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细胞们“不要再折腾了！”

从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天起，我就被学校和刘邓工作组钦定为襄阳县第一号大黑帮，罪名有：漏划大地主，漏网大右派，潜逃大伪军官，潜藏大历史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暴乱大现行反革命，潜伏最深蒋介石豢养的大特务，都是上纲上线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的罪名。之所以不给安上“道德败坏大流氓”罪名，他们不是因为手下留情，而是因为打我黑帮的人身上都有这个亮点，如其中骨干之一绰号石灰布袋还是开除留用屡次诱奸女学生的坏分子。因此，我当然也是文革清队中内查外调深刨细挖志在必得的唯一反革命重点。然而反复多次调查的结果，不仅完全没有所列罪名的一丝一毫，反而有两份证明我在“解放前由于朴素阶级感情作了革命工作”。两党书记（现在是共产党书记，解放前是国民党书记）对此一再否定，并向县委汇报“把黑黑的外调成红红的”“群众思想不通”。于是多次更换得力外调人员带着定下的调子框框重新调查，结果是证明内容依旧。后经县委研究肯定了证明的真实性，又派县委副书记亲自到校“做说服群众工作”（所谓群众，其实是两党书记及其爪牙），方在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上宣布调查结果。散会后我对两党书记说，你还可以再接着整我是“叛徒”。他狞笑着走开了。然而在以后清洗造反派的“落实三个文件”中，真的又把我打成“叛徒”了：莫名其妙地硬说我“是贫下中农的叛徒”，于是接着遭受批斗到连日呕血死了过去到医院抢救。还是县委办公室知道后派人将我从阶级斗争者的关押中解救出来让我回家治病暂时脱离了虎口。

什么是叛徒？浅显的解释应该是背叛和出卖了原来的信仰和组织而获得利益的行为人。这对我显然是又一次无中生有的栽赃诬陷。

“阶级斗争的弦”要数文化大革命绷得最紧，却一直不是阶级的紧紧绷勒在我这个贫农阶级的脖子上。

文革时的公安部长秘密召集北京市辖几个县的大队民兵连长，诬称地主要暴动进行阶级报复，命令他们连夜率领贫下中农杀绝他们。于是各村的地主家庭无论男女老幼，或是被铁铣拍死，或是被捆入大坑活埋，在纷纷扬扬落下灰土的深坑中幼儿对怀抱着他的奶奶说：“奶奶，迷眼得很！”老奶奶说：“小孙孙乖，闭紧眼睛，过一会就不迷眼了！”；一个童尸从颠簸板车尸堆上滚落地上跌出了呻吟，拉车的放他到路边要饶他一命，押车的却从身后拍下铁铣，幼童脑浆迸溅。暴虐酷毒，惨绝人寰莫此为甚。文革后迫于极大民愤惩办这些民兵连长时，他们在牢中都大呼冤枉说是奉命行事。这个公安部长接到何人命令竟会如此地希特勒？以后也就不了了之。这样阶级斗争论下的绝灭还要继续吗？

一位92岁老土改根子的老奶奶，在她依稀的回忆中，打土豪分田地时还好过，越往后就越不好过了，没吃的没烧的，隔半个月到镇上买盐还要向生产队长请假，屋后刨出蓆子大的一块地种的麦冬，也叫来割尾巴的工作组扔进茅厕里了，见了人还提心吊胆生怕哪句话说错了挨斗...现在不兴这些了，多好哇！一位中年人回答说：要我离开现在的安宁日子重新回到老辈们人斗人的过去，没门儿！

认真查查目前依旧顽固坚持阶级斗争如王伟光这伙权高位重腰缠万贯的专家教授们，其最终的目的，无不是有益于他们自己和所属的团伙，对被划分为这个那个“阶级”的广大群众除了用自己和妻儿老小的生命作他们的政治工具外对本人是毫无好处的。

这些主张阶级斗争占有社会资源的王光伟们是什么阶级？他们都是有钱有房有车有存款有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他们也都是手中有权屁股下面有利生活优裕的上层社会风光人物不可能是被剥削阶级；那么，他们要斗争的是什么阶级？绝对不可能是他们所属的人群，难道是数以亿计的打工仔？或是数以亿计的城乡吃低保的居民和靠干工资养活一家老小的工薪族？抑或是那些用税款养活了他们同一圈子的国营私营企业家和大小工厂的老板？这些都只能是否定的回答，说明了王伟光们是社会中的搅屎棍子，所鼓吹的阶级斗争是在无的放矢，是在和谐的社会中人为地制造祸害和混乱！

每个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着矛盾，社会成员之间（阶级）存在着不均衡，解决的最有效办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的是相互的“包容性发展”：

“社会规律是社会生活过程中诸多现象间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包容性发展的对立面是“排他性发展”和“部分人的发展”，包容性发展强调对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可行能力、发展环境与机会以及利益分配的关注。包容性发展核心是要让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共同承担发展责任、拥有发展机会、分享发展红利，形成最大公约数，增强发展的持续性和内生动力，从而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

是以人为本的包容，绝对不是排他性的阶级斗争；纵然有作奸犯科，自有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妥善处理，也用不着祭起阶级斗争的夺魂幡进行斗争。

偏偏在反腐进入深水区的关键时刻，王伟光们要气急败坏地抛出了阶级斗争，是不是以此分散、转移、逃避反腐的锋芒？根据他们所居的地位和条件，不得不使人生疑。

摸摸还留有体温的阶级“运动”史，都雄辩地说明了现在的社会要和谐，要以人为本，要政为民所使，要社会包容性的发展，不要再折腾了的真理。所以，为了老百姓的安居乐业保持眼前安宁的小日子，即使你有成捆成筐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老百姓也是不欢迎不买账的，“阶级斗争论”还是“熄灭”的好！

王伟光类的专家教授们，老百姓盼望的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和谐社会生活中包容性发展的继续！难道你们就这么快地忘记了言犹在耳胡锦涛在任和离任时的谆谆叮咛的“不要再折腾了！”吗？

附：王伟光简历：

“王伟光，男，汉族，1950年2月出生，山东海阳人，1967年11月参加工作，197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研究生，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简历上看，文革一开始，王伟光当是初中毕业，或是已读高中，和余秋雨辈同是文革中的骨干中坚力量，因此在文革的第二年就能“参加工作”文革的第六年就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嗣后就一路顺风顺水蹦蹦跳跳地借文革的东风“荣升”到正部长级社会科学院书记院长的职位。假如在文革中没有非凡的特殊“功勋”表现，岂能有如此直冲云霄破格的奖赏？由此可知，王伟光也是起家发家于文革，也是文革的政治经济暴发户文革的既得利益者，是尸位素餐靠鼓捣阶级斗争混饭吃的文革棍子文革宠儿！是属于北大副院长季羡林教授生前确认的“潜在的癌细胞”。季教授在《牛棚杂忆》中对此类混混有精确的认识：

“在那些打砸搶分子中，確有一些禽獸不如的壞人。這些壞人比好人有本領，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個常用的詞兒：變色龍，這一批壞人就正是變色龍。他們一看風頭不對，立即改變顏色。有的偽裝成正人君子，有的變為某將軍、某領導的東床快婿，在這一張大傘下躲避了起來。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縱橫捭闔的伎倆，暫時韜晦，窺探時機，有朝一日風雷動，他們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點子多，深通厚黑之學，擅長拍馬之術。他們實際上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潛在的癌細胞，遲早必將擴張的。”

王伟光们难道不是“必将扩张”和正在扩张的癌细胞？

癌细胞们，请不要再折腾国家和老百姓了！

何况，那一天如果真的来到，首先被坚决反抗挨“革”的必然就是你们！像邪教徒那样满怀虔诚架着喷气式默默被宰杀的，绝对不会再有的了！