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小人物（原创散文）
     

         这些日子，心里颇不平静，总是不由的想起过去的那些难忘的小人物。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北运河畔的高上坡、莲花寺和回民胡同38号院（现华联商厦所在地）长大的。在那些日子里，经常接触许许多多普通的劳动者，各色各样的小人物。他们用满手的老茧，满脸的风霜，辛勤的汗水，让通州古城的人们过的非常便利舒适。
时过境迁，如今在大街小巷已经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身影了，有的行当已经在人们的生活中悄然隐退。但我仍然记忆犹新，深深地怀念着他们。
                                                     卖百货的老大爷        少年时代，经常有一位老大爷推着百货车在大街小巷摇着拨浪鼓叫卖。
       那是一辆双轮车，有些像过去的排子车。车的上面平放着货柜，是用木头做的。货柜分成好些格子，小格子上面盖着折叠玻璃小门，里面分别放着针头线脑、铅笔文具、烟袋和烟袋嘴、线袜鞋垫、绣花线和子母扣、松紧带和女孩跳绳用的橡皮筋。大格子里放着棉布被单、秋衣秋裤、搪瓷脸盆、暖壶、球鞋和现在已经看不到的黑面条绒懒汉鞋。在货柜中间部位的两侧，固定着木头竖杆，上面还有横杆连接，在横杆上挂着鸡毛掸子、腰带等等。
卖货的老人个子不太高，身体有些发胖，光光的头上已经长出很短的白发，齐刷刷的。他那堆满皱纹的脸上总是挂着热情、和蔼的微笑。遇到胡同里的熟人就打打招呼，其实，胡同里的男女老少没有不认识他的。
        他经常推着百货车从胡同西口进来，走不远，就把车停在较宽敞的路边，拿起拨浪鼓有节奏地摇起来。那个拨浪鼓的杆有一尺多长，上面依次排列着三个鼓，最上边的是一个小铜锣鼓，中间的是稍微大一点的皮鼓，下面的皮鼓就更大了，在三个鼓的两侧，都有红线绳，一头系在鼓边上，另一头有小珠子。每当摇波浪鼓的时候，老大爷就用右手握着拨浪鼓下面的杆子，把拨浪鼓向前倾斜着举起来，左右摇晃，那些珠子就反复地敲打鼓面，这样的拨浪鼓声很响亮。在院子深处一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就知道卖百货的来了，最先从院子跑出来的是小孩子们，大都是来看热闹的。大姑娘小媳妇来到车前，一般都是买一些头卡子、绣花针、绣花线、雪花膏什么的。老太太一般买一些顶针、扣子、针线。抽烟的人有的买烟嘴，但更多的是买卷烟纸和打火石。在百货车前，总是围满了人，有买东西的，也有和他聊天的。小孩子们常常围着货车转来转去，嬉戏打闹。
        遇到没人来买东西的时候，他就收起拨浪鼓，推起百货车，一边和旁边的人点头打招呼，一边迈着稳健的脚步向胡同里面走去，拨浪鼓的声音又从那里传来。
        那天傍晚，小学校组织我们去西海子电影院看《战斗里成长》电影。我和同学们出了胡同，经过高台阶和万通副食店，穿过新华大街，沿着北大街有说有笑地前行，我们边走边说着，有的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电影就是在这条街上拍摄的，也有的说是在清真寺门口拍的，小孩子就是爱抬杠，谁也不服谁。其实，在那部电影里可以看到这两个地方的影子。当我们穿过鼓楼的时候，忽然，在前边不远的一家小百货店前发现了那熟悉的身影和百货车，那是一家不大的小百货店，坐落在马路的东侧，店牌上面还写着“国营”的字样，只见那位卖百货的老大爷正在从货车上往店里搬货物，我们礼貌地叫了一声老大爷后，继续往前走去看电影。
        过了若干年以后，我参加了工作。当路过那个小百货店的时候，那里已经不卖百货了，那熟悉的老大爷也不知去了哪里？也许已经退休了，也许已经在家尽享天伦之乐，也许……

送煤的黑大个子 

        胡同中部北侧有一家国营煤店，在民族小学的东边一点，现在的人民商城所在位置。
        煤店南北贯通，可以穿行。煤店里的东侧盖着高高的宽敞车间，工人们常在那里用摇煤球。以后不用手工摇煤球了，因为有了摇煤球的机器。再以后，有了自卸运煤的专用汽车装着冒着热气的机器煤球直接卸到煤店。后来烧煤球的渐渐少了，改烧蜂窝煤了。
那时候，煤炭都是按人定量供应的，要带煤本才能购买。
家有壮汉子的，一般都是借三轮车、双轱辘车自买自拉。大多数家庭都是先到煤店排队买煤，开了票，支付一点运费，带好收据，回家排队等着送煤的来送。
        常来我们院子里送煤的是一位魁梧壮实，浓黑的眉毛，眼睛圆圆的、大大的，说话瓮声瓮气的40多岁的大个子。他的头上、脸上、手上、身上总是覆盖着一层黑煤灰，和人说话的时候，只有牙齿还算白。他对院子里的每家每户的情况都非常熟悉，送煤的时候，总是准确无误地来到各家各户门前。他对我们这些孩子也很熟悉，知道我们是哪家哪户的。他每次送煤来，院里的人们都会给他递上小板凳，让他歇歇脚，专门给他沏好茶，那时候北京茶叶厂生产的小袋包装的茉莉花茶是人们经常喝的好茶，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喝在嘴里很是香甜，一毛钱一袋，次一点的就是小袋装的茶叶末。赶上吃西瓜、打瓜，他送煤赶上了，也给他一大块解渴。下雪的时候，人们还会把他让进屋里暖和一下手脚。
       要送的煤球都是用荆条编的筐装着，每个筐里都要过秤装满50斤的煤球，煤筐上有两个对称的耳朵，用来提筐用。这些筐在送煤的三轮车分上下两层装。车上还放着黑黑的、长长的扁担。黑大个子在送煤的时候，习惯用双手握着三轮车把手，左肩膀上还要套着绳子，另一头挂在三轮车上。经常可以看到他在送煤路上的时候，身体往前倾着，双脚艰难地一步一步往前迈。到了我们院的大门口时，他把车停稳，在车后面用车上的砖块给车轱辘打好眼，然后把扁担放到肩上，用钩子分别钩在两个装满煤球的筐的外扶手上，他的两只手分别握住两个煤筐的另一个扶手，挑起一百多斤的煤筐，一步一晃地迈着坚实的步伐艰难地走上高高的斜坡，走进院子，把煤送到买煤的人家。
        后来，烧煤球的越来越少了，居民们逐渐喜欢上了干净的蜂窝煤。每次送蜂窝煤的时候，黑大个子就用木板搬煤，尽管他带着围裙，但身上仍然是布满黑色的煤灰。
        自从1986年我们家搬到了北苑，就再也没有看到送煤的黑大个子。

磨剪子戗菜刀的

       那个年月，磨剪子戗菜刀的都是中年汉子，年纪大的稍多一些。从他们的口音中，就可以知道他们不是本地的，有天津的，也有山东的，还有河北唐山的。
磨剪子戗菜刀的行头似乎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戴着再生蓝布做的围裙和套袖，肩扛一个长条凳，眼里流露出生活的艰辛，无冬无夏地穿行在通州的胡同、大街、小巷，边走边吆喝，挨家挨户揽生意。
        在长条凳的一头固定着两块磨刀石，一块用于粗磨，一块用于细磨，凳子腿上还绑着个马口铁罐头盒做的水罐，里面放着水，里面还插着一头系着布条的筷子，也有的是用铁丝拧成的，干活的时候，一边磨，一边蘸水往磨刀石上涂洒。凳子的另一头绑着坐垫，还挂了一只小箱子，箱子里面装着锤子、钢刀等必备工具。
        他们的吆喝声非常悦耳，有的还带着铜号，和少先队员吹的铜号一个摸样，站在胡同里吹。还有的带着铁片做的快板，边走边呱嗒。在院子里，经常会听到：“磨…剪…子嘞……戗…菜…刀……”的吆喝，声音很有节奏感，尾音往往拉得很长，还夹带着韵味。有的时候还会听到号声，号声从低到高仅有两个音节。还有的时候会听到铁片做的快板那“哗啦！哗啦！”的声响。每次听到这些悦耳动听的声音，大人们就会拿着剪子、菜刀来到胡同里交给磨剪子戗菜刀的师傅们。
        磨剪子、磨刀的方式很简单，他们从肩头放下长凳，骑坐在凳子上，低头猫腰地干。在开始干活前，先要用水把磨刀石浸透才行。磨剪子戗菜刀的双手由于长年的劳作，手背粗糙得像树皮。手掌满是老茧，尤其是大拇指和食指上更是布满厚厚的茧子，有的还裂着小口子。
        磨剪子比磨刀要难些。剪子有很多种，长剪、短剪、圆头剪、尖头剪的等等，磨剪子之前要先看看剪子与磨刀石的角度，剪子中轴的松紧。当剪子的两片合在一起后，剪子尖必须对齐，不松不紧。他们把剪子磨好后，对那些剪子把不正的，过松过紧的，就用锤子敲打调整，直到合适为准。然后用布条试一试剪子尖好使不好使。剪子磨好后，他们再递给剪子的主人试试，人家满意了再收钱。
        磨刀要比磨剪子稍微容易一些，磨剪子戗菜刀的接到活以后，先用手捏捏刀背，再眯着眼看看刀刃，好知道该如何磨。磨刀分为粗磨和细磨两道工序，粗磨的时候用废砂轮，细磨的时候用深灰色磨刀石，一边磨一边还要用绑着布条的木棒或铁丝蘸水。磨好后还要看看刀把的铆钉是否松动，如果松动了，他们就会用小锤子敲紧固牢。对于那些刀刃已经用的很钝的，他们都有“绝招”，就是人们常说的“戗刀”。戗刀是一把坚硬的工具刀，都是用锯床上的锯条制作而成的，刀把约三四十厘米长，刀把左右各按上木头握手，与刀成十字形。戗刀时，把菜刀平放在长凳面上，用木塞塞紧。磨刀人用肚皮顶住戗刀把柄的顶端，双手分别抓住戗刀两侧的握手，用足劲向前推动戗刀，一刀一刀地在靠近刀刃的地方削去薄薄的一层，有两厘米左右宽，铁渣也随着戗刀一点点掉落下来，然后，再按常规把刀刃磨快。
        磨剪子戗菜刀的都是凭体力糊口。后来磨剪子磨刀的工艺稍有进步，普通磨刀石改成了油石，手摇砂轮机代替了戗刀，走街串巷的时候不再肩扛长凳子，而是用上了手推车、自行车、三轮车，但吆喝声却始终不变，还是那句耳熟的老调和铜号声，唯有铁快板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

小炉匠

        小的时候，常常在胡同里看到挑着担子的小炉匠，担子一头是锔碗的小厨，一头是小炉。他们一边走，一边吆喝：“锔盆锔碗锔大缸……箍戮锅……”
        院里魏大爷的一个祖传瓷瓶盖子掉在地上摔成了好几瓣，心疼得不得了，一直盼着小炉匠来。那天，当他听到小炉匠的吆喝声，马上用毛巾包着瓷瓶盖子碎片来锔。当时，我们正在他家听他的儿子魏大哥弹奏大正琴。魏大爷出屋门后，我们几个小伙伴们也跟着出来看热闹。只见小炉匠先把瓷片对好茬口，在用绳子捆住，坐在板凳上用腿牢牢夹住捆好的瓷盖，左手大拇指与食指捏住套在钻头的小瓷酒盅，其余三指扶着钻，那个钻和木匠用的手钻差不多，只是缩小了一些，钻的另一头是金刚钻。然后，他从工具盒里挑出几个锔子，放进嘴里含着，锔子是铜做的，形状就像钉书钉，比订书钉宽，两头尖尖的。他右手持着弓，将钻在弓弦上绕一圈，先将钻尖在嘴上沾点唾液，然后钻尖在瓷盖上裂缝的一侧定位，松开左手三指，右手反复左右拉弓，钻头渐渐刺进磁盖，冒出粉末来。他再用嘴使劲吹去粉末，露出细小的钻眼。钻眼在接茬两边，一一对应。钻好一个眼后放上锔子，再钻另一个眼儿，两个眼儿钻完后，再把锔子的另一头也插入钻眼里，用小铜锤轻轻砸实。小炉匠把瓷盖锔好后，还要用手摸摸锔的牢不牢，确定没有问题了，就往那些锔子上抹上一点湿油灰腻子，抹平缝隙，用抹布擦干净，活就齐了。锔好的瓷盖锔子很匀称，整整齐齐的。
        那时候，活面盆、碗破了能锔好，大水缸、咸菜缸照样也能锔好，只是钻头和锔子有所区别。记得我爷爷家放粮食的大缸上就有一排锔子。
        相比之下，箍戮锅工序难度大一些。那个时期，老百姓家用的炒菜锅、蒸锅都是生铁（铸铁）锅，没有现在的铝锅和钢锅。铁锅很容易损坏，一不留神碰破或者摔裂了，也能用锔子锔。还有的铁锅在铸造时掺进了沙子，用久了就会露出沙眼，造成漏汤漏油的。补锅时，先用锉把铁锅上的沙眼锉出新茬，然后用形似铆钉的铁把子，钉头是一个熟铁片，钉销很短，穿过沙眼，里外用铜锤砸实调平，铁锅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现如今，再也看不到走街串巷的小炉匠了，只能在一些影视片子里看到那熟悉的身影和吆喝声。
夹包的剃头匠
       过去的理发店没有现在多，通县县城仅有四五家，理一次头发要一两毛钱。那时候，在潞河医院和大众医院（新华医院前身）工作的父母一个月的工资才60多元，我们一家六口月人均10元。家家如此，收入都不高，大人们每月发工资后都是盘算着如何支配这些钱。
        邻居之间，都找会理发、剪发的帮个忙。有时候，赶上大人工作忙，顾不上给我们推头，就给我们一毛钱，让我们找走街串巷“夹（音“胳”）包”的剃头匠。夹包的剃头匠常常肩挎一个装着理发工具的书包，手里拿着一个形似镊子的钢叉，行话叫“唤头”，意思是“召唤头来挨剃”，是剃头匠在走街串巷时普遍使用的一种行业标志性用具。它是两根铁条做的，一头烧结成把儿，另一头微微张开，全长一尺二寸，左手拿着它，右手用一根五寸的大钉子，从两根铁条的缝隙中间向上蹭着挑，发出响亮的“嗡…嗡…翁…”的声，代替了剃头人的吆喝声。一旦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剃头匠来了。我们小孩子推头也爱扎堆，钱是各拿各的。我们把剃头匠叫进院子，谁想推头就从家里搬出凳子来，坐在院子里推。那时候，没有电推子，都是用手动理发器，赶上推子不快夹头发的时候，我们都会疼的呲牙咧嘴的。遇到这种情况，剃头匠就会调调推子上的旋钮，一直调到不夹头发。我们小孩子推头才5分钱，剩下的5分钱可以买铅笔、橡皮或削笔刀，嘴馋的可以买五块水果糖或三块牛奶糖。
          西院的一位老大爷喜欢剃光头，才1毛钱。他剃头的时候，我们总是当做稀罕事来看，围在老大爷的旁边，看着剃头匠剃头。剃头匠先用长长的毛刷子在放着胰子水（即肥皂）的茶缸子里沾满水，在老大爷的脑袋上麻利地、均匀地一涂抹，随后掏出一把剃头刀在牛皮做的杠（音“钢”去声）刀布上有节奏地摩一摩，就像人们把菜刀在缸沿上磨那样，让刀刃快一点，然后就开始刮。随着剃头匠的熟练动作和沙沙的响声，老大爷的头发就随着肥皂沫一起被刮下来，露出灰白的头皮。
         现在，理发馆到处都是，用的都是电推子，也不用走街串巷了。剃头匠们使用了不知多少年的“唤头”也进了博物馆。
卖报纸的老人
        我家后院的旅美华侨池姥姥非常喜欢看报纸，尤其喜欢看《人民日报》和《北京晚报》，每天都从在胡同卖报的老人那里买。
虽然过去40多年了，可这位卖报纸老人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不知道他来自何方，在那里居住，只是知道他是卖报的。
这位老人瘦瘦的，个子很高，头戴褪色的蓝布帽子，帽子下面的鬓角露出白发，带着一副近视眼镜。脖子细长，两颊深陷进去。身穿一身整洁的中山装，骑着一样旧自行车，在自行车的大梁上系着褡裢，车把前拴着帆布包，里面放着报纸。他的声音非常响亮，在屋子里都能听到他卖报的吆喝声：人…民…日…报……！北…京…晚…报……！那个报字的声音拉得很长。
          每次听到卖报的吆喝，池姥姥就会赶紧出来买报纸。有时候，卖报的老人还会把报纸送到池姥姥的屋门口。邻家已经上小学五年级的一位姐姐也经常从他那里买《中国少年报》看。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许多报社停刊了。从那个时候起，卖报纸的老人就再也没来过。

看车的安全员

         在通州城里，40岁以上的人可能会记得，在北大街的鱼市口，通州百货商场（物美超市所在地）旁边，有一位看自行车的人。
要说看自行车，通州城里有不少人都干过，唯有这位看车人却与众不同。
        他中等个头，年龄在50岁上下，风吹日晒把他的脸变得黑红黑红的。他的胳膊上佩戴着红袖标，上面写着“安全员”。每天早晨，他就带着四条腿的木凳子、一个暖壶和一个大茶缸子，准时来到他的岗位。一边看自行车，一边宣传安全知识，提醒过往行人和进出商场的人们注意交通安全。
          他的声音非常洪亮，常常拿着铁片做的喇叭进行宣传。这种喇叭的小头可以扣在嘴上，另一头从小到大呈圆锥形状，用这样的喇叭宣传，声音也会传得很远。每次路过那里，都会听到他的声音：“同志们，为了大家方便，请自觉遵守交通秩序”、“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为人民服务，请大家扶老携幼，照顾好不方便的人”。后来，他还用上了装着电池的手持电喇叭，声音更加响亮了。
        因为那里有县城的首家大商场，小商店也很多，自古以来就是商家云集之地，在那里存自行车的比较多，自行车有“永久牌”的、“凤凰牌”的、“飞鸽牌”的，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这些自行车的颜色主要有黑的、绿的。当他看到来存车的人没有码放好自行车的时候，他就码放好。有的自行车被大风刮到了，他就扶起来，双腿夹住车轱辘，帮助整整车把。
         记不清什么时候，再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听着他那动听的嗓音。

掏粪工人

         我们家住的院子里有五排房，是个大杂院，住着十几户人家。院子里有个公用厕所，在院子最里面，要上下十几个台阶。从大门口到厕所来回要走100多米。
       县清洁队的掏粪工人们总是定期来掏粪，每次来五、六个人。
这些工人个子有高的，也有矮的；有胖的，也有瘦的。
        他们是坐着大粪车来的，粪车是用货车改装的，上面躺着椭圆形的大粪罐，比现在运送汽油的罐稍微小一些。来的时候，掏粪工人们都坐在大粪罐上，身旁放着大粪桶和大粪勺等必备的掏粪工具。大粪桶有半人多高，呈圆锥状，桶口大，桶底小。工人们都身穿劳动布工作服，肩膀戴着厚厚的圆垫子。
        掏大粪是个体力活，那半人多高的粪桶有20多斤重，装满粪便后有100多斤。掏粪工具有两种，一个是粪勺，用来掏粪便，一个是小吊桶，桶用来舀大粪汤用。到了冬天，还要带上扁铲，扁铲安在长长的木棍上，用于铲茅坑里结冰的大粪。他们在厕所的茅坑里一勺一勺地挖，一桶一桶地舀，再往外一大桶、一大桶地背。
记得那天去厕所，看到掏粪工人顺着微伸的腿，熟练地将粪桶背上肩膀，背起沉重的大粪桶向院外走，一路上身体往前倾着，迈着沉重的脚步，大粪汤也在粪桶里晃荡着，经常溅到地上，也溅到他们的身上。当他们走到停在大院门口的大粪车旁边的时候，再顺着搭在汽车上的木板子登上汽车，把大粪到进大粪罐。后来，大粪车又进行了改造，掏粪工人们不再背着大粪桶爬坡了，而是将大粪桶放到摇臂上，抓起摇把，把大粪桶提起来，大粪就倒进了大粪罐。
他们每天走街串巷的，默默地重复着这样的劳作。
          现在，人们再也看不见身背大粪桶掏大粪的清洁工了，取而代之的是抽粪汽车。
          在我的记忆中，那个年月还有敲着梆子卖香油的，骑着自行车焊洋铁壶的、捏糖人的，推着小推车弹棉花的，东街有修钢笔的、修马灯的，东关有钉马掌的……
        他们都是非常不起眼的小人物，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没有任何豪言壮语，总是在平凡的位置上默默无闻地，任劳任怨地辛勤劳作。
         他们宛如天上的星星，在太阳光芒的照耀下，显不出自身的流光异彩，但是他们始终用自己那微弱的光芒照耀着人们。
        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常常从时光的罅隙里破空而来，在我的眼前浮现，在我的耳畔萦绕。
        他们是运河渺小的沙石，托举着奔流不息的碧波。
        他们是古城坚实的砖瓦，搭建着运河文化的大厦。
        燃灯塔感动了，打开了古老的案卷，记载了他们的高大形象。
        北运河感动了，铺开了历史的画卷，珍藏了他们的耀眼风采。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