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沃尔特:哈佛国际关系学教授-2020-12-27 08:24:10

早在2001年初，我和一个即将要加入布什政府的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专为外交政策专家准备的晚宴。他对自己未来的同事抱有极大的信心，对未来的期望值也很高。他认为克林顿政府是由一群善良但天真的业余人士组成，他们一再错误地处理了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他在这次聚会上对一众支持者说，他们可以放松下来，一旁休息，看看事态发展会有多顺利，现在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科林•鲍威尔、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康多莉扎•赖斯、迪克•切尼等人）又重新掌权了。

唉，我们现在都知道后来结果如何了，但在当选总统乔•拜登的外交政策团队名单出炉后，我看到大家对此作出的反应，就不由得再次想起了这一幕。对一些观察家来说，新团队成员都是天选之人；在特朗普/蓬佩奥时代充斥着反复无常、推特治国和大多数情况下毫无意义的混乱，新团队成员正是那个时代过后美国所需要的人。前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编辑大卫•罗斯科普夫（David Rothkopf）将拜登的初选名单看作是一份“全明星名单”，还认为“他们正在遴选一个一流团队”。前高级官员称赞国务卿候选人安东尼•布林肯是“对所有国家安全问题都有独到见解”的人，并称赞拜登提名担任国家情报总监的艾薇儿•海恩斯是“一时之选”和“精明干练”。

新团队赢得了专家们的谨慎赞扬，这些专家们一般很少（如曾有过的话）赞同这种提名，这些专家包括昆西研究所的特里塔•帕西（Trita Parsi）和“联合反对核子伊朗组织”的首席执行官马克•华莱士（Mark Wallace），后者认为拜登的初选团队成员都是“有才华、有思想、有理性的”。其他支持者则认为他们是有经验的、过去曾合作过的专业团队，他们已得到了当选总统的充分信任，并准备修复美国与其传统伙伴的关系。

然而，与此同时，进步派和主张施行克制外交的人则表达了更多的疑虑。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和康纳•埃科尔斯（Connor Echols）在他们的“进步现实主义者”成绩单上给布林肯的总评分是C-。其他人则指出，拜登和他的几乎所有团队精英都公开支持2003年打响的伊拉克战争。卡托研究所的道格•班多（Doug Bandow）更进一步，他警告说，拜登的这些早期任命标志着“好战派已回归并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而那些右翼人士，共和党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和汤姆•科顿、即将下台的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甚至在拜登团队成员宣誓就职前就已开始对其进行谴责，蓬佩奥这么做无疑是为了增加自己四年后当选总统的几率。

谁对谁错？实际上，那些急于对拜登政府外交政策发表意见的专家，没有一个真正了解拜登团队将做什么或他们能不能做好。过去的态度和选择具有借鉴意义但却不是决定性的：问题不是他们过去做了什么，而是他们明年和以后会做什么。尽管我自己也对新政府心存疑虑（具体疑虑是什么见下文），但对他们的评价不应基于他们过去的错误，而应基于他们未来的表现。

正如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一句俏皮话所说的：让政府偏离正轨的是“事件，亲爱的孩子，是事件”。没有一个政府能预见到所有它将要解决的问题，某人上任第一天制定的周密计划往往会被意外事件打乱。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2000年竞选时反对民族建构计划，并承诺奉行“谦逊”的外交政策，但911恐怖袭击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使他的一整套外交政策偏离了正轨。前总统奥巴马没有预见到阿拉伯之春会发生，但该事件最终消耗了美国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生命和政治资本，而他的外交手腕却没有为他赢得任何声誉。即将卸任的特朗普总统绝未料到自己会遇上一场全球性疫情，而他应对无方导致自己无法连任。无论拜登团队认为他们将执行怎样的外交政策，成功都不可能取决于他们的计划，而是取决于他们如何处理那些意外事件。

也就是说，新一届政府的倾向明显值得担忧。拜登和他最亲密的智囊仍在努力塑造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形象，而实际上，美国的这一形象即便在过去也并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成功，而现在这一形象早就过时了。在当年，美国的经济体量占世界经济总量30%以上，美国还以其行政有力和外交娴熟而当之无愧的享有盛誉，这使其能发挥巨大的全球影响力，但现在如果还以为美国能发挥这么大影响力就太没有自知之明了。虽然拜登等人可能已经认识到单极时代业已结束，美国无法独自解决这个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他们自己的声明表明，他们很可能仍心存幻想。

想想拜登在《外交事务》2020年3月号上发表的文章——《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这个标题本身就很耐人寻味，这就是拜登自信地声明其外交政策“将使美国重新回到上座”。请注意，这不仅仅是上座，更关键的是上首。这一本能是诱发过度承诺的原因：如果美国坚持在每一个重要问题上都发挥主导作用，这就会立即引发一些国家（如中国、俄罗斯）的抵制，并会诱使其它国家再次让山姆大叔承担过大的责任。

拜登在文章中提出了许多非常明智的观点（例如，结束久拖不决的战争、重新培养我们的外交人才队伍、重建基础设施、投入更多资源进行研发等等），但他也希望美国“继续提升全球妇女和女童的地位，把重点放在“反腐败方面，要将其视作国家安全核心利益”，把自由世界团结在“电子化的自由理念”大旗下。所有这些目标都是有价值的，但要实现其中任何一个目标都要干涉其它国家，告诉其它社会该做什么和如何做，或者就要在国外从事前途未卜的社会改造工程。而在我们推进这些崇高理想的同时，拜登还打算重申美国对北约的“神圣”承诺，信守我们“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对我们在亚洲的条约盟友进行再投资”，和“做更多努力，将我们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友邦拉入到更广大的民主国家同盟中。”

而这还只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如果拜登和他的团队将这份待办事项清单撕掉一半，只处理剩下的事项，那他们仍然会非常忙碌。

拜登挑选杰克•沙利文管理国家安全委员会，此人与他未来的老板志同道合。2019年1月，沙利文在《大西洋月刊》撰文，试图重新确立美国例外论，以便说服越来越狐疑的公众继续肩负起领导全球的重任。用他的话来说，“只有当公众相信美国不仅仅是一个承担一般责任的普通国家时，他们才会同意为外交政策付出巨大代价。”然而只要仔细检视就会发现沙利文的“例外论”本质上还是那个换汤不换药的老偏方，即美国“独具能力和责任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沙利文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问题的世界，而我国则有很多智多星。”

但即使这是真的，那也不意味着全世界的所有问题都能由美国方案妥善解决，更不意味着解决所有问题符合美国的利益。有时候美国会去解决问题，有时候可能某一外国势力更方便和更有动力去解决问题。沙利文和拜登都承认，美国并不完美，也曾经犯过错误，但我们不应没完没了地去琢磨这些错误，也不应去追究责任。毕竟，沙利文写道：“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由不完美的人做出的所有不完美决定所左右的，这些人掌握着不完美的信息，面对着不完美的选项。”这是理所当然的，但这并不能免除他们（和我们）的责任去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此外，拜登团队的真正优势（熟悉详情、有从政经验等等）也可能是一种负担。尽管在战术选择，甚至在更宏观的战略目标排序方面，下一届政府内部肯定会有分歧，但参与讨论的这群人都具有极为相似的世界观并肯定会怀念美国曾经拥有过的霸权地位。正如沃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曾经警告过的那样，危险在于，“当所有人的想法都相同时，没有人会去深思熟虑。”人们即使不完全同意 “团队应由众多互相竞争的对手所组成”这一理念，也会认同拜登政府如果任命一些反对派会大有好处，这些反对派在之前讨论北约扩大、伊拉克战争、干涉比利亚或2009年增兵阿富汗等问题时都提出了异议。

拜登对民主的公开承诺也令人有些担忧。诚然，一改特朗普任性粗野的作风，不再艳羡各类专制统治者，恢复美国与其它民主国家的友好关系是有意义的。但拜登承诺在他上任的第一年就会召开一次全球民主峰会，他还经常把“自由世界”之类的陈词滥调挂在嘴边，它们所引发的麻烦可能比它们能解决的麻烦还要多。

首先，鉴于美国本国的民主制度已处于危机四伏之中，拜登还召集其他领导人到华盛顿来“重振自由世界的精神和共同目标”就显得有点不自量力。其次，嘉宾名单里是只有完全自由民主的国家，还是也包括印度、土耳其、波兰、匈牙利，以色列等民主程度尚无法达到自由主义理想标准的国家？第三，让民主成为拜登外交政策的核心，将使美国与中国日益加剧的竞争演变为意识形态上的较量，这使两国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更难展开合作，使中美长期共存的可能性变小。以这种方式强调民主也可能使本届政府重新滑向各种形式的体制更迭深渊。如果他们真的相信“电子化的自由理念”，那他们怎么能克制住自己的冲动，不去支持那些密谋推翻独裁者或促进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团体呢？

于是，我的最后一个顾虑产生了。拜登甫一上任，他和他的同僚们就会收到大量求助者源源不断的请求。欧洲人想知道他会如何处理乌克兰问题，解决在爱琴海发生的希腊—土耳其冲突和弥合欧美对待科技巨头的分歧。亚洲国家则想要更多的援助去抗衡中国，阿富汗人、索马里人和其它国家的人想游说美国继续打击塔利班、“伊斯兰国”、索马里青年党等。美国在中东的传统盟友将竭力阻止拜登重返伊核协议；如果拜登一意孤行，那他们就会游说美国提供更多的武器援助和额外的安全保障作为补偿。然而，你不会看到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会为了帮助山姆大叔而自愿多事，如果以史为鉴的话，它们将不会兑现自己的崇高承诺去为本国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问题是：拜登及其同事将如何处理这些堆积如山的请求？哪些地区将拔得头筹？又是哪些国家会被告知要自食其力？在拜登团队的世界观里似乎基本不存在避重就轻的观念。因此我担心他们会花太多时间去向别的国家证明特朗普只是暂时出现的反常现象，而花太少的时间去帮助盟国自力更生。

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希望拜登团队能够帮助美国克服其在单极时代的自我膨胀和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的低效混乱，即使最终证明我是多虑了，那我也会很高兴的。事实上，尽管我曾经用整整一本书的篇幅来论述美国的外交决策者执着于一个失败的大战略，抵制承担任何责任和进行任何改革，但拜登团队如能改弦更张，那我将不胜惊喜。

来吧，拜登：证明我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