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小集　

草民信访记

前言

“信访”前加“草民”是戴斗笠打伞，多此一举。信访的本意就是民求官开恩(岂敢民告官)高抬贵手饶了自己。从古到今，没有官员“信访”的。休说他们不会遇到民所遇到的刁难事，纵使有点平常琐碎小事，也会早被“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同僚和属下办得称心如意妥妥帖帖的了，何劳自己费心费力动手张口。正如前些年饿死几千万人一样，其中就不曾有一个是官员。别说上头的大官，即使七品芝蔴小官及其下属到最底层的小小官如村长校长一类“长字号”的官，也没有饿死一个，甚至，也没有饿过一顿饭的。因为他们都有级别不同程度不等的“特供”保养着。有权无权的区别就是这么厉害。但是，不加上“草民”无法显示“信访”过程之艰辛艰难，之劳而无果历遭冷眼和胡搅蛮缠。故，不嫌累赘，还是以“草民信访”命题为妥。

之所以产生“信访”，无一例外，都是由于受到所在单位也就是基层及其上层领导不符合政策失去人类良知良心的虐待，累次请求无效，才万般无奈“信访”请求上级组织来“落实政策”。上级接到信访申诉后，本着《信访条例》“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规定，将申诉又批转回原单位领导处理，无异是将秦香莲告陈世美的状纸，批转给陈世美处理。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所谓“分级负责”上级督察，也都是官样文章，糊弄草民的。哪个官没有关系网呵？官，无一不是靠自已所处的关系网才当上的，自然是要左右回护，上下勾连，你为我“文过”，我为你“饰非”，天下岂有不官官相护的道理？

在官员心目中，凡是敢来“信访”的人，都无一例外是他们心目中的“刁民”，在处理信访中，就会在心中自然而然，油然而生出被冒犯的恼怒。又碍于面子文件，不得不给一个回复交待，于是就出现了“官僚懒政”“不作为、慢作为、拖作为”“慢、拖”到最后依旧是不了了之的“不作为”，或是在伤口上洒层面粉搪塞糊弄过去。这是往日信访的情状。

经过习总书记这些年“真管，严治”的治党，三令五申要“政为民所使”，要换位思考处理积案改变干部作风后，处理信访的基层官员一定有了新的精神面貌。决定再将积压了二三十来年的问题，再次重新申诉到指定的信访单位冀求解决。

下面就是信访的真实记录。

一

能否追讨二十年前集资建房余款

一、求助人的自我介绍：朱毅，男，汉族，生于1927年2月4日，现年满89周岁。1939年十一岁接受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三保育院院长兼共产党支部书记（直接受周恩来邓颖超领导）赵郁仙（赵君陶）的革命教育和熏陶，1943年15岁参加重庆地下革命工作，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西南局周青同志令我们这个四人小组转移到桐柏山根据地报到，中途被拉壮丁至胡宗南部当兵，因策反排长暴露逃至西安当小工后在国民党通信第四团当架线兵。1949年年末在成都听说要发枪上山与解放军打游击，遂即离开了该部队，1950年5月知道通四团已经起义在四川内江整训学习，便步行500多里赴内江要求参加解放军。经政治处审查后，分配至司令部警卫连任战士兼文化教员。

　　解放前，在我们秘密离开重庆后的几年中白公馆特务追捕小组从1945年一直追捕到1948年至襄阳宜昌交界处的三斗坪时，知道襄阳已经第一次解放，追捕的人才返回重庆（四川壁山中学李荣禄当时被关押在白公馆受审时被告知这个情况）。1952年复员任小学教员，1856年考入华师中文系，1960年任襄阳县一中教员，1969年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有两份外调材料证明我在1943年参加重庆地下工作，当时的学校领导谢显清拒绝采信。经县委研究确认属实后县委张贵轩副书记亲自到校责令学校一把手在全体教职员大会上宣布外调结论，1981年任县师范高级讲师，县政协委员、常委，1989年1月24日退休。

二，求助事由：1、请求退回二十年前集资建房余款5千9百元（预交3万，只用了2万3千9百，）。2、请求准情补办为离休。

三、拒退余款的背景资料：我在86年59岁时再次申请入党，在以后党内整风大会上根据政协会议精神（当时我是县政协常委）和校内老师们的嘱托再次提出要求学校党员会计退回贪污的前几年老师们的年终奖金款。此事原本在两年前经过外调已经有了应予退赔的结论。党员会计拒绝退赃后学校领导也不再过问就成了悬案。（会计用这笔钱在保康县买回当时极为紧俏的上好木料，自己用了小部分盖了三间房子，大部分分给了教委有关的领导，剩下的劣料拉回学校）。整风会上会计仍然多次坚决拒赔。整风结束时每个党员要经过全体党员表决是否可以重新登记为共产党党员，只有会计没有被通过。第二天却在教委整党办公室通过了。事后会计找到我屋里说，要我今后知道他马开明“马王爷三只眼的厉害！”

四、以后学校书记赵宝善在校内大小会上宣布要把我这个“小有名气”的人，再次斗倒斗臭。如此在我即倒又臭之后，又无声无息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勾销了我的党员资格（县纪委书记也说没有一票抵几票的领导点头是不敢查他的。赵宝善最擅长“攻关”，原是民办教员，将老婆子女哄回娘家，用变卖耕牛和房产的钱一路攻关到师范领导，调到师范后火箭般很快转正又很快升为教导主任副校长、书记。手段特点就是敢以明目张胆用公款贿赂有关领导和班子里各个成员，如给前教委主任梁发国分两次送100万，赵宝善自己同时把从娘家找来的老婆折磨死后立即取了年青的。）又将我助教职称的老伴办成退休后宣布不再是学校的人勾销了她的户口成了领不到退休金的黑人，武汉音乐专科学院毕业和湖北大学中文系函授毕业，受到班主任和学员肯定教学好的女儿被贬为炊事工人。目前赵宝善已“内退”（被“内退”原因据说是夜晚再次要年青女教师陪同到外地“考察”途中小车司机被车后亲密动作吸引，小车冲到上了人行道轧死了路上的老爷爷和小孙女，公款“私了”后接受了“内退”的处理）。

五、会计没有退赔一分钱上调到市内。这“马王爷的三只眼”，不仅这位马会计有，从教委到学校领导班子都有。多年后，教委领导换了，在组织部和教委新领关怀下才补发了老伴被扣除的工资，安排女儿在教导处打印。要求退还建房余款的答复是“绝不能退！”至今未退

六、这种多年不能解决的烦心事，尊敬的襄阳市帮女朗。能否予以帮助？希望得到回复！谢谢！

　　　　　　　　求助人：89周岁朱毅　2016.3.15。

回信地址：襄阳市襄州区第六中学朱燕。

　　　　　　　　　　　　　朱毅手机：15172607929

注：一年多前的上述申诉，之所以没有发出。是反复思考后，认为帮女郎不可能有这种权力；现在之所以寄出，是相信新上任的李乐成市委书记和秦军市长能够体察民情予关注，重要的是或可以此为线索追责贪官。

如有种种碍难也就算了，也不必回函。打扰了，谢谢！

退休教师九十岁朱毅   谨呈

　　　　　　　　　　　　　2017.6.8.

补充汇报1939至1950年间的一段历史情况

解放前在四川重庆市参加

地下革命工作的前前后后

一、此前所受的革命教育和熏陶

    1939年春夏之交，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电告重庆领导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的宋美龄，请她速派人来收容即将沦陷于日寇的襄阳战区儿童。

    我是在樊城讨饭中被樊城沿河街一位慈祥的老奶奶送去的。以后就坐李宗仁派来的绿色大卡车冒着日机的轰炸和扫射到了宜昌，乘轮船到万县，转木船到了重庆的江北县（现是重庆江北区）土主镇第三直属保育院。

院长是赵郁仙（原名赵君陶，改名赵郁仙是纪念为革命牺牲的丈夫），是直接由周恩来邓颕超领导的直三院共产党支部书记。我们在这里接受了革命的教育和熏陶。形成了以后的人生观、理想、抱负就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为天下的穷苦人谋幸福。

二、在重庆参加地下革命工作的情况。

我在十四五岁（1943年）的时候，在万县直八院考取了重庆董家溪思克职业学校，选择的专业是农科（同学名叫庄稼，解放后是重庆农药厂厂长），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帮助种地的穷苦人多收点粮食，免除饥饿之苦。到了重庆后，与早在重庆参加地下工作的老乡直三院大同学李荣良取得联系。在他的带动引导下决心离开职业学校到受特务津贴的小印刷所当学徒。每每将深夜赶印的特务情报机关的绝密文件送交重庆市内的地下机关。比如毛主席到重庆和平谈判时印的手掌大64开《剿匪手册》，李荣良曾转告我，周恩来就用它当面揭露了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也赶印有特务们从根据地获得的八路军军事布署情况的情报，以及特务机关在重庆市内外活动的情况。

在这里当学徒约有三年时间，过嘉陵江送印件到重庆的地下机关。每次都是从这个门进去交了印件后，立即从另一个门出来。不寒暄，不问候，完全在静默中结束交接后当即离开。

期间也学习有文件，每次看了以后交李荣良带走。有一次是日寇攻占独山，进逼重庆，当时各机关准备撤至新疆等地，中共西南局准备在重庆成立游击支队，是“国民党撤走了，由我们来坚持打日本鬼子”。问及武器弹药，回答是“到时候都会有的”我也报名参加。以后形势缓和，就没有再提此事。

日本投降后，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纷纷复员回去，印刷厂老板要我随厂回迁，业已三年，学徒满期，筨应随厂东迁后升为师傅。但是，我的上线李荣良传来了“周青同志”（是周公馆青年工作部的化名）传达的组织上的意见，要我们成立一个小组，不必再要求到延安，可以安全地到与襄阳相邻的桐柏山根据地去报到。小组成员有李荣良、贾xz（名字回忆不起来了）、云南的冯德富和我四个人。临出发的前一天中午，李荣良对我说，明天早晨就要赶船走，他要赶快到壁山中学通知同乡李荣禄一同回襄阳。天黑的时候来告诉我，李荣禄说老师们劝他读毕业后再说。我们是在天不亮浓雾漫天中上了保育会雇的大木船，因怕同行几个大布衫中有特务，就进入船的底仓，互相不交谈，以免引起注意。

到了文革清队的时候，壁山中学工作的李荣禄外调工作中顺路回襄阳对李荣良说，我们离开重庆后，他就因李荣良地找他被白公馆的特务逮捕，要他交待李荣良的行踪。知道我们是襄阳人时，就派了追捕小组到襄阳来缉捕。到了宜昌与襄阳交界处的三斗坪，知道襄阳已经是第一次解放（已是1948年），回到白公馆提审李荣禄时，要李荣禄再交待别的地址（重庆解放前夕，白公馆特务夜晚处决在押的全体共产党人时，李荣禄因为有壁山中学国民党党员的老师联名具保幸免于难，解放后留在壁山中学工作）。

平时李荣良没有去找过李荣禄，就是这一次被找的人也被特务盯上了。李荣良经常来找我，显然我也是早被盯上了。可能嫌我是学徒，又是宋美龄庇护的难童（重庆的国民党宪兵和警察曾抓过难童，后来都由宋美龄出面释放了），而且那个时候营养不良又瘦又矮小，挤不出什么油水，这也可能是没有马上被特务抓去的原因吧。

回到襄阳以后，李荣良原来拟订要找的联系人人当了国民党的官，李荣良就没有敢去联系，几次探路到桐柏山，知道国民党部队包围得严严实实的进不去，找不到联系人，没有人引路是进不去的。

为了生活，李荣良和贾姓同乡分别入赘在女家，云南的当了放牛娃，一天中午被淹死了，我在竹篠镇上买水中被抓了壮丁，由镇上的区公所保丁捆送到在襄城的县政府，再由县政府移交专门管押壮丁的师管区部队，再由师管区部队押送移交给国民党正规部队。途中曾参与过一次组织暴动，因有人泄露消息失败了。后押到陕西西安交胡宗南第一军当了“白匪”兵。

在当了上等兵后代理副班长时，曾策划所在排的排长起义，被排长定为赤谍要送连部枪决，经副排长和几位班长代为求情，允予“以观后效”暂时放了。

由陕西韩城北上“剿匪”的当天凌晨四点时在后面掩护三位班长先逃离，后至西安加入国民党后方部队西安通讯第四团当三等架线兵。后随胡宗南部溃退至成都，听说要发枪上山跟解放军打游击后再次逃离，在成都向解放军要求参军被拒后（要地方政府介绍信），打听到原伪通四团起义在内江集训，乃步行500多里赶至内江东面的一个镇，是伪通四团起义后集训的地方，经过负责集训的解放军政治处严格审查后，批准参加解放军，分配至司令部警卫连任战士兼文化教员工作。

在重庆参加地下革命工作的这段历史在文革前，没有向任何人（包括家属）透露过，更没有在档案中留有蛛丝马迹的痕迹。这是过去严酷地下工作留下的习惯，也认识不到以后会影响到离休。

文革清队中意料之外地被外调的同志在内查外调深挖细刨中找出了这段历史的证人并写有证明材料。当时学校的一把手谢显清坚决不承认，说：群众思想不通，不能把一个黑黑的黑帮调查成了红红的革命者，于是又另外派人重新调查，结果还是和第一次相同，谢显清还是不肯承认。谢显清还说，清队外调只管调查出反革命，不管你过去革命不革命，何况当时你有共产党给你的委派令没有？有给你的红头文件没有？。

后经县委研究认定了调查证明情况属实，并指明：我们共产党人是实事求是的。后由县委副书记张贵轩同志（当时的县委书记是石荣华同志）亲自到校做群众的思想不通工作（实际上是谢显清和他的几个心腹思想不通），指示谢显清在当天晚上在全体教职员大会上宣布外调的证明：“朱毅同志由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在解放前的重庆参加了地下革命工作。”

清队结束时，我要求谢显清在政治结论中将这段历史写进档案，谢显清回答：“档案里写不下！”我只好要求：“那就请将这两份证明材料装入档案袋！”谢显清立即爽快地答应了：“可以可以！”几年前才知道，谢显清将这两份证明材料随同我的几十本日记，一起烧毁了。

幸好的是经过县委组织上的确认，以及这个确认在当时县一中教职员大会上的宣布，在县一中老教职员应该是还有印象的如英语老师何济生等，文革后到一中工作的同志也听到过这个情况如小车司机李如意同志等。

我请求经过县委组织上确认了的革命客观事实，理应同样从政策上得到落实。是以请求组织领导予以补办为离休。

谨呈

学校组织领导审核！转呈

上级组织领导审批！

襄州区第六中学退休高级讲师　朱毅　呈

2017年7月28日

身份证号：420600192702043014

女儿朱燕手机：18771501270

附：为了协助组织领导调查处理，谨提供下面的建意：

这段历史在档案中没有书面文字的依据，是碍难办理的。由于文革中的多种原因，幸而获得的证人出的证明，又被当时的学校一把手谢显清恶意焚毁。增加了处理的困难。

“客观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既然当时县委确认并在群众中宣布了。是完全可以从群众中获得这段历史真实存在的书面证明材料，即能请原县一中晚上参加宣布证明内容会议的老师出具证明材料，以此作为执行政策的依据。这是处理补办离休的关键所在，

学校组织领导，能否据此签出处理意见转呈上级组织领导审核？

能否请将这份我的汇报收进档案袋？

　　　　　伏请斟酌参考！

　　　申诉人：朱毅　2017年7月29日凌晨4时　谨呈。

说明：申诉的真实意图从题目到内容，是明明白白要求追责贪官。一周之后，又上诉到市长阳光信箱，批转到教体局，再批转到学校，然后让我在一份区教体局“告知书”上签字。内容如下：

朱毅先生：

你提出的信访事项（信访件编号：4217060810166419），我们决定予以受理。按照《信访条例》规定，将于2017年8月12日（注：最长不超过受理后60日）前办结并书面答复您。在此期间，您以同一信访事项，本级和上级行政机关不予受理。

　　　襄阳市襄州区教育体育局

　　　　2017年6月12日

随同还有《襄阳市襄州区教育体育局公文处理笺》，上有“安全信访科”负责人签发的意见，也有主任和局长的“阅示”和签名。

这种形式和流程，以前是没有的。蒋南翔任教育部长时，蒋南翔办公室把我的上诉批转到省信访，省在批转到市教育局的同时告知我，我按通知找到市教育局，市教育局指路在另一个地方空屋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来了一个姓白的信访人员，训斥开导了我一番：“你没有反可平的。这么大的运动，连国家主席和老帅们都被波及，你这丁点儿又能算得上什么？挨批挨斗减少工资是运动中不可避免的。你要从政治高度提高自己的认识，不要局限于你自己眼前的一点点私利。考虑问题要有国家民族情怀！”是无果而终，怏怏作罢。

事后了解，此人原是政治教员，是打黑帮的高手，文革结束后高升为市教育局的科长。官场中又增添了一条文化流氓。

在无可奈何中赋诗一首以资纪念：

喜闻十亿遍消冤，故把不平倾座前。

不料击鼓未惊堂，却虑再创滚钉板；

戴盆望天唯余梦，六月盼雪独我难。

上下叩求处处壁，百思不解伫惘然。

注：曾上书教育部长蒋南翔，要求平反，承蒙办公室人员关注批转省信访局，再转襄阳地区教育局负责处理平反工作姓白的，却拒不平反，振振有词，胡搅蛮辩，颠倒黑白，抹杀政策。归途胡謅几句以抒愤懑。据内部人士称：平反工作结束后，此混账东西原是保皇派，以栽赃诬陷见长，因立即由政治教员跃升为科长。

1988.3.

与之相比，现在的信访是有希望的了。到底如何，待60天以后即8月12日见。

二

果然待到8月8日收到学校的回复。原文如下：

区教体局：

接到局交办朱毅同志的信件后，我校安排相关同志负责调查处理，回复如下：

1、关于“退休补办为离休”事项

调取朱毅同志档案后，经教体局老干科、老干部局相关科室领导查阅后，给出的答复是：在1949年10月前的工作经历中反映的是在国民党部队当兵。未发现解放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工作经历，未发现于此相关的直接证据。因此，老干部局给予的结论是不符合补办离休的相关条件。

2、关于“退回多余房款”事项

　　此事项的相关工作内容、过程因时间久远长达19年，当时负责此工作的主要领导和经办人都已不在人世，查找不到于此相关的工作记录和会议记录。二号家属楼从账面上反映1998年教职工集资款九十多万，而建筑工程款支出近一百玫万。每户建房集资款少于实际支付工程款，不足部分由学校支付。

　　　　　　　　　襄州区六中

　　　　　　　　2017年8月8日

朱毅的签字：

一、衷心感谢学校组织领导关心，呂安群主任在烈日炎炎中奔走于区各领导机关之间；

二、其他的不再要求，只请求对补办离休的历史事实进行复查，并向区一中知情群众取证。

　退休教师　朱毅　2017年8月11日

　　　　　　　　　　　（签名盖章）

朱毅对签字的说明：

一、回复的两个事项都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二、既然是要求“补办离休”，就应该审查提供“补办”的历史事实。老干局等领导舍此不顾，却拿与补办无关的档案中“是在国民党部队当兵”来“补办”。何况“国民党部队当兵”是掩护“地下革命活动”的“地上”，岂能以“地上”的掩护否认地下的革命活动。这是不是在推诿？

三、对提供补办的革命历史事实置之不理，对提供可以证明革命历史真实存在的原襄阳县委、原亲自取证“朱毅在解放前在重庆参加过革命工作”的几位外调同志、原参加宣布朱毅参加地下革命证明内容大会的襄阳县一中教职员也置之不理，一概不予取证。这是对“补办”的不作为！

据此，要求上级组织对补办离休事实进行复查。

四、关于“退回多余房款”的回复，同样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仅就回复中的“负责此工作的主要领导和经办人都已不在人世”，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当时主要领导是书记赵宝善、经办人是党员校长张思聪、管账的是党员会计潘勇，现在都和我同住一个单元，早早晚晚同出进一个单元楼道，他们个个都身强体壮地健在“人世”。当时由经办人校长张思聪会计潘勇张贴公布出了需要退回余款的名单，后被书记赵宝善撕毁，由此可知在其他回复中也缺少可信度，自是不言而喻的。

赵宝善内退之后，已经换了四任领导，所以，现在的学校领导不应该为“时间久远长达19年”前的赵宝善书记擦屁股。何况现在的学校领导愿意擦也擦不完。比如在一次闲聊中，赵宝善原班子里的张思聪校长无意间透露：1995年至2005年的10年间，学校办大专班和本科班收缴学费约有千万元，一分都没有入到学校账上。区反贪局曾来校过问此事，赵班子里的成员一时人心惶惶，后来还是被赵宝善摆平“平安无事了”。赵宝善到任之初宣布过“是来捞钱的！”也宣扬过“红黑道都有我的人！”此言不虚，以后不仅有能力为子女购置房产，还将儿子送到区组织部任职。目前虽然是内退有年，但是余威依然可畏，盘根错节的关系依旧存在。8月12日，我的第一次申诉由市转到学校没几天，在校任打字员的女儿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要她搬出装修好的单间小房子，让给区教委作办公室用。虽然现在没来催逼，但已经起到了警告作用。这种警告在20年前也有过。同样是在来自于赵宝善的意旨下，自己的女儿无端被从教师的职位上贬成炊事员，老伴被无端勾销了学校商品粮户口，教龄减去十年，长期领不到退休金，自己也在赵的慷慨激昂号召之中被“斗倒斗臭”。全家生活陷入坎坎坷坷坑坑洼洼困顿之中。现在警告又至，安能不加倍重视！鉴此种种，岂敢再“不识时务”要求退回余款重陷覆辙！所以对“退还建房余款”，是诚惶诚恐心甘情愿真不再要求了。

　　　　　　朱毅谨呈　2017.8.21.

说明：在等待“回复”的两个多月中，逐渐较深入了解到退款不可能，恢复党籍更不可能。有同志分析给我听：他们是设下陷阱拒绝收你的党费，然后又以你不交党费勾销了你的党籍。现在，他们有些人还在台上，手中还有权力纠合一些人证明你不交党费，下了台的人余威还在，也可以支使一些人证明你是不交党费才处理你的。你说是他们不收，不是自己不交。肯定没有一个人愿意得罪他们来为你伸张公道。恢复不成，反而被再“臭”一次。

反复思考，信服这种后果，决定放弃恢复党籍的要求。况且恢复了，以老朽将火化之身，于公于私，毫无是处。

“要求退回建房余款”也以同样的考虑决定放弃不再要求。公文“回复”的态度，明显是在仗势欺人胡搅蛮缠，如说“主要负责人和经手人都已不在人世”，明明这些人一个不缺全都健在，身强体壮，早晚和我进出在同一单元楼道。无异睁着眼当面说瞎话。

在多年百思不解后突然恍然大悟：原来这10几万建房余款，百分之99.99送给了上级领导。赵宝善的这一手真是十分了得！既结缘了上层保护伞，巩固了关系，又能促成上级领导与下层群众间的对立，阻止余款的退回。且能以此“区区”保护其他众多贪赃枉法。此时之所以有此神来之思，是受到了1986年整党支部大会中要求党员会计退赔贪污款，会计同样也是坚决不退，他因此反而加倍受到教育局领导保护。原来是会计将贪污款大部送给了教育局领导。

思来想去，要求退还余款完全不可能，决定“识时务”放弃。

只有请求补办离休不会触碰到他们的毫毛。于是就签上“其他的都不再要求，只请求复查补办离休的历史事实，并向区一中知情群众取证。”

三

随后再写一信呈襄阳市委李乐成书记和秦军市长，汇报要求补办离休的事实，内容如下：

尊敬的李乐成书记，秦军市长，您们好！

在拒绝补办离休的回复中说：“1949年10月前......是在国民党部队当兵.......”，因而否认在此掩护下曾经进行过的地下革命工作。

凡是在1949年10月前，在日、伪、蒋政权下，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无不是以日、伪、蒋政权中的合法“地上”身份为掩护，才得以继续进行地下的革命活动，这是常识。不应该以掩护的假为真而认定掩护下的真为假。这是“地下”的特点。否则，何以称之为“地下”？

革命的地下工作，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中特殊情况下特殊的革命斗争形式。对处于这种特殊状况中的老同志，自应施于特殊政策准予补办离休。

如补办朱毅离休的问题，可以采取如下办法处理：虽然在文革清队外调中取得的两份证明被当时县一中书记谢显清蓄谋恶意焚毁，但可以向两次去取证的同志取证，可以向当时经过研究确认证明有效的县委取证，还可以向当时在县委副书记张贵轩同志督催下参与宣布证明内容的教职员大会的教职员群众取证。既可以证明朱毅解放前在重庆参与地下革命工作这段历史已为当时县委确认，也可证明朱毅解放前在重庆参加地下革命工作的历史，已为当时县一中广大教师职员群众所公认。具有这种属实情况，理应准予补办离休！不应该找其他理由推诿。

不应该以三不两置的态度处理这个问题，即：不顾提供的客观革命事实，不外调，不取证；两置：对提供的革命历史置若罔闻，对提供的外调线索置之不理：欠缺作为的工作作风。只把“国民党部队当兵”当成铡刀，一刀铡下去，我的地下革命历史没有了，反而成了有罪在身的“国民党兵”，离休没有补办成，反被泼上了一身大糞，叫我吃不了兜着走！

这是有悖于李乐成市委书记最近于8月7日上午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中指示的有关信访精神的。特请求上级组织惠予复查！

原襄阳县牛首县一中书记谢显清曾责问在重庆陪都参加过地下革命工作的朱毅：“当时共产党给你有委派令吗？给你下过红头文件吗？”因为没有，就坚决否认为两份证明证实了的“在解放前的重庆参加了地下革命工作”。不仅不承认，更是加倍疯狂的迫害至濒临死亡抬到医院抢救！幸好县委知情后，派来县委办公室的两位同志，亲自护送出森严的门岗，安慰我回家养病。

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甘愿为信仰披肝沥胆赴汤蹈火和敌人搏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反而被认为“是在国民党部队当兵”情何以堪！　

　　恳请上级组织领导鉴此情况，准予复查补办为离休。　　谨呈

审阅

襄州区六中退休原县师范高级讲师

原县政协常委九十岁　朱毅　

　　　　　　　　　　　　　2017年8月12

料政务倥偬，此信不会有回复；就草民而言，惑于媒体，寄希冀于万一，不写百不写，写了或不百写。就还是写了，事过两周多，毫无反应，果然是百写了。

四

到了8月15日，意外的传来区教体局的《处理意见书》，内容如下：

襄阳市襄州区教育体育局

《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

4217060810166419

朱毅先生：

您于2017年6月8日写信到襄阳市信访局反映：1、按政策将自己的退休改办为离休。2、要求退回原襄阳县师范学校19年前的集资余款5900元。区教体局高度重视，成立专班，经调查：

3、关于“退休补办为离休”事项

查阅朱毅同志档案，在1949年10月前的工作经历中反映的是在国民党部队当兵。按离休相关文件规定：1949年10月前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的可办理离休。因此是不符合补办离休的条件。

4、关于“退回多余房款”事项

查阅学校账目，1998年6月给学校缴纳集资建房款的教师一共42户，其中28户交2万元，14户交3万元，合计98万元。支出建筑商建房工程款合计近190万元，总集资建房款少于实际支付工程款，不足部分由学校支付，所以不存在有多余房款可退。

综上所述，调查组认为朱毅老师要求由退休补办为离休，按离休相关文件要求不符合补办离休条件。要求退回多余房款，从学校账目反映总建房集资款少于实际支付工程款，故不存在有多余房款可退。

如不服本处理意见，可自收到本处理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向襄州区人民政府或襄阳市教育局提出复查申请，如逾期不提出复查申请，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

襄阳市襄州区教育体育局

2017年8月15日（公章）

我对《意见书》的意见如下：

一、关于要求补办离休，《意见书》称：“查阅朱毅同志档案：1949年10月前....是在国民党部队当兵”，不错。据此办理正常离休和退休是符合政策的。但是，据此补办离休就大错特错了。应该根据新提供的档案中所无的补办的革命历史办理，舍此不顾，只强调“国民党部队当兵”是完全不符合我的革命历史情况的。即使在“国民党部队当兵”中，我仍然继续进行地下革命活动，我曾策反国民党排长，在当天作战凌晨4点曾策划三个班长和我一同在追兵射击中临阵脱逃成功，后在成都听说要给通信兵发枪上山与解放军打游击时复逃离，后知道通信团起义在四川内江县集训，便步行500多里向解放军政治处报到，重新参军。这样的革命行为，能与“国民党兵”身份相符吗？

二、况且，我是早在1943年在重庆就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西南局地下工作持续到1945年，奉周青（周公馆青年工作部的化名）传达的指示，随同小组赴桐柏山根据地报到。

三、在重庆进行地下工作的历史，有证人出了两份书面证明的。后虽然被恶意焚燬。但是在焚燬前，原襄阳县委研究确认了的，外调取证同志见过的，原县委副书记张贵轩同志亲自到县一中督催向全体教职员宣读过的，以后到县一中工作的年青同志也听到介绍过这段历史的，这些同志都可为这段革命历史的真实存在作证。

四、处此情况，不予补办离休才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

其他的都不再要求，不再赘言。　　　　　　　谨呈

襄州区人民政府　复查！

　　　　　　　　　退休原县师范高级讲师

　　　　　　　　　　　　　　原县政协常委朱毅

　　　　　　　　　　　　　　　　2017年8月21日

在上述我的意见中，没有再赘言退回建房余款的要求，并不是同意《意见书》中的解释而无话可说。《意见书》回避了区六中回复的“都已不在人世”，揪住学校账目中的98万和190万说明建房是入不支出，不仅无款可退，还由学校支付了不足部分。这是弥天大谎！因为：一、我所住的二号宿舍楼是和一号宿舍楼，是由校长张思聪亲自到房管局申请的“福利分房”，与以后“集资建房”的政策是迥然不同的。“福利分房”是根据各住房人各方面的条件，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即国家“福利”。所福利优惠的部分款由房管局国家负担，其余部分由分房人自己负担。房管局根据我的条件进行核算核准国家福利优惠部分后，本人只应付23900元，应退回预交款30000中的5900元。况且建房完工核算后，建房经管人将对各住户退补款明细账目张贴校墙上，全校老师都看到了的，以后在全校教职员工代表会议上代表们也向学校领导孙海青多次提出过退款要求，被孙海青断然拒绝，且严令禁止不准以后再提退款的事。从孙书记有恃无恐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是有上级领导支持的。为什么会有上级支持？其中猫腻，也是不言自明的。所以放弃，不再要求退还余款了。

贪污公款，也能贪污私款，在官官加压之下，也只能忍气吞声了。

我相信，如果再要回复，一定又会从一车皮理由中再随手拈一条来支捂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五

于是退而

《申请襄州区政府补办为离休的复查》内容如下：

　　关于要求补办离休，区教育体育局《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称：“查阅朱毅同志档案：1949年10月前....是在国民党部队当兵”，不错。据此办理正常离休和退休是符合政策的。但是，据此补办离休就大错特错了。应该根据新提供的档案中所无的补办的革命历史办理，舍此不顾，只强调“国民党部队当兵”是完全不符合我的革命历史情况的。即使在“国民党部队当兵”中，我仍然继续进行地下革命活动，我曾策反国民党排长，在当天作战凌晨4点曾策划三个班长和我一同在追兵射击中临阵脱逃成功，后在成都听说要给通信兵发枪上山与解放军打游击时复逃离，后知道通信团起义在四川内江县集训，便步行500多里向解放军政治处报到，重新参军。这样的革命行为，能与“国民党兵”身份相符吗？

　　况且，我是早在1943年在重庆就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西南局地下工作持续到1945年，奉周青（周公馆青年工作部的化名）传达的指示，随同小组赴桐柏山根据地报到。

　　在重庆进行地下工作的历史，有证人出了两份书面证明的。后虽然被恶意焚燬“朱毅同志由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解放前在重庆参加地下革命工作”的证明。但是在焚燬前，原襄阳县委研究确认了的，外调取证同志见过的，原县委副书记张贵轩同志亲自到县一中督催向全体教职员宣读过的如英语老师何济生等，以后到县一中工作的年青同志也听到介绍过这段历史的如小车司机李如意等，这已经是党组织和原单位群众公认的客观存在的革命历史事实，上述同志都可为这段革命历史真实存在的证明作证。

　　据此，特请上级组织领导复查，准予补办为离休。

不再要求退还建房余款。　　　　　　

　谨呈

襄州区人民政府复查！

　　　　　　　　　退休原县师范高级讲师

　　　　　　　　　原县政协常委朱毅

　　　　　　　　　　　　　　　　2017年8月21日

附：朱毅简历

朱毅简历

  时　间　　 工　　作　　　　　　证明人　　关系　　　　地　址

1927——1939　在家讨饭吃过襄阳第二次

土地革命红军送来的粮食,　　　　 熊金宝,　　邻居,　　竹篠十字街。　　　　　　

1939——1942　收容在战时儿童    李荣良　保育院同学　竹篠大李家营

保育院读书接受直三院共产党

支部书记烈属赵君陶的革命教育。

1942——1943　重庆思克职业　　　庄　稼　保育院同学　重庆农药厂

学校农科学习　　　　　　　　　　　

1943——1945　派往新快报印刷所　李荣良　保育院同学　竹篠大李家营

当学徒将特务印刷的“绝密”情报等

送往重庆地下机关，　　　　　　

1945——1946　奉西南局周青指示　李荣良　保育院同学　竹篠大李家宽叶

赴桐柏山根据地报到，

1946——1948　被抓壮丁交　　　　韩复成　班长　　河南

胡宗南部当兵策反排长　　　　　　贾信忠　难友　　柿铺贾家洼

被定为赤谍，被排副班长

联名保释，在进攻八路军

当天凌晨掩护三名班长

“临阵脱逃”成功。

1948——1950　在西安伪通四团　贾信忠　难友　柿铺贾家洼

当架线兵密谋与当地地下组织

取联系无果至成都通四团

发枪要与解放军打游击，

逃离通四团。　　　　　　　

1950——1952　通四团在内江起义学习　张思茂　同班战士　

步行500多里向解放军政治处报到

调查审核后分配到警卫连

任战士兼文化教员工作。

1952——1956　复员回襄阳县　　　　　王修成　小学校长

小学教员

1956——1960　考入华师中文系学习　　黄赛琴　同学　武昌华师中文系

1960——1981　襄阳县一中教员　　　　黄赛琴　同学　武昌华师中文系。

1981——1989　县师范　　　　　　　　黄赛琴　同学　武昌华师中文系。

县教师进修学校区六中语文高级讲师　　

1989——至今　区六中退休，　　　　　黄赛琴　同学　武昌华师中文系。

　　　　　　　　　2017年8月23日　朱毅　呈

　　　　　　　　　朱毅的身份证号：420600192702043014

　　　　　　　　　　　　　手机号：15172607929

　　　　　　　　女儿朱　燕手机号：18771501270

附补充资料：

汇报1939至1950年间的一段历史情况

解放前在四川重庆市参加

地下革命工作的前前后后

        一、此前所受的革命教育和熏陶

    1939年春夏之交，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电告重庆领导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的宋美龄，请她速派人来收容即将沦陷于日寇的襄阳战区儿童。

    我是在樊城讨饭中被樊城沿河街一位慈祥的老奶奶送去的。以后就坐李宗仁派来的绿色大卡车冒着日机的轰炸和扫射到了宜昌，乘轮船到万县，转木船到了重庆的江北县（现是重庆江北区）土主镇第三直属保育院。

院长是赵郁仙（原名赵君陶，改名赵郁仙是纪念为革命牺牲的丈夫李硕颖），是直接由周恩来邓颕超领导的直三院共产党支部书记。我们在这里接受了革命的教育和熏陶。形成了以后的人生观、理想、抱负就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为天下的穷苦人谋幸福。

二、在重庆参加地下革命工作的情况。

我在十四五岁（1943年）的时候，在万县直八院考取了重庆董家溪思克职业学校，选择的专业是农科（同学名叫庄稼，解放后是重庆农药厂厂长），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帮助种地的穷苦人多收点粮食，免除饥饿之苦。到了重庆后，与早在重庆参加地下工作的老乡直三院大同学李荣良取得联系。在他的带动引导下决心离开职业学校到受特务津贴的小印刷所当学徒。每每将深夜赶印的特务情报机关的绝密文件送交重庆市内的地下机关。比如毛主席到重庆和平谈判时印的手掌大64开《剿匪手册》，李荣良曾转告我，周恩来就用它当面揭露了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也赶印有特务们从根据地获得的八路军军事布署情况的情报，以及特务机关在重庆市内外活动的情况。

在这里当学徒约有三年时间，过嘉陵江送印件到重庆的地下机关。每次都是从这个门进去交了印件后，立即从另一个门出来。不寒暄，不问候，完全在静默中结束交接后当即离开。

期间也学习有文件，每次看了以后交李荣良带走。有一次是日寇攻占独山，进逼重庆，当时各机关准备撤至新疆等地，中共西南局准备在重庆成立游击支队，是“国民党撤走了，由我们来坚持打日本鬼子”。问及武器弹药，回答是“到时候都会有的”我也报名参加。以后形势缓和，就没有再提此事。

日本投降后，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纷纷复员回去，印刷厂老板要我随厂回迁，业已三年，学徒满期，筨应随厂东迁后升为师傅。但是，我的上线李荣良传来了“周青同志”（是周公馆青年工作部的化名）传达的组织上的意见，要我们成立一个小组，不必再要求到延安，可以安全地到与襄阳相邻的桐柏山根据地去报到。小组成员有李荣良、贾xz（名字回忆不起来了）、云南的冯德富和我四个人。临出发的前一天中午，李荣良对我说，明天早晨就要赶船走，他要赶快到壁山中学通知同乡李荣禄一同回襄阳。天黑的时候来告诉我，李荣禄说老师们劝他读毕业后再说。我们是在天不亮浓雾漫天中上了保育会雇的大木船，因怕同行几个大布衫中有特务，就进入船的底仓，互相不交谈，以免引起注意。

到了文革清队的时候，壁山中学工作的李荣禄外调工作中顺路回襄阳对李荣良说，我们离开重庆后，他就因李荣良地找他被白公馆的特务逮捕，要他交待李荣良的行踪。知道我们是襄阳人时，就派了追捕小组到襄阳来缉捕。到了宜昌与襄阳交界处的三斗坪，知道襄阳已经是第一次解放（已是1948年），回到白公馆提审李荣禄时，要李荣禄再交待别的地址（重庆解放前夕，白公馆特务夜晚处决在押的全体共产党人时，李荣禄因为有壁山中学国民党党员的老师联名具保幸免于难，解放后留在壁山中学工作）。

平时李荣良没有去找过李荣禄，就是这一次被找的人也被特务盯上了。李荣良经常来找我，显然我也是早被盯上了。可能嫌我是学徒，又是宋美龄庇护的难童（重庆的国民党宪兵和警察曾抓过难童，后来都由宋美龄出面释放了），而且那个时候营养不良又瘦又矮小，挤不出什么油水，这也可能是没有马上被特务抓去的原因吧。

回到襄阳以后，李荣良原来拟订要找的联系人人当了国民党的官，李荣良就没有敢去联系，几次探路到桐柏山，知道国民党部队包围得严严实实的进不去，找不到联系人，没有人引路是进不去的。

为了生活，李荣良和贾姓同乡分别入赘在女家，云南的当了放牛娃，一天中午被淹死了，我在竹篠镇上买水中被抓了壮丁，由镇上的区公所保丁捆送到在襄城的县政府，再由县政府移交专门管押壮丁的师管区部队，再由师管区部队押送移交给国民党正规部队。途中曾参与过一次组织暴动，因有人泄露消息失败了。后押到陕西西安交胡宗南第一军当了“白匪”兵。

在当了上等兵后代理副班长时，曾策划所在排的排长起义，被排长定为赤谍要送连部枪决，经副排长和几位班长代为求情，允予“以观后效”暂时放了。

由陕西韩城北上“剿匪”的当天凌晨四点时在后面掩护三位班长先逃离，后至西安加入国民党后方部队西安通讯第四团当三等架线兵。后随胡宗南部溃退至成都，听说要发枪上山跟解放军打游击后再次逃离，在成都向解放军要求参军被拒后（要地方政府介绍信），打听到原伪通四团起义在内江集训，乃步行500多里赶至内江东面的一个镇，是伪通四团起义后集训的地方，经过负责集训的解放军政治处严格审查后，批准参加解放军，分配至司令部警卫连任战士兼文化教员工作。

在重庆参加地下革命工作的这段历史在文革前，没有向任何人（包括家属）透露过，更没有在档案中留有蛛丝马迹的痕迹。这是过去严酷地下工作留下的习惯，也认识不到以后会影响到离休。

文革清队中意料之外地被外调的同志在内查外调深挖细刨中找出了这段历史的证人并写有证明材料。当时学校的一把手谢显清坚决不承认，说：群众思想不通，不能把一个黑黑的黑帮调查成了红红的革命者，于是又另外派人重新调查，结果还是和第一次相同，谢显清还是不肯承认。谢显清还说，清队外调只管调查出反革命，不管你过去革命不革命，何况当时你有共产党给你的委派令没有？有给你的红头文件没有？。

后经县委研究认定了调查证明情况属实，并指明：我们共产党人是实事求是的。后由县委副书记张贵轩同志（当时的县委书记是石荣华同志）亲自到校做群众的思想不通工作（实际上是谢显清和他的几个心腹思想不通），指示谢显清在当天晚上在全体教职员大会上宣布外调的证明：“朱毅同志由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在解放前的重庆参加了地下革命工作。”

清队结束时，我要求谢显清在政治结论中将这段历史写进档案，谢显清回答：“档案里写不下！”我只好要求：“那就请将这两份证明材料装入档案袋！”谢显清立即爽快地答应了：“可以可以！”几年前才知道，谢显清将这两份证明材料随同我的几十本日记，一起烧毁了。

幸好的是经过县委组织上的确认，以及这个确认在当时县一中教职员大会上的宣布，在县一中老教职员应该是还有印象的如英语老师何济生等，文革后到一中工作的同志也听到过这个情况如小车司机李如意同志等。

我请求经过县委组织上确认了的革命客观事实，理应同样从政策上得到落实。是以请求组织领导予以补办为离休。

谨呈

学校组织领导审核！转呈

上级组织领导审批！

   襄州区第六中学退休高级讲师　朱毅　呈

                                    2017年7月28日

      身份证号：420600192702043014

女儿朱燕手机：18771501270

六

申请呈交上去的当晚接到通知：不予受理。第二天9点在办公室拿到不受理告知书。内容如下：

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告知书

朱毅同志：

　　你因不服区教体局2017年8月15日出具的《关于区教体局朱毅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向襄州区人民政府申请信访复查，经区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该信访事项不属信访复查受理范围，根据鄂信发【2015】28号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建议你向有权处理的组织人事部门反映，维护合法权益。

特此告知。

襄阳市襄州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　　　　　　　　事项复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8月25日　（公章）

朱毅的说明：

同时了解到不受理背后的原因：

一、档案材料是“国民党部队当兵”，谁也不愿不敢给1949年10月前的“国民党兵”办成离休，追究政治责任，谁也担当不起。

二、申诉自己是在“国民党兵”掩护下进行地下工作，和在重庆参加地下革命工作，没有直接证明，是口说无凭的。

三、至于说原是有直接证明的，在清队后被学校书记烧了，在烧之前，原县委确认了的，原外调同志见过的，原县委副书记张贵轩同志监督下向原县一中教职员大会上宣布过的。向上述诸人取得的证明不是直接证明，同样不予采信。

四、直接证明人已经去世多年，虽另有证明又属间接，只好作罢。

五、无组织敢作主，无负责同志敢担当，万般无奈，只能继前两个罢了，此事也只能罢了。

六、针对此种情况，只有不准的政策，没有具体情况具体核准的政策，似不能责怪信访是“僵化”“官僚懒政不作为”。

　　　　　　2017年8月25日。

以上各件曾电发国家信访局信箱，以期供中央制订政策时参考。（国家信访局查询的回答是“已收到并按规定转发有关部门办理”20天过去了，音讯毫无）。

经过这一番信访，自己对基层信访的“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体会是：原单位推脱，分级阻截搪塞，谁主管，谁阻截搪塞，以保护被信访的官，使他们的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就我的体会：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信访阻截搪塞本质没有改变，但在流程和接访态度上接地气了。前三十年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在是门易进，脸好看，事难办，是在关键之处没有变。我所申诉的问题原封不动一个也没有解决，虽然都是事实清楚证据充足。

当然不能以此负面其他方面。

　　　　　　　　　　　　2017.9.15.上午

七

举报无果

今天将襄州区组织部和老干局的官僚懒政思想僵化不作为，举报到省和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举报平台。附文三：一是向领导申述退改离的合理合情合乎政策的要求，二是革命简历，三是汇报补充较为详细的革命历史材料。查询码是：1FAFB83135CJ4XUR15C2.一直等到2018年三月，均毫无反应。

                     2017.9.15.下午

八

为了绕绕过信访软件的自动回复，继向区委书记、市委书记，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特用挂号信呈寄“控诉”，同样毫无回应。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尽头。

过了一段时间，实在心有不甘，于是再呈上：

我控诉

襄阳市襄州区属信访办

庇护贪赃枉法分子

继续剥夺我得的权益

一、在退还建房余款的上庇护

请求退回二十年前建房余款5千9百元（预交3万，只用了2万3千9百元）。历年要求均被断然拒绝。今年拒绝的理由虽然有所翻新但更不能成立了。

学校领导回复的理由是：

“此事项的相关工作内容、过程因时间久远长达19年，当时负责此工作的主要领导和经办人都已不在人世，查找不到于此相关的工作记录和会议记录。二号家属楼从账面上反映1998年教职工集资款九十多万，而建筑工程款支出近一百玫万。每户建房集资款少于实际支付工程款，不足部分由学校支付。”

这种回复十分明显的是在庇护。因为当时主要负责的学校书记赵宝善、具体经手人学校校长张思聰、会计潘勇，都依然健在人世一个不少。早早晚晚在学校进进出出。为了庇护竟然谎说他们都死了。

在我对上述谎话反驳几天以后又接到教育体育局的回复：“查阅学校账目，1998年6月给学校缴纳集资建房款的教师一共42户，其中28户交2万元，14户交3万元，合计98万元。支出建筑商建房工程款合计近190万元，总集资建房款少于实际支付工程款，不足部分由学校支付，所以不存在有多余房款可退。

这次绕过“都已不在人世”，只从账目上证明“不存在有多余房款可退”，是在继续进行庇护。类似这种“账目”只能是经过周密安排的假账！

在我的房产证上“房权证房屋性质”已经明明白白是“房改房”，也就是“福利分房”。当时具体经办人张校长协同房管局依据政策根据各分房人的不同条件免除了应享受福利部分款项，余下部分由各分房人自己负担。预交款项，多退少补。核算以后的退款和补交的名单曾张贴于众。何来“不足部分由学校支付”？何况赵宝善上任之初即声称“自己主要任务就是来捞钱的”“对群众就是要心毒手狠，就是要毒？就是要毒？”以后教职员工代表也在会上据此要求退款，继任的书记孙海青大发脾气“以后不准再提”。我因小孙子患白血病卖房筹措100多万的医疗费时曾要求退还余款，孙以“绝不可能”断然拒绝。

“不足部分由学校支付”是一个谎话连着一个谎话对贪赃枉法者的继续庇护！

二、拒绝恢复我的党籍是对违反党章党纪进行政治谋杀者的庇护。

    1995年向原支委王钦斌同志交党费，王说今后党费由白世雄同志收。随后询问白交党费事。白说：“我已经替你垫上了。”好生奇怪，怎么突然替我垫交党费？当把党费交给白时，白却拒收：“我还不知道你应该交多少？待我查看了以后再说。”奇怪，不知应交多少，又有怎样替垫上的？等了几天后又去交党费给白时，白仍然说：“最近事多，还没有查看到，查看了会通知你的，以后就不要再来问了。”过了一段时间后，说是党费从工资中扣除了。以前也这样代扣过。就不再过问。交了多少？学校从不给工资条，也无从知道。已经多次把人问烦了，也不好再问徒引人反感。有一次破天荒的扣交党费后发党员津贴，去领时，发的人说，党员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不发!扣交党费时是党员，领党员津贴时以不是党员了。知道去问也不会有结果，党员津贴自己也就不要了，更不必再去追问扣交的党费。如果去问同样是问不清楚的，随它去了。

    现在终于明白了，我的党籍真的没有了。事前没有人找我谈过话，也没有以任何方式透露过一点风声。也从未在会上会下在支部会上宣布过，就这样无声无息枪毙了我的党籍！判了我的政治死刑！剥夺了我的政治生命！对这次恢复党籍的申请，同样被置之不理。明白这也是一种庇护的方式。现在重新要求：一方面要恢复我的党籍，一方面要惩办政治谋杀犯！

三、襄州区区组织部和老干部局杨少波王云峰拒绝办理我的退改离请求

　　我于十岁时被收容进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三院接受了共产党支部书记赵君陶的革命教育和熏陶，十五岁在重庆参加了西南局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十七岁接受西南局青年工作部周青同志传达的指示赵桐柏山根据地报到。中途被抓壮丁押送陕西胡宗南部当兵，向伪排长策反失败逃至西安伪通信第四团当架线兵，至成都要发枪与解放军打游击再次逃离，后知该部起义立即向解放军政治处报到要求参军，经审核分配至警卫连任战士兼文化教员。文革清理阶级队伍内查外调证明书“朱毅同志由于朴素阶级感情解放前在重庆参加了地下革命工作”，经县委研究确认后在襄阳县一中全体教职员大会上宣布。后证明被恶意烧毁。

    理应就这段革命历史的客观存在，追认原襄阳县委的确认，向襄阳县一中老教职员取证，组织部和老干部局对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置之不顾，死抠“伪通四团”，据此认定地下革命者为伪通四团“国民党兵”的反革命，拒绝办理退改离，饮水不思源，上楼踢人梯，毫无革命情义，冷漠鄙夷，申请复查区信访不受理，岂止官僚懒政不作为，实是尸位素餐，互相推诿。

原以为要求退还建房余款三项触犯了关系网等的利益会再次招来报复，故要求复查时只要求不牵涉关系网的退改离“其他的不再要求”，岂知同样不予受理，现在再次请求上级组织领导惠予重新复查或复审！

四、追责贪官污吏

在86年党内整风大会上根据政协会议县委书记讲话的精神和校内老师们的嘱托再次提出要求学校会计退回贪污的前几年老师们的年终奖金款。此事原本在两年前经过外调已经有了应予退赔的结论。党员会计拒绝退赃后学校领导也不再过问就成了悬案。（会计用这笔钱在保康县买回当时极为紧俏的上好木料，自己用了小部分盖了三间房子，大部分分给了教委有关的领导，剩下的劣料拉回学校）。整风会上会计仍然多次坚决拒赔。整风结束时每个党员要经过全体党员表决是否可以重新登记为共产党党员，只有会计没有被通过。第二天却在教委整党办公室通过了。散会后会计找到我屋里说，要我今后知道他马开明“马王爷三只眼的厉害！”

善于察言观色的学校书记赵宝善在校内大小会上宣布要把我这个“小有名气”的人，再次斗倒斗臭。如此在我即倒又臭之后，又无声无息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勾销了我的党员资格（县纪委书记也说没有一票抵几票的领导点头是不敢查他的。赵宝善最擅长“攻关”，原是民办教员，将老婆子女哄回娘家，用变卖耕牛和房产的钱一路攻关到师范领导，调到师范后火箭般很快转正又很快升为教导主任副校长、书记。手段特点就是敢以明目张胆用公款贿赂有关领导和班子里各个成员。遂将儿子安排进组织部，将心腹逐个提拔进领导班子。更在在教委主任刘成俊（群众以他的口头禅为之绰号为‘妈的x吔主任’）和开除留用坏分子教委办公室主任王涵（群众以其每到一个学校必然诱奸女学生屡教不改而绰号为‘石灰布袋’）大力支持下，指使支委白世雄设圈套勾销了我的党籍；复将助教职称的老伴办成退休后宣布不再是学校的人勾销了她的户口成了领不到退休金的黑人，再将武汉音乐专科学院毕业和湖北大学中文系函授毕业，受到班主任和学员肯定教学好的女儿贬为炊事工人。赵公开场合和私人之间发表治国理念“对群众就是要心狠手辣”“就是心要毒”“无毒不丈夫，要下得了狠手！”目前赵宝善已“内退”（夜晚再次要年青女教师陪同到外地“考察”途中猥亵转移了司机的注意，轧死了路边的老爷爷和小孙女，在上下关系网齐心合力下，公款“私了”后接受了“内退”的内部处理）。然而赵宝善的势力通过他培养提拔的目前在岗在职有权的心腹及其关系网中的铁哥儿们仍然发挥着难以撼动的巨大威力。正如赵自己说的“在单位里我还能当半个家”（是谦虚）“红黑道都有我的人”（是实话实说）。于是乎政策允许的，在赵等面前不值臭屁一个了。学校在团山时审计局的审计小组，在审计的几天中，将群众匿名揭发材料转给赵。于是赵给审计组长两千元组员一千元。待审计圆满结束离开学校后，赵发动全校揭发匿名人未果后，令会计从全校教职员工的工资中扣除前两个月已发放的福利金作为惩罚。学校迁入张弯后的1995年至2005年的10年间，学校办大专班和本科班收缴发放文凭费约有一千多万元，一分都没有入到学校账上。区反贪局曾来校过问此事，赵班子里的成员一时人心惶惶，后来还是被赵宝善用重金摆平了。此类事情绝对不会只此二件，应予以追查切断仍在台上的关系网，扫清赵的余威。还学校一个朗朗乾坤。

自少年时期，即奉献青春年华，出生入死，历尽艰险，无怨无悔，至老不缀，而今理想实现，抱负成真，却目睹赵宝善这类书记校长，如蛀虫，如苍蝇，如盗贼，如诈骗，颐指气使，瞒上欺下，关系网固，上下勾连，左右盘结，为所欲为，如流氓恶霸黑社会，权倾云天，视学校为奴隶庄园，自成气候，无人管得，任其逍遥，姑息养奸，养虎食人，任其视革命为反革命，实无天理，岂不令人愤怒！

愿上级组织领导巡视于此，以期“红旗指处乌云散，解放区人民斗倒地主把身翻”！

　　　　　　　　　　1943年重庆地下工作者

　　　　　　　　　　　　不明不白被勾销党籍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原县政协常委

　　　　　　　　　　　　　　原县师范高级讲师　　　　　　　　　　　　　　　　　　　　　　　襄阳市襄州区第六中学91岁退休教师　朱毅2018.1.25.谨呈

结果仍然是夭如黄鹤。

万般无奈中写下“信访后感顺口溜”作罢。

信访后感

（顺口溜）

一

火化炉前退改离，

非求荣誉非求利；

一心平反刷污痕，

堵截层层处处壁。

不卖红薯尸位恋，

任人唾骂不作为；

申诉申请皆不办，

老革命嘻值个屁。

二

投身革命命遭革，

几死几甦命几绝。

喷醒再刑刑加倍，

屠夫笑指胸前血。

蛇神牛鬼真君子，

铁杆保皇实妖孽。

文化革命革文化，

戴盆望天六月雪。

三岁吃过红军粮，十一岁受到革命烈属老共产党人赵君陶追求自由民主反抗独裁专制的教育，十五岁重庆参加地下革命，十八岁坚拒升任技术工人的劝告而奉中共西南局之命随组赴桐柏山根据地报到，中途被抓壮丁押送西安胡宗南部当国军，与解放军交战前夜，为瓦解所在连队战斗意志，掩护三名班长临阵脱逃至西安，第二是与解放军一触即溃。为了生存辗转至西安通四团当架线兵，1949年该部溃退至成都，传言将发枪上山与解放军打游击即再次潜逃离队。后闻知该部起义在内江整训，立即独自步行五百多里，向解放军政治处报到，经严格审查后分配至警卫连任战士兼文化教员工作。复员地方后分配小学教员工作。

从1943年被白公馆特务追捕至1948年襄阳第一次解放。此段革命经历视为绝密，从未向任何人透露。

学校在文化大革命前的酝酿阶段，包括在小四清大四清运动中，自已已被铁定为反革命份子。当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之时，自已即被关押成了全县的头号大反革命，钦定的罪名有：漏网大地主、漏划大右派、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国民党大军官、蒋介石亲手豢养的罪大恶极的大特务、组织反革命暴乱的现行大反革命等等。至1968年清队中内查外调深刨细挖的审查期间，老家生产队贫协组长和全村的社员（此村没有地主富农）家家（两个党员家庭除外）签名盖手印到县委为我申冤“不是地主”，接待人员启发：“是破产地主吧？”带队的老土改根子回答：“他家三代人讨饭两代人当童养媳，破啥子产哟”：住校贫宣队的一位队员是邻村的老土改根子也在会上证明：“他家现在住的房子，还是分的我村地主的房子”；证明我不是“大伪军官”的，有同被拉壮丁当了国军现任贫协组长的难友：“当啥子官？当尿罐！和我一样是个破兵！”再次另派骨干去做革命说服工作，贫协组长不耐烦就叫他们到宜城农场正在劳改的一个国军去调查。这位犯人在声色俱厉的训斥和启发之后诚惶诚恐地说：“在政府面前不敢说谎，他真的不是官，和我们一样只是个兵。”和我同时分到这个学校的小师妹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也如实证明“他不是右派”。组织反革命暴动一说，因为打死喷醒后仍不承认，且已有要把他们纳入参加暴动名单“招供”，此后就不敢再审问了。剩下的就是“大特务”一项了。于是选派骨干中的精干，千方百计内查外调深刨细挖由此及彼顺藤摸瓜，最后终于刨挖出一位我至今也不知姓名的同志一而再地出具证明：“朱毅同志由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解放前在重庆参加了地地下革命工作”。这大大出于坏人的意料之外，当时学校书记与其心腹拒不承认：“不能把黑黑的调查成红红的”，重新组织人再去向证明人“做工作”令其重写证明。岂料取回的证明仍然和前次一样。学校一把手对重新取回的证明依旧拒不承认。后经县委研究确认后派县委副书记张贵轩同志亲临学校“做群众思想不通的工作”，强调共产党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党，在县委副书记张贵轩同志坚持原则和催督下，始于当晚在襄阳县一中全体教职员大会上由学校一把手宣读了证明内容。

此前诬陷我为双手沾满人民鲜血，是接应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大反革命，刑审至死，还可以理解是激于革命义愤镇压反革命的革命行为；在党组织确认证明我是老革命后仍然死咬住不放把我整得死去活来抬到医院抢救复苏后仍然继续整而又整，这种行为，理应是反革命继续镇压老革命的反革命行为吧！ 然而这伙恶毒的家伙，其中也包括武斗中的杀人犯，在“宜松”“宜宽”中，竟个个提干升官发财了，依然在我头上颐指气使恣意横行霸道继续卑鄙无耻地要誓把我斗倒斗臭，并散布对我公安不抓法院不判，是对我这个“历史反革命”的宽大处理。

现虽年超九旬，但为彻底证实自已的革命历史清白，乃自2016年始，从下至上从上至下信访两年多，虽事实清楚确凿证据充足充分，却最终还是“不予受理”！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

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

在司马迁这段话里，“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正确，古今同感！“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非也，司马迁去世两千年后仍然有蚍蜉追随在刘彻屁股后面重弹刘彻肆意栽赃诬陷司马迁的老调!　心寒之余，不得不令人感慨系之“悲夫”的了！

过去的民谚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现今的经历是：老革命遇见来自文革的革革命新革命！同样是有理有据也坚决不准清！此类咄咄怪事！处于底层地位的草民，也只能以噫戏呜呼矣焉哉而不了了之的了了了了！　　2018.7.12.

附：有网民提示：“自80年代就停止退改离了”，信访办工作人员（据说是我的华师小师弟）私下透露：“此前也有两起申请退改离的，都是不予受理。”自忖：恐怕这也是“弃老”的一种表现吧？几年之后，或十几年之后，这些“老不死的”必然都会在自然规律中消亡殆尽，用不着再有“离”的政策存在了。

不由得又想起了美丽善良的关露，她遵高层之命，打入日伪上层，获得了许多绝密。也因之蒙上了“大汉奸”之名，日降后秘密送往偏远小镇，隐姓埋名孤凄到弥留之际知觉消失之后才有人来在尸体边宣读了“平反”的决定。但愿关露，不，是关露的亲人，能因此感受到关露整整一辈子为之奉献了青春生命后的一丝丝宽慰，能因此解除了多年反属的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