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机要员新著  首次披露了一些高层内情

长期担任毛泽东机要员、年过八十的谢静宜完成了回忆录《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本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谢静宜在文革中担任清华北大、北京市革委会要职，始终保持与毛泽东的工作接触，亲身经历了十年文革诸多复杂的历程。

三十多年来她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行事极为低调，轻易不接受采访。这么多年来，似乎只为公开发行的“中南海机要工作纪念集”中写过一篇长文，写过《毛主席给予我们的教育、理解和关怀》、《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等零散文章。因此此次出版这本二十万字的新著，颇引起外界的关注，据出版社责编介绍，首发八千册图书已经悄悄地销售完毕。

在出版社的简介中，称谢静宜“1959年—1976年到毛泽东同志身边做机要工作”，较为笼统，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她以8341军宣队名义离开中南海，先后出任北大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第十届中央委员，是当年令人瞩目的政坛新星之一。

出版社提供的出版推荐语中这样写道：“她以对领袖的崇敬之情，细腻地描绘了毛泽东是如何工作、生活、学习的，是如何进行调查研究、作出决策的，是如何指导工作的，是如何关心同志尤其是年青同志的，又是如何教育子女、教育身边工作人员的。”这段话，把作者的写作用意和情感投入的状况基本表述出来。

出版社称，《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既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也具备了可读性。读完全书，细致梳理一番，确实发现有不少首次披露的高层内情及细节，因为是当事人的第一手素材而显得极其难得、可贵。遗憾的是，对于文革期间作者所经历的一些主要事件，譬如北大清华政治斗争、教育界革命、四届人大风波、批林批孔、梁效写作班子、批邓、四五运动等基本回避，涉及甚少。

作者在书稿中写道，“目前自己身体状况不好，疾病缠身”。她自己也期待趁还有记忆力的时机，多写东西。我们觉得，当下社会应该取更宽厚、理解的态度，欢迎年事已高的当事者多写文章或著作，为历史留下佐证，希望作者能早日动笔写完《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的续集。

下面撷取书稿中一些较为重要的段落，夹叙夹议，力求简明扼要。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周的原话引述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发布禁空令。9月15日那天，谢静宜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刚从智利回到上海，不知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机场的客人聚集很多，飞机几天不准起飞。正在这时，管外事的同志说，周总理特许青年代表团一行乘一架载送重要外宾的客机回北京。可见，经过特批，部分飞机还允许升空飞行。

到了北京，中联部的领导先让代表团在北京饭店写出国访问的总结报告。面对复杂的局势，谢静宜不放心，打电话问8341部队杨德中政委，询问主席、总理在哪里?杨德中说：“小谢，两位老人家都好，你放心吧!”

两天后，谢静宜见到了主席，主席谈了“九一三”事件的真情后，让谢去看望总理。主席说：“总理这一段特别辛苦，‘九一三’发生后，他一直吃住在大会堂指挥工作，紧张得很呀，现在没事了(指林彪已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让他睡几个好觉。”另外主席还让转告总理一件事，主席说：“远新来电话，想回来看看我，他说不看到我，总有点不放心。这事得请示总理一下，远新是军人，现在能不能离开岗位回来几天?请总理定。”

在西花厅，总理兴致勃勃地对谢静宜谈了“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的紧张情景以及主席的指示。他说：“我时刻观察着飞机的动向，命令全军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和立即采取的一切措施。把几员大将叫到大会堂来，一是为了好控制他们;二是为了面对面同他们谈话，问清林彪这次逃跑与他们的关系，他们几位是否知道……直到弄清林彪座机坠毁后才松了一口气。”

现在描述“九一三”事件的著作较多，但史料性质的作品中能直接引用的毛、周原话并不多，谢静宜此处的现场记录是值得看重的。

1972年周总理一次与谢静宜谈话，讲了长征时的一段往事，总理说：“小谢，长征时候我害了伤寒病，很严重啊，差一点没死掉，是主席救了我。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主席托人给我买了银耳，银耳是大补的，后来慢慢地好了。”

1967年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时，在武汉正碰到上两派武斗，即有名的“七二零”事件。武斗的车上站着手拿长矛、头戴柳条帽的派别群众，一辆接着一辆地从主席所住的东湖驻地大门口通过。有的还在门口停下来好久不动，不知是观察什么，还是别的原因，也不知他们是否知道主席就住在这里边。街上不时传来枪声，听说送文件骑摩托车的同志的皮包被子弹打了一个眼。

从北京跟主席出差负责保卫毛主席的丁钧几人躲在大门内小竹林里边，透过竹林探望外面的动静。当时上级有命令，只要他们不冲进来，谁也不能动。

当时紧张的气氛笼罩在驻地内外，有传说已发现有人从东湖对岸，嘴系着小刀游过来。为了保密，中办主任汪东兴正式向机要员谢静宜和樊一民交代：“手里时刻拿着火柴，万不得已时烧掉密码，把密码机从窗户上沉入湖底。”为了安全起见，领导让工作人员(包括新华社摄影师)手中均拿一个木棒。

大家劝毛主席快点离开武汉，而主席照例办公、看文件、读书，毫不在意，并漫不经心地说：“没事，他们不会伤害我们，没关系的。”直到深夜，周总理乘飞机抵达武汉，专门劝主席离开武汉去上海，主席才同意。

黎明前从东湖去机场，路上很紧张，机要的车辆紧跟主席车后，总参一位副参谋长坐在前位，谢静宜听见他嘴里不停地小声地说：“过了一关了，又过了一关了……”

我们从不少著作中已经知道“七二零”事件的来龙去脉，但从未有人像谢静宜这样，从内部描绘得这么细致，这么生动。文革期间，在最高领袖的身边，居然有预备烧密码、扔掉密码机的举动，这在外界是难以想像到的。

 
毛泽东对田家英、王良恩之死的反应

1966年夏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去世后，谢静宜曾找主席谈过：“主席，因为我曾向田家英借过书，遵照您的指示向他求教过，田自杀后，他们还曾让我交代田家英为什么会借书给我读，与田有什么关系?”

主席说：“田家英是我的秘书，他为我工作多年，经常到我这里来，关系不比你密切吗?是我让你去向他求教的，也是我让你去向他借书读的呀，接触一下就有问题了吗?岂有此理，没这个道理。”主席生气了，紧接着又说：“田家英究竟有什么问题，并没有搞清楚嘛。”

谢静宜说：“听别人说，田家英死之前，烧了您很多手稿，是真的吗?过去我去他家，向他请教学习之事时，多次看到他和大逄(即逄先知)伏在桌上，非常细心地裱糊您过去的手稿，把原来很破旧的稿件裱糊得完好无损。裱糊的时候，我看他们是那样精心、爱惜啊，难道他会忍心再把它烧掉吗?”

主席点点头，表示同意谢静宜的分析。他说：“我也不信，才别相信那些搞专案的人说的都是真的呢。”

谢静宜又说：“1961年初，广州会议时，田家英在他住的房间里(省委招待所小岛宾馆)，伏案边哭边给主席写一份他在安徽的调查报告。记得大意是一位农村妇女，丈夫死了，孩子才几岁，没劳力，她带着这个小孩下田种地，妈妈挖个坑，小娃娃在后面点个豆的悲剧情况。”

主席马上说：“是的，我记得有这个报告，他是对的。但后来，他也有些改变。不过这也算不了什么呀，可以讨论吗，也不至于……”主席没说下去，意思是也不至于去死呀!

1972年，中办副主任王良恩自杀后，谢静宜又感到很惊讶，曾对主席说：“王良恩同志是从南京调来的，他很好啊，待人和气，接触中感到他没架子，很诚恳，为什么突然自杀了呢?中央办公厅怎么也这样复杂呢?吊死两个副主任了。”

主席这时抬起头来看看，点点头，苦笑了一下，没说什么。

谢又问：“主席，他们有什么问题，真的那么严重吗?”

主席这时严肃地说：“我看不一定。至今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了不得的事。若干年后也许能搞清楚，也许还不一定。田家英是我的秘书，他为我做了很多工作，他爱学习，是个有才干的人啊!”

谢静宜在书稿中写道：“从主席的言语和当时的表情，主席对田家英的死是惋惜的。对中央办公厅死了两位副主任的事，主席是有疑问的。”

  
毛泽东对高级知识分子的遭遇的直接反应

文革期间北京高校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遭受风雨侵袭，厄运连连。在谢静宜的新著中，我们得以第一次详细知道毛泽东对这些知识分子的遭遇的直接反应。这些内容以前大多从未对外透露。

1968年12月21日前后，毛泽东护士长吴旭君给谢静宜打电话，让谢回去一下，说主席有事找。谢静宜见到主席后，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小谢，北京大学翦伯赞教授夫妇最近吃安眠药自杀了，自杀之前，他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说他对不起我了……我很难过，我没有保护好他们。”说到这里，主席掉泪了，说不下去了。停了一会，主席说：“清华、北大一路之隔，却是两个政策。”

稍许，主席又说：“小谢，我建议你同迟群再带上几位同志一起到北大看看去，了解一下翦伯赞之死的原因;调查北大对待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情况。”沉默了一会，他自言自语地说：“看来八三四一(即警卫团)还得派一部分人去北大啊!”

在北大一次教授座谈会，敢说话的冯定教授说：“不管天气多冷，都把人叫去批斗。他们那些造反派，一喊我的名字，我就吓得胆战心惊。预先穿好厚厚的棉袄、棉裤，因为一去挨批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免得挨冻。”他又接着苦笑着说：“去之前，我有尿没尿都去尿，有屎没屎都去拉，免得一害怕，吓出尿来。”

冯定转过头来，看了一下冯友兰教授，用手指着他说：“你问他，他原来是大胡子(用手比试长度)，为什么把胡子刮去了?你说呀!”

冯友兰有点口吃地说：“因为每次批斗时，总有个别人揪我的胡子，我很害怕，从此以后嘛，就把胡子刮去了，不再留了，免得多受苦……”

谢静宜回来后，把冯定、冯友兰等老教授的发言向主席如实汇报。主席听了很是生气地说：“不像话!还是有文化的大学呢，根本不讲政策。”

后来当谢静宜向毛主席汇报到梁思成、钱伟长被造反派停发了工资时，主席生气地说：“恢复他们的全部薪水。”稍停，主席又说：“对钱伟长这样做，若是群众还一时想不通的话，可采取每月先发给他150元。同时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策水平。当群众的政策水平提高了，就恢复他原来的全部薪水。”

谢静宜在书中写道，1968年清华大学教授处境相当不好，受到群众组织的任意批判，从政治到生活都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违背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毛主席曾非常关心地问：“梁思成在哪里?”

经过调查，才得知梁思成早已被“造反派”从原来住的一座小楼里赶了出来，住在一个比较阴暗的两间平房里，阳光被前面一座高房子挡住。更严重的是，“造反派”已停发了他的工资。

梁思成在家中告来访的谢静宜说：“我有心脏病需要躺着，可是又有肺气肿需要坐着，很是矛盾。我体质很弱，自己系个鞋带之后，气喘得就像刚跑完百米赛一样。”又接着说：“我要感谢林洙(他的夫人)了，多亏她帮助我。”

谢静宜当面向毛主席做了汇报，主要是把看到的、听到的特别是梁思成的原话报给主席听。主席听后，很是不安，马上指示恢复梁的工资、搬回原处、送最好的医院治疗。并说：“不要让梁思成他们上台受批判了。批判旧教育制度，他们可以同大家坐在一起共同批判，共同受教育嘛。”

整党开始以后，有人提出要开除梁思成的党籍。谢静宜去请示，主席说：“不准开除党籍，恢复梁思成的组织生活。”

侯波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抓拍毛主席的活动

辛勤的摄影师和记者们，为毛主席的活动留下许多珍贵的镜头和报道。但据我所见，毛主席是一个不愿随意照相的人。除了他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所进行的党务、国务和外事活动，必须由摄影师和记者拍摄记载下来外，他平时的工作照、生活照是不多的，公开发表的则更少。这与他的谨慎和务实作风是分不开的。

在毛主席那里，我先后结识了新华社、新影等单位的徐肖冰、侯波、舒世俊、孟庆彪、吕厚民、陈娟美、钱嗣杰、杜修贤等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的工作。现在留给后人的大量历史文献纪录片和照片资料，正是他们和他们之前的摄影师老前辈们付出的艰苦劳动的结晶。

侯波是延安时期的老同志，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她对主席比较熟悉，胆子也是比较大的。主席在专列上是不愿照相的，但侯波有时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抓拍。有一幅毛主席正临窗凝神观望田野庄稼生长状况的照片，我记得就是侯波突然进入毛主席的车厢“咔嚓、咔嚓”连拍了几张，待主席察觉，她已收场了。

吕厚民比较谦恭。记得有一次主席在杭州，正在办公室桌子上用毛笔写东西，吕厚民想拍照又怕干扰主席工作，他让我先去征得主席同意，拍一张办公照，主席就是不同意。于是我就给主席讲起了“大道理”。我说，人家新华社记者、摄影师跟随主席出差，是组织上派遣的，对人家来说这是工作，您老是不让人家拍照，人家回去就没有完成任务，要受批评的。他老人家听我这么一说，心肠软了，同意只拍一张。我高兴地连忙把吕厚民请进来拍了两张。拍完后，吕厚民说：“谢谢主席，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呀。”

 
读书活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9年底至1960年间，毛主席先后住在杭州和广州，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并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正文和注释。

鉴于1958年“大跃进”中发生一些问题，毛主席深感各级干部非常缺乏经济学的知识。他自己也觉得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思考。从1959年12月10日起，正在杭州的毛主席，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同他一起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轮流诵念，边读边议。毛主席发表谈话后，其他同志也有插话。读书一般从下午4时左右起到9时左右吃晚饭止；也有时从2时、5时、6时开始读，到7时、7时半、10时结束。

可12月26日，是毛主席66岁生日，也没有中断读书。毛主席要读书小组的几位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其夫人吴仲廉两位。江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饭后，毛主席赠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读书的地点是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上丁家山只能步行。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从下午6时读至10时，读了22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记号。从头到尾，都这样画。有的段落，毛主席画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有的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了‘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者否定的评语。有的段落画了以后，毛主席既没有发表议论，也没有说对与不对。

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经邓力群等人进行整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谈话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问题、当前国内的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