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政治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

——《政治现代化是中国当务之急》之二

丁咚 文

戊戌变法以及八国乱华之后，满清朝廷气数将尽，内则“群体性事件”风起云涌，外则列强环伺、强取豪夺，在内外交困之下，社会贤达纷纷探索中国发展新路。一派以孙中山、黄兴为中坚，认为现政府无改良之可能，唯有将其推翻，并在各地掀起革命浪潮，一派初以梁启超为首、继而则以袁世凯为栋梁，主张君主立宪是救国强国的特效药，到了辛亥年，立宪派于一片革命枪声中再次试图振作余绪，要求速开国会，实行责任内阁。

两派均有自己的舆论阵地，革命派依托《民报》，立宪派仰仗《新民丛报》，它们的论争在清末政坛堪称蔚为大观，其人思想解放的程度不亚于今人。革命的一派不仅高人云集，而且言行如一，很快从声势上压倒了独力难支的梁启超，占领了当时舆论的上风。

而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大都是汉人，因此深具排满情结，由此形成合力，对朝廷的压力日甚一日。

在这一情势下，慈禧当局既深感危机，不得不改变姿态，做改弦更张之状，欲仿效日本行君主立宪，但又恐惧实质性改革，动摇满清统治根基，沦为虚位君主，大权旁落给汉人。由是才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之诏，并继之以预备立宪诏，然而实际上慈禧玩的不过是搪塞术，将关键问题留诸将来，而唯独名义上弄些花样。

其时掌握军政实权的袁世凯利用立宪派和后党矛盾，企图既推动清廷实行内阁制，又排挤康梁两党，从中收渔翁之利，从而使梁启超幕后领导的政闻社遭慈禧当局取缔。

但袁世凯排挤梁启超并非为了清廷，而是私欲，因此并未停止君主立宪的主张，因此，慈禧当局一方面查禁政闻社，一方面又不得不再次摆出虚伪的姿态，刊发宪法纲要、议员选举法纲要，定议院未开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于九年内办齐，届时即颁布宪法，召集议会。

在这部宪法纲要里，规定永远尊戴大清皇帝，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有制定法律权，有召集关闭解散议院权，有设官、黜陟权，有统率海陆军及编制军制权，有宣战、戒严权，有总揽司法权；臣民在法律范围内，得为官吏、议员，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有纳税、当兵义务。

一句话，除画了个议会政治和民主自由的饼子之外，君主专制制度并无一丝一毫改变。可笑的是，如此“政改”仍然要等到九年之后才能实行。

俗话说，形势比人强。这句话用在末季的清廷身上再合适不过。虽然这个即将倾倒的大厦没有任何意愿进行政治改革，但历史的发展却由不得他。慈禧死后，不仅革命运动此起彼伏，革命力量高涨，大有风卷残云之势，民众反抗强权的意志和行动力愈来愈强，并最终在一次偶然触发的起义后得到了有力的印证，而且立宪派的声势也日益壮大，议会民主的实践由下而上，省级谘议局的成立为这股势力的集聚创造了条件。在张骞的暗中串联推动下，十六省谘议局代表组成请愿团，连续三次对清廷请愿，从要求速开国会，到要求组织责任内阁，这股风潮受到了地方实力派的鼓动和支持，而其中最用力者莫过于袁系人马。

起初，幼主当国的清廷对请愿者采取镇压手段，将东三省“上访”代表押送回籍，他省由督抚弹压，到了辛亥年元月，又将号召学生罢学的“全国学联主席”温世霖发配新疆。在此情形之下，就连一向“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的梁任公老先生也忍不住牢骚满腹，抗辩称“现今之政治组织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1916，即前指九年后）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梁任公观念的转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信号，这表明当时的知识分子逐渐形成共识，革命和立宪两派观点开始合流，认为对于缺乏政治改革意愿的清王朝已无任何挽救之余地，由此使革命成为当时人们的主流意识，这也是在武昌起义后清王朝如同秋风扫落叶再也不能起死回生具有重大关联。概因封建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亦是士绅和官僚阶层的主体，二者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得罪了知识分子，就等同于失去了执政的根基，这也难怪隆裕太后只能一把鼻涕一把泪求自己的臣子放自己一马，并施舍养尊处优之生活了。

话说回来，重重压力下的清朝在覆亡前夕曾经回光返照实行了一把“责任内阁”，即使是最后一次机会，也依然毫无诚意，内阁设总理大臣1人，协理大臣2人，各部大臣10人，其中满人8名，汉人4名，蒙古1名，而皇族又占5名，因此人称皇族内阁。

在这个陈腐生蛆的内阁成立不到半年，武昌城内的一次偶然的兵变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很多人或许会感慨，如果当时就按照立宪派的设计实行了君主立宪制，作为一个具有悠久的专制主义历史的国家，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定将会改写，中国人逐渐脱离专制主义窠臼，逐步受到民主政治的训练，享受到民主自由的好处也未可知。可惜历史是无法改变的。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中国始终脱离不了专制主义的幽灵，从袁氏的帝制自为，到蒋介石，再到......当年的梁任公如果看到今日之局面，该当何等唏嘘慨叹：比起这个入土之人，后人的民主政治观念尚远远不及。恐怕这位老先生免不了又要振臂大呼一声了吧。

还是回到主题。清朝政治改革之失败，最根本的因素是满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却又缺乏彻底手术根治顽疾的勇气、决心和措施，无意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制度落后的状况，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从而失尽天下人心，堕入灭亡之途。

自古没有万世不易的制度，现存制度如果不适应现实的变化，就应当积极改变。有句话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那么我在此引申一句，永恒的权力导致永恒的腐败。古人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把它放在政治上来说，就是任何政治制度必须经常处在革新的状态，从而消除其腐朽败坏的部分，以保证整个肌体的健康。

清王朝覆亡的要害之一，就是认为自家开的百年老店可以万世长存，因此不仅要永远延续权力，世袭罔替，而且要让这个权力不受一点减损。虽然表面上要实行君主立宪制，却将皇帝的权威和权力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凌驾于议会、内阁之上，不仅不同于英式君主立宪，而且和日式君主立宪也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显然让人怀疑其实行君主立宪的诚意，由此导致失去了其关键的支持者，即热衷君主立宪的康梁一派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士绅和官僚阶层，然而更为关键的是，自作聪明的满清统治者由此绝了“体制内”像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实力派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从而促使他们重新考虑对待皇帝的态度，袁世凯最终走上借革命派逼迫清帝退位的道路，是清王朝加速灭亡的致命因素。

而清廷拒绝做出真正的改变的核心原因是在它的周围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同声共气的利益共同体。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以主要统治者（比如慈禧）为首并受到其保护，同时其也仰赖每个共同体成员的支持。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就是以满族为主的统治阶层。到了清朝晚年，改革和革命的主张者绝大多数都是汉族人，满族利益集团就是当时体制的坚决维护者，他们害怕革命，也害怕变化，在时代的风云激荡中，他们逐渐成了改革和革命要清算的对象。

清王朝灭亡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由此而来：一个不以全民为服务对象而以既得利益集团为服务对象的政府，必然遭致另一部分人的敌对，当这种敌对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产生革命性力量，导致政权的崩溃。这另一部分人在有清一代就是有亡国（明国）之痛的汉民族，满汉矛盾到了清季几致水火不容。某种程度上说，辛亥年推翻清朝是汉民族集体对抗满族利益集团的结果。

政治现代化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名词，而是时刻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政治现代化日程。从清朝末年来说，其政治的现代化，就是要改变原有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而以现代民主制度代替之。换言之，政治的现代化首要的因素就是政治制度的现代化。

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最大的敌人，不是所谓的“体制外”，即激进的革命者，而是那些体制内的冥顽不灵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无视大众利益，损害大众利益，拒绝做任何改变。大众希望改变的，正是他们希望维持的。维持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为其利益建立保护的屏障。

因此，政治制度的现代化的核心因素是维护大众的利益，限制“小众”即利益集团的利益；上升到政权的高度，则是要奉行主权在民的原则，民众是国家、是政府的主人，应当享有一切人身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权力。

而为了保护大众的利益，为了维护主权在民的原则，则要在体制上保证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即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杜绝一切超然于制衡机制之上的化外权力存在，以此确保大众的愿望和利益通过它们实现。

凡是游离于制衡机制之上的权力必然是绝对的权力，凡是游离于制衡机制之上的权力也必然是永恒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和永恒的权力，只会造就一个对立于大众的利益集团，为了利益集团的利益，反过来他们会一直确保绝对的永恒的权力万寿无疆，绝对地、永远地不受到根本的、关键的制约，以为所欲为。

正因如此，我们才强调，变革和变化对于确保政治制度永葆生命活力、不断“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不仅要从体制上，而且要从制度上消除那些不适应新的形势、新的问题的部分，确保它的肌体健康，确保它的有效运行，确保它能为多数人服务。建立了有效的制衡机制、杜绝了超然权力、以多数人利益为利益的国家，就不可能有永恒的执政者，而只会有永恒的主人——人民。

从清王朝的覆亡历史，我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教训，也认识到，错失政治现代化的后果，其实对于那些害怕改革、阻止改革者来说，更是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轻。

而政治现代化，无论是在晚清，还是在当代，它都是一道永恒的持续发生变化的课题，它绝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自动来到，而有赖于每个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