期间施以独裁，而且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试图依靠武力对抗维持自己的可怜统治。

以沙特阿拉伯、约旦、巴林等国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从上述国家得到教训，及时、主动地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民生，启动改革，平息民众的怨气，同时加强防备，将民众抗议示威活动限制在较小范围内，未形成气候。比如沙特阿拉伯国王决定向民众发放高达1300亿美元的储备资金，并承诺将所有5000亿美元的储备资金全部用于民生事业。加上其拥有大量油气资源，不仅不向民众收税，而且依靠巨额石油美元，为民众提供高福利，因此在沙特阿拉伯缺乏足够的民意基础支持革命，改天换地。

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的平民骚乱，也是从阿拉伯之春“传染”而“得病”的，虽然它们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社会公平和正义呈现新的不平衡局面的产物，但它们与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相比，在利益诉求、参与规模和事件性质上都存在重要区别。就前者来说，由于美国大资本家的贪婪，引发了金融海啸，造成美国的经济危机持续数年，迄今未曾根本改善，大资产阶级利用自己掌握的经济资源，在政府决策和政治运作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但其自私自利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并未将公众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而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私欲，导致民众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公平面临巨大挑战；英国平民骚乱的爆发，缘于黑人公民遭枪杀事件，它凸显了英国社会种族主义冲突仍有市场，表面上，民众是对种族冲突的不满，实际上是英国遭到金融危机重创，经济持续低迷，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群体在英国生存处境欠佳，黑人青年被枪杀事件，只不过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情绪的爆点和出口。总而言之，它们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长期积聚、在经济危机背景和阿拉伯之春的参照之下爆发的。就后者而言，英美两国的民众抗议示威活动参与人数都很有限，虽然涉及范围很广，特别是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全美多个城市蔓延并向海外扩展，英国“伦敦之炎”骚乱参加者只有区区的200至300人。从利益诉求和事件性质来说，英美两国的示威者都不谋求彻底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也无意寻求政治领导人下台，而是聚集在某些具体目标上，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最主要的目标是要求改变华尔街经济巨头干预和影响政府决策的情况，力图避免大资产阶级在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同时，也掌控政治，保持美国社会的微妙平衡，以维护社会公平，给更多美国人机会；“伦敦之炎”平民骚乱更是具体指向种族歧视和民生问题，部分民众通过示威宣泄压抑已久的情绪，表达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主张。也正因为这样，它们可能从某个地方开始了，但却没有结束的时候，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产生新问题，对社会公平和正义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就将根据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向危害的对象提出要求，以保持整个社会的健康运行。从目标定位来说，阿拉伯国家显然与英美具有不同的层次，他们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腐败的政治体制和在这个体制中占据领导地位的执政者，希望以最高领导人为代表的利益集团退出历史舞台，并彻底变革政治体制，加强民众权利，促进社会公平，为民众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改善生存处境。因此它们的利益诉求，有交集，也存在重大差异。

从当局的态度来说，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都将反抗者视为洪水猛兽，并全力对付他们，为此不惜动用军队，甚至将枪口对准示威民众，将运动尽力绞杀在萌芽状态。相反，在英美，只要维护宪法秩序，当局不仅不反对民众示威，而且为示威者创造必要的条件。美国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就强调，示威者有表达诉求的权利，市政府将为示威者提供一切必要条件。当然西方国家在允许民众抗议示威的同时，也特别强调法律，强调社会秩序，一旦示威者越界，当局也会采取措施，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中间，美国地方警察机构也对示威者聚集点进行了强制清场，要求他们别将无关物品带入示威现场；英国则对暴徒采取了法律措施。西方的底线是，除非采取法律手段，否则绝不会对平民使用军队，也不会枪杀平民，这是它们和阿拉伯国家以及其他同类国家的根本区别所在。

阿拉伯之春引领了全球变革新潮流，促进了世界向好的方面变化。阿拉伯之春以及随后在各地相继爆发的反抗运动，焕发了全球变革的生机，有望掀起近代迄今以自下而上倒逼的方式进行的新一轮大规模的变革浪潮。它使“革命”、“改革”、“变革”等词汇重新进入主流话语圈，并风行一时。就连向来将它们视为禁忌的中国也在这股风潮之下，于岁末年初之际，对它们展开了热烈、广泛而持久的讨论，至今它们仍然是很多人热衷的话题之一。

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晚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运动是其典型代表，这一时期，基本确立了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以三权分立和人民主权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得以具体实践；从20世纪早期到尾期是以民族独立运动为主的自下而上革命高发期，大量国家获得民族独立，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君主专制三种政体三足鼎立，并在相当长时期形成激烈的竞争关系，特别是以美苏为两大阵营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冷战，最后以苏东剧变、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退出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全面胜利并登上巅峰，其标志之一，极少数幸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启动了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由此摆脱了困境和危机，开始面向更美好的未来；本世纪10年代，由阿拉伯之春引发的新一轮全球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市场经济制度占据了各种社会形态的主流，无论是美英等西方民主制度国家，还是阿拉伯等东方专制制度国家，以及中越两个社会主义制度国家，都将市场经济当作本国的核心经济制度，三种政治制度模式与市场经济的磨合，造成了不同的利益格局，也导致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在阿拉伯国家部分引起了革命，而另外一些具有更稳定的政治经济架构的国家经历了考验，但在惊魂未定的情况下，都不得不进行了实质性改革，向平民进行更多的利益倾斜；在民主制度实行最彻底的西方，新的结构性矛盾导致了政治冲突表面化，虽然在坚固的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保障下，民众的愤怒具有合理的宣泄和表达渠道，但也为政客们敲响了警钟，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与市场经济制度具有内在深刻矛盾的国家，在长期的市场经济实践中，在确保不损害原有的政治制度框架前提下进行了局部的、非实质性的制度改良，但长此以往与市场经济之间不相适应的问题将愈来愈凸显，经济私有化程度越来越高和民众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以及利益受保障程度之间的不成比例的关系，将磨损民众对未来的信心，这成为内部革新的强大驱动力，在外界新型革命浪潮的启发和推动下，执政者被逼着一步步走上了那条正在扬帆起航的改革大船，虽然远远看不清航向，也不知道在航行过程中会遭遇到什么险滩恶浪，然而可以确定无疑的是，如果不驾驶着这条满帆的船继续乘风破浪前行，势必要在隐藏在水下的礁石前撞个稀巴烂。

在传统意义上的专制主义国家，发生民众反政府抗议运动，人们容易理解，然而在民主国家也会跟风发生“革命”，超出了人们想象的范畴。反独裁、反垄断、要自由、要公平、要保障、要未来的口号，有充分的理由让民众聚拢到一起，冒着生命向专制的魔头展开致命一击。而“占领华尔街”，只是一个具有很强象征意味的举动，意在向大资本家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希望他们退出政治决策核心圈，停止对政治的影响，确保普通民众有更多机会工作，并享受生活，确保这个社会更加公平。为了这个目标似乎不值得付出生命的代价，在美英等西方国家，民众在民主制度保障下最大程度地得到了由其选出的政治精英的保护，利益得到了有力保障，只不过在权力运行过程中还存在种种瑕疵，某些部分甚至相当地严重，然而这些值得人们拿生命开玩笑吗？在非西方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人民享有哪怕只有他们一半的权利和待遇，恐怕早就知足，也不会走上街头去表达抗议，乃至与军警形成暴力冲突了。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并不会遭遇任何意外和不测，在法律和制度的保护下，他们无须为此付出生命，他们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通过各种渠道向最高当局、向利益集团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而，由此也使人意识到，那些深受专制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蹂躏的国家民众，他们多么迫切地需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利、机会和公平正义的环境了。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要为此作出十倍于人的努力，甚至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但从长远来看，示威运动乃至暴力革命利大于弊，造成的损失是暂时的，而从此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社会制度和秩序，像恶性肿瘤一样的特殊利益集团也被清除出去，并为国家发展扫平道路，也为民众分享权力更迭的好处，民主地参与政治，自由地生活，更加有尊严、有体面，创造了条件。

由上可知，并非任何民众抗议运动必然导致革命的结局，在有些情况下革命的条件并不成熟，但一般是，当和平示威无法达成目标时，很可能会引起暴力冲突，激化双方的矛盾，使局势复杂化。考察那些发生革命的国家，比如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共同的特点是，一党专政、独裁者及其家族长期执政，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垄断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命脉；长期实行专制统治，民众公民权利匮乏，控制选举，新闻管制，民众严重缺乏利益表达的机会和渠道；政治高压，不允许民众抗议示威，一旦民众自发走上街头，就采取种种措施阻挠，并封锁消息，如此还不能达到目标的话，就会动员警方暴力弹压，直至动用军队，实施戒严，将枪口对准那些坚持者；当政者无力有效改善国家经济，提高民生水平，导致民众生活下滑，就业机会减少，生存困难增加；“人治”大于“法治”，宪法虚置，法律制度得不到切实执行，公民权利和生命财产安全，无法得到法律制度的保障。满足以上条件，当政治驾驭、军队镇压失控，并在利益集团内部出现倒戈者的时候，革命就会发生，民众与那些服从民意者联手，特别是与倒戈的军队联手，对执政当局和独裁者发起反击，形成暴力对抗局面。

第一个趋势是，不主动改革，就得做好面对被动革命的风险。沙特、约旦、巴林、摩洛哥等中东国家之所以未发生革命，首先在于它们具有合法性基础的较为稳定的君主制，世袭连任在历史上形成惯例并于法有据；其次，他们都动用国家资金储备，安抚民心，消除动乱的根源；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是，它们在革命的风险面前，明智地作出改革的决断，明确提出改革时间表和具体措施，取信于民。相反，那些发生革命的国家，都是顽固地拒绝改革，或者在长期对抗中，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抗议方的显著变化，承诺改革为时已晚，对抗议者失去吸引力，他们有更好的选择，得到更多东西，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舍长取短呢。

第二个趋势是，历史永无终结，变革永无止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无须变革了吗？恰恰相反，它不仅要继续变革，而且它正是不断进行变革，才有了今天的伟大成就，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以及全面的民主制度。弗朗西斯·福山在他著名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他写这本书的背景是苏东剧变，由此得出这个结论似乎可信，而且事实发展证明他的论断可能正在应验，从实施其他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存在无法弥补的缺陷来看，如果将来没有更好的社会形态代替，以今天西方为主的自由民主制度或许是最好的制度。但必须指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绝对化了，我们认为，历史的终结并不是一个瞬间的结束状态，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逐步走向“终点”，却永远达不到那个“终点”，将会穷尽他们在这个星球上的岁月，不断进行变革，完善政治、社会制度，完善法律体系，完善自由民主的实现形式，完善个人自由和生存处境。人的欲望永无止境，实现这个欲望的过程也无止境，那么，历史怎么会“终结”呢？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凡是在这些方面有差距、有缺憾的，它们更要付出更多的辛劳和努力，才能迎头赶上，否则，就会永远跟在别人后面做个小跟班。

第三个趋势是，人民有权反抗暴政，长期透支民众信任和耐心总有一天面临支付危机。无论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还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者，都无数次声明，人民反抗暴政，是天赋人权之一。阿拉伯之春的组织者和实施者的合法性源于此。从和平示威到暴力反抗，再到武装起义的必然逻辑在于，民众授权执政者管理国家，服务并尽力实现民众的利益，这既是人类公义的要求，也是社会契约的表现。如果执政者无法尽一个民众权利代理者的义务，辜负了民众的信托，背弃了民众的利益，那么他就无法安稳坐在执政宝座上，而应为此付出应得的代价，走下民众为之提供的宝座。

三、反思及启示

在阿拉伯国家以及欧美亚三洲民众抗议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有些国家似乎绝缘于其外。然而事实上，阿拉伯之春不仅对欧美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且对中国也产生了某些影响，不过比较微妙地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在公众眼里，维持了整个社会的稳定。

在非民主国家，实现稳定最常用的手段，是实行政治高压，包含三个方面：控制人、控制事、舆论封锁。对示威活动不予批准，阻止人组织或者参与示威活动，封锁一切与示威活动有关的信息。阿拉伯国家曾经就试图这么做，但愤怒的民众冲破了当局防御线，造成抗议示威的既成事实，并随着事态的恶化，逐步扩大，最终不可收拾。

前面已经提到，美欧国家的民众抗议运动基本保持在和平的框架里，未出现大的社会混乱和动荡，也未出现明显的暴力对抗，以及武装起义，最根本的是三条：一是民主制度让民众有意见表达渠道，社会情绪及时得到疏导；二是民众收入水平较高，超越了温饱甚至小康阶段，生活较好，缺乏革命的动力；三是这些国家宪法拥有绝对权威，法律制度比较完善，在法律的轨道里就能解决问题，无须通过激烈的暴力抗争满足要求。有关最后一点，17世纪时候的德意志帝国农民在遭到封建主欺凌时，从未想过通过武装起义来满足自己的愿望，而是起诉封建主， 从法律那里讨回公道。这是因为，那时候法律高于一切就成为德意志帝国奉行的原则，农民、封建主都认同并接受法律制度。

众所周知，我国每年为了“维稳”要花费大量经费，据称总量与年度军费数量不相伯仲。新近有媒体报道说，河北省派出15000名干部下乡维稳，耗费纳税人的钱2.5亿元。而我国在公共事业和民生事业方面的投入较低，每年都在叫穷。与其将庞大的经费花在“维稳”上，不如投入公共领域，发展社会事业，培育民间公共服务体系，减少情绪拥堵。

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树立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完善法律制度，让民众一有事就想到用法律解决问题，将“维稳”托付给法律。

第二个方面，在素以权力垄断著称的国家，必然导致一个拥有特权的利益集团，掌控国家政治和经济资源，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因此腐败横行。由此形成两个结果：利益集团与民众之间的高度紧张和对立；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对待这两个问题，解决之道也是两点：分权和分利。分权，包括几个方面：打破权力垄断格局，减少行政权力，将一部分权力分别赋予人民代表机构和法律机关，促其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监督；权力逐级下放，扩大地方自治权，重点加强省、县两级权力，中央政府负责外交、国防和经济协调、宏观政策制定，省、县两级主官由本级人大选举产生，负责地方民政、经济事物处理；减员增效，裁撤冗员，精简各级机关公务人员，避免人浮于事，没事找事，人为地扩大了行政权力，扰民；让权于民，扩大公民权利，比如选举权、言论自由权等。在宪法、法律获得权威地位的情况下，权力分散有利于减少特殊利益集团生成的机会，有利于减少腐败现象。

分利的核心，是促进社会平等和公平。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让民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特别是让民众能够分享每年度发展的分红，提高收入水平；改革税收制度，减免中等及中等收入以下民众的税收，向富人增税；减少不必要的公共支出，将余额部分投入到公共事业。同时，为社会安装基本的安全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等。

市场经济，傍生了公民社会，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完善，但又处在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中，永远在路上，没有建成的那一天。公民社会的内涵是，以市场调节作为经济活动的根本手段，以公民自治和自我管理作为政治和社会建设的核心元素，以公民间的互助、联络为纽带发展公共事业。

从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发展的变化来说，要进行政治改革；从社会建设和完善的角度来说，应该加强社会建设。它们是保护经济改革和发展、维护经济发展成果的关键。因此，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不存在优先秩序的问题，应该齐头并进，甚至应该适当提前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经济改革的中心是强化市场经济制度作为国民经济的杠杆作用的地位不动摇。政治改革则以分权、分利为导向，扩大民主和自由，民主和自由是政治、社会和谐的核心要义。社会改革是以促成公民社会的形成为主要目标导向，核心是发扬公民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作为公共权力的基本单位，每个公民都要在一定的社会中彰显其价值，保持充分的自由，并积极参与公共事业，在为他人服务的同时，享受大家庭的便利和温暖。

那种认为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可以滞后于经济改革，或者认为主要进行经济改革，附带进行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或者认为只需要对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革，就可以功德圆满的，都是一种妄想和迷思。

在一个向来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建设不足、乃至畏首畏尾的国度，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规模和质量的时候，依然对政治改革、社会改革讳莫如深，是不正常的，也让民众对未来失去了希望。回避改革，不能带来稳定，只能引发人们对改革诚意的怀疑，也必然导致民心动荡、社会动荡。改革上不主动作为，就会丧失历史机遇，就将在革命的滔天恶浪中盲目漂流，在民众的愤怒中迷失自己的存在和方向。

第三个方面是，政治道德是全民道德的基础和关键。道德完善的政治家，将对全民道德起到表率和引导作用，反之，也会败坏社会风气，使得道德沉沦。过去的岁月里，道德沦丧成为社会上常见常新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各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未能在全民道德建设中起到应有的示范和榜样作用，反而通过自己的腐败劣行，腐蚀了国民的心理和精神世界。

政治家的政治道德最核心要求是一切以人民的、国家的、公共的利益为重，要有历史担当，敢于对历史负责，勇于突破常规推动改革，而不应该囿于私欲，或者为党派利益所左右，或者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操控，将政治改革、社会改革视为敏感领域，因此唯谨唯慎，无所作为。这样的政治家不光是在历史上留下不良的个人名声，而且导致一个民族心理的萎缩，将国民塑造成鼠目寸光的市侩者，对全民道德产生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