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困境与改革的“死胡同”

丁咚 文

一位朋友毕业之后即创业，等到他打下一片天地，被他的大客户、某烟草企业看上了，提出收购，否则终止合同。为避免公司倒闭，他只得从了，随后做了这家企业高管。但他心高气傲，根本不适应国企的“官场”环境，因此决定移民加拿大。

这位朋友遭遇的现象，正是张维迎所说的“强盗企业”，对民营企业的蚕食。他们所仰仗的，无非是具有政府背景或者干脆就是政府自己办的，他们掌握了绝对权力和优势资源，因此才能够横冲直撞、肆无忌惮，直到吃下他们看中的“肥肉”为止。

而这个现象只是大转型时代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困境的一个缩影。众所周知，过去三十多年来，正是民营企业依靠它们的灵活机制，在市场的广阔海洋中乘风破浪，攻坚克难，打破了数十年公有制一统天下所造成的经济低迷、民生困顿局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而拯救了中国经济，使中国经济保持了连续的高增长，并使国家综合实力越来越强，但随着民营经济的日益壮大，它们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困惑和困境，以上现象不过是它们中之一而已，而且还不是最重要、最关键的。

一方面，民营经济促进了GDP的增长，提高了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解决了中国庞大人口的就业问题，在国民经济中分量越来越重，为广大民众解决温饱问题乃至进入小康和富裕水平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民营经济的高度增长和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正在突破传统的政治理论，在政治理论和社会现实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深的鸿沟，同时民营经济也造就了一大批在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的业主，培育了一支中产阶级队伍，他们对中共主导的政治谱系和意识形态来说，客观上是一个重大挑战。

如何对待民营经济背后的政治力量，是中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同样，这对民营企业主和中产阶级来说，虽然他们很多时候为了企业和自己的生存，并不想把自己看作某种政治力量，但他们却无法消除客观上的影响以及执政者的戒备。

正因如此，官方似乎正在面对两难困境：是继续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并最终让它自然而然支配国民经济，承认并接受民营业主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还是反其道行之，采取措施支持国有企业在更多领域居于主导地位，鼓励国有企业或者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实行企业兼并，收购民营企业，乃至在某种程度上制约和打击民营经济继续发展？

这是民营经济所面临困难、困惑和困境的总源头：经济上越来越强，但政治上却越来越尴尬，由此导致了某些后果。

我们看到，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和优势资源，实质上推行“国进民退”战略，积极扶持国有企业扩大在重要领域的份额，乘机对民营经济实施兼并，抢占原有民营经济的阵地。在短短几年里，国有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形态日趋明显，民营经济却风雨飘摇，发展环境恶化，要么被国有经济吃掉了，要么在被纳入了传统的政治谱系后重获支持，要么就得宣布破产，当然也有一批在危机中挺过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民营业主感到前景悲观，上面例子中的业主就选择了投奔异国他乡的道路。

造成民营企业困难、困惑和困境的因素其实也是中国改革在某些领域进入“死胡同”的深刻原因。主要体现于三个问题：如何突破传统的政治理论，在政治上对民营经济和它背后的民营业主、中产阶级给予明确定位，如何对待这个新兴的政治力量？如何区分政府权力的边界，政府权力到底有多大，政府在何种程度上对经济施加影响才是合理和有效的？如何实现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为民营经济提供平等的市场机会？

或者，民营业主如何摆脱悲观情绪，一如既往地参与市场竞争，在做大做强自身的同时，为国家、社会和公众作出应有贡献？换个角度说，中国改革如何突破瓶颈，走出“死胡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保持可持续发展？

其一，应当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突破传统政治理论的局限，承认并从政治上“解放”民营经济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给予其应有的地位和待遇，尊重并支持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实现政治权利平等，也要实现经济权利平等。上层建筑主动适应经济基础出现的重要变化，扩大民营业主和中产阶级的话语权，为民营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推动国民经济再上新台阶，创造条件。

其二，应当大幅度削减政府权力，增强市场机制对经济的配置作用，并加强权力的监管。在中国的特殊语境里，削减政府权力，实际上等于是说削减执政党权力。而这正是关键所在。执政党掌握多大权力、掌握哪些权力比较合适？失去权力或者缩减权力，就会失去驾驭局势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其所虑者，莫过于此，而这正是政改始终难以推进、政府权力不是减小了而是增强了、市场机制作用不是加强了而是减弱了的核心原因。

但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民营经济活力远远强于国有经济，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因此民营经济发展，关乎中国的发展，关乎中国的未来。政府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削减政府权力、强化市场机制。执政党应当顺势而为，以国家发展大局为重，放下经济权力，将它更多地交给市场，并给予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公平竞争的机会。

应当更广泛地施行民主，加强权力监管，把权力放进“笼子”里，规范权力运行，减少权力与资本勾结、权力直接运营资本的可能，将国有经济也推向市场，与民营经济公平竞争，为民营经济搬掉发展的障碍，“解放”民营经济，同时也激发国有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为经济进一步强劲发展铺平道路。

其三，应当营造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促进要素资源的平等分配，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平等机会。消除国有企业和权贵资本家的“特权”，打破其行业垄断地位，并采取规范性措施，阻止其恶意兼并行为。

只有走出“死胡同”，改革才能深入进行，民营经济才有出路，中国也才能涅磐重生，完成深刻的现代化大转型，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