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周年前后，改革再次成为全社会热议的焦点话题。

改革之议日益热络的一个大背景是，中国经济更加开放和融入世界，总量处在全球第二位置，经济发展的成果与上层建筑的不适应之间构成了日益强烈的矛盾。而在现实生活中，则表现为官民冲突、利益集团和底层民众的利益纠葛越来越多发。社会的高度紧张亟待寻找突破口，以实现自身的良性循环。

这一情景正合当年邓小平曾经提到的“发展起来以后怎么办”的疑问。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三十余年，从广义上来说，改革也进行了三十余年，然而从历史的局部来看，近几年来改革几乎迟滞不前，乏善可陈。执政的精英集团着重解决了前发展时期的改革问题，而对“发展起来以后”的改革，显然尚无良策，甚至未曾列入正式议程。未免让那位九泉之下的老人感到时过境迁，徒唤奈何。

我想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社会各阶层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必须继续推进改革，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就会导致不可预测的后果。这个后果，我们从中东，到美洲、欧洲，以至欧亚大陆的俄罗斯，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在那些顽固地坚持旧的制度、体制的国家，或者对民众虚与委蛇、不诚心实施改革的国家，我们都看到了其结果是导致了民众大规模的抗议，乃至革命，执政当局丧失了改革的主动权，不得不面对暴力革命的现实。它们之中，有的失去了执政权力，被民众赶下台；有的苦撑危局，品尝社会动荡的苦果；有的勉强度过危机，但却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不得不启动全面改革。

这些情况，是人所共知，也无法回避的，对中国社会不仅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和影响，而且促使人们反观中国的现实状况，从对比中深切地认识到，中国存在着和这些国家相同或者相似的问题和弊端，也存在着不改革就需要做好面对革命的可能结局。

另一方面，很多人也明显感觉到，近些年来，中国虽然依靠过去改革开放所累积的能量，依靠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权力杆杠作用，依靠对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强力的乃至带有破坏性的支配，继续保持了经济较快发展，经济总量快速上升，基本实现了国家稳定发展的局面。

但这种发展，一是依赖于历史发展的逻辑惯性，还是在吃存粮，而未拓展新的改革路径和措施，当前开始显现枯竭的某些症候；二是政府的经济权力不仅没有削弱，而且得到加强，政府干预经济过多，乃至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推动“国进民退”，让国有经济重新居于主导地位，或者为特殊群体的经济活动提供权力支持，权力与资本相勾结，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盛行；三是导致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破坏，也会带来生态恶化、物价上涨、腐败严重、民生困顿的不良后果，比如地方政府滥用土地资源，引起房地产业畸形发展，推高房价，又比如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不惜大量消耗有限的自然资源，或者引进污染企业等。

在上述因素合力作用下，产生了几个结果：政府不仅是市场的管理者，而且是市场的参与者，拥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这种利益通过其掌控的企业来呈现；政府的政绩对经济发展的依赖性增强，为此不择手段，不惜出卖国家资源，谋取短期好处；权力寻租现象普遍，各级官员利用手中权力谋私，贪渎舞弊加剧，腐败现象渗透政治；民营经济较快发展，造就了一批经济精英；民众就业机会增加，但随着物价上涨，其可支配收入未必能赶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引起民生问题凸现。

我们可以进一步进行分析：对于政府来说，它有一个基本任务，就是通过控制国家权力，垄断对经济的治理权限，而为了保证经济持续发展，就必须保护各种市场主体的利益，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在绝大多数企业都与权力关系紧密的情况下，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它们、不使权钱交易暴露，成为一项现实选择；对于民营经济精英来说，它要维护自己的经济成果，同时它必须最大程度地保证既有权力的延续性，以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受影响；对于腐败官员来说，他要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也要继续与他保护的对象结盟，以共享利益。

统而言之，政府及其直接参与经营的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构成了利益共同体关系，为了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不受侵犯或者破坏，他们就得共同维护现存秩序和体制“长治久安”的目标。但他们关注的侧重点绝非一样，对于政府来说，首要的是保证“长治”，为了“长治”，就必须维持“久安”的局面，只有“长治”了，其既得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护。而对于经济精英来说，他们更关注“久安”，为了达到“久安”的目的，他们即使觉得政府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也会继续支持它，以保证其“长治”，这样也才能维护其既得利益不受损害。

当今中国社会，如果用金字塔模型来做比喻的话，享有权力的政府在金字塔的最上层，经济精英其次之，由此向下是所谓的中产阶层，最底层的是经济收入中等以下的普通民众。

处于最上层的政府，为了确保“长治”，确保“久安”，它就既要考虑经济精英的利益，又得照顾处在较下层的中产阶层和最底层的中低收入者，后者对于整个国家基本面的稳定十分重要。因此，它在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基础上，会建立法律、公义秩序，保障民众基本生活。当然它们都是最基本的，而他们要维持比较好的生活，就必须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

为了生活得更好、更体面、更有尊严，仅仅依靠政府和经济精英的主动“赐予”，是不可能的，因为其本性都是自私的，为了自身利益的。那么，民众就希望，不仅是权力者，靠近权力者，才能拥有获取利益的途径和资源，而希望大家都处在平等的起跑线上，拥有公平的机会。对民众来说，这是最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有机会平等了，社会公平了，他们才有可能通过诚实的劳动发家致富，活得好、体面。

但是实现上述目标正如前文所说，并非是依靠恩赐就可以得来的，民众必须具有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权力者的权利。由于民众一无所有，只有一身力气和智慧可用而已，因此对他们来说最好就是每人都能掌握一张选票，以此决定符合自己愿望者执行国家权力。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最根本的制约，同时对政府施行权力的监督也有赖于此。

民众通过选票实现自身意愿，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民主，对普通民众来说，要保证自身权益最大化，当然是最彻底的民主更有益些。民众能够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就必须拥有言论自由权利，能够自由参与政治，参与公众舆论。

最终保障民众民主和自由权利，保障民众生活得好、生活得有尊严的有效手段是摒弃一切人为因素，而将上述原则和要素形诸于国家法律和制度。

简而言之，民众只有拥有了民主自由权利，并得到了法律和制度的有效保障，才能对权力进行监督，产生影响，保证社会公平和平等，使自己的权益最大化。

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不能依赖于权力者的赐予，而且不能依赖它全部赐予，所有的都必须经由民众的积极的持续不断的争取。

但这样一来，权力者就再也无法为所欲为了，也将导致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重新受到检视，合理的也许尚有机会存续，不合理乃至违法的，就必将受到民众的拒斥。

这就是我国所面对的当务之急，正如众多政界人士所言，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除非进行大破大立式的改革，否则就难以适应中国发展的现状，也无法指导中国今后的发展，更无法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回到前面，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变得锈钝，缺乏活力，迟滞不前。

原因不在于客观环境和条件不成熟，而在于中国人分成了三拨子，分别拥有自己的改革主张，而占据主导地位的目前尚在掌握国家权力者和掌握话语权力者那里，而掌握国家权力和话语权力的，大部分都属于既得利益集团的。

我们前文已说过，现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必须改革。上层和下层之间出现了某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权贵、经济精英构成的利益集团和民众的利益冲突越来越表面化，群体性事件频发，中国社会形成了高度紧张局面。

没有人会公开反对改革。区别就在于，有的是虚情假意的，有的是诚心实意的；有的是要彻底变革，有的是要做表面文章；有的主张循序渐进，有的要求必须大刀阔斧。实际上，他们分别代表了对中国改革三种趋势的展望。

上面说的三拨子，第一是“积极稳妥派”，这一派在权力者中占主流，毋庸赘言。这一派的实质是，面对千难万险，乃至改革对“长治”可能产生的动摇效果，他们感到恐惧，因此犹疑不决，宁愿借由“积极稳妥”的稳妥表述，继续四平八稳地维持权力，也不愿从民众强烈意愿和国家长远发展出发，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担当意识来推动彻底改革。

第二是“稳健改革派”，这一派在经济精英和部分知识分子中很有市场。最近联想集团前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作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团长访美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中国是需要改革与改良......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从他的话很容易产生一个印象，认为他是反对改革的，实际上他是主张改革的，他在接受凤凰网财经频道采访时称，“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我们希望要继续改革，继续开放，不仅是经济上的改革，希望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都能够继续改革，这样中国就会真正地使得改革开放基础在经济维先的基础之上全方面改革，使得中国能够真正地站稳脚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柳传志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他的观点的实质，就是正视目前的现实，以利益集团为主导，以保护既得利益者既有权益为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改革措施，循序渐进，确保利益集团既得利益的最大化、长久化。

第三是“彻底改革派”，这一派的支持者包括大部分民众（虽然相当多数的民众对自己的诉求无法言说）、部分权力者、经济精英和知识分子。

这一派又分两个支派，其一是“激进民主改革派”，希望以西方成功的政治经济模式复制到中国，权力由民众产生并接受其监督。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民众言论自由，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有限政府制，让利于民，完善民众社会保障机制；社会建设上，倡导公民自治，强化社会组织的“自组织”作用，放权于民；文化多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其二是“积极民主改革派”，主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成果，以西方成功的政治经济模式为内核，同时考虑中国自身特点和中国发展的实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积极实行彻底改革，最终实现改革目标，但强调改革过程的长期性、复杂性，对在中国实行这种改革的困难有充分的估计。

我认为，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从全世界哪些体制搞得比较好，搞得比较多，而另外一些体制搞的国家越来越少，即使是正在搞的国家都逐步在变的情况来看，可以对历史发展的大势做个基本的判断。

中国正处在深刻变革的前夜，改革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止、也阻止不了的，虽然利益集团很可能会延宕乃至阻挠这一进程的发展。中国大气候将越来越宽容，道路也必将越来越宽广，则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