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反思文化大革命讲座浅析

文革能不能也可以分为下面的四个阶段来理解？：

第一阶段是从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讲话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为期25年间，是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阶段，30年代周扬与鲁迅的两个口号之争，嗣后在香港掀起的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延至建国初期席卷全国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对行乞办学武训的批判，以后的“帮党整风”揪右派“小四清”“大四清”文革中的“不破不立”“横扫一切污泥浊水”等等运动，实质上都是为了睡榻之上不容他人的“思想”傍鼾，目的都是为了独尊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如有触犯，立予严惩。如左翼进步作家肖军投奔到延安后，先拒绝了毛泽东的介绍他入党，后又拒绝了毛泽东的提拔他当部长。如此不识抬举，就发配他到冰天雪地大山中去“吭唷吭唷”抬园木去了。释放以后也只能在北京一个角落开一间推拿诊所维持生活，无心再从事文艺创作了；

第二阶段是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10年期间，是毛江文革阶段，在登峰造极继续巩固发展神化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夺回“傍落”的大权，挽回与改变“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政权局面，依靠的主力军便是娃娃们的“红卫兵”和挣脱保皇派红卫兵的钳制造反出来的“造反派”红卫兵。

在毛江文革阶段又以毛泽东8月5日张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划界，此前即毛泽东离开北京由刘邓全权领导文化大革命的50多天，派工作组到各单位鼓动“红卫兵”打黑帮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造成于幼军“反思”中所列种种惨状，大多是在刘邓领导下矛头指向群众这一时期发生的。《炮打》以后才是毛江领导的时期，扭转矛头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凭于幼军当时的年龄和早熟的政治水平，于会在政治风浪中左右逢源，一方面在翻天覆地行动中不可能不依靠刘邓工作组和基层领导发挥自己的“红卫兵”作用，另一方面在造反高潮中又不可能不与靠边的强大势力暗通款曲。待到邓小平文革开始，自然要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会在“一眨眼”间入党，在“一眨眼”间连连提拔为省部级高官。

于幼军在反思毛江文革罪行的同时却把刘邓领导下的文革罪行也悉数“反思”了出来。

于幼军也不看好胡习对文革遗毒清除下的大好政治局面，他在答问中说：

“文革的土壤还在，特别是人们还没有理性、深刻认识的情况下，文革有

可能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部分重演”

于幼军说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还在”“人们还没有理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部分重演”，是不是意味着对目前和以后政治现状的否定？“还在”的“土壤”是指上面还是指下面？是势必要再次横扫“还在”的“土壤”吗？现在的社会和群众真都“还没有理性”吗？于幼军的“理性”是什么？势必还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使“还没有理性”的“人们”有“理性”吗？“文革有

可能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部分重演”，“历史条件”何所指？又势必还要在现今和以后将“重演”吗？

这不像政治预言，倒像是政治恫吓，政治敲诈，政治欺骗。

可以肯定地说，在胡锦涛习近平大力清除文革遗毒下，不 可能存在“重演”的“历史条件”，想重演文革，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于幼军的“重演”预言，只能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危言耸听，这话与博士生导师的水平相差太远，是不是因为“在职”取得文凭中的关系和金钱水分太大了些所致？

有下岗工人也作了回答：

如果再有文革，肯定反对的人很多，参加的人极少。谁还愿意过那种朝不保夕动荡不安的苦日子！

难道在这位工人话里没有“理性”，没有“深刻认识”，有“重演”的“历史条件”吗？

第三阶段是从一九七六年到2002年26年间，是邓小平的文革阶段，是以“落实三个文件”和“清理三种人”等运动形式将毛江的造派人物从党政军中彻底全部清除而代之于“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黑帮”最卖力的如于幼军类人物和恢复启用韬光养晦靠边站中的原班人马。在这一大批人中，自然少不了季羡林教授生前所指出的：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常用的词儿：变色龙，这一批坏人就正是变色龙。他们一看风头不对，立即改变颜色。有的伪装成正人君子，有的变为某将军、某领导的东床快婿，在这一张大伞下躲避了起来。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暂时韬晦，窥探时机，有朝一日风雷动，他们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在的癌细胞，迟早必将扩张的。我们当时放过了这些人，实在是埋藏了后患。我甚至怀疑，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总起来看，是安定团结的，大有希望的。但是社会上道德水平有问题，许多地方的政府中风气不正，有不少人素质不高，若仔细追踪其根源，恐怕同十年浩劫的余毒有关，同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有关。”

此话实为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重用了这类寡廉鲜耻无法无天的变色龙；随后数以万计的大大小小贪官和违法乱纪祸国殃民的癌细胞，基本上都是产生于这个阶段；

第四阶段是从2003年至今胡习执政的阶段，即从理论上如习近平所说的既肯定前30年毛江文革也肯定后30年邓小平文革，但在政治具体措施上则清除文革遗留下的弊政与流毒，如“以人为本”“政为民所使”，如“和谐社会”和睦相处，如“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精神思想建设、恢复优良传统”“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反腐倡廉”等等，如此既不动摇共产党政治理论基础的根本，又于挽回凝聚人心治理社会有实效，更是在逐步逐渐稳妥富有实效地清除季教授所指出的文革遗毒和“变色龙”“癌细胞”及其产生再文革的社会基础。是一石几鸟，兼而得之的善政。

在国际政治范畴里，有全心全意奉献自己为国为民的伟大政治家，更有纯为私利的政治阴谋家、政治掮客、政治恶棍、政治流氓、政治表演家。看到于幼军在台上沐猴而冠严若人望的面容，庄严的姿态，强劲的手势，慷慨激昂大张的口形，应该算是继续着好话说尽的政治表演家或兼而有之其他的吧？

于幼军既然发家于文化大革命，他的“反思文化大革命”，只能是再一次祭起“文化大革命”的亡魂幡说事，企图继续捞到个人政治权益，就如穿西装扎领带穿皮鞋吃了原告吃被告两头通吃的律师是吃了文化大革命再吃反思文化大革命两头通吃的政客（陈永贵亦是通吃专家：在沦陷区时当汉奸小头目，在毛江文革时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国务院副总理，粉碎四人帮后又得到邓小平的庇护依然是国家领导人）。于幼军的“反思文化大革命讲座”，实质上是于幼军又一次牟利的政治表演，无论其百般“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纵横捭阖的伎俩，”，如何“野心大，点子多，深通厚黑之学，擅长拍马之术”；无论啦啦队们如何吹捧，如何为之着装打扮，在深恶痛绝任何形式文革的广大老百姓中依旧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因此，在胡习时期，于幼军要通过“反思”进一步达到通吃的目的，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而已！  201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