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中国特色（2）：中国人眼里的“是”和“真”-----中西分野的起点
关于中国文化的种种特色，我以为尤其以国人关于“是”和“真”的观念为突出。讨论这个问题，要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说起。
我将某个民族的文化定义为这个民族的所有大脑的产物的总和，大到文字、技术、思想、战争、国家、政府、等等，小到穿衣服、建厕所、欺诈、打劫、等等，都属于该民族的文化。即除了人的本能行为外，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文化产物。（而社会的制度设计则是文化中的特殊一项，它的产生是文明出现的标志。换言之，有文化时未必已经有文明，有文明时必有文化。）
对于人类进步有重大意义的各种重要文化产物中，就思想而言，我以为以社会制度的设计思想是为重要的一项；就技术而言，文字的发明则是重要的另一项。社会制度设计问题已经谈过太多，这里只讨论文字的发明。如果人类文化是所有大脑的产物的总和，文化一定是累积的结果。由于文化不能随基因传递，没有文字前的文化积累只有依靠人的记忆和口传，而有文字以后便有了文字的纪录，它比较大脑的记忆既准确又可靠，同时可以反复使用，修改方便，传递的范围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都比只依靠大脑远远扩大许多。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是没有文字的，也没有一个文化极其落后的民族拥有自己创造的文字。
文字作为工具的目的是纪录通过语言表达的各种思想成果。早期的文字工具都是图形式，通过图画来纪录思想，语言和文字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这种方式显然符合人的一般发明过程，即通过模仿来制造工具。汉字属于这样一类的发明，比汉字更早的苏美尔文字在演变为楔形文字前也是图形文字。但是，图形文字的明显弱点是难以画出抽象的思想。我曾经让一个9岁的儿童用他所知道的除了文字以外的所有可能的符号----包括图形、颜色、各种记号等-----来表达“好”，他画了一个白色的圈，然后解释说因为他的妈妈喜欢这个颜色。当我再要他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真”时，他想了好一会，最后放弃了，说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读者也可以自己试试，体验一下两者的差别。
这个孩子的困境可能正是我们的祖先早期使用汉字时的困境。比较“好”、美”、“是”、“真”等几个字，只有“真”字出现最迟，首见于大篆，其他几个字都出现在金文中，“好”和“美”字则更早见于甲骨文，按《说文》解，就是“女子为好”，“羊大为美”的意思。而“真”字的《说文》解则是依小篆字形,从华(huà),从目,从乚(yǐn),从八，故有“仙人变形而登天也”之解。《说文》同时指出“六经无真字”，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外加失传了的《乐经》中都没有这个字。不仅如此，我在四书之首的《论语》中从头读到尾也没找到这个字。换句话说，不论是人们认定的孔子编撰的《六经》还是后人为他撰写的《论语》中都没有“真字”。同时，被《说文》解作“是，直也，.....以日为正曰是”的“是”字在《论语》中也没出现过。而“假”、“伪”这样的字出现的时间和“真”字相近，都是首见于大篆，并且都没有在《论语》中使用。
孔子生于前551年，72年后于前479年辞世，当时大篆字已经出现。儒、道两家的另一宗师老子虽然生卒年月不详，但他留下的《道德经》（或《老子》）则有学者根据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推断其成书或初步成书至晚也是战国（前476-前221）中期，即与六经基本同期。而老子的《道德经》中出现了“真”字三次，我们或可以据此推论，孔子不用“真”字恐怕不是因为无该字可用，而是没用到相关的概念。那么《道德经》里三次用到“真”字又都是什么涵义？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人那时关于“真”的概念。下面我们分别看这三次的具体用法。
第一次见于第二十一章：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引别人的释文如下： ......（道）是那样的深远暗昧啊，其中却有精质；这精质是最真实的，这精质是可以信验的，......
再看第二次用于第四十一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释文：......广大的德好像不足；刚健的德好似怠惰；质朴而纯真好像混浊未开。.....
最后看第三次用于第五十四章：善剑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释文：善于建树的不可能拔除，善于抱持的不可以脱掉，如果子孙能够遵循、守持这个道理，那么祖祖孙孙就不会断绝。把这个道理付诸于自身，他的德性就会是真实纯正的；……
将上面的用法总结起来，第四十一章里的“真”说的是纯真，属于感觉的真；而其他两次都是断言的真，属于信仰的真。两种用法都不是指客观的真，也不是指逻辑的真。所以，过去2000多年汉人的两大思想宗师儒、道两家各自的镇山典籍里要么没有关于真的概念，要么只有感知之真，而缺乏客观真和逻辑真的概念。这个现象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吗？我以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将这一现象和为今天世界普遍（包括汉人自己）接受的希腊哲学做一比较，看看现代科学、道德哲学、政治学、逻辑学等的源头学问和作为汉人的源头学问的儒、道两家有何差别，因为特色就是通过差别所彰显的。
主要古代希腊哲贤如巴门尼德（约前500年）、苏格拉底（前469-前399）、柏拉图（前427-前347）生活的年代正是和孔子、老子相同的年代，而他们所开创的希腊哲学的立足点不是别的，恰恰是儒道两家忽略或不为重视的“真”与“是”这两个概念。其中“真”的概念比较容易理解，“是”则是一个汉人没有并容易误解的概念。
前面介绍的儒道两家均阙如的汉字“是”和我们今天用的“是”有很大不同，与希腊人的eimi（英文为to be，being）------即我们通常译作“是”的词-----更是相去太远。按照王太庆教授的解释，希腊语eimi的愿意是“起作用”，与宾语连接则为“起何等作用”（相当于逻辑判断中的“是”），如果加上时、空界定词则为“在何时、何地起作用”，所以是一个三合一的词。不仅希腊思想里是这样的用法，基督教圣经里也是这样的意思，其他如英、俄、德、法、以及印度的梵文都有这样的用法，是其他主要文化的相通部分，但却是汉字没有的东西。汉字的“是”只是系词，并且其较为固定的用法还是近代发展而来，古人不用系词。因此，“河边是驴坛网友”到了古人那里就成了“河边驴坛网友”了，所以儒道两家都没有用“是”，但是都用到“有”，也就是希腊人的eimi中的“存在”（即上面说的“在何时、何地起作用”的那部分意思）。所以，我们由此知道并不是我们的祖先毫无本体的意识，而是没有有如希腊人那样的一个对应的词来表达一种复合概念。究竟是汉人没有产生复合概念的能力还是即使产生了这样的概念也无法记录？这成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那么，这个being（或to be）和“真”到底有什么关系要被洋人如此紧密地捆在一起？说起来其实也没啥秘密，不过是希腊人认识到，求真只能对于实在进行，所以才有巴门尼德最早对于实在的定义：它是，它不能不是；它不是，它必定不是。这是因为求真是理性思维，它的对象首先必须是干净的，可以定义的，没有这一点，求真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却恰恰是儒道两家都没有意识到的，或者无法通过图形文字来表达的，因此才有儒道哲学和希腊哲学的截然不同。
上面的这个不同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呢？意义极大！-----因为希腊人正是在他们的“是”和“真”的基础上建立了理性思维，这两者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没有这两个基本的概念，可以说就没有可能出现系统逻辑，也就没有今天的现代科学，不可能有现代的伦理哲学，甚至不可能有基督教神学。而对于汉民族来说，没有这两大重要概念的两千多年来汉人赖以立身安命的儒道思想，不仅铸就了中华文明的特色，而且成了汉文化中从此不再可能发展出系统逻辑的死结。
汉人今天谈起中华文化的历史，总爱说春秋战国是中华文化历史上的辉煌一页。这话我以为最多说对了一半，恐怕一半也没有。我以为百家时代的所有学说其实都没有发展出是-真概念（指其客观性和逻辑性定义），而不论是确立儒道学说还是其他学说为国学，汉文化都会从此和西方文化形成清晰的分野。试想如果当时的汉人的成就是将汉字发展为拼音文字，汉人将从此有一件可以真正如实记录思想活动的利器的话，历史就可能彻底改写了。苏美尔人使用了图形文字约500年后将其改进为楔形文字，这才有后面的希腊的拼音文字的出现，也才有希腊人思想活动的如实记录和代代相承的探究和积累，所以才有后来的辉煌成就。汉人自甲骨文的使用到孔子著六经几近1000年，但是汉字总数也就是4000多个。这1000年中以及后来的年月里究竟有多少汉人的思想活动未被记录或无法被记录是一个无解之谜，唯有至今仍存的儒家经典都不见“真”字这一扎眼的事实，成了一个永久的汉文化特色。
（待续）
上面套蓝句子为刚才添加的．
| 河边 中国特色（３）：好字当头 vs 真字开道 时间: 26 11 2014 17:50 | | |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中国特色（３）：好字当头 vs 真字开道
前面一帖讨论了儒道两家都缺失希腊哲学所赖以建立的“是”与“真”，并说明这一现象其实是春秋百家都有的问题，所以春秋百家的兴盛其实就是东西分野之时。这一说法显然与国人传统的看法不同，因为国人反思中国的落后时通常都将春秋百家时期视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顶峰，只是独尊儒家扶错了人，所以才会有后来的愈演愈烈的三纲五常、等级制度、痴孝愚忠、读书做官、上智下愚、等等，竟至帝王专制往复循环，社会发展走入死胡同。所以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传统。这一思路到了４９年后发展到极端，但是中国并没有通过推翻传统就因此发达起来。
这中间的道理说穿了并不难懂。因为在社会的制度设计出现法治社会以前，国家的统治权力尽管都是通过暴力获得，但都还需要信仰的支托，它是使制度获得正当性的必要条件，否则暴力必定无休无止。所以不管君权是“天授”还是“神授”，政教（教即信仰）合一是普遍的制度形式。在中华帝国就是主要依靠孔子的儒学和后来的“儒释道三教合一”后的“儒教”与政权的合一来实行统治，成为中华政治传统，一治一乱地反复循环。待法治社会出现后，一旦传统被打破，制度要么转向法治社会，要么以新的信仰取代被推翻的传统，实行新的信仰和政权的合一。后者恰恰是４９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即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信仰取代传统信仰形成了新的政教合一，而不是转向了法治的社会制度。这种情况在８０年代以后又进行了一次企图以传统帝国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变，还是没有实现真正的政教分离来建立法治社会。但由于大陆过去对于传统的破坏过烈，加上大规模实行市场经济，所以现有的政教合一的程度不可能回到早先的传统社会，表现为缺乏坚定的信仰和政权的合一来支持统治权力。
传统的破坏和恢复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我们都知道文化不是通过基因来传递的，所以文化传统只能通过“教化”来传承。所谓“教化”，我的理解就是施教一方的言传身教加上受教一方的身体力行。来自一个大脑的文化创造要成为传统，必须首先成为大多数的共识，再经过教化来传承，在自然条件下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假以时日才会实现。一旦实现，传统便有了雄厚的基础，要把它彻底破坏掉也必然有一个渐进过程。这不同于现代社会里依靠传媒的快速传播形成的“时髦”那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所以，大陆自民国肇始起就开始的反传统，其中既包含了文化上的自我主动清除又包含了外来文化的冲激荡涤，１００年下来不能不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过，若比较今昔国人的思维方式的话，恐怕还是会有很多“似曾相识”之处。其中道理留待后述，先回到前面的话题，
谈中国特色，当然是谈中国的不同人之处，所以一定免不了要比较别人的不同，也就是要谈别人的特色。前面说了中西分野始于春秋百家，希腊人把学问的基础明确地建筑在理性思维上，首先定义“是”，要从可以清晰定义的对象上求得真实的知识。而诸子百家却没有这样的认识，既没有“是”，也没有客观的真和逻辑的真的概念，不仅孔子著六经不用一个真字，连他的弟子为他写的书里也无一真字。为什么这种差别就一定会造成后来中西文化的截然不同的走向，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这个问题需要从认知过程来理解。
思维过程中需要不断进行判断，并以结果作为下一阶段的思考的转折点。好坏判断、真伪判断、美丑判断是最为重要的普遍使用的三大判断，并由此衍生出更多的从属判断。好坏判断（包括善恶判断）属于价值判断，是主观判断；真伪判断属于存在判断，是客观判断。而美的判断则属于更高一层的在感觉和知觉两方能够和谐地统一起来的判断，在希腊人眼里真就是美，无真则无美；而在汉人那里，好／善才谈得上美。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正是由于前面说到的两者的分野：希腊文化以理性为先，求真第一，真字开道；汉文化以感性为先，求好第一，好字当头。所以，以希腊文化为源头的文化对于知识必先证其真实性，不真的东西即是不存在的东西，是无意义的，没有对其再作任何判断的必要。汉文化则凡事先判断其好坏、善恶，一个坏的东西即使是真的也还是坏东西，既然追求好／善是人的普遍愿望，坏的东西自然是无用的东西，还有什么必要去深究它？所以希腊人认为美就是真，汉人认为美就是好（善）。
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别衍生出一系列的差别。我以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下面几点：
１、西方文化的早期的研究对象是自然，因为只有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后来还包括人的身体）才是可以定义的。（弗洛伊德的伟大在于他是第一个建立了一种方法，从此可以将人的心理作为研究的对象。）正是从这里开始，希腊人注重建立系统逻辑，强调理性思维的力量，在了解自然的基础上（自然律）规定人的社会道德，逐渐发展为对于自然的征服，并进一步理解自然力和个人自由的关系，最终用“自由是人的目的”的思想来设计社会制度，并不断了解和征服自然，形成了现代人类的“演进”的文明。
２、古代中华文化的注重对象则是人的行为，强调具体的行为的好坏、善恶是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而自然不过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无情无义的东西，所以不是我们要去理解的对象。因为好坏判断是主观判断，没有客观标准，所以思考必须是以自身的感觉对照权威的标准才有意义，因此“圣人”（或“圣人”的替代权威）是思维中不可缺少的参照物，而不是将“逻辑真”作为推理正确性的检验。一旦缺了人的权威，古人思维的取向就是首先确立一个新的权威（包括“代圣人立言”），否则整个社会必然陷于混乱。理解了这一点，我们自不必奇怪为什么中华文明几千年没有对于系统逻辑的需要，也不难理解即使汉人从印度引进了逻辑学以后，直到乾嘉学派能够娴熟地玩弄逻辑时，也没有建立过自己的系统逻辑。
３、西方文明如果只靠希腊文明，那么必然会有对于人的行为关注不够的问题。西方人的幸运还在于他们还有与希腊文化相冲突的如汉文化一样关心人的行为的希伯拉文化。不过希伯拉文化和汉文化的不同在于前者创立了高度抽象的一神教，后者却没有真正发展出宗教，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汉文化的抽象程度不够，有太多的“意会”（它不是抽象，而是模糊），―――恰如孔子对于人生终极问题的回答“不知生，焉知死”那样，没有清晰的逻辑追问。
这些不同又是如何影响到人的道德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看几段明恩溥对于中国人的批评：
―――谈话中间突如其来的、难以察觉的跳跃，没有事先的提示，从一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从一个人物转向另一个人物，从一个世纪转向另一个世纪，这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并没有任何惊异可言，．．．．
―――．．．．普遍存在的习惯：把事实当作原因。例如当你问厨师“为什么面包里没放盐？”他的回答是，“我们向来不在面包里放盐。”“你们这里有这么多冰，为什么不在热天用来冷藏食物到冬天吃？”“我们这里向来不这样做。”
―――当你问，“你来多少天了？”回答是“有几天了。”
明恩溥抱怨的是，这些例子表现出中国人思维的逻辑混乱（实事真和逻辑真的混淆），可是他不知道，回答他的问题的人或和他交谈的人对于自己的回答或改变话题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好，同时，那个回答老明问题的老中多半还谦卑有礼，态度极好。
（待续）
| 河边 中国特色（４）：讳言和谎言 时间: 01 12 2014 17:34 | | |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中国特色（４）：讳言和谎言
先简答一下沙弥在我前一帖后跟帖提出美学的定义问题。我前面讨论中西文化现象时提出的美的判断问题当然是指古代汉人和古代希腊人对于美的不同理解，和美学在近代系统化了以后的美的定义无关。古人关于美的观念要简单得多，是建立在感觉和知觉的统一的基础上，例如汉字的“羊大为美”的观念以及希腊人关于数学的“和谐统一的美”，两者各不相同，都不同于现代人的美学意识，所以前者才会释为“美即好”，后者是“美即真”（因为希腊人认为数是客观事物的真实特性），不能把它们搞混了。
人类学的研究证明现代人的出现已经有200万~250万年的历史，而人类进入农业社会的历史才不过一万年，进入工业社会的历史不过几百年，进入信息社会的历史则只不过２０年。究竟是什么原因人类要花上２００多万年之久才能从采集－狩猎生活进入种植－牧养生活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猜想的是，这些变化一定和人的思维有关。影响思维的要素首先是语言的发生，比较权威的看法是人类有了语言的历史在２万～５万年之间（也有人说有150万年之久）；然后是有了文字，最早的苏美尔文字大约是４５００年前的发明，表意汉字的早期形态甲骨文字有近３４００年的历史，而最早的可以称为完备的记录语音的表音文字则是希腊人2900年前发明的。
直到2400年前苏格拉底告知希腊人用抽象的逻辑方法可以获得真理之前，希腊人的思想是受“智者学派”的主导，虽然也注意研究知与行的问题，但是认为人类无法真正获得可靠的知识。生活在中原地域的汉人那时也已开始关注人生活的世界和人的行为。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苏格拉底会如此与众不同，能够想到纯粹理性（形而上学）对于求真的价值，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儒道两家有与众不同的能力来提出“仁”和“道”的理念；但我们可以相信的是，他们都是站在前人的肩头上并且还要有适合的工具才有可能作出后人难以企及的贡献。只有在有语言和文字的地方和时代，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不同程度的的文化成就，所以我们无法排除语言和文字的影响，毕竟思想是通过语言和文字来交流累积的。
东西分野的核心问题从表面看是各自关注的对象不同，但是深层的原因是思维的方法不同，中国人缺乏系统逻辑，希腊人开发了系统逻辑；中国人缺乏开发系统逻辑的抽象文字工具，希腊人是最早拥有这种文字工具的民族。很多人没看到或忽视了这一点，仅以表面现象来解释中西分野，如新儒学所提出的儒家是“内向超越”，并将希腊人的成就称为“外向超越”，这种看法显然抹煞了两种思想所代表的人类文化的总体成就的不同阶段，再用它来解释现代东亚民族的现代化成就是儒家思想的成就自然也就没有说服力，免不了混淆模仿和创造的差别。这个话题留待另文讨论。
上一帖里我分析道：对于依靠好坏判断而缺乏真伪判断的古代汉人来说，“因为好坏判断是主观判断，没有客观标准，所以思考必须是以自身的感觉对照权威的标准才有意义，因此“圣人”（或“圣人”的替代权威）是思维中不可缺少的参照物，而不是将“逻辑真”作为推理正确性的检验。”因此，古代汉人的思想方法的特点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和权威依赖性，而权威依赖性方面又因为方法自身缺乏抽象能力而没有建立如一神教那样的抽象权威，所以思想所依赖的权威是具体的人，没有确定性。例如，孔子说“上智下愚不移”，孟子说“人皆可以成尧舜”，这种截然不同的权威说法不仅给后人运用好坏判断时带来困难，还使儒家道 德哲学缺失了清晰性，并且最终变成权威都是通过依附于权力来体现。理解这些特点是我们理解汉人和西人的交流的困难所不可少的。
话再回到上一节介绍的明恩溥的批评，我们先看一下明的厨师对于为啥面包没放盐的回答：“我们向来不在面包里放盐。”在明恩溥的逻辑里，如果面包里没放盐，只有两种可能：
１、是厨师忘了放盐。
２、是厨师决定不放盐。
不论是上面那一种原因，各自又都有自己的原因，这就是所谓的因果链。从厨师的回答，我们可以推论，是厨师决定不放盐，而不放盐的决定是他抄袭其他人的做法的缘故。又如果厨师是因为其他事情而忘了放盐，他的回答也很可能不是“忘了放盐”，更可能是“我早上帮助明夫人剪草去了”等不同理由。这种事情大家恐怕都有经验，即我们谈话时会在因果链上跳过一个环节，这在中国人中间通常不是一个问题。明恩溥自己多少也早已悟出了这一点，所以他还批评过中国人“谈话中间突如其来的、难以察觉的跳跃，没有事先的提示”，在同一本书中还说，“要与中国人交往，除了要具有完备的汉语知识，还要具备很强的推力能力，这可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即使如此，很多场合下还要误入迷途，….。”他举例说，“一天某个仆人来见我，说要看望他的生病的婶婶。从他的言谈看得出来他没有婶婶，这样说的原因很可能是和领班搞不好，不愿再干下去，但是又不愿明说，就找一个借口可以就此离职，….。”在明恩溥看来，上面两个例子中，中国人在第一个面包没放盐问题上等于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在第二个问题上则未将实情告诉他，所以不是逻辑混乱就是拐弯抹角。如果换上一个极端的美国人，他就干脆说中国人就是撒谎成性，不知道什么是说实话。
问题的根源我以为恰恰在于前面分析的中、西思维方法的不同。很多中国人回答问题时首先考虑的不是“真”，而是“好”，即是说，一个人回答问题时，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回答是否“得体”（即是否“好”），然后再决定“如何说话”。举一个我最近观察到的例子：一个5岁的华人男孩和父母一起拜访朋友，恰逢朋友的双亲也来探望自己的子女，而这对老人两年前见过这个小男孩。老人中的一位就问小男孩是否还认识他们，小男孩朗声回答说“不认识。”小男孩的母亲听到后立即斥责自己的孩子“这样没有礼貌？！”然后把小男孩拉到老人面前来让小男孩说“爷爷奶奶好！”这就是中国人典型的教化-----尽管小孩子只是说了句实话，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恐怕都是在这样的教化下成长起来的。
既然好坏判断的特点之一就是尊重权威，将个人的一项决定公开时，最好的结果就是这项决定是根据权威的意见作出的。对于那位回答明恩溥的问题的厨师来说，他如果仅仅说出自己决定不在面包里面加盐就显然不是最好的回答，因为他还没有说明自己的决定的根据，所以将自己的决定的权威依据作为回答说了出来就是他的逻辑选择，只是他的逻辑选择恰恰在明恩溥的逻辑推断之外，所以在明的眼里是违反逻辑的。同样的道理，明的佣人不愿意说出自己辞工的真正理由也是出于求“好”的考虑，为了避免“不好”的冲突而做的选择。但对于“真字开道”的西人来说，罗马哲人西塞罗（Cicero）的名言“思之坦然，言之亦当坦然。（If we are not ashamed to think it, we should not be ashamed to say it. ）”是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箴言；而在西塞罗之前，苏格拉底又早已要人们区分清楚一句话究竟说的是真实，还是好意，或是需要，因为太多的人会把这三者搞混了。明恩溥是个传教士，受过系统的神学教育和当时的科学教育，是饱受西方传统教育的人，当然也就无法理解他遇到的中国人的逻辑了。
显然，中国人的说话以“避坏求好”为要的心态的根源在于我前一帖里说的“好字当头”的文化特色，其行为后面的心理特征我将其称为“讳言心理”，即说话时先要考虑哪些不能说，然后决定如何说。“讳言”的本意在字典里释作“避忌，有顾忌不敢说或不愿说”，所以讳言作为名词就是“不愿说或不敢说的话”。《在线新华字典》列出带有讳字的词共１１１个，其中双字词８１个，三字词２个，其余为四字词（多数是成语），全部列在下面：小讳、疑讳、月讳、正讳、问讳、题讳、私讳、填讳、避讳、辟讳、圣讳、斥讳、惭讳、护讳、革讳、犯讳、讳辟、讳迹、讳恶、讳名、讳屈、讳疾、讳生、讳死、讳穷、讳掩、匿讳、名讳、讳所、掩讳、尤讳、抑讳、隐讳、有讳、御讳、干讳、范讳、法讳、奉讳、触讳、抵讳、称讳、不讳、时讳、胎讳、台讳、无讳、凶讳、国讳、官讳、公讳、讳言、讳免、讳讦、讳过、讳问、讳字、讳门、讳蔽、讳人、讳日、忌讳、空讳、拒讳、家讳、讳谀、讳亡、讳老、讳隐、讳犬、山讳、曲讳、偏讳、内讳、密讳、庙讳、连讳、讳匿、讳忌、讳避、讳饰、不可讳、讳饰格、讳树数马、讳莫高深、讳莫如深、讳败推过、忌讳之禁、吃食讳食、不讳之路、不讳之变、上讳下讳、无所忌讳、无可讳言、无庸讳言、转喉触讳、正言不讳、直言勿讳、毫不讳言、临文不讳、讳恶不悛、讳兵畏刑、讳疾忌医、供认不讳、以言为讳、不讳之门、不讳之朝、入门问讳、直认不讳、直言无讳。这中间除了几个是反对讳言的词，绝大多数都是各种各样的讳言（不过大多数我都不认识）。《论语》说“直而无礼则绞”，这是国人皆知（或受其教化）的名言，结果说真话就成了“单刀直入”，变成了性命交关且需要极大勇气的事情。
遇到讳言之处既然不能或不敢说，但是事情又要办的话，那就只好像明恩溥的佣人那样另说一套。在中国人的逻辑里，这不是谎言，是讳言，可是本来应当是不能说的话成了说出的另一番话，讳言于是在事实上成了人们说出的和事实不符的话，当然在外国人耳朵里就是谎言了。洋人有“white lie”一说，但那还是谎言（lie），所以人家不承认在与事实不符的话语之外还有另一种不是谎言的东西，结果就产生了“中国逻辑”和希腊逻辑的冲突。可是在古代汉人那里，讳言的概念（按《说文》的解释，讳即“誋”（或忌），自金文就有记载）远远早于“真”字和“假”字的出现，可见当时人对于讳言的理解的确不是“假言”，只是由它支配的行为后来演变为事实上的说假话，而且一说就是两千年。
明恩溥引用比他更早对于中国人的诚信做出观察的英国人基德(Samuel Kidd, 1799-1843)的话说，“如果把这一美德（指诚信----河）看作是中国人的一个特征，那就不仅会看到中国人不仅在实践上蔑视它，还会看到‘诚信’与现有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中国人不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的表现，往往与诚信背道而驰……。”不过明恩溥还是通过自己的观察认为，“尽管中国人表里不一，但是他们在很多地方表现出真正的谦虚。不过，无论男女，肯定有不少是假作。常听人们议论一些不愉快的事，往往是吞吞吐吐，不全说出口，也说不出口，但彼此心照不宣，只是表明不愿多说。但是一旦被惹急了，原来谈吐文雅的人也会口无遮拦，什么难听的话都会骂出来。”
这些文化特征，在我看来都是因为“讳言心理”的作祟使然，它无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国人的道德哲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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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 中国特色（5）：“两种逻辑”的国人 时间: 03 12 2014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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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5）：“两种逻辑”的国人
逻辑当然只有一种，明恩溥的逻辑尽管不同于他的中国仆人的逻辑，但是两人只能各持一套逻辑，因此无法从逻辑上进行沟通。明恩溥的仆人能否在保持自己的逻辑时也学会明恩溥的逻辑？看来不太可能，因为一个人总不能自己和自己逻辑冲突打仗吧。不过现实的世界中却恰恰存在着很多的中国人，他们还真是拥有两种逻辑，同时还照样活得有自滋有润，在逻辑世界里自觉游刃有余。
老芦写的万千文章里，有一篇著名的《中国人会思维吗？》，其中写道，“从咱们（中国人----河）老祖宗起就不懂逻辑思维。”老芦的“中国人不会逻辑思维”的观点几乎是人人皆知，教育国人如何逻辑思维是老芦的“疗愚”工程的重中之重。芦文在这方面的论述可谓既深且广，读了不能不让人信服。不过，老芦和明恩溥等同样没有说明白的是：如果中国人不会逻辑思维，那他们又是如何思维的？人的思维之所以是逻辑的，原因在于世界是以因果关系存在的，不能理解因果关系的人必然首先被自然法则淘汰。因此，尽管发展出了完备的系统逻辑的民族只有希腊人，但是其它所有民族都是和希腊人一样必须使用逻辑思维，无一例外。但是逻辑如何使用却可以花样百出，如同各种游戏有不同的规则，玩同样的游戏的人如果使用不同的规则那就玩不下去，例如下国际象棋时一方使用国际象棋规则，另一方使用中国象棋规则，那就必然出现乱棋。我前一帖对于明恩溥和他的中国仆人的逻辑冲突的分析说明的就是这一点。
中国人“好字当头”的价值取向造就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逻辑，中国人靠着它活了两千年，尽管不可能发展出系统逻辑，但是还是发明了很多技术，各种成就虽然不都是世界顶尖，但若说这些成就都稀松平常也不公平。尚若西方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没有工业革命，西方人虽然手上握着系统逻辑，其全部成就也未必比中国人高去太多，也和中国人一样贫穷。可是，人家就是弄出了现代科学，并且从此引领着人类文明的走向。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西方引领还包括在国人脑子里建立起“两套逻辑”。
国人脑子里的第一套逻辑当然就是如明恩溥的仆人们那样的传统逻辑思维，一直相传到今天，仍在广大人群中使用着。而国人脑子里的第二套逻辑则是希腊人创造的系统逻辑，自现代科学教育传入中国后，凡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人都要学习使用这套逻辑。所以，严格地说，中国人读书人的古代教育是“单逻辑”教育，而在现代则是“双逻辑”教育。
古代的单逻辑教育和现代的双逻辑教育的相同部分是“好字当头”的那种价值判断教育，不同的部分是上面说的用于科学教育的系统逻辑教育。这恐怕是世界上少有的现象，所以应当算得上是中国特色。下面分析一下这种听起来怪诞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这一怪诞现象缘起于下面的事实：现代科学尽管起源于来自两希文明提供的系统逻辑和一神教的融合，但是现代科学却在天然的反神学的同时，并不一定总是反儒学。这是因为现代科学的指向是彻底解密自然，必然威胁到一神教的“神创论”，而一旦“神创论”受到威胁，基督教则必然受到重创。儒教的情况则不同，尽管道家也谈论宇宙的起源，但是毕竟既不系统也不是儒道学说关心的要点。儒家关心的是人的道德，世界究竟是自在的还是神创的，在孔子的眼里属于“怪力乱神”问题，所以灌了一肚子的儒汁的中国读书人对于《圣经》的排斥恐怕远超过《天演论》，基督教数百年来在中国的传播一直困难不能不说和这有关（现在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则不能不说和推翻儒学有关）。随着科学思想在欧洲的传播而兴起的启蒙运动的大推手伏尔泰在批判神学的同时推崇儒家道德正是这种现象的注脚：科学未必总是首先拒绝缺乏科学精神的思想，科学首先拒绝的是和它争夺对于同样现象的解释权的思想。
于是，在按照西方学校建设的中国学校里学习的中国的学生可以在上午第一堂的语文课上讨论什么是某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务必达到众口一词，认定一个权威；然后在第二堂的科学课上学习进化论，同样的认定一个权威，只有一个答案。对比之下，西方的学生则在第一堂语文课上讨论某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务必个人充分表达，“见仁见智”，切忌众口一词、以一个权威为依归；然后在下一堂的科学课上学习进化论，还要了解这中间的分歧和纷争。
所以就有了一种现代的中国读书人：他们面对系统逻辑问题时，知道自己面对的是逻辑求真问题，或者是实证求真问题，所以只要能集中注意力，免于情感的干扰，他们会按照自己学过的逻辑程序求解，也能和西方人用同样的逻辑交流。一旦面对非系统逻辑问题时，他们会自动转换逻辑程序，回到“好字当头”的思路，想法和明恩溥的仆人们无异。老芦的观察和批评其实和明恩溥相同，不过两人面对的却不是相同的人，所以老芦批评的对象总是不服气，毕竟人家除了受过第一种逻辑思维的训练之外还受过第二种逻辑（系统逻辑）思维的训练。
在社会的制度设计出现法治社会以前，国家的统治权力尽管都是通过暴力获得，但都还需要信仰的支托，通过信仰人才可能依照相同的权威实行自我约束、制定相应的规则，所以它是使制度获得正当性的必要条件，否则暴力必定无休无止。因此不论在“君权天授”还是“君权神授”的国家，政教（教即信仰）合一是普遍的制度形式，思想的专制因而是普遍现象，欧洲在政教分离之前也是如此。但是由于科学和神学的不相容，随科学兴起就必然有启蒙运动来颠覆神学的统治地位，彻底实现政教分离后，社会制度就要么走向法治（即所谓的“世俗化”），用抽象的法治来替代信仰的普遍权威，取消思想专制；要么树立新的信仰，走向另一种专制（如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在中国，儒教虽然通过政教合一发挥如基督教在欧洲的作用，但它缺乏对终极问题的关心使得它未必成为科学死敌，因此科学的兴起难以引发针对儒教的“启蒙运动”来唤醒民智，没有经历启蒙运动的国人更容易因循旧道接受统治者树立的新的信仰权威来实现政教合一的统治，死记硬背旧权威不过改换成死记硬背新权威，思想专制还是思想专制，对与错还是权威说了算，这种情形甚至也包括实行民主制以后的台湾，在思想上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专制，不过在大陆人的眼里则是“保留了更多的传统文化”而已。
所以，当今时代还是有很多中国人如同先人一样在很多问题上使用“中国逻辑”思维，不免显得强词夺理，逻辑混乱；却也同时能在另一些问题（主要是科学及其相关问题）上头脑清晰，逻辑清楚。这一特色或许还会长期存在，直到一场启蒙运动来彻底改变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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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边 中国特色（6）：“集体主义”的背后 时间: 04 12 2014 18:49 | |
|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中国特色（6）：“集体主义”的背后
认知研究揭示：思维-----即大脑对于信息的处理-----是通过大脑神经元之间的联系进行的，对于特定的对象的认知需要通过特定的神经元（区域）的联系来进行，一旦某种联系固定了，人的相关思维也就表现为固定的模式，人就通过这种模式来获得知识，形成思想观念，再用相应的观念形成行为的动机，最后表现为对于该类认知活动的特定的行为模式。当某个民族中的多数人的行为模式都是相同的或类似的，我们就把这种行为和对应的思维归结于“民族性”，如果它明显地有别于其他民族，我们就将其称为“民族特色”。
对于中国政治中的悠久的专制传统的文化根源的一个经典解释就是中国文化中存在强烈的“集体主义”，而西方文化则是“个人主义”，两者的不同在于前者将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至上，而后者则给于个人的权益以优先考虑。如果再问为什么中国文化有强烈的集体主义，答案就是因为中国悠久的农耕文化对于集体力量的依赖而逐渐造成了这种民族性。比较而言，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更加注重个人的冒险精神等等，所以逐渐形成了个人主义。对照上面介绍的认知过程，这个分析颇有道理。
我在前一帖中说，“在按照西方学校建设的中国学校里学习的中国的学生可以在上午第一堂的语文课上讨论什么是某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务必达到众口一词，认定一个权威；然后在第二堂的科学课上学习进化论，同样的认定一个权威，只有一个答案。对比之下，西方的学生则在第一堂语文课上讨论某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务必个人充分表达，“见仁见智”，切忌众口一词、以一个权威为依归；然后在下一堂的科学课上学习进化论，还要了解这中间的分歧和纷争。”比较中国学生和西方学生的教育的不同，似乎也可以归结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差别，即注重集体主义的中国教育倾向于“统一认识”，而个人主义文化下的西方教育倾向于“各执一词”，所以难以区分孰优孰劣，不过是侧重点不同，因为中式教育固然有点“死”，但西方教育放任自流，学生一堂课下来都没弄清楚一篇文章究竟说的是什么，恐怕离开教室时脑子里更是糨糊一片。
但是我以为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个“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来历究竟是咋回事？“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对于现象的观察，属于文化现象固然不错，但是“农耕生活”真的是“集体主义”的深层次的文化根源吗？同样的问题当然也适用于“个人主义”。
农耕文化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关键一步，它使得人类可以就此脱离自然生物链，是人类脱离自然的压迫和限制，走向人类自由的关键一步。而在农耕文明出现之前，人的生存活动更加依靠集体的力量，而且时间有200万年以上之久，比较短短的一万年之久的农耕文明，如果是因为对于集体力量的依赖而导致集体主义文化，那就应当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是集体主义文化才对，更无须说希腊文化也是农耕文化，不过是靠海的农耕文化而已。所以“农耕文化说”解释不了“集体主义”文化现象，同样的道理，“海洋文化说”也解释不了“个人主义”文化现象。
我以为如果我们回到中西文化的分野的起点来检讨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或许会比较清楚。下面我从“求好”和“求真”的逻辑思维的差别来进行分析。
前面论证过，中国文化自诸子百家起发展出的传统思想的特点是缺乏对于“真”的追求，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对于行为的关注，以“求好”、“求善”为目标。由于好/善判断都是主观价值判断，所以也就必然成长为依赖客观判断的思维形式的软弱、甚至缺失的思想方法。而客观判断属于存在判断，也就是真伪判断，首先需要有关于“是”（在何时何地起何等作用的意思）的清晰概念，然后才能弄清楚关于一个具体的“是”的知识，这项知识才可能是真的，也只有真的知识才是有意义的。所以，如果一个对象如果可以被判断为好，关于这个对象的“好”的知识首先必须是真的；同理，如果一个对象如果可以被判断为美，关于这个对象的“美”的知识也必须首先是真的。如果“求真”和“求好”只是注重对像的不同，这样的逻辑照理也同样适用于把“好/善”放在第一位的中国传统思想，即一个对象如果可以被判断为真，关于这个对象的“真”的知识也必须首先是好的；如果一个对象可以被判断为美，关于这个对象的“美”的知识也必须首先是好的。但是，这样的思路应用在以好坏判断为首要判断的的思维中却行不通。
我在本系列的（1）中简单介绍了“关于认知理论的几大件”，其中第一条说的是：“人通过感官接受外界的信息（视、听、触、嗅、味等），信息进入大脑被大脑进行处理（思维）。例如，一个人看到地上倒着一棵树，思维的结果是大脑形成一棵倒着的树的图像，大脑还可能进一步推理说这棵树是风吹倒的。”这中间除了“大脑还可能进一步推理......”的过程是大家熟知的可能产生错误结论之处以外，前面大脑形成的图像也是与真实之间存在误差。古代希腊哲人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些甚至现代受过教育的人还很容易忽视的问题，所以将求真放在求知活动的第一位，并甚至推理到极端，说“没有经过检验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从这里出发，我们自然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思想忽视求真的重要性所带来的后果，当然也容易明白“关于这个对象的‘真’的知识也必须是好的”这一推理的不可操作性，因为它不符合认知过程的逻辑顺序。
回到主观价值判断问题，如前所述，这是因人而异，没有统一标准的判断过程，这个是字说的就是好坏判断的实在。根据每个人因为先天和后天的不同会形成对于一个客体的不同价值评判，即有：
1、所有的价值判断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2、好坏判断是价值判断，
3、好坏判断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不管我们平时说话有多少省略，其中的“是”会忽隐忽现，但是对于“是”的逻辑推演就是关于真假判断的核心所在。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回到前面比较中外学生在学校的第一堂课的不同，我们自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学校和西方学校的做法的根本区别在于西方学校的做法是遵循了上面的形式逻辑过程，而中国学校的做法是违反了这一形式逻辑过程。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原因在于西方思维方法的根子是希腊人对于求真的认识，其中关于系统逻辑（在这里就是形式逻辑）的运用是必须遵守的原则。中国人是求好，而当超过一个以上的人在一起求好时，不同的“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标准来统一不同的“好”。最终的行为表现，当然就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中国的“集体主义”，所以以上看到的“集体主义”和“农耕文明”毫无联系，“个人主义”也和“海洋文化”扯不上关系。
而两种方法的差别的意义何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要明确一点：形式逻辑是求真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是它不能保证得到的结果一定为真，即使在如同数学这样的学科里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中国学生讨论的文章存在一个中心思想，中国学校的教学方法未必给出的中心思想不真，但是如果给出的中心思想为假，则所有的学生必定灌了一脑子假话。西方的学校的确没有对讨论的文章给出自己认定的中心思想，但是学生有可能通过讨论发现该文的中心思想，也可能发现不了。由于系统逻辑是各种求真方法（不包括科学实证方法）中最为可靠的方法（即出错率最低），中国学校的教学方法不仅实际上违反了形式逻辑，并且就此通过学校向学生教授前面一贴所说的“如明恩溥的仆人们那样的传统逻辑思维”，否定了形式逻辑，在新一代人中维系中国特色，教化“两套思维”的人。
我在“认知理论的几大件”中列出的第6件是：“个人的意识（或大脑的思维）无论达到何等复杂的程度都不会通过生育传递给下一代，所以人的文化（即思维的结果的总和）总是可能倒退和进步的。 ”这就是说，中国人的大脑其实和其他人没有什么重大不同，中国文化的演进是大脑的工作，虽然受环境的影响，但不是因为祖宗种地种多了所以我们就和别人的想法格格不入。我们既不比别人更聪敏，也不比别人蠢，更不是“支那猪”。我们是自己的教化的结果，所以我们和别人一样是可以也一定会变化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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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边 中国特色（7）：在传统思维中寻找西方 时间: 05 12 2014 17:48 | | |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中国特色（7）：在传统思维中寻找西方
今天到世界各地走一走，人的吃穿住行各个方面都愈来愈相像，全球化和现代化成了一个同义语。不过，如果将原先各自独立的几个主要文明地区-----例如中华、印度、阿拉伯等------比较一番，恐怕没人否认原来的中华文明区域至少和西方在外表上比其他地区更接近，其中又以大陆的新兴城市的建设中出现的大量仿欧美建筑为最，甚至有的农人富裕起来后也有在自己的家乡照抄欧式建筑建新居。
在这一波的现代化浪潮之前，中国大陆就有过一次在中共的领导下的追赶西方的现代化努力，不过那时中共将西方文明的最高成就定为苏俄，所以一切照抄苏俄，除了吃穿住行上样样学人家，还把人家的制度也搬了过来，搞了15年后开始试图超越人家，不料10年后就灭灯熄火，然后“痛定思痛”，把眼光转向了欧美，开始新的一次现代化的努力。
照理说，像印度这样的被英国殖民了200年之久的古老国家应当远比中国西化来得快才合乎情理。看看现今的印度，它的制度的确是更像西方，并且英语还是官方语言。不过再一细究，你就会发现印度的制度模仿和将外来的英语尊为官方语言，原来是和当年甘地和尼赫鲁等为争取印度的独立有关。因为在英国人征服印度大陆之前，那一地区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甚至没有一个如中国皇帝那样的延绵2000多年的专制统治，有的是几十个不同的民族并且说几十种不同的语言的产生了四大宗教的古老文明，古老到没有人关心仔细记录自己的历史。不过既然有这样多的不同的民族你来我往地打打杀杀地住在一个区域，历史还真是难写，到底信谁的呐？所以印度的独立运动的领袖早就意识到非得用西方的联邦制加上外来的英语才有可能建立一个独立的印度国家，也才可能避免独立后的印度走向无休无止的纷争，因此是不得已的选择。所以印度人还真得感谢英国人，没有他们在印度的殖民，恐怕永远不会有一个现代的印度国家。我和印度朋友每谈到这点，至今听到的都是赞同之声。
满清帝国在1840年面对大英帝国时毕竟比印度大陆上的无数各自为政的民族小国要强大得多，所以列强最后也只能在满清帝国搞“半殖民”，一直延续到中华帝国，到二战后开始改观。不想抗战胜利4年后江山易手，遂有上面说的掀起了照抄苏俄的现代化浪潮，结局是人所皆知。很多中国人将这段失败的历史以及现今的中国大陆的道德危机归于过去一个半多世纪的“反传统”所致，所以现在包括执政的中共在内都发出呼声要“恢复/回归传统”。
“恢复传统”的呼声之高，我们在海外也身受震撼，一面有来自中国政府砸巨资在世界各地大建的孔子学院，另一面还有来自民间海外华人学校日益增多的传统教育。某日一位朋友来我家，把他美国出生的5岁儿子叫过来给众人背诵在中文学校学的《弟子规》，尽管只背了两句，在场的一位74岁的先生听完后还是感叹说，他自小就没学过《弟子规》。我问他，“您觉得小孩子要学《弟子规》吗？”他笑笑，讳言。
我对于“回归传统”感到怀疑，理由不是我不赞同传统价值（尽管我的确不赞同其中很多的价值观），而是不明白这个说法的思维逻辑。因为照传统鼓吹者的逻辑，中国文化的问题是因为丢失了传统，那么这些年来的进步是不是也是因为丢失了传统？第二个问题是，既然要恢复传统，那么首先就要弄明白什么是传统，即如何定义传统不是？
下面我从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的《中国的忧伤》演说中引一段关于“中国历史的描述和解释”（何怀宏语-----河）：
“三千多年前周朝的兴起，可以说使中国走向了一条世界文明国家中比较特殊的道路，它偃武修文，从信仰超越的存在转向人文实用和自身德性。作为一种我所称的“世袭社会”（Hereditary Society），它培育了一种精致的贵族文化，但对整个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也有一定的压抑。但更显中国之特殊的则是两千多年前的汉制，它自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国家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的秦朝而来，但不同于只是崇尚强力和管束性法规的秦朝，汉朝通过恢复“周文”、尊崇儒家思想和建立一种特殊的选举制度，而奠定了后来两千多年中国社会制度的基本模型，将中国从一种相对封闭的等级制社会变为相当流动的等级制社会——我将其称之为“选举社会”（Selection Society）。从汉朝到唐朝之前中国是推荐选举；从唐朝到清朝一千多年，中国则是通过诗文考试来选拔官员。官员大致总有接近乃至超过一半的人是直接来自乡村田野，来自前三代没有人做官的农民家庭，这样一种社会的垂直流动率甚至超过了现代社会的垂直流动率。中国社会还形成了一种一直延伸到民间底层的、非常重视人文教育和文字文化的悠久传统。”
何紧跟着又说，“中国自大规模遭遇西方，进入现代，它废除了科举制度和皇权，打破了旧有的等级结构。中国革命激烈地反传统，否定过去的主导价值和伦理规范，它试图追求国家富强和彻底的社会平等，但一度得到的却是一种一人全权统治之下的、近乎所有人的贫困的平等。到近三十多年，中国才真正走向了富强之路，但是贫富的分化也在加剧，真正民主法治的目标也还没有实现，而社会利益结构趋于固化、知识界也趋分离和分裂。” （以上两段套红是鄙人加上的。）
我同意何教授的描述，因为它符合对于表面现象的观察。但是，有两个和何文的论述直接相关的问题他却没提：第一个问题是“这样一种社会的垂直流动率甚至超过了现代社会的垂直流动率”和社会变化的关系如何？第二个问题是“中国革命激烈地反传统，否定过去的主导价值和伦理规范，它试图追求国家富强和彻底的社会平等，但一度得到的却是一种一人全权统治之下的、近乎所有人的贫困的平等”的社会和古代的帝王专制社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的看法是，何文描述的古代中国社会的高度社会垂直流动率基本没有促进社会的进步；现代的个人专制下的贫穷的平等和古代帝王专制下也没有本质的不同。一句话，社会制度设计没有进步，经济落后的局面的改变是最近30年来才发生的。-----我以为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最简略的描述。
所以，鼓吹“回归传统”不能回避这个传统社会里社会制度设计没有进步的问题。
而我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甚至超过了现代社会的垂直流动率”却缺乏社会进步，以及现代中国发生的“中国革命激烈地反传统，否定过去的主导价值和伦理规范，它试图追求国家富强和彻底的社会平等，但一度得到的却是一种一人全权统治之下的、近乎所有人的贫困的平等”，原因恐怕正是传统思维的结果。这种以“求善”为上的思维逻辑必然导致以遵从个人权威为基础的道德模式，通过它和政权合一实行的统治必然要出现思想专制，人的垂直流动是在这个原则下发生的，所以不会有通过流动带来新的思想，因此不会有社会的变化；通过这个思维逻辑在现代经过共产主义信仰和政权合一的统治，当然也就只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我在前一帖中论证了“集体主义”是思维方法而不是生活模式的结果。所以，生活于源于希腊的西方文化中人们一旦采用同样的或类似的思维方法，也必然会产生“集体主义”，例如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公认的“集体主义”社会现象。这是因为在这两种思想里面，都是把建设美满人间，即“至善”，置于所有思想活动的之上，从此便在否定抽象的神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要迫使所有的个人服从某个个人权威来规定“好/善”标准，结果走向“集体主义”名下的个人专制，是古代中国式帝王专制的西方现代版。反过来看，通过传统思维教化出来的中国人选择了共产主义就不是毫无思想根源的作用的巧合；从思想渊源来说，现代中国革命追求的“七亿人民尽舜尧” 不过是古代中国人的“人皆可以成尧舜”的翻版。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求善至上”的古老思维逻辑，恰恰有着酷似源之西方思想的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一面。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当年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也被印度、土耳其等国试行，但是都最后无疾而终。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信仰强大的国家，也是伊斯兰国家中世俗化（即政教分离后实行法治化）最成功的国家；印度是除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外的四大宗教（佛教、印度教、耆那教和錫克教）的发源地，人民有深厚的宗教信仰传统，但也是成功实行了政教分离建立了法治的国家。中国虽然没有真正的宗教，可是至今仍然做不到政教（信仰）分离，不能走向真正的法治，谁能说这和国人独特的思维逻辑无关？传统的表面文章很容易破除，但是传统的教化却是我们天天的生活，改变它只能通过一个人、一个人进行，需要很多代人的时间。
通过传统思维来寻求现代化恐怕会适得其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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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边 中国特色（8）：中国人的道德（一） 时间: 08 12 2014 18:36 |
| |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中国特色（8）：中国人的道德（一）
本文的目的是要讨论中国人道德的特征，而道德特征问题其实是关于道德特征是如何形成的问题，所以我从认知过程切入，通过认识国人认知过程的特点来理解其道德特征。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有前面啰里啰唆的一系列论证，其中关于思想权威的形成和思想权威与世俗权力的关系是解读中国人的道德特征的关键所在，试总结如下。
直到诸子百家时代汉人的思想中都没有发展出清楚的关于“是”和“真”的概念，从此进入把好坏/善恶判断而不是真伪判断作为一切知识判断的首要判断，即把“求善”而不是“求真”作为知、行两种活动的最高追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思维逻辑。这一思想逻辑的必然结果是：
1、忽略对于“真”的追求，所以失去了发展系统逻辑的需要，再无可能自己发展出系统逻辑。
2、必然会追求统一的关于“好”和“善”的标准，所以不可避免地要违反好坏/善恶判断存在的内在主观差异性，强迫个体接受统一的好坏标准。
3、缺乏对于“真”的追求必然会造成理性思维薄弱，除了没法产生系统逻辑，也因为好坏判断的主观特性而使知、行活动过于注重实际生活，缺乏“终极关怀”，所以既没产生一神教也没产生多神教的真理观。
4、统一的好坏/善恶的标准因此只能来自“圣人”，而“圣人”的权威是由权力来树立，由此权威崇拜最终归于权力崇拜。一旦一个人既拥有最高权力同时又是好坏判断的权威时，这个人就成了中国人的“神”，具有绝对的威权（我用威权表示权威和权力的集合）。在汉文化的历史上除了尧舜这样的君王加道德楷模集一身的传说人物外，只有毛泽东曾经真正具有这样的威权。
5、绝对的威权的社会产生最残暴的个人专制，没有绝对威权的社会里则权威须根据不同的人际关系给以定义，------即好坏判断的标准的出处根据具体的人际关系进行转移：也就是君为臣纲等所谓的“三纲五常”。
我以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文化就是通过上述思维逻辑形成的。这种文化也因为这一思维逻辑的结果而有下面一些特点：
1、比较幼稚。由于主观判断的形成通常不需要深刻理性思维，而人类理性的发育总是在形成主观意识之后，是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进行分辨的更高级的思维能力，过于强调主观判断的中国传统思想因此缺乏深刻的思辩和论证。
2、服从和压迫。由于强调统一的主观判断标准，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人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服从和压迫关系，从家庭内的父母和儿女关系开始，一直到君臣关系，都是如此。
3、漠视规则和权力崇拜。由于权威是靠权力树立的，权力在权威之上，权威树立的规则一旦为权力不容或没有权力的支持，规则就失去了约束力，所有人-----包括权威-----都要寻求权力的支持，不可避免地导致漠视规则和权力崇拜共存的现象。
4、“潜规则”和无所适从。由于思维判断的依据是根据具体的人际关系规定的，遇到传统文化中没有规定的人际关系（例如江湖关系）就失去了判断所依具的权威，人际关系的规则的建立只好回到原始状态-----依靠“丛林法则”凭本能互动形成大量的“潜规则”；而在无法搞“潜规则”的地方就无所适从，例如移民到西方生活时就自成一个小社会，逃避自己不熟悉的人际关系，显得对外冷漠，对内情绪化。
5、面子问题。因为好坏判断本来是主观判断，没有统一的对错标准，但是在强迫统一的权威标准下却使得个人的判断变成了如同客观判断一样的必须要通过“对错”检验的判断，而“对错”在此却不是针对主观意识以外的认识的真伪做出的判断，是个人自身的好坏/善恶，于是变成了对于个人的价值判断（道德判断），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个人的荣誉问题，结果就有了面子问题。由于国人思维中将好坏判断凌驾于一切判断之上，国人不知觉中会将对于自己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的真伪判断看作好坏判断，所以使得面子问题普遍化。
6、幼稚的美学观念。真、善、美三种基本判断的本质是思维能力，不是先天带来的。一般来说，好坏判断能力属于主观判断，发育最早；美丑判断能力属于混合判断，发育在后；真假判断能力属于客观判断，发育最晚。美丑判断能力的发育早于真假判断能力是因为它始于感性判断，止于理性判断，从艺术到宗教到哲学到伦理等，反映的是文化的进步和个体人性的全面发展，是联系善和真的桥梁。在过于强调服从权威和压迫个性发育、缺乏深刻理性思维的社会里美学的发育难以成熟，例如缺乏同情心、崇尚暴力、漠视真理等。
其他的特点还有，我先从这里开始分析中国人的道德特征。正好看到老稀转贴的宋圭武的《知识分子堕落的历史轨迹》（ http://www.hjclub.info/bbs/viewtopic.php?p=2866298&sid=b5912bb2a10c4c6134e6e69128ee326b ），我就先借该文中的几个问题（套蓝）来分析。
1、宋文：“在当前的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一批所谓的知识分子正在流氓化，其主要表现就是理论上高喊追求“真理”，但在现实中，关注的中心却是个人“利益”。一些所谓的学者，为了蝇头小利，不惜一切，道德、良心、诚信等都成了可以用金钱交换的东西，抄袭的抄袭，剽窃的剽窃，可谓忙得不亦乐乎！”
分析：抄袭问题自古就有，古人不仅抄袭，还假“圣人”之名写文章。国际上的学术造假自有学术研究以来就有，治理的办法就是对于造假赢利的人施以法律的制裁，对于一般的学术造假则逐出学术界。人家道德的形成是在法治的基础上才站住脚的，而中国这方面的现象其一是古来就有，其二则是现在读书人的数量比古代多了很多倍，所以这样的现象就愈来愈扎眼。
2、宋文：“市场经济提供了选择的自由，而自由也是一把双刃剑。在自由的前提下，个人可以自由的选择当流氓，也可以自由的选择不当流氓。但在现实中，面对利益的诱惑，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更多选择的是当流氓，而不是不当流氓。当然，这里环境和制度也要负责任，因为有许多人都在流氓，你不流氓也是问题。如大家都在抄袭和剽窃，你不抄就白不抄，不剽就白不剽，抄了也就抄了，剽了也就剽了，何乐而不为！”
分析：社会成员的自由是通过法律保障的所有成员的同等权利来实现的，没有法治，就不会有同等权利，当然就会各显神通，每个人尽全力获得自己最大的自由（也就是个人的利益）。古代的道德的权威本来就是在制定行为规则时把自由更多地给于自己的，现代当然也一样。如果现在没有法治，又没有上帝的权威，先进国家的人也会一样堕落。自由不是“一把双刃剑”，自由是人作为人生活的必要条件。人性是不美满的，自由的人的行为因此永远是有缺陷的。法治界定个人自由的界限，为的是保障人都有同等的自由权利。
3、宋文：“知识分子是社会发展的脊梁，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守望者。健康社会和文明社会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撑和知识支撑的。而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既需要知识分子本身的自觉，也需要外在条件的不断创新。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外在条件是既需要制度创新，也需要文化创新。这里制度创新是关键，文化创新是基础。从制度创新看，就是要构建更加平等和更加公开的制度体系。这里既要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不断破解官本位体制，也要加快学术体制改革，也要对学术权力进行有效制衡，反对搞学术集权主义。不能在政治上打倒了皇帝，而学术皇帝却岿然不动。要对学术流氓从制度上进行坚决惩戒，要极大提高学术流氓的流氓成本，要让其不愿流氓和不敢流氓。”
中国古代读书人和现代的读书人是两个概念。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只占人口的极小部分，恐怕历朝历代不会超过人口的5%。他们中又只有极少一部分有如宋文所称的“是社会发展的脊梁，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守望者。”中国传统文化很注意社会制度的建设，但是目的并不是如现代人的理解，而是基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要建立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秩序，古代读书人是围绕这个思想读书的，也是围绕着这个思想来做官的。现在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和这个读书思想的冲突，而现代读书人是在“两套逻辑”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当出现法治缺失时就会出现大搞“丛林法则”，意味着大家都耍流氓。旧的思维逻辑不变，“文化创新”如何可能？
老广认为，当政者如果不想改变现状，国人的传统思维方法问题就没法改变，所以还是要靠恩赐。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悖论。其实统治者如果不是用传统思维来看待中国的问题，不想改变现状的可能性大概就很小， 或者说不想改变现状的统治者运用传统思维的可能性一定高。这是因为不同的思维得出的价值判断肯定不一样。所以，我以为问题还是一个如何运用大脑的问题，否则一定会陷在这个思维怪圈里打转。因此我认为，即使有一天统治者“开恩”了，那多半还是因为统治者改换了思维逻辑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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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边 中国特色（9）：中国人的道德（二） 时间: 09 12 2014 18:30 | | |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中国特色（9）：中国人的道德（二）
上一帖受到网友的批评，认为我是给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泼污水”，我俩就这个问题来回了几趟，还是没弄清楚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究竟有没有“污水”，以及“污水”是不是河某人泼上去的------如果确有“污水”的话。其实，套用老祖宗的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每个人身上必然是有污点，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对于这个“是”的求真-----即弄清楚这些污点的来源、性质等等，就是“求真”活动，通过它我们才能得到关于这些污点的真的知识，一切求知活动都有这样的特点，巴门尼德和苏格拉底等忙活的就是这件事。但是对于中国古代圣贤来说，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认为所有的客体首先都有一个好坏判断的问题，所以首先要确定如何判断一个客体好坏的标准，然后再谈分析“恶”的来源和如何定出办法来杜绝“恶”的发生。由于判断是主观判断，而判断的标准的制定在此必须依赖权威这一点使得所有的判断都违反了主观判断的内在逻辑，所以再谈分析“恶”的发生就失去了意义，有意义的只是如何定出办法来杜绝这个“恶”的发生，结果必然是“求真”活动的弱化或缺失和相应的系统逻辑方法无法产生。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我前贴强调的“思想比较幼稚”。
其实我这里对于中国人的道德的讨论中是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关于国人的道德的“特征”而不是“污点”进行的，这样做乃是应用“求真”方法的前提，否则就会陷入“求善”逻辑的陷阱。所以我尽力避免各种关于国人道德和智力的褒贬语句，也不认同关于国人智力低下或道德卑劣的价值判断观点。我在本坛写过《不作道德判断》，指出将好坏判断和真伪判断混在一起用的问题，也在本系列里强调好坏判断的感性特征和真伪判断的理性特征，以及感性思维对于理性思维的干扰。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将我的观点看作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然后用你的判断来批评我，这样才可能获得有意义的知识。
我认为现代人眼里的古代人的很多问题在各个古代文化里都是普遍存在的。西方文化的优点是它成为唯一的能够自我演进的文化，中国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问题因此也就成了缺乏演进能力的问题。所以任何文化若要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西方文化在现代的突起主要是通过日耳曼人的努力实现的，而日耳曼人是从罗马人那里继承了两希文明，罗马人则是通过征服希腊人获得了希腊文化，又为了对付日耳曼人的入侵而树立基督教为国教，------否则希腊和希伯来就没有结合的可能，然后又有中世纪漫长的两希文化在基督教统治下的融合，结果又因为政教合一的各种特点引出了对于希腊文化的复古运动（文艺复兴）和基督教的复古运动（宗教改革），继而有后面的现代科学的出现和对于古代两希文化的批判和继承（启蒙运动），从此奠定了西方文化是演进的文化的基础。所有的其它文化都没有这样的变化过程，中华文化所处的地理条件使得它没有可能也经历类似的文化融合，当然也就没有那样的幸运。无论从现代人的道德观念来评判，或是以生命科学的发现来评判，或是从历史的观点来评判，中国人都是和其它民族一样的人，没有特殊的基因。所谓的“文化基因”云云，不过是一些人的方便说法，文化只有通过教化传承，而不是人体的基因。“好字当头”的思维逻辑过不了这个关，总是要从汉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寻找中国人特有的“好”或“坏”的“文化基因”，所以中国人为此争论起来就是一片糨糊。
加拿大的包括华裔和非华裔的一组科学家曾联手对于出生在加拿大的华裔儿童和非华裔儿童做过关于说假话的研究，没有发现两组之间有差别；而对加拿大的华裔成人和非华裔成人做的比较研究，则发现两组间对于说谎的定义以及允许说谎的社会条件的认定等方面都存在差异。由此可见教化的力量。
那么，教化究竟是如何产生如此大力量的？潜水多年认为，传统的“好字当头”的教化使人辨别不清观点和事实的区别，由此就会有后面的一系列的认知问题。我试图将教化定义为“一个施教者言传身教、受教者身体力行的过程”，如果潜水的定义与此接近，那就是国人的教化首先就会使人混淆观点和事实，或者后来一定会发生观点和事实的混淆。我试从这里入手分析几个例子看看有什么结果。
一、
小河学会写字了，这天写了“我的吗吗真好”六个字给母亲看。母亲很高兴，说“小河是个好孩子”，然后告诉小河，他把“妈妈”写错了，要小河纠正。小河有点奇怪，问母亲小河他写的是不是他说的“我的妈妈真好”，母亲说不是的。小河问那么母亲是如何知道他小河的意思？母亲说妈妈完全读懂了小河的意思，小河写的六个字的意思的确是“我的妈妈真好”，但是其中“吗吗”两个字不对。小河问，“妈妈是猜出来的吗？”母亲说她没猜，一看就知道。小河问，那为什么要说我写错“妈妈”了？母亲说因为小河用的两个字的发音和“妈妈”一样。小河又问，为什么要不能就用这两个同音字？妈妈说意思不同。小河说，你不是说你没有猜吗？母亲给弄烦了，让小河别再问了，反正他就是写错了！
二、
小河长成了老河，开始教在美国长大的河崽学写汉字。河崽从学拼音开始，然后再读拼音注音的汉字课本。河崽学了一阵后对老河抱怨汉字太难学，为什么不干脆用拼音。老河找出了加注了拼音的《施氏食狮史》给河崽看，让河崽体验了一把汉字的博大精深。不料河崽读了那些个shi…..shi后说，这下我知道老爸你和我老妈为什么总吵个没完了！以后你们就别说汉语，说英文好了，要不然要化多少力气来解释自己说的话呀。 老河说没有的事，他和河崽他妈说话时可没有同音字问题的干扰，这个《施氏食狮史》是写给人家看的，不是谁说的故事的记录，只有疯子才这样说话。河崽一听就急了，问，老爸你难道是拿着疯子说的话来告诉我汉字的同音字问题？老河说，这文章可是语言学家写的，一般人还写不出来。河崽问，语言学家疯了以后写的？老河给弄烦了，说，儿子你就别问了，跟你说你也不懂！
三、
老河却在事后思量起河崽的问题，不由回想起自己小时候某日带回家问河父的一个问题。
小河：爸，孔夫子的这“有教无类”到底是什么意思？
河父：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就是人人都可以受教育的意思。
小河：厂子里“批林批孔”，会上说了，孔老二的意思是说，他是教书的，不管是谁，带了咸肉来就可以坐下上课。
河父：胡说！夫子是万世师表，不会说那样的话！
小河：可是现在谁认他是“万世师表”呐？！
河父：……
四、
“我当然不否认中国传统社会上人有等级、职业种种分别分化的事实，但那完全是另一不同的问题。我在这里特别强调的只是一点，即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人的尊严的观念是遍及于一切人的，虽奴隶也不例外。……所以仅就人的尊严一点而言，中国文化早已是现代的，不必经过俗世化才能产生。” 引自《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余英时
读者你能在这些例子里分辨出哪些是观点，哪些是事实？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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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边 中国特色（10）：中国人的道德（三） 时间: 10 12 2014 20:42 | | |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中国特色（10）：中国人的道德（三）
原来以为讨论这个话题可以将帖子数限制在8~9个，不想其中的麻烦真不少，拖到现在还没说到关于道德的标准问题，希望朋友们原谅。这其中也因为讨论这样的问题必须要澄清一些基本概念，否则就有交流的障碍，而一些概念的论证的确枯燥无味，我的文笔又缺乏训练，非常抱歉！希望朋友你的耐心会让我们的交流日渐容易，更希望不断给与批评。
道德准则的制定必然要有可依据的标准，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关于制定道德准则的真理。关于真理形成的各种理论中，“对应理论”是影响最大的一种理论。它说的是，真理都是语言的表述，而可能成为真理的表述的必要条件是该表述必须和事实相对应。前面说过，真伪判断属于存在判断，即存在的为真，不存在的为假。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我在本系列（2）里介绍的巴门尼德的定义：它是，它不能不是；它不是，它必定不是。例如，“太阳从东方升起”为真，这个表述对应于所有的人都同意的事实，所以是真理。而“太阳从北方升起”为假，它没有对应的事实。如果我们面对的是“红烧肉真香”这样的陈述，尽管这个陈述面对的是一碗红烧肉，但是一定会出现有的人不同意的问题，即这个陈述属于主观价值（真香）判断，所以没法应用上面的真假判断。我们因此知道真理具有客观性，真假判断属于客观判断；而好坏判断属于主观判断，所以不能用来检验真理。
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虽然主观判断的权威是权力树立的，但是权力树立某个权威时必然要宣称这个权威代表的是真理，否则就不能取信于民众，因为人的思维过程的本质-----因果性-----没法接受假的权威。不过在“好字当头”的文化中，这个真理不是我们上面理解的“客观真理”，即可以通过系统逻辑和实证方法来证明和验证的东西，而是可以带来“最好”的结果的东西，所以“真”就用来指称“真君子”、“真圣人”、“真伟大”，等等。这种判断不是关于存在的判断，而是等级的判断，本质上属于好坏判断，所以容易使人的思维发生混乱而不察觉。这就是说，“好字当头”的文化的问题不是“不求真”，而是“求真混乱”，结果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真假不分的“假亦真来真亦假”的问题，不分东方和西方，都无例外，大家只要想想希特勒德国和苏联帝国就容易明白这个道理。
下面我通过“真理发现”和“真理检验”来做进一步分析，然后再看中国传统道德的真理标准问题。
一、真理的发现
总结起来，人类用来发现真理的方法可谓“花样百出”，从猜想到试错，从简单推理到系统分析，从信仰到实证，都是用来发现真理的办法。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如果是面对两种可能性时，用猜测方法获得真理的几率是50%， 如果面对的是可以运用经验的场合，猜测方法甚至可能达到“百试不爽”的地步。古人其实就是用猜测方法发现过很多真理，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古希腊的原子理论，留基伯（Leucippus）尽然2500年前就提出万物由原子构成。不过在现代认知理论看来，在现代科学证实了这一现象之前，原子理论只是留基伯的观点，而不是真理，----尽管他的目标是要发现真理，因为他给出了一个陈述，却没有给出对于这个陈述的检验。所以，我下面将发现真理的方法按其结果是否可以检验分为可检验的和不可检验的两类来讨论。
1、不可检验的方法
信仰。信仰属于不可检验的发现真理的方法，或者说，信仰是关于真理的陈述，但这种陈述不可检验。那么，信仰和猜测有什么不同？不同在于信仰是通过理性思维寻求终极真理，希望通过发现终极真理来回答人生的所有问题。信仰并不反对检验，但是认为“世俗”的检验（无论形而上还是形而下）都没法检验信仰的真理。
2、感知、推理、实证
感知、推理、实证是普遍都接受的可以检验的三种方法。说起来是三种方法，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些方法时经常都是三者混合在一起应用，这里是为着论述的方便而做的分析。
感知方法即通过感官将事实输入大脑，然后给出的陈述。例如，眼睛看见太阳从东方升起；身体感觉雪是寒冷的；等等。简单说来就是“感知是事实的投射”。
推理方法则更进一步，分为简单逻辑推理和系统逻辑推理，是形成思想的过程。例如，在感觉到雪是寒冷的基础上，再发现雪可以溶化为水，于是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延伸至下雨的经验，推理出“天上可以落下雨水，也可以落下雪花，雪花也是水，但是使人感觉比雨水要寒冷”。简单说来就是“事实后面的逻辑形成思想”。复杂的推理方法就是所谓的系统逻辑，它是一套逻辑方法，要求严格地建立概念、条件、推理过程等，避免用错误的逻辑推理得出结论。
实证方法指的是现代科学方法，是一个比较前面的逻辑推理更为系统的方法，目的是解决系统逻辑方法的误差问题。例如对于上面的下雪/下雨现象，后面的逻辑推理也可以是：“天上可以落下雨水，也可以落下雪花，雪花也是水，但是使人感觉比雨水要寒冷，所以我们有两个天，一个负责下雨，另一个负责下雪”。这样的问题正是如同亚里斯多德的“大球比小球下落要快”的问题，科学方法可以帮助解决这样的错误，实际上是要求将推理和感知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古代人认为属于科学的纯逻辑，例如数学，就从科学里分出去了，对于神的实在性定义也改变了；更为重要的是从此建立了“科学求真”方法来（1）验证陈述是否是真理，和（2）人工建立事实来发现真理。这样一来，人从此可以大胆想象（即建立假说/陈述），然后通过可感知（包括间接和直接）的实验（即建立事实）来发现真理；或者对于一个直接的观察（感知的事实）建立同样的模仿来得到真理陈述。这种方法出现后，人很快揭示了大量的过去几百万年都没弄清楚的自然之谜，还发明了自然界没有的东西，如人工智能、电子音乐等。
二、真理的检验
前面讨论的真、好/善、美三类判断简单说来是针对关于知识（真）、行为（好）、艺术（美）的判断（不过美的判断包括的范围远不止艺术！），而检验判断则是判断的判断，是对生成的判断进行验证的过程。由于好坏判断和美丑判断都是（或包含）主观判断，检验判断对于这两种判断只能通过自我检验来完成，所以没有客观的标准，因此是没有意义的。检验判断因此只适用于真假判断。这个问题因此变得复杂起来，有必要仔细讨论一下。
1、行为的检验
道德是关于行为的标准，行为的判断即道德判断属于价值判断，当然是好坏判断。如果好坏判断是主观判断而不能检验，那就乱了套了。前面说过，中国古人关心社会制度的设计问题，而社会出现人为制度是文明的开启之时，所以中国文明的确历史悠久。这个悠久的传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古人的智力活动的指向，缺乏对于抽象思维的兴趣（例如没有发展出拼音文字）或许和此有关，这是一点题外话。既然中国古人是“好字当头”，那就必须解决行为检验问题，用“圣人”的权威作为解决之道就是一个逻辑的选择。比较西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通过神的权威，这个抽象的设计将权力也至于其下，所以道德的权威最终不是在权力手里，权力同时也要受道德的权威的约束。
这种差别最终导致西方帝王和中国皇帝的差别：在西方基督教的普遍信仰使得多数信教的国王都受到信仰的约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欧洲中世纪的教皇和国王的分权式的政教合一；在中国只有少数受过透彻的儒道教化的皇帝愿意遵守传统道德，但是权力的制约却没有如欧洲那样的分权，只有一个皇权，是为西方人眼里的“东方专制”，归根结底是没有制衡的权力。因此有中西专制自古不同的区别，究其根源，还是来自最初的思维逻辑的差别。
2、道德的检验
西方的道德权威的抽象化（即一神教）使得政教分离一旦实现，取代神权的权威的逻辑选择自然也应当是抽象的，因为在教皇和国王平起平坐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不是抽象的权威的话，无论这个权威是个什么人，总有一方面不愿意接受，这就为法治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结果就是抽象的法律取代神，靠法律来压迫所有的人，规定每个人都有同等的自由权利，将这一设计逐渐扩大到所有社会成员，这是西方迄今所走过的道路。所以虽然有表面看上去的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的转变的巨大差别，但同时却又有内在逻辑的延续性，所以有可能避免转型所带来的太大的社会震荡。
中国如要实现政教分离，如清末民初的30年，习惯于服从具体的人的权威的国人要转型为服从抽象的法律的权威，其难度自然比欧洲发生过的转变要困难，所以出现普遍的违法现象，最后导致社会运行失序，由新的独裁出来收拾局面。这也恐怕是文明古国土耳其和印度转变为法治要比中国成功的原因，毕竟他们都有过服从抽象权威的经验。那么，阿拉伯人又为什么难以实现政教分离？我以为可能是因为土耳其较多地受东罗马的影响，伊斯兰教不像在阿拉伯世界那样过深地同时用作国家的法典缘故。这个想法还需要更仔细地检讨。
三、中国人的道德标准
现在再来看中国人的道德标准问题。若以西方为参照，西方实行法治后，将对于人的行为的强迫规范交给了抽象的法律后，道德就成了个人的事物，是一件自律的事情，于是要求多元和包容，除了公众人物，普通人的道德问题成了私人问题。而在中国，在政教合一的条件下，道德行为的好坏判断仍然受到权威的制约，但是这种权威在古代具有的法律性威慑（如家法、族法、教门道会法）已经瓦解，只剩“众口一词”的“舆论”的威慑，这就不可避地更加刺激和鼓励各种各样的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行为，以及大量的无视他人隐私的“侵权”行为。换言之，在现代社会普遍将道德作为个人自律的“软约束”时，中国的道德约束在现在的转型过程下成了不古不今的一片混乱，同时缺乏真正的法治，所以就有现在的“道德大滑坡”现象。既然没有法治可以依靠，剩下的就是无穷无尽的道德口号，配合以一阵接一阵的“严打”和“反腐”各种乱象。
提倡在中国“复古”的人们似乎都不否认他们还是要反对“三纲五常”，要恢复的只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部分。岂不知，一旦去掉了“三纲五常”，那些个优良之处也就失去了所依附权威的压迫（不论是有形的或无形的），如何能存在？中华文化中的“求善至上”的思维逻辑其实正是国人选择“社会主义美好理想”的深层思维逻辑。毛泽东之反传统不是他不够传统，他是致死都在捧着线装书过日子的人，他的反传统不过是认为传统还妨害他得到自己要求的威权（权力和权威的合一），恰如他自己说的，他比秦始皇还要秦始皇！
中国文明的转型只有向前，政教分离，建立法治才有出路；回归传统没有出路。以中国之大，传统思维习惯之深，中国的转型必须要有相当数量的民众改变传统思维逻辑才有可能实现，所以中国还是需要有自己的启蒙运动来建设新的道德机制。
（待续）
河边 中国特色（11---完）：中国人的道德（四） 时间: 12 12 2014 17:09
| | | 作者：河边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中国特色（11---完）：中国人的道德（四）
讨论中国人的道德我以为一定要从“求真”入手才有可能。这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首先对于中国的传统道德下一个好坏判断，无论是说它好或坏，都只会导出错误的结论，因为还没了解中国的传统道德在中国社会中的实践状况就来评判它，并将结论普遍化，那就可能和真相差得太远，失去了意义。
我们这代人其实根本不知道古代社会里的生活究竟如何，所以无法在真正了解古代社会的基础上来评判传统社会的道德状况。我们因此需要首先对于古代社会做一些基本的“求真”，然后再来讨论古代社会里的传统道德的实践情况。
我以为首先要厘清的是我们不可以用现代社会基于教育的普及和交通的方便下的社会同质性类推于古代社会，给自己画一幅虚假的社会来想象古代人的道德践行。中国虽然是有3400年文字历史的文明古国，古籍丰富，但是这和现代社会的状况毫无可比性，即是说，中国古代社会流传下来的资讯的丰富只是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和现代社会比较，则连个零头都没有。
中古自有文字的3400年的历史中，虽然社会制度的设计出现早，所以文明开启得早，但是通过文字来传播文化却比较其他文明恐怕没有优势。西方传教士通过在中国的实际生活而感受到的震撼就是文字历史如此悠久的中国却文盲比例又如此之高。那时候欧美已经开始普及教育，人们开始相信“知识就是力量”，但在当时的中国却不是同样的状况。
中国人不读书的理由现在看来恐怕是：
1、经济落后，拿不出很多的时间来受教育。
2、文字落后，学习读书过于耗时费力。
3、读书无已致用，所读之书几乎没有关于自然的实用知识，所以缺乏激励作用。
4、读书的出路几乎就是做官，如果不能做官，读书人自然成为“范进或孔乙己”，被人耻笑不说，还失去了谋生能力。所以读书等同于赌博，不是一般民众的选择。
因此，尽管有典籍记载的道德学说，但是传统道德学说通过教育的传播只限于极少数读书人，按照西方传教士的估计，宽松的估计下读书人的数字也绝不会超过人口的10%。但是基于传统道德学说建立的“政教合一”的统治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却清清楚楚地将“三纲五常”所形成的等级压迫传给每一个中国人，所以绝大部分古代中国人了解和学习传统道德不是通过读书，而是通过实际的等级压迫的体验，这就是中国的“教化”的真正含义。压迫和服从因此成为古人所理解的“天经地义”，是“真”，也是“好/善”，从此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国人的传统道德行为。它的特点就是普通人运用个人智慧来和现实的压迫进行周旋来取得个人的最大利益，结果就是发展出另一个中国特色的“多轨制”，凡事讲变通，一切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之，既有“勤劳致富”，也有“人无横财不富”，人的道德行为表现为后人总结的“顺民、刁民、暴民”状态，一切看年景，看个人的生存状况，知、行脱节，虽有后人提倡“知行合一”，但是因为权力依附而不可能成为改造制度设计的思想，也因此对于民众的道德行为毫无影响。而社会中形成的“道德法律”，即家法、族法、“潜规则”等，则是常态下的个人行为的约束力量，保证社会的稳定。能够突破这个牢笼的只有极少数异类，所以文化中虽然有实用技术的发明，但是没有思想的创造。这种局面一直到中共掌权后才彻底改变。中共通过现代国家机器加以政党控制（包括普及教育）将国人的道德“自由主义”改造为绝对服从的“社会主义道德”，一直到毛泽东身后取消这种绝对服从的道德，但是又因为缺乏新的道德权威的缘故而有回归古代社会的道德实践的趋向，但却没有了家法、族法等台面上的道德法律，剩下的就是“潜规则”的天下，国人因此显得似乎更加“三民”化。
西方其实在冲破政教合一的樊篱之前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人家在罗马人将“两希”合流前已有系统的希腊哲学，求真的思想已经奠基，只是等待突发的机会。所以当欧洲各民族都有了自己的拼音文字，印刷机发明后便立刻引发教育的普及，首先是宗教改革后人民普遍可以自己阅读《圣经》，通过无需检验的绝对真理规定的道德观念建立起“新教伦理”，继而在发展出现代科学的基础上掀起工业革命，然后就形成了“演进的文明”，一直发展到今天。西方当然现在还是有问题，但是那是在演进中发生的问题，不同于中国的问题，-------制度设计停滞而前行过于缓慢的问题。
中国传统道德由于前一帖所论证的缺乏真理性思辨和论证，所以无法稳定，成为自孔学成立后便在一个“两千年都行秦制”的有着不变的制度的社会中不断为后面的读书人所修改，但又不能突破权力的钳制的学问，逻辑的结果就是读书人的道德和社会愈加脱离，逐渐使读书人成为完全依附权力的阶层，而无法成为如西方那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普通人对于读书人的尊重，除了极少数读书人中有实用知识外，不过是因为读书可以做官，所以还是对于权力的间接膜拜。而读书人自己的道德践行都是以忠孝之“大善”为上，虽有为此“大善”粉身碎骨的少数人，但是多数人并不受这种无绝对权威的道德的约束，所以官场腐败------其实就是通过读书做官的读书人的腐败------成了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的一大“中国特色”，早期来华的西人，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商人，都为中国的官场腐败所震惊。
西风东渐以来在中国发生的教育的普及和科学的普及------按照先行一步的西方的经验------本应带来民智的开启，随后自然是人民道德的提升，制度设计的更新，社会的持续进步。但是，中国的困境在于一方面普及教育却不能普及传统儒道学说作为道德的根据，因为其中的“三纲五常”所建立的等级压迫和个人自由的现代观念的冲突，但是“三纲五常”没有了，儒道学说就垮杆了。在这种局面下出现的转型困难只有通过“启蒙运动”来重塑国人的思维逻辑，将“求真”作为思维逻辑的基础。可惜国人在“好字当头”的思维惯性下，将“学习别人的长处”这一本来应当是通过“真假判断”来检讨的观点放到“好坏判断”下来判刑，将它断定为“背叛祖宗”；而“反传统”的一派又看不清传统的问题在于其背后的思维逻辑，结果不过是寻求另一个“更好”来代替传统，而思维逻辑不变，所以虽有推翻了“孔家店”，普及了科学，但在教育里实行“双逻辑”教育，虽能培养出会造原子弹的“高智商”人才，但是一碰上科学和工程以外的不是被系统逻辑所规范死了的问题，即刻恢复“好字当头”的思维逻辑，成为一心一意要把中国建设为幸福国度而不仅仅是一个保障个人自由的国度，因为这些人都认为只有他们才知道什么是“好”和“善”，他们的目标是为了中国人的根本利益，这种做法在“社会主义理想”的口号下达到极致，最后形成毛泽东个人集权专制。这种“求好”的特点也贯穿在一般中国人的的思维中，所以需要争取言论自由乃是因为言论自由是个“好”东西，会给我们带来好处。他们可以给出各种论证说明言论自由的好处，但是绝口不提所有人间的恶都是思想通过自由的言论所表达的，也不提如果言论自由带来的好处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得到的话是否就不需要言论自由了。而这后一点却恰恰是产生所谓的“犬儒心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源。
最后回到我在本系列开头提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1949年普遍支持中共的问题。显然，如果读者认同我的论证，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解：他们所以一面倒地支持中共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共远比国民党要好，好很多。而这个“好”，当然是他们心中的标准，不外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不外乎“人皆可以成尧舜”的理想，不外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一洗我泱泱古国臣民的屈辱的自豪感。从满清征服现在的中国疆域后建立的大清帝国传给汉人后，即有孙中山-蒋介石的“一个民族”理念下的反对帝国主义，建设强大中华民国，到毛泽东那里变成“多民族”但却归于“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到现在的改革开放的现代中国，1949年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好”的标准还在延续着。这个标准不变，意味着思维逻辑的延续，结果一定会延续政教合一的制度，于是就还需要有一个道德标准。这是中国当权者的难题，当然也是普通中国人的难题。我以为，出路在于彻底放弃政教合一而不是重新树立一个新的信仰，通过建立法治来取代道德信仰的权威，将道德作为个人自律的软约束，这才是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中国最近的30年的经济成功给国人提供了从未有过的自信，但是道德的乱象和社会的不稳也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近现代史上除了这最近的30年的成功，还曾有过1895~1926年的30年全面学习西方的堪称“启蒙运动”的经验，虽然未能达至社会转型成功，但是不等于在现在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可以再来一次新的启蒙运动来改变国人的思维逻辑，毕竟国人现在已有的思想资源的积累和生活的变化，以及世界的局势都完全和100年前不一样了。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有机会的，-----这是我对于关于中国人的道德问题的思考的结论。
谢谢你能耐心读我的文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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