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先所在的国民党部队是起义，具体到我应该是参军。因为我是在解放军来到之前，就已经潜逃离开了那个部队，以后知道原部队起义后才又去报到的。这个报到的性质，当然不是向国民党的部队报到，是明白无误的向解放军政治处报到。它的性质无疑的应该是参军的性质。起义的兵，没有一个需要政治审查；而我是和许多参军的一样，是经过了解放军政治处一个多月严格的政治审查，是在政治完全合格后才批准我入伍报到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连党支部集体研究决定我为入党培养对象后，连指导员找我谈话时也明确指出：“你的本质好，但是还需要锻炼”，同样是完全从政治上肯定了我的。

因为自己少不更事，在年终连队的民主生活大会上，批评了指导员和连长互相间的明争暗斗，影响了连队的建设。散会后我所在的排就到成渝铁路朱羊溪车站成立了公安派出所。不久连长就来了。召开了排长班长的会，紧接着又分头开了几次积极分子的会，最后才召开全排的军人大会，连长站起来宣布：“今天的会，就是揭发潜伏在我们中间的国民党特务。。。。。。”接着就有人应声而起，说我就是国民党的特务。于是面前举起了一片胳膊树林，个个都怒吼着，要我老实交待当特务的罪行。这真是在猝不及防下的五雷轰顶，我解释，不行；我说明事情真象，不行。只要我交待罪行。在失魂落魄日日夜夜昏昏沉沉中过了几天几夜都不知道了。只知道散会了又开会，开会了又散会。最后是怎样结束的？是承认了还是没有承认、不知道。

以后虽然还是照常去接车送车站岗放哨沿路巡查，但是同志们都不敢再接近我了。

以后才断断续续了解到，连部认定我是特务的材料上报到重庆铁路局公安处，经政治处研究，发现有不少疑点。便几次着人下来调查后否定了连部的认定。不久，部队就开始了解放后的第一次复员，我在复员之列。离开朱羊溪派出所后，意料之外的被公安处调到另一个连队。继续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肯定。以后又被原指导员知道了，说我继续留在部队，影响了他领导的威信，无法开展连队的工作。他的人事关系逐层活动到政治处，我就随同第二次复员的同志们离开了部队。

这一次被打成特务的教训是深刻的，又因为最终被查清还了自己的清白，遂没有引以为戒。在以后还是每每好给领导提意见，自己也就每每还是被几次打成特务。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时，写了一张响应废除政治考试的大字报，反右的第一天第一炮就向我轰来了。整个上午，我就在青年男女炮手的轰轰隆隆中垂头丧气中挨过来了。下午进了会场，准备继续挨炮轰。班团委书记兼班长的金复基，起身读了宜昌师范学校党组织给系党总支的一封公函，说那位向我轰第一炮的同学，鼓动了宜昌师范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致使学校陷入无政府状态。然后号召大家对第一炮手进行揭发。我既不自我庆幸，也不幸灾乐祸，更没有落井下石。我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似听又没有听清楚，还是深深陷在自我惶恐中：接在后面的当然还是我！如此一直日夜惶恐到反右结束，再到毕业分配临走的前两天在焦灼中我问金复基：

“我的批斗会什么时候开？”

“你的什么、什么批斗会？”镜片后面睁大的眼睛在惊奇的望着我。

“我写的大字报。。。。。”

“呵呵呵，余天狗没有找你谈话？”余天狗的本名叫余天国，是本班的团支部组织委员。小白脸，高个，微微驼背，高中应届生，年约二十一二。

“谈话？没有哇！”轮到我在镜片后瞪大了惊奇的双眼。

“咳！”金复基重重地跌了一下脚，满脸的气恼说，“这个余天狗对分派的任务怎么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不负责！他是团组织委员，老早就在团支部委员分工会上，决定由他和你谈话，传达系党支不再开你会的意见。。。。。。他竟然到现在也不执行！”

我浑身轻松得就像要飞了起来，我的天呵，几年漫长的日夜煎熬终于结束了。

四十年多后和一位在名大学当了名教授的同学谈到余天狗时，我脱口而出骂了一句“忘八蛋”，这位教授就向另一个教授同学批评我“粗鲁”不该骂，我立即和名教授断了交。搞文科的，竟然没有学到一点正义感，算什么鸟教授！污辱斯文罢了！

毕业分配审查时，又因自己反作用的狗性格冒犯了审查我的党员同学陶才碧，因反感对方态度生硬，自己马上就回以态度更生硬，得罪了这根党棍小脚婆娘，又被她暗中在自己档案里写下了“此人有重大历史问题，不可重用”的栽赃和陷害。

到了中学，在全体教职员的会上，我又传达了校内校外说书记是假红旗的话，建议书记退回红旗，重新争取一面真红旗。此话一出，全场就哑了。

以后我就成了和右派同等地位被群众监管的对象。小四清时，我被认定是潜藏了三十多年的大特务，大四清时，不仅大特务，还升级为辱骂共产党的现行反革命。批呀，斗呀，拳头在头上飞舞，唾沫星子喷得满头满脸，接着是莫名其妙地被列为“编外”，要我回家劳动。文革开始，几乎是陆续传来十二道金牌，勒令立即回校参加学习。我明白回校是挨斗，便期期不应召。紧接着地方政府（大队副书记带着民兵连长和民兵）的限令来了。只好躺到人家的刀俎之间任人宰割了。又是揭发呀，批斗呀，恶骂呀，毒打呀，打死过去喷醒了再审呀。。。。。这次更升级了，自己被批成漏网的大地主，漏划的大右派，国民党的大军官，企图阻止暴动的大现行么革命，潜伏最深的大特务。

最初成立黑帮组时，只有我一个人，以后又把两个地主分子一个右派分子扩充进来，就名副其实地“组”起来了。当时管黑帮组的革命骨干小眯眼肖富生见了我就狞笑着喊我为“四分之一”。当时以为他在喊我身后的什么人，回头为之张望，并没有人搭理他。如此多次以后仍然百思不得其解，只是疑惑地望着他，好久以后才恍然大悟：两个地主分子，一个右派分子，加上我这个分子，就是四分子小组，而我当然是“四分之一”了。这个肖富生，不仅是阴毒狼狠，还多多少少有点与屁同臭的幽默感。

我的基本平反是在一九八四年，在文革中整我的头子谢显清给我写政治鉴定时。我要求他，把调查出来证明我在解放前的重庆作过革命工作的内容写进去：

“鉴定篇幅有限，容纳不下，”又补充说，“证明你解放前干过革命工作，只能证明你不是大特务。至于你过去干没干过革命是不管的！”荒唐又大行其道的逻辑！

“那就请把那两份外调证明附进我的档案。”

“可以可以，负责装进你的档案。”

后来我托人顺便看看这两份证明，结果是根本就没有附进去，而是随同被兼工作组长的教育局长认定为我的“又红又灰”的“假日记”一併烧毁了。

在谢显清写的政治结论中，还是继续文革中的栽脏和陷害，毫无实事求是之心。在县组织部我拒绝签字。同去的人都签了，劝我：

“签了吧，听说不签会有更大麻烦的。”

组织部的人也说服我：

“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不会妨碍入党入团、升学参军。”

无可奈何，签了“同意”。唉！

整黑帮有功又升了官的人，继续说我是有罪，没有给戴上反革命帽子是对我的宽大处理。

一九八六年，放弃了成为政协付主席的机会，申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附带以此为自己彻底平反！

回顾解放后的几十年生活，不是在几轮被诬陷为特务的批斗中受煎熬，就是在两轮的空间中被“另册”折磨。

性格决定命运，教育决定性格，老共产党人教育我“做人要勇敢正直”言人所不敢言；又因自负是对革命有功的老革命（谢显清辈确知我是15岁就参加了革命后反而变本加厉地往死处整我），在提意见中难免傲气凌人，只怪我自己不知人情世故，罹此种种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